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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沁园春·雪》笔战的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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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咏雪词
来源：郭沫若学刊 | 发布时间： 14:04:38 | 阅读次数：1440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咏雪词
作者：冯锡刚
摘要：1945年毛泽东发表《沁园春?雪》后，国民党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批评该词中有“帝王思想”，郭沫若怀着革命感情写作诗文抒以批驳。本文经过材料梳理，认为郭沫若对毛泽东咏雪词的卫护是真诚的，但是未必合乎实际。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郭沫若在暌违20年之后，重又见到了这位他所衷心敬仰的共产党领袖。在与民主人士会见时，毛的同乡同学周谷城询问是否还吟诗赋词，毛泽东幽默地回答：以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是“土匪”，没有心情弄这个了。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时撰写的《沫若自传?创造十年续篇》中，对1926年3月初次会见毛泽东有这样的描绘：
太史公对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
20年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毛泽东已从一介“白面书生”成为上百万人民武装力量的统帅和上百万平方公里解放区的领袖。面对这位大智大勇的政治家，郭沫若大概会以为“没有心情”填词赋诗不是纯然的客套罢。
然而，令郭沫若喜出望外的是，他在挚友柳亚子的纪念册上读到了毛泽东书赠的《沁园春?雪》的墨迹。一向以“诗坛杜陵”自诩的柳亚子尊毛泽东为诗坛“第一国手”，郭沫若更是钦服之至，即以感时一首唱和：
&&& 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
&&& 念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天滔。
&&& 遍野哀鸿，排空鸣鹏，海样仇深日样高。
&&& 和平到，望肃清敌伪，解除苛娆。
&&& 西方彼美多娇，振千纫金衣裹细腰。
&&& 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
&&& 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雕。
&&& 堪笑甚，学狙公^赋，四暮三朝。
郭沫若以“右感时一阕沁园春敬步原韵奉润之我兄两政”的跋语表达自己的心情，敬重而不失亲切。这条横幅送到了毛泽东手上。毛泽东看重这份情谊，虽经转战陕北的艰难，仍保存完好。38年后出版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珍品集》记载了这段历史。
这年11月，重庆《新民报晚刊》率先将咏雪词与先期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柳亚子和词以“毛柳唱和”编为一辑刊登。12月初，《中央日报》等一些国民党所控制的报刊接连刊登攻击咏雪词的“唱和”之作。易君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竞接连发表了15首（篇）攻击文字。郭沫若再次以步原韵唱和的形式，驳斥易君左等人的攻击：
&&&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
&&& 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
&&& 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
&&& 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 传言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
&&& 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
&&& 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不可雕。
&&& 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以词论词，郭沫若称颂毛词“气度雍容格调高”，斥责易君左等人的攻击为“皮相轻飘”。真正的辩护，是在半年之后。1946年7月，郭沫若撰《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对《大公报》主笔王芸生所作《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影射咏雪词作者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予以驳斥。
郭沫若据毛泽东手书在文中首次公布了咏雪词原文，并对咏雪词的寓意作了这样的揣测：
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那些银蛇蜡像，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早迟是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
现在读来，知此种揣测与作者本意相去甚远。但好在核心问题是有无“帝王思想”。在《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看来，“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在郭沫若看来，秦皇汉武之流“早迟是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郭沫若认为《大公报》主笔的文章是“借题发挥，却且借错了题”，故尔是“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抨击该文“在历史批评的外表之下执行他的某种政治任务”――那便是取消革命的“小骂大帮忙。”
