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国庆随想》作文怎么写（1000字）_百度知道
谁能告诉我《国庆随想》作文怎么写（1000字）
1.那一天阳光明媚，万里碧空中点缀着几朵白云，那一天人山人海，每一颗心都激动万分，那一天在那一刻，一个雄浑的声音在天安门响了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瞬间，几百只和平鸽展翅飞向蓝天，几万万人雀跃相拥，喜极而泣。 那一天是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全中国人民心中都有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每一个人都永远铭记住了这个日子。 但那时的中国已经被连年战争摧残的不成样子，中国的领导人面对的是一个民生凋敝，经济落后，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但政府与人民并未知难而退，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了根本好转，期间抗美援朝的胜利，西藏的和平解决这些好消息不断发生，土地改革的成功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这亦是我国史上一个重要而英明的决策。虽然经济好转了不少，可我国却仍然是一个极为落后的农业国，党和中央又因此发展了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行的过程中，我国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等三大工程建换成投产，第一辆汽车，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生产，武汉长江大桥，川藏、青藏、新藏公路的建成，第一部宪法的颁布，东北工业基地形成这一切都预示着我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当时的中国经过三大改造之后，政府与人民都雄心勃勃，认为经济建设速度可以更快一些，于是巨大的失误就这样产生了，“超英赶美平常事”“种出的玉米比人还高”“一亩田地收获上万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在这些轰轰烈烈的口号声中开展起来，这一切也带给了全中国人民极大的困难以及灾难性的后果。紧接着，由于毛泽东晚年思想偏左，又极为错误的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青林彪等人趁机作乱夺权，又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陷入危难中整整十年，再加上美国与日本的仇视、敌对，我们国家曾一度混乱无比。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这一切混乱终于在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被平息，就在这次会议中，邓小平提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国有企业的改革，我国加快了建设步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东方的雄狮开始苏醒”中国渐渐展现出了一个大国的形象，日香港回归，日澳门回归，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切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已骄傲的向世界宣布自己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欺凌的弱国！成功举办29届奥运会，令全世界都领略了着一个文明古国的风采，2008年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也充分尽到了作为一个强国的责任。 今年是中国建国60周年了，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祖国，您永远充满希望，您永远朝气蓬勃！ 3.光辉的足迹 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面孔，并没有畏缩，勇往直前，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极低的。出行用的自行车，人们叫它“洋马”，点火用的火柴，人们叫它“洋火”，钉东西用的钉子，人们叫它“洋钉”。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些新奇的东西，也不会造，都是从西洋传过来的。那个艰苦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从我看过的资料片中完全能够体会，当时的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 光阴如水，岁月如梭。时光来到了2009年，我正在电视机前，收看着中国第三个南极科考站落成的新闻。又是一个重大成就，我开始浮想联翩，我想起了祖国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想起鸟巢，想起了奥运健儿们的英姿，我想起了祖国接连成功发射了神州五号、六号、七号载人航天飞船，想起太空，想起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航天领域举足轻重的一员，我想起了改革开放整整三十年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0%的增幅，想起中国国力，想起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综合国力第六的国家，想起新中国成立的这一甲子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的、不断地提升，想起新中国历史，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光辉的足迹！ 3.祖国啊，我为你自豪 当巍峨的华表， 让挺拔的身躯披上曙光， 当雄伟的天安门， 让风云迎来东升的太阳。 历史的耳畔， 传来了礼炮的隆隆回响， 那排山倒海般的回响， 是中国沧桑巨变的回响。 一位巨人俯瞰着世界， 洪亮的声音， 全世界都听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那胜利的旗帜， 在朗朗的空中迎风飘扬， 人民扬起了头颅， 全世界都看到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历史凝聚了宏伟， 尽情地涂染十月的阳光， 这气势慷慨激昂， 筑起了一座丰碑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辉煌的纪元， 用苍劲的大手， 抒写了新中国灿烂的篇章， 人民自豪地指点江山。 苦难的母亲， 擦去满眼的泪花， 露出内心的喜悦由衷地欢畅， 祖国豪迈地走向了繁荣富强。 讴歌我们的历史， 有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 迸发出生命的光芒。 讴歌我们的历史， 有四大发明的荣耀， 播撒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 讴歌我们的历史， 有老子孔子的圣明， 几千年文明的圣火把我们照亮。 讴歌我们的历史， 丝绸瓷器远涉重洋， 谁都知道这是来自我们的故乡。 讴歌我们的历史。 那狼烟里冲杀出， 兵马俑威武的阵容。 讴歌我们的历史， 那雄伟中耸立着， 万里长城的刚强。 …… 讴歌我们的历史， 千万年古老的土地， 曾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悲壮， 那东亚病夫百年耻辱的帽子， 终于被我们抛到了太平洋上， 我们实现了重整河山的梦想。 六十个春秋， 锦绣大地神采飞扬。 六十个春秋， 江山如画诗意酣畅。 六十个春秋， 轰隆的铁牛梳理着田野的歌喉， 翻卷出丰收的喜悦与欢唱。 六十个春秋， 贫油的国土拱起钢铁的脊梁， 石油井架耸立在沙海大洋中。 六十个春秋， 一座座彩虹跨越长江， 雄伟的三峡大坝锁住千里苍茫。 六十个春秋， “两弹”的红云刺破天穹， 一颗颗卫星遨游太空。 六十个春秋， 人民的军队威武雄壮， 捍卫祖国的江山铁壁铜墙。 六十个春秋， 人民驾驭改革的春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 …… 跨越我们的未来， 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 勃发出震惊世界的力量， 光荣和自豪焕发出辉煌的容光。 祖国啊， 我为你自豪， 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 汇入历史的长河， 永远在我的胸中激荡。 祖国啊， 我为你自豪， 精彩神奇的土地上， 又一次萌发了腾飞的希望， 历史的巨笔将绘出你新世纪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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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祖国妈妈的第一个生日，今年迎来了祖国妈妈第62个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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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告诉我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怎么写啊 180
