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技术】我攒一年学费学了催眠，太值了
催眠学习反馈，来自一个做室内设计师的学员每个人对待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个事物的不同角度，会带给你不同的感受。学习催眠对我而言，就是发现一条自由之路。在结束完五天课程的那一刻，我甚至有种奇妙的感觉，好像从那时起，我才看到真实的世界，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看过《黑客帝国》的朋友应该知道，尼奥发现了一些秘密，然后来到了真实的世界中，他忽然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所处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去年很火的《盗梦空间》也使用了类似的概念，一时之间，我们甚至都有了一些困惑，究竟什么是真实的？在催眠的课程结束后，我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或许继续用电影的情节来诉说会更为直观。那种感觉就好像尼奥被拉回到现实之中，又能重新回到虚拟世界。就好像你有了一个独特的图腾，可以随时意识到自己是否在虚幻中。你可以融入生活，而又超脱生活，这种感觉真的很独特。在决定去学习催眠之前，我看了许多的广告，对于一个精通市场运作规律的人来说，马春树博士的确太缺乏炒作了，而恰恰是这种平实而不张扬的形象，让我对它印象深刻。我也一度怀疑，五天的课程我能得到什么？在这个满世界都说自己是大师的年代，一个没有太多头衔的老师能教给我什么？更为重要的，我并不是一个资金充裕的人，为了一次培训，我准备了一年时间。我无法判断自己会不会后悔，但我更怕我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与很多人不同，我很爱催眠，我很想成为一个职业的催眠师。终于，我在一个自己都认为有点冲动的时候，怀着期待和忐忑的心情，上京了。&&&&五天的课程里，很多问题得到了解答。诸如，五天的课程能得到什么？对我而言，是基础，也是全部。当然，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字，是“本能”，做催眠师的本能。五天时间，我不知不觉的具备了催眠的能力，催眠已经不需要自己去思考，就如吃饭喝水一般。五天时间里，掌握了最基础的技术，却也是全部的技术。& 当然，首先要理解什么叫做“万变不离其宗”、什么叫做“大道至简”、什么叫做“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五天的时间，我莫名的感受到一种规律，具备了一个催眠师的思维，开始真正懂得分辨，知道如何不受影响，知道如何接受自己所需要的。&五天时间，我看待生活将更加积极。&五天时间，我发现自己更容易获得快乐。&当然，五天时间里，也经历了不少的自我挑战。比如去认识一个陌生人，比如去懂得欣赏和夸奖别人，这对于我而言，并不是特别容易。&五天时间里，最纠结的是对学习方法的困惑。我一度很难相信，不记笔记我是否能够记得住所有知识，我是否能够明白老师讲的内容，我是否会浪费我攒了一年的学费？结果总是很有趣，恰恰是攒了一年的学费，才让我更加专注的学习，恰恰是相信老师的话，才记得住所有内容，恰恰是不记笔记，才让一切深刻的印在脑海里，形成本能。&去学习前，我相信学会了催眠的技术，就是一个催眠师了。而学习结束，才发现，催眠之路才刚刚开始。我知道我已经获得了催眠的能力，而用催眠去做什么，才是更需要我思考的问题，催眠工作坊为我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后面的路，需要勇敢而坚定的走下去。从工作坊走出来，我懂得了如何开发自己的潜能，懂得如何去解决问题，更加拥有面对问题的自信，这些，都在支持着我更好的前行。& 同时，不得不说的是马春树老师催眠的专业性，它并不像一些培训机构，催眠培训仅仅是为了赚钱，在这次学习结束后，可以参加中心举办的案例分析会，马老师以及中心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抽出宝贵的时间，用他们实际的工作经验和对催眠的热情，给我这样的新人专业、有建设性的意见，这是非常难得宝贵的。”更多关于催眠的信息欢迎微信联系：，或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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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查还显示，即使是公立学校，收费也不便宜。通常，高质量的学区，房价要高出平均水平32%；低质量的学区，房价要低于平均水平41%。
来源：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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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徐肖冰杯”青年摄影工作坊已结束近两个月，这期间担任老师的大众报业集团视觉中心业务总监、大众日报摄影部主任孙京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任悦，浙江日报图片新闻中心首席记者陈庆港和他们率领的一班总共 ...
“徐肖冰杯”青年摄影工作坊已结束近两个月，这期间担任老师的大众报业集团视觉中心业务总监、大众日报摄影部主任孙京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任悦，浙江日报图片新闻中心首席记者陈庆港和他们率领的一班总共12名学员陆续撰写了围绕本次工作坊的心得与感悟。无论支招、抑或忧心与鼓励，看得出来负责任的老师们心里有些着急；慢拍、蜕变、开始、捍卫、震住，功夫不负有心人，学员们的求知心切也可见一斑。“学生对了，才可以教”，“徐肖冰杯”青年摄影工作坊托徐肖冰老人的福，这次应该说不仅仅老师和学生“对了”，而且主办方决定做这个活动也“对了”。
【教师篇】
自个儿弄个专题吧● 孙京涛
