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税赋与阶级
赋税与阶级
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借助红巾军的力量，在汉族地主的支持下，于公元1368年，推翻了元朝的政权，建立了统一的汉族地主政权，改国号为明。自朱元璋称帝建朝至1644年李自成攻占明朝都城北京，凡传十六世，有国二百七十七年。
　　第一节&概论
　　明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发展，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在手工业部门中开始萌芽。但是，这时的国家政治却日趋黑蝉，严重束缚着经济的发展，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经济、政治特点，也决定了这个时期赋税的特点。
　　一、明代的经济与政治概况
　　元末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击了封建统治，也给明初的统治者一个深刻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弦急则断，民急则乱”。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借以巩固明政权。
　　明初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有如下几点：
　　第一，鼓励移民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曾说：“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为了发展农业，首先要把战后流散的农民固着土地上。为此朱元璋曾多次令民归耕，并以减轻赋税为鼓励措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规定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洪武三年，令苏、松、杭、嘉、湖五郡无田百姓到临濠垦种，官给钱、粮、耕牛、种子，免徭役三年。又以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又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丁少地多者，不许多占，丁多地少者，验丁拨给荒田。这些措施有效地召回了流散人民，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
　　第二，大兴屯田，减轻人民负担。明朝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形式。军屯系军队就地屯种。在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在边疆则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屯田之军，定额授田，并给耕牛、农具，屯田所获，按定额存储，以作军粮，余则作军官俸粮。民屯系指迁移无田之民，其中包括一部分降民、罪囚到指定地点屯种，屯民所种的是官田，他们是官府的佃户。对屯民，官给牛、种者，十税其五，自备牛、种者，十税其三。商屯系指盐商募民在边塞屯种，将收获的粮食就地交官，换取盐引。
　　屯田制度的袄地，有利于减轻百姓纳税负担和运输军粮的徭役负担，而且“一军之田，足以赡一军之用”，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所以朱元璋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第三，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洪武初年，朱元璋令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种桑、麻、棉各半亩，不种桑者出绢一匹，不种麻、棉者，出麻布或棉布一匹。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规定农民开地植棉的免其税收。这些措施，有利于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并为明初纺织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促进了明代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
　　第四，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明初，政府大力组织农民兴修水利，这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据统计，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共兴修大型水利工程二千二百七十项，而小型项目不胜枚举。仅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前后的二年间，全国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浚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修建陂、堤、岸五千零四十八种。水利的兴修，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交通事业和商业的发展。
　　第五，发展工商业。明初，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方针，商税实行低税政策，一般是三十税一，而且免除了元朝开征的农器税、婚丧嫁聚之物和税课和舟车丝布之类的税课，裁撤税课司局三百五十四所，改由州府县直接征钱，并为商人建立储货之地，为商品流通提供种种方便。此外，又限制官营矿业，许可百姓开矿。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由于实际了上述一些主要措施，首先是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垦田数量不断增加，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耕地包括官田、民田、旧额新垦，共达八百五十余万倾，比元末增长了四倍，户口也显著增加，洪武二十六年，有一千六百零五万余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余口。到永乐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官营手工业，如采铁、铸铜、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作等等，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产品质量，都超过前代水平。洪武时，官办铁冶的定额，每年已达一千八百四十七万斤。这时的民营手工业也得到广泛发展。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更加繁荣。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都会，而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等城市，永乐二十一年时，也成了商贩所聚的重要商业城市。对外贸易方面，明初、因西、北有蒙古所阻，陆路贸易受到影响，但是郑和七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等沿海国家的联系。广州、泉州、宁波等成了沿海的大都会。
