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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后的思索与反省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杨剑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中国论文网 /5/view-1333658.htm　　吴智斌、林雪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记录、整理：杨剑龙、朱品君 　　 　　杨剑龙：前不久，网站上出现了关于“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话题，应该说这是特别触目惊心的话题。这里存在着媒体暴力性倾向，为了引起某些轰动效应，把某些话语的范畴、内容、概念无限扩大。其实我们后来了解到，德国汉学家顾彬是对卫慧、棉棉这些女性作家的创作不看好，至少他认为卫慧、棉棉的作品格调不高。顾彬是一位汉学家，2001年12月我在德国柏林参加“翻译与接受：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国际会议遇到过他。他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他从文学史家的角度来看，卫慧、棉棉的作品肯定是进不了文学史的，我们媒体以夸大其辞来追求某些轰动效应，与其原来的意思有很大的出入。 　　我们现在来看，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看法有他的合理之处，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一、当代中国作家外语水平都比较差，能真正成为大家的微乎其微；二、他将当代中国作家与1949年以前的作家进行比照，谈到了沈从文、鲁迅、茅盾、丁玲，认为当代作家显然没有超出现代作家；三、他提到了一个特别引起我们深思的问题，他认为真正看不起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是中国人自己；四、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唯一超过了现代文学的是诗歌，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创作的心态有非文学谋求的倾向，如市场、金钱、奖项，中国当代的诗人没有这些考虑，更多出于纯文学的考虑；五、他提到了文学要与政治分开。当然他也很矛盾，文学和政治分开不太可能，但他有一个观点我比较赞同，就是作家要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要为老百姓说话；六、他说中国当代作家是在按照外国模式写作，如果没有外国文学，也许90%的中国当代文学不存在，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模仿。这就让我联想到邱华栋曾经称中国新时期文学是“侏儒文学”，就是说中国新时期许多作家是匍匐在外国作家的脚后跟亦步亦趋的。 　　媒体对顾彬言论的一种不甚真实的报道，现在已经澄清了，从媒体的关注来看这个热点已经过去，但我觉得顾彬的言谈中确实有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对这样的话题来做一些讨论，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包括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到底怎么比？到底一个作家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创作？到底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除了对世界文学的模仿，中国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些都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包括作家创作的意识和立场，包括作家的世界性的眼光，包括文学创作中的模仿与独创，包括批评家的声音和媒体，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讨论。 　　 　　一 中国作家创作与外语关系的问题 　　 　　吴智斌：我觉得顾彬提出的当代作家不懂外语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这确实是当代很多作家的一种缺陷。中国现代作家很多是懂外语的，1949年以后，我们基本上有点把学外语、借鉴西方这一条路切断了，到新时期又重新接起来。顾彬说北岛在西方是很成功的，若要了解为何北岛在西方成功，那就是中国作家们应该学会外语。但正如奥地利汉学家马丁?温特指出的，顾彬这样一个资深的汉学家，翻译北岛名作《一切》时尚且会漏掉一句，也就是说顾彬的汉语也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懂外语对于创作并不是最关键的。 　　林雪飞：严格地说，由于语言表达的差异性，文学作品的原版和翻译也必然存在差异，我们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如果能很好地掌握这一国的语言，直接阅读原文确实更有可能体会其中的全部蕴涵。外语对于作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它并不仅仅是一种阅读工具，也是一种思维工具和交流工具。如果能够很好地掌握一门外语，就有可能获得一种与之相应的思维方法来丰富原有的思维，更好地理解他国的文化和文学，也获得超出固有思维反观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另一种可能。