氰烯菌酯对串珠镰孢的毒力及对水稻恶苗病防治效果--《南京农业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氰烯菌酯对串珠镰孢的毒力及对水稻恶苗病防治效果
【摘要】：
氰烯菌酯对水稻恶苗病菌(Fusarium moniliforme)的菌丝生长具有较高的抑制活性，但对F．moniliforme分生孢子萌芽的抑制活性很低。抑制菌丝生长的EC_(50)平均为0.1μg／ml，而抑制孢子萌芽的EC_(50)达30.9286μg／ml。
氰烯菌酯不能杀死F．moniliforme的菌丝；F．moniliforme菌丝块在含氰烯菌酯10μg/ml的水溶液中浸渍72h后，在不含药的PSA上可以继续生长。
氰烯菌酯对52个F．moniliforme菌株菌丝生长的MIC值20μg／ml，抑菌生长的EC_(50)值为0.1μg/ml。
F．moniliforme对氰烯菌酯抗药性风险的室内研究表明，用F．moniliforme 5个菌株小型分生孢子紫外线定向诱变没有获得对氰烯菌酯的抗药性突变体，但其中3个菌株应用药剂驯化的方法获得了8个诱变菌株。这8个诱变菌株的EC_(50)值较原菌株的EC_(50)值均有较大提高，抗性倍数在1～5间，其中1个诱变菌株Gtd 2的抗性倍数达5.5139，大于5。按FAO推荐的标准，达到抗药指标。如果用EC_(95)值作指标，则这8个诱变菌株的抗性倍数在4～27之间，仅1个诱变菌株(Gtd 2)的抗性倍数低于5(4.0281)，其它诱变菌株的抗性倍数均大于5，表现出抗药性。这说明，氰烯菌酯的抗药性风险中等以上，在生产上推广应用氰烯菌酯防治水稻恶苗病，需要定期监测F．moniliforme对氰烯菌酯的敏感性变化。
F．moniliforme对氰烯菌酯抗药性诱变菌株的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表明，诱变菌株对氰烯菌酯的抗性经过20代转管培养后可以稳定遗传，但能否经过有性世代后可否稳定遗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室内试验表明，抗氰烯菌酯的F．moniliforme的诱变菌株的菌丝生长速率与原菌株没有明显差别，但诱变菌株的小型分生孢子产量极显著低于原菌株，这说明F．moniliforme获得对氰烯菌酯的抗药性后，不利于抗性群体的形成。致病力测定表明，F．moniliforme抗氰烯菌酯诱变菌株的分生孢子的致病力与原菌株的致病力差异不大。
4个菌株的比较试验表明氰烯菌酯在室内对F．moniliforme菌丝生长的抑菌活性明显低于咪鲜胺，但在相同浓度下浸种处理，对水稻恶苗病的防治效果两杀菌剂间没有明显差异。本研究表明可以应用氰烯菌酯取代咪鲜胺用于防治水稻恶苗病，本研究表明对于F．moniliforme氰烯菌酯和咪鲜胺间不存在交互抗性。本研究的结果显示，25％氰烯菌酯SC以1∶00倍液浸种48h，对水稻恶苗病的防治效果可达90％以上，极具推广应用价值。
氰烯菌酯进行水稻种子处理，对水稻种子萌芽和成苗均无不良影响，低温下(10℃)浸种144h、高温下(25℃)浸种48h，浸种后种子经过清洗或不经清洗都对种子萌芽没有负面影响。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07【分类号】：S435.111【目录】：
中文摘要7-9
Abstract9-11
符号及缩略说明表11-12
一、水稻恶苗病的发生和危害12-14
2、危害12-13
3、病害循环13
4、水稻恶苗病病原13-14
二、水稻恶苗病防治14-15
1、抗病品种的利用14
2、物理防治14
3、农业防治14
4、生物防治14-15
5、化学防治15
三、水稻恶苗病菌抗药性研究15-18
1、水稻恶苗病菌对多菌灵抗药性15-16
2、水稻恶苗病菌对咪鲜胺抗药性16-17
3、水稻恶苗病菌对浸种灵的抗性17
4、对其它药剂的抗性17-18
四、Strobilurin类杀菌剂的研究进展18-25
1、Strobilurin类杀菌剂的研究开发进展18
2、Strobilurin类杀菌剂发展过程18-20
3、Strobilurin类杀菌剂品种20-22
4、Strobilurin类杀菌剂的作用机理与抗性22-25
五、本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25-26
材料与方法26-32
一、供试材料26
1、试验药剂26
2、培养基26
3、水稻品种26
二、样本采集与病菌分离26-27
1、样本采集26
2、病菌分离26-27
3、菌种鉴定27
4、供试菌株27
三、氰烯菌酯对恶苗病菌作用特性27-28
1、抑菌活性27
2、抑制孢子萌芽试验27
3、抑菌时间27
4、作用方式27-28
四、水稻恶苗病菌对氰烯菌酯敏感性测定和抗药性诱变28-30
1、F.moniliforme敏感基线测定28
2、菌株抗药性诱变28-29
3、诱变菌株的生物学特性29-30
五、氰烯菌酯防治水稻恶苗病的应用技术研究30-32
1、对种子发芽的安全性试验30
2、浸种时温度对种子发芽的影响30
3、防病效果试验30-32
结果与分析32-46
一、氰烯菌酯对F.moniliforme的作用特性32-33
1、氰烯菌酯对F.moniliforme不同菌株的抑菌活性32
2、氰烯菌酯对F.moniliforme分生孢子萌发的影响32-33
3、氰烯菌酯的杀菌活性测定33
二、F.moniliforme对氰烯菌酯的敏感基线33-37
三、氰烯菌酯的抗药性诱变37-41
1、诱变结果37
2、诱变菌株对氰烯菌酯的敏感性变化37-39
3、诱变菌株抗性的稳定性39
4、诱变菌株的生物学特性39-40
5、诱变菌株的致病力40-41
四、氰烯菌酯对恶苗病的防病效果41-46
1、氰烯菌酯对水稻种子萌芽的安全性41-42
2、氰烯菌酯浸种时间和温度对发芽率影响42-43
3、氰烯菌酯对恶苗病的防效43-46
参考文献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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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国际周恩来研究会_郑淑云：“小郑，你说我还能活几天?”
郑淑云：“小郑，你说我还能活几天?”
