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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红楼梦【台湾孤本 清 尹湛纳希著 蒙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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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是藏语的音译，意思是上师、教师，指那些学问高深，可指导人们进行修习的有资历和学位的高级僧人。普通僧人藏语称其为“扎巴”，只有班禅、达赖和其他的活佛才被尊称为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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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的衰退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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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的衰退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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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姓名研究
赵志强 吴元丰(锡伯族)
锡伯族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数，锡伯族有人，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①]由于居住地域的不同，各地锡伯族在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差异。东北的锡伯族，因长期与汉、满、蒙古等族朝夕相处，起居言语同这些民族毫无二致。新疆的锡伯族，则将一些固有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保留至今。[②]
锡伯族自称为“西沃”(sive)，具有悠久的历史。她的先民鲜卑人，早在3000多年前就名列史册，并与中原建立了联系。自兹以降，奕世不绝，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巩固和繁荣作出了卓越贡献。也正因为如此，西沃之称在我国的汉文史籍中，世代相沿，未曾间断。只是在不同时期，被写作鲜卑、西卑、师比、犀毗、室韦、失围、失必、西白、西北、席伯、史伯、席百、希伯、锡伯，等等。这些不尽相同的称谓，都是sive一词的不同音译。解放后，采用“锡伯”二字。
和族称一样，锡伯族的姓名在我国丰富的史料宝库中蕴藏颇多，俯拾可得。通过这些姓名材料，也可以窥见锡伯族历史的悠久及其发展的脉络。遗憾的是，关于锡伯族的源流，迄今尚无定论，[③]因而许多史料未便引以为据。是以，本文主要依据清代有关档案、书籍中所见锡伯族的姓名，就其来源、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略作探讨。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斧正。
一、姓的来源、数量及其演变
姓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姓。锡伯族也一样，人人皆有“表其所由生”的姓，锡伯语称之为“哈勒”(hala)。
锡伯族的姓，本来都是复音姓，没有单音姓。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锡伯族的姓也在逐渐地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复音姓变为现在的单音姓了。