而且，自如地运用外语也会为作家打开一扇与“他者”更好地交流的门户，他可以不依赖于翻译，更自由和自主地选择对于自己有兴趣有价值的东西，获得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视野狭窄是很难创作出伟大作品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顾彬对外语的强调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外语更主要的应该具有开拓作家视野、拓宽作家思维的作用。 　　吴智斌：我并不反对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掌握外语的重要性，但在我看来，在作家创作与外语的关系上，顾彬有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在懂不懂外语与写出好的文学作品的关系上，他夸大了外语的作用，他把中国作家创作的成功与否定位在是否在西方成功，由此来判断中国作家的创作水平。在这个问题上，他举到了很多现代作家的名字如鲁迅、张爱玲等，说1949年前的作家有的时候会翻译自己作品，他尤其指出了卞之琳、林语堂用英文翻译与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予以说明。他说卞之琳将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比他用中文写的诗歌更好；说林语堂“英语是非常精彩的，但是他的中国译者中文差得很。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在西方这么成功”？他一直在强调中国作家的作品在西方成功不成功，他对中国作家写得好与差、能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在西方成功与否为依据进行判断的。 　　林雪飞：关于“西方中心主义”，这确实是一个当今时代在各个领域都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运用的很多思想理论、研究方法、甚至批评话语都来自西方，我们在写作、批评的时候，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所以对中国当代作家和批评家来说，怎样减少以西方为本位和依附西方的思想，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任何一个作家应首先掌握好自己的母语，否则，他的作品就失去了文化归属。 　　杨剑龙：我想外语的问题，其中始终有一个他者的东西，中国作家想走向世界，这个标杆从某种角度说是诺贝尔情结，高行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作家有很大的刺激。走向世界的这种渴求使他们把西方的作家作为一种摹本，然后沿着西方作家，尤其是沿着已经得到诺贝尔奖作家的脚步前行，这也构成了中国当代作家在诺贝尔情结下创作的一种姿态。在这种姿态下，中国作家的眼光也好，创作方式也好，跟中国电影有点相类似，有种期望在走向世界的途中得到他者关注的心态，甚至有时有点献媚的表情。中国作家用母语写作的，就难以走向世界，这里有一个翻译的问题，这就造成某些作家的一种媚外姿态。 　　中国1949年以后的文学是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文学，把现代派都打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学，把通俗文学都打成了封建主义的文学，只有现实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国门打开以后，西方的哲学思潮、文学思潮蜂拥而入，作家们模仿外国作家作品，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说中国新时期作家如果没有外国作家90%的创作都不存在，那也太偏激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观点的背后确实存在着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绝对地以西方文化、西方文学评判的标准来看中国文学。我觉得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世界文学走向中国，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顾彬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要懂外语是对的，要真正走向世界，外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但是也不能过于绝对，说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就一定要懂外语，沈从文也不懂外语，但他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作家。外语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对于中国当代作家可以作为一种要求，但不能作为一个绝对的条件，作家的创作用母语写作是他的一个本分与基础，如果我们中国的作家都用英语、法语写作，那中国文学还有什么呢？我觉得文学创作的根基还是母语。可以把外语作为对当代作家的一种要求、一种希望，掌握一门外语可以了解世界文学的动向，能够更好地去体悟去把握世界文学，更好地去借鉴学习外国文学的传统，这无疑是有益的，但是目前用外语写作来要求当代中国作家还不是很现实的。