“徐肖冰杯”青年摄影工作坊，让我不由得想到荷赛一年一度的“乔普·施瓦特摄影大师班”（简称荷赛大师班）——同样针对摄影记者，同样要求年龄30岁以下。我相信，凡是去过这个大师班的摄影记者都受益匪浅。但是，好像中国已经很久没有人入选了（东方早报摄影记者贾代腾飞入选2012年度荷赛大师班，而他也是目前国内入选荷赛大师班最年轻的学员——编者注）。而本次青年工作坊，一道年龄槛儿竟然把很多貌似大器晚成的人挡在了门外；即使入选的12名青年才俊，其提交的专题，以及在工作坊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让我不得不再次思考长久以来的一个疑虑：这些年，我们的摄影专业平均水准可能不是在提高，而是在降低。或者如一位前辈所言：我们的摄影，只有繁荣，没有进步。
为什么我们似乎很难发现30岁以下的成熟摄影师？我相信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已经纠缠、勾连、复杂得令人无奈甚至绝望：比方说我们的媒体体制设置，已经天然地将新闻摄影边缘化，摄影不再是一种强有力的传播手段，而是逐渐被成本控制的经营理念弱化为简单旁证的工具；摄影记者往来奔忙，形同保险公司四处取证的出险员，几乎成为彻底的摄影民工。大多数媒体给予摄影记者的不是一个放飞职业梦想的平台，而不过是一份聊以生存的工作。
网络媒体的喧嚣耸动则让摄影进一步沦为事件噱头或流行话语的奴隶，摄影记者主动言说、积极评价的愿望可能被进一步剥夺。网络文化倡导的浅阅读让人进一步把信息当成了知识，让人无视前人深刻思考结晶的哲理与规律，让人在世故的同时变得浅薄。数码技术、网络技术等先进科技的发展让摄影的门槛进一步降低，这让人们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以为技术可以代替智慧，工具可以代替头脑，记录可以代替评价。而器材商以广告费、赞助费为筹码与某些“权威”摄影机构与专业媒体相“勾结”，对摄影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取向不动声色的绑架与覆盖，更令人窒息。
大多数年轻摄影记者涉世不深，理解社会领悟人生本就没有多少底气，而就业、考核、车子、房子等现实压力，让大多数人慢慢选择了麻木与盲从。
是的，这些听上去确实令人沮丧，但我们不能就此放弃，因为我们坚信追求极致是人类最伟大的生命动机。我们也确信物竞天择的定理同样适于媒体的竞争、摄影的竞争和摄影记者之间的竞争。这也正是我们选择用工作坊这种曾经由包豪斯学院发扬光大的教学方式，帮助有志于提升职业能力的摄影记者突破瓶颈的原因。
对学员来说，工作坊只是一个开始。所谓大惑大悟，小惑小悟，当他们每一个人都满怀纠结离开时，我相信他们各自的疑惑，同样是他们收获的一部分。而我自己的疑惑则是：有什么样的核心经验可以成为这些年轻人的基石，让他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展开自己的职业规划？
——自个儿弄个专题吧，我建议，找一个可以花一年以上时间拍摄的专题。
首要原因，是可以锻炼与确立摄影记者思考的独立性。
专题拍摄，可以将原来由显性事件（特别是突发新闻）引领的采访模式，转变为以分析、挖掘隐形事件或渐变趋势为主要手段的调查模式，从而让摄影记者转变拍摄动机，由被动的跟从者，转变为主动的观看者。摄影记者不仅要让读者看到事件，更要看到事件的结构与细节；不仅要看到现象，更要看到现象背后的逻辑背景和发展脉络；并且，不仅要看到孤立的片段，更要看到系统的整体。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突破媒体标准，重新选择自己的眼光与立场，从而建立自己的标准。
当下的媒体标准，受政治禁锢、利润诉求和大众取向的影响，相当有局限性。如果摄影记者将媒体标准奉为唯一圭臬，基本上不可能建立自己的个体价值。只有心胸博大、眼界开阔、思考深入，才能真正确立自己较为久远的影像地位。当年尤金·史密斯敢与权威的《生活》对着干，不是因为他鲁莽，而是他清楚自己对报道摄影的理解比杂志高明，因此，即使离开《生活》，他依然佳作不断，最终成为个性独具的摄影大师。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突破摄影固有的疆域，促使你以更高的立足点观察、判断和剖析题材、提炼主题。实际上，除了以摄影本体作为艺术探索的摄影之外，其他大部分摄影的主题都不来源于摄影本身，报道摄影、纪实摄影尤其如此。摄影的主题，不论源于身份、身体、场所、时间、宗教、精神……都必然是对当下现实的深切揭示与批判，因而必须上升到文化、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的高度，才能进入公共话语，确立其深刻性、准确性与传播性。因此，这个时候的摄影记者不再是一个“摄影者”，而是一个具有文化自觉、独立、深刻的思想者。
其次，是可以实现对语言表现能力的有效锤炼与充分挖掘。
拍好一张照片，需遵循“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主体突出、画面简洁”这样的一般法则。更高一层是“摄影的思维是从四条边框开始的”、“以景深大小确立主次关系”、“注意光线变化造成的视觉重量感”……这样的规则。
但事实是，我们的大部分摄影记者连最基本的摄影语言问题都没有解决，滥用广角、滥用光圈，画面零乱、主次模糊。更糟的是普遍用文字思维取代摄影思维，不明白文字重在“叙述”而图像重在“表现”。这种懵懂用以应付媒体，应付单张甚至几张照片尚可，但是，一个大型专题往往需要几十张风格统一而又富于变化的照片，以这种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表现方式应付，势必捉襟见肘。
所以，通常我们看到，一个摄影记者面对一个专题拍出十几张像样的照片还是比较容易的，拍出20张，努努力也能做到，但要拍出30张以上，摄影记者就必须在“视觉叙事、视觉修辞和视觉说服”诸方面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才能实现。一个大型专题的展开恰恰可以逼着摄影记者不断发现，不断拓展摄影的表现力，从而在上述方面有所建树。
最后，是可以导致摄影行为过程的改变。
一个合格的摄影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调查记者：要善于与人打交道，在“人”身上发现问题。采访，细致入微的采访，是运作一个大型专题的基本要求，否则，主题无法提炼，切入点无法校准，基本事实无法全面，感人的细节无法准确，深刻与系统也就无从谈起。我对前辈大师总结的“摄影师既要成为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又要成为冷静的旁观者”这样的经验深以为然，但如今的快餐文化与电子产品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与疏离却让摄影记者变得浮躁、封闭且想当然，不愿与人打交道，也不知如何与人打交道成了理所当然。须知“人”才是传奇中的传奇，摄影所有的戏剧性都是发生在人身上的。从专题的意义上说，没有采访，便没有摄影。