　　明初，在政权建设上也有新的改变，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央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分相权于六部，由皇帝总揽兵刑大权，地方设十三布政使，直辖中央。在军制上，建立卫所制度，卫、所遍布全国各地。并建棉衣卫、东厂等保卫皇帝、从事侦缉活动的机构，以强化君主专制统治。
　　对人民的控制也有加强。明初在普查户口、田产的基础上，编制各种册籍，又行保甲法与关律法，把人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
　　明安装，大批奴隶得到解放，四川和江南一带的佃户，也因地主势力被打击而改善了自己的地位。明初专制集权的中央政权，曾一度打击了豪强地主，整肃了吏治，这都有利于抑制兼并和缓和阶级矛盾。这时手工业工人地位也有所改善。这一切，都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而出现了明初的“洪武之治”和“宣德之治”。
　　经过明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很快。明中叶自英宗以后，进入了高度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无认农具制造或农业生产技术都有了新的发展。闽、浙一带出现了双季稻，岭南则有三季稻，北方也推广了水稻田。农业产量有了增加，稻田亩产两石或三石，有些地区可达五、六石。农业经济作物的品种增加，产量也相应提高，桑蚕业也比以前更加发达。这一切都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个阶段的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全国产铁地区达一百余处，冶铁、铸铁的规模也较大，且大部分以煤为燃料。遵化的铁炉深一丈二尺，每炉可熔矿砂两千多斤；景德镇的瓷窖中，官窑五十八座，民窑超过九百座。丝织业、棉纺业更加发展。这个阶段，在一些手工业中，出现了较大的作坊，雇主与佣工的关系已不象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或是宗法关系，而呈现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无论从生产的规模上看，还是从生产关系上看，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并缓慢发展着。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得到发展。首先是商品的数量显著增加。农民、手工业者生产的粮、棉、生丝、蔗糖、烟草、绸缎、棉布、纸张、染料、油料、木材、铜器、瓷器等等都成为重要的商品而投入市场，很多手工业产品，行销海外。其次，商业资本逐渐活跃起来。全国出现了更多的商人，商业牙行比元朝大有增加，商业活动也更频繁，有些商业又投资手工业作坊。第三，工商业城镇逐步兴起。当时工商商业发展地都会除南北两京外，东南沿海、运河两岸和江南都有一些工商业城市兴起，而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更是工商业荟萃之地。这时期，白银逐渐成为通货。钱庄也于这时出现，并成为独立的行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也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但是，明朝已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更加腐朽，经济的发展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加尖锐。
　　明中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国家政治日趋昏暗，明朝统治开始走下坡路。这个时期，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土地急剧集中，皇帝的皇庄迅速增加，王公、勋戚、宦官的庄田远超过前代。官豪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他们阡陌相连，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屯田也多被宦官兼并，从而遭到严重破坏。百姓丧失土地到处流亡。正统时，从山东流亡到南旧的民户不下十万；天顺成化间，流民几达二百万，有此地区，流亡过半，甚至十存其一。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英宗以后，宦官专权，残刻人民。世宗嘉靖时，宦官势力受到排斥，又出现了阁臣之争，官僚之间联结朋党，互相倾轧，朝廷一片混乱。
　　在边境关系上，自英宗以后，北有蒙古瓦刺、鞑靼部的侵扰，南部沿海一带有倭寇骚扰，兴起在东北的女真族也成了明政权的严重威胁。
　　万历初(公元1567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此，首辅张成正对经济、政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试图通过整顿扭转明朝政治腐败、军备废驰、民穷财竭的状况，以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张居正的整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政治危机一度得到缓和，社会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但是，这些措施不过是补偏救弊而已，经济、政治上的弊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彻底革除。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明王朝积弱的形势已经无法逆转。
　　明朝末年，潜伏着的社会危机，开始了总爆发。这个阶段，土地集中已经空前严重，王公、勋戚和地主几乎侵占了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的全部肥田沃土，广大农民逐渐失掉自己的土地，被迫为人佃种，或成为流民、饥民。而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反而日益加重，有田者不负担或少负担赋役，无田或少田者，却要负担绝大部分赋役，而且统治者日僧侈靡，所费不赀；北边边防日益紧张，军费日增，这些负担又纷纷加在百姓身上。除了国家的剥夺之外，地主的剥削也日益残酷，百姓一年所收半入地主之仓，再加上地主阶级的其它盘剥，人民终岁辛勤，仍不免冻馁。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已无法调和。
　　在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激化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即封建统治者与工商业者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在明中叶已经渐趋明朗，但到明末，封建国家加强了对工商业者的掠夺，宦官充当矿监、税监，巧立税目，横征暴敛，激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手工业工人、工商业主参加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在各种复杂矛盾的交互作用下，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明王朝就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亡。
　　二、明代的赋税特点