总理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建国初期曾跟随过主席，遭到过江青的责难。来到总理身边后，与邓大姐相处得十分亲密。邓大姐自称为“老伴”而称郑为“小伴”’。郑淑云为人真诚正直、富有正义感，工作泼辣，责任心理。搞过“四清”，下过“干校”。“文革”期间两次受伤，一生坎坷。现在一家人仍住在低矮
一、到毛主席身边，惹江青生气
记者：我们想知道您是怎样选调到中南海的?郑淑云：从部队调去的。
记者：那么就请先谈谈您是怎么参军的吧。
郑淑云：那是l949年我刚初中毕业。参加革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我本家的一个姐夫是抗日剧宣二队的，是阎锡山的编制，但人却是共产党的人。他们在北京活动时我们经常去玩。看他们演剧，跟他们唱歌。刚解放时区里的工作组又到学校去活动，做些工作。我爸爸说，解放了，有这个机会你们都应该出去好好为人民干点儿事。l949年6月份我就报考了劳动大学(其实是中央机构的化名)药护训练班(实际是总参卫生处的卫生学校)。7月1日入学，在护训班培训了一年，结业后就留在军委办公厅的总参卫生处。日调到中南海去。领导谈话的时候曾明确告诉我是调到毛主席身边，我是被调进的第一个女护士，和我的同伴朱宝贵同志共同工作。当时还没条件给每人配一名专职护士，所以一开始要管好几家。当时警卫局保健处的主任是徐福静，她带着我到各家认个门，打个招呼，以后多配合多关照。
记者：进中南海，到毛主席身边，一定得经过严格的审查啰！&&&
郑淑云：是啊!双重审查，不仅要通过组织审查，还得通过夫人这一关才成，这后一关我就没通过么!
记者：这是怎么回事?
郑淑云：那是l953年l2月份，是我第一次跟随主席出差，主席是到杭州讨论起草新宪法的。在一次散步时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说，我去过你们家、你们街道和你爸爸做工的工厂。我说你没事到我们那儿去干什么?他就说，为了调查你呀，调你到毛主席这儿工作么。这我才知道确是调来主席身边的。但就是这次出差前后我把江青给得罪了！
记者：怎么得罪的呢?
郑淑云：她几次约我陪她出去玩，我都没去呀!那时条件不好，没有暖气，用碳盆取暖，要调温度啊、湿度啊，我正事还忙不过来呢，哪抽得开身出去陪她玩啊!因此，几次都被我谢绝了!后来，住同屋给主席摄影的侯波回来对我说：“这下你可把首长给得罪了!”我听了才觉得冤枉呢！是我不愿意玩么?我那么年轻当然想玩了。在杭州那么长时间，很多地方都没去过，除非主席去了我才好去。我总不能丢下工作去玩啊！
更让江青不能宽恕的是第一次见江青她就问我，“读过《红楼梦》吗？”我说：“没有。”“唉，怎么，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她觉得很奇怪，因为她自己当时正在研究《红楼梦》家谱，又知道我上过学，怎么连《红楼梦》都没读过！我就说过去家里只有四书、五经、百家姓一类的书。后来到部队又都是学习政治书籍《劳动改造世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等等，读完了还要讨论，不明白还要报告，请人辅导。她就说：“这些书也应该读么，这就是中国历史。主席就批评过：不懂得中国历史可耻。”《红楼梦》的故事我还是知道一些的，有时上课时也听人讲过。因此我就说：“首长，《红楼梦》能代表中国历史吗？要是能代表，我还真要好好地读一读。”她一听这话就更加恼火。其实我说的是实话，有口无心的，并不是有意顶撞，我怎么敢呢？这是我给她灌肠去时发生的事。当时条件很差，灌肠桶就放在卫生间的地下，消毒要用酒精烧，不像现在可以高压消毒。当时我真是有些紧张，但还没觉得有多么严重，觉得自己很年轻，首长说两句就说两句。但回来一琢磨才觉得不对劲：好家伙，不读《红楼梦》就是不懂中国历史，不懂历史就可耻。所以才份量很重。回来我向老主任徐福静汇报。老主任人很好，她对我就像个老妈妈似的，对我说：“首长们工作很忙，你们还年轻，有时批评几句多听听有好处，不要顶。”徐主任还说：“那你就读一读吧！”于是到杭州后，一次田家英、叶子龙我们3个出去逛街，我说我得买一套《红楼梦》，他们就陪我进了新华书店，还真买到了。在杭州回来的路上主席的专列总要走走听听，找沿途地方领导谈话，听取汇报，而且他的身体也好，一路上我没太多的事要做，时间很充裕，再加上《红楼梦》也极吸引人，所以一路上就读完了。觉得这部书对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确是很重要的。
前前后后这么多事积累起来，江青这一关就没法通过了。
二、总理教我学跳舞
在北戴河，一个星期六的傍晚，俱乐部组织了一次舞会。我呢，像个假小子，生性喜欢室外运动，大热天也宁肯在烈日下打球出一身汗，也不愿文文雅雅地去磨地板格子。为此挨过领导几次批评：为首长服务，陪首长活动和锻炼么，不愿跳舞怎么行呢?这次又是我值班，为避免尴尬，我就有意地躲在伴奏乐队后面去了，避免首长看见。但我因为头发黄，人游泳晒得极黑，特别是又穿了一件红球衣，还是很显眼，被发现了。总理的卫士冯佛成走了过来说：& “喂，黄毛丫头，总理叫你过去。”我就过去了。总理问我叫什么名字，年龄多大，家在哪儿，什么时候来的北戴河。得知我是打前站，先于他们到的，就说；& “那么你是搞医务工作的了，来北戴河一些日子了，那么我就想问问你，这个地方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疫情?整个卫生状况怎么样?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我本来是不知道害怕胆怯的，但这下可就紧张了!总理见我这个样子，就说：& “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不要忘记搞些调查研究。你们很年轻，有精力，每到一地都要走访一些群众，了解当地的生活状况怎样，作为医务人员还要知道当地有些什么疾病，特别是常见的多发的疾病。这个工作应该说不算困难吧?”说的时候语气非常缓和。“如果这些情况不了解，你怎么工作?一定要懂得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不是只为我们服务啊，为他们服务才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总理这几句话从此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成了我一生工作的座右铭了!以后我就养成了习惯，每到一地首先就要了解这些情况。从此也就习惯成自然了。以后下乡搞社教，去医疗队回来都要向总理汇报这些情况。
当时我说了一句，组织上叫我干什么我就老老实实干什么吧。言外之意，是领导没交待的我就不清楚了。总理说：&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从组织上来讲你是服从，但这只是起码的要求，为人民服务应该是自觉的，应该是想方设法的，是不受
总理见我还是紧张不安，就话锋一转，问：& “会跳舞吗?”我说“不会”。“真不会?”“真不会。”我说：& “你看我这样像是跳舞的么，穿的是篮球鞋。打球可以，游泳也行，就是跳舞不会。”总理听了说：& “那不行啊，活动应该是多方面的。”我说：& “那我不会呀。”他说：& “那我教你，左边会转么?”“不会。”“右边会转吗?”“也不会，我太笨，会踩着脚的。”总理说：& “宁肯踩着脚，我还是要教。”于是便真的开始教。以后我才悟到，其实总理是要缓和一下我的紧张情绪。以后我多次见到总理批评人，总是这样诚恳亲切，目的只是要教会你怎样更好地工作。
三、到总理家，见邓大姐
郑淑云；这是第一次与总理说话，但当时没有到总理家作护士。那时人手还少，还不能每家配备一名，一人管几家，还要负责首长的食堂。
记者：那时中央领导都吃食堂吗?