所以，一个自个儿的专题，就是横在摄影记者面前的“龙门”，跃过它，基本上就能完成从一个摄影记者到摄影师的蜕变——就如同《吉普赛人》之于约瑟夫·寇德卡，《另一个美洲》之于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81号病房》之于玛丽·艾伦·马克，《精神病院》之于袁冬平，《希望工程》之于解海龙，《十四家》之于陈庆港……无数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条。如果诸位年轻的摄影记者认可并试图在离开工作坊之后继续它的理念，那么，请你现在就出发，义无反顾，寻找自己的专题，展开新的征程。
你的职业，你的语言——兼谈“为什么有这个工作坊”● 任悦
他们只需到达现场就可以了——这似乎是执掌新闻摄影领域多年的法则，使得摄影记者一个个宛若拼命三郎，语言策略直白简单，17-35mm这支镜头为何如此好用也就可想而知。
而事实上，早在上世纪40年代，用“摄影＋报道”（photojournalism）这个新词来统领这个行业的新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拍下一张现场新闻照片，此种努力就已经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术体系中展开，并随后在尤金·史密斯这样的摄影师的实践中得以体现。一位学者如此形容photojournalism这个词诞生的意义：“这是第一次，新闻摄影被看作是和文字同等重要的传播媒介。”也就是说，摄影记者也是一个职业的传播者，他们的语言也应多元和复杂，内中体现着传播者对语言体系精准的操控。
但对于中国的新闻摄影工作者，无论是媒体本身的框架——完全以文字为主导，非视觉化，还是摄影记者自身的素养——大多数人没有且很难有机会得到正规的新闻摄影职业培训，都存在天然的缺陷，这使得多年以来，不少媒体对摄影记者的要求仍然是拍下一张照片这样简单。
今天的摄影记者，其外部生存环境变得愈发险恶，他们的职业地位受到廉价且易用的数字化技术冲击，拥有一台专业相机不再是这个职业唯一的通行证。此外，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也遭到消解。人们有更多渠道获知消息，甚至成为发布消息的主体。这促使一些媒体非常开明地接纳普通市民参与新闻报道，为之提供渠道和平台。它对摄影记者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突发新闻的现场报道，最快发出消息的往往不是职业记者。
面对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动，我们却鲜有看到新闻摄影业内对此展开审慎思考以及积极应对，关于这个行业最为热烈的研讨仍然是所谓“新闻摄影的真实性”问题，但奇怪的是，它却经常只是一个口号式的质疑以及口号式的结论，甚至将结论引入玄学，因其往往讨论的是一个未经定义语境的伪“真实”问题。这又会进一步带来所谓新闻摄影的客观和主观的争论，时至今日，人们对新闻摄影的主观表达的理解，仍然会延伸到另一个话题——新闻摄影的艺术化，很显然，谈到艺术，这一切又纠缠不清了。我们为何就是不肯承认摄影记者作为职业传播者的独立地位和他们在信息传播中存在个体表达？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所敲击出的文字不断经过润色和修改，我对前后语句进行调换，让段落建立逻辑关联，试图更准确地表达我的意思，而这一切，难道就不可能发生在新闻摄影身上么？！
1948年，尤金·史密斯拍下乡村医生的报道，他无视《生活》的截稿期以及编辑对弄几张照片就成的简单期待，花23天和医生生活在一起，透过这个乡村全科医生的工作看村庄的生老病死。这组照片在《生活》刊登了12个页码，成为图片专题报道（photo essay）的范例，为这之后的摄影记者所效仿。
尤金·史密斯这种独立采访，照片自拍摄之时就注重视觉逻辑，并最终将之以版面语言呈现的努力，即是对照片作为一种表现性语言用于信息传播的一种尝试。他的这种表达方法在职业新闻摄影领域得以传承的同时，也在不断发展。
我们可以将照片作为一种语言来应用么？变化的传播环境为之带来了新的条件，即受众视觉素养的变化。新一代图片阅读者，更倾向接受新闻图片和文字报道一样，都是记者对现场的一种再现，并非只是来自现场的切片。这种再现必然有语言语法的功能存在。
以上这些即是我出发参加桐乡这个工作坊之时的思考，也是我所认为的这个工作坊出现之必要。在我浏览所有申请者文档的时候，更希望有更多这样的职业培训应该尽快展开。因为不少摄影师基本的视觉语言问题还没有解决，毫无原则地滥用广角；大多数人不能拿出像样的独立新闻摄影报道。其实直到桐乡这个工作坊结束的时候，我也并未感到轻松，因为我深切地感到，发展到今天，很多从业者对摄影的理解和对其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仍然只是把画面弄得讨巧一些；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摄影语言的视觉叙事、视觉修辞甚至是视觉说服的实现，对此鲜有具体和切实地思考与实践。
我的这种悲哀，再面对这些渴望上进的年轻摄影师，更感到压力重重。他们每个人都竭尽所能地在现有环境中做出努力：作为一名都市报记者，纪向钊从繁琐的日常报道中脱身，对宁夏生态移民持续跟踪记录；作为一名自由职业摄影师，刘飞越在用报道摄影谋生存的同时，始终以平视的目光记录普通人的命运，与大货车司机同吃同住，为我们展现他们的生存状态；作为一名网络媒体的记者，吴家翔和他的同事一起报道“非典”后遗症病人的生活，一个专注拍摄照片，一个则以视频的方式记录，试图为这样一群“国家病人”留存视觉档案。但这些摄影师，都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想深入下去，却发现对摄影语言的娴熟运用仍然是个障碍，那是一种有话说不出的痛苦。
工作坊结束前一晚，我已经想好给每位学员留下一个问题，最终又被我咽了回去，不忍给这些已经忙得精疲力尽的年轻人增加负担。最后，我只问出了一个问题：“想想看，等你回去，面对要求并不高的媒体，你该如何保持较高的职业水准？”这个问题却又被学员反问给我。