　　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明朝的赋税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从税制上看，由赋役制向租税制转化。赋役并行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两千多年，它对增加赋役收入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自宋元以来，土地兼并日甚一日，明代中叶，土地兼并已无法遏止。而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往往以各种手段逃避赋役，普通百姓的赋役则日益加重，这不仅激化了阶级矛盾，而且课税田不断减少，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财政收入，明代中期不少地区先后进行过税制改革，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成正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和役并为一条，计亩征银，丁役转变成丁税而随田征收，从此，赋役制度逐渐让位于租税制，租税制的实行，使两千年来一直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的徭役制度逐渐消失，这就大有利于劳动力的解放，对社会生产十分有利。
　　第二，从课征对象上看，历史上的对人税逐渐向对物税转化。中国历史上课税对象一般有三，即田(包括资产)、户、丁。这种以田、户、丁为课征对象的制度，在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情况下已不适应，明初已开始趋向对物征税，至一条鞭实行后，大部分改为按田征税，这时丁税虽然存在，但随田带纳，而且丁税远不如田税重要。
　　第三，从实物征收逐渐向货币征收转化。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多征收实物，其中虽然也有货币之征，但为数甚微。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宋代田赋征银的现象已经出现，元朝则有相当一部分田赋以纸币交纳，自明英宗实行金花银以后，遂以银为正赋，自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役亦以银征收，至此，实物之征逐渐转变为货币之征。
　　第四，从征收方法上看，民收民解逐渐向官解转化。征课赋税的方法，明初行胥使征解之制，又行粮长征解之制。这是因为赋课交纳的是实物，官府征解不便。一条鞭法实行后，实物之征变成货币之征，银的征解较实物方便得多，于是逐渐废除粮长征收的“民收”之制，而实行令百姓直接将银送至官府的“官收”之制，这时粮长仅负监督之责，而无征收之职。至正德以后，亦多委官解送，至明末，“官收官解”之制行于全国。
　　第五，从税课内容上看，在税收总额中，消费税的比重越来越大。自宋以来，消费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有提高；元朝消费税已占重要位置；至明以后，虽然田赋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但幅地工商业的发展，消费税的在税收总额中已占显要位置。
　　第二节&田赋与徭役
　　明初的田赋与徭役多承宋元旧制，但较宋元为轻。明中期实行一条鞭法之后，赋役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这次变化，对后世田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田制与户籍
　　(一)田制
　　明代土田之制，总的分为两种，即官田、民田。官田的构成十分复杂，按来源分，有宋、元时入官的田地，有原赐给官吏或由民承种而后还官的还官田，有没收入官的没官田，有因田主户绝由政府通过法律手续收为官有的断入官田等；按用途分有以其地租作为办学经费的学田，有作为百官俸禄补充的职田、养廉田、有作为官府牧场的牧马草场、城&苜蓿地、牲地等；按占有对象分有皇室占有皇庄、园陵坟地、公占隙地，有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赐乞的庄田，有寺观赐屯的庄田；按管理方式分有屯田，又有军屯、民屯、商屯之别。明朝初期屯田所获是军队粮饷的主要来源，所以屯田在诸项官田中占有重要地位。明朝官田数额庞大，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官田占民田的七分之一，正德时(公元年)天下民田为三百六十二万九千六百余顷，官田为五十九万八千四百五十余倾，官田合民田的六分之一强。
　　民田是百姓自己占有，并允许买卖的田地。明初，因为中原土地多荒芜废耕，于是命中书省官吏商议，实行计民授田之制；开国初，司农司负责开发河南，并在临濠实行验丁力计亩授田，不准兼并。北方近城地，岁久不治，召集百姓耕作，每人给田十五亩，另给蔬菜地二亩，免租三年。明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加剧，田制大坏。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核实天下土田为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到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已减一半有余，只有四百二十万八千另五十八倾。
　　(二)户籍
　　明朝随中央集权制的加强，户籍制度也较宋、元严密，并以此严格控制百姓，这是明朝户籍管理的突出特点之一。
　　明朝户口，分为三类，即民户、军户、匠户。民户中包括儒户、医户、阴阳户，军户包括校尉、力士、弓铺兵(负责巡查、警戒的地方武装)；匠户包括厨役(供京师太常、光禄寺办膳时驱使的户)、裁缝(供官府役使的裁缝匠人)、马船(驾驶运河中运送官物官船的民夫)。此外，沿海有煮盐的灶户，寺院的僧户、道观的道户等等。
　　明朝人户中躲避徭役的称逃户。明初，曾督令逃户复业，并免徭役一年；老弱不能归乡的，令就地登记户籍，授田输赋。荒年流徒或避兵他乡者，称流民。对流民，在英宗时曾令查实入籍，设官管理，并免流民复业者税，而且给牛、种、口粮，令其归乡。但以后因土兼并，愈演愈烈，流民大增。成化初(公元1465年)，流民百万，死者不计其数。有因特殊情况而侨居于外乡的，称附籍，正统初，附籍之民在千里以外，可就地收附，千里之内令发还原籍；景泰中(公元1452年)，令民籍可就地收附，军医灶役冒充民籍的发还原籍。朝廷组织的移民，称移徒。朝廷移徒以太祖时为最多，其间有因罪罚配的，有将漠北之民移于北平的，也有由狭乡移入宽乡的，成祖以后，移徒就很少见了。
　　明朝户口之数以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万历六年为最多。洪武二十六年有户一千零六十二万二千八百有余，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有余。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有户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余，口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余。
　　(三)户籍、地籍的整理及赋役征收册籍
　　明朝官田输租，民田输税。但在元末战争后，户籍及田土册籍多已丧失，或已混乱，不能作为征收租税和徭役的依据。为了改变赋役不均及诡寄田产、逃避徭役的状况，首先进行了田籍与户籍的整理。在整理田籍与户籍的基础上，设立了一系征收赋役的册籍。