期末考试题目
第一，有利于增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发展动力，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从世界经济大格局来看，东亚环太平洋沿岸从北向南，由俄罗斯到日本、韩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到新加坡，是当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国与东盟的交汇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济相对落后，成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加快环北部湾区域内的合作和开发，不仅能带动区域内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效连接起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而且也将为亚洲各国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利于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升双方的合作空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往往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作支撑。环北部湾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把这种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形成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才能增强区域的吸纳效应和扩散效应，提高自由贸易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各国在资源、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第三，有利于中国东、西两大区域经济的迅速腾飞，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由北至南已逐步形成了环渤海湾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目前，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较强，但主要表现为对东北、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与之相比，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扩展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对接，潜力巨大。因此，要加快环北部湾区域的开发，扩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搭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长效平台，将该区域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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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北部湾区域包括7个主权国家，是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的重要桥梁，也是中国西南地区参与国际区域合作的重要窗口。加快这一区域的合作和开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增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发展动力，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从世界经济大格局来看，东亚环太平洋沿岸从北向南，由俄罗斯到日本、韩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到新加坡，是当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国与东盟的交汇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济相对落后，成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加快环北部湾区域内的合作和开发，不仅能带动区域内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效连接起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而且也将为亚洲各国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利于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升双方的合作空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往往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作支撑。环北部湾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把这种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形成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才能增强区域的吸纳效应和扩散效应，提高自由贸易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各国在资源、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第三，有利于中国东、西两大区域经济的迅速腾飞，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由北至南已逐步形成了环渤海湾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目前，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较强，但主要表现为对东北、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与之相比，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扩展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对接，潜力巨大。因此，要加快环北部湾区域的开发，扩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搭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长效平台，将该区域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参考资料：
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体化的含义是把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体化概念在很多的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中得以应用.在经济学领域里,一体化首先出现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研究中.自上世纪50年代初起,一体化被广泛应用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研究中,用来形容多个国家独立的经济活动融合为紧密相联的一个整体的经济活动.按照涉及的国家范围来划分,经济一体化可以分为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性的经济一体化.就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和理论来看,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区域性的.