　　 　　二 当代作家与中国传统及西方文化关系的问题 　　 　　杨剑龙：顾彬提到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传统意识问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有人提出中国新诗的新古典主义，认为中国新诗应建立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基础上，这一点我十分赞同。但他认为，中国当代诗人古典诗歌造诣太浅，关注的只是西方现代派诗歌，而把西方现代派看得一钱不值，这我是不能赞同的，事实也不是这样的。新时期之后，我们的作家大多关注西方借鉴西方，很少回顾传统，很少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中寻找精神资源和艺术营养。虽然“五四”举起了反传统的旗帜，但是文化的传统、文学的传统有时是难以割断的，我们对中国现代作家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研究还不够，如《红楼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包括张爱玲、林语堂、巴金等的创作，都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文化的根脉是割不断的，总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将中国新时期文学和现代文学相比，其沿着西方模式走的态势确实更明显，这就提出了中国当代作家怎样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的问题，不应一味将西方文学作为唯一圭臬，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中国文学和文化中有许多可以继承、弘扬的传统，多读包括孔、孟、老、庄等中国古典文化名著，对当代作家是有益处的。 　　吴智斌：对于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问题，我觉得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但是说中国当代文学离开西方文学90%就不存在，我也不赞同。我觉得中国当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借鉴、模仿在作品中是一种混合的状态，其中有着作家对于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表达，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当代文学中的很多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几乎所有的评论家异口同声地说它是借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这种借鉴确实存在，但韩少功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丙崽”这一个寓言化的人物，其所表达的对于楚巫文化劣根性的表述却是非常民族的、地域的，很难说这样一个作品没向西方学习的话就不存在了。严格地说，应该是西方的技巧使当代作家表达某些思想更加便捷、更加生动了。西方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东西、新技巧、新方法、新舞台，如果说离开西方文学文化，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存在了则是荒谬的。但顾彬提到的中国当代作家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注意得不够，甚至是瞧不起自己的文化，我觉得切中要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根肯定是在中国传统，这毋庸置疑。 　　林雪飞：作家的创作还是必须坚持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的，脱离传统就失去了基础，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建构。在“顾彬事件”发生后，“德国之声”的记者又第二次采访了顾彬，其中再次谈到语言问题，顾彬也表示中国作家应先学好古文，再去学外语。对于中国当代作家而言，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都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都应该很好地加以利用，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高更远。在强调创作的民族性的时候，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也有某些误区。有的创作为了突出民族特点，就刻意去寻找那些不为人们熟悉的、特异的、原始的东西，似乎认为只有这些不为当今中国人熟悉、也不为外国人所知的原始，才是中国民族的。 　　杨剑龙：其实，这也是涉及到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文化自信心的关键问题，中国文化应该有自信。很多作家很焦虑地想走向世界，而又认为这世界唯一的地点在西方，以至于常常数典忘祖。但其实“祖”是很重要的，只有继承了“祖”，才能被西方看得起，如果自己就看不起自己的祖宗，西方也不会看得起你。就像一个人，如果对父母都不孝敬，我们还能看得起他什么呢？中国作为几千年的文明大国，其文明的辉煌在历史上是有所记载的，西方也很看重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的魅力，西方人常常觉得是无可企及的，但我们自己却常常在面对西方时，以自卑的心态忽视甚至看不起中国传统文化，忽视甚至看不起中国经典文学，甚至漠视、鄙视，这是特别不应该的。