1940年5月3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亲临祝贺。王明也来了，但只说了一句话：“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他为何这么说？

这还要从1937年说起。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台委员、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王明，带着康生、陈云回到延安，并很快向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发起进攻。在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上，甚至让毛泽东自己说又一次“被孤立了”。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了“三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认为王明不能到武汉去，但一心只看重国民党力量的王明执意要去武汉，会议甚至把流鼻血病休的陈云抬出来举手表决，最终3票对5票，多数人还是支持王明去武汉。王明到了武汉，处处自行其是，很多事情上竟跟中央不一致。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论文，王明不顾中央电报要求，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而且武汉的《群众》周刊也未刊用。不仅如此，王明1938年夏天在汉口写诗《论持久战（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中心错误）》：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盾牌。

不仅如此，王明还秘密托在武汉的苏联人员将他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意见转告斯大林，告黑状。

对于王明的作派，毛主席看得非常透彻，后来他在一次同外宾谈话中讲得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王明一切服从国民党，’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用嘴巴上课；蒋介石开始还挽留他，随后则用机关枪给他上课，’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在他主持的长江局和归长江局管辖的、项英负责的东南分局以及新四军的工作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惨通的“皖南事变”。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和经济援助回到延安。王明竟然提出，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台成员，共产国际的指示，应该由他在武汉传达！

后经中央一再发电，王明才勉强到了延安。一到延安，他就迫不及待找王稼祥问共产国际有何重要指示，王稼祥直接告诉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你不要竞争了！王明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

9月14日至27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第一天，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指示的报告，并特地说明：季米特洛夫在临走时特意嘱咐，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这下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争当领袖的资格。

“九月会议”的胜利召开，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六中全会的召开做好了准备，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最高领袖地位奠定了基础，王明争当领袖的闹剧也终于曲终人散了。

然而，在六中全会上，王明虽然口头说“同意各报告”，“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但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他没有在全会上作过检讨，对同志们不点名的批评也不接受。

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主席先后发表《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进一步阐述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

王明却对这一系列著作充满反感，并再次写诗嘲讽。这次他的诗叫《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

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

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

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

列意被修改，前途迷雾存。

然而，王明一己之言岂能左右人民大众的意见？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据档案记载：“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油灯的时分，拥挤着会场里的五六倍群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凝听，情绪激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

王明一见势头不妙，坐立不安，心生一计：跑到马列学院给学员们讲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并把在莫斯科印制的精装小册子发给一部分学员，后来更是擅自印行，还以中央书记处的口吻要延安各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把这本小册子当作基本教材来学习，事实上造成了公开的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挑战。

如此看来，王明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只说一句话，背后的态度和深意，就不难理解了。

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党员干部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基层，对于上级印发的文件资料一律都认为是要贯彻学习的路线方针，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难免会遇到受到干扰。

毛主席也意识到了思想问题、有关党的历史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全党的思想认识不能统一，中国革命将无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毛主席决心提前解决这个问题。

1940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主席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但会上领导层意见未能统一。

毛主席一向是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成，更何况这是关系党的事业的大事。为了彻底弄清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路线问题，也为了使大家彻底认清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区别，毛主席从1940年开始，下决心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下了很大的工夫，在收集编辑过程中，作为亲历者、但曾一度被打压的毛主席第一次读到了许多过去在中央苏区他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这使他对很多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

毛主席把这本文集称为《党书》。这应该是最早的党史教材。

1941年“九月会议”之前，中央把《六大以来》发给参加这次扩大会议的高级干部，要求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比较和分析，看看究竟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在后来的1943年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对当年采取的措施带来的反应说得很明白：“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党书一出很多同志解除武装，故能开好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上，博古、洛甫等人先后作了诚恳的检讨，王明虽依旧不服，但人心尽失。会上虽然很多人做了自我检讨并开展互相批评，但这是同志间的批评，严厉但气氛融洽，散会后还闹着要毛主席请吃饭。

毛主席笑着说：过去你们都叫我“老毛”，须知“毛”是一毛不拔的；何况“老毛”，更是拔不动了。于是推给任弼时。就连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都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充满了“亲密团结的气氛”，这是走向兴旺发达的良好预兆。

后来到1942年延安整风，党的思想空前统一，王明路线彻底被批判，面对接连而来的批评和揭发，王明竟突发急病进了医院，对他的批评虽然无法继续，但他对中央发起的挑战也彻底破产，再无翻身之机了。

1945年“七大”召开。许多代表不愿选王明等人做中央委员。后经毛泽东出面多次做工作，他们才被选上。毛泽东还生怕王明等几个人选不上，一直等到亲眼看到王明选上了，他才松口气，这种以德报怨的胸怀与王明小肚鸡肠的算计想比，高下立判。

“七大”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逐步家喻户晓、常盛不衰，在全世界都产生巨大影响。不管王明当年那句“学习毛泽东”出于何种缘由，“学习毛泽东”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动力、智慧源泉，永载中华民族史册。

1.白云涛编著，《中共党史珍闻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2.黄少群著，《从井冈山到延安毛泽东的奋斗史》，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6月。

3.程中原、夏杏珍著，《党史国史上的要人大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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