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南&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长篇散文节选之一）
南 帆：关于我父母的一切（长篇散文节选之一）
钟山文学双月刊／2004年第1期／总第148期
作者简介：南帆，著名学者，批评家。现就职于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早就知道有这本书--本来要过些年才会动笔写的书。现在，它却急不可耐地冲出来，
逼迫我修改写作计划。父亲不是一个爱表现的人，母亲甚至畏惧公众。所以，这种情况只能
解释为某种历史的急迫性。我只得提早开始了。
　　我面对的是长辈的历史，似乎是遥远的过去。但是，我相信这一切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
。他们身上有一些我们必须分担的历史之谜。否则，我又有什么必要把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塞
给读者？他们太普通了，他们的经历丝毫算不上惊心动魄。父亲和母亲肯定是属于默默地生
、默默地死的那一批草民。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他们身上发现?时代"这个大词。
　　每一个人都可能看到自己的世界。每一个时刻都可能重新发现世界。这是部分章节背后
存有附录的原因。附录的内容大致是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谈论，可以
与正文相互参证。几篇附录摘自父亲的手记，另外几篇附录是我以往写下的文字。
　　这本书的写作时间不长，但是，我消耗了许许多多。记忆和思想被重新犁过一遍，掩埋
已久的岁月再度翻开了。笑声的确不多，叹息和沉重的感慨洒满了纸面。
　　这辈子肯定会有这么一本书，也只会有一本。愿意读完这本书的读者一定明白，为什么 我这样说。
　　且将这本书献给我年迈的父亲和已经在九泉之下的母亲。　　　　　　　　　　　　　
　　　　　　　　　　　　　　　　　　　　　　　　　　　　　　日
一、最后一个码头
　　我的记忆之中，母亲始终嵌在父亲的形象里。发生在父亲身边的所有事情无不交织了母
亲的种种痕迹。然而，这一天开始，父亲只能是父亲了。母亲从父亲身边分割出去，去了另 一个世界。
　　这是最后一面。母亲的遗体平躺在殡葬馆的礼堂里，面孔旁边摆了一束花。这是撤出世
界之前停泊的最后一个码头。四周的花圈已经摆好，哀乐刺耳地响起。告别仪式开始，送葬
的人们依次鞠躬。送葬的人数也许超出了母亲的预料，但是，她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永远不
可能知道确切的数目了。多或者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她死后发生的事情。数字只能让活 的人兴奋，死亡的黑暗吞没一切数字的差异。
　　送葬仅仅是重复了无数次的惯例，生活并不会因为少了一个人而产生什么改变。天青云
淡，阳光之中的松树纹丝不动。历史还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行驶，一如既往。只有当这个人是 你的母亲时，你才知道生活从此缺失了一块。
　　母亲已经被癌症折磨了五年多，这一天的到来并不意外。我的心中只有茫然的疼痛和酸
楚，可能还隐含了些许--说起来有些罪孽--解脱的轻松感。母亲时时在病榻上苦苦辗转
，不断地祈求能够早些走。吁出了最后一口气，永恒的平静终于到来。
　　送葬的队伍环绕遗体，几个亲属排列在母亲遗体前方。我将母亲的遗像捧在手中。父亲
站在我旁边，神色呆滞地凝视母亲的遗体。鞠躬如仪。鞠躬如仪。众多的握手和叮嘱。节哀 ，节哀顺变。
　　人死不能复生，我会节哀。我知道这个日子也会一天天地退远，终于埋没在世俗的尘埃
之中。但是，我还知道，这个日子烙下的疼痛再也不会消失。母亲是什么？母亲是枯瘦的巴
掌，是杞人忧天式的操心，是追出门来反反复复的嘱咐。往后，这一切都不会再有。往后的
父亲形影相吊，只能在母亲的遗像面前喃喃地自言自语。
　　喇叭里的哀乐回旋在礼堂里，没心没肺地重复不休。
　　前一天夜里守灵，我掀开蒙在冰棺上的红布。烛光之下，母亲的面容安宁平和。寒冷的
冰棺里面，母亲睡得很安稳。我知道，母亲已经无比的疲倦，没有一丝力气。挣扎，挣扎，
挣扎，突然一松手，那个喧闹的、恋恋不舍的同时又是痛入骨髓的世界疾速地滑出了掌心，
一生的重负顷刻之间全部卸下。死是彻底的失败，又是彻底的反抗。现在，再也没有什么能
够压榨母亲，威胁母亲，恐吓母亲了。闭上眼睛，母亲不必再与这个世界苦苦周旋。让她好
好地睡吧，别再打扰母亲了--冰棺上的红布轻而易举地蒙上一个人的全部哀痛和眷恋。