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在1954年提出的.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 丁伯根还把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的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是积极的一体化.
关于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众说纷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在1961年则提出的.他说:&我们建议把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 巴拉萨的定义是从行为或手段的角度来描述经济一体化的,但没有指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或效果是什么.为此,另外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柯森对巴拉萨所说的一体化是&过程&解释为:&导向全面一体化的成员国间生产要素再配置;对一体化是&状态&解释为&业已一体化的国家间生产要素最佳配置.& 波兰经济学家查尔斯托斯基回避&过程&或&状态&之分,指出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劳动分工,即&按国际劳动分工的要求来调整各国的经济结构.&
我们综合了众家之说,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协商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议,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消除商品,要素,金融等市场的人为分割和限制,以国际分工为基础来提高经济效率和获得更大经济效果,把各国或各地区的经济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联合体的过程.
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内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经济贸易政策;另一个方面是外部经济政策和措施的统一,即有关成员国之间实施统一的对非成员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实现统一的.参与一体化的国家往往先在成员国之间取消贸易和其它经济活动中的人为限制,逐步实施统一的内部经济政策,然后实现外部经济政策的统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政策上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实质上是成员国经济主权一定程度的限制和让渡.这种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程度的区别,意味着成员国之间经济结合程度的高低,从而可划分出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经济主权限制和让渡出来的部分,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管理及行使.因而在较高层次和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一般都有一个根据条约或协议而组成的超国家机构,并赋予该超国家机构一定的权力和职能.随着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各成员国逐步向该机构让渡更多的经济主权,由该超国家机构行使更多的共同内部经济政策和一致的对外经济政策.
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着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经济活动中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逐步被消除,各国市场得以融合为一体,企业面临的市场得以扩大;另一层含义是指成员国之间签订条约或协议,逐步统一经济政策和措施,甚至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组织机构,并由该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对此, 学术界将前者称为功能性一体化, 将后者称为制度性一体化.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两种趋势.功能性一体化的发展来自于各国市场经济自发的内在要求,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求制度性一体化给予保障和促进;而制度性一体化会加深功能性一体化的程度.功能性一体化是制度性一体化的准备,具有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制度性一体化是功能性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具有一体化的形态性意义. 因此,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既可相互促进,也可相互制约.从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来看,制度性一体化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制度性一体化的进展.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的回顾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障碍：区域政府合作的逻辑起点
　　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称的是按照自然地域经济内在联系、商品流向、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为区域经济的联合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也是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目前，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在内的经济区域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各自为政，地方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尽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随着国家立法的完善和执法环境的变化，地方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但造成该现象的体制性根源依然根深蒂固，体制转轨过程中行政性分权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结构、“政绩合法性”主导下的地方干部考核制度、政府机构庞大与地方财政困境，以及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工业布局，共同造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障碍。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于一个有着长期集权且市场不发达的国家来讲，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将起主要作用”[⑤].在我们这样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政府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创新，才能打破传统体制的制度均衡，从而推动区域经济朝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一）行政性分权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结构
