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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议员开会使用手机及iPad或被停职 _打印版_中国行业研究网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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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手机和平板电脑发展迅速及其便携性，往往成为人们工作中开小差的隐患。为根除这种隐患，澳大利亚一城市对其议员不惜祭出杀招。据澳大利亚新快网10月15日报道，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通过一项议事法规变更草案，议员在开会时使用手机及iPad将受到惩罚，而且还有可能因此被停职。
　　这项法案的通过意味着该市议员们在议会庭或委员会办公室开会时必须将手机关掉，或将其调至振动或静音模式，并且不能接听电话，查阅短信或邮件等。同时，议员们开会时也必须将其平板电脑调成静音模式，并且仅能将其用在收阅会议电子文件方面。
　　据当地《信使邮报》报道，若被抓到违规，涉事议员会被要求离开会议室，并可能将因此面临谴责或停职。任何拒绝离开会议室命令的议员还将面临高达1250澳元(约合7281元人民币)的罚款。
　　对此，阿德莱德市某议员对此表示，这个变更草案“十分粗暴”，誓言进行抵抗。然而，该市市长认为，这个法规变更会确保议员们集中精神，作出“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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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页面网址：民国初年国会如何开会：议员间相互对骂决斗
来源:东方早报
　　“自由、平等”在当时绝非毫无争议“最宝贵的价值”，至于“理性、包容、多元、开放”，若要问当时的“立宪派们”具体指什么，他们多半两眼一抹黑，听都没听说过，所谓“最宝贵的价值”更是从何谈起？　　以现代的观念去分析过去的历史，如果运用得当，会有独特的视角，如果运用不当，则不仅会歪曲历史，还会混淆观念。《国会现场》一书对现代观念与历史的结合则略嫌生硬，在引用非常流行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时，这个缺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武昌起义后不久，湖南首先响应，宣布独立，以焦达峰、陈作新两人为正副都督。当时湖南秩序混乱，焦、陈两人控制不住局面，湖南前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以旧咨议局为中心组织了省参议院，“省议会成立后，草拟最重要的一个文件是《都督发令条例》，规定参议院有权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的命令必先由参议院审议同意，加盖院戳送还，始可发交各机关执行”。谭延闿为什么这么做？《国会现场》一书说，“立宪运动的丰富阅历告诉他，权力一定要监察”，谭延闿的“真实用意，就是想把焦、陈这两位江湖大佬的权力，关进笼子”（12-13页）。　　可是，焦、陈两人机缘巧合当上了湖南都督，令不出都督府，地位朝不保夕，他们手上根本没什么权力，又谈何关进笼子？湖南地方绅士瞧不上他们，新军也不买他们的账，做了不到十天都督，他们就在一次兵变中被谋杀了。　　对此，《国会现场》竟然归因为《都督发令条例》“在参议院讨论不下去，只好暂时‘搁置’。议会的第一次‘限权’尝试，便不了了之。权力不能关进笼子，它就要肆虐了，最后把掌握权力的人也吞噬掉”（14-15页）。其实焦、陈之死，不是因为他们是“掌握权力的人”，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权力。　　其实，我们在谈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时，会不自然地忽略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必须存在着连续而稳定的权力。如果生逢民国初年那样的乱世，尽管那个时代“芳华鲜美”（354页），但是整个中国分崩离析，根本就没有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在这种状态下若是有人哭着喊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想哭都没地方哭。　　辛亥革命后，中国最有实权的人物当属大总统袁世凯，然而，袁世凯的权力没有任何法理上的支撑。