　　日，腊月二十四日，民间风俗祭灶，即是过小年。清晨六时多，我被父亲
的电话召回家中。母亲呻吟不止，我和父亲商议再度送她进医院。9时许，情况渐趋平稳。
母亲勉强地说了几句话，我就匆匆离开。这个时节我正在忙碌。下午三时多，我在一个会议
上突然接到妹妹的紧急电话。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中，母亲已经走了。终究没能挨过年关。 新年正月的大门赶在母亲抵达之前断然关闭。
　　殡葬馆里，最后的告别只有几个亲人。姐姐把一个小瓶子放在母亲遗体的怀里，据说可
以保佑母亲不被烧痛。穿白大褂的殡仪馆工作人员点了点头，推起母亲的遗体沿着一条弧形
的甬道走向焚化炉。姐姐突然喊了起来："妈妈快逃呀，大火来了！妈妈快逃，大火来了…
…"尖利的声音回荡在甬道之中。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辚辚地推着车消失在拐弯之处。那里
是这个世界的出口。母亲将抛下这个世界独行。
　　这一刻我的内心终于溃决，眼泪夺眶而出。
附录：父亲手记（一）
　　明天你将彻底告别这个世界，连躯体都不留。夜是如此静谧，只有冰棺的电机轻微的嗡
嗡声和燃在沙盘里的蜡烛偶尔劈啪作响。我从玻璃罩下仔细端详你：你更瘦了，下巴变得很 尖。你眉宇舒展，眼睑自然垂合。
　　你走了，叫人很难相信。那还是昨天、前天的事，你还在那样地诉说，那样地呻吟，那
样地呼叫，那样地恳求，那样地叮嘱，那样地示意；你的容忍，你的愁苦，你的牵挂……一
切都是那么活生生的，在这个世界上就这样抹去了？世界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如果有，
我倒略可安慰。可是我从不相信还有什么另一个世界。这就是我的悲剧所在。
　　我再次审视你，使我倍感惊奇的是你那薄薄的、轮廓分明的嘴唇像抹上唇膏似的殷红，
弯弯的，还是那么有模有样，如同生前那样动人。孩子说，那是凝血，凝血才那样殷红。可
是，凝血要发暗，粘在外面未吐净的凝血又怎么可能顺着原来的唇形曲线抹着？我宁可想象 这是一种象征--告别苦难。
二、疼痛的飓风
　　逝者已逝。很长的时间，我一直不敢为母亲写些什么--因为我心里埋藏了一份隐隐的
歉疚和恐惧。至今，我仍然不敢把这种感觉告诉父亲。
　　1994年，我外婆去世。母亲自小与外婆二人相依为命，外婆始终和我们住在一起。上个
世纪七十年代，父亲母亲远赴乡村数年，外婆一个人照顾我和姐姐、妹妹。外婆的身世使我
不时浮出一些伤感，后来就写了一篇小小的追悼文字《那一张床空了》。这些文字发表在广
东的一个刊物上，我有意不想让父亲和母亲看到。
　　外婆去世之前的五六年已经异常衰弱，母亲一直紧张地侍奉在床前。外婆去世之后大约
半年，母亲就查出了直肠癌。那一阵不断地出入医院，忧虑和恐惧持续地积攒。报告单打消
了最后一丝侥幸，厄运的栅门牢不可破。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不幸立即接踵而来。为什么
母亲如此苦命？我犹犹豫豫地接受一种解释--也许，因为日子轻松起来，身体的免疫系统
削弱了对于癌细胞的监察？然而，某一天我忽然恐慌了起来。我觉得母亲要被孤独的外婆召
走了--因为我在《那一张床空了》之中又提到了外婆的孤独。
　　不清楚谁在刊物上见到了这篇文字，辗转告诉了母亲。母亲索要了一本刊物，眼泪汪汪
地在病榻上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些日子，我被胡思乱想攫住了，真的有些不安。古代的观念
之中，文字具有某种魔力，祈祷或者咒语会使文字成为现实。我会不会无意地触动了某一个 机关？--我情愿没有写过那些文字。
　　母亲尚在襁褓之中，外公就撒手人寰。母亲丝毫想不起外公的模样，隐约听说是个律师
。这个面目模糊的男人向他的后代遗传了什么，这已经是一个无从索解的秘密。鼻梁，身材
，脾气，酒量，生命的密码之中隐藏了多少外公的基因？外公抛下了外婆和母亲，孤儿寡母
的全部主题就是在流离颠沛之中活下来。日本人打来了，外婆一手拖了母亲，一手提上一个
藤箱子逃出了福州。搬来搬去，居无定所，这大约是母亲对于童年的主要记忆。母亲说过，
她和外婆住入某一个大院落时，院落里的一只大狗竟然站起来，像只狼似的把前爪搭在她肩
上，吓得她魂不附体。不过，尽管日子困苦惨淡，母亲还是磕磕绊绊地读完了师范学校。
　　近时的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消息：哪个地方冒出一个十二岁的女神童，她的发育期著作坦
陈了自己的伟大理想：找一个"金老公"。"金老公"的条件是：富贵如"比哥"--比尔
·盖茨，潇洒如"周哥"--周润发，浪漫如罗哥--罗纳尔多，健壮如"伟哥"--何谓
"伟哥"就不必解释了。不知道女神童必须发育出多么妖娆的身体才能享用如此巨大的理想