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一般认为，姓的起源较早，在氏族社会时期，人们为了区分不同氏族集团的成员，便以某种事物作为本氏族的标志，即后世所谓之姓。取姓的途径不尽相同，或以图腾，或以住地，或以部落，或以祖先之名等。锡伯族的姓亦不例外。《魏书》中关于鲜卑人的姓，就有这样的记述：“姓则表其所由生，氏则记族所由出，其大略然也。至于或自所居，或以国号，或用官爵，或用事物，虽缘时不同，俱其义矣。”[④]从文献史料的记载中，也能找到一些例证。譬如：胡尔噶一姓来源于岭名，亦即住地名。清乾隆七年（1742年），独石口副部统锡伯人博善奏称，其高祖名勒福，原系锡伯地方胡尔噶达巴干之人，姓胡尔噶氏。[⑤]达巴干意为岭。胡尔噶，系岭的名称，意不明。按蒙语中有胡尔噶勒济hūrgqalji一词，意为画眉草。满语有胡尔噶索济（“索济”即“菜”）意为河白菜。看来，胡尔噶达巴干之名可能与hūrgalji有关，因岭上多有画眉草，故名。进而，此处的居民又取胡尔噶（岭名）为姓了。又如：吴扎拉、富察、瓜尔佳、纳喇等姓，很可能与历史上活动在东北地区的吴扎拉部、富察部、瓜尔佳部、纳喇部有关，由部落名转为姓。其余名称大概也都如此，只因年代久远，其义未明，故一时难以确指，留待将来查考。
有一种意见认为，锡伯族本来无姓，现有的姓都是满族的姓，是从满族那里借用的。的确，锡伯族的若干姓同满族的姓是一样的。清乾隆年间官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一书中，收录所谓满洲姓600多个。其中，与锡伯族姓相同的，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0余个，即：巴雅喇、富察、瓜尔佳、格济勒、郭洛罗、胡西哈哩、伊拉哩、伊尔根觉罗[⑥]、扎斯胡哩、纳喇、鄂托、舒穆鲁、石佳、佟佳、托科罗、吴扎拉。有人根据这一情况，得出了锡伯无姓的结论。其实，这种意见值得商榷。众所周知，满族本系白山黑水之间一部族（其先世在不同时期曾有不同的族称），乘运而起，在金马铁戈声中，统一了东北诸部，进而入主中原，长达200余年。在长年的征服战争中，东北各部“强者率属归诚，弱者举族内附”[⑦]，多置身于其统属之下。锡伯族亦不例外，如：富察氏科罗惠，“世居席百地方，国初来归”[⑧]。瓜尔佳氏布兰泰，“世居白都讷（曾系锡伯族主要聚居之地——引者）地方，康熙时自科尔沁撤回”[⑨]。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类此的记载并不鲜见，恕不一一举出。另据《满文老档》记载：“锡伯国之巴达纳，弃其祖先世居之地，携丁三十名来投有功，升为备御。”[⑩]又载：“诺木图牛录下胡岱、巴珠、格布库，自锡伯地方携妻子来投有功，子孙世代勿令当差。”[11]从上述记载来看，明末清初归附于满洲（女真）的锡伯人为数不少。因此，《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的若干姓，与锡伯族的姓相同，这一点不足为奇，更不能据此而断言锡伯族的姓来源于满洲。
除上述情况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在此值得一提。据档案史料记载，锡伯族有雅雅（yaya)、固尔佳（gurgiya）、崇济喇(cunggira)、温察尔(uncara)等姓，这些姓在满族中是没有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亦未见收录。这似乎能说明，锡伯族的姓并非借自哪个民族，而是本身所固有的。
（二）数量
关于锡伯族有无姓的问题，结论应是肯定的，锡伯人都知道自己有姓，姓什么。然而，锡伯族有多少姓，则向来没有比较详细、全面的统计，鲜为人知。近年，有人调查了新疆锡伯族的姓，共得29个。[12]这个数字，既不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锡伯族的姓，又不包括锡伯族过去曾经使用而现在可能消失的姓。现将目前已见诸史料和还在使用的锡伯族的姓开列如下：[13]
以上共62姓，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现在锡伯族中使用的李、王、孙、刘、徐等姓，不知锡伯语如何称呼，故未列入。第二，所列的姓中，有些如gurgiya与gūrgiya、guwalgiya与gūwalgiya、bayara与bayar、hūsihari与hūsihar等，只在发音上稍有区别，可能是同一姓，为了尊重历史资料，便于大家比较、研究起见，一并列入，未敢擅作取舍。第三，以上所列，不可能穷尽锡伯族所有的姓，今后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也可能有所增加。
（三）演变
前已提及，锡伯族的姓本来都是复音，如瓜尔佳氏、胡西哈哩氏等。后因受到汉姓的影响，由复音姓变为单音姓（亦即单字姓），如瓜尔佳氏称作关、胡西哈哩氏称作胡等。这种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一般来说，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是十分自然的过程，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在同文化较高的民族接触、交往中，受的影响更多，更大一些。锡伯族与汉族相比，由于居住地域不同，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等多种原因，其文化发展程度远低于汉族。因而锡伯族受汉文化的影响，原来的复音姓变为单音姓也就非常自然了。