郑淑云：那还是建国初期，领导人家里还没有配备厨师，所以各家都去食堂打饭。因为有几个领导有糖尿病，所以我一大早巍得跑去食堂看菜谱，看看是怎样配菜的，营养够不够，净重是多少，都要用天平称的，最后又剩多少再扣除掉。油多少盐多少都有定量和比例的。这样一来家属就不能吃首长的饭，否则营养就没法计算了。像康大姐就不能吃朱老总的饭。当然也有极个别的时候家里人掺和在一起吃一点，不过等我们去了都主动告诉我们。碰到康大姐就会很亲切地告诉我们：“今天的菜做得很好吃啊，我也尝了一点，不过不多，就三两口。”话语很亲切很柔和像对待家里人一样。当然平日配餐是炊事员的事情，不用管那么多，管多了炊事员要生气的，他们也愿意首长多吃点儿吃得好一点儿，你老去干涉让人讨厌。但一旦首长糖尿高了，血糖高了，就得出马查一查了，看是哪样东西配的不合适。
真正到总理身边工作是l955年。领导跟我说完，我就一个人骑车到西花厅。一边骑心里一边打鼓，精神还是有些紧张，这次可别再给砸了。到西花厅先见的邓大姐，大姐说：& “坐下咱们聊聊吧!什么时间来中南海的?都做过一些什么工作?”看到大姐这和蔼亲切的态度，我的紧张心情就烟消云散了。我回答的既实在又留有余地：& “我是出了校门就到机关里来了，在医院工作的时间很短，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经验，要边做边学，我还很年轻幼稚，做错了什么，请及时批评。参军时我就表态很坚决：为人民服务。既然是为人民服务，服务的不好您就说，怎么说都行。”邓大姐说：& “那当然了，都是革命工作么!”接着聊了一下家里情况、父母的身体如何、家里有什么负担没有等。随后大姐带我到总理的房间去给总理做治疗。我心里想这是要实际考察了，但真正见到首长我并不害怕，我的目的比较明确，反正我是来做工作的，做错了就批评吧!总理当然还认得我这个不会跳舞的毛丫头。看来第一次治疗是成功的，因为从此我就留在了西花厅工作。
四、& “为人民服务”像章
郑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总理活动太多，工作太忙，哪有时间顾什么保健治疗啊。那时他身体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疗非常简单。因此我常常是晚上去看看有什么治疗要做没有。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二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的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招手说：& “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 “过来看看这些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以后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去世。
记者：后来佩戴的是一枚同样的，但也不是这枚了。张佐良(．总理的保健医生)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l967年造反派要砸烂春季广交会，眼看无法及时开幕，总理亲飞广州做造反派的工作。好像是一次晚餐后总理刚站起身，宾馆服务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走了过来，说：& “总理，我跟您换像章。”总理一看她一点儿都胆怯，赞许地笑了，说：“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这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了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待办完事，晚上休息时，总理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来，重新又换上一枚“为人民服务”章。原来他身边还带了一枚备用。可见不是原来的那枚了。
郑淑云：对，当时桌上“为人民服务”章不止一枚，我见总理说好，也拿了一枚，至今还保存着呢!
