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比较文学与英语教学归属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杨乃乔
在全球化发展冲淡了区域的民族一维性及其本土语言的规限性之后，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了，而表现为高教理念、社会转型与文化互动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
在学科设置上，国内高校把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整合为一个共同的二级学科，设置在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方向的一级学科下，而海外汉语区域的高校则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保留为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设置在外国语学院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方向下。
国内高校外国语学院的教学所面临的困境就在于，多年来过于看重本科生外语的纯粹技术性训练，而忽视了本科生关于外语发生的文化背景及其相关文学与历史知识性的积累。
这里有一个极为简单且重要的困惑在向我们设问：是为了掌握英语表达的技术能力而相应地了解英语所负载的文学、历史与文化呢？还是为了掌握英语国家及相关区域的文学、历史与文化而获取相应的英语技术表述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台港高校英文系的课程设置倾向于把掌握英语表达的技术能力捆绑在关于英语国家及相关区域的文学、历史与文化的获得上而完成，这一教学理念与国内高校的英语教学正好是相反的。在课程设置的比较上，我们必须承认台港高校英语系关于英语国家及相关区域的文学史、文学理论、历史与文化等方面的课程设置，在比重上远远多于那种低层面的纯粹语言技术训练的课程。需要提及的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外国文学或欧美文学）这两门课程在台港高校不仅是设置在英语系，并且完全是用英语讲授的，台港高校的中文系不用汉语开设这两门课程，并且课程设置偏向于讲授国学，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与汉语文学。
在比较全面地把握欧美文学史、文学理论与历史文化的基本知识背景下，台港高校英语教学是把英语语言能力的技术训练作为进入上述背景的工具，因此在课程设置与教学的方法论上，英语听说读写的技术能力训练是捆绑在较高的文化、历史与文学知识修养积累的层面上的；由于这些课程不是用汉语讲授的，所以学生对这一部分知识修养的积累、回忆、提取、使用与再表述，也必然是借助于相应层面的英语表达能力而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英语表达的技术能力与较高的文学、历史与文化修养是整合在一起的。由于英语表达技术的训练一开始即走向一个较高的层面行进，因此向下落到英语表达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公务的层面上是非常容易的，反之就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国内高校英语系毕业的大多数本科生、硕士、博士及大多数教师缺少英语国家及相关区域文学、历史与文化科研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国内综合大学及高等师范院校，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两门课程是设定在中文系，并且用汉语开设的。这种学科上的归属及授课的语言选择在高教理念上所产生的困境在于，第一，这两门课程中所涉及的英语国家及相关区域的文学、历史与文化作为教学内容与其母语――英语是分离的，由于这种教学内容与语言的分离，在教学结果上会出现这样一系列困惑的现象，中文系的本科生从汉语进入英语国家及相关地域的文学、历史与文化，本身在知识的获得上隔着一层因汉语翻译所带来的误读与文化距离感。第二，当中文系的学生对这一部分知识进行积累、回忆、提取、使用与再表述时，他们也只有通过汉语的路径反馈其汉语授课的英语文学知识背景，因此他们无法启用英语与英语国家及相关区域的学者在作为母语的英语层面上进行英语文学与英语文学批评的交流。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用再精彩的汉语来翻译英语文学，这毕竟还是失去了英语母语修辞风格之后的汉语翻译文学。
我们的建议是：无论是英文系与中文系都应该用英语来开设的英语文学史，把英语定位在进入英语文学、历史与文化知识背景的一个路径或工具，在获取英语文学、历史与文化知识的背景中提高英语的技术表答能力。在全球化时代，跨族群的不同语言持有者必须需要一种秉有国际性通用的语言进行交流与对话，当我们在认同英语已经是一种普适性的国际语言时，绝不意味着在认同中承认了英语原创民族因其语言的国际化而表现出来的民族扩张性，实际上非英语国家及区域在使用英语时，也把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民族个性也融铸于英语中，英语在走向国际化时也必须以淡化自己的民族性成为一种适用于全球化的国际公共语言。在这个意义上，在汉语区域高校的课程设置中，作为与汉语言文学相对立的世界文学，其中印欧语系下的外国文学无论在英语系还是在中文系都可以用英语来讲授。
在台港高校，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比较文学博士都在英语系或外国语学院就职，由于他们有着很好的双语能力及在高层面的外语水平上进入科研的能力，国内高校中文系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在科研中所涉及的欧美文学思潮与文学理论等，及中国古代文学少数学者所涉猎的国际汉学专业的科研，都是由他们来承担的，并且都是从外语与汉语的原典阅读直接进入科研的。所以台港高校外国语学院的学者在科研领地中的确表现出相当的科研实力与前沿性，这些经验的确值得国内高校外国语学院所借鉴。需要说明的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两门不应该整合在一起的各自独立的学科，因此对这两门学科方向的归属应该听取专家的意见且重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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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与“中国学”的本土化
作者：张耀铭&&&&&&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186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
摘要：摘要:近年来，“中国崛起”成了国际学术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建构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当前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构建“中国学”要注重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加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研究，提高“中国话语”的吸引力，使“中国学”真正成为本土化的以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的研究中国的学问。
关键词：中国崛起;中国学;本土化
　　中国崛起的步伐令人震撼: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1]2009年中国的出口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贸易总量占全球近1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从此，“中国崛起”成了国际学术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tence H． Summers)作了估算: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生命周期里翻了一倍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今这场现代化大潮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可翻7倍。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认为，“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2]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指出:“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道路，只会选择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3]