东北地区的锡伯族，早在清代道咸之际，取汉字为姓、为名，姓名连称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对此，除了文献史料外，从锡伯族的家谱记载中也能得到最好的说明。如，抚顺的锡伯族何氏家谱载：[14]
又据抚顺锡伯族胡氏家谱载：[15]
上引二谱中，前几代（何氏为前三代，第一代始祖之名不详。胡氏为前五代）称名而不称姓，是为锡伯旧俗（详后）。后几代（何氏自第四代，胡氏自第六代）取汉字姓名，姓与名连称，乃是受汉文化影响所致。从时间上看，据同仁克尧的《抚顺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述略》一文内称，据锡伯族人胡玉新讲云云。可知胡玉新尚健在，若此人即系胡氏家谱中的胡玉新，则膝下已有子孙。自第11代上溯至第6代，共6代，每代以20年计，为120年。自今上推120年，系公元1867年，清同治六年。何氏家谱中。自第四代便取汉语姓名，姓与名连称，若用上述方法计算，其时间当在公元1827年，清道光七年。由此可见，辽宁地区锡伯族取汉姓起汉名，姓名连称的时间是比较早的。
新疆的锡伯族则与此不同。由于地处极边，居住集中，同外界的接触较少等原因，200余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称名不称姓的习俗。自辛亥革命以后，取汉字单姓的人才逐渐增多。
锡伯族，无论是东北的，还是新疆的，将原来的复音姓改作汉字单音姓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根据原姓第一个字母或音节的音，采用相应的汉字。如：胡西哈哩 (hūsihari)氏，以第一个字母（亦音节）hū之音，取汉字“胡”为姓。觉罗(gioro)氏，以第一个音节（有gi和o两个字母）之音，取汉字“赵”或“焦”为姓。选用汉字时，或一姓取一字，或一姓而各取不同的字，或异性而同取一字。现将锡伯族复音姓与选用汉字列表如下：
二、命名及其特点
人名系代表自身以区别于他人的附号，也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变化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命名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从名的演化历程中，也能寻觅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
锡伯族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树有影，人有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社会的发展、隶属关系的更易、生活环境的改变等原因，锡伯族的命名也有显著变化，不同时期人名在内容和语言形式上都有明显的区别，即具有其时代特征。同时，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从内容上看
锡伯族民间传说、故事，以及清代档案文献中所见大量人名，可按内容分为二类：一是表示具体事物的，即具体概念，一是表示抽象意义的，即抽象概念。
采用具体概念的人名，其主要来源有三：
第一，以动物名称命名。如。塔斯哈(tasha)，意为虎。勒福(lefu)，意为熊。
第二，以植物名称命名。如迈兰(mailan)，意为马兰草。迈拉逊(mailasun)，意为柏树。
第三，以各种器物名称命名。如：勒克(leke)，意为磨刀石。伯贺(behe)，意为笔墨之墨。玛拉(mala)，意为木郎头。费雅斯哈(fiyasha)，意为山墙，等等。
采用抽象概念的人名，虽然表现不出具体的事物，但往往蕴含着某种期冀之情。如：倭星额(wesingge)，法福尔善(fafur?an)、伊立布（ilibu）等名，寓有奋发上进、建功立业的寄托，扎拉丰阿 (jalafungga)、胡图礼(hūturi)、阿克敦(akdun)、果勒明额(golmingge)等名，含有体格健壮、幸福长寿的祝愿。
以上二类人名，如果从时间上进一步考察，基本上可以这样划分：第一类多见于早期，即渔猎、游牧为生时期；第二类则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日趋增多。