？我想，即使多借给母亲两个胆，这种想象还是会把她吓个半死。她的理想仅仅是安宁。形
象地说，也就是丈夫、孩子、热炕头吧。尽管如此，我仍然想不出母亲有过多少从容的时光
。她的大半生都在气喘吁吁地躲避或者招架各种不期而遇的灾祸，时时如同一只惊慌的兔子
。最后几年，上帝竟然分配她从事一场绝望的对抗--与自己的身体殊死搏斗。即使要到另
一个世界侍奉外婆，又有什么必要如此残酷地折磨她呢？我只能长叹天道不公。
　　母亲动了手术，切掉了一段肠子。根据医生的建议，她的肛门改道到了腹部。为了求生
，母亲不得不屈辱地接受这种违背自然的设计。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求生竟然变成了熬不
出头的酷刑。癌细胞在体内无序地分裂，切除，化疗，转移，肺部出现新的阴影，这些都仅
仅是一些医学术语的仁慈表述。母亲后期全部的可见症状就是一个字：痛。难以抗拒的痛。
"疼痛是感觉对于躯体的背叛"，"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一个人也不可能甩下他的偏头痛、
肩周炎或者胳膊上的创口"--看到了母亲遭受的煎熬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以前写下的
这些轻飘飘的隽永之言根本没有掂出疼痛的真实分量。
　　没有查出癌症的时候，就听到母亲抱怨这儿痛，那儿痛--仿佛总要出一些什么事似的
。然而，癌症的疼痛远比想象的强大。根据父亲的记录，日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
。那天早晨，母亲的脚刚刚落地，突然被一阵钻心的疼痛击倒。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床铺。
揪心裂骨的痛，锐利如刀剜的痛，游荡不定的抽痛，像是在骨，像是在肉，像是在筋，一日
几轮地袭击母亲。巨痛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母亲的身体犹如惊涛骇浪之中的一只小舢板。她
常常从床的这一头爬到那一头，时而呼天抢地，时而喃喃地祈求：老天，不要折磨我……即
使在某些短暂的安定时刻，母亲也如同惊弓之鸟。疼痛的来临没有任何规律。昏沉迷糊之间
，突然蛇咬似的尖叫起来，另一轮疼痛无声无息地潜行而至。褥疮，粪便，无从逃遁的疼痛
，身体成了一个人甩不下的苦难之源。父亲和我、姐姐、妹妹并排僵立于床前，没有人能伸
手把母亲体内的疼痛揪出来。疼痛是一个回避不了的巨大物质，坚硬得如同一堵厚厚的墙壁
，同时，疼痛又无形无踪，没法把它一刀割去。医生已经束手无策。止痛的药物很快上升到
最高级别，只有副作用极大的杜冷丁留待最后的几天。疼痛甚至搅乱了母亲的神智，她的脾
气变得反复无常。我的想象之中，疼痛如同无数次飓风从母亲的体内刮过，每一次都带走一
部分血肉。弥留之际，母亲已经衰弱不堪，躺在床上像是一捆松松垮垮的枯柴。那一天下午
，妹妹打算给她身上的褥疮伤口换药，母亲点头示意。她的右手缓缓地从胸前移到嘴唇附近
，眼神突然地散了。耗尽了一切，最后一根弦终于扯断。
　　父亲对我说过，母亲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亲人。即使在病榻上，母亲有时还
会奋力地捶一捶父亲酸痛的背脊，过问一下父亲的三餐吃什么。然而，一旦疼痛袭来，母亲
混沌的脑子里只剩下最后一个念头：赶快走，结束这一切！父亲说，他曾经在母亲的病榻上
发现一把剪刀，母亲问过他手腕上的动脉位置。父亲忍不住说出了眼泪：为什么要如此折磨 母亲呢？
　　壮士断臂，刮骨疗毒，这是历史愿意铭记的伟大疼痛。母亲的疼痛如此剧烈，同时又如
此渺小；的确，我至今也想不出，上苍如此折磨这个女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三、轻松的遗忘(存目)
四、父亲属蛇
　　父亲自责说，母亲的不幸是因为遇到了他。是吗？父亲身上发生了什么？
　　"爸爸"，我叫了一声，一个老人抬起头来。父亲的额头很高，头发已经相当稀少，戴
了一副款式陈旧的眼镜，刺刺拉拉的胡子白了一半。父亲脖子上的皮肤耷拉下来了，衬衫里
的身体十分消瘦。母亲走了，我才一下子看清父亲已经老成这样。衰老的父亲已经没有多少 棱角和锋芒了。
　　许多儿子没有认真地看过父亲。父亲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弗洛伊德主义之中，父亲是
统治和权威的象征。弗洛伊德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普遍的家庭故事：儿子具有恋爱
母亲、独占母亲身体的乱伦倾向，并且因此嫉恨父亲。这即是所谓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