　　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转型的时代，期待我们要用新的视野去观察“中国实践”，用新的思维去研究“中国问题”，用新的理论去诠释“中国道路”，用新的学术话语应答“中国奇迹”。因此，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建构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当前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进入21世纪，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如火如荼，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场域”，发展成为一种显学。[4]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在人才培养、团队建设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也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已经成为不断占据学术界视野的学术焦点和发展流向。然而关于海外对中国研究的定位众说纷纭，有称谓汉学、国际汉学、海外汉学、域外汉学、世界汉学、新汉学的，也有称谓中国学、海外中国学、国际中国学、国际中国文化的，等等。综观国内学界的研究，存在“海外汉学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和四种不同的学术观点。
　　(一)超越“旧汉学”，提出“新汉学”
　　汉学(Sinology)是欧洲人的术语，其希腊语词根的本义是指秦始皇建立起来的秦国。按照国内学术界的习惯，汉学主要是指外国人“有关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5]作为根植于中国，发展在海外的研究领域，世界汉学历经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汉学不同阶段，已经发展成为三大板块:东亚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欧洲汉学，时至今日，几乎涵盖海外关于中国研究的全部内容。汉学原来的定义显然有着明显的局限和不足，所以澳大利亚汉学家任格瑞(Richard W． Rigby)[6]将其称为“新汉学”(New Sinology)。
　　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新汉学》一文，文章认为:“要了解中国在塑造世界秩序中将会、能够并且必须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并在所有层面上同中国进行更坦诚的接触。我认为，现在是建立一种‘新汉学’的时候了，这就必须超越过时的‘反华’或‘亲华’概念。”此后，“新汉学”这一概念逐渐被国内学者所引用。－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国内外百余位汉学研究者与会。此届大会正式提出了“新汉学”的构想和实践。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珏认为，提出这一概念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基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对整个亚太乃至全世界格局的改变，提出要超越“旧汉学”只注重经史子集等研究的传统，应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加以研究，即“新汉学”;二是基于新文献的出土，“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经典的时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有新的汉学”。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则认为，多年以来，汉学或西方中国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有忽略中国本土学术的倾向。在理解中国及其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方面，应整合汉学的知识与中国本土学术。这也属于“新汉学”的一个角度。总之，相较于以往的汉学研究，“新汉学”这一概念正被广泛提及。[7]
　　(二)从传统“汉学”到现代“中国学”
　　中国学(ChinaStudies)，又称当代中国研究(ModernChina Studies)，脱胎于汉学，崛起于美国。1955年年初，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成立“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The 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of Harvard University)，在其成立宗旨中阐述说，“当代中国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必须与以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典籍为对象的‘汉学’有所区别，必须依赖个人学者们的共同努力”，[8]从而推动了传统汉学逐渐向中国学的演变。1959年美国“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JCCC)成立，“为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奠定了组织基础和资金保证，从而使中国学研究步入群体化、规范化轨道”，[9]并通过研究“新形势下的对华政策”，[10]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国家利益服务。二是广义的中国学研究，包括所有的学科领域，如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宗教学、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甚至科学技术的理论问题，等等。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说:“海外中国学”研究涵盖很广，可以说任何属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可以包括在“中国学”之中。“但一般说来，可以区分为现实意义的研究和学术意义的研究两类。这两者应该是互补的，前者可以为解决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某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并为后者提供一些可深入研究的课题;后者则是有长远意义的理论课题和基础性的学术建设”。[11]中国社科院何培忠研究员认为:“‘中国学’是传统‘汉学’在现代的延伸和发展，而使用‘中国学’这样称谓，不仅可以包容所有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可以是人们对历史的中国有更深刻的认识，对现代中国有更好的理解。”[12]可以这么说，从传统汉学到现代中国学的演变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的过程。
　　(三)相互兼容的“中国学”与“汉学”
　　北京语言大学阎纯德教授在给《列国汉学史书系》写的序言《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中说:“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已经出现相互兼容并包状态，就是说Sinology可以准确地包含ChineseStudies的内容和理念;从历史上看，尽管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了。”“汉学家从对中国物质文化到观念文化的研究，其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现在，汉学不仅包括对中国的哲学、文学、宗教、历史领域的研究，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Sinology(汉学)和ChineseStudies(中国学)，它们已经发展到可以‘异名共体’的地步”[13]。
　　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更主张，应该将现在流行的“汉学”、“中国研究”和“中国学”等概念，统一定名为“国际中国学”。新的名称不仅有利于反映这一学科近代以来“在内涵的价值层面与外在的研究材料层面”的重大变迁和改观，而且还能够关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现实格局，以避免“汉学”的单一民族局限。[14]