历史研究表明，锡伯族曾长期繁衍于大兴安岭南麓，呼伦贝尔草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以渔猎为生，畜牧为业。这种物质生产活动必然会影响其精神生产，就命名而言，各种飞禽走兽的名称都有可能被用作人名。以世代相传的锡伯族民间故事为例，内容多与渔猎活动、游牧生活有关，故事中的人名又往往与某种动植物名称一致。如：《兄弟三人》的故事，说的是古时候某家的羊群被盗，兄弟三人外出寻找，各有不同的表现和结局云云。兄弟三人之名，长为塔斯哈、次为勒福、季为图克善，译成汉语，则分别为虎、熊、牛犊。其他如：阿图(atu，意为雌鱼)、妮曼芝（“妮曼”意为山羊，“芝”属后缀，常用于女人名）、霍妮恩芝（“霍妮恩”意为羊）、扎穆哩（意为刺玫）等人名，均见于锡伯族民间故事。另据清代满文档案记载，有清一代锡伯族中仍有以禽兽名称命名的人。如康熙年间由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地方移驻吉林乌拉（今吉林市）的锡伯人内，有名乌勒呼玛者，汉意为野鸡；[17]乾隆七年博善奏称其“高祖名勒福”，汉意为熊；[18]嘉庆年间率领锡伯营军民修成“察布查尔”大渠的总管图伯特，其小名图克善(tuk?an)，汉意为牛犊。凡此等等，大概是早期渔猎、游牧生活时期命名的遗风。
大约在明代中后期，锡伯族的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到了清初，“锡伯米”闻名遐迩。南迁以后，锡伯族最终成为“仅靠务农为生”[19]的民族。与此相适应，命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取动物、植物或各种器物名称为名者日益减少，代之而起的，乃是上举倭星额、胡图礼等大量的抽象概念。
根据上述情况推论，锡伯族早期的命名，由于受物质生活发展的制约，普遍采用具体事物，尤其是禽兽的名称。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南迁以后，渔猎和游牧作为谋生的手段，在锡伯族的社会经济中失去了昔日的风姿，因而命名多用禽兽名称的习俗，也因失去赖以存生的物质基础而日趋消失。与此同时，采用抽象概念的人名却逐渐增多，成为命名的主要途径。这一转变，标志着锡伯族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
（二）从语种上看
不同时期的锡伯族人名，除了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外，其所属语种也有明显的区别。由此可以看出锡伯族命名发展的阶段性，以及与周围各族文化相互交流、彼此渗透的历史过程。如果对各个不同时期的锡伯族人名作定量分折，前后加以比较，则能清晰地摸到锡伯族文化的发展脉络。
1．以鲜卑语命名。锡伯系鲜卑之后裔，鲜卑语应是日常操用的语言，也是命名用词的主要来源。由于历史的原因，鲜卑语作为一种体系完整的语言早已消失。尽管如此，个别词汇尚或保留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并沿用至今，也不是绝无可能的。今有学者指出，在“今日的锡伯语中，有不少鲜卑语词汇至今被操用，特别是古代鲜卑人名，在今天的锡伯族人民中仍然继继续起用。这在东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中是不存在的现象。鲜卑人喜欢起用的人名，如初连、和连、宥连、项党等，今日的锡伯族仍喜欢起用。类似以‘连’为落音的名讳的（此的字疑衍——引者）至今也很普遍，如玉连、明连、丰连、正连、平连、忠连、清连等。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必有自古承袭下来的传统。”[20]查阅清代史料，也有以连字为落音的锡伯人名，如,佛连、青连，等等。这些人名，其义难释，权作假设之一种，称为鲜卑语，留待将来细究。
2．以蒙古语命名。历史上，锡伯族曾长期处于蒙古王公的统治之下[21]，受蒙古族的影响颇深，因而用蒙古语起名曾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诸如：阿穆尔泰(amurtai，意为平安的)、那木浑(namhūn，意为老实的)、比礼克图(biliktu，意为有智慧的)、卓罗克图(coroktu，意为有胆量的)，等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献出”以后移驻齐齐哈尔的锡伯官员之名，足以窥见一斑，现开列于下(表中注明汉意者系蒙语人名，△表示该人名属蒙古语或藏语，义未明，?表示该人名所属语种不详)：
上列39个人名，经向民族研究所的查干同志等人请教（当时未查辞书），肯定为蒙古语并译出汉意者15个，义虽不明但基本能确定属于蒙古语或藏语的15个，语种不详的9个。以此观之，锡伯族隶属于蒙古王公时期，以蒙古语起名是比较普遍的。锡伯族移驻齐齐哈尔等城，尤其是迁至今辽宁、北京等地以后，同蒙古的联系日渐疏远，蒙古语蒙古文渐被丢弃，因而以蒙古语起名的人也日益减少。不过，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历朝锡伯马甲册所载人名表明，锡伯人以蒙古语命名者亦间或有之，并未完全消失。如今，从新疆的锡伯族中仍可以找到以蒙古语起名之人。以蒙古语命名的主要特点是，名的落音多为“图”(tu)、“泰”(tai)。