情结。这种情结过于强烈的时候，儿子就会遭受父亲的惩罚。父亲强大、威严、孔武有力，
儿子不得不强行压抑自己的乱伦欲望，不敢轻举妄动。这些欲望或者嫉恨只好隐藏起来，成
为无意识--这是每一个儿子胸腔里面的小型火山。所有男人的生活都被弗洛伊德的故事肢
解为两段：打倒父亲的日子和自己当父亲的日子。
　　弗洛伊德的奇谈怪论曾经引起许多非议和愤怒，但是，文学却时常巧妙地为弗洛伊德主
义提供证据。作家笔下的许多叛逆性格总是与挣脱父亲权威的控制有关。《封神演义》中的
哪叱用断绝父子血缘关系申明反叛之志，《西游记》中大逆不道的孙悟空是石头缝里蹦出来
的，"无父"是他"无君"性格的注解，《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所以有一些不同凡俗的见解
，显然是因为贾政无法时时亲临大观园。总之，父亲的缺席是叛逆性格的重要成因。如果父
亲过于强大，儿子就会被他的阴影吞没，成为性格软弱的孱头。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父亲
时常让卡夫卡倍感自卑。所以，巴尔扎克雄心勃勃地声称要粉碎一切障碍，卡夫卡只能向隅 而泣。他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五四以来，讨伐父亲的权威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醒目主题，例如巴金的《家》，曹禺的《
雷雨》，鲁迅也不止一次地告诫人们要如何做父亲。这个主题一直延续到父亲那里。他斗胆
反抗祖父之命，拒绝做生意继承家业。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气氛之中，知识对于父亲的吸引
力远远超过了金钱。一个穿马褂的小老板形象远远不如手执一卷进步书刊的书生。祖父在宁
波开了一家分公司，要求父亲参与买卖业务。父亲仅仅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呆了半年就溜走了
。他执意要到上海念大学。那个时候，父亲肯定没有仔细地想过钱的意义；待到他真正想明 白时，钱早已经无影无踪。
　　我对于弗洛伊德主义没有多深的体验。这肯定与父亲无暇管教有关。我只知道家里有一
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每日夹着一个包到学校教书。父亲近视一千多度，来自家族的隔代遗传
--他和我的几个叔叔站在一起就是一队眼镜。父亲的眼镜片厚厚的，如同玻璃杯底。我和
姐姐、妹妹时常乘他洗脸的时候偷走眼镜，洗好脸的父亲只得在我们的笑声之中满桌子乱摸
。夏天的晚上，月光如水，父亲握一柄大蒲扇躺在藤椅上纳凉。几个孩子跑得累了，围上来
逼住他讲故事。故事总是这么开始的：一个人出生时只有拇指大小，风一刮他就长一寸。数
日之后，他已经身材魁梧，双拳如铁。后来，这个力大无穷的家伙可能倒拔杨柳树，也可能
三拳两脚打死一只老虎。总之，这个拇指大小的小人日后不断地变成《水浒传》中的一个个 好汉。
　　父亲就是眼镜和故事。童年的时候的确不太在意父亲的存在。肯定挨过骂，肯定也挨过
打，但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那个时候，一个邻居玩伴的父亲更多地吸引了我的目光。他是
山东人，听说会一些拳脚，把"人"说成"银"，骂起人来一口抑扬顿挫的山东腔，有时会
用皮带把我的玩伴抽得叽哇乱叫。猝不及防地遇见了他，心里不免有些暗暗地打战。我十来
岁的时候，尚武之风日盛，不时拉帮结伙地在一个角落里打一架。呼啸街头的时候，我极其
渴望有一个哥哥做后盾。父亲是没有用的。我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不可能帮我抡拳头
。我没有意识到，当时父亲的日子已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即使竭力睁大一双近视眼，父
亲还是看不清哪些巨兽潜伏在附近，即将一跃而出。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刚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不可能掂量出这个历史事件
的重量。学校一天一天地沉寂下去，街头一天一天地混乱起来，这就是我从九岁的猫眼里所
看到的一切。大字报、辩论会、高音喇叭呼喊口号和频繁的游行，这个世界如同演电影似的
喧闹起来。我们都学会了一种新的赌咒切口："向毛主席发誓"，如何如何。终于有一天，
枪声响起来了，间或还有轰隆的一声爆炸。正在吃午饭的父亲啪地搁下了筷子，一脸凝重地
谛听外面的动静。偶尔也有几个父亲的同事到家里来，头碰头地聚在一起，细声说一些不让
小孩听到的话。那些日子里，忧心忡忡的父亲显然没有精力对付我。隔三岔五我就要偷偷地