　　(四)“汉学”与“中国学”学科性质不同。
　　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认为:“汉学”与“中国研究”或“中国学”的区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上，而且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具体说来，‘汉学’是一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即英文所谓的‘humanities’;而‘中国研究’或‘当代中国研究’则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即所谓‘socialsciences’。‘汉学’与‘中国研究’在学科性质上的区别，是由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所决定的”。“‘汉学’主要以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主要为训诂考据等人文学科的手段;‘中国研究’则以广义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涉及的学科主要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传播学以及心理学等，其研究方法是现代社会科学所倡导的实证手段”。[15]
　　上海社科院王荣华、黄仁伟研究员认为，从学术史讲，“汉学”具有400年的传统，拥有成熟完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中国学”则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问，更注重学术研究对于现实的关照性意义。从学术功能讲，“汉学”是一种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书斋式学问，是一种“钻故纸堆”的纯学术;“中国学”则注重对现实的关注，肩负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的任务，甚至可以被称为政府的“智库”。[16]
　　由于理解不同、认识分歧、概念混乱，面对“海外汉学”还是“海外中国学”的定位，国内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导致两者并存、各设机构、各办期刊、各开会议、各吹各调。
　　(一)海外汉学研究机构
　　早在1992年，清华大学就设立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1996年9月，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这是全国高校第一个研究海外汉学的实体机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和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应聘担任这个中心的名誉顾问。中心以海外汉学的发展和现状为研究对象，其根本任务是对海外中国问题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进行反研究，探索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特点、方式及其规律，以便更深入地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此后类似的汉学研究机构在全国重要高校中相继成立。
　　日，北京大学成立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由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担任主任，北京大学文、史、哲、考古等学科的一流学者任基地主任助理与各委员会执行委员。基地的学术活动主要有几方面:一是邀请国外著名汉学家前来进行研究，并组织学术考察、学术讲座、学术交流及学术会议等活动;二是组织翻译并向海外介绍中国的传统经典和国内优秀的学术论著，如《中华文明史》翻译项目和《五经》翻译项目;三是收集整理国际汉学家研究论著及海外传存的汉学典籍，建立特色鲜明、收藏完备的一流国际汉学图书资料中心，以弥补多年来国内各大图书馆收藏之缺失;四是编辑期刊《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一方面介绍西方汉学研究前沿，另一方面把国内研究状况介绍给海外汉学界。
　　(二)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
　　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组建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成为我国学术界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最早机构。1985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建立“国际中国学研究室”，开始招收国际中国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94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开始招收国际中国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10年浙江大学设中国学专业，成为国内首个面向留学生的本科专业。此后，国内各大学和社科院系统也纷纷成立研究机构:四川外国语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所”(1991.11)、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1996.3)、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04.2)、复旦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2010.12)、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2012.11)、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12.11)。其中华东师范大学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设有“海外中国学史”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课程，与北京大学呼应，成为一南一北海外中国学研究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三)学术期刊与学术会议
　　《国际汉学》是国内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份以研究海外汉学为主旨的学术刊物，创办于1995年，由著名学者任继愈创办并亲任主编。编辑部设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自2012年开始由原来的半年刊改为季刊，张西平任主编。《世界汉学》1998年5月正式出版。它以研究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与传统、理念与方法，介绍汉学家、汉学著作和汉学机构，传递汉学研究最新讯息为主要内容。欧、美、日、新加坡及台湾、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汉学机构参与合作，许多著名汉学家担任国际编委，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刘梦溪任主编。《国际汉学集刊》2004年创刊，由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主办，陈学超任主编。此外还有龙巴尔(法)、李学勤(中)主编的《法国汉学》，阎纯德主编的《汉学研究》，朱立元、陈光磊主编的《汉学论丛》等，成为汉学研究机构公开发表学术成果的专业学术阵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海外汉学研究机构组织召开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如1995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海南召开的大陆首次“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1997年1月，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5月，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此后，东亚汉学学会和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共同主办了两届“东亚汉学研讨会”;浙江大学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英国杜伦大学等主办了两届“杭州海外汉学与中外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了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围绕“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2007)、“汉学与跨文化交流”(2009)、“汉学与当今世界”(2012)展开讨论，具有广泛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成为沟通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论坛。