毛泽东是否读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不得而知，但对易君左等人的“唱和”是读到的，他在几乎是同一时期致友人的信中有“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的评语。毛泽东的自信溢于行间。1958年12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决定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中《沁园春?雪》的天头上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呵！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误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年颇招非议的也包括这几句。毛泽东赋词的当年怀抱的是这种心情，22年之后作“自注”时也自信仍是这种境界。郭沫若当年赋词撰文奋起卫护，自然是出于对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拥戴，对毛泽东民主风度的信赖和理解。但是历史有时确是一个难解之迷。在毛泽东写这段“自注”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某种变化（或者说某种潜在的因素随着大气候的变化而逐渐显现）。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个人崇拜问题讲了这样一番话：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
这当然是对中共“八大”通过的有关反对个人崇拜决议的倒退。善于揣摩领袖心态的柯庆施在这次会议上竟公然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毛泽东对此亦竟予以默许。在两个月后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擢升称病多年的林彪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一度有意以柯取代周恩来的总理职务，后因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认为没有必要改变周的职务而作罢。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终于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成为鼓吹个人崇拜最别出心裁的“亲密战友。”
195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人们大多只看到“大跃进”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其实个人崇拜之风渐长酿成更为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对此，在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之后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郭沫若在当年可能尚未读到毛泽东的“自注”，但一定听到了有关“两种个人崇拜”的讲话精神的传达。这年6月，郭沫若撰写《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万言长文，在阐发毛泽东首倡的“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文艺创作原则的同时，强调“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这段文字无疑是对“两种个人崇拜”的回应和认同：
我要坦白地说，我是敬仰毛泽东同志的。我这不是盲目个人崇拜，我是同样反对盲目崇拜的人。所谓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代表真理的个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不崇拜为老师？
紧接这段话的，是关于领袖向人民学习的论述，以“这样突出的个人是集体主义的结晶，这不是个人突出而是集体突出”的词句来圆说。公允地说，郭沫若的这种对“两种个人崇拜”的认同也还不是无保留的，然而终究在中共“八大”的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上后退了。联系到为咏雪词辩护，驳斥“帝王思想”的攻击的差不多同一时期，郭沫若称颂毛泽东“实实在在成为了我们中国的救星，”作为政治活动家潜在的某种士意识的表露，确是颇有意味的。
1959年初，郭沫若在搁笔16年之后创作历史剧《蔡文姬》，其旨趣多半还在歌颂毛泽东。谁又能否认，作者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恩的感戴不是士意识的诗化显现呢？
1962年6月，郭沫若陪同越南胡志明主席观看他所创作的历史剧《武则天》。精通汉诗的胡志明见郭沫若夫人于立群所持折扇上书咏雪词，乃索之拂暑。郭沫若两年后出访越南，拜会胡志明，乃于《穆穆篇》中述及此事：
胡老至北京，同观《武则天》。
立群持此扇，索之拂暑还。
上题沁园春，咏雪之名篇。
乃我所手书，蚯蚓学龙蟠。
郭沫若作于1960年的《武则天》，意在“全力歌颂盛唐气象”（焦菊隐语）。他在书赠导演此剧的焦菊隐的五律中有“努力辅明时”的勖勉。1966年春，郭沫若对张劲夫表白，有感于1959年庐山会议，《武则天》中的斐炎是影射彭德怀。
郭沫若对咏雪词，不但因其“气魄宏大，实在前无古人”而折服，还因其将秦始皇与汉武帝、唐太宗等史传的雄才大略的君王并列而改变学术见地。1963年4月初，郭沫若在致挚友翦伯赞的信中说：“‘雄才千古说秦皇’句，建议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
为向毛泽东70寿辰表示贺忱，这年9月，于立群将咏雪词以隶体书为巨幅呈献，郭沫若以行楷所书跋语是：
毛主席的沁园春咏雪词气象闳阔，冠绝今古。立群书此巨幅时闭处一室，不假人助，其心虔，其志专，有足多者。（原文无标点――引者注）
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天，郭沫若将《满江红》二首书成条幅呈献，以表贺忱。其中一首《读毛主席诗词》的上阕是：
&&& 充实光辉，大而化，空前未有。
&&& 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
&&& 典则远超风雅颂，阶级分清敌我友。
&&& 沁园春、水调有歌头，羌无偶。
郭沫若特别标举出咏雪词和游泳词。在毛泽东诗词创作史上，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和作于1956年6月的《水调歌头?游泳》，是反映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最典型意义的代表作。
郭沫若此后填词，喜用的词牌是《水调歌头》、《满江红》、《沁园春》。据已公开发表的作品计，文革以来用《沁园春》所填具有代表性的篇章有：
1967年6月作《纪念党的生日》、结句是：“须记取，有长征岁月，圣地韶山。”
1968年7月作《考察须弥（即喜马拉雅山――引者注）》，结句是：“珠峰笑：祝导师万岁，测绘成功！”
1968年12月作《迎接1969年》，结句是：“仰红日，在太空高照，光箭万千！”
1972年秋作《祝中日恢复邦交》，结句是：“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周恩来总理应田中角荣首相之请，以孔子的名言“言必行，行必果”写赠。
1977年3月作《捧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结句是：“齐奋勉，学英明领袖，治国抓纲。”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华本人被称颂为“英明领袖”，新一轮个人崇拜的潮头掀起。
卒章显志。这些作品的结句（除《祝中日邦交》）无一例外，都是对个人崇拜的推波助澜。这正是那个时代思潮的一种写照。