溜出门，兴高采烈地会同一批顽劣少年浩浩荡荡地奔赴我们的乐园。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极
度迷恋一种无比粗鄙的游戏--打土战。这种游戏贮存了我的梦想。三十多年以后，我在《
少年游戏》之中仍然对于这种游戏津津乐道：
　　夏日的午后，强烈的阳光倾泻在一片葱绿的亚热带植物之上，地面蒸发出一缕缕弯曲的
水汽。一群剃着板刷头的少年涌入了荒芜多时的公园。两个面孔黝黑的首领迅速将这批少年
分成两拨，而后他们率领各自的人马进入阵地。一拨人马蹲在一堵斑驳的土墙背后，另一拨
人马隐于一片小丛林之中。一声高亢的号令之后，他们开始互相投掷土块。无数土块掠过空
中，或者砸在土墙上砰然迸散，或者击中了小丛林，哗啦啦地带下数片绿叶。土块轰击过后
，两拨少年轮番向对方阵地冲击。他们一只胳膊护着脑门，警觉地闪避空中飞来的土块，另
一只手不断地拾起土块向对方投去。冲击过程中，每个人嘴里都呼喊着当年最为流行的电影
台词："占领冬宫！""鬼子进村啦！""有地雷！""让列宁同志先走！"当然，这种冲
击同时还包含着偷袭、迂回包抄、单刀赴会等等小型军事行动。大约一个半至两个小时，战
事暂告结束。双方人马重新聚在草地上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满身的油汗和着污泥。
　　我肯定是在一次打土战结束后听到消息：父亲和母亲就要下放到遥远的山区去了。四体
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世界观，戴着厚厚眼镜的父亲打算在梯田里种出自
己吃的水稻。显然，我没有感到伤心或者依恋不舍。我不明白这是一种变相的驱逐。帮助大
人捆扎行李家具十分新鲜，父亲和母亲许诺很快就要带我们到一个新地方。对于一个不谙世
事的少年，搬家是一个相当大的诱惑，尤其是可以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父亲和母亲离家的
日子我依然快乐，约束彻底解除了。几个月的时间仿佛一转眼过去。抵近年关的某一天，回
家之际突然见到了父亲和母亲坐在床沿。父亲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胡子长得吓人，一
脸倦容；母亲拉了我的手说长得高了--这个时候我才觉察出了分别的意味。
　　多年以后，我读到了韩少功的小说《鞋癖》。六十年代的革命季节里，一个男孩子的父
亲失踪了。男孩的母亲四处搜寻，终于在一条江的下游访到了一具无名男尸。男孩的母亲用
手挖开了河滩上一个临时坟堆，根据尸体的羊毛背心判断这即是男孩的父亲。可是，这个男
孩子总是隐隐地觉得，父亲仍然躲在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一个背影，墙上的一片水渍，一
个无端破裂的蓝花釉碗，电话筒里一声含混沙哑的吼声，父亲常坐的藤椅咯嘎一响，一切都
让这个男孩抚摸到父亲的气息。生活如同风中的绸布抖动不定，这个男孩固执地在生活的每
一个皱折里寻访父亲的踪迹。我一反常态地热泪盈眶--我太熟悉小说之中的父亲形象了。
合上了小说之后我又感到了羞愧。我在这个男孩的年龄竟然如此迟钝，我呼啸着抛掷出土块 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此刻父亲在哪里。
　　父亲和母亲并没有带我们到山区去--那个大山窟窿的荒凉和偏僻吓坏了他们。按照父
亲的说法，点一支烟就可以将大队的所在地来回走三趟，几幢房子之外就是望不到边的高山
大岭。他们下不了决心让孩子彻底割断城市文明的脐带。过了年父亲又返回山区，不久再度
回城--父亲的眼睛出了大毛病。由于高度近视，父亲的眼球被拉成椭圆形的橄榄球，某些
血管绷得太紧，劳累之后左眼出血。血迹洇在视网膜的中央，他把笔直的公路看成了弯曲的
河流。医生劝他休息一段，避免剧烈的活动，这一次父亲呆得比较久了。每一日我陪父亲散
步，走过几条马路和一条小河，听一听父亲的各种考虑。日后回想起来，我就是在这些散步
之中不知不觉地走出了懵然而又快乐的少年阶段。
　　这个时候的学校已经陆续恢复上课。但是，从教多年的父亲一眼就明白，那仅仅是一种
敷衍的形式。这个世界天翻地覆，学校里传授的知识对付不了奇诡的生活。未雨绸缪，父亲
开始动用他黯淡的想像力设计我的前途。这时，我第一次从父亲那里听到?意志"和"毅
力"两个概念。父亲告诉我，这是男人的必要品质。
　　父亲所说的"意志"和"毅力"从未和总统或者科学家这种伟大的目标联系起来。他赠
给我这两个概念意图是要求我有所准备，不要片刻之间就被生活的一记重拳击倒。按照他的
经验，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冷不防地杵来一拳。意志和毅力如同一个拳击手的抗击打