　　明初，首先核实天下户口，并设置户帖(户口簿)、户籍。户帖交给本户自存，户籍由官府保存。户帖与户籍均记载姓名、年龄及居住之地，每年登记一年，将增添和减少之数，上报中央。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实行里甲之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轮任里长，以十户为甲，甲有甲首，十甲为里，每年里长一人、甲首一人主管一里一甲之事。城市称坊，近城称厢，乡间称里。僧、道给度牒。鳏寡孤独不承担徭役的，附在一甲之后，为“畸零”，在里甲制度的基础上编制赋役黄册。赋役黄册以里为单位，按丁粮多寡为序，十年为一周期，称“排年”。并于册籍的首页绘制户口、税粮的总数图表。赋役黄册由有关部门十年更换一次，根据丁粮增减变化的情况而重新排列顺序。赋役黄册一式四份，一份交户部，一份交布政司，一份交府，一分交县。交户部的那一份，册籍封面为黄纸，所以称赋役黄册，交地方的三份均以青纸封面。赋役黄册本来是征收赋役的依据，以后失去原有作用。有关部门为征税编徭的需要，则另为一册，称赋役白册。此外，军户有军户图籍，匠户有匠户册籍。
　　明初，近城之地为上地，以远中、下地，田以五尽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明太祖即位后，曾派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核实浙西田亩、赋税；又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以除诡避赋役之弊。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命国子监生员武淳等到各州县税万石为一区，划分征收租税的单位，每一区设粮长四人，粮长由富户充任，负责赋税的征收缴纳。同时，测量田亩的面积，画出田地形状，依次编号，注明田主的姓名、数量，编类成册。由于册中地图形状如鱼鳞，故叫鱼鳞图册。
　　赋役册、鱼鳞册在宋朝已经开始在个别地区实行，至明始为完备。明代的赋役黄册，以户为主，按四柱式记帐法，详细写明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鱼鳞册以土田为主，详细载有土地类别，如平原、山地、水边、下洼、开地、沃壤、瘠贫、沙荒、盐碱等。通过鱼鳞册以解决土地纠纷；通过黄册，确定赋役之数。两册互为印证，成为控制百姓和土田的有力工具。
　　由于赋役黄册是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编造的，鱼鳞册是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绘制的。这些册籍的编制，保证了农民的土地占有权，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清除了隐匿人口和土地，有利于增加国家赋税，也便于编排力役，在一定时间内限制了赋役不均状况的发展。而所有这些册籍，形成强有力的网络，牢牢地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这是明朝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在赋税方面的体现。
　　二、明初的赋役制度
　　朱元璋在称吴王时，曾沿用宋朝的两税法，赋税十取其一，役则计田出夫。明王朝建立之后，遂定赋役法，以黄册为准，按田征赋，按丁征役。
　　(一)明实的田赋
　　明初田赋仍沿袭两税法，即按赋役黄册所载之田，按亩征税，分夏秋两次交纳；输纳日期，夏税不得过八月，秋税不得过次年二月(有时为当年十二月)。
　　明朝田赋征收的品种，夏秋为米、大小麦，秋税为米，而丝、麻、棉为两税的附加。明朝田赋在征收时，往往将米、麦、丝、麻、棉、绢及麻棉布折成国家需要的物资交纳，于是米、麦、丝、麻、棉、绢、麻棉市为本色，所折之物为折色，如本色米麦折成金、银、钞；棉苎折米、麦，麻布折米、麦等等。折征按一定比率进行。如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米。”
　　明朝田赋的税率，各地不一；土田的归属不同，来源不同，税率亦不相同，因而不免发生畸轻畸重的矛盾。一般说来，官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苏、松、嘉、湖、常、杭诸州浙西地区，因土地肥沃，又曾是张士诚统治之地，故田赋独重，亩税有的达二三石。而浙东之地，田赋极轻的现象也存在。“洪武元年有司奏，定处州七县田赋，亩税一升。”这个税已较一般民田田赋少二升三合五勺，但“帝以刘基故，命青田县止征其半。”刘基是朱元璋的得力谋臣，所以，朱元璋对他家乡特别优免，每亩田赋只有零点五升。
　　明初的田赋，一度也曾由郡县吏督收。而太祖以郡县吏侵渔百姓，于是在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实行粮长收解制度。即里甲催征，税户交纳，粮长收解，州县监收。粮长征收之制，使百姓不受胥吏的盘剥侵渔，于民于国皆有利。但粮长充任既久，亦不免贪污不法。他们“习于横豪，威制小民，妄意征求。所折收金银役者，每石征二三者，有准折子女畜产者，任意费用，或纵恣酒色，或辗转贩贸，营私有余，输官不足，稽其递年税粮，完者无几。”因此，粮长征收制度也废置不常。
　　(二)明实的徭役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定役法。其法，田一顷由丁夫一人，不足一顷者，以其它土地补足，称“均工夫”。并在局部地区编制均工夫图。每年农闲时，应役者赴京供役三十日而归。用多丁少者以佃户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以供服役之资。“均工夫”徭役制度，只是一种过渡的役法。俟赋役黄册编成后，系依赋役黄册所载，按丁出役。明代规定，年十六岁为成丁，开始服役，六十岁始免。
　　里甲之役以户计，每年由里长一人和甲着一人应役，十年之中里长、甲首皆轮流一次；值役称当年，按次轮流称排年，十年清查一次，重新按丁口、资产增减情况编排里甲顺序。里甲之役主要负责一里税粮的督催，传达官府命令、编排各种差役等等。充里甲之役的人，必须有丁、有产，无丁、无产者只作带管而列于册后，为畸零，所以里甲之役虽以户计，实以丁、产为基础。
　　均徭之役以丁为主，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由里甲编造等第，均输徭役，故叫均役。均徭之役是供官府役使的差役，主要有祗侯、禁子、弓兵、厨役、解户、库子、包脚夫等等。亲身股役的，称力差，由民户分别供给或以货币代输的如岁贡、马匹、车船、草料、盘费、柴薪等公用之物，称银差。以后力役常以银代输，于是银差范围日广。派役时一般以丁粮资产的厚薄即户等的高低为依据。户等高的充重役，户等低的充轻役。均徭的编审，一般与里甲编审的时间相同，即十年编审一次，也有五年、三年或二年编审一次者。
　　杂泛之役，或称杂差，即无一定名目，临时编签的徭役。一般包括三类内容：(1)兴修水利，如治水、修渠、筑坝等；(2)为中央政府充工役，如修城、建筑宫室、运粮、修边防工事等；(3)为地方政府充杂役，如斫薪、抬柴、喂马等等。
　　明初的赋役较轻，有利于促进经济的恢复发展。
　　三、明中期的一条鞭法
　　明初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使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汉、唐以来的第三个鼎盛时期。但是历时不久，就爆发了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明初较为轻简的赋役制度也遭到破坏。统治者为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不得不就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改革。在赋役制度方面是实行一条鞭法。
　　(一)实行一条鞭法的原因