一方面中国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也在走向中国，二者都不可忽视。只有确立起民族自信心、文化自信心，才能真正昂首挺胸地走向世界。 　　 　　三 中国当代作家的公共精神 　　 　　杨剑龙：顾彬在他的谈话中提到的中国当代作家缺乏公共精神的观点，我觉得值得深思，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公共精神我觉得就是顾彬所说的作家的一种独特的思想，作家为老百姓说话的姿态。 　　吴智斌：总体上我赞成顾彬说的中国作家没有公共精神的这一说法。他说中国作家缺少的是英文说的Public Spirit，德文说的Zivilcourage，编者在他说的这两个词后面做了注释：“大致意思为公共精神，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顾彬在另外一个地方又阐述了这个观点，他说中国当代作家害怕面对中国真正的问题，他们老是重写过去的东西，写1911年或者1949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看法直达本质，我们的作家确实有点回避当代的很多问题，不敢担当起文学说真话、匡正义、谴丑恶的责任与使命。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过，我觉得在80年代，在经过“文革”的压抑之后，这一时段的文学和作家有过这样一种公共精神的，但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样一种声音、一种精神消失了。作家们好像突然患上了集体遗忘症、失语症，把80年代的文学理想、信念和激情全部抛诸脑后，要么完全贴近到现实的经济大潮中，让自己的创作跟着市场转；要么干脆回到近现代史，甚至更远的历史时空，放弃了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使命。 　　林雪飞：确实如此，任何文学也都应有这种精神、这种思考，没有思想的作品不可能是伟大的作品，没有思想和勇气的作家也绝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这种精神和思考应该包括很多方面，对整个的生活，包括对政治的思考。每个作家又都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创作，有时现实的环境也给了他们一些不可避免的限制，还有长期形成的一些民族的思维定势和表达习惯的制约，都给作家们很多牵绊，这个问题也不只在作家中存在，其实当代中国很多领域都比较缺乏公共精神，官本位的思想抑制了民本位的传统。 　　朱品君：我觉得关键是作家自己愿不愿意带着这种公共精神去创作，很多作家也把责任推到客观外部环境，觉得没有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一些外国作家在集中营和监狱还写出了不朽的作品呢，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 　　杨剑龙：我觉得要真正确立这样一种精神也不是那么容易。这里头有一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要，比如顾彬谈到中国当代诗歌和小说，他觉得诗人常常特别专注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和感悟，小说家包括其他文体作家则特别关注文学以外的东西，金钱、读者、市场等等，我觉得这还是很有道理的。 　　吴智斌：我觉得文学本质上应该是一种批判的思想与声音。诗歌与诗人尤其是一种社会激进的批判力量。当代诗人中如北岛，包括顾城，哪怕他是一个童话诗人，采用一种童话的风格在写诗，他也在强烈地批判。北岛的《雨夜》、《回答》等，今天读来仍是让人非常振奋。我觉得在这一次由顾彬引起的讨论中，大家很少关注到1949年以后前27年的文学。关于这27年文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将文学单一化、浅表化、划一化。真正的文学其实是没法彻底大众化的，新时期文学将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人性还原给文学，在这一点上功不可没。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今天，我们的新时期文学也不过三十年的时间，三十年要产生什么样的伟大作品我觉得不太现实。好的作品的产生，时代是很重要的，好的作品、好的文学的出现需要时代的巨大的失落感和断裂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作品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表现了这样的一种断裂。今天回过头去看，沈从文那种为民族命运而产生的忧伤与哀悼依然是非常动人的，在很多作家高呼启蒙切断一切传统的时候，他是去细致地关注旧文明中的美好，因此有人称他是反启蒙的。就目前来讲，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产生大家的时候，尽管时代的转折已经出现了，但程度还不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等待、观察，我们得有耐心。
