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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澳门赌场洗钱黑幕
针对澳门反洗錢及反恐融資现状，澳门金融情报办公室于1月14日公布了可疑交易报告（STR）统计结果，据报告显示：月澳门博彩业可疑交易举报982宗，较2011年同期的746宗增加了31.6%，来自金融业举报占总数量的29.4%，而由博彩业举报的约占70.4%。金融情报公室向检察院举报115宗。
历史数据显示：澳门2011全年所收到的STR數量1563宗，2010年是1220宗。
提到澳门赌场的洗钱问题，先要为读者介绍一下澳门博彩中介人和其可能被利用进行洗钱的背景情况。
博彩中介人
博彩中介人是一个与赌场有合约关系之独立经营者。他们会利用各项奖赏去吸引那些在旗下贵宾厅进行博彩的客户。博彩中介人会为客户安排一个包含交通、住宿及提供资金调配服务的旅行团，以鼓励客户在赌场内消遣。
博彩中介人依靠中介者介绍客人，一般他们会选择高资产价值的客户而不会选择一般市民。他们依靠佣金或各种费用来维持他们的业务。佣金包括：
博彩账户金额之百分比；
泥码之佣金；
现金筹码之佣金；
按客户损失计算之佣金；
赌场理论上赢款之百分比。
客人和钱怎样流向赌场？
博彩中介人活动漏洞是他们利用第三者将大量金钱输送到外地及各赌场。客户一般依靠博彩中介人替他们调拨资金，这样会很难辨别出资金的来源及客户的身份。
若博彩中介人串同客户进行清洗黑钱活动，甚至是罪犯利用他们将不法资金与合法资金融为一体，这会令资金来源及客户的身份识别更为困难。
博彩中介人也会替客户汇款，但负责发送和接收款项的金融机构或娱乐场并不了解博彩中介人客户的身份。基于当地的反洗钱及反恐怖活动融资监管要求，博彩中介人和他们的代理人须为其客户进行客户尽职调查（CDD），但监管机构仍要面对娱乐场之间资金跨境转移的挑战。
透过博彩中介人清洗黑钱的疑点
客人拒绝透露身份；
利用代表或第三者以现金买入筹码；
在没有博彩的情况下，中介人赎回现金；
拒绝透露买码资金的来源；
买码资金是来自公司；
客人买入筹码的价值与他的职业不相称；
中介人签发支票给作为竞争对手的赌场；
在没有证明赢钱的情况下转移资金给客人；
客人经常要求中介人以低于报告门坎的金额签发支票。
案件：利用博彩中介人及娱乐场贵宾厅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调拨资金
一位商人由于外汇管制不能从其国家A进行大额汇款到国家B。在博彩中介人的帮助下，他把资金转移到当地的一个赌场贵宾厅，并由该贵宾厅通知位于国家B的一名地下钱庄汇款人。汇款人然后会安排所需资金付予受益人。
而国家B如有国民希望于国家A的娱乐场博彩但难以携带大量现金时，他们可以透过同一个地下钱庄汇款人安排汇款，而该汇款人会通知有关客人的详细资料予国家A的贵宾厅。
当这些客户到达了贵宾厅后，他们便可立刻获得该金额并进行博彩活动。贵宾厅及地下钱庄汇款人会在之后进行对数，双方基本上是不需要有资金交收。
疑点:1.该汇款请求是通过地下渠道来进行，在国家A和B之间的并没有资金的实际调拨;
2.缺乏对汇款人尽职调查的措施；
建议:1.博彩中介人应该记录其客户资金的流入和流出;
2.赌场和监管当局应该向博彩中介人强调识别客户的重要性。
中介人如何通过另类汇款方式将资金在国家及地区之间转移
有些地区的博彩中介人会使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汇款系统。博彩中介业务的性质往往有利中介人使用非正式汇款，而博彩中介人在不同的司法地区可能有不同的代理人协助。
娱乐场或博彩代理人可以利用其分支机构在外地安排资金转移到赌场所在的国家或地区。以下例子介绍博彩中介人如何将资金在国与国之间转移的方法。
案例－走私现金
一名赌场中介人收到一个来自国家A的赌客款项，但该赌客想在国家B赌博。中介人于是将款项带到国家A的一家商店，该商店将款项细分为几份，再由多位“职业水客”带到国家B。
另一位代理在国家B收集这些细分现金后会通过现金存款、支票存款、银行转账过户及汇款等方法存入当地博彩中介人的银行户口。
当收到全额时，赌场中介人再将款项转换成本票并交予娱乐场贵宾厅。之后贵宾厅便会按本票金额发出泥码给该位国家A的赌客。当赌客从赌桌赢到现金后，会将现金给予赌场中介人经地下钱庄汇回国家A。
