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所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学的是中文系，前天一个日本学生居然对我说出这样的话，原话是： 当年我_百度知道
我是一所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学的是中文系，前天一个日本学生居然对我说出这样的话，原话是： 当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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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自软弱血气男孩给拳血气孩反唇相讥能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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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陈平原谈大学中文系
景在，人已不再，人在，心已不再，心在，情已不再，情在，诗已不再，纵使都在，时光已不再。
林散之有题画诗：“故国山河景未凋，萧萧草树念贤劳。寒潮不减当年色，仍是滩头一丈高。”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异乡青草乱坟，埋着白头戍人，风雨大作时，闻听一声边关的何满子。彼年有此时，此时无彼年。陌生处偶遇熟悉背影，形娟秀而举止柔婉，疑似姗姗故人来，紧步趋前，装作拾叶，蓦然回首，宛如而已。定格的背影，依然若干年前青春时，久视而熟字不识，苦索无所寻，无事于觅乃得之，且了了清晰。与人共有的记忆碎片，只是共同度过那段时光的佐证，纵使路过你路过的路，也未看过你看过的景。生命中不断有人离开，时而有人进入，没有时光可以凝结，没有人是孤岛，原本熟悉的人，逐渐陌生，原本陌生的人，开始熟悉。“过去事，过去心，不可记得；现在事，现在心，随缘即可；未来事，未来心，何必劳心”，一言而解人惑，佛家语以广智宽心。
酒在，醉已不再，醉在，歌已不再，歌在，意已不再，意在，趣已不再，纵使都在，思绪已不再。
下班途中，见霞光自云盖下射出，此情此境，在哪见过？或许十年前，或许更早。落叶铺路，无人清扫，风吹枝摇，乱了柳发，落寞心情遇上落寞景，便有了邂逅的共鸣，风景是心情时，便处置成了独有的描述，这样的风景以前见过，可惜以后再未相逢。别人的风景，可是你的心情？你的心情，何尝是别人的风景。过此门，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观此花，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酒场上有独醉的人，也有独醒的主，醒与醉，皆在心情；风景里有神伤的人，也有微醺的主，神伤与微醺，也在心情。
不经意的掩饰，媚眼抛给瞎子看，粗枝之众谁在意，可就有细节之人注意了。一切都在空气中弥漫着，该嗅到而未嗅到者，曾经的燕约莺期，是否真的遗忘，不该嗅到却嗅到者，无端的绿惨红愁，看来的确不该。得失定数，求之不得，想多了头痛，想通了心痛，张爱玲说：“时间，可以了解爱情，可以证明爱情，也可以推翻爱情。”一言许诺，可以律己，怎好绳人，原本就是酒后的状语。阳关三叠，到底几叠，阳春白雪，到底多白，余曲既已终，旧事何必再翻箱。
毅然的旅程开始徘徊去向时，怅然的颜面，问花不语，花替人愁；渐老的身躯无力辅佐心志时，失神的心房，世事无定，浮生一梦。简单化作深刻，喜怒哀乐不过风雨雷电；深刻变得简单，生死老病无非春夏秋冬。草色花香，赏其真趣，桃开梅谢，悟其无常，大自然的常态恰是平静，生死老病乃节点，喜怒哀乐皆一时。
流水堪听，过耳不恋，往事如逝水，景在人不再，自言自语，无腔无调，堪听否？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举杯邀明月，酒在醉不再，自斟自饮，无清无浊，还喝吗？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日
　　封面陈平原像：李媛 绘
　　黄晓峰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大学史的研究，2010年是北大中文系建立一百周年。在百年的风云变幻中，大学中文系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作为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中文系还能否站得住脚？
　　大学中文系设立时的目标、要求是什么？与现在相比有什么重要变化？
　　陈平原：学科建制和课程设计之间，有联系，但不能混同。办大学，必然有本国语言文学的教育，但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并没有明确的科系划分。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称，大学堂分八科，其中文学科分九门：中国史学门、外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一看就是纸面文章，以当年中国的人才储备，根本做不到。1910年3月底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文科也仅设立了中国史学门和中国文学门。换句话说，“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正式的科系设置，以北大为例，只能追溯到1910年。
　　每个科系的创建，都包含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学制规划、课程设计等；而所有这些，往往随时代的变迁而移动。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语言文学系，不但有文学教育方面的课程（如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等），语言研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1959年起，北大中文系最早创建了古文献专业。今天中国大学的中文系，像北大这样文学、语言、文献三足鼎立的，还不是很多。至于“语言”“文学”并举，则是共通的。其实，1919年北京大学“废门改系”，为便于交流磋商，国文系教授会就曾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这已经隐含了中文系内部“语言”与“文学”两大专业的分工与合作。虽然现在各大学状况不一样，但中文系最核心的，无疑是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您能否从具体的课程谈谈这百年来中文系的变化？
　　陈平原：要谈百年中文系课程的变迁，可以用“现当代文学”作为例子。1929年，朱自清在系主任杨振声的支持下，率先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此后，有不少大学跟进；但很长时间里，“新文学”的教学始终不占主流。那时的中文系，许（慎）、郑（玄）之学才是真本事，文学批评不受重视，更不要说“人人都能读懂”的新文学了。即便讲授古典文学，也是以考证为主。不过，随着新文学力量的不断成长，这一局面有所改变。真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还是新中国建立后，执政党对这一课程的高度重视。要说改造旧大学，重建意识形态，在中文系所有课程里，没有比“现代文学”更好用力的了。
　　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被纳入革命史的叙述框架。政府的强烈关注，导致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迅猛发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教现代文学的，要求政治上可靠，最好是共产党员。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学科又突然间“崩盘”。为什么？绝大部分作家都被打倒，只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除了鲁迅，就是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这一荒诞局面，随着“文革”的结束，很快成为路人皆知的“笑谈”。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相呼应，学术上便是“现代文学”学科的重新崛起。大批作家平反昭雪，大量作品重见光明，阐述“五四”新文化，于是成了对于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呼应。1979年的“思想解放”，似乎直接连上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正因此，“现代文学”这门课，既是文学教育，同时也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那时候，愿意研习中国现代文学的师生，大都有政治激情。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代人，是踏着“五四”的节拍走上历史舞台的。这一学科与现实政治的高度合拍，促使其一时间成为“显学”。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又有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野及功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仍然是沟通校园内外思想文化的重要学科，但已经不再是“显学”了。外在环境，整个人文学科日渐边缘化，不再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内部结构，历史悠久且精品无数的古典文学重获自信，有很好的表演空间。要说知识积累及学术训练，古典文学比现当代文学更有优势，也更能吸引那些遨游书海的学子；但反过来，现当代文学与当下思想潮流的紧密联系，则使其显得生气勃勃，仍有独特魅力。还有一点，就是写作能力和学术训练之间的差异，比如，学楚辞汉赋的，我们只要求你阅读、理解和阐释；学现代诗就不一样了，除了接受知识，还可能激发灵感，追摹前贤。