根据《临时约法》，中华民国采取的是内阁制而非总统制，袁世凯的大总统头衔只不过是个虚名而已，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实权。所以，袁世凯千方百计要把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国会现场》对此评论说，“权力不甘于被关进笼子，它要破笼而出了。”（89页）袁世凯的情况不属于“权力不甘于被关进笼子”，他自身的权力并不稳固。　　从法理上来说，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会。自清末开始，国会就被认为是可以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机构。然而，民初国会成立以后，拥有监督权的国会本身成了一个权力，而且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梁启超说，“盖政府不妥，能藉国会以矫正之；国会不妥，则更无办法。所谓国会不妥者，大略有二端。其一，则专务捣乱，不管政府政策之良与不良，一概挑持反对，致政府掣肘不能办一事。”（《国民浅训》，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5页）袁世凯一度被国会“专务捣乱”弄得束手无策，愤而指责“国会专制”。　　《国会现场》一书说：“‘国会专制’这个名词，是袁世凯从法国引进的。”（90页）其实袁世凯虽然精明能干，却不是一个思想敏锐的人物，“国会专制”也不是袁世凯引进的。此前在清末，有准国会地位的资政院嚣张不已的时候，刘廷琛就指责资政院“使朝廷避专制之名，议院行专制之实。议决案件，必要求政府实行，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在皇上而在议员”（《国风报》第一年第三十三期）。到了民国初年，很多思想家都把国会和君主类比甚至等同起来，严复在1913年时就曾说，“中华民国方以国会为之君”，“国既为民主矣，则主权诚在民。民众而不可以尽合也，于是乎有代议焉，而为国会。是故国会者，合数百千人之民献，名曰法人，有君象焉”（《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严复集》（第二册），325-326页）。　　如果国会真的能继承专制君主的权力和权威，那么民初的国会实践可能还不至于失败得那么彻底。当袁世凯受够了国会“专务捣乱”，受够了“国会专制”，公然干涉国会、剥夺国民党议员资格、解散国会的时候，国会完全不堪一击，国人也完全无动于衷。　　为什么中华民国“之君”如此不堪一击？权力的产生以及对权力的约束，都是建立在人们对于政治组织的基本观念之上的。梁启超说，英美等国“议会曷为而权力能如此其横伟，全国人信仰力所造成也”，“我国数千年信仰中心之机关，厥惟君主，而在今日，断无君主复活之余地”，“而以我国今日所处之地位，苟国会而不能保其为信仰中心之资格，则此中心者将永无道以发生”，所以，“国民之信仰国会，必使之如英人之视其巴力门，如我国前此人民之视皇帝，夫然后政可以行而国可以立”。但是问题在于，“数千年信仰中心之机关”的君主一旦被推翻了以后，“欲以国会为信仰中心，其事本非可一日致也”（《国会之自杀》，饮冰室文集之三十，11-15页）。　　和人们对君主专制数千年的“信仰”相比，国会的神圣性是极其有限的。连鼓励国民信仰国会的梁启超都没将其当一回事，他为袁世凯驾驭国会献策道：“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梁启超年谱长编》，6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没有“信仰”和观念的支撑，制度只是一个空架子。《国会现场》谈起民初国会，想当然地就联想到“自由、民主、公平、公正这些基本的政治伦理”（319页），联想到“‘我就是投不懂的东西一票’，这也是选民的神圣权利，谁可以否定他的一票呢”（225页）。其实，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之所以向往国会，和这些“基本的政治伦理”以及“神圣权利”都没有多大关系。　　清末的国会请愿运动中，资政院议员易宗夔曾说，“速开国会为救亡不二法门”（《资政院第十会傍听记》，《神州日报》日），这是当时中国人向往国会最大的理由。可是，国会正式开会以后，人们所见到的是，国会议员“之多数者，皆骄奢淫逸之徒，较诸稍有救国思想者，且相倍蓗焉”（《不职之国会议员》，《宪法新闻》1913年第11期）；所见到的是，“两院之中，但闻灌夫之骂座而已，力士之决斗而已”（《无能力之国会》，《庸言》1913年第一卷第二十号）。《国会现场》一书说，“中国人还不习惯国会里的辩论”，“议员一吵架，社会舆论就忧心忡忡”（110页），但是，和人们对国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救国救民的期望相比，现实未免也太惨淡，这使得对“中国不亡于真专制之政府，而亡于假共和之国会”（109页）的抱怨成了普遍现象。