澳门的反洗钱及反恐融资法律法规和风险缓减措施
澳门的博彩承批公司*亦有接受客户通过博彩账户存取资金或以汇款方式偿还博彩信贷。客户存款时可自行直接汇款到承批公司的指定银行户口，至于调走资金时客户也可指定一收款户口提取资金。在存入款项时，客户往往会通过海外代理(如货币兑换商)电汇到承批公司之子公司的银行户口。
无论使用哪种方法，承批公司都必须取得并核实汇款人及收款人之身份，特别是当汇款人或收款人并不是客户本人时。承批公司必须清楚了解汇款者或收款人(第三者)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及为何这笔资金是由第三者而非由客户自己汇出或接收。
根据第7/2006号行政法规第三条第2款，当客户之活动是由第三者代为执行时，博彩业经营者有义务查明该代理人的身份。
第2/2006号法律第七条第一款第2及第4项亦要求博彩业经营者当发现客户活动怀疑涉及洗黑钱，或涉及金额到达博彩监察协调局所定限额时，博彩业经营者有义务识别及记录有关活动。
博彩公司因此须识别并核实所有汇款到博彩账户之人士或由博彩账户接收汇款人士的身份（博彩账户包括客户于博彩中介人所开的户口），并保持正确的记录。
此规定也适用于第三者以本票/支票签发形式存入赌场之博彩款项。
国际金融行动特别小组FATF建议
金融行动特别组织(FATF)是一个国际性组织，目的为专门研究及制定打击清洗黑钱及恐怖融资以至最近期关于大杀伤力武器融资的相关措施，并为此建立了一系列的建议作为实施该等目的的基本框架。
时至今日，FATF共有36个会员国家以及遍布全球超过180个国家的FATF同类地区性组织共同参与，相关建议也成为了各大国家的反清洗黑钱和反恐怖融资的纲领性标准，在全球被广泛使用。
为使有关建议能紧贴时势发展并应付最新的清洗黑钱威胁，FATF花了两年的努力对有关建议进行修订，最终在2012年2月举行的FATF全体大会上获会员一致通过采纳，新修订的FATF建议将由原来40+9项建议重新整合为分类成7部份的40项建议。
是次修订可提供各国政府更强而有力的体系，以进一步打击严重罪行及在国际金融体系间浮现的最新犯罪威胁。
此外，新修订的FATF建议也可促进各个国家的机构采取更有效的监控措施，由识别银行客户的开户身份资料以至调查、检控及充公资产等不同领域上，全面地打击清洗黑钱及恐怖融资活动。在国际层面上，FATF亦会持续监控及推动各国实施的相关建议。
最新修订的FATF建议已将反清洗黑钱及反恐融资的监控措施融为一体，所涵盖的范围及深度亦大大提高，正如引入打击制造大杀伤力武器融资的新措施、更有效地处理来自贪污及税务的犯罪所得、加强高风险情况的监察要求和容许国家采用具针对性的风险为本措施来处理与日俱增的可疑交易等。
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就联合国安理会的要求，通过贯彻的针对性经济制裁措施，以打击制造大杀伤力武器的融资；
提高透明度以使罪犯及恐怖份子更难掩饰其身份或以法人及法律安排隐藏其资产；
提高处理涉及政治敏感人物交易的监察要求；
将税务犯罪引入清洗黑钱的上游犯罪以扩大涵盖范围；
采用强化的风险为本措施，以便各个国家及私人领域能更有效地投放其资源，专注处理较高风险的领域；
增强国际之间的合作，尤其包括相关实体的信息互换、联合调查行动及追踪、冻结和充公不法资产等；
优化金融情报组织及执法机关操作系统、技术及职能，以促进调查及起诉清洗黑钱及恐怖融资的犯罪活动。
苏国京，中国彩票行业沙龙创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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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场的最重要角色是洗钱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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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169; 2011 - . All Rights Reserved专家揭贪官在澳洗钱三种方式：赌博买房投资