能力。父亲不愿意我动不动就脆弱地表示：这真让人受不了。父亲期望我用意志和毅力忍受
一切：弓起身子，打吧，我没别的本事，就是抗得住。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生活的资本。
　　根据有限的历史知识，父亲发表了他的估计--我的生活之中恐怕要遭遇战争。战争的
周期比一个人的寿命要短。当时的父亲想象不出精确制导导弹和令布什总统魂飞魄散的生化
武器，父亲考虑的是我依靠什么在兵荒马乱之中谋生。家有万贯，不如一技随身，这是父亲
经常重复的一句俗语。我练习过草书和隶书，练习过乒乓球，练习过围棋。如今我依然喜爱
书法、乒乓球和围棋，但是，当初的确是指望这些技术日后能够赐一口饭吃。一手好字可以
替人写春联，各种级别的乒乓球集训时有所闻，围棋比赛也慢慢露面。不过，父亲和我最后 一起看中的是木工。
　　那个时候常常可以见到木匠打家具。多看了几遍，我就无师自通地干了起来。我渐渐配
备了锯子、刨刀和凿子，斧头因为太贵而欠着。锯木头是令人生厌的活计，刨木板却是一种
乐趣。伏下身子嗤地一声推过，一条长长的刨花翻卷出来，如同扯出一面小小的旗帜；随后
，木头的清香慢慢地沁开。我买了些木头做成了几张方凳，竟然使用了许多年。我的一个叔
叔从南京寄来了一本《农村木工》，这就是我当年赖以修炼的武功秘籍。
　　我至今还不太明白，什么促使父亲下决心和我谈起了文学？文学的工具仅仅是一张纸，
一支笔，甚至比乒乓球拍或者围棋盘还要简单许多。成本低廉肯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尽管如此，父亲一定还是有过久久的犹豫。父亲见到了许多文字招惹的杀身之祸。他自己也
几乎中箭，只不过因为射手张满弓的时候突然断了弦而已。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对于文字深
怀恐惧。他仔细地检查家中一切留有文字的纸片，严厉制止孩子养成乱写乱画的习惯。他觉
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笔迹越少越安全。万不得已写些什么，即使给不识几个字的乡村大队
长写封信请假，他也要反反复复地字斟句酌，誊清之后立即销毁草稿。父亲生怕某一个阴险
的句子突然从纸张上跳起来狠狠地咬人一口。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一切都要放在鼻子底下
嗅三遍，这是多年形成的习惯。父亲属蛇。用外婆的话说，属蛇的人多心事。即使如此，父
亲还是厄运连连，时时被不知什么地方撒下来的网罩住。
　　小心翼翼的父亲终于开启闸门把我放入了文学的殿堂，不知是深谋远虑还是一时松懈？
大约我七岁的某一天，独自在家里一张大理石的圆桌上兴之所至地写了一则短文。父亲偶尔
见到，觉得有趣，标上日期"1964年9月"之后收藏起来。三年之前，父亲竟然找出这一则
短文的原稿还给我。稿纸发脆发黄，折叠之处均已开裂。父亲烧掉了无数相片和文字材料，
为什么这一则短文成为漏网之鱼？我不知道该不该用"命运"这个词解释。想一想父亲对于
文字的苦苦回避，"命运"这个词的此刻涵义不如说是造化弄人。
　　这一则短文如下：
　　要说什么大？
　　陆地真正大。我们全世界一看也看不到边。我们还有什么大呀？是大海洋。海洋比陆地
还要大。地球多大？大海放在地球里面，大家看一看海多大，地球比海大得多少也不懂得。
再说比地球还大的东西是什么？那太阳比地球还要大得多。我们的东西一个比一个大。看我
说，如果地球大，太阳比它还要大！又来一个比一个大了，天比太阳还要大。什么东西都是 还有东西比它大。
　　三十来年过去了，父亲变成了一个奇怪的角色。父亲的身板、步态、音量、手势全靠一
种权威的架子支撑着，震慑儿子们的蠢蠢欲动。一旦权威的架子支撑不住而垮下来的时候，
父亲一下子就老了。许多父亲的衰老总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儿子发现父亲衰老得管不了自
己的时候，父子的等级关系就结束了。这个时候，父亲和儿子反而很容易成为朋友。儿子对
于父亲的感情往往是在发现了父亲的衰老之后。这个发现来自朱自清的《背影》。那个时候
我已经到了厦门大学念书。授课的教授说她要将《背影》朗读一遍，不少人觉得有些多余。
可是，她音调低沉地缓缓读过之后，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只有窗外相思树上的知了在夏日
里无忧无虑地聒噪。那个时候全班的学生都意识到，他们的父亲老了。
　　父亲现在独自住在一套小小的寓所里，寂寞地和几条金鱼作伴。他的眼睛不允许过多地
看书、看电视，父亲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父亲不爱打扰别人，也不爱打扰我。他认为我很忙
，看看不完的书，写写不尽的字。我打了个电话过去，他总是说没事没事，一切都好，然后