五、学雷锋
郑淑云：& “为人民服务”是总理一生始终遵循不渝身体力行的最高准则。总理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出最后一根丝。
1963年，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不久，有次我去给总理做保健治疗，总理好像正在刮胡子。总理问：你们青年团是怎样学习雷锋的。我那时是团的干部，就把我们团组织的计划、设想和活动安排向总理汇报了。总理一边刮着一边听着，然后说：& “我相信你们能够做到不怕苦不怕累，但要持之以恒可不容易。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他接下去说：你们年轻人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也同样要向雷锋学习。我心想：你还用向雷锋学习么，你不知要超过雷锋多少了!我想着就脱口说出、来了：& “你还怎么向雷锋学习，现在忙的连睡觉的时间都快给一挤没了。”他放下刮胡刀擦了脸回过身来说：& “你坐下，你坐下听我给你讲。你这种说法怎么去做青年团的工作。你这是停& 止的论点。毛主席代表中央发出这个号召，不光是对青年人讲的，而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讲的。既然是这样，我怎么就不应学习雷锋呢?向雷锋学习，就是要为人民而加倍地工作，这就是我的理解。尤其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刚开始不久，虽然有毛主席的领导，但还要靠我们全体人民增砖添瓦。你们年轻人要加倍工作，我们走过来的人也要加倍工作，社会主义建设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主席给徐老的信你看过没有?”“读过”。& “你把它找出来再读读。向雷锋学习，没亨哪些人该学，哪些人不该学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你们年轻人更要多学习、多锻炼、多实践。”我听了总理的话很受感动，觉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入死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立下了那么多的功劳，还这么谦虚，这么严格要求自己，我作为年轻的团干部的确应该向老一一辈学习，接好革命的班，才能不虚度年华，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后来，总理还抽出时间，为我写了一段雷锋的话：& “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自由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 总理跟别的领导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作为一名身边工作人员、服务人员，你可以跟他随便讨论问题、争论问题，你不必担心自己说得对不对。错了，总理会告诉你批评你，指出错在什么地方。总理的批评诚恳而又亲切，听后使你感到温暖。
六、为人民管家
人们都知道，总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苦撑危局给累死的。但一般的人很少知道在“文革”前总理就通宵达旦地工作，自我到西花厅就没见他定时休息过。
记得在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总理一连工作22个小时没休息了，还在一边工作一边等华沙会谈的电报。这天夜里大姐给我们值班的打了几次铃，催问总理休息了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值班室安着铃，听到铃声我们就过去问大姐有什么事。后半夜打铃往往就是叫我们提醒总理早点休息或活动一下。这天是我和冯佛成值班。遇到这种时候都是男同志进去。那天冯佛成进去一催，总理把眼镜一摘说：& “我休息你替我办哪?”冯佛成没办法，往里送杯茶，递块毛巾，就退了出来。这样只好我出马了。我有另一招，人们都知道人们对总理是非常客气的，所以我催他，他不理我，我就站着不动，我想总理总不能老看我站在那儿吧?过一会总理一看：& “啊，还没走?”我就说：& “你还没活动呢!你不睡，可总得站起来活动一下。”“啊，好，好，”说着就从办公桌旁站起来。我清楚地看到总理的手直发抖，那时总理年岁不大，也没什么病，就是拿笔批阅文件，坐的时间太长了累的。真让人看了不忍!他站起来围着办公桌走了一遭，喝了口水，又坐在桌前了。其实也就是应付一下，不然我不走啊!那边邓大姐正在等消息，我就过去告诉一声，总理已经活动了，休息了。至于活动多长时间，是否真休息了，也就免说了。否则邓大姐不安心也无法安睡。&&&
另一次是核对粮食定量的时候，那天总理已连续工作l7个小时，虽然已经进了卧室，但没有要休息的意思。大家心里都很着急，催几次不行。我进去给总理送药时看见他半躺半坐地靠在枕头上，戴着他那副老花眼镜，正聚精会神地计算什么，身边到处是纸，加加减减的公式和表格密密麻麻。我本想等一等再说，可想起了大姐的话。大姐说过：有些事别人能做的请别人帮助做一些。于是忍不住脱口说道：“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听了我的话，总理从老花镜上边看了我一眼，当时也没说什么，还是在算。我知道，这时候肯定是药也不会吃。我就往那一站，等着吧！就这么过了半天，总理把笔放下，眼镜也摘下来了，他轻轻揉着疲劳的眼睛，面容很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个小事，是个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我不亲自算一算我怎么能知道底细呢？作为一国总理那么行呢？”声音不高，因为隔壁邓大姐正在睡觉，但责怪的口气是很显然的。我懂得，那含义就是：“要我说，你真不懂事！”但没有说出来。“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不算怎么知道？”我就看了看，才知道的是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粮食定量，其中还包括半劳力。那时正是全国遭受自然灾害，苏联又背信弃义停止援助的困难时期，总理是在为怎样带领全国人民渡过难关而苦思焦虑。那时，总理跟全国人民一起过苦日子，瘦得眼窝都陷进去了，还这么操心。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我站在那儿无话可说了。总理端起杯子喝了口茶，接着说：“这是关系全国人民的事情，可不是像你讲的单纯技术性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么，所以都应该为人民着想。这个道理你懂，就能够理解我的工作了。”“我不跟你多说了，”他把我递上的药吃掉了，就又开始工作。总理的话不多，但是今后我就把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和是不是为人民着想联系起来。
记者：可见他不是把总理这个位置当成官职，而是当做在为人民官家呀；人民过得好他高兴，人民日子艰难，他难过而内疚。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七、亲如一家
记者：总理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灌注到工作中，不知可有时间过问你们的家庭生活?你是哪一年结婚的?