毛泽东早已成为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最高权威。1973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时公开宣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毛泽东还说过，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当年赋咏雪词,在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同时，也欣然接受延安民众书有“人民救星”的匾额。1958年作“自注”时强调“须知这是写诗呵，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虽合于为诗之道，但其境界已不复当年。最令人心惊的是，在晚年竟以秦始皇自居。如此，则当年《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的影射不幸而言中了。
郭沫若是标榜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他对咏雪词的卫护是真诚的，但是称毛泽东为“救星”却也见出其唯物史观的不彻底。50年代初，他在面对子女关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与“他是人民大救星”相矛盾的疑问时，作了这样的回答：
《东方红》是一首民歌，体现着亿万农民对领袖的朴素感情；《国际歌》是工人阶级的战歌，是巴黎公社的悲歌，代表着世界无产阶级的要求，它的提法是科学的。不过，时代造就着世代的需要。现在的中国，九成是农民，农民唱出了《东方红》，农民也需要《东方红》，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郭沫若这番话说得不差。从本质上说，农民都是皇权主义者。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许多作派不是在改变这“现实”，却是为“朴素感情”推波助澜。这也许就是作为诗人和学者的郭沫若，在兼为政治活动家时的权变罢。
据郭沫若的子女回忆，文革中，父亲面对惨痛的现实，深沉地慨叹：这是帝王思想，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回想20年前的真诚卫护，郭沫若当会百感交集罢。
――摘自《郭沫若学刊》总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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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新备06-100040读《〈沁园春·雪〉的解读之争》有感——与彭知辉先生商榷
读《〈沁园春·雪〉的解读之争》有感——与彭知辉先生商榷
作者：张承永发布时间：来源：乌有之乡点击：毛泽东对此已经作过专门的注解,特别指出：“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他还在另一首词中说得更加明白，《贺新郎.读史》下阕中他自问自答地写道：“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庒屫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刊登了彭知辉现先生写的《〈沁园春·雪〉的解读之争》，文中引用“谢泳曾发掘出毛泽东〈沁园春.雪〉1945年在重庆发表时两则相关材料。一是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将这首词抄给傅斯年，在信中写道：‘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雪》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虽未具体展开，但很明显，对〈沁园春.雪〉语含不屑。二是作家吴组缃在当时的日记中，也谈及读〈沁园春.雪〉的感想：‘毛主一切为大众，于文艺尤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却作这样的词，毛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词中充满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看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覇主比高下：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与蒋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说山河壮丽，所以古今英雄都要争霸，逐鹿，他亦自居此类英雄之一，这些气味，使我极感不快。”
　　文中又说：“〈沁园春.雪〉发表后，出现了大量步韵、唱和之作和评论文章。其中围绕这首词是否有‘帝王思想’开展了一场激烈的笔战。”
　　从这可以看出，当时，在重庆对毛泽东《沁园春.雪》的攻击污蔑，何止就这两人。而这二位在信和日记中表达的还比较“客气”，未加入当时公开的“讨伐”之列，“骂人之作”。
　　真正让世人领略毛泽东风骚独步的是1945年的重庆，一个“山大王”居然会写诗填词，令世人刮目相看，而又令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坐卧不安。蒋介石曾经组织一些文人加以攻击，他们通知各地党部，要求会作诗填词的国民党员每人写一首或数首《沁园春》，拟从中遴选几首在意境、气势和文笔等方面能超过毛泽东的，然后以国民党领导人名义公开发表，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比下去。虽然各地送来不少应征作品，但都是一些平庸之作。没办法，他们又在重庆、上海等地拉了数名“高手”作了几首，但仍无一首能够达到“毛泽东级”的。无奈只好撒泼，来个泼妇骂街，诸如“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之类。毛泽东看后在给著名爱国人士黄霁生的一封信中说：“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幽默的言辞，大度的做法，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诗人的恢宏气度，无畏精神。
　　《沁园春.雪》中不就那么三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吗?却引起了一些人至今哓舌不息，喋喋不休。其实，毛泽东对此已经作过专门的注解：“雪：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特别指出：“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他还在另一首词中说得更加明白，《贺新郎.读史》下阕中他自问自答地写道：“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庒屫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在这里他又告诉人们：“风流人物”指的就是人民，指的是被历代统治阶级污蔑为“盗”，后来袭称盗跖、庒屫、陈王等为代表的被压迫的起来反抗的人民。人们不禁要问，这个被作者早已作了说明的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为什么在69年后的今天，又被有的人拿来翻历史旧账呢?