　　林雪飞：我们现在的时代太浮躁了，诱惑也太多了，有许多东西值得思考，我们也逐渐意识到了存在的问题，不断地呼吁和解决这些问题，文学创作可以获得更自由的时代环境，有公共精神的作家也可以不断成长，对发展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也不必太悲观。 　　杨剑龙：我们的文化也好、文学也好，从80年代到90年代有一个发展趋势，80年代是形而上，到90年代走向形而下；80年代是走向崇高，90年代是走向低俗；80年代是讲责任、讲启蒙、讲承担，到90年代是讲个人、讲生活、讲享受。文化从80年代的精英色彩到90年代知识分子走向民间，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90年代知识分子走向民间有一个误区，或者说是偏执的东西，走向民间的过程是混居民间之中，降低知识分子自己的文化品格来迎合民间、迎合世俗，使文学创作也越来越低俗化。新时期文学从小说家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作家大概有两类：一类是重名，作家们往往有个文学奖情结，名望大一点的作家有诺贝尔情结，名望次一点的作家有茅盾文学奖情结，有些作家的创作最初的构想就是奔那个奖去的，他创作的叙事方式、作品的主旨，都是随着文学奖的指挥棒而动。比如说他关注诺贝尔奖，便更多地写边民生活、原始状态，其作品洋溢着原始民族神奇迷离的文化气息，来迎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某些评委，这种倾向可以说还保持一种崇高感，但这种崇高我觉得是变异的崇高。有些作家知道追诺贝尔文学奖是太遥远了，就一味去追茅盾文学奖，目标再小一点的去追“五个一”工程奖、各省都有的文学奖，等等。另一类是重利，看重读者市场，看重经济收益，却不在乎名声。他们揣摩读者心理、市场走向，降低创作的格调以迎合读者，文学创作走大众化之路，包括重欲望的描写，包括重官场的揭露，读过后你回头来看，这甚至跟晚清的小说有相像的地方，比如黑幕啊，鸳鸯蝴蝶派式的写性啊，包括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都是奔市场去的，奔钱袋子去的。这就构成了90年代以后经济转型中的文化转型，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时尚。从某种角度来说，真正能够耐得住寂寞的，真正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真正能够表达自己情思的作品，从总体上看并不是很多。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很多作家疏离现实关注历史，这种变化我想和进入90年代后的状况有关系的。这跟学界也是很相近的，90年代后学界有不少学者返归历史，他不研究当下，而研究晚清，甚至研究古代，很多学者本来是在文学界，而转向思想史的研究，脱出文学进入思想史，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希望从历史当中去寻找某些经验教训，立足点与潜在的眼光还是关注当下，期望从历史当中发现某些和当下契合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触及当下有危险。所以很多作家去写历史小说，写新历史小说。当然文学要与政治完全疏离是不太可能的，但我赞同这样一句话：一个作家也好，一个思想家也好，他至少要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有自己的声音。我觉得作家是知识分子一员，不管他进过大学也好，没进过大学也好，知识分子总体上说是应该有一点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的，如果知识分子缺少批判精神，就常常会成为御用文人，只能够跟着别人的声音走，上面怎么说他怎么写，上面说“和谐”社会，他写一部小说是“和谐”小说；上面说“三个代表”，他写皇帝都是清官、都是代表，所以有一阵电视也好，历史剧也好，皇帝都是完美无瑕的，看那样的作品你会想作家到底想说什么?文学如果缺少一种批判色彩，缺少一种思想，仅仅满足于歌功颂德的话，那也仅仅是一种过眼烟云的东西。 　　 　　四 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 　　 　　杨剑龙：顾彬在2001年德国召开的某次国际会议上，批评“9?11”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采取了幸灾乐祸的姿态，引起了与会中国学者的不满与争辩。当时，顾彬可能是听见过这样的幸灾乐祸的声音，但他以偏概全把个别当成全体，引起会议上的公愤。顾彬说某一部分文学是垃圾，结果被上升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也是一种以偏概全。在此“垃圾”一词到底应怎样界定？是不是进不得文学史的就是垃圾？这也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有些文学作品还是可以一读的，但不成为经典，是不是也是垃圾呢？中国人确实有洋奴心态，自卑奴性，他们比外国人更瞧不起中国文化，是“假洋鬼子”，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然有长处有短处，但我们不能任何时候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来看中国、看中国文化、看中国文学。外国人的评价是另一回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如果你是为了获取一张绿卡去说这样的话，还情有可原。但有时候构成一种本能与惯性，或者成为自觉不自觉的表述方式、叙述语态，用阿Q的话来说就有点“妈妈的”了。 　　林雪飞：网上有85％的人赞成“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这一说法，我认为这些读者对中国文学有一种不满，但我觉得其中也有很多人，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略带极端的评价把这个事情扩大，引起中国当代作家的警醒和思考。 　　吴智斌：顾彬说他在复旦大学和人民大学都讲过类似的话，但当时都没有引起反应，甚至很多人也是同意他的看法的。