于是，后来当人们自认为找到了新的救国之方以后，国会就被毫无遗憾地抛弃了，并没有多少对“神圣权利”的留恋。　　民初的国会实践以其失败给我们留下最大的教训是不要迷恋制度：一种没有社会基础、没有理论背景、没有“信仰”支撑的制度，再好也只是空中楼阁。　　一般来说，制度产生于观念，必然是先有观念，后有制度，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制度多多少少是有其社会基础的。但是，民初国会制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内生的，而是移植的。梁启超说：“制度者，社会之产物也。制度之为用，虽时或可以匡正社会状态之一部分，然万不能离社会以创制度，更不能责制度以造社会。十年来之中国，日日以离社会创制度为事，其极也乃取凡与我社会绝不相容之制度，无大无小，悉移植之，植而萎焉，则咎制度之不善，而更谋改植。”他还不无痛心地说，“我国比年来对于制度之大患，在有革而无因，感现行制度之不适，则翻根柢而催弃之，故无论何种制度，皆不能根深基于社会，而功用无自发生，自今以往，其试验渐竣时耶。”（《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一，25页）梁启超对国会的失败有着切肤之痛，他的这些肺腑之言今天看来仍发人深省。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认为，我们可以“设计”出一种制度，使得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掌握权力，都无碍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与稳定。甚至有人认为，这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真正能够产生权力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都不是外在的制度，而是内在的观念，制度的作用是辅助性的，观念的作用是根本性的。　　1919年，梁启超实地参观了英国议会以后，感慨道：“我中、英两国，向来都以保守著名，但我们中国人所保守的，和英国正相反。中国人最喜欢招牌，抄几条宪法，便算立宪，改一个年号，便算共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英国人内部是不断的新陈代谢，实际上时时刻刻在那里革命，却是那古色古香的老招牌，抵死也不肯换，时髦算时髦极了，顽固也顽固极了。”（《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61页）英国是国会的发源地，最初的英国国会和现在的英国国会，招牌还是那个招牌，制度还是那个制度，本质差了十万八千里。反观自清末以来，中国人一直对制度革命、制度创新、换个招牌迷信不已，不断折腾，最终却还是换汤不换药，实在令人汗颜。　　真正的制度革命是观念的革命，而不是招牌的革命。如果对政治组织的基本观念已经达成了高度共识，换个招牌就没那么重要了。相反，热衷于换招牌的，总是要装作招牌背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样子。就像在清末的国会运动中，人人都信心十足地指手画脚，说国会就是怎么怎么样，然而真正实践起来了以后，个个都不知道国会是怎么怎么样了。《国会现场》批评胡汉民说，“胡汉民其实完全不理解民主政治的运作原理，不知道这议会到底有什么用。”（17页）批评“海军总长刘冠雄”说，“身为内阁成员，对国会性质的认识，如坠烟雾。”（74页）　　后人批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批后人也。《国会现场》批评胡汉民、刘冠雄，说得好像我们对“议会到底有什么用”、对“国会性质”的理解比一百年前深刻了一百倍一样。《国会现场》一书掷地有声地说，“议会制度就是用来避免缺乏专业知识的国民直接民主”（270页），“通过合适的方法，把专门人才选出来，把开车的责任交给他们，这就是代议制”（347页）。然而，如果把这些话中的“议会制度”、“代议制”更换成“科举制度”、“科举制”，变成“科举制度就是用来避免缺乏专业知识的国民直接民主，通过合适的方法，把专门人才选出来，把开车的责任交给他们，这就是科举制”，全句一样的通顺。　　《国会现场》把“民国宪政为何失败”归结为“不是民众程度太低，而是官僚程度太低；不是民众不想要宪政，而是官僚不想要宪政”（《代序》），这种论断除了可以满足读者吐槽官僚的想象之外，对我们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有害无益。《国会现场》屡次强调，“中国代议政制的失败，与民众素质一点半点关系都没有”（269页），但是，中国的代议政制如果要取得成功，则一定是建立在“民众素质”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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