　　澳两大机构 紧盯赃钱洗白 　　法制晚报讯（记者 黎史翔） 据《澳大利亚金融观察报》近日报道，作为“猎狐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正在冻结一些涉嫌腐败官员的账户，因为他们可能将贪污的钱输往澳大利亚，进而通过各种方式洗白。　　专家表示，在澳大利亚的中国贪官多是通过成立“皮包公司”或购买房产来洗钱。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和澳交易报告及分析中心正紧盯着非法资金流，堵住贪官外逃的第一步。　　专家表示，中澳联手追贪，有广泛的合作空间，需要双方互相协作。比如利用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使追贪效果更进一步。　　如何洗钱 赃钱“洗白” 主要有三种方式　　在瓦尔德看来，海外赃钱在澳大利亚洗白通常有三大方式。第一是赌博，即使是来源非法的资金在赌场过一遍，比如赢得或者故意输给他人，都会被视为合法资金。第二是购买房产，然后以“干净”的程序卖掉。第三则是投资“皮包公司”，成为隐形的金主，因为澳大利亚政府不会要求任何公司披露其背后的“金主”。　　普通中国人在澳洗钱多是利用毒品和麻醉品交易，经济犯罪或者腐败资金则是通过购买房产、成立“皮包公司”来完成，后面两种方式有增长的趋势。　　买房方面，《澳大利亚金融观察报》10月25日揭秘了原中国运输局副局长兼运营部主任苏顺虎在澳藏钱路径。首先是将赃钱拆分，比如2008年12月到2010年1月间，120万澳元被分为16次从南昌和香港转到苏家在澳的账户。其次是四处买房，比如苏顺虎的儿子苏冠林去年4月在悉尼富人区花135万澳元买房、在涡拉溪以40万澳元的价格购买一套公寓，甚至购买了一座联排别墅。　　成立“皮包公司”方面，10月31日，《澳大利亚金融观察报》报道了前云南省委书记高严之子高新元曾在悉尼皮尔蒙特港湾成立了两家公司。日前，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AFP）已经多次前往该地调查。　　如何发现 澳两大机构 紧盯资金流动　　以实际情况来看，赃钱如何进入澳大利亚？瓦尔德表示，洗钱通常复杂而具有隐蔽性，加上涉及跨国交易，很难被察觉。比如，结构复杂的公司通常能够掩盖罪犯的真正利益所在。同时，即使资金转移发生在特定时期，但涉及的金额较小，也不会被当局警觉。　　以成立“皮包公司”为例，罪犯成立一个董事和持股人都是其朋友或同事的公司，并把所有资产放在同一个受托人名下。或者，公司的股权可能是另一个皮包公司拥有，或者是中国以外的信托公司拥有。所有行为的目的，都是让这些公司看起来与中国或者任何一个中国人没有联系。　　当皮包公司购买房产时则用另外一套路径，即先用公司账户购买房产后持有一段时间，再将房产转卖或抵押给银行，利用转卖后所得的钱款或贷款将赃钱洗白。　　瓦尔德强调，以上所有洗钱路径顺利进行的前提是，赃钱的流动不能被AFP和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及分析中心（AUSTRAC）察觉。　　澳大利亚《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规定，如果AFP有理由认定资产可能是犯罪所得的话，可以向法院申请限制然后没收这些犯罪所得，无论这些犯罪是发生在澳大利亚国内或是其他国家。因此可以说，AFP将很有可能与来自中国的同行或是其他国家一同协作，确定资产的合法性。　　此外，AUSTRAC则是专门收集超过1万澳元的金融交易数据，并进一步确认交易合法性。澳大利亚反洗钱法还规定，金融服务提供商和银行需尽到严格的义务，采取积极尽职的调查确认每一笔超过1万澳元交易的真实合法性。　　如何打击 中澳协作 降低司法互助成本　　作为打击贪官外逃的第一步，一旦洗钱这一关口失守，想追赃就非常难了。据《澳大利亚金融观察报》报道，苏冠林的妻子当被问及自己名下的房产是否来源于赃款时，她表示：“我不觉得我们会成为警方的目标，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自己名下的，跟他（苏顺虎）没有任何关系。”　　