郑淑云：我们工作人员的事总理当然很关心，但一般都是通过大姐来表示关照的。我和老崔都是团干部，经常要组织一些文体活动，自然而然地就认识了。据他说，是在勤政殿唱歌的那次认识和注意我的。他是华东军大学财务的，从事财务工作。但我们仅仅是熟识，并没想到要结婚。后来，1958年我随邓大姐去广东从化疗养，我们通信，大姐当然也就知道了。大姐开玩笑地说：& “你小伴的信可不可以给我看看?我老伴的信你也可以看看。”我就说：& “我的信你可以看，但你的信我可不好看了，你们可都是中央委员哪！”大姐认识他，还专门把他叫到西花厅和他谈过话，意思是她身体不好，我因为照顾她而不能经常出来和他见面，有些歉然。谈完话大姐说：& “你看看，原想让你们好好谈谈，结果时间都被我占了。快过来有什么话好好谈一谈。”我说：& “没事，没什么好谈的，什么事也没有。”确实，我们很少见面，有时几个月都见不着面。那时又不是八小时坐班，我就把西花厅当成家了，有事没事都呆在那里。所以从来也没有花前月下地谈过，连长椅子都没坐过。1958年不是下放干部么，他要下放到新疆。可他去了他妈妈没人照顾，怎么办啊，他就找到我。我说那怎么办，我来照顾吧。就这样我们的关系才算敲定。可后来没让他去新疆，而是调到西山农场。
我们结婚是在1959年，也是仓促得很。因为总理和大姐要到南方去，希望走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所以就急着选定日子。不巧的是他们的行期突然提前了，来不及参加就启程了。总理嘱托何谦、大姐委托她的秘书张嫒前来祝贺，带来了总理和大姐的贺信，送来了鲜花，还带来了宋庆龄副主席从上海给总理送来的螃蟹。邓大姐也从广东从化回了我一封信：
“你们在婚后的来信和寄给我们的喜糖喜在杭州收到。糖分了很多人吃。你的第二封信是在广州收到的。你们小两口婚后的生活想必很好，会超过我们两老伴的。”落款是：“你的小伴，日。”
我们的结婚仪式是在牛街我妈妈家举行的。家里住房太小，典礼是在房东贾大妈的房子里举行的。邓大姐从广东回京后，还到牛街我们房东的家里表示感谢。邓大姐拉住老太太的手说：“你看你的房子还作了我们工作人员结婚的礼堂，在你这儿行的礼，是不是这样啊？”老太太说：是啊，是啊！大姐常到牛街我妈妈那儿去看看，每次都忘不了看看房东一家。
婚后我住在香山，因为婆婆住在那里。第一个孩子刚刚也是在那儿生的，正是困难时期。大姐亲自到香山看我，给我送了些菜呀、肉啊，给孩子缝衣用的布头布鞋啊！大姐与我妈妈和婆婆都很熟悉了。
总理与孩子
这些照片你可以看看。这是1963年的“六·一”儿童节，总理和大姐让我们工作人员把孩子带去玩。刚刚那时三岁。
——这一张是总理抱着他把他放在乒乓球桌上，给了他一只球拍。刚刚第一次看见这玩艺觉得很新奇。第二张是总理给了一个乒乓球让他打，这是打过去以后总理高兴地喊：“抽过去了，抽过去了。就这样打，就这样打！”
这张是西花厅的院子里照的。大姐要与刚刚照相，刚刚十分不肯，撅着嘴，皱着眉一副不愿意的样子。大姐说：你和爷爷照了，也得和奶奶照。
这张是在餐厅里，大姐剥了个香蕉给刚刚。他小时候很爱吃香蕉，拿过来就咬了一口，这是嘴里正吃着呢!“唉，”我说，& “你怎么不让奶奶就吃起来了。”这才想起来，这不，正把咬了一口的香蕉送给奶奶吃。大姐在说：& “是给刚刚吃的，奶奶不要吃。”&&&
总理骑三轮
这张照片是1959年初在广州从化照的。那天，总理、大姐和我三个人去散步，有公安处徐良陪同。走到当时妇联主席章蕴大姐住的地方，看见门前有一辆三轮车，是服务人员用来给各处分送毛毯的。车上还装有毛毯，停在那里没人，大概是进屋送毯子去了。总理就问我：会骑三轮么?我说：不会，过去骑翻过两次。总理一听爽声笑了起来，说：& “那还是你功夫不过硬。”说着突然来了兴致：& “我这几十年没骑过车了，你看我骑个看看。刀说着就跨了上去。我和大姐紧紧地扶着车，但没想到总理猛地蹬起来，这下我可害怕了，赶快追上去扶车。因为那是是沙子路面，前面又是个拐弯，两边都是排水沟，且有坡度，这要是栽下去可怎么办。我站在车的左侧，手紧紧抓住车帮，随着车跑起来。车一骑起来总理高兴的孩子一般，得意极了，大概是回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从没见总理那么开心过。
提起三轮车我为什么说不会蹬呢?不仅因为翻过车，腿部还负过伤，就是此前一两年的事。那是1965年，林老(林伯渠)要出差，得准备一些药品。那时中央保健局的药房就在我住的这儿(美术馆东街25号)。我和另一个同志蹬三轮车来拉药。回去时我蹲坐在三轮车上，两条腿夹着药箱两侧怕把药箱颠下去。到了中南海的东门时腿已麻了，我用手揉了揉就跳了下去。这一跳可坏了，只觉膝盖一阵刺痛，便站立不起来了。我用手使劲拍打，心里没在乎，又抬起药箱走了好远的路。到下午腿就肿起来了，到门诊部打了针，休了三天假就上班了。其实一直没好，坚持了一年多，到l957年只好住进北京医院治疗。诊断为“先天性盘状板撕裂”，住了一个多月医院。这不，这是大姐写给我的信：
&“亲爱的小郑——淑云同志女儿：& (那时还没有开始称我为小伴呢)
每天我都不止一次地要想到你，想到你在忍受‘急’和‘够’的味，很惦记你，同情你。现在给你送点儿重庆水果和我的一个同学女儿带给我的花生米，略表我的心意。我不能来看你，托我的他来看看你。
你的信我们看了，深深感动，我们尊重你热诚、真挚的善意。希望你亦听我们的话，要遵守一切把腿一治好，这是你现时的中心任务。不能多写，紧紧地握手，祝福你快好!
记& 者：大姐信中提到的她的“那个他，，当然是指总理喽?，他来医院了么?
郑淑云：来了，信就是由总理带来的。还有水果和花生米等。
记者：总理都说了些什么?
郑淑云：总理问：治疗的怎么样啊?痛不痛?有没有好转?要不要同时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对我说：大姐不能来，委托我来看看你，要好好治疗，早日康复等等。我很感动，不停地阅读总理带来的信，决心早日回去工作。
八、关心民主人士
总理关心过的人真是很多很多。总理待人诚恳热情、坦荡无私、谦虚大度，所以不论国内国外党内党外都结交了不少朋友，许多受过他关心的人能给你讲出非常感人故事。
1957年夏天在北戴河，一天晚上我们出去散步经过朱家坟，总理给我们讲起了朱家坟的主人朱启钤的故事。总理告诉我们：“朱启钤曾在北洋政府任职，大约相当于我这个总理的职务，是位经历十分复杂的人物。但在日本占领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他都没有出来做事。而建国后，他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像这样的人我们不要忘记。绝不能用非功即过来评价所有的人呐!要学会历史地看问题。”
山东省有位老中医叫刘惠民，l957年曾随毛主席出访过莫斯科。总理对我说：你住在东城，带刘惠民去东四看看朱启钤老人。你先作自我介绍，随后将来意说清。他有老年人常患的气管炎及老年耳聋，你讲话声音要大，特别要向他说明刘大夫是为毛主席看病才请到北京来的。此后我多次陪刘大夫到朱家为朱老诊治。总理几次过问治疗效果，甚至连方剂的药味作用总理都要了解，还亲自去朱家探视。l961年朱老90岁生日时，还专门在政协二楼小礼堂为朱老举行了小型祝寿宴会。70岁以上的在京政协委员也都应邀参加了。总理在祝酒时说：今天在坐的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是个小弟弟。我们今天不只是给朱老祝寿，而且也是给在坐的各位老人祝寿!总理送了朱老& 一只大花篮，作为寿礼。我记得应邀出席的有章士钊、张学铭等。
在总理看来在那个恶人横行的年代，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做坏事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这样的人都不应忘记。这就可见总理的胸怀是多么博大宽厚了!&&