　　之所以单挑出“现代文学”这一学科，谈论其兴衰起伏，那是因为，现代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不同于传统，主要落实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古典文学内部结构的变化，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如今成了教学的重点；第二，“厚古”但不“薄今”，开设专门课程，讲授近世乃至当下的文学；第三，为中文系学生开设外国文学课程，要求其“放眼世界”，而不仅仅沉湎于传统中国。
　　外国文学教学是怎么处理的？
　　陈平原：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中文系学生应该研习外国文学方面的课程，以便在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中思考“中国问题”。问题在于，谁来教，怎么教。老北大有个很好的传统，中文系老师给外文系学生讲中国文学史，外文系老师给中文系学生讲外国文学史。给外系学生讲课，难度大，必须派好老师。可这个传统，后来难以为继。很简单，大家都想把好老师留下来，教本系的学生。这么一来，又开始互相挑剔对方派的老师不好。再到后来，要不中文系自己培养外国文学教师，要不改为专题性质的选修课，要不以比较文学专业开设的若干课程取而代之。目前的状态是，必修课的课时有限，政治课又不能减，各专业都力保自己的当家课。越是好大学，专业性越强，中文系里的外国文学课，于是变得“妾身未明”，处境颇为尴尬。我担心的是，这么发展下去，中文系学生的趣味与学养是否会变得太狭窄。当然，你不开课，喜欢文学的学生，照样也会阅读很多外国文学名著。但课程设置与个人爱好，有很大的差异；从长远看，制度性保障还是很重要的。
　　横向地看，我们大学的中文系与港台以及国外的文学系有什么差异？
　　陈平原：北大百年校庆时，曾组织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各专业与国外同行的差距。我说看不出差距，因为根本没法比。跟哈佛东亚系比，那没有意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本国语言文学教育跟外国语言文学教育，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要比就得跟耶鲁英文系比，跟巴黎第四大学的法文系比，跟大学的国文系比，跟莫斯科大学的俄文系比，可这又一时三刻说不清楚。这话后来常被人引用。
　　我想强调的是，本国语言文学的研究与教学，除了传递知识、培养人才，还有义务介入当下的社会进程，在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以及文化创新中发挥作用。这一点，外文系很难做到。在中国大陆，外文系除教学外，主要贡献是引进外来的思想、文化、文学，与中文系的热衷于介入当下，双方的定位与功能不太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现当代文学”课程对于大学中文系的作用。各大学教现当代文学的，大都有政治理想、社会情怀、能言善辩，以及介入当下文化建设的巨大热情。这么说，不包含价值判断，我只是强调，做鲁迅研究的，容易与现实对话，其著述本身很可能就有现实关怀。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中，最容易成为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的，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学术研究与文化情怀，有时很难兼得。比如，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学术性不强；做古典文学的，花几十年功夫写一部书，拿出来沉甸甸的。一虚一实，难免有隔阂。对中文系而言，我们必须有雄厚的学术积累，也应该积极影响社会进程。学有根基且能引领风骚，这是最理想的。但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分工合作，各有各的合理性。在我看来，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仅是一种专门知识，也是一种介入社会的激情，一种积极参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力量，这样，中文系才会有生气。
　　港台以及国外的语言文学系也有这样的特点吗？
　　陈平原：相对来说，没有我们这么明显。台湾以及香港的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外文系教授在引领风骚。这受制于大的政治环境，也跟教师构成以及公众兴趣有关。九十年代以后，台湾各大学中文系开始活跃起来，不再满足于当“老夫子”。但政治形势变幻莫测，台湾文学所（系）迅速崛起，其中牵涉到文化认同、主体性、校园政治等一系列问题，中文系处境不是很好。另外，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相对隔阂，也是个大问题。在日解除戒严之前，台湾当局不允许阅读左翼文学书刊。不谈鲁迅的传统，就讲胡适和徐志摩，很难理解所谓的“新文化”。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尊重传统，古典修养较好，这是他们的长项；至于影响当下思想文化建设的能力，则不及大陆的中文系。
　　现在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成为作家、研究人员，还是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
　　陈平原：“关注现实”是一种情怀，不是职业；任何人都可以“关注现实”，但也都可以“闭门读书”。这方面，我希望尊重个人选择。至于培养目标，各大学情况不一样。一般来说，越是好大学，专业化程度越高。作为本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文学创作。罗常培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杨晦先生在五六十年代，都曾强调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他们的意思是，能否成为好作家，主要靠个人天赋，靠机遇，靠生活经验，而不是技术培训。所有伟大的作家，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天才”；一定要按照既有的规则来训练，效果不好，也没什么意义。此外，作家只是中文系培养人才的一部分。用出不出大作家来衡量一所大学中文系的水平，不是很合适。
　　那么大学中文系的教育对文学创作有作用吗？
　　陈平原：从文学史上看，大作家不是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像鲁迅、郭沫若都曾在日本留学，但念的是医学，不是文学。也有中文系出身的好作家，近在眼前的，像贾平凹是西北大学毕业的，韩少功是湖南师大的，刘震云是北京大学的，叶兆言是南京大学的。但这样受过“科班训练”的好作家，数量不是很多。王安忆、残雪、莫言、余华等，没念过一天中文系，同样写出好小说。这怎么解释？我的说法是：文学很重要，但主要是修养，而不是技艺。没读大学的，若有天分以及好的机遇，可以成为优秀作家；念了中文系或外文系的，不见得就能写出好诗或好小说。但反过来，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对于作家之“厚积薄发”，还是起作用的。
　　问题在于，“文学”如何“教育”？就拿创作而言，也不是完全不能教。比如小说家沈从文，没有高学历，在西南联大教“各体文习作”和“创作习作”，往往是拿学生的作品来深入剖析，上课讲不完，下课接着谈，如此因材施教，对学生帮助很大。在我看来，文学创作是可以教的，但不应该是大堂演讲，而应该是面对面、手把手，注重写作实践，那才能对学生有好处。从去年开始，我们组织“中国作家北大行”，陆续邀请一些著名作家来北大，除了专题演讲，还与热爱文学的大学生座谈。不过，此举的目的在修养与趣味，主要不是技能，更不敢夸口是在培养大作家。
　　北大中文系还有文学写作课吗？