　　一首诗或一首词的解释，谁最有发言权，应该是作者本人。诗无达诂，至于别人怎么理解，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有的人不顾作者本人的解释，而硬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种做法，未免有点覇道不讲理了吧。彭知辉先生，如果你写的诗词，你解释说，我写的是一只鹿，而别人却硬说你写的是一匹马，你说，到底是谁说的对?况且毛泽东人已作古，无从辩答，这是否有一己之见之嫌。要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传统道德的民族，对一位已作古的老人，即使是一位最普通的老人，也不能这样。传统道德：“死者为大”，“逝者为尊”。
　　毛泽东还有一句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名句：“六亿神州尽舜尧”。此句能否理解为：全中国六亿人民都是舜帝、都是尧帝呢?都想当皇帝呢?如果有人这么去解读，岂不是成了白痴了吗?不要说像彭先生这样的饱学之士了，就是普通老百姓，也不会是这样解读的。
　　攻击毛泽东有帝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就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即蒋介石的立场上，来看
“意与蒋先生争胜”的毛泽东，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他们把祖国的大好河山，甚至把人民都看作是他们的个人财产，只有他们个人，才能主宰一切。而毛泽东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战争的目的是颠倒这种主仆关系，在解放区以及将建立的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主，参与革命和建设的各级干部以至国家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则是仆。所以“风流人物”自然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而不是毛泽东个人。
　　《沁园春·雪》的意象，就是作者面对皑皑白雪的高原风光，历数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的“文治武功”，抒发中国共产党人拯救全民族的远大志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在他们的时代都曾建功立业，煊赫一时。但他们毕竟都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封建统治者，都曾经给人民造成无数的苦难，所批判的正是封建主义的这个侧面。而这种批判，也正是蒋介石对内实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政，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则实行“攘外必须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一个“侧面”。
　　至于说到毛泽东早年以“‘豪杰’、‘圣贤’集于一身为己志”，来攻击毛泽东想当皇帝。这恰恰暴露了他们自已的浅薄和狭隘。哪个人没有“少年梦”?想当“豪杰”、“圣贤”的少年有什么错?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想当英雄的战士，是好兵吗?的确，，《沁园春.雪》一词中充盈着雄视天下的气魄，显示出包举宇宙的胸怀。试想：一个以数千人马迎战拥有全中国财力、物力和百万军队的领袖，怎能没有这样的气质?这是领袖的风范，而绝非什么帝王思想。毛泽东一生不图富贵，不贪享受，青年时代，他就写下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他视察大江南北，从不带家属，他住中南海，亲戚都不许住。他的孩子上学坐公共汽车，吃饭到公共食堂，他“从来不摸钱”，更不要说有国外存款了，就连稿酬也作为党费来管理，不曾留给子女和亲戚。战争年代，他所有的财物就是一卷铺盖、一顶蚊帐和几件衣物。他的最大财富就是书和文房四宝。建国后，依然生活简朴，粗茶淡饭，从不用补品，他的一件睡衣，补了73个补丁，一双拖鞋补了又补。
　　1944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篇章《为人民服务》，他用一生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诺言。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他动情地高喊：“人民万岁”，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1955年，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时，惟有他一人被评为行政一级，他恢谐地说：“你们让我当大元帅，是把我放在火炉上烤我呀!……一级干部就我毛泽东一个人，你们都是二级、三级，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太不够朋友!……”毛泽东沉思片刻后笑着说：“我们把一级让给马克思、恩格斯，把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嘛!”就这个级别，一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斯人已逝，他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珍宝和永久的怀念。不说他是完人，但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不讲他能永生，但他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灵魂。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题词：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在参观毛泽东遗物展中，雷洁琼和民进中央的同志停留的时间最长﹐毛泽东主席生前那件补了百十次的睡衣﹐雷洁琼俯身盯看了又看﹐对随行人员说﹕“解放战争时﹐国统区流传着两条新闻﹐一条是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没有手表﹐是郭老送给他一块自己戴的英纳格表﹔一条是宋美龄在下塌美国穿了一双拖鞋﹐鞋面镶着慈禧太后陪葬的一颗夜明珠。这两件事很快成了共产党人的清廉和国民党的腐败不是宣传的宣传。人心所向者得天下﹐廉政者得天下﹐永远是历史的选择”。
　　如果说皇帝，天下竟有这样的“皇帝”，岂不滑天下之大稽吗?