1967年，我每天路过大典胡同附近时都要看看大标语、大字报什么的，到西花厅上班时就报告给总理。那时，无论党内高级干部，还是党外民主人士被斗被打、被抓被抄的是屡见不鲜的了。那个在地下党时期为我们党作出过特出贡献的熊老板——熊谨汀和他的夫人朱端绶大姐也未能幸免，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总理并没有忘记他们，翻着日历说：& “熊老板该过生日了!”吩咐工作人员准备了两瓶酒就驱车前往东城区大典胡同，为我们党的这位老板过生日去了。老俩口好久都没听到过这么轻的敲门声了，开门一见是总理，俩个人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总理说：& “同事么，怎么能不来!我来看看你们，并给老板过个生日么。”一向热情的老板娘搓着手说：& “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总理马上接过来说：&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老板娘l炒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老板娘流出了眼泪，兴奋地说：& “有，有，我这就去炒。”
此外，我所知道的总理还为章士钊先生祝过寿，并亲自过问他和家人的安全问题。
人们都说总理的记忆力惊人，但这不光是记忆力的问题。而是他心里时刻装着别人，想着别人。
又比如乔冠华的夫人龚澎同志患脑肿瘤，总理经常了解病情，参加会诊，一心想保住这位很有影响的女外交家。那时&&& (1968年)，原国民政府教育总长马叙伦作为植物人巳活了12年，马老先生既无外感，也不能自主活动，但在一位退休老护士的治疗护理下，老先生躺在床上像正常人一样。总理就派我和北京医院业务组的马普远同志到马叙伦家里去了解老先生为什么能活那么久，护理工作是如何搞的，有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维持这样一个植物人国家要花多少医疗护理费用等等。总理在百忙之中想得这么多，一方面是关心马叙伦和龚澎，另一方面是要卫生部门通过解剖麻雀，总结经验，提高医疗护理技术。她一个退休护理人员能做到的，我们拥有完善护理条件的医院难道会做不好吗?就是从此时起，总理建议：会诊要有护士参加，只有医、护、患者配合得好，才能提高治疗效果。我和马普远同志遵照总理的指示做了两个星期细致的调查了解，拍了好多资料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用后背顶着马老的后背，他半坐半卧照的，拍照时马老竟睁开了双眼，这是多年来他第一次睁开眼。这张照片尤为珍贵。当我们将照片送给家属时。他们都非常感动。我们将照片装订成册，向总理作了详细汇报。总理看了照片和调查资料，很满意。现在这些照片还都存放在北京医院，成为宝贵的资料。
九、参加“四清”
也是在1963年，毛主席发出了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号召。我记得那是在一次治疗以后说起了社教，总理就问我：你对社教怎么看?我说：除了三夏到郊区帮助社员割割麦子参加点儿支农劳动，我还没有在农村呆过。总理就说；& “那么如果派你去农村搞搞调查，受受教育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没什么想法，我服从安排，只要你这里有人接替，我愿意去。”他就说：& “建国以来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还是第一次，规模很大，情况也比较复杂，政策性很强。既教育别人，自己也受教育，我觉得你应该争取去。当然了，到农村去要准备吃苦，准备克服困难。你呢，是个医务工作者，要帮群众搞好防病治病，群众会欢迎你的。你把针灸好好熟悉一下，会派上用场的。农村人都很辛苦，要千方百计地为他们着想。”就这样，1964年年初，我先在西郊上庄公社参加工作，大约三个月时间，几乎是每周回来二、三次。1964年10月，我跟随当时的中组部长安子文到了山西省洪洞县马牧公社搞社教。在那里一直工作到l966年4月下旬，又随安子文同志转到河北省正定县二十里铺。在这里正好赶上3月8日的邢台大地震。总理和邓大姐对我下乡很关心。总理亲笔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赠言：
深入基层，访贫问疾，摸清情况，坚持原则，锻炼党性，不急不怠，参加劳动，扎根串连。提高认识，解决问题。增强体质，有始有终。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
1965年春节，我没能回京，和几位同志继续留在了那里。巩固社教成果，同时也为帮助群众过好春节。为此邓大姐关切地给我写了封信：& “亲爱的小伴：”——这是我们之间的昵称，她自称老伴，叫我小伴。
&“今天正是春节，我俩中午约请办公室的同志们为了取消机构而举行了会餐。我们在以革命的思想革命的行动迎春节。你那儿想来也红火热闹?”信中称我未回京过春节“有让美予人之意”，& “对你的方便让给别人的行动表示赞美!”“我想刚刚(指我的5岁多的儿子)，也想你。明后天争取去看看刚刚。”“刚爷爷(即刚刚的爷爷——指总理)问你好!”
信中谈到总理是这样写的：& “我的老伴虽然睡少事繁，但身体、鼻子出血(总理有鼻子流血的毛病)等类零件也还争气，尚有玩命的资本，你也可放心。”署名是“老伴一九六五、二、二下午”&&&
我是l966年4月下旬随社教队回到北京的，回来后详细地向总理和大姐汇报了当地的情况和自己的锻炼收获。
十、去医疗队
从农村“四清”回来后，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当时卫生系统派性很厉害，一直联合不起来，业务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总理说，看来卫生部的工作非得从外面派人不可了，就让我去了解老同志的情况。我就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他也没说什么。后来有的人不久就调来卫生部。又借主席“6·26”指示(把医药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东风，组成了“6·26”办公室，开始着手组织医疗队。总理组织医疗队有几个目的：一是让医疗队搞好大联合，然后以外促内，带动卫生部整个卫生系统的大联合，二是不愿意看到卫生系统的人丢掉业务搞派性，搞武斗，想让他们下去切实做点儿利国利民的事，三是借此也可以保护一批专家。
总理嘱托我要协助范跃同志多做工作，促进联合。我就参加了北京医院小组，下到河西走廓为缺医少药的农民看病治病，在共同的工作中两派很快便实现了联合，给总理发了报喜电报。后来我亲自回来向总理作了汇报。尽管那天总理已累得筋疲力竭，还是很高兴地坚持听完了我的汇报，肯定了医疗队的成绩。
第一批医疗队是l967年底撤回来的，1968年初召开了欢迎大会，总理到会表扬了医疗队的工作和以外促内的大联合。说保护专家，总理叫一些处境困难的专家参加医疗队通过这种办法对他们加以保护。比如总理让我通知黄树则副部长去参加会议，黄树则不敢去，觉得得先向造反团请假才成。我说，那随你，我跟你一道去还有什么可担心的!这他才去了。会上总理当着两派组织的面就高声问：黄树则同志到了没有?，他说：到了。总理就说：& “就是么，你是搞卫生工作的，又是个领导。在家里杲着干什么?那东北的客山病是怎么发生的知道么?”“不知道。”“还是人家勘测部们测验水找出的原因。你在家里干什么?到东北去研究客山病好不好?有什么问题?”有总理这一番话，黄树则一出去不就算解放了么!