　　陈平原：有写作训练，但不是“文学写作课”，这跟北大中文系的专业化程度高有关。对于语言专业或古文献专业的学生来说，除非是个人兴趣，没必要修这种课。因此，我们有些选修课中包含写作训练。反而是各专业的论文写作，我们很看重。专业不同，写作技巧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没有大一统的“论文写作”课程，而是落实到每个教师，可以因材施教；缺点则是，若指导教师不用心，或自身就不太在行，那就有问题了。
　　培养作家不是中文系的主要责任，但写作能力的训练，却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以前提到某人学问大，总说他博闻强记；可有了互联网、数据库，纯粹的知识积累变得越来越容易，记忆力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当然，诗文脱口而出，史料烂熟于心，还是很有好处的。但总的来说，记诵的重要性大为下降。阅读、理解、阐释，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良好的写作训练，成为中文系教育的重点。无论语言还是文学、古典还是现代，都应该加强口头表达以及书面写作能力的培养。记得五六十年代，北大也有写作课，但后来出现一些问题，一是写作课难教，二是效果不明显，三是老师们缺乏热情。在我看来，对于中文系来说，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创作课可开可不开，但写作能力的培养是个大问题，值得认真探索。
　　您觉得目前大学中文系的困境在哪里，应该如何解决？
　　陈平原：十九世纪以前的大学，人文学科是中心；此后，先是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后有社会科学迅速崛起，人文学科逐渐边缘化。三十年前，文科考生首选中文系，现在肯定不是，比起热门专业如经济、法律等，中文系的光环在消失，魅力在减退。但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命运，已经开始“触底反弹”。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学，这符合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有很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实际上，这些年中文系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很不错，甚至比不少“热门专业”还要好。所谓市场需要什么，我们教什么，以便学生找工作时“专业对口”，这个路子，我认为是不对的。市场千变万化，今年抢手，明年就可能滞销。与其学会“屠龙术”，还不如健身强体。有很好的学习、思维、表达的能力，做什么都可以。关键是“素质”，而不是“技能”——我说的是本科阶段的教学目标。过于强调“技术性”，那叫“培训学校”，不叫“大学”。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是无用之用，是大用。为了迎合市场，让学生追逐“雕虫小技”，大学会越走越低。
　　中文系曾经那么辉煌，现在有点被边缘化，大家感慨万分，但不该被“悲情”所笼罩。在今天这么个喧嚣的时代，需要理解我们的真实处境和发展路向，有所坚持，也有所创新。我坚信，当眼下五光十色浮华侈靡的大幕退去，学术重归平静，人文学科应该是最能站得住的。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需要专业技能，也需要文化理想。对于营建校园氛围、塑造大学风貌、体现精神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文学科。这一点，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陈平原&&大学三问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呼吁朝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
理由是：“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
我也。”如此惊心动魄的断语，大有来头。据说，普法战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曾指着学
生称：“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百年后的今天，世人争说“知识经济”与“全球
化”，对于康氏此语，当有更深入的体会。如果我说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
是制度的竞争，也是大学的竞争，你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吧？若此说成立，近年纷纷出台
的大学（这里指的是目前在中国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立”大学）改革措施，值得你我认
关心大学改革，不只是因为你我都在大学里教书，或者你我的孩子都希望上好的大学、政
府机关及工矿企业需要大批合格人才，而是“学为政本”，学术风气与社会思潮的互相激
荡，影响极为深远。今天的大学改革，既有内在的发展线索，也缘于紧迫的公众期待与巨
大的社会需求。如此内外夹攻，凝聚为一种共识，即通过有效的资源重组，短时间内，建
成若干“世界一流”或“国内顶尖”大学。根据这一奋斗目标，各大学纷纷出台自己的改
革措施，有直奔主题的，有曲线救国的，也有暗渡陈仓或移花接木的，看得你我眼花缭乱
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大潮此起彼伏，作为重要的思想库及人才培养中心，大学基本上扮
演着观察家与指导者的角色。如今，各行各业都曾发生过的“悲壮的故事”，终于来到了
大学校园。依我浅见，大学改革难度大，除了其工作的特殊性（无法衡之以产值，也没有
破产之虞），更因各利益主体能言善辩，洞察秋毫，故一场激烈的争辩在所难免。世人都
说改革好，惟有牺牲没看到——在我看来，再成功的改革大业，也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对于如此牺牲（即便“必须”，而且“值得”），应该有悲悯之心，切忌一味欢呼“沉
舟侧畔千帆过”。因此，学会配套思考（不只“瞻前”，还得“顾后”）、尊重抵抗（因
思想及利益的多元）、既信心十足又如履薄冰（世上并不缺乏越改越坏的先例），对于弄
潮儿来说，是必修课。
大学改革势在必行，如何尽量地提高效率，减少震荡，以求行之久远，免得像1952年的院
系调整那样，落下一身毛病，是弄潮儿及评论家都必须保有的心态。前者只能在历史提供
的舞台上表演，后者也不便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人所难。本文的叩问，基本上是在此
立场上展开。
&&&&&&&&&&&&&&&&&&&&&一、人文有无用处
你问“人文有无用处”，所有的大学校长都会告诉你，有，而且很大。可我相信，几乎所
有在大学工作、学习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最近二十年中国的人文学科（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文科”，因“社会科学”发展得很好）正迅速地边缘化。你可以说，国家大政方针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文用处不大；你还可以说，现代大学之所以有别于中古大学或
传统书院，正在于其突出科学，人文的被冷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你更可以说，人文过于
玄虚，评价体系很不稳定，想扶持都不知从何入手。但所有这些理由，都是端不上台面的
。因此，主事者都会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文的重要性。
比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撰文谈论一流人才所需素质，特别指出“人文素质和文
化传统”的重要性（《一流大学要培养出一流人才》，《求是》2001年23期，12月1日）
；原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批评那些蔑视人文的科技专家：“这些人，或许能在自己的领
域取得一些成就，却难以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成为开拓一门学科，乃至推动整个科学发展
的大师。”（《科学要自觉请人文来指引》，日《北京大学校报》）这两位校
长之强调人文的意义，侧重人的素质，而不是学科的位置。
另外两位校长更勇敢，直面目前中国大学里人文的困境。去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
耀基在上海做题为《人文教育在大学的位序》的专题演讲，谈论大学里科学与人文之间的
紧张。金先生认为，这种状态很不正常，“人文教育在整个大学知识结构里面，应该有一
个重要的位置”（日《文汇报》）。金先生是少数对“大学理念”有过认真
思考的大学校长（参见其《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2001），论及人文在现代大