3．以满语（锡伯语）命名。清政府将锡伯族从蒙古科尔沁部抽出，编入满洲八旗，继而移驻今辽宁、北京等地后，锡伯族与满族的交往日益频繁，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深受其影响，以语言为例，随着时间的推移，锡伯族在丢弃蒙语的同时，逐渐掌握了满语，至乾隆年间已通用满语了。并且，从此以后，更将满语作为本民族的语言来使用。因此，南迁以后的锡伯族用满语(亦即锡伯语)起名的人日益增多。如：华赏阿(hūwa?angga，意为有成就的)、德克精额（dekjingge，意为兴旺的、有作为的)，等等。
特别是移驻新疆的锡伯族，直至清季命名多用满语（锡伯语），这从锡伯官员之名中可以得到证明。现将清乾隆至光绪末年锡伯营总管、副总管之名开列如下（表中△表示蒙古名，？表示语种不详）：
以上共30人名，其中满语（锡伯语）名20个，汉语名1个，蒙古语3个，满语（锡伯语）-蒙语混合名(详见后)2个，语种不详的4个。显然，大多数人名是以满语（锡伯语）命名的。另据统计数字表明，在清乾隆三十一午至四十九年（1766年-1784年）、嘉庆八年至二十二年(1803年-1817年)、道光四年至三十年(1824年-1850年)、咸丰元年至八年(1851年-1858年)、同治三年(1864年)、光绪二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896年- 1908年)的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中所见大量的锡伯佐领、防御、骁骑校、领催、披甲等人名，绝大多数也是满语（锡伯语）。
4．以满、蒙混合语命名。锡伯族受满、蒙族的影响，将满蒙文化兼收并蓄，熔于一炉。表现在人名上，在南迁以后的锡伯族人名中，除了直接用满语或蒙古语命名者外，有一些是用满、蒙古混合语命名的。如：鄂勒德恩图（eldentu，意为有光的、光明的），鄂勒德恩系满语，意为光，图为蒙语，表示有。赓坚图（genggiyentu，意为聪明、有睿智的），赓坚系满语，意为清、清朗、聪睿。伊勒敦泰（ilduntai，意为有机遇的），伊勒敦系满语，意为方便、顺便之便、机会，泰亦蒙古语，表示有。前面见到的人名叶布春泰、爱新泰等也属于这种混合语名，叶布春系满语，意为丽、俊秀，爱新亦系满语，意为金。此类人名，不仅在清代锡伯族中比较常见，而且在今日的新疆锡伯族中仍有起用，如伊津泰、富伦泰，等等。
满蒙混合语名的构成，一般是在满语的名词或形容词后面，缀加蒙语的“图”(tu)或“泰”(tai)。“图”和“泰”在蒙语里，都表示“有”。
5．以汉语命名。锡伯族南迁以后，同汉族的交往较前频繁，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因而，辽宁、北京地区的锡伯族以汉语命名者与日俱增。以北京地区为例，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一份锡伯马甲册内，约载200个人名，大部分是满语名，汉语名只有70左右。而在咸丰五年（1855年）的一份锡伯马甲册内，共载人名300多,其中200多可以肯定是汉语名，只有100左右是满语名以及语种不易区别的名。可见前后变化之大。西迁新疆的锡伯族，自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以后，起用汉语名的人也逐渐多起来了。
在清代，锡伯族起汉语名，喜用福、寿、祥、瑞、吉、庆、恒、秀、双、喜、禄、泰、恩、惠、文、德，玉、春等字。并且，所起汉名多为二字名，如春宁、庆福、德寿、恒贵、玉春，等等。二字名多的原因，在于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好恶。乾隆帝就曾言称，满洲旗人若以三字为名。除有满语意思者外，听起来与汉人之姓名无异，因而屡次降旨，禁止使用三个字，提倡用两个字。正因为如此，当时所取汉语名通常为二字，且名前不冠姓。二字命名遂成惯例，沿用至清朝灭亡，并对以后的命名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在，东北和新疆等地锡伯族普遍采用汉语命名。
（三）从词性上看
各个时期的人名，就其所用词语的性质而言，除代词以外的实词、个别宾动结构的词组可用来作为人名，虚词和多数词组则不能作为人名。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