十一、下& 干& 校
我去医疗队，总理身边不能没人哪，尤其是总理那时正经有了心脏病，他们从上海找了一个同志来。所以我从医疗队回来后就没再回西花厅。搞完马叙伦的调查就回到了卫生部医疗处，在业务组参加运动。此后不幸接踵而来，而且几乎两度送命。
第一次是l968年8月15日，在部里听完“总理接见卫生部军干群代表讲话”的传达后，骑车回家的路上被人击倒，不省人事。后来是一个在树下乘凉的人用三轮车把我送到隆福医院都没清醒过来，转送协和医院又拒绝收留，原因是送我去协和的是卫生部的一位老干部，上午才刚被批斗完，怎么能收治他送的人!后来总理和大姐知道了，才送到北京医院治疗。
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立刻晕过去了，醒来时什么都不记得了。后来杨德中(中央警卫团政委)派人作了调查，从伤势和现场判断是被人所击。&&&
那时武斗死人的事时有发生，比我惨的人多着呢!后来总理见了我说：& “是被人打的，警惕性不高么!”
第二次是在干校。
干校在江西，个中的酸甜苦辣就甭提了。带着月绎站在刺骨的水塘里挖泥那是常事。有一天下午17级以上干部要传达批陈整风的文件，要我参加，因为我是大队的干部(副指导员)。我说。我不去，我是l8级，不够格。我到山上去察看土质，以便种树。爬了几道山已经很累了，吃饭也没来得及赶回去吃，晚上还有个会要参加，心里着急，主要还是脑伤尚未恢复，不知怎的失去知觉就从山上摔了下来，不省人事。那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一带夜里常有野猪出没。我们干校有个朝鲜族同志叫白宁，常背着枪出来打野猪，我穿着大黑棉袄，被他发现了，差点儿把我当野猪打了。他赶紧鸣枪。干校的人听到枪声高兴了，说：一定是白宁打到野猪了，快去帮他抬。这才把我背下了山。不得已被送回了北京，这是l971年初。但人还是干校的人。
回京以后么，先是在宣武医院看病，后来大姐知道了派卞大夫来看望我，卞大夫说：大姐很关心你，不行就转到北京医院去么。转北京医院后诊断为“肩脑疲劳综合症”和“腰间盘突出”。以后大姐又安排我到小汤山疗养了三个月。邓大姐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是《成语辞典》，那时还是少见的书了，另一本是《民间验方》，是中医书。
记者：你一开始去干校总理知道吗?去辞行了么?
郑淑云：没有，但总理肯定知道。听张佐良讲，有一次去庐山开会路过干校附近，总理对他说：& “这里(江西)有两个我认识的人哪!一个是你的同行，一个是我的同行——两个‘耳刀’，一个郑一个邓(指小平)。”可见总理心中是装着
十二、最后一次见总理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75年的5月7日，& “5·7”指示纪念日么。那时我已分配在北京医院门诊部工作。有人来通知我，说：有人要见你们，叫你们到北楼去。北楼是高干病房，此前我们都没去过。是谁呢?我还真没想到会是总理。接到通知的一共是4个人，其他3位是周尚珏(总理的第一个保健医生)、王力(周尚珏的爱人是理疗护士，曾给总理做过治疗)、焦纪壬(成元功的爱人)。我们到二层的走廊，一看是总理从对面走过来了，我和周尚珏急忙迎上前去，握着手总理说：& “哎。你们没变，在街上走我还能认识你们。”我们问总理身体怎么样。总理说：& “还可以，最近还行。”一边走，一边打听我们家里的情况啊，工作情况啊……我们就问什么答什么吧，不愿多占用总理的时间。随后，总理拿出“五·一”游园时的彩色卡片让我送给孩子。这年“十·一”，就是总理生前的最后一个“十·一”。l975年“十·一”，总理又给我送来了游园票。不巧9月30日我发烧住了院，票送给别人去了。但我还是坚持出病房走了走，好不负总理的一片心意。就这样我们在他的身边边&&& 谈边走，总理又突然侧过身问我：& “小郑，你说，我还能活几天?——啊，不，还能活多少天?”这是他自己纠正自己。这问题对我实在是太突然，我“吆”了一声，这问题从何而来，当着这么一大帮子人，很多我都并不知道是些什么人。我心想总理你怎么也搞起宿命论来了?这时北京医院的两位院长当然是出于好心，忙说：总理会长寿的，总理可以活到百岁。总理摇摇手说：& “我讨厌你们的奉迎。小郑你讲，你是说老实话的。你跟我说，我能活多久?”当时我刚从干校回京不久，听说过总理在生病，但确实不知总理病得这么重，我在心里说：总理你怎么这样唣?人民这样需要你。但这话说出来肯定又会被误解。我正不知所答，这时周大夫就跨前一步代我说了：“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呢?”周尚珏参加过对总理的会诊，他是知道总理病情的。总理好象恍然大悟，忙说：& “噢，噢，那就不说这事了，不说这事了。”然后走过楼道转弯，总理又问我妈妈的身体怎么样。我说：& “我妈妈还好，但上了岁数，有些零件不会总是那么好了。”“代我问她好!”我说好。说着话就走到了电梯口，总理上了电梯，我也正想跟着跨进去多送一段路，总理就摆着手说：& “再见了，再见了!”一连两个再见。这时不知谁从背后拉了我一下，因此我也就没能上去电梯。第二天，总理让他的甥女周秉德打电话给王力，让转告我：昨天他问的话是开玩笑，不要记挂在心上。这是总理过后醒悟到我并不知道他的病情后，反过来安慰我。当时听了总理的问话后，我是很惊讶的，注意打量了一下总理，发现总理消瘦得很厉害，人很憔悴，脸色很难看，那件曾使他神采奕奕的泥灰色大衣，显得很不合体，空荡荡的像吊在衣架上。几年不见，整个变了个人。人病成这样，还要到医院去看望别人，(后来我才知道，总理这次到北京医院是来看望住院治疗的汪东兴的，总理当时自己刚作完一次大手术还不到两个星期)人病成这样，还想到为自己的一句问话，而打电话安慰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讲到这里时，郑语声哽咽，说不下去了，连忙拿出手帕擦眼睛，记者也是眼含热泪，语声欷嘘，两人沉默良久。)后来我想起来，总理连说两遍：& “再见了，再见了”是双关语呀!如果我当时能明白，不管谁拦我，我也不会听的，我一定要跑上电梯，再送总理一段路的，都是我自己太迟钝!当天晚上说起总理，全家人说着哭着，哭着说着!一夜没睡。总理问还能活多久，他并不是害怕死亡的来临，他要计算还有多少工作时间，还来得及为人民做些什么呀!