学中的位置，显然不太乐观。约略与此同时，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发表《高等教育
的五“重”五“轻”》（日《中华读书报》），称现在的大学、特别是理工
大学，“出现了五重五轻”，第一偏颇便是“重理工轻人文”。照杨先生的说法，重理工
是对的，轻人文则甚为不妥。
这四位校长的论述都很精彩，但都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撇开社会的急功近利，以及政府决
策的偏差，人文的困境，与目前的大学评价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坊间流传的大学排行榜，
北大文科（包括人文及社科）的分数，不及理科的三分之一；全国顶尖文科（北大）的分
数，只有最好理工科（清华）的五分之一（参见新浪网上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等《
2003中国大学评价》）。你也许觉得这种评价牛头不对马嘴，很可笑，可它代表了大众的
眼光以及某些主事者不便明言的心里话。因为，按照师生比例、科研经费、社会贡献（可
量化者）、院士数目（文科没有）等“硬指标”，人文确实乏善可陈。
在很多人眼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文是个软指标，容易上下其手。上海交通大学
21世纪发展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曾给出了“充实的数
据和具体的分析”，包括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大师汇聚，科研经费充裕，学科门类齐全，
留学生比例高等九大指标（参见刘继安《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
日《中国教育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世界一
流大学”对于所在国（乃至人类）的社会进步以及思想文化进程的贡献。光说有多少诺贝
尔奖得主，有多少科研经费，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大学的意义，不仅仅是科技进步，还
包括精神建设。而后者，并非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对于
希望“春种秋收”，马上显示政绩的校长们来说，人文的建设其实难度更大——花钱再多
，也都无法速成。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不只一次说过：没有强大的文科，清华永远
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这一判断是明智的，不仅仅是科学/人文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大学
的风气、凝聚力以及社会声望等，与这些看似虚幻飘渺的人文学术，大有关联。假如我们
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那样，增加“学术声望”一项，给予２５％的权
重，并且在数以千计同类院校的校院长中进行问卷调查，使无法直接量化的因素通过民意
测验获得二次量化的数据（参见潘懋元《一流大学与排行榜》，《求是》2002年5期，3月
16日），那么，人文的影响力便立即浮现出来。
千万不要小看“学界口碑”，它比那些用数字支撑、言之凿凿的“排行榜”，不说更重要
，起码一点都不逊色。而大学的“社会声望”，与人文学者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介入当
下的社会改革，变化风气，影响思想学术，这种贡献，无法量化，却是现代大学题中应有
之义。如果以为只有得大奖、评院士才是大学成功的标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精神文化
上的努力，不只无法准确统计，更因其介入现实，申述正义，张扬民主，很可能得罪权贵
，招人嫌恶。但这种独立思考、不断求索、勇于承担的精神传统，是当代中国大学所应该
格外珍惜并努力承继的。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这些擅长怀疑与反省、喜欢“胡思乱想”的
人文学者，不只没给大学“加分”，还“添乱”。可长远看，正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问心
无愧的努力，使得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校方主持的小型座谈会，主题是我们与“世界一流”
有多远。与会者大都是“海归派”，说起自己熟悉的国外某某著名大学，全都如数家珍；
对于北大在专业研究方面的差距，更是毫不留情。轮到我表态，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找不到差距。”不是说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特了不起，而是拿她来跟哈佛东亚系比，不可
比，故没意义；跟耶鲁英文系比，可比，但说不清。记得当时我曾略为分疏，算是暂时平
息了众怒。事后想想，不管是我的脱口而出，还是人家的过度反应，背后都大有文章，值
得认真推敲。
先解释我的“可比”与“不可比”。听多了我们在经济、军事、管理、大学等落后十年、
二十年的断语，很多人思考问题都是直线式的——似乎人类文明真的是“自古华山一条道
”，不可能有另外一个表演空间或发展形式，因此，一切差异都可以折算成时间上的“先
后”，而且精确到年月。可在我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确有较大的共通性；文化观念及
制度建设，则不见得真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五十年前我们有一句口号，叫“苏联的今
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结果如何？落空了。今天如果有人开出支票，说“美国的今天，
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估计也很难兑现。以中国之“庞大”与“复杂”，说积极点，有制
度创新的可能性；从消极方面考虑，则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可供抄袭。在这个意义上，
谈“比较”，不能只是追问时间上的“差距”，还应该考虑空间上的“差异”。
为什么说不能拿北大中文系跟哈佛东亚系比，教授及学生总数的多少不是最重要的，关键
在于各自承担的功能及努力的方向不一样。一个关注本国（语言、文学、文化），一个探
究外国（语言、文学、文化），即便面对同一对象，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也都很不一样。
单打独斗，确有训练好坏之别；作为整体形象，却很难说谁高谁低。如果一定要比，北大
中文系不应该找哈佛东亚系，而应该找耶鲁大学英文系、巴黎索邦大学法文系、莫斯科大
学俄文系、大学国文系等。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文系”，相对于“外文系”来，都
可能聚集更多的人才，也吸引更多的目光，其工作目标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与研
究”，更直接介入了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
正因为希望而且可能深刻影响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各著名大学“国文系”的工作，除了
纯粹的学理探询外，还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日常生活，因而很难做横向的比较
。比如，以北大文科教授为主体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中国史上曾发挥巨大作用
，你拿她跟哪所大学的哪个阶段比，恐怕都不太合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蔡元培、陈独秀
、胡适等，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或普利策奖，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就不伟大。就像鲁迅说
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丰收〉序》）。
也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
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
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
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这样来看“人文”，你就明白其在现代大学的位置：很难“实用”，但有“大用”。只是