　　明自英宗以后，皇帝多深居皇宫，不理朝政，生活日益侈糜，宦官乘机把持朝政，如英宗正统时的王振、宪宗成化时的汪直、武宗正德时的刘瑾等；他们与贵戚、贪官相互勾结，朋比为奸，贪污受贿，抢占民田，甚至殴杀百姓，擅改刑律，致使民怨沸腾。与此同时，土地兼并之风，日甚一日，致使国家课田面积急剧减少，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课田面积不及洪武二十六年课田的一半，而且还在继续减少。加以连年灾荒，人民难以存活，不少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辗转流亡，形成庞大的流民队伍。天顺、成化(公元年)三十年间流民达一二百万。国家户口大量减损。永乐年间人戾达二千万，迄孝宗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仅剩九百余万，减少一半有余。
　　在赋役册籍方面，进入明中期后，因久不登造赋役册籍，加之豪猾奸民为了逃避赋役，又与吏胥里相互勾结，篡改图册，赋役册籍遭到破坏，赋役征收出现了混乱状况。从田赋方面看：土地版籍脱讹，疆界不清，官田变民田，民田负官田之税；产去税存，有田无税的现象十分严重；田赋的征解，弊端百出，粮长征解制度渐趋破坏，致有粮长将自身的赋税令民包纳者；以富欺贫，以强凌弱，佃民百姓倍受苛扰。从徭役方面看：官吏、里胥，上下其手，舍大取小，避强削弱。赋役负担严重不均。
　　赋役制度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役收入，而国家财政支出却年逐年增加，以致“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为了补充财政亏空，明政府便广开聚敛之门，苟征杂敛不断增加。宣宗宣德时，已经将永不起科的额外垦荒田，依例课税。英宗时，以米麦折银，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拨入皇帝控制的内承运库，原称折粮银，后通称“金花银”，宪宗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折征比例改为一石折银一两，这仍然满足不了国家庞大的开支，于是“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算税契、折民壮、提偏均役、推广事例兴焉。”世宗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初行田赋加派，在南畿、浙江等州县加派一百二十万两，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在江南征“额外提偏”四十三万五千九百余万两。
　　明代中后期官府的苛敛、污吏的贪暴、豪强的兼并，已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化，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官吏中一些头脑较清醒的，曾试图改变赋役制度。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应天巡抚欧阳锋在履亩丈田，划定等别的基础上，实行“征一法”，即将一切应征的粮米，皆计亩均输，并以田定每年之役。此后又有细银法、一串铃法等办法实施。神宗万历初年，张成正为首辅，全面整顿军事、政治和经济，在财政主实行一条鞭法。
　　(二)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
　　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他认为国家田额减少的原因是“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田额顿减”。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他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扰法者，下诏切责之。”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户部尚书第学颜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撰会计录以勾稽出纳。又奏列《清丈条例》厘两京、山东、陕西勋戚庄田，清益额、脱漏、诡借诸弊。”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全国实有土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较弘治时增加三百万顷。在丈量的过程中，有些官吏用以小弓丈量等手段虚增田亩数额，致使田额不甚准确。但毕竟清出了一些隐田，这对防止豪民兼并，转嫁赋税起了重要作用。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全面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法，此法在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由御史傅汉臣奏行，嘉靖末，浙江巡抚庞尚鹏行于浙江，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海瑞行于江西，至万历九年通行全国。其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一条鞭法的基本精神是：
　　1赋役合一：各类徭役，随田赋一并征收。
　　2正杂统筹：正税与杂税、额办与派办、力差与银差等等，均按田地、丁额均摊。
　　3官收官解：改粮长征解制为官府统一征收、解运之制，徭役也由官府统一雇募。
　　4实物征银：各种征派，皆计亩征银。
　　这种赋税制度手续简便，易于袄地。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土地兼并的速度，对豪猾之民诡避赋役、转嫁赋税也有一定限制作用。而且，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只要有田，就要出役，实行赋役合征，这就限制了官僚的免役权。从而使国家的赋税收入大有增加。万历十年至十五年，太仓积粟得到充实，“公府庾廪，委粟红贯朽，足支九年。”
　　(三)实行一条鞭法的意义及流弊
　　一条鞭法的推行，主观上是为了维持明王朝的封建编译，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项制度是我国赋役史上的一大变革。
　　首先，一条鞭法将赋与役合并为一，这标志着中国沿袭二千余年的丁、产并行的赋役制度，正在向以物(田)为课税对象的租税制转化，自此，劳役制渐归消失，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的重要转折。其次，一条鞭法规定计亩征银，从而大大扩展了货币之征的范围，这对明中期以后货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第三，农民以银代役，使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了；而国家出银雇役，则标志着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封建社会内部的改革，不可能改变那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条鞭法的推行，尽管曾经一度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局限性是很大的。这种局限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痼疾，二是一条鞭法自身的弊病。从社会方面看，一条鞭法取缔了勋戚、宦宫的免役特权，于是勋戚、宦官便采取种种手段转嫁、逃避赋税，甚至阻挠一条鞭法的实行，从而限制了一条鞭法的积极作用。从一条鞭法自身而言，这种税法将各种随田起征的赋役合并征收，手续固然简便，但纳税人无从确切知道所纳何税，致使胥吏得以夤缘为奸，洒派增减，弊病百端；一条鞭法计亩征银，虽然是一种进步，但百姓需将粮米换成铜钱，再折成白银，这中间，农民不可避免地受商人的盘剥，而钱、银与粮米的比价经常变动，不论是粮贵钱贱，还是钱贵粮贱；受剥削的总是贫苦百姓，由此必然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一条鞭法没有彻底废除丁银。“如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仍纳丁银。”这就说明，一条鞭法的赋役合一是不彻底的。此外，一条鞭法虽然推行于全国，但各地实行之时，出入很大，没有一处是尽遵一条鞭法的，所以，“一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