　　《沁园春.雪》这首词究竟如何评价，见仁见智。但是不是像彭先生所说的“这首词存在不少瑕疵‘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违反‘字不复犯’原则，词境无拓展;下阕袭用孙髯翁云南大观楼长联，诗味平淡，缺乏独立诗性功能;‘成吉斯汗’四字皆平声，不合格律”
　　宋代词人曹组《忆少年》：“年时酒伴，年时去处，年时春色。清明又近也，却天涯为客……”宋代词人黄昇《木兰花慢》：“占西风早处，一番雨，一番秋……”
　　宋代词人蒋捷《梅花引》：“……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宋代词人赵希迈《八声甘州》“寒云飞万里，一番秋，一番搅离怀……”不知这些古人懂不懂得什么叫“‘字不复犯’原则”?
　　说到袭大观楼下联，我在这里不惜笔墨，将大观楼下联抄录于后：“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与上面大观楼长联哪里相同?又“袭”在哪里?古人“袭”诗“不伤事主”。李白诗：“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
“袭”谢康乐诗：“千岩盛阴积，万壑势萦回”
不但“袭”其意兼“袭”其词。苏东坡“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也是“袭”杜牧之“砌下梨花一株雪，明年谁依此栏杆。”
　　在诗词创作中，有“借用”、“化用”等手法。这些手法与窃取、抄袭逥然有别。借用是将现成的句子直接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之中。化用是对他人作品消化吸取后，为我所用，即从现成的诗句中化出新句。除此，还有一种“暗合”现象。亦称之为“偶合”。但从读者视角要想分清化用与暗合，则相当困难，除作者外，谁也说不清是参照别人的句子，还是暗合，除非他是作者肚里的蛔虫。否则，就是瞎猜、硬栽。
　　诗云：信手拈来亦算高，传承化用不为抄。若无历代源头水，能有钱塘今日潮。
　　“成吉斯汗，四字皆平声，不合格律”，彭先生可能眼花了，“成吉斯汗”四字中的“吉”字，是入声字，应属“仄”声。如按新韵，马马虎虎，可那时哪有新韵呢?即使四字都是“平平平平”，应知这是人名，专用名词，固定词组。而先生“彭知辉”三字也是“平平平”，也是专用名词，如有人写诗要用，也只好“平平平”了，不能因律改字，否则，就得更名改姓。像这种情况，无论是古代或是现代，均属常见。李商隐《乐游园》的开句：“向晚意不适……”“仄仄仄仄仄”，五字皆仄。
　　如不怀有偏见的话，应该说毛泽东《沁园春.雪》是一篇上乘之作，千古绝唱。试看：中国自有诗词这种文学形式以来，写雪的诗词不下几百首，其中佳句也有不少，如“莫若柳絮因风起”、“素娥千队雪成围”，但大多都是以小景、小家、小院为描写对象，由于描写对象的局限性，写得再好也只是小家碧玉。不过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算来也是一首咏雪的好诗。诗人写道：“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句通俗，形象鲜明，令人赏心悦目。不过读后细品，并无其他深的意蕴。宋人卢梅坡的两首《雪梅》诗中的佳句：“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虽构思新颖，玲珑雅致，但在构思立意，气魄力度上无法与《沁园春·雪》相媲美。《沁园春·雪》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新。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的统一，论气魄，论文采都是神来之笔。这是词中的极品，只能梦寻偶得，绝非刻意雕刻;这是千古绝唱，源于灵感喷发，可遇而不可求。试问中华诗词的巅峰在那里?有位诗人说得好，李白的《将进酒》如比作昆仑，苏轼的《水调歌头》如喻为太行，而《沁园春·雪》就是当之无愧的珠穆朗玛!