这个“大用”，不见得马上被承认，还可能因立场不同而异说纷陈。换句话说，人文建设
属于长线投资，而且有风险。这就难怪大学校长纷纷表态“大力支持”，但往往难以真正
落到实处。
二、管理是否万能
八十多年前，蔡元培校长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中，总结中外大学的经验，认
定是由易入难循序渐进：“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人情大抵如此也。
”蔡先生意料不到的是，早就走过了“兴学之初”的中国大学，其弊病依然如旧。但平心
而论，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不能单怨大学校长。
人文之所以普遍不被看好，除了此“重实用而轻学理”的国情外，还有其成果本身的模糊
性。你说这位学者很伟大，这部著作非常了不起，好吧，拿证据来。请问哪位人文学者，
拿得出“板上钉钉”的证据？我念博士时，有段时间与一位念化学的同屋，毕业时，他的
博士论文创造的“直接经济产值”是5000万，我呢，一个大子也没有。在这种评价体系里
，你让校方怎么重视人文？每回填表汇报成绩，见到科研成果转化的产值评估，人文学者
能不头皮发麻，就算坚强的了。主事者很开通，提醒大家不必介意，这一栏是为理工科设
计的，人文学术“特殊”，可以不填。大学里，原先叱咤风云、执意于探求“普遍原理”
的人文学术，如今成了需要“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令人感叹唏嘘。
这种重理工轻人文的局面，近年似乎有了较大的转机。许多大学开始投入资金，争抢人才
，一时间热闹非凡。可你仔细看看，这些大学之所以突然“发力”，大都有明确的工作目
标：或评重点科学，或争博士点。如果文科真的开始评院士，大学对“人文”重视的程度
，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可态度变了，思路依旧，还是希望人文学者的成果能“过硬”，
也就是说，要“看得见摸得着”。
在一个迷信科学、偏好精确的社会里，一切成绩都必须量化。将教学、科研、精神、传统
、学风、信誉等，全都变成数目字，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三位，据说是为了便于管理，
使评价有“客观依据”。另外，也好让领导一目了然，知道谁好谁坏，谁用功谁偷懒。现
在的大学校长，心里都有本帐，科研经费、重点学科、院士数目、SCI索引等，这些都是
“过硬的资料”。至于人文，最多举出个把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如此强调量化，坚信“管理出效益”，使得大学的工作目标，明显背离独创性原则，而片
面追求数量上的繁多。其客观效果，很可能是催生出大批的平庸之作。这一点，是量化管
理最受人诟病的地方。谁都知道，论文和论文不一样，不能以数量定高低；学术上的是非
曲直，无法用民主投票来解决。而主事者也自有其苦衷：之所以凭数字定英雄，是没有办
法的办法，谁让你生活在一个权威缺失的时代。既然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敢拍板，谁也不
想承担责任，那就将命运交给电子计算机吧。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大学
丧失评价尺度的遁词。因其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
过于相信数字，不仅仅是技术手段问题，更重要的是心态及立场。还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
间，我曾谈及必须分清什么是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学生，还是行政管理人员？此提问被认
定是主张“教授治校”，有抢夺领导权之嫌。这里不想辨析民国年间北大、清华以及西南
联大“教授治校”之利弊得失，单说大学里的工作，到底是以教学、科研为中心，还是以
管理为中心。假如是前者，就必须着力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尊重其工作兴趣，任其自由
发展，尽可能为其攀登学术高峰创造最好的条件，而不是迷恋于如何提高管理的效率。
现在各大学里为改革制订政策以及具体实施的，多为行政部门，故不可避免地多从管理的
角度思考问题，用心良苦，但效果不见得好。相信广大教师的学术良知，不将主要精力放
在防止偷懒，而是鼓励创新，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理解。原复旦大
学校长杨福家曾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说明创建一流大学必须有“大爱”，方能“营造一
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下面这段话，我很感兴趣：“正是因为她的
宽容和‘大爱’，安德鲁·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9年不出1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
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唯一的
菲尔兹特别成就奖；她也允许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
并给予极大的关爱，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充分体现了人
类应该具有的‘美丽心灵’。我想，这恐怕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第一大学的真谛！
”（《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日《文汇报》））
当然，你可以说，杨先生现在不当校长，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在他的校长任内，教授们
全都几年不出一篇论文，看他着急不着急。这确实是个难题。大学里的管理，既要放得开
，又要收得拢，分寸不太好把握。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可过多的规矩，又必然对天
纵之才造成束缚。我曾不只一次提及，大学教育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材制定规则
，为天才预留空间”（参见《中国大学十讲》22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说说容易，真做起来，难度很大。谁是必须遵守规则、服从管理的“中材”，哪个又是可
以特立独行、自由发展的“天才”，你来定？将来被你认定的“天才”一事无成，被划为
“中材”的反而成绩斐然，看你怎么交代。由行政当局钦定若干种子选手（比如“跨世纪
人才”之类），不见得就能保证比赛的胜利。况且，此举很可能极大地挫伤其他选手的积
极性，焉知奖杯最后不是落在那些原先不被看好者手中。真正的学术创新，既需积累，也
讲机遇，往往不能以常理推测。你很想要的，不见得就能得到；你没想到的，反而可能翩
然而至。作为大学，最好的策略是，“时刻准备着”，迎接突然的挑战与荣誉。
面对着这样一种两难局面：或因管理太松而有所懈怠，或因管理过严而有所压抑，你问我
怎么办？我的答案很明确：选择前者。理由是，好大学里的好教授，你不必管他/她，也
不用催他/她，他们比你还着急；让其自由发展，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方能有大成。
至于有些人因此而偷懒，没关系。因为，在我看来，一大堆无关痛痒的小成果（不说粗制
滥造），还不如一个大突破。目前各大学的基本状态是，鼓励小打小闹，而不敢“拿生命
赌明天”。如此追求稳妥，不敢冒险，很大程度是现有的评价及管理体制决定的。
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学术管理，这一努力，有其合理性，也值得提倡。尤其是如何选拔人
才，防止近亲繁殖，杜绝武大郎开店，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更是生死攸关。只是必须记得
，管理有效，但并非万能；而且，管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学的管理工作，应包含对
“人”的尊重，以及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前者涉及“尊师重道”，后者则不妨称为
“放长线钓大鱼”。如此具有弹性的、不乏人情味的管理，方才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
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
三、榜样如何获得
中国大学积弊甚多，必须改革，这我不怀疑；改革大业起步于“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
这我也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这里
应该追问的是，哪个国际？什么轨？怎么接？所有这些，都必须认真推敲，而并非不证自