　　四、明后期的田赋加派
　　明朝田赋的加派最早发生在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十二月，当时乾清宫发生火灾，为复建乾清宫，全国加派田赋一百万两。以后又有嘉靖三十年的加派一百二十万两，嘉靖末的额外提编，仅江南即达四十万两。实行一条鞭法之际，加派稍有收敛，至万历中，加派剧增，如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平宁夏总兵嗦拜叛乱的加派，接着是援朝抗日的加派，然后是镇压播州杨应龙起义的加派，史称“三大征”加派。但当时这种加派尚属临时性的，事毕即止。及至辽东战事兴起，加派迭增，并且成为经常性的“岁额”，自此，人民的赋税负担便成倍增加了。
　　明朝后期的田赋加派，主要有三种名义，每一种名义之下，又有若干加派数额，累次增加。(一)辽饷加派。辽饷加派是以辽东战事紧急，军饷不足的名义而加派于民的赋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辽东努尔哈赤建后金后，向抚顺进攻，明王朝为加强辽东防御，便仿照援朝抗日加派之例，每亩加派三厘五毫，次年又亩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亩加二厘，三年每亩累加至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两。只有畿及贵州未加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清兵劫掠永平、顺天等府，于是除永平、顺天府未征，畿内其它六府减半征收外，全国普遍亩加三厘。自此，加派之赋，每亩达一钱二厘。总增赋达九百万。
　　(二)剿饷加派。崇祯时，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明王朝为增加兵饷，镇压农民起义，遂于崇祯十年加派剿饷。剿饷每亩加米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嗣后又亩加一分四厘九丝，先后共加派三百三十万两。　　(三)练饷加派。剿饷加派定一年为期，但农民起义的烽火越燃越旺，为增收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饷，又另起名堂继续加派，即练饷加派。崇祯十二年亩加练饷银一分，人加派七百三十余万两。
　　除上面三项主要加派之外，崇祯八年又有助饷加派，即加官户田赋十分之一，民赋十两以上者亦加十分之一，即按税银加派，每两加一钱。
　　明朝的田赋加派，是明后期的突出弊病，加派虽出于田，但负税者是广大劳者人民，所以加速了农民的破产，也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崩溃。从加派中得到好处的是官僚和军将，他们利用加派之机，侵吞税课，贪占军饷。结果尽管加派迭增，而军队欠饷累累，民不聊生，军怨沸腾。
　　五、赋役的蠲免与官户免除赋税制度
　　太祖时，凡遇水旱灾荒，尽蠲二税；弘治时定全灾免钱分，九分灾免六分，八分灾免五分，以下递减至四分灾，免一分，又只免存留，不免起运，以后为永制。
　　明朝徭役的减免，除为表示敬老、敬圣和表彰之意而有减免外，其它徭役的减免则不常见。明朝对官吏和士大夫优惠倍至。太祖时，对亡故的官员之家，名三年徭役，朝臣、功臣之家免杂役。英宗时，监生之家免差役二丁，云南土官四品以上，优免十六丁，五品、六品免十二丁，七品免十丁，八品、九品免八丁，杂职免六丁。弘治时，亲王免役二丁，郡王免一丁。明末，县的丞差、知印、吏典等下级官吏可免一丁；教官、监生、举人、生员皆免二丁，而京官一品可免三十丁，二品可免二十四丁。官吏免田赋更多，免田额有达二三千亩者。官吏免役、免税的特权越大，人民的负担越重。
　　第三节&工商税收
　　一、盐专卖
　　太祖朱无璋在称吴王时(公元1367年)，即立盐法，实行征税制，令商人贩卖，税率为二十分之一，所得盐税，以充军饷。不久又加倍征税，后听胡深之议，税率复旧。建明之后，实行专卖之制。
　　(一)盐的产、销制度
　　明朝盐的产制：制盐民户称灶户，按户计丁，称盐丁；按丁规定产盐定额，也称正盐或正课；正课之外所余之盐，称余盐。明初，为鼓励盐的生产，注意优恤灶户，给灶户划拨草场，以供樵采；可耕之地，许灶户开垦，并免灶户杂役。以后，盐场设立总催官，负责办盐课，督促生产。总催官多刻剥灶户，致使盐丁贫乏，英宗正统时(公元年)，灶户不甚总催官的剥削，纷纷逃亡，流移转徒，仅松江一地负盐课六十余万引，盐产量大减。
　　灶户生产的盐包括正盐、余盐，一律缴给官府，称为盐课；灶户纳盐课之后，官府给以工本米：正盐每引四百斤，支工本米一石；余盐每引二百斤，支工本米一石。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工本米折钞发给，但各地折钞比价不一，淮、浙每引二贯五百文，河间、广东、山东、福建、四川等地，每引二贯。
　　盐商向国家缴纳货币或实物，由官府发给引票，然后凭引就场支盐贩鬻。洪武初，每引四百斤，称大引；后改行小引，每引或一百斤，或二百斤。
　　成祖永乐以后，由于灶户逋逃很多，盐产量供不应求，盐商不得不在盐场守候支盐，以后盐商渐减少。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令两淮、两浙、长芦盐，实行常股、存积制度。所谓常股，即按正常手续，凭引支盐的份额。常股价钱便宜，但需依次排队，等候支盐；所谓积存，即事先准备好食盐，收集在官，待边防急需粮储，即令商人运粮于边，凭引到场支盐。这种存积之盐价钱较贵，但不需要等候，人到即支。常股、存积制度初行之时，以每年所收盐课正额的十分之八为常股，十分之二为存积。盐商苦于在场守候，多买存积，于是多次变更常股、存积比例。
　　武宗以后，盐法渐坏，积引日增，盐利日减，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袁世振议行“钢法”，即将淮北盐场，按顺序排为十纲，一纲卖积引，九纲卖现引，十年之内疏销完毕。并设置纲册，凡领引盐商，皆登记入册。纲册有名者，可赴本钢盐场领盐，纲册无名者不得加入，于是盐商成为专得某场盐利的专商。食盐专商制度自此始。
　　(二)盐专卖制度
　　明朝的盐专卖主要实行民制、官收、就场专卖办法。专卖制度主要有三种，即开中法、计口授盐法、商专卖法。
　　1开中法。所谓开中法，即召募商人输粮于边，由官府给盐的办法，也称纳米中盐法。此法源于宋代的折中法和元朝的入粟中盐法，实行此法的目的在于充实边疆的粮食储备。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六月，山西行省以大同所储之粮自山东陵县运至山西太和岭，路远而费用繁巨，建议令部人于大同仓输米一石、太原仓输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朱元璋从其议，自此始行开中法，此后各行省边境，亦多效仿。但纳米与中盐的比例，各地不同，一般以地里远近而定等差。开中法袄地之后，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转运之费，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史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由于开中法行效显著，于是不仅是粮粟，凡属国家急需物资，皆令商人纳中盐，由此而衍生出许多新的制度，如纳马中盐，纳钞中盐，纳钱中盐，纳布中盐等等。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纳布中盐等等。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