　　《中国学研究》(1997)由复旦大学主办，吴兆路等主编。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和宗教学的论文，每年一辑。《海外中国学评论》(2006)是由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朱政惠担任主编。主要刊载有关海外中国学家、海外中国学名著、海外中国学研究思潮、海外中国学发展史、海外中国学档案、海外中国学文献、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的论文、译文及其书评等。《中国学》(2012)是由上海世界中国学论坛主办、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编辑的大型学术辑刊，周武担任执行主编。辑刊以繁荣和发展世界中国学研究、促进海内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话与交流为己任，发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最新中外文成果，鼓励观点创新，提倡学术争鸣。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学科，尤其关注当代中国研究，设有“特稿”、“对话”、“历史人文”、“当代聚焦”、”中国与世界”、”重读大师”、”书评”等栏目。
　　2000年以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组织召开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如2008年6月，由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和历史系联合主办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2010年4月，由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与四川外语学院联合举办“俄罗斯中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2011年9月，由中国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和日本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主办的“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特别要指出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已成功举办四届。论坛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将“和”的理念与当代中国发展进程相结合，分别以“和而不同”(2004)、“和谐和平”(2006)、“和衷共济”(2008)、“和合共生”(2010)为主题，探讨中国研究的历史、现状和趋势，认识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以及21世纪全球挑战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议题。累计有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50名海外学者和500余名中国大陆学者到会参加学术讨论，同时，50多个外交机构和智库的代表与会。论坛已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研究交流平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四)学术特点和成果
　　国内的研究机构基于自身的学科优势和学术背景，各自选择了一些研究领域，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方法，形成了一些比较突出的学术特点。如“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把海外中国学研究作为学术史研究的一部分，重点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在海外的传播和发展;北京大学以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为出发点，强调文化现象的比较分析，探索中国文化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以及进入对象国后的发展变化;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则依托语言优势，做了大量译介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中心则把该研究作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一个分支”。[17]
　　近30年来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成果丰硕，特别是从国别和专题切入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以《日本的中国学家》、《日本中国学史》、《日本中国学史稿》为代表，从事“日本中国学”学科史的建设;以《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日藏汉籍善本书目》为代表，从事“国际汉籍文献学”的建设。由于他的多年努力，从而奠定了北京大学在“日本中国学”学科史方面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耿昇研究员，多年来从事中法关系史研究，侧重于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翻译与研究。在中亚史方面，涉及敦煌学、突厥学、藏学、蒙古学诸领域。在法国汉学方面，主要译介《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法国敦煌学精粹》、《法国藏学精粹》等汉学家的名著与研究动态。1995年获得法国政府文化艺术勋章。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朱政惠教授，主要进行海外中国学史、中外史学比较等方向的学术研究，代表作有《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史华慈学谱》等学术专著。《史华慈学谱》具体记录了史华慈学术研究的生涯，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学案和学术思想。由于主要文献资料采自哈佛大学档案馆，所以这本书对于了解美国中国学史、队伍状况、发展特点，以及中美关系、中美学术交流的演变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主要从事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西方汉学史研究，代表作有《传教士汉学研究》、《西方汉学十六讲》(主编)。《西方汉学十六讲》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汉学发展史的专业性教材，涵盖了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十五个西方国家的汉学发展史，脉络清晰，内容翔实，还原了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面貌，所以成为2002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项目。