我深知系统黑洞的存在，但我们却再也不能停留在媒体很差，摄影记者得不到发展；摄影记者很糟糕，媒体地位也就得不到提升的死循环里了。这也许就是这个工作坊的价值，它为解决问题而存在，哪怕只是一些很小的问题。
摄影，是你人生的一次历险● 陈庆港
一直相信，所有的摄影作品都早就存在于那里，你所做的其实只是找到它，然后把它拿出来。由于每个人所处的不同境界，决定了最终每个人找到的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会在什么样的时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将它拿出来。有时想，这就像去超市购物，我们花相同的钱，而拿出来的会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影像最终呈现的其实是摄影者自己的内心世界。它是我们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由于影像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摄影伦理的不断更新，我们的视觉经验被一次次冲击，一次次突破，我们也一直在一次次寻找新的呈现方式，和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观看角度。我们前所未有过地像今天这样注重过自己及体恤过别人的视觉感受，这已成为我们自身与外界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成为我们自身向外界发布内心某些复杂信息的重要通道。在尊崇“新”与“锐”的年代，我们害怕停滞不前，虽然我们常常弄不清楚“新”与“锐”的真正指向是什么。摄影的“时尚”能力成为我们给自己带来信心、赢得别人敬慕的重要参数。
《拐角》，是刘有志在工作坊完成的一组作业。那几天，他就一直游荡在那个小城的街头。巧妙利用环境提供的各种元素，营造怪诞、错乱、穿越等视觉效果，这已成为摄影师表现现代都市的一种惯常手段，所以其实开始我对他的选题并不看好。刘有志说自己不喜欢拍那些，只喜欢拍这些。他说的“那些”，我至今不知道是哪些；他说的“这些”，我知道就是后来的《拐角》。和其他年轻摄影师一样，《拐角》青春、响亮、喜怨分明，它没有带给我突破性的视觉体验，但它让我看到了一个摄影师和一座小城之间的缱绻情愫。真诚是摄影的第一要素，我为自己尊重了他的选择而高兴。
“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看’的方式，也有‘听’和‘触’的感觉。摄影的发明，正显露出新的‘人性企图’，它替我们和世界做了全新的交谈。摄影可能是呈现人类情绪最忠实的媒介。”（曼努埃尔·阿尔瓦雷兹·布拉沃语）
我们强调语言的重要，我们也要强调语言的真诚。
没有哪一种语言是我们必须要背负的十字架，但我们不能因为走得太远，而忘掉当初为什么而出发；不要让摄影质朴的本质，毙命于华丽的形式之下。
吴家翔完成的作业《呜哩哇啦》，说的是幼儿园里孩子的事情。开始打算讲故事，但用这个只有几个孩子的幼儿园讲出一个让读者感兴趣的故事很难，时间过去一半，吴家翔的图片仍形不成故事的结构。但这些图片却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状态：孩子在一个不开放的环境下的无奈。《呜哩哇啦》最终告诉我们的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属于每个曾经有过幼儿园经历的人，但我们有谁正视过这种状态？
摄影曾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决定我们看到什么以及怎样看。如今，摄影属于每一个人，它正在进行更直白、更真实的表达，它不再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我们每个人都怀揣一个属于自己的标准。我们除了共同拥有的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外，除了共同关注的事关我们共同命运的这些话题外，我们每个人也都还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不同于别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用只属于自己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用只属于自己的标准，衡量这个世界。
在我们传统的文化视觉里，远离尘世的美善、虚渺梦幻的诗意几乎是和我们的姓氏和肤色一样重要的东西，我们陶醉于其中，同时也被其桎梏。在那里，我们看到“善”，看到“美”，而独不见“真”；“太似则媚俗”，在那里，真是丑的，真很危险……这至今影响着许多人。
在这个不断病变的世界里，摄影可以是一味迷幻药，也可以是一把手术刀。
杨帆和崔新钰，同时关注了工厂，他们在思考工业环境与人的精神的关系。显然这是个绝非能在短期内完成的东西，但从几天的拍摄里，却看到了他们明晰的思路，和表达的基本方式。沉闷呆板的空间，巨大坚硬的秩序，冷默机械的神情……我们看到“真”的力量。
之前看杨帆的作品时，就一直觉得，能够对着这样的场景举起相机的人，是有诗人内质的：越过画面里的人们的肩膀，我看到了时间的深处，那里无边无际，孤寂无助……他们需要的只是时间。一个优秀的摄影者，他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让你领略到奇异风景。而那些不幸的摄影者，他仍附体在已经僵死的模式里。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无法就摄影的许多问题进行必要的讨论。摄影从它诞生的那刻起，一代代摄影者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追问：摄影是什么？它的边界在哪儿？它和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是什么？它与我们自身的关系又怎样？我们可以自认为把这些问题弄得很明白，我们也可能觉得这些问题永远弄不明白；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它看得很重要，也可以把它看得很不以为然。这些问题的标准答案，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但我们仍然不该放弃思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其实我们只能对摄影的一些最基本的技术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但我们知道技术问题从来都不是摄影的核心问题，最终决定你走多远，和走向哪里的，是你的思想能力，是你的思考方式。