　　2计口授盐法。在实行开中法的同时，曾实行计口授盐制度。洪武三年，令民在河南开封等处输米，以供军食，官府给盐以偿其价。每户大口给盐一斤，小口给大口之半；输米的多少，按地理远近定等差。
　　在计口授盐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户口食盐纳钞法”。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曾令扬州府泰州灶户，按照温、台、处三府则例，支官盐折纳钞贯。即受盐本应纳米，而折钞上纳州府泰州灶户，按照温、台、处三府则例，支官盐折纳钞贯。即受盐本应纳米，而折钞上纳
　　3商专卖。商专卖是盐专商直接与灶户进行交易。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在袁世振行“纲法”的基础上，又行“仓盐折价”之法，即官府不再向灶户收盐，而令灶户按引纳银，商人则直接向灶户购盐而不经官，此种专卖制度，即属商专卖。自此国家将收盐、运销之权全部交给商人，这是食盐产、销制度的一大变化。
　　除上述三种盐制外，在个别地区曾实行过盐票法。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两浙偏僻之地，官商不能到达，于是令土著商人纳银领票取盐，到偏僻之地贩卖，土著商人每百斤盐纳银八分。此种制度不同于官专卖，而且多侵正课。
　　(三)盐课弊端
　　明初盐课制度尚较稳定，自武宗正德以后，吏治日益败坏，盐法亦渐趋紊乱。盐法的破坏，主要原因在于官吏的贪贿。正德时，权幸之徒，开以残盐(即堆放多年，经内雨销蚀而残留之盐)为名，夹带好盐。权幸以低价购买上等好盐，侵碍盐课，也坏乱了盐法，以后又有零盐(即开中未尽的剩盐)、所盐(灶户交售余盐，称量后有余部分，及批验所检斤时没收的超量引盐，堆放在批验所内)等名目，都是官宦搜刮盐利的手段。此外，官府措置也有许多弊病，如不按时开中，致使米价腾贵，盐价增长十倍，而灶户工本不及盐价的十分之一，致使私盐盛行等等，都使盐法遭到破坏。
　　二、茶税与茶专卖
　　明茶课制度起源于朱元璋建明以前。公元1366年朱元璋令商人于产茶之地买茶，纳钱清引，每引茶百斤，输钱二百文，不够一引者，称畸零，给由贴。以后，又定每引茶一道，输钱千文，可贩茶一百斤；茶由一道，输钱六百文，可贩茶六十斤；以后又改令每引一道纳钞一贯，凭引可贩茶一百斤。俟建明以后，遂定官茶、商茶之制。
　　(一)所谓官茶，即官府对茶的生产者课征的实物(茶)。洪武初，规定：“芽茶、叶茶各验直纳课，贩茶不拘地方。”洪武四年规定陕西汉中诸县茶树，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采摘，十取其八。所课之茶，以易番马。有时所课之茶，也改征折色，但不多见。
　　以茶易马，即实行茶马法。茶马法始行于唐。明代，在河州、秦州、洮州、甘肃、岩州等地设茶马司，茶马司以茶向少数民族商人换取马匹，以助边政。以茶易马的比例，因各地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有茶马司的地方，上等马一匹易茶四十斤，中等马一匹易茶三十斤，下等马一匹易茶二十斤。
　　实行茶马法的意义在于充实边疆马匹，减省百姓养马的徭役，所以是茶的良法。
　　(二)商茶制度
　　所谓商茶，即茶商向官府交纳实物(或马、或米、或布)，取得引目，凭引向茶户买的茶。明朝商茶一律实行茶引制度，只是因时因地不同，运用不同的茶引形式。如以米易茶，和以其它物资中茶的。以米易茶即纳米中茶法。此法行于洪武末。当时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设置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弘治七年，以陕西发生饥荒，也曾实行纳米中茶之法，以备赈济。又有运茶支盐法：即令商人运茶于甘州、西宁，然以以淮、浙的盐支付运费。此法行于宣德中。
　　(三)贡茶
　　贡茶，即地方直接上项给中央朝廷的茶。贡茶制度始于宋。明朝初年，天下贡额不固定。宜兴贡茶，宣德时，增至二十九万余斤。后来规定为四千斤。
　　三、坑冶课
　　明朝坑冶课主要包括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颜料)等。明初，不主张开矿，轻坑冶政策一直持续到仁宗。到万历时，矿政渐趋紊乱。
　　明朝金银之课，一般采用包税制，即规定某场一年应纳税额，责民交纳。明朝初年，金银之课甚轻。福建各银场税课仅二千六百七十余两，浙江岁课二千八百余两。永乐以后，银谭稍增，福建银课岁额三万二千八百余两。万历以后，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对金银的追求越来越迫切，于是以开银矿的名义，大肆掠夺百姓，坑冶之法由此而滥，并成为扰民的渊薮越来越迫切，于是以开银矿的名义，大肆掠夺百姓，坑冶之法由此而滥，并成为扰民的渊薮
　　明铁冶较宋元发达。洪武末，令民自由开采，国家抽课，三十分取二分，以后禁民私贩，私贩铁者如私盐法。
　　至于铜、汞、朱砂、青绿等矿，开采甚少，纳课甚微。
　　四、洒醋课
　　明初实行禁酒政策，直到后期，酒的生产也没有多大发展。由于酒的生产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洒课不占重要位置。而且酒税不上缴中央，令收贮于州县，以备其用，实质是一种地方税。酒税税额一般以酒贡为计算单位，每十块酒曲，收税钞、牙钱税、塌房钞各三进四十文，或征曲量的百分之二。醋在明朝已不属禁榷之物，征税亦甚轻。
　　五、商税
　　明朝初年，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所以商税制度简约。商税的征收机构为各地课税司局，国家对课税司局虽规定限额，但不务求增余。朱元璋认为：“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对不完成定额的税课司局，只核实而不问罪。课征办法因课征对象不同而异，对行商、坐贾贩卖的各类手工业品一般估算货物的价值，从价计征；对竹木柴薪之类，实行抽分；对河泊所产，征收鱼课。课征手段有本色，有折色。一般多以钞、钱缴纳。税率一般为三十分之一，且免税范围极广，凡嫁娶丧祭之物，自织布帛、农器、食物及既税之物，车船运自己的物品，以及鱼、蔬、杂果非市贩者皆可免税。只是买卖亩宅、牲畜要纳税，契纸要纳工本费(洪武二年规定每线契纸为工本费四十文)。为简化商税征收手续，还多次裁并税务机构。洪武十三年，一次裁并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的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其税课由府州县带征。为了防止税课官吏的侵渔。规定在征收商税之地设置店历(即登记册)，登记客南姓名&人数、行止日期等内容，以备核查；同时明示征收商税的货物名称，未标明需要税的货物，均行免税。
　　明初还采取了一系列便于商人交易的措施，如洪武初年，南京(当时为京师)军民的住房，均由官府供给，因城内住户过多，无空地以供商人贮存货物，商人皆贮货于船仓内或城外，这样既不便于商人交易，又易受牙人(经纪人)要挟，于是国家在南京沿江地方筑屋，名为塌房，以贮商货。凡至南京客商，皆贮货于此，交易时，只准买卖双方进入塌房，禁止牙行出入。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规定，在塌房贮货的客货，以三十分为率，须纳二分官收钱，即后人所的说“塌房税”。另取三十分之一的免牙钱和三十分之一的房钱，此二者均用于支付看守塌房者的费用，而不属于税。永乐时，又将这种办法实行于北京。
　　明朝新增商税税目有如下诸种：
　　1市肆门摊税。市肆门摊税，始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正月。当时，统治者认为钞法不通，是因为对客商所贮之货不征税及售货门市阻挠所致，于是便对两京以贩卖为主的蔬果园不论官种或私种，一律征税，对塌房、库房、店舍等贮货者亦开始征税，骡驴车雇装载者，也征税。这些税收均须以钞缴纳。这种税，称门肆门摊税，或称市肆门摊课钞。到宣德四年，市肆门摊课钞推行于全国，税课增加了五倍。此后，这种以流通钞法为目的而课征的商税，更成为经常性的税目。