这和媒体的不实报道有关吧，或许因为顾彬是外国人，由外国人公开说这样的话激起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其实前不久，诗人叶匡政“揭露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炮轰一切与文学有关的人和事，而几年前葛红兵也曾经分别给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写过悼词，这不是一个突然的事情。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是过分了一些，但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我们对问题都是一种应激反应，就像人的本能一样，谁敲过来，就打过去。既没有防备，也没有回顾、总结、研究、分析。 　　林雪飞：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现在就做出终极评价，恐怕是不够准确的。任何事物都必须经过一段历史的沉淀之后，才能看得更清楚、更公允，当下对当下的急切评价，比较容易遮蔽或忽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中国当代文学还处于发展中，是一种进行时态的文学，我们也需要让它经过一段历史的淘洗和沉淀，才能确认它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就像我们今天所公认的许多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在当时也曾经有过不被认同、被误解的状况，但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与淘洗之后，他们的价值最终被确认了。 　　杨剑龙：当代文学是一个过程，一个经典化的过程，经典不能在某一时刻就产生，它是一个过程，不断地淘洗、筛选、发现的过程，对经典的阅读也是一个常读常新的过程。 　　吴智斌：现在一些走红市场的作家往往并不进入当代文学的主流，包括韩寒、郭敬明、卫慧、棉棉，以后是不是就是作家还不好说。比如木子美、九丹，他们是不是也包括在作家群体里面。另外，顾彬在他的谈话中提到《狼图腾》是“法西斯文学”，丢了中国人的脸，我觉得这可能是由于德国历史的原因，他对于“血”与“土”这样一些问题比较敏感。我觉得《狼图腾》不像他说的那样糟糕，这个作品它首先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其次是一个张扬雄强民族性的问题，不像法西斯的本质是人对人的一种掠夺与屠杀。 　　杨剑龙：文化是多元的，文学也是多元的，我们不能要求文学一元化，可以有各种层次的文学，崇高的也可以，时尚性的也可以，经典性的可以，地摊性的也可以，地摊文学过眼烟云，消遣的、娱乐的，你说它垃圾就垃圾，但它有市场，有读者。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作家都写崇高的东西，但是一个时代必须有撑得起来、站得起来的文学，不能全部是娱乐的、消遣的、时尚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电视剧、电影，至少有些作品读来给人某些启示、某些震撼，有某些可以耐得咀嚼的东西，而不是为了迎合一些东西，应该是作家心底里想抒发、想表达的东西，而不是应景之作。我曾经跟一个作家雪漠聊天说，简单地看，我认为作家有三种写作：一种是以生活写作，这个作家生活积累很厚实；一种是以思想写作，作家思想特别敏锐和深刻，表达对社会、对生活、对世界的思考，你读了有某种感悟；一种是以技巧写作，更多的是在形式上。当时我对雪漠说，你大概属于第一种，最好的创作是把三者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文学从总体上来说，应该有一种人道精神，这种人道精神体现在文学中间，表达对弱者的同情与怜悯，对于丑陋事物的愤懑。作家的创作应该融会其人生的哲理，经典之作大多是一个作家的潜心之作，可能是十年磨一剑的作品，虽然有的时候是满纸荒唐言，但要有一把心酸泪，作家自己要先感动自己，才能真正感动读者，现在这样的作家太少，这样的作品也太少。我们不要求一个文坛千篇一律一种声音，文坛应该有撑得起来的作品，站得起来的作家，这样的作家才可能真正地走向世界。 　　吴智斌：顾彬对中国诗歌是比较宽容的，可能他看到的是80、90年代的诗歌，他没有看到现在的“梨花体”、“下半身诗人”、“废话诗人”的诗歌。赵丽华作为国家一级诗人，写出那种水平的诗，真是有些不可思议。80年代末的那些诗人，像李亚伟、伊沙啊，虽然和以前北岛、舒婷、杨炼等诗人所具有的那种使命感、责任感也不一样了，但他们确实在反对权威，反对一些虚假的东西，反对那些强加给我们的意识。 　　林雪飞：诗歌的文体特点就与小说不同，现在中国当代诗歌不像当代小说那样有很好的市场，所以很多东西可能就没有那么表面化，其实80、9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他们也消解崇高，后来也有世俗化的倾向，但不像小说表现得那么明显，可能顾彬也没看到那样的东西。 　　杨剑龙：今天，我们就顾彬的话题展开讨论，讨论了当代作家与外语、当代作家与中国传统、当代作家与公共精神、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等问题，撇开新闻媒体对于顾彬话语的夸大不实报道，顾彬的话语确实给予我们某些思索与反省，我们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不足与倾向，我们强调弘扬中国文化与文学传统，我们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是期望中国当代文学更加兴旺发达，期望中国文坛扬长避短创作出更多经典性的佳作。 　　 　　责任编辑 树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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