　　1978年以来，以下放财政权和税收权、投融资权和企业管辖权为核心的行政性分权，有效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这种以行政性分权为核心所形成的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并直接导致了地方市场分割格局的出现。[⑥]从财税体制看，80年代的几次改革都突出了“包”的特点，围绕着实行和强化包干制而展开的。财政包干制明显带有向地方倾斜收入的色彩，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对企业减免税收，然后以集资、摊派等形式，通过体外循环，把税负纳入地方政府的财库，从而造成了国家财力的分散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实行了财政包干制，地方政府在增加本级财政收入的动机诱导下，往往容易忽略规模经济和技术更新换代的要求，一味地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从企业的实际地方所有制看，企业划归地方或由地方新建，形成了所谓的产权地方化。由于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征税，地方国有企业就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财源。而产权地方化则导致国企改革相对迟缓，政、企分开的改革措施不能落实，使企业始终难以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的身份。
　　（二）“政绩合法性”主导下的地方干部考核制度
　　在经济权力下放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这种新的制度环境下，经济发展成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地方政府的领导人通过发展地方经济，推动GDP 的增长，一方面可为自己赢得上层的肯定，另一方面通过为辖区内的人民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又可获得地方人民的支持和认可，地方政府的政治统治基础开始发生了转变，形成了所谓的“政绩合法性”。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下，越来越出现一种倾向，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的提升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成正比。斯坦福大学的周黎安博士运用了一个委托代理的模型，对1980年至1993年间中国大陆28个省（除西藏和海南）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各省的经济绩效与地方官员的晋升之间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⑦]因为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特别是对地方干部政绩的评价与考核过分强调与所辖地方经济发展业绩进行直接挂钩，而这种业绩又主要以上了多少项目、建了多少企业、经济增长速度多少等指标来进行简单量化和比较。这样，就必然导致各行政区首脑或部门干部强化资源配置本地化和保护本地市场。再加上地方官员频繁的地区间调动，更使地方政府在经济竞争中急功近利，寻求短期经济行为，从而使国民经济的发展缺少可持续性。
　　（三）政府机构庞大与地方财政困境
　　地方市场分割、政府间合作动力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动因在于政府机构庞大，而地方财政困难。当前，中国政府机构人员队伍十分庞大，超编严重，不少地区政府财政十分紧张，拖欠工资现象很普遍。1996年底，财政供养的人口3673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82.3%，大大高于同期人口增长的速度。在财政人口中，党政机关干部约1100万人。1993年~1997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增加1000亿元左右，但同期财政人口每年增加100多万人，加上增加工资的部分，财政每年需增加工资性支出600多亿元，占国家新增财力的60%以上。在不少地区，新增财政收入约80%以上用于人员经费[⑧].政府财政成了典型的“吃饭财政”。尤其是对很多不发达的地区来说，财政上的困境更使得地方政府走入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要搞活当地经济，就需要对公共设施投资，减轻当地经济主体的负担；另一方面，各种财政刚性支出迫使地方财政必须不断扩大或维持财政收入，结果当地经济主体的税负不减反增。这些地区的财政困境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一种相互遏制的格局，一旦地方政府缺失自身动力进行制度创新来打破这种格局，往往就会转而采用地方保护主义，以分割市场的形式来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
　　（四）传统体制下遗留的工业布局
　　在传统体制下，中央政府除强调在全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外，还强调在大区、某些省份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封闭的或自成体系的工业布局。我们可以从传统体制下我国两次典型的以地方分权为主的计划经济运行特点得到更有力的印证。在“大跃进”时期，为了实现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7年赶上英国、再加8—10年赶上美国的发展目标，中央政府出于自身财力有限的考虑，只好下放权力，发挥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主动性。于是，在以经济协作区为单位组织经济建设的同时，同意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从而促成了经济发展的分散化和分割化趋势。在“文革”期间，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加上中苏关系危机引发的对当时所谓战争形势的错误判断，中央政府再一次下放权力，鼓励各个地方甚至企业都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以便战争发生时能够“省自为战”。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封闭的或自成体系的地方工业布局，现在看来实际上已经成为以市场为取向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障碍。
　　总之，这种人为的条块分割、划地为牢的经济分散化和分割化过程助长了“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阻碍了地区间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全国的经济运行，正是这样被分割成为许许多多互不相关和互相隔绝的地方经济单位。澳大利亚学者奥德丽·唐尼索恩（AudreyDonnithorne ）在1972年发表于英国伦敦《中国学季刊》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将这种独特的经济现象比喻成“蜂窝状”经济（Cellulrey Economy ），[⑨]这一比喻是相当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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