　　2钞关科。钞关税行于宣德四年，目的也在于通行钞法。所钞关税，即在郭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州、临清、北新诸沿运河和沿江要地，设征税关卡，对“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所设的关，称钞关。钞关初设时，只征钞，后来时或征银，所征之钞或银，称钞关税。钞关税初行时，只对受雇装货的过往船只征税，税额按船的梁头座数和船身长度计算，这种税称船料或船钞。如遮阳船头长一丈一尺，梁头十六座，算作一百料。宣德四年规定每百料，收钞百贯，后减为六十贯。成化时，船料钱钞中半兼收。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定制以银缴纳，每银五厘，折钞一贯；银一分，折钱一文。船钞税一般不税货，只税船，惟临清、北新兼收货税，其所榷本色钞、钱归于内库，以备赏赐；折色银两、归于太仓，以备边储。
　　3工关税。工关税，系由工部派官，在芜湖、荆州、杭州三关置抽分竹木局，设官抽分竹木，以其税充工部船舶营缮之用，故名工关税。后抽分局属户部，但仍由工部代营。抽分竹木局的抽分对像为客商贩运的柴草、竹、藤、木、炭等；税率因时代不同而有高低，因品种不同而为等差。如柴草之属，一般三十分取一；黄白藤等，一般三十分取二；松木、松板、檀木、梨木、木竹、木炭，一般十取其二。英宗正统时三十分取四，天顺时二十分取六，宪宗成化时十分取其一。工关税一般以实物缴纳，称本色；以后时有以银、钞缴纳者，称折色宗成化时十分取其一。工关税一般以实物缴纳，称本色；以后时有以银、钞缴纳者，称折色
　　4商税杂敛。除上述三种主要税目外，尚有一些杂敛，如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始征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钱。又有门税，即在京城九门征收通过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于淮安征收过坝税，即对通过淮安坝之米麦杂粮所征之税，税额为一石征银一厘，以充军饷。穆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又每石搬运费一厘抽四五毫，叫脚抽。更从斛夫所得的每石工钱一厘五毫中抽取五毫，称斛抽。这些税征收数额甚微，但扰民滋甚。
　　明商税税额，弘治时课钞四千六百一十八万余贯，折银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两；嘉靖时，课钞五千二百零六万八千余贯；万历以后，横征暴敛剧增，所征课钞不可胜数。
　　六、市舶课
　　明朝市舶的含义与宋、元不同，宋、元对进行海上贸易的中外船只，均称市舶，明朝则专指在中国近海停舶之外国商船，商舶专指中国居民载土产运往海外贸易的商船。
　　明朝实行贡舶制度，即海外诸国来华贸易，必须向明朝廷进贡，进贡后则准其贸易，如不进贡则不准贸易。其市舶原则，既无财政目的，又无互通货贿的意义，唯以通好、怀柔为原则。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明朝对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不征市舶课，有时官府对海舶带来的货物实行抽分，但却从优偿给其值，这种抽分实是官府高价收买而已。对于贡品，国家亦高于原价给其值。至于国内商船则实行禁海政策，一般严禁出海，只有官府派官率船出海，如郑和七下西洋即属于此。但其目的不在于进行贸易。只是招抚远人。明代也设有市舶司，但只负责贡舶管理和监视，通报敌情，不负责商舶的管理和征税。
　　商舶的发展是在明后期万历年间。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巡抚刘尧海以船税充饷，“岁以六千两为额”。于是制定海税禁约十七章。自此，唯不准去日本贩日货通倭寇，去其它海外诸国皆可。
　　征税的原则，有水饷、陆饷、加增饷之分。所谓水饷，即以船的广狭为准，饷出于商船；所谓陆饷，即以货之多寡，计值征饷，春饷出于铺商；所谓加增饷，即去吕宋岛(在今菲律宾)的商船返回时所携带的商品甚少，征收水饷、陆饷不多，故对这些船加征一百五十两，称加增饷。
　　商船税课，万历四年为一万两，十一年为二万两，二十二年增为二万九千余两。
　　七、明后期工商税对人民的扰害及人民反抗矿盐、税监的斗争
　　明初的工商税政策有利工商业的发展，但当工商业有了一定发展之后，统治者追求财富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他们不择手段地搜刮工商业者和广大消费者，致使工商税制度日趋紊乱，对人民的扰害也越来越大。尤其是矿税和商税，更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严重阻滞了工商业的发展。
　　矿税之弊，源于太监领矿。英宗天顺时，曾派太监负责提督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银矿，宪宗成化中，开湖广金矿，“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三十五两。”神宗成历二十四的(公元1545年)又大肆开矿，太监四出，皆给关防，他们假开采之名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时中官多横暴，而陈奉尤其。富家巨族则诬以资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
　　自穆宗隆庆以后，凡桥梁、道路、关津皆私擅商税，罔利病民。神宗万历两宫三殿灾后，营建费用浩繁，于是大增天下商税，以充其费。万历二十六年设立榷税使，由太监担任，四出征税。“水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抽税机构)。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资，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九门税尤苛，举子皆不免，甚至击杀觐吏。”当时，“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削焉。”
　　太监以开矿、征税为名，勒索百姓，民不聊生，终于激起民变。万历时，民变事件各省均有，例如万历二十七年陈奉在荆州督税激起民变，至武昌又激起商民暴动，商民万余人将阿奉同党五、六人抛于江中；高淮在辽东督税，激起前卫屯军哗变及锦州松山军变；潘杨在江西为税监，激起景德镇窑工的反抗，烧毁官窑厂房；万历三十年高&在福建苛征市舶税激起民变，又督闽粤矿税，再次激起民变；杨荣在云南领矿，激起民变，民众万人，将杨荣投入火中；万历二十八年蔚州矿工暴动，潮州民变；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杀死马堂的党羽三十余人；万历二十八年，孙隆在苏州征商，激起民变，击毙孙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税官多人十余人；万历二十八年，孙隆在苏州征商，激起民变，击毙孙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税官多人
　　明朝末年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参加斗争的有手工业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一些工商业者、中产以上的商人、作坊主、窑主也参加了这一行列。这次斗争是以手工业工人、贫民为主的反封建压迫的一次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斗争是以手工业工人、贫民为主的反封建压迫的一次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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