即便AFP打算调查他们的资产，苏冠林夫妇也已经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主要接手非法所得方面官司的律师汤姆&#183;克拉克称，AFP所凭依的法庭没收非法所得资产这一法律存在许多漏洞，“特别是这些财产被归到儿童的名下时，事情就变得更难办了”。　　瓦尔德说，虽然要堵住一个“心意已决”的罪犯将钱带往澳大利亚是非常困难的，但中澳双方还是有广泛的合作空间，比如AFP正在协作中方进行的资产冻结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除此之外，第一，针对罪犯可能通过多个国家完成交易，要能调动庞大资源进行国际调查；第二，中澳双方共同协作的意愿必须强烈；第三，降低两国政府间司法互助的成本，比如缩短翻译成英语时间，比如中方要向澳方透露关键资金流的方向。　　智库专家　　国际律师协会反腐败委员会高级副主席、澳大利亚著名反腐败和反贿赂问题专家　　罗伯特&#183;瓦尔德　　如何撒网　　建反腐执法网 追贪更进一步　　既然许多赃钱通过“皮包公司”、房产等方式洗白，瓦尔德认为釜底抽薪的一招是所有政府，包括美国，必须立法要求其所有的登记公司或信托公司披露其最终的持有人。虽然这一提议曾遭到反对，瓦尔德透露，今年11月份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上，反腐将成为他们的议程之一。　　10月30日，中国部长王毅表示，今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预期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关于反腐的宣言，同时也希望一些国家能帮助中国追逃，不要使自己成为“贪官天堂”。　　就中澳之间的合作反腐，目前能做、未来必须做的有哪些？瓦尔德认为，双方合作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腐败在中澳两国看来都是“毒瘤”。在实现两国互利的前提下，两国监管机构、执法机构应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互相协作，交换信息，使得来自中国的逃犯们意识到，澳大利亚不再是“贪官天堂”。　　在瓦尔德看来，APEC其实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即利用今年8月份建立的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ACT-NET）。这一机构的秘书处设在中国。　　“在我看来，ACT-NET扮演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为亚太国家提供了一个致力于反腐共同协作的平台。”瓦尔德认为，它能够让亚太国家官员们定期会面，分享情报和政策措施，改进跨境调查，在警方调查机构中进行更为有效率的关键情报分享。　　“这样一来，将增加经济逃犯被追踪和最终被捕的几率。”瓦尔德说。　　点击 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ACT-NET）　　ACT-NET由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反腐败和执法机构人员组成，在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工作组框架下设立，旨在加强以追逃追赃为重点的个案合作、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　　中国监察部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工作组2014年的轮值东道主，与印尼、美国等经济体反腐败机构共同倡导，推动了执法合作网络的成立，并在北京承办了第一次会议。　　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的建立，对于加强亚太地区打击贪官外逃和非法资金外流方面的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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