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经验能解决你在未来拍摄中将遇到的所有难题，工作坊为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在这里相识，并且有了关联，这种关联可以使我们在以后遇到难题的时候，能够形成互相支撑。或许，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手段。
做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而摄影，则是你人生的一次历险。
【学员篇】
我找到了同类● 邹璧宇
工作坊学习归来的一段时间，每晚7点半我都特别兴奋，因为那几天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聚集到在桐乡市下榻酒店的会议室中，分享当天的拍摄心得，让老师点评照片，也把自己心中的纠结再梳理一遍。对我来说，那会儿最高兴的事就是找到了同类。
我的选题比较中性化，拍摄的是一家在老街上开了20多年的家庭裁缝铺。从媒体职业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个老套而乏味的选题，既便如此，在拍摄编辑的过程中获得完善的结构和做到表达观点，也并非易事。我的指导老师孙京涛第一天就强调照片要简洁，不要叙事，要用光；任悦老师说的更多的是故事结构和画面，如何更好地完成选题；陈庆港老师则对图片素材的编辑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和方法。
短短几天，我的观看方式和选题思路有了很大变化。与同学们一起工作，一些问题和疑惑是我们共有的，而我们每个人又都有着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三人行必有我师”，共同工作让我们彼此都学到了很多。记得任悦老师曾语重心长地说:“还差很远。”是的，这种事后的消化也需要慢慢进行。
慢拍慢拍● 陈中秋
我工作的单位，听到、看到最多的字眼是“快拍快拍”。越来越多的业余摄影爱好者用手中的相机、手机，有意识地拍下各种“有意思”、“最现场”的照片，不仅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了乐趣，也满足了报纸的需求。快拍快拍，已然成为当下全民摄影时代的一声呼号。然而，对于职业摄影师，这无疑是一项挑战。面对越来越多业余爱好者抢占先机，你的职业化能力体现在哪里呢？
美国《时代》周刊摄影部原负责人玛丽安·格伦前不久在杭州坦言：“美国的很多报纸已经解聘了他们的专职摄影记者，更多地采用自由摄影师的供图。”未来，报纸也许会更加杂志化，读者不再满足于“一扫而过”的快餐式阅读，不甘于看到浮于表面的肤浅表达，更多的专题摄影作品会越受青睐。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型。
所谓职业化的标准，就是在新的传播环境之下，能够独立思考，能找到选题，对每个选题有一个视觉化的解决方案，能够稳定地去完成任务。这也是此次摄影工作坊的目的，正如孙京涛老师在头天的见面会上所说：“我们是为了训练你们拍专题的能力，让你们掌握报道摄影的职业化方法。”
在我看来，对于职业摄影师来说，我们似乎不必急于求成地“快拍快拍”，而是要静下心来“慢拍慢拍”， 一方面要做积极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也要做冷静的观察者。
拍摄的第一天，我从一个皮毛加工作坊里拍了一堆照片回来，孙京涛老师发现了问题：“为什么这个位置要拍这么多张，难道连续拍20张就能拍出好照片吗？”“按快门之前有没有思考过？”“你说你观察过，这是你观察的结果吗？”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把我问得不知所措。
老师们一再强调，不要急着按快门，想一想，慢慢来。在拍摄之前，学会主动跟人交流，交流能让你了解情况，也许还会发现新的拍摄点。拍摄的时候，要想一想为什么要这么拍，画面中是否有多余的元素，所表达的意图是否到位，构图、角度、景深、光线是否合适，等等。
几天的专题拍摄，对我来说整个过程就像个“V”字形。开头不错，之后慢慢陷入了泥沼，甚至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一度想换选题，再到最后思路打开，目标清晰，扭转颓势。
纠结而难忘的一周，学到的远比写下的多。往上一个台阶，就是新的起点，重新出发，静静思考，慢慢拍照。
思考，决定着摄影师的存在价值● 崔新钰
完成一部好的报道摄影作品，摄影师需要在两个层面进行探索并交出符合职业标准的答卷：如何在拍摄前期发掘并确定选题，如何利用摄影的视觉语言将选题进行视觉化的呈现。本次工作坊，老师们志在这两方面帮助我们提升。
对于报道摄影中选题的提出，工作坊的经历告诉我，既要看有没有话题性和戏剧性的冲突，又要看能否在交稿期限内，运用视觉语言来充分呈现该话题。具体来说，从确定选题到提出视觉解决方案完成拍摄，摄影师的思考应基于对现实的观察理解，而非简单地实现某个概念的视觉化。
进而言之，完成选题的拍摄，其实是一个提出视觉化解决方案的过程。拍摄中如何解决三维空间中的观看与二维平面的视觉呈现之间的关系，利用景深、光线、各种视觉组构等元素构建视觉空间；同时如何细腻地刻画人物的情感，拿捏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把握情绪、冲突等因素交织营造的意义空间。可以说，一名摄影师对视觉空间和意义空间的驾控，决定了一组报道摄影作品的完成度。真正高明的作品，会将观点隐藏在画面中，润物细无声地呈现出来，而不会大张旗鼓地刻意塑造。用孙京涛老师的话说，“要呈现，而不要表现。”任悦老师则说，要抛弃那些“廉价的小趣味小技巧”。
“摄影是需要时间发酵的”，孙京涛老师说。回想起来，确实如此，相对于胶片时代对不可预期结果等待的神秘性，在当下这样一个拍摄立等可见、影像阅读快餐化的时代，摄影师如何理解自身、解读社会，如何在随波逐流的大潮中立定自我，发掘有意义留得住的选题，并沉下心去拍摄完成一部思想上有深度、视觉上有新意、耐看耐读的报道摄影作品，是每一位年轻摄影师值得深思的问题。思考，决定着摄影师的存在价值。