办大学没钱不行，有钱也不一定就行。这和建工厂、修工程不一样，后两者，只要有足够
的技术与资金，就能顺利达成。一年建成世界第一的上海磁悬浮列车或者弄出个北京现代
汽车厂，这都是奇迹，但并非不可能。可你要是抱着这种念头来办大学，肯定大失所望。
没有十年八年，新大学很难像个样子。这里说的不是占地面积、建筑设计，或者著名学者
、优秀学生——这些都还可以用钱来买，惟有学校的风气与传统，必须靠“养成”，急不
得。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不算那些走了弯道、摔了跟斗，甚至忙了几十年、上百年还没
真正上路的。
办大学难，难在不能依样画葫芦。榜样不难找，可人家一招一式背后，都有深厚的历史底
蕴，你光学表面的架势不行。我说过一句很“刻毒”的话：最喜欢拿某某大学说事，并将
其作为标尺，用来衡量、批评中国大学的，往往是访学半年的专家。因其确实有所了解，
可又知之不多，急于找到榜样，只看到人家的好处，而没来得及追问这些“招式”所隐含
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如此“好学”有余，“深思”不足，写写文章，发发感慨，很是精
彩；一旦当起真来，用来指导中国大学的改革实践，很难不出现“橘化为枳”的尴尬局面
。《晏子春秋》中有这么一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
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我看来，比起具体的植物，大学的生长，更讲“水土
”，因而更难成功移植。
考虑到大学与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你希望超越“技术训练”，就必须面
向本土，兼及历史与传统；否则，你将“水土不服”。新大学的难题是如何接地气、服水
土；老大学呢，所有革旧鼎新的努力，都必须顾及已经形成的传统。如果一切推倒重来，
把老大学改得“面目全非”，绝对不是好事情。有传统，就会有惰性。老大学的惰性，确
实给改革带来很大的阻力，让具体操作者感觉动辄得咎，举步维艰。可正是这种抵抗，使
得任何人都无法凭借一时之勇气与意气（即便是光明正大），改变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
里的任何改革，除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还有今人与传统的对话， 其结果往往是
“非驴非马”。这种“不纯粹”，偏离各方的愿望以及学习的榜样，不一定是坏事情。因
为，这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既与时俱进，而又不丧失传统。
改革者在设计方案时，一般都有很具体的追慕对象。就像写论文一样，有人博采众家之长
，有人固守一家边界。后者的措施成龙配套，亦步亦趋，容易学得像；前者则必须视野开
阔，各家之长如何协调是个难题，弄不好变成大杂烩。但对于立意高远者来说，前者无疑
更具魅力，也更有发展前景。1902年，当时的管学大臣张学熙为了重开因庚子事变而停办
的京师大学堂，曾敦请各驻外使节提供各国的学制资料。其中驻美使馆提供的资料最有意
思。因“国家并未设官管理”，也没有统一教材，只好“经切商美外部”，提供哈佛大学
（四种）、哥伦比亚大学（四种）、耶鲁大学（两种）、宾西法尼亚大学（一种）等十三
本章程（其余两种为中小学课程）。尽管因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量（1906年的《学部奏请
宣示教育宗旨折》说得很明白，德国与日本的教育“重在保帝国之统一”或“万世一系之
皇统”，故最少流弊），晚清各种学堂章程的制定，实际上多采德、日学制；但晚清教育
政策的制订者，还是努力“博考外国各项学堂章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张
学熙等《重订学堂章程折》）。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不知是否意识到，诸君信誓旦旦的
“与国际接轨”，很可能是个虚妄的目标。
不只一次见识过这样的局面：大家正热火朝天地讨论如何“与国际接轨”，冷不丁说到某
个具体问题，这时候，留法与留德的，留日与留美的，意见全都不一样。这下子你就明白
了，起码在大学领域里，“国际”上并非只有一“轨”。只不过现如今美国独步天下，成
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使得许多人误将美国大学作为唯一的标准
，整天将“哈佛”、“史丹福”挂在嘴上。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大学其实面貌迥异；同一
国家的著名大学，也因其成长背景及现实环境的差别，而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就连常被
相提并论的“哈佛”与“史丹福”，其间的“楚河汉界”，也都值得你认真对待。
过去的教育家，以我为主，借鉴西方大学经验时，很有节制，知道什么能学，什么不能学
；现在可好，认准一家，义无返顾，猛扑过去，表面上学得很快，也很像，可他忘记了，
所有的仪式背后，都必须有精神作为支撑。举个近在眼前的例子，眼下渐趋消歇的大学合
并之风，便是看对了病，开错了药。这帖药，明显是为了救治1952年院系调整落下的病。
主事者用心良苦，只是忽略了国内各大学原有的传统，对“国际标准”的理解也未免过于
单一，加上行政主导，实际推行中，出现了“以大为美”的偏差。可就像王则柯所说的，
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学科门类并不齐全，学生也不过区区数千，但在学界享有崇
高声誉（《小的是美丽的》，《开放时代》2003年2期），你能说这不算“世界一流”，
不值得仿效？这下问题更大了，你让我学什么？哈佛？史丹福？普林斯顿？加州理工？我
的答复是：都可以，又都不可以。说“可以”，是假定你已经深思熟虑，知己知彼；说“
不可以”，是怕你只是震于大名，盲目响应。
其实，大学分类型——研究型、教学型、技术培训型、社区服务型，都有其发展的空间。
不问规模大小，只要定位准，声誉好，就是好大学。就像写文章，能雅是本事，能俗也是
本事；就怕半吊子，高不成低不就，理论、实用全都不彻底。不同类型的大学，目标不一
，道路不一，评价标准也不一；先自我定位，再寻找相关的榜样，比起笼而统之的“接轨
”说，要实在得多。各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
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舞台，
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对于许多大学校长来说，明白自家长短，形成自家个性，是第一步，也是最要紧的。民国
年间的许多著名大学（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是有个性的，你几乎闭着
眼睛就能想像得出其各自的风采。1952年院系调整后，各大学之间，从专业设置到学术风
气，越来越趋同；唯一的差别，只是规模的大小与水平的高低。这种办学观念过于“整齐
划一”的状态，现在正逐渐被打破。但所谓“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其说是“扬长”，不
如说是“避短”。让志向远大的校长们知道什么是自己学不了的，与让他们知道应该学什
么，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校长们才懂得如何腾挪趋避，不至于贪多嚼不烂
，模糊了努力的大方向。
说到“腾挪趋避”，这一百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并非拒绝“开眼看世界”，而是找不到很
好的“接口”。晚清的模仿德、日，1920年代的学习欧美，1950年代的转向苏联，近二十
年的独尊美国，我们谈论大学发展与改革，始终“目光朝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姑且
不说西学（包括声光电化与民主法制等）的魅力无法抗拒，西方大学制度在生产及传播知
识的有效性方面，也非传统中国的书院可比。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只谈“与国际接
轨”，而不努力发掘传统中国的教育资源，这样的改革，是有局限性的。
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
出版社，2000）中，我曾提到，在借鉴欧美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下，应该追问传统的书院
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
三种思路：
&&&&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
&&&&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这里所说的，不指向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是强调整个学术思
路的转移，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借用Ruth Hayh
oe的说法，参见 China
’s&&Universities