匆匆地把电话挂了。即使发烧到嗓子哑了，他也不吭气，自己找了些药片吃一吃就算了。没
有多少事情可做的日子里，父亲有没有重新思量过年轻气盛时的选择？
五、另一种形象（存目）
六、读书与革命
　　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写下一段话：
　　在最近一千年里，要找出人类最惊惧而中国最熟悉的一个共同词汇，也许只有"革命"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能使历史沸腾，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凡是革命的正面作用
，和其魅力长存的精神遗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也都对。但是人们往往遗忘了革命遗留的
代价，并且由于遗忘而轻信了许多神话。
　　我不知道"一千年"这个时间段落是不是太夸张了些。我想，将"革命"视为二十世纪
中国历史的关键词肯定没有什么不对。父亲出生于1929年，他的生活必然与"革命"一词结
下了不解之缘。革命是什么？不久之前我才读到"革命"的词源考据?革命"一词语出《
易经》，本义与处理兽皮有关，引申义为暴力性的改朝换代。我至今仍然可以张口背诵毛泽
东的经典论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
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的确，只有伟人才能信口几句就概括出这么一个大词的涵义。他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的时候比我现在还年轻许多。毛泽东生动地诉说了家乡的革命景象："反对农会的
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踏上去滚
一滚?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与其饿死，不如揭竿而起。于是，众多的农民呐喊着举 起了扁担、锄头、大刀和梭标。
　　但是，父亲是一个少爷，一个纨绔子弟。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从富裕舒适的家庭里拱出
来，推到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成长为本阶级的逆子叛臣？
　　太祖父是家族史上一个创业者。他从这个城市的郊区闯入，先是做一些小生意，后来渐
渐发达，竟然成为这个城市轮船公会会长。太祖父手里至少有三艘铁壳轮船--这在当时相
当显赫。这些铁壳轮船命运奇怪地互相纠缠：一艘被日本人抢走改装成炮艇，另一艘被日本
人击沉，还有一艘被国民党沉在闽江口，目的是阻挡日本人从海上进犯。父亲记忆之中，小
时候他常常站在太祖父的黄包车前排，跟到轮船公司的办公室玩耍。那个时候，这个城市里
拥有黄包车的人家并不多。父亲六七岁的时候，太祖父死于肺病。这是当时的不治之症。父
亲还隐约记得出殡的盛大场面。特别大的棺材。许多面用竹竿擎着的"奠"字长幅。护送棺
材前往墓地的时候，沿途有过多次路祭。幡旗，酒席，头面人物，鞭炮和纸钱，一顶一顶的
轿子，这些喧闹的景象显示了太祖父的身份。太祖父葬在一座容纳得了三代人的大坟里，这
是他这辈子的另一个杰作。父亲是长子长孙，这个大坟里设有他和母亲的位置。小时候我曾
经跟随父亲及几个叔叔上山扫墓，见过这座大坟。大坟背山面江，墓碑是由唐隶镌写，笔画 古朴飘逸。
　　其实，太祖父去世的时候，公司已经进入颓势。传到了祖父手里，轮船业苦苦支撑，左
支右绌。因此，祖父又介入纺纱业，试图打开一个新的天地。祖母的娘家从事铸鼎业。祖母
也算出身于富庶人家，自小娇生惯养。据说太祖母曾经打发祖母看一看厨房里的水开了没有
，祖母不知所措，干脆就从锅里舀一匙捧到房间请太祖母过目。父亲是长子长孙，上上下下
的器重自不待言。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助祖父抄写商务信函留底，遇上不懂的行书草书
就依样画葫芦。为什么父亲没有按部就班地成为一个生意人？父亲自己的解释是读书--当 时，读书是许多人倾心于革命的根本原因。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把读书与革命联系起来。儿子时常迷恋网络游戏和一些不三不四的
电视节目，对于学校的课本兴趣索然。我再三地告诫他，如果读不好书，日后就必须做一些
没有知识含量的体力活，例如送煤气罐，摆地摊，在街头发放广告，如此等等。我不愿意儿
子形成蔑视底层生活的观念，但是，我认为我说的是事实。我时常提示儿子看一看伫立街头