报道者的一次蜕变● 刘飞越
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参加“徐肖冰杯”青年摄影工作坊，实在是幸运之至。
在过去的2011年，我拍摄了11组图片报道，在媒体上也发表了11组。这样快节奏的拍摄让我思考的东西越来越少，每次拍摄都当做一次任务来完成。今年我想放慢脚步多加些思考，此时我接到了“徐肖冰杯”青年摄影工作坊的官方通知，成为了一名学员，这正是个学习的好机会。
工作坊的学习分为三个小组，分别由任悦、陈庆港、孙京涛三位老师负责指导，每个组4名学员。我被抓阄到了第一组，由任悦老师辅导。
4月1日，第一天，任务是踩点、寻找选题，并于当晚汇报选题计划。我计划拍摄的是在踩点中发现的一个百年老镇政府。现在这里是个大杂院，里面有十几户住户。我想通过这样古老的庭院和里面的现代住户来反映崇福古镇的变迁，用环境肖像的形式表现。另一个计划是拍摄老街的清明节祭祖。经过讨论磋商，我选择了前者投入实施。4月2日一早，我赶到崇福镇横街，找到了那个古老的庭院。进门和里面的老住户聊天，发现现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完美。因为里面只有两家老住户，其他的都是租户，清明放假期间租户们都不在家。没了足够的拍摄对象，我想选题要泡汤了。退而求其次，和老人匆匆告别后我开始去寻找第二个选题的相关素材——清明节祭祖的老人、祭桌、祭品等。
晚上，带着一天的拍摄结果，我忐忑地接受了任悦老师检阅。“一张图片都不许删，要看原片”。孙京涛老师的提醒让我们这些学员更加因为不自信而心感不安。
一张、一张、又一张……任悦老师一句话都不说，我已经浑身不自在，手心开始冒汗。“在图片中可以看出拍摄时的急躁，想用图片说话的欲望太强，过分的广角镜头包揽无用的信息太多，这些都显示在每一张图片上。”任老师终于发话了。“你以前拍摄的选题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现在这个大家庭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里，这里的人家庭情节很浓……”说到这里，原本精神紧张的我恍然明白，为什么不顺藤摸瓜拍摄这个并不聚居在一起的大家庭的各个分支？
得了秘笈，4月3日我再次来到老人家中，和老人聊天，了解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情况，以及老人的生活经历。“今天拍摄不要急，多做采访，记采访笔记，铺垫好和被摄对象的关系，拍摄现场多移动。”拍摄期间，任老师发来了第二个“锦囊妙计”。“嗯，明白了，这个真不好拍。”发现我依然没理清头绪，任老师又来了信息，“锦囊”展开阐释：“你的目的就是进几个家庭内部观察其生活，从乡到城，从屋到楼，这正是现在中国各地变化最大的。没事，放松去观察。”看完信息，我一下子明白了需要做什么，具体该怎么拍摄。
老人的大女儿、二女儿、大孙女、小外孙，依次联络，入室拍摄，补充拍摄，“控制为中性、仪式感”，谨记任老师的第三条妙计，后续几天我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并最终获得了工作坊参与者的相对认可。
回京多日，每每想起三位老师点评照片时的一句句教诲都会心潮澎湃，我想此后我的心境会因此而愈发平静而开阔，而这必将伴随我踏出去走进每一个拍摄现场。
从心开始● 刘磊
“徐肖冰杯”摄影工作坊学习期间，我们将每天拍摄的所有照片展示给老师，并在老师的帮助下挑选图片，然后钉上墙。在这个过程中，本是摄影创作者的我们成了作品的观看者。而且，我们观看的不仅仅是作品，还有拍摄的过程。然后通过和三位老师的交流，我们迅速发现了自己摄影的缺点。
观看能够带来反思，而反思的目的则是为了促进拍摄。第一天，我的问题就初见端倪：单幅看起来还不错，但照片被组合在一起观看时就变得毫无生气。和任悦老师聊天，我说我最初喜欢布列松影像中的“严谨”，后来喜欢弗兰克镜头中的“放松”，而现在更喜欢介乎前两者之间的寇德卡。我告诉任老师，我总觉得自己的镜头感太过平实，正在尝试改变。任老师则直接问我，“你的摄影是要走艺术的道路还是纪实报道的道路？”面对切中要害的追问，我一时语塞。
反思起来，我的摄影学习起步于摄影视觉语言训练，我习惯以摄影的艺术视角来观看作品，并以此来狂热地捕捉着一幅幅融会了好构图、好用光和好色彩的照片。在所有的摄影门类中，摄影视觉语言是相通的，所以我一直无所区别地阅览着各种门类的优秀作品，而忽视了不同摄影门类主题特点的存在。就纪实摄影而讲，我的摄影实践因此很容易停留在“视觉摄影”的层次，而缺乏对“纪实”主题元素的捕捉。
我的选题是“光头”扎根的故事。扎根是桐乡濮院羊毛衫市场的一名货运工。我被他个性的外表所吸引，并顺利走进他的生活进行拍摄，从日常工作到生活娱乐，照片中扎根的趣事成了我向老师和同学们津津乐道的对象。然而，照片一组合，陈庆港老师的一句笑谈“你被拍摄对象绑架了”刺激了我。是啊，扎根突兀的外表和张狂的行为令我忘记了对周围环境的关注。不知不觉中我成了扎根的流水账摄影师。“你到底想拍什么呢？”任悦老师再次追问。因为有事要提前离开工作坊，面对提问，我更加着急去解决自己的拍摄问题。第四天凌晨两点，我突然醒悟，或许我应该改变的就是改变过往自己中庸退让的处事习惯，敢于去发表观点。重新整理拍摄思路后，我注意到身处他乡的扎根一直在利用强悍的外表掩饰内心的彷徨和不安，在他洒脱的背后留藏着苦力的汗水。我决定以这种表里不一的反差为突破口进行拍摄，并重新编辑图片，然后再行补充图片……
虽然时间关系，我最终没有完成拍摄，但它依然有其意义，这次经历会督促我以后的拍摄要从“心”开始。
铭记终生的魔鬼训练● 周丽芳
才说相见恨晚，又道聚散有缘。7天的工作坊很快就结束了，回想起来，兴奋、焦虑、纠结、难过、欣慰……所有的情绪都交织在每一个昼夜里，所有痛苦与快乐的博弈都历历在目……被大家笑称为“魔鬼训练”的这7天，是从零开始的7天，是改变我人生态度的7天，更是让我铭记终生的7天。
在3月31日的招待晚宴上，我才得知自己是班上唯一的女学员，同学们也都纷纷喊我“班花”，说实话，这个班花压力很大，相对于各有成就的同学们，真担心自己到时交不出作业站到大街上哭鼻子。所以，当晚只睡了几个小时，即使看书、上网临时“抱佛脚”，仍然忐忑不安，整宿辗转反侧。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此次工作坊，我的选题名为《二分之一空间》，正是将镜头对准了那群因旅游开发，生活空间被挤占、正常生活被打扰的乌镇居民。前两天，在乌镇东栅那条被游人充满的老巷子里，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自己的理解捕捉“被侵入”的镜头。很快，我发现新鲜感消失殆尽后，我的镜头依然停留在看与被看的平面上。此时，孙京涛老师的“锥子”理论一语道破天机，“只有深入一户家庭，才能一斑窥全豹。”谨遵教诲，第三天，我开始进入一个家庭深入拍摄，并有幸获得了主人家的认可，当晚住在了人家家里。