: A Century of Cultural C
onflict , pp3—23, New York , 1996）。
最近十年，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书院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出版了许多史论及资料集
，此类成果，可惜不被制订教育政策及从事大学改革者所重视。“千年书院”，再加上“
百年大学”，如此“中国经验”，实在不该被忽视。1921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美国柏克
利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阐述其“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
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64—66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4）。这样的视野与襟怀，方才谈得上“制度创新”。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
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不管是“孔墨精神”还是“书院教学”，都比较虚幻，不能直接套用，必须经过一番创造
性转化，方才具有可操作性。可思考问题，有这个维度与没这个维度，就是不一样。没这
个维度，很容易变成简单的“拿来”，或自我陶醉于“中国的哈佛”、“东方的剑桥”这
样不伦不类的比拟，而与“世界一流”无缘。
日于京北西三旗
&&来源:&(上海)
　　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有幸见到了《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道与逻各斯》、《封闭的文化圈》的作者张隆溪先生。张先生经历颇为传奇，他没有读过大学，“文革”结束后以“同等学力”直接考进北大西语系，师从杨周翰先生，又与朱光潜先生、钱锺书先生亲善。在海外任教多年，他始终致力于推动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和交流，最近由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的终身荣誉。在访谈中，他强调了比较文学不是进行随意的比较，也不能生搬硬套理论，而是要把理论还原成问题。
　　一说到比较文学，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既然任何东西都能拿来比较，比较文学的边界在哪里？甚至于有人认为比较文学要消亡了。那么您觉得比较文学的前景如何？
　　张隆溪：我在国内做比较文学算是早的，1981年季羡林先生在北京大学发起比较文学研究小组，只有五个人参加，我是其中之一。1983年我出国以后一直在海外，跟国内的比较文学界没有太多接触，最近几年经常回来，知道现在国内搞比较文学的人很多，成立的学会也很多，大部分高校也都有比较文学专业，跟当年情形很不一样了。但是大家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还是很容易产生误解，好像一本英文小说和一本中文小说放在一起，谈谈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比较文学了。我觉得这是对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误解，借用法国学者艾田浦（Ren&Etiemble）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是“比较并不是理由”（Comisonnestpasraison）。比较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要比较？比较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础。没有基础，就没有办法体现学科的特点。比较文学的范围的确很广泛，它没有规定什么样的比较才合理，所以我常说，“比较”本身并不是比较文学的特点。拿李白和杜甫比，唐诗和宋词比，这不叫比较文学。比较文学首先是要打破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其次要明白在什么基础上比较。老派的比较文学讲究实际的接触、联系，一个作家读过哪些外国作品，受了哪些影响，这是历史的实证的比较；后来美国的比较文学倾向于不同体裁、主题的比较，甚至文学与其他学科比如音乐、哲学、宗教等的比较。但对于中西比较来说，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把中国的文学和西方比？在什么基础上相比？比较文学最忌讳的就是表皮、肤浅、牵强附会的东西。在这点上，文学理论就成了中西比较非常重要的基础。
　　其实中西比较是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不光要掌握两种语言，而且要对两种文学和文化的传统有深入的理解，因为文学不光是一种语言表现，还有思想的、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历史背景。对这些有了解，才有比较的基础。所以没有雄厚的学问基础，比较文学是很难做好的。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就堪称是中西比较的典范。
　　西方有人宣告比较文学的死亡，但都是故作惊人之论。在我看来，比较文学，尤其中西比较文学还有很多发展空间，还有很强的生命力。
　　但钱先生对理论是抱怀疑态度的，国外的理论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中西比较研究是不是很容易沦为西方理论的操练场？
　　张隆溪：我也同样对理论抱一种怀疑态度。我在美国教了十年书，教的就是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我对理论相当有兴趣，也相当熟悉，但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角度出发，根据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历史的了解，我们对西方的理论应该采取一种既要了解也要批判的态度，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最反对机械地搬用西方理论，把它强加在中国文学的文本上，好像中国文学就是一个对象，什么理论都拿来跑一跑，看看能做出什么研究来，我觉得这是最没出息的做法。中国学者应该先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然后再去观察西方理论，要有两方面的深入了解，包括对各自理论传统的了解。中国有自己的文学批评传统，西方有他们的传统，我们对之要有了解的兴趣和研究的必要，但不能机械模仿。
　　文学理论讲的不外乎是语言问题，语言的表达问题，以及表达之后如何理解和诠释的问题。在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没有东方西方的差别，语言大家都有，文学传统大家都有，如何表现、如何理解，这些理论的问题是普遍性的。这样出发去研究理论，和把后殖民理论、女权理论、后现代理论直接拿来套在中国文学上就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觉得应该把理论还原成基本的问题，然后从这些问题出发去看中国和西方的理解和叙述是怎样的。比如从先秦到现代，中国人一直有对语言能否达意，不能达意的时候怎么办的讨论，然后看西方历史上对这类问题有什么讨论，西方理论在这些问题上有哪些看法，这样的比较才是有效的。
　　您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中有一章是“中西比较研究典范举例”，其中以“中西诗论的融合”介绍朱光潜先生的研究，以“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介绍杨周翰先生的研究，以“中西会通的典范”介绍钱锺书先生的研究。那么就当下论，您觉得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在哪里？哪些学者算得上登堂入室？