寻找活计的民工。我还知道，许多乡村的孩子趴在昏黄的小灯泡下面苦读，心中的秘密计划
就是利用知识的力量跳出贫瘠乏味的乡村日子。可是，就在半个世纪以前，父亲这一代人的
读书目的恰恰相反。就是因为读了些书，他们把自己抛出安乐窝，自愿地认同底层的劳苦大 众。
　　世道真的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革命对于知识分子具有某种奇特的吸引力。革命表明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
一个人企图冲出陈旧的生活牢笼，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衣食无虞的时候，知识分子就
有时间考虑一些大问题，例如中国往何处去，谁代表了中国的进步势力，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需要平等，如此等等。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力图从死水一般沉闷的日子里
发现活下去的价值；这是他们破门而出的理由。只有革命才能提供自由呼吸的空间。他们不
是追求几亩田地，几文小钱，或者一个报酬相当的职位。他们渴望的是一种纯洁的、理想的
生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
户侯。"的确，读书唤醒的是他们的良知。他们身在课堂，但是，他们把怜悯的眼光投向田
头或者矿井边一些佝偻的身影。他们的革命动机没有兑入那么多物质生活的私心杂念；同时
，他们革命的急迫性和决绝程度也比劳苦大众逊色。他们的革命理念来自进步书刊而不是切
身体验。蔑视物质生活的革命具有崇高的意味；另一方面，这又是知识分子的阿喀琉斯之踵
。人们觉得，劳苦大众远不如知识分子那么擅长夸夸其谈，但是，劳苦大众的革命精神流淌
在血液之中，远比知识分子可靠。不管怎么说，读书成了父亲这一代人的革命启蒙。必须承 认，这是另一条相当普遍的革命之路。
　　我猜想祖父并不是太专制。否则，父亲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跳出既定的生活设计。小时候
，每年我仅见到祖父几次。祖父是一个和蔼的老头，额高目深，说话轻声细语。祖父患有糖
尿病，每顿饭必须精确地搭配各种食品，他经常拎一柄中药房用的小秤，严格掌握每一顿要
吃多少花生，多少黄豆，多少青菜，如此等等。祖父和祖母住在一所老宅子的厢房里。老宅
子的天井里并排放着两口八角形的大金鱼缸，里面蓄了半缸浑浊的雨水。老宅子的屋顶很高
，天窗很小，窗棂上各种小人物雕刻精致，但是透不进多少光亮。祖母信佛，佛龛上供着菩
萨，香烟缭绕。近了黄昏，屋子里立即昏暗了下来，许多朦胧的角落传出许多的神
秘声音。一些布满了灰尘的坛坛罐罐之外，似乎还有些别的什么。上了年纪的老宅子失修已
久，瓦片破碎，雨天嘀嘀嗒嗒地漏水；朽败的地板不时吱呀一响，仿佛被踩着了痛处似的。
我曾经想象：父亲是不是从这里一跺脚冲出了厚厚的大门，如同海燕一般扑向革命的暴风骤
雨？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并不是父亲小时住的地方--祖父当时的住宅阔气得多，是一幢
青砖楼面的二层楼大院落。父亲还记得，按照时兴的观点，这幢大院落的门牌号是一个吉祥 的数字：888号。
　　祖父没有给父亲留下什么家产，甚至没有房子传给父亲。父亲结婚的时候，祖父收回了
寄存在别人家里的一套红木家具作为贺礼。仅此而已。也许祖父从来没有想到，他留给后代
的最大遗产竟然是他的身份--资本家。这是一个沉重的符号，它的分量远远超出了祖父的
任何言行。1971年的时候，祖父已经被火葬场的一把火烧成了灰，我根本不知道祖父的骨灰
现在保存在哪里。但是，"资本家"这个符号是烧不掉的。这个符号的印迹神秘地烙在我的
成长史上。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在我面前，所有组织的门槛都抬高了许多。很长一
段时间里，我总是费尽心机地琢磨如何填写表格上的家庭出身一栏。父亲投身于改天换地的
革命，可是，他改不了血缘的历史。革命的效力改写不了精子、卵子和遗传基因。我没有向
父亲抱怨什么；我明白，父亲的苦恼决不亚于我--那个时候，他的入党问题已经搁浅了二 十多年。
　　祖父是一个胆小的生意人。解放前夕时局动荡，一伙又一伙的人来到公司募捐，祖父总
是要解囊相助。一些钱成了游击队购买药品的经费，还有一些钱被腐败的国民党官员吃了个
满嘴油光。祖父不懂得政治游戏，谁也不敢得罪。和为贵的最好方式就是掏钱包或者写支票
。祖父不懂得政治游戏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随便担任一些职务。由于某种复杂的人事纠纷，一
个亲戚怂恿祖父接任国民党海