　　南社盟主被时人尊为“词霸”的柳亚子曾激动地说：“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是苏(东坡)、辛(弃疾)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他在为画家尹瘦石所写的跋文中又说“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臧克家说这的确是一篇“气象宏伟，充满革命豪情的”“艺术表现方面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的杰作。郭沫若：“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聂绀弩：“望尘莫及，竖子牢骚”;陈毅：“看回天身手，绝代风骚”;黄霁生：“不识作态装娇，更不惯轻盈舞细腰”;景卟：“浑莽不事妆娇，更不自矜持不折腰”等等。《沁园春·雪》使人领略了毛泽东那气吞山河，独步古今的胸襟气魄。
　　我想柳亚子、藏克家、郭沫若、聂绀弩、陈毅、黄霁生、景卟等人不会是像具有“作为主体存在的”的彭先生所说的“缺失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吧!也可能有人说他们是拍毛泽东的马屁。可放在眼前的一个执掌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佬——蒋介石的马屁不拍，却去拍一个在穷山沟里闹革命前途未卜的毛泽东，岂不怪哉。
　　《沁园春·雪》这首气吞山河的诗篇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炎黄子孙奋发进取，奋然而行，这就是毛主席咏雪词的永恒魅力。
　　附纪实故事二则于后：
　　1、《毛泽东题诗答复傅斯年》
　　2《毛泽东钦点李锐为兼职秘书》
　　毛泽东题诗答复傅斯年
　　诗曰：故友重逢分外亲，文人对话讲斯文。延安窑洞余音绕，一首题诗回味深。
　　日，傅斯年等六位重庆方面参政员到延安商谈国是。毛泽东与傅斯年是老相识，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傅斯年是北大学生领袖，新文化运动的骨干。早在“五四”之前，他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在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支持下，创办《新潮》月刊。日，北京十三所学校三千多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游行，他是总指挥，这次，毛泽东在与其谈话时说他在“五四”运动中，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傅斯年谦逊地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谈话结束时，傅斯年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也应允了。
　　7月5日清晨，傅斯年在延安机场即将登机时，延安交际处王世英奔到机场，给傅斯年送来毛泽东的手书和一封信。在飞机上，他们打开一看，便笺是写的：“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敬颂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条幅上写的却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在握别之际，毛泽东以唐代诗人章碣《焚书坑》诗相赠，大概就是对傅斯年说的“陈胜、吴广”与“刘邦、项羽”之分的一个回答吧!令人回味无穷。
　　在延安那几年，毛泽东确实“没有诗兴”，即使八年抗战胜利这样的大事，他也未赋诗。也许一则是在特别顺利时写诗本不是他的习惯，一则是两个中国的命运非常迫切地摆在他的面前，需要他用更现实的政治智慧和胆略而不是诗情去回答、去解决。不过，这也未妨碍他用诗的含蓄和智慧来回答重庆方面有关人士提出的一些政治性话题。
　　毛泽东“钦点”李锐为兼职秘书
　　诗曰：兼职秘书仅一年，“御前”会上获头衔。虽然不是终身制，总算今生有本钱。
　　1958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按毛泽东的内心想法，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可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和主管水电部工作的李锐持有不同意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门请他二人参加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长时间?”李锐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时，曾撰写过《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一书。
　　李锐说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先是林一山发言;然后李锐发言。争论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却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题目《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人。
　　第三天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服人。并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
　　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毛泽东指着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毛泽东说：“是兼职的嘛。”于是李锐就当了毛泽东的一年多的兼职秘书，59年庐山会议后却坐了冷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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