　　张隆溪：我举的三位都是前辈学者，我对他们很敬重，也比较了解。当代当然也有很多很活跃的年轻学者，但是要评论当代哪些属于典范研究是很困难的，就像评论哪些当代文学作品是经典也很困难。现在哪些研究在将来会成为典范，这是要经过时间检验的。另外我想说的是，现在搞比较文学的人很多，著作也很多，我的了解很有限。由于工作需要，我也看过一些教材和著作，我注意到很多著作没有什么新意。要知道中国的比较文学并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有的，二三十年代已经有很多著作了，比如戴望舒、范存中、陈铨等老一辈学人已经译介了国外比较文学研究著作，开始有中西比较研究了，而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并没有许多特别超出前辈的地方。另外还老是有人提出要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我觉得这种提法是个伪问题。要建立学派的雄心壮志我可以理解，但一个学派绝不是自己宣布了便能得到大家承认的。学派往往是时过境迁之后，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时才命名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这些名称都是文学史家在事后梳理历史时所取的，当时的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创作浪漫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文学。同样，比较文学中所说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并不是法国人、美国人在那里自己宣称了一个学派，而是二战前后研究基本模式的转变造成的。二战前是以民族文学作为基础的法国式的比较文学，非常注重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一些法国比较学者特别偏重于法国作家对他国作家的影响，带有一些民族主义倾向。二战以后许多学者特别是犹太学者对民族主义非常反感，所以他们到了美国之后，认为应该打破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转而强调世界文学是一个总体，在这个总体中不要强调谁影响了谁，而是比较各自体系的平行发展。比较研究领域的这种变化跟二战前后整个意识形态、政治格局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而不是简单地自己定义一个学派。现在中国人要成立一个学派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喊口号、发宣言，而是真正写出几本有价值的比较研究的著作来。有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真正好的成果，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也许将来才会有中国学派。光有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情绪，我觉得在学术上是不可取的。
　　当代的研究也有很好的，比如北大的孟华教授，她在法国留过学，对于形象学特别是西方文学中如何表现中国人的形象以及中国文学如何反映西方十分有研究；还有上外的谢天振教授对翻译学研究很深入，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具体的可以操作的一个方面；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象愚教授，对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很有贡献。我出国以后跟国内比较文学界接触不算太多，这几位是我觉得做得比较好的。现在搞比较文学的人很多，不过要说研究典范的话，年轻人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呵呵！
　　您和汉学家于连就东西文化的同异问题进行过辩论，您是不是更倾向于中西文化相通的立场？
　　张隆溪：于连是个很特别的学者，听说他不完全认同传统汉学，而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但又以研究中国即汉学为特点，区别于其他哲学家。他著作很多，但在我看来，都是连篇累牍地把中国和希腊或西方绝对对立起来，难免谬误。
　　经常有人问我，在中西比较的时候应该强调同的方面还是异的方面，我觉得脱离具体环境抽象地去讨论同异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个伪问题。学术研究是一种思想的对话，我们做研究都是在具体的学术环境中，更不要说更大的社会政治的环境。当代学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会提出哪些问题，学者应该怎样去回应这些问题，这就是一种对话。举个例子，我1983年到美国之后去普林斯顿大学做演讲，题目叫“道与逻各斯”，后来写成文章在《批评探索》（CriticalInquiry）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是批评德里达的，主要针对的是他在《论文字学》中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看法。在正式发表之前，我去耶鲁大学找到了在那里上课的德里达，把文章给他看。我们讨论了两个多小时，当然他承认他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文学，但他下了很多结论性的大判断，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他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只有西方才有的传统，而中文和日文等使用非拼音文字，就证明有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文明。而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内在思想、口头语言和书写文字之间的等级关系，思想是内在的，表达成语言已经失去了内在的东西，再写成文字就离真理更远。可是这跟《老子》、《易经》里讲的都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说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才有，中国所无的呢？但最后他反问我：那你觉得中国的道家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回事吗？我说当然不是，既然你用了“和”这个连接词，说明这本来就是两个东西。但是你在西方有这么大的影响，你把西方和中国完全对立起来，说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只有西方才有的传统，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就要说他们之间其实有相同的方面。但如果你或者跟你一样有影响的某个人，说中国和西方完全一样，没有区别，那我就会采取不同的立场，说其实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西方人大多数都爱讲东西文化差异，其实是把东方看成西方的对立面，他们不是在描述东方的现实，而是他们自己投射在东方的一些观念。但你看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的序言里面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与当时一些强烈排斥西学的人不同，钱先生是讲中西会通融合的。我也是这种立场。文化之间当然既有同又有异，这是毋庸置疑的，学问就是要在不同的环境中，针对不同的对话对象，在表面很相近的地方找出差异，在表面很不同的地方找出契合之处来。在这个意义上，学问是一种发现，是在很多人忽略了的地方，看出事物之间的区别或者联系。
　　您最近被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聘为外籍院士，这是对您成就的高度肯定。您的下一步研究计划是什么？
　　张隆溪：瑞典的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已经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从创立之初就有外籍院士，目前有四十一位，来自世界各地。外籍院士是终身的，也是荣誉性质的，并不要求一定要做什么工作，但今年他们会邀请我去北欧各国演讲。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个很高的荣誉，而且我事先完全不知道，因为整个遴选过程都非常秘密。保密的原因大概是为了避免尴尬，所以到最后我们只知道选了谁，但并不知道有谁被提名而落选。我想他们选我的原因，是肯定我在一系列英文著作中一直致力于推动跨文化的理解。这也是我将来会继续去做的工作。
　　要说近期的具体计划，我打算写一本书，讨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我个人对绘画、艺术史很有兴趣，所以希望讨论一下东西方绘画和文学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表现。另外，今年我会为英国的权威期刊《跨学科科学评论》（InterdisciplinaryScienceReview）准备论文，这本杂志的特点是希望融合科学和人文，它的编辑部成员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明年会出两期特刊，组织各国多领域的专家讨论自然和人的话题。
　　研究计划和要做的事总是很多，重要的是一步步去做。只有这样踏实地去做，才有可能做出一点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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