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国刚教授的《德国的汉学研究》、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阎国栋教授的《俄国汉学史》、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仇华飞教授的《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等，都做了扎实而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此外，“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学研究文库”、“列国汉学史书系”、“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已经出版、即将出版的书目，也集中了一批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面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大机遇期，国内诸多学术机构都在参与，诸多学科都在介入，已形成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态势。但缺少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力量没有得到整合，知识谱系亟待梳理，学科建设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的中国学研究基本上局限于一个个点上，或者一条条线上，在点和线上，的确有不少非常出色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中国整体而言，这些点和线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它们所体现的仅仅是‘局部的深刻’，如何在这些已描画出的点和线的基础上，绘制出中国的整体地图，形成对中国更全面、完整的看法，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研究工作”。[18]
　　中国的经济正在崛起，但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却有很大的差距。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改变了“文革式”的话语体系，社会才进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但是30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期、深水期，可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却包含了很多套话、空话、官话，把改革的锐气磨蚀掉了。近年来，国际上对中国的骂声不绝、花样翻新:“中国发展掺水论”、“中国不可持续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形成具有比较强大的辐射力、亲和力、说服力的“学术话语权”，中国在世界上的道义感召力和价值引导力还相当薄弱。
　　有人讲过，1949年我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改革开放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不少学者赞同用“中国学”的概念来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一方面它可以覆盖中国文化的很多领域，如国学、藏学、西夏学、敦煌学、突厥学、蒙古学、“当代中国学”等等，以及中国疆域范围内的少数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它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民族、国家的边界和学科边界似乎统一，如研究古印度文化的学科称印度学、研究美国社会文化的学科称美国学。简而言之，“中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学问，是以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的学问。当然，中国学不是传统的国学，它“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发展”;中国学也不是传统的汉学，“应该强调与中国伟大和丰富的社会经济实践相结合”;中国学也不是海外中国学，“而应该更加发展基于本土的中国学”。[19]
　　“中国学”何以本土化?我以为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
　　第一，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主义”)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并把这种长期积淀的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和偏见“强加于人”，[20]形成“话语霸权”。“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对西方理论就是盲目信从和生搬硬套，从而产生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21]和唯汉学是尊的“汉学主义”[22]风气。“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它将近代英国走过的经济变迁道路视为普适性的经验，因此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定位在寻找这种“普遍道路”发生发展的蛛丝马迹，或者拷问它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上。李伯重教授批评说:“许多研究者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中国应当发生什么变化’和‘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它应当发生的变化。’换言之，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如何用近代西方的标准去评判中国的过去和预测中国的未来，而非解释中国过去的实际。”[22]
　　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大量使用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用西方的逻辑、观点解释中国与世界。学术主体性的严重丧失，导致我们在用以观察中国和世界的理论中，处于“双重失语危机”。郑杭生教授针对社会学存在的问题指出:“一方面，面对现实的‘失语’，既难以合理解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迁，更无法科学指引甚至只能误导中国社会转型的未来走向;另一方面，面对世界社会学同行的‘失语’，除了充当西方学者的‘复印机’或‘留声机’外，缺乏与他们进行实质性交流和对话的能力。”[23]
　　第二，要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这里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批判性地反思西方话语、解构种种学术神话，这是“中国学”本土化的前提。这就需要对原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检验或修正;二是重新回顾中国的文化传统，重视中国原始经典的研究，发掘具有新的普遍世界意义、代表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思想资源，这是“中国学”本土化的重心。任何可以称之为经典的作品，都有其反映人类普世价值观的内涵。“但丁、莎士比亚、雨果、歌德、托尔斯泰、萨特、卡夫卡等经典作家，既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世界的;孔子、庄子、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既是中国的、东方的，也是西方的、世界的，并且是当代的。因此《论语》中‘仁者爱人’思想，释典中普度众生的人生关怀，《老子》和《庄子》中反对过度社会化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提倡自然的学说，越千年而活到现在，仍对世界思想产生着重大影响”。[24]这就要求我们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西方学者对话，力争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赋予原有理论和方法以新的内涵;三是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创新“中国视域”，总结“中国经验”，诠释“中国道路”，善于“在中国发现历史”，[25]这是“中国学”本土化的目标。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建构更为切合本土实际情况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今天“整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单一的场所的过程”，[26]地球已经成为相互影响的文化村落。人类既紧密联系，又相互纠结，文化上更是面临“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悖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悖论，“全球化”与“多样化”的悖论。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不会是单一的文明、特定的模式、“同质化”的简单叠加。因此，我们强调“中国学”的本土化，决不意味着要搞民族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我们重视“中国学”的本土意义，决不会排斥国际化的学术视野。简而言之，“本土化对我们的要求无非是两条:批判的吸收，创造性的思考”。[27]