1.取名词为名。直接选用表示事物名称的词作为人名，这是早期锡伯族沿用颇久的命名习俗。如：塔斯哈，意为虎；勒福，意为熊；迈兰，意为马兰草；阿林，意为山；额勒登，意为光；果新，意为仁；富勒浑，意为恩惠，等等。
2．取形容词为名。这是用得最多的命名方法之一。尤其是清朝乾隆以来，选用大量的形容词作为人名。如：西灵阿，意为精锐的；阿克敦，意为结实的；德楞额，意为体面的、光荣的；华赏阿，意为有成就的；发富哩，意为勇健的。这种人名，尾音多为阿(-ngga)、额(-ngge)。
3．取动词为名。这也是命名常用的方法之一。以动词命名时，不采用动词的原形，必须去掉其词尾“木比”(mbi)，即以动词的命令式作为人名。在更多的情况下，去掉词尾“木比”之后，缀加相应的词缀如“讷”(ne)、“布”(bu)等，这时动词仍含有命令语气。例如：
动词失掉词尾加上后缀“布”，是最为常用的命名方法。若原动词词尾前已有“布”音，则只去掉词尾“木比”即可，不能再加一个“布”。如：伊立布（ilibu，意为建立）、伊克塔木布（iktambu，意为积累）二名，其动词原形为伊立布木比(ilibumbi)、伊克塔木布木比(iktambumbi)，词尾“木比”(mbi)前均有“布”(bu)音，故去掉词尾之后未再加“布”（bu）。
4．取数词为名。基数词和序数词都可以作为人名。锡伯族有这样的习俗，婴儿降生后，以其爷爷、奶奶的年龄数，或本人的排行数命名，此即数词名的来源。如：纳丹珠系七十之数，用作人名，则表明此人出生时，其爷爷或奶奶正值七十高龄。据资料表明，凡以这种方法命名的，往往直接用汉语数，如八十三、七十、六十五、五十一等。另外，以数词命名，整数多用满语（锡伯语），零数则用汉语，例见上。这种数词名，蕴含着庆贺老年得孙之意。
以序数词命名，即表示本人出生后的排行。如：都依齐(duici)，意为第四；伊拉清额(ilacingge)，意为第三的（这种名实际上应是序数词十“宁额”的结构，宁额表示的、个）。
5．取宾功结构的词组为名。这种人名主要是满、蒙混合语名。如：爱新泰、鄂勒德恩图等名，作为一个结构来看，其中的“图”、“泰”系东词，表示“有”，前面的词如爱新、鄂勒德恩乃其宾语。此类人名的构成，附合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宾语在前、动词谓语在后的特点。
三、姓名的使用
如上所述，锡伯族既有姓又有名。在姓名的使用方面，则又经历了从称名不称姓到姓名连称的变化过程，对于名的使用，也有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则。
（一）称名不称姓及共变化
称名而不称姓，这是曾在我国北方许多少数民族中普遍流行的称呼习俗。如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蒙古、满族，等等，莫不如此。从家谱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锡伯族曾经也是这样，在生活、交际等一切活动中，彼此之间只称名，而不称姓。表现在文字上，就是书名不书姓。以上举抚顺何胡二姓家谱为例，前几代人列名而未列姓，后数代人则姓名并列。又以锡伯族民间传说、故事和有关清代档案为例，其中的锡伯人名可谓数不胜数，却未发现姓与名连称的名字，可资证明。至于其原因，目前尚无一致意见，或认为锡伯族的姓名都是多音节的，姓名连用则在称呼、书写上既不方便扌费时间，故略姓；或认为锡伯族居住的“嘎善”（即村）是由一姓或数姓人组成，姓是彼此都知道的，故只称名，等等。凡此种种，各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视为定论。如果因称呼、书写上的不便而省略姓，那么，欧洲人的名字也是多音节的，同样存在不方便的问题，为何没有省略其姓？如果因同“嘎善”的居民彼此知道对方的姓而省略，那么，就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姓同样是彼此都知道的，因何姓名连称？这个问题，可以深入研究。
随着时光的流逝，称名不称姓的习俗在东北的锡伯族中已不存在（家庭成员之间、同事之间偶尔以名相称，不属于民族风俗，另当别论）。早在清代道咸之际，他们便取汉姓，起汉名，并且姓名连称，姓在前名随后，与汉族名字无异。显然，这是受汉文化的影响所致。
西迁伊犁的锡伯族，长期保留了这一称呼习俗，直至今日，称名不称姓仍旧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以清代为例，前面我们开列了乾隆至光绪末年锡伯营总管、副总管共30人，没有一个姓名连称的名字。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姓，实际上都有姓，如：图伯特，姓伊拉哩；喀尔莽阿，姓安佳，等等。只是在习惯上，姓与名不能连称，以图伯特为例，既不能称之为伊拉哩·图伯特，也不能称之为图伯特·伊拉哩，因为这样不符合社会的习俗或观念。清朝覆灭以后，新疆锡伯族取汉姓、起汉名的人日益增多，并且在姓名的称呼方面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即姓名连称，姓在前名随后（到现在，将原来并不连称的多音节姓名办按此顺序书写，如：吴扎拉·文林等）。这同样也是受汉族影响所致，是对汉族名字的模仿。