十三、悼念总理
一月七日的夜里我睡到半夜醒了，不知什么原因，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午饭后我出医院大门到东单文具店给孩子买本子，这时从对面开来两辆车，车开的不快，我一看是总理的车，司机老杨看见我，向我点了点头，很难过的样子，我走了几步一想不对，往常老杨都要笑一笑，抬个手，今天有点儿不对。我心里有了不祥之感，赶紧折回来，可是腿发软，不听使唤，就像绑了个铅球一般。等我进了院门车已看不见了。我们养成习惯，向来不乱打听，也不随便到北楼去的。我就回到了办公室，可心神不安，什么也干不下去。我就出来说到住院处走走，在那里碰到了赵大夫，只和我说了一句：& “总理来了。力我说：是住院吗?还是看病人?没有回答。我不敢想，就这么快总理会是没了。这时党委召开紧急扩大会，通知我去参加，因为我当时是门诊部党支部书记。会上党委书记林均才宣布：今天上午周恩来同志病逝了!听了这句话我马上就受不住了。
但我忍住没哭，支撑着到了厕所里就再也支持不住了，整个瘫在那里，眼泪就止不住了。这时我们一个常委见我踉踉跄跄地出来有点不对劲，就追到了厕所，说：& “还是要坚持把会开完，要挺得住。”她把我扶进了会议室。会议很快就散了，目的是让大家有精神准备，防备一些有心脏病的老同志出事。主要是对我讲的，我管门诊么，我们门诊部的主任何大夫当时病休在家。出了会议室我就感觉受不了了，不知道怎么来到的急诊室，对值班的申大夫说：给我一点药，镇定的，防心脏病的。说完我就躺在急诊床上。到了晚上我就把消息告诉了当夜值班的医生和护士，以便作好应急准备。从那天起我就没回家住，一直到总理的遗体火化完了。
第二天讣告播发了。但不让开追悼会的指示也下来了。那时医院门口宣传栏里还都是庆祝元旦的字样，门诊部里墙报栏都是些预防煤气中毒之类的卫生常识。医院的事我管不了，但在门诊部我要做两件事：我先是找到会写大字的人，说帮我写“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横幅，出了事由我负责。他说行。我们就把门诊部的标语全换了。当时有人马上说：门诊部这样搞是不严肃的。可是人心不可违，最后在群众的要求下，党委宣传部门把全医院的标语都换成了悼念周总理的。
第二件事是打算在门诊部开个追悼会，为了争取主动，我先跟党委打招呼。我说：毛主席说，就是炊事员死了也要开个追悼会，何况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呢?党委没有反对，他们不主动组织是因为要听卫生部的，那时部长是刘湘萍。这样我们就在门诊部准备黑纱啊、花圈啊。其他部门马上就发觉了，说那我们也要开。我说，那好啊，快去党委挂个号。我心想，大家反应多了，追悼会也就能促成了。果然党委接到各部门的申请后就做出了下午二时全院开追悼大会的决定。只有一个中午的时间，黑纱、花圈，横幅、遗像，整个会场就全布置好了，从来没有这么迅速过。当时，我不知道王昆就在医院外公园里默哀，我要是知道，说什么也要把她们全请进来呀!
后来医院安排守灵，我提出我们支部得有人参加，要不没法向党员们交待，否则得说清理由才行。他们不得已把我加进去守了半班灵。我的动机是最后再好好看看总理，把他的遗容永远印在我的脑子里。而事实说明，我没白去。我第一眼就发现灯光不好，把总理的面容照的很惨淡，令人看了不舒服。我找党委书记提了意见，马上换了灯光。第二件事是我发现总理的嘴唇特干，也许是对着风吹的。化装师正好是我的同学老马，我说，是不是总理的嘴唇太干了，要不要涂一点儿油。他忙说，对，是应该抹点儿油。我们就找到主管韩副院长一起做了这件事。
后来我又找到林院长，我说，我要送总理到八宝山。他说：哎呀，人已安排满了，咱们车坐不下。于是我又去找黄树则副部长，我说“老黄你的车有地方吗?”他说：“有啊，怎么啦?”我说，我想送总理到八宝山。他说：& “你们院长知潜吗?”我说：& “林院长知道，就是我们车子没地方了。”这话被刘湘萍听到了，她走过来说：& “你要去可以，不许见大姐。"我不明白她干嘛那么害怕我见大姐。上次是在1974年秋天，总理要到大寨去开会，我写了个便笺夹在书里托人带给大姐，某人就把这事报告了。卫生部就派人找我调查说：你给中央写信了?我说：是的，写了。其实，我信中只提请他们注意身体，注意保护自己。当然我不否认，这个保护的含义是多方面的。
这样我就坐上了黄树则的车，车子启动，泪水想止也止不住。人民对总理的感情那真是不看不知道!数十里长街男女老幼，在凛冽的寒风中，挥手告别，泪如雨下。一路上，只能听到车轮声和哭泣声。在八宝山看见大姐在哭，真想扑过去，但黄树则和我们一位院长说“走吧，走吧”，把我领到了休息室。否则邓大姐和我非出现抱头痛哭的场面不可。
在休息室里当然就是等着火化。后来端进了盒饭，人们开始用饭。我没心思吃，就来到了火化间。火化间内都是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卞大夫、张大夫、张树迎、高振普啊!我真感到象到了自己的娘家一样，大家在一起流着泪拣总理的骨灰。后来又跟着把骨灰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官，从那里回到家里已是夜里三点钟光景。然而，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总理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回响在我的身边。我知道总理那风尘仆仆不辞辛劳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活在千千万万国际友人的心中。
(李学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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