每晚例行挑选和点评照片，孙老师一张张认真翻着我的照片。“这是一个不错的场景，为什么只拍了两张？”“这张片子，为什么焦点不在人上？”“这张片子想说什么？”随着孙老师的不断发问，我的心跳开始不断加速，同时迅速记下老师说的每一个要点。幸运的是，形势最终有所转变，“嗯，这是张好照片……哦，还有一张好照片……嗯，不错，你这组照片可以期待了……”孙老师的鼓励令我信心满满，当即开心地把6张照片贴到了墙上，并拉来任悦老师点评，“我不说，我一说就把你说哭了。”“没事，我不会哭的，您只管批评。”于是，任老师的那把“快刀子”一下就切了过来。“看完所有人上墙的照片，就你的问题最大。”那一刻，我“轰”地一下，当即就蒙了，刚培养起来的信心一落千丈。“你的照片缺乏现场感，没有那种扑面而来的感觉，都是你想好的，再把它拍出来，语言也有问题。”任老师针针见血的点评让我突然醒了过来，因为这正是我素来都有的毛病。
拍摄、点评、上墙，每天凌晨一两点结束时，大家仍然迟迟不愿离开会议室，想从老师那里再“搜刮点”真经。人说最痛苦的不是犯错，而是不知道错在哪里，各位老师耐心认真的传授让我迈出了摆脱痛苦的第一步。
用决心捍卫职业● 吴家翔
桐乡工作坊结束有一阵子了，但现在想来仍然像是昨天。那是痛并快乐的一周，让我觉得自己根本不会拍照，但好像又还能看到一点继续下去的希望。
记得第一天大家集体踩点，我在乌镇问孙京涛老师：您觉得用手机拍照是不严肃的吗？他回答我，如果你对待摄影的态度是严肃的，那么用什么拍照它都是严肃的，如果你对待摄影就是不严肃的，那用什么拍都不会严肃。
也是那天，我在横街的巷子里看到了三四家民办托儿所，尽管这里也有公立且气派的幼儿园，但那些没有当地户口的外来打工者们只能将孩子送进这样的托管机构。白天他们为了生计四处奔波，晚上他们把等待了一天的孩子们接回“家”。后来这条巷子里的托儿所就成了我拍摄的选题。
还是那一天，有都市报的同学说，他们为了完成工作量，每天已经疲于奔命，真的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细致地经营一个自己的选题……而这次我们似乎有了这么一个开始的机会。
课程结束回京后，耳边总能想起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些学习心得：“不叙事”、“烟火气”、“要做一棵树，而不是一棵草”。我觉得想端起相机变得越发困难了，好像不知道该去记录点儿什么才算是有意义的；也生怕端起相机之后，拍出来的还是和从前一样的东西，没有进步也没有改变。
前几天，有资深的新闻摄影从业者在微博上诚恳地规劝即将毕业、想要进入记者行业的孩子们一定要谨慎。随后任悦老师回应了这条消息，她说：现在哪个职业有良好的职业化运作机制？有必要提醒一下国内还在读书的同学，做什么“职业”都是苦逼的。我尊敬身边每一位选择新闻摄影师（甚至是记者）这个职业的年轻人，因为即使站在当下，我都能看到他们所做的证言在未来的价值。
看到这种鼓励，我唯一能确认的是，至少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我会更坚定继续从事这份职业的决心并尽量把它做好，至于其他的，随它去。
这只是个开始● 纪向钊
一组专题，首先得确定题目，即拍什么。这第一步很关键。此次工作坊，我是第一个卡在开题上的人，也因此在开题上可能比其他学员有更多收获。
“我们摄影师的作品应该优化社会，所以，摄影师要注意自己的格调。”孙京涛老师说。“换做小学作文里的话讲，就是‘立意’。如果你的选题没有拍的意义，为什么还要拍？到底哪些选题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呢？接下来就是破题，即解构你的主题，像剥玉米一样层层剥开。”
结合老师的思路，我总结了这样一套操作方法：独立思考→确立题目→将拍摄理由写下来→做分析（从面上分析题目的价值、观点、边界，是否具有独特性、话题性、典型性、故事性、可否视觉化、视觉化难度；从线上分析最终将用怎样的逻辑呈现影像，是点式的还是线性的，还是其他方式；寻找可拍摄的具体点，具体到一人、一物）→确定题目。
摄影师拍摄一个专题要知道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知道要用几张照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是这次工作坊郑重告诉我的。
具体说来，孙京涛老师的“锥子理论”让我印象最深刻。“如果我们用一个锥子尖扎人，或者用锥子柄扎人，哪个会更深，哪个会更疼？肯定是锥子尖更疼。但我们现在照片都拍成锥子柄了，没拍成尖。”孙老师如是批评大家。“拍摄对象最终要落到一个人身上，求一斑见全豹的目的。当然，这个人要有独特性、话题性、典型性、故事性、可视觉化。”孙老师的每句话都意味深长。
7天的学习，我们基本上“武功”全废。焦虑、失眠、反思，是我们每个学员都在经历的过程。在找到的一堆问题中，我汲取了很多营养，而更多富含养分的营养仍需要在以后的拍摄中不断内化吸收。所以，工作坊只是个开始。
“我一下子被震住了”
孙京涛：“你说你喜欢弗兰克，可是你一点也不了解弗兰克；模糊的边界产生混乱；你分析《美国人》的方法不对；要注意四条边框之内的每一个细节。”
任悦：“就因为你看过一些书，以为自己对摄影懂得很多，其实根本不懂。”
陈庆港：“你的最大问题就是预设太多；思路是对的，要坚持。”
——作为学员中唯一的非职业摄影师，杨帆此番备受打击又受益匪浅
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我在桐乡的学习体会，那便是“时髦、树、文化”。“时髦”一词从任悦老师嘴里蹦出来的时候是那么响亮，相比之下我的作品着实有些“土”；每个摄影师达到的高度不同，至少心中要有个标杆，做出一些经典的报道摄影作品，要用一生的职业经历来培养，使自己的作品能茁壮成长为一棵大树，陈庆港老师的大树理论让我们受益匪浅；“多读书，读好书，博览全书能让你的作品拥有深度”，孙京涛老师的教导字字珠玑。
——工作坊期间，总把“照片越来越难拍了”挂在嘴边的王翮找到了解决自身问题的“笨办法”
陈庆港：“纪实摄影师要把自己变成一棵树。”
陈中秋：“找到中心点，让自己的拍摄主题更加清晰。”