（二）名不可乱称
名作为人的代号，起名的目的就是供人称呼，这在世界各民族中无不如此。锡伯族的名亦不例外。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名并不能信口乱称．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则。这个法则，从锡伯族的民间传说、故事来看，由来已久，至今仍在沿用。概括而言，在家族内部，上对下可以直呼其名，如父母对于子女，兄姊对于弟妹，等等。反之，下对上则忌呼其名（也不能用第二人称代词“西”或“琐”。“西”，单数，意为你。“琐”复数，意为你们），须按辈份关系、长幼之序称呼，如子女称父母为阿玛、额墨，弟或妹称兄或姊为阿浑、额云，否则被斥为大逆不道，或没有礼貌。亲家之间，彼此称为萨敦，意即亲家。岳父母或公婆对于女婿或儿媳，可以子女称之，或直呼其名；若女婿、儿媳已生儿育女，亦可按其相互关系称呼，如同汉语“孩子他爸”之类。
对于家族外的人，尽管彼此之间没有亲属关系，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直呼其名，否则被视为没有家教。这同上述情况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年长者对于年幼者，多呼其名。而年幼者对于年长者，则不能如此。一般情况下，往往根据对方的年龄、职务和姓，以及对方同自己父母等人的长幼关系等，酌情称呼。例如：对方年龄稍长于己，男可称之为阿浑，女可称之为额云；若比自己大许多而又小于自己的父母，则称之为额齐柯（意为叔）、德贺墨（意为婶，犹如阿姨）；若长于自己的父母，则称为达的（意为伯）、德贺墨；若与自己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则称萨克达额叶（意为老大爷）、萨克达玛玛（意为老奶奶）等；如对方有职务，亦可按其姓与职务称呼，如关老师、佟太夫，等等。
以上所述，委实挂一漏万，在现实生活中，称谓方式远比这些复杂。但总而言之，上对下可称名，反之则不可。这虽与起名的本意不尽符合，却体现了锡伯族敬重长辈的优良传统。
综上所述，锡伯族的姓名是锡伯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其社会的发展而演化。姓由原来的多音节(复姓)变为单音节(单姓)，并采用相应的汉字。名的变化，就其内容而言，经历了从具体概念到抽象概念的转变过程；就其语言形式而言，又经历了从鲜卑语→蒙古语→满语→汉语的发展过程。
这种变化本身，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锡伯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另外，姓名的演进，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东北的以及散布在内地的锡伯族，早在清代道咸之际已从汉俗，取汉姓，起汉名，姓名并称，与汉族无异。新疆的锡伯族，尽管自辛亥革命以后，取汉姓、起汉名的人渐趋增多，但至今保留着本民族的一些固有习俗，以锡伯语命名，称名不称姓，目前仍较普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锡伯族的文化事业正在迅速发展。东北和新疆的锡伯族，都在为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奔走疾呼，气势空前。在此浪潮的推动下，许多人已恢复了原先的多音节姓(复姓)，或以锡伯语取名。以姓为例，沈阳教育学院的韩启昆老先生改称哈斯胡里·启昆、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的吴克尧同志改称吴扎拉·克尧，其他如苏穆尔·福山、贺叶哷·兴前、吴扎拉·舒穆图、韩扎·浩然、郭罗洛·扎克善、觉罗·文前等名字，均见于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上。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现象。
追溯往昔，锡伯族的姓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同时，在此过程中，汲取了兄弟民族的文化给养。
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各民族间相互联系的日益加强，锡伯族的姓名也将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继续发展下去。