　　第三，要加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研究。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曾几何时，对史学研究中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的拚弃成为新旧史学分离的标志，取而代之的则是“碎片化”的微观史研究。然而面对中国崛起的“大历史”、“大变革”、“大脉络”、“大趋势”，一味求窄、求细、求小的微观史研究显得极不相称，它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型。要回答中国是什么?已经或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就必须以真实的中国为研究对象，必须从宏观人手，通过公正、客观、科学的分析、论证，尽可能地“重现”与“还原”历史事实。“一个整体的中国，绝不是由一块块碎片缀补而成的，它需要宏大的结构作为支撑”。[28]克服“碎片化”的途径就是回归总体史，而“要实现‘总体史’追求，研究者至少需要把握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二是重视‘长时段’，三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多学科交叉”。[29]
　　我们应该汲取中国“历史叙事”求真向上、经世致用的理论精华，适当借鉴“宏大叙事”的结构和方式，改变重视条块而忽视全局、重视现象而忽视现实的弊端，从零碎的“中国现象”研究转向系统的“中国实践”、“中国道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是我们搭建新结构、新框架、新理论的土壤和源泉，是我们的命脉所在。
　　第四，要提高“中国话语”的吸引力。文化的魅力不在于宣传，而在于吸引力。面对中国崛起产生的影响，世界不同声音的反馈，我们必须直面所有问题，以理性、生动的声音和朴实、有效的学术话语，做出回应和解释。这种回应和解释，不仅中国人可以理解，外国人也可以理解。本土化的中国学，必须关注学术的大众化。今天的大众，不仅需要了解经典，了解历史，更需要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视角去阅读世界。所以，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让一流的学术走进大众的视野，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只有大众接受，观点才会有张力;只有大众接受，思想才会站起来。本土化的中国学，必须关注学术的国际化。“用外国人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现实，解释中国原因，展示中国形象，从而使他们增加对中国的了解、理解和赞同，使中国理念在世界上得到更大传播使中国形象在世界上更加亲和”。[30]，
　　总而言之，本土化的中国学，不应该是艰深晦涩的理论，不应该用曲高和寡去诠释，更不应该将其搁置于暗室尘封当中。本土化的中国学在强调专业性、深刻性、国际性的同时，不能忽视了实用性、大众性和可读性。本土化的中国学还必须适当地改变一下学术已有的文化形象和叙述方式，要善于讲故事、讲事例、讲实际，增加亲和力、感染力和说服力;要吸取民间话语，增加人文精神，展现人文魅力。
　　[1]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2]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3]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4]周晓虹:《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5]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6]任格瑞，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代表著作有:SunYat-Sen，StLucia:UniversityofQueenslandPress，1980。
　　[7]唐红丽:《超越“旧汉学”催生“新汉学”》，《中国社会科学报》日。
　　[8]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9]仇华飞:《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10]胡国强:《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和美国东亚图书馆的中国藏书》，《外国研究中国》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04页。
　　[11]汤一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
　　[12]何培忠:《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及学科的称谓》，《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5期。
　　[13]阎纯德、吴志良主编:《列国汉学史书系》，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4、13页。
　　[14]严绍璗:《“汉学”应正名为“国际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报》日。
　　[15]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和本土意义》，《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
　　[16]王荣华、黄仁伟:《中国学研究:现状、趋势与意义》，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7]张效民:《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刍议》，《国际汉学》第22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
　　[18]周武:《世界聚集中国:中国学在海外》，《光明日报》日。
　　[19]任远:《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与发展当代中国学》，日，.cn/n//c207520.html，日。
　　[20]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欧洲中心论”及其表现:社会科学的困境》，马万利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1]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22]顾明栋:《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东南学术》2010年第1期。
　　[23]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24]郑杭生:《“中国故事”期待学术话语支撑》，《人民论坛》2012年第4期。
　　[25]詹福瑞:《“经典”的属性及价值》，《文艺研究》2012年第8期。
　　[26]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者代序，中华书局，2002年。
　　[27]詹姆斯·米特尔曼:《全球化综合症》，刘得手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4页。
　　[28]王绍光:《祛魅与超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28]王学典、郭震旦:《历史书写仍需宏大叙事》，《北京日报》日。
　　[29]行龙:《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30]李忠杰:《谈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北京日报》日。
　　(张耀铭，《新华文摘》原总编辑，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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