邹璧宇：“从重新培养自己的视觉方法开始，将情绪加入到图片中去。”
纪向钊：“学会用多种方法去做摄影报道，从寻找故事中的最低点开始对故事进行突破，并且用四条边框去看世界。”
周丽芳：“简洁、简洁、再简洁，从画面中选择取舍，从细节上表达观点，在未发将发的时刻捕捉瞬间。”
孙湛：“静下心来去拍照，从故事中抓到点静下心来进行下去，不要盲目地去拍摄。”
王翮：“照片要留得住眼睛，沉淀下自己的思维，画面要拍得更细腻。”
刘飞越：“不要线性地去拍摄图片故事，从面上铺开再向纵深发展下去，抓稳人和故事中的关系、情趣点。”
杨帆：“先多去体悟生活，多积累。”
吴家翔：“深入下去做选题。”
刘磊：“试着用照片去帮助别人。”
——刘有志几乎从每位老师和同学口中获得了令自己受益的只言片语
“摄影师要成为一棵树，而不是一棵草”，这是陈庆港老师在工作坊里说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最后都应该是系统的，是相关联的，可以分开成一个个专题，也可以组合成自己的摄影体系，照片如其人，而做到这一点，摄影师的每一张照片里肯定是表达了自己世界观的。“影像不等于摄影，大家看到的是影像，只是摄影的影子”。（孙京涛语）后来想想，这是我最大的问题，过往一直只是为了拍照而拍照，即使是自己感兴趣或者是有共鸣的题材，也是先从摄影的角度出发，而非事件，归根究底，就是看图太多，重在炫技，而看书太少，从深层次理解图片的能力有限。
——找到了问题就可以找到答案，孙湛的问题已经找到了
他们是这样走到桐乡的● 黄丽娜
快乐时光总是走得太快。4月6日工作坊的最后一天是这么过的：上午学员们各自补拍专题或整理照片或补觉，下午作品总评、结业仪式、官方欢送宴会、老师学员夜宵啤酒烤串，然后回酒店，学员们还是不想睡觉，继续粘到一处“嗨皮”，拍各种恶搞的照片、发微博……12个“80后”，在桐乡结缘，相信，这份友谊将与工作坊的“头脑风暴”成为他们未来之路上很重要很重要的记忆和经验。
自3月2日，本报在一版刊发了《“徐肖冰杯”青年摄影工作坊招募才俊》消息，并通过官方微博转发，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就有各式各样的反馈与咨询，甚至质疑。如今，工作坊圆满结束，就此把这个赶时髦却又有些不同的工作坊揭个秘，就如同这12名学员们的感悟一样，那可不止是某一个人的得失。
为什么30岁以下？
针对学员招募提出的这个年龄限制，最极端的评论是“骗不懂事的小孩吧”，出于什么原因有此判断不得而知，但年龄问题当之无愧地高居了本次工作坊的提问榜首。
心理学界的说法，一般把“青年”界定为13-25岁之间，但现代社会的教育、经济、家庭现状造成了青少年期的延长，40岁的人获个什么青年奖项也不怪了。回到我们这个行业，30岁以下，或从相关专业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在媒体谋个摄影记者的职位，又或自由、半自由地拍着自己想拍的能拍的照片。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他们在摸索出属于自己的经验同时，也陷入了一些所谓的套路，“摄影”在他们的概念里正处于谋生手段和忠于内心的摇摆与纠结中。这样也好，不确定才有空间，纠结才会思考，本次工作坊正是要办给这些将成未成的有才华有理想的年轻人，推一把，顶一下，教他们思考，帮他们提升。而30岁之后，头脑中必定有太多的条框与定式，很难通过工作坊这种短短数日的模式产生更大的作用。
因为对年龄限制的质疑太多，主办方与老师们商量将年龄适当放宽，但最后入选的12人名单中，除一人31岁以外，其余都符合原定的30岁以下的标准。
12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众多的咨询者中，只有44人报名，数量并不太多，可能是年龄限制、提交材料的数量等成为了硬生生的门槛，挡住了一大批有热情有才情的人。还有人问过：是不是主办方做了初选工作？有人问过：我排名第几才没能入选？
选拔学员工作基本上由授课老师孙京涛、任悦、陈庆港主导，主办方只提供些参考意见。三位老师看过44人的全部报名资料，并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学员的选拔，即：有着成熟风格的不要，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不要，只取那些尚有上升空间与可能的。如此，提交的每一份资料都变得重要起来，不只是30张照片那么简单，报名者的专题计划、职业规划、对当代摄影的见解、个人简历等，都在与老师们隔空对话。
为什么不收学费？
通常此类工作坊是要收费的，从数千到上万不等，大家在桐乡聚齐后，有学员说当时接到通知是有心理准备交学费的。当然，从头到尾，这个工作坊分文未取，可以说是完全公益性质的。先引用一段本次工作坊老师孙京涛在微博上的发言：“工作坊，这种被包豪斯的大师们发扬光大的教学方式，渐被国內摄影师接受。摄影，以及图片编辑，操作性强，颇适合工作坊教学。我倒希望桐乡巿这个以徐肖冰前辈命名的工作坊能一年年办下去，造福于年轻摄影师，造福于中国摄影。”
正如之前招生时所说，本次工作坊是以第二届“徐肖冰杯”全国摄影大展的配套活动出现的，为学员们埋单的正是大展的主办方之一桐乡市人民政府。徐肖冰前辈的家乡就在桐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摄影大展明确了“在路上”的主题，正因有此基础，才有了继承发扬前辈精神的本次工作坊。还记得开班那天，工作人员收到了徐肖冰家人的手机短信，转达侯波老人和家人对参与活动的年轻摄影人由衷的谢意。
工作坊在桐乡做了什么？
到桐乡只花一天踩点儿，学员们就被老师“逼”着找选题，每人一个，不许重样儿。余下的5天里，白天独自去拍照，晚上在老师的指导下看全天的拍摄成果，调整思路，完善选题，第二天再去拍照。还有，就是不停地被老师追问“为什么这么拍”“你怎么想的”……数日来，学员们面临着双重的高强度考验，体力的，以及头脑的，尤其后者，甚至是颠覆性的。有些学员回到家里还在咀嚼消化着工作坊的收获，这样的状态真可以总结为“痛，并快乐着”。是的，有挑战才有乐趣，才有进步。
工作坊期间正值清明节，师生集体出行踩点的那天，行至乌镇福昌桥上，桐乡博物馆馆长张新根提议，每人一束菊花，抛撒向运河，因为这里是2009年徐老的骨灰撒下的地方。古镇、微风、暖阳，我们用鲜花缅怀前辈，我们更用影像放眼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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