说明：此文原载张联芳主编《中国人的姓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8月），名为“锡伯族”。后收入吴元丰、赵志强所著《锡伯族历史探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5月），名为“锡伯族的姓名”。
[①]锡伯族原先居住在大兴安岭南麓呼伦贝尔草原、嫩江松花江流域，清康熙年间，将绝大部分锡伯族移驻今辽宁、北京等地。乾隆年间，从辽宁派磁波官兵千余名，携眷移驻新疆伊犁。乾嘉时期，又从辽宁、北京的锡伯族中，抽调一部分，迁到吉林、黑龙江地区驻防屯田。于是，基本奠定了今日的分布状况。
[②]历史上，锡伯族信仰萨满、喇嘛二教，供奉“喜利妈妈”（siri mama,保佑家庭平安、人丁兴旺的女神)、“海尔堪”(hairkan,保佑牲畜滋生的男神)，也供奉关帝、土地等神。目前使用的锡伯语，属于阿尔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锡伯文则是经过改进的满文。据称锡伯族原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早已失传，无从考之。
[③]关于锡伯族的源流，目前在史学界仍有争议。或认为锡伯系古代鲜卑人的
后裔，或认为与满族同源，或认为与鄂伦春族同祖。笔者倾向于第一种意见。
[④] 《魏书·官氏志》。
[⑤]军机处乾隆七午三月满文月折档，本文所引档案，均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满文档案由笔者译校，下同。
[⑥]锡伯族称此姓为觉罗。伊尔根意为“民”。在清代册籍档案中，凡锡伯族觉罗姓之前，均冠以“伊尔根”一词，以区别于其国姓爱新觉罗。
[⑦] 《御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序》。
[⑧] 《御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二十七。
[⑨] 《御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四。
[⑩] 《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七。
[11] 《满文老档》（太祖）卷七十。
[12] 《锡伯族简史》，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80-81页。
[13]在此所列之姓，均依据清代《军机处满文月折档》、《内阁满文档簿》和《锡
伯族简史》。
[14]吴扎拉·克尧：《抚顺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述略》，载辽宁省民族研究所编：《锡伯族史论考》，辽宁出版社1986年版，第l页。
[15]吴扎拉·克尧：《抚顺锡伯族社会历史调查述略》，载辽宁省民族研究所编：《锡伯族史论考》，辽宁出版社1986年版，第l页。
[16]表中圆括号内注有“不详”二字者，系目前尚不清楚其选用汉字。
[17]军机处乾隆七年二月满文月折档。
[18]军机处乾隆七年三月满文月折档。
[19]军机处乾隆三十一年正月满文月折档。
[20] 《锡伯族简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80-81页。
[21]从元朝到清朝初年，锡伯族隶属于蒙古王公，被视为蒙古之一部。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从蒙古科尔沁部抽出锡伯、卦尔察、达斡尔人，编入满洲八旗，移驻齐齐哈尔、吉林乌拉、伯都讷三城后，锡伯族才脱离了蒙古王公的统治。在此之前，锡伯族与蒙古族的关系比较密切，民间的交换往来常川不断，彼此间缔结婚姻的也很普遍。在语言文字方面，锡伯族通用蒙古语蒙古文，甚至将蒙古语文视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宗教方面，锡伯族随蒙古族而信仰喇嘛教。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盛京将军恒禄奏称：“至于满语，新满洲锡伯、蒙古官兵人等或精通，或粗略，或不通，不尽一致。”逾二年，恒禄又奏称：“试得官兵之满语，锡伯人众俱能说满语。其余人等虽较前有所长进，然仍多不通晓者。”（见军机处满文月折档）。由此可见，至乾隆年间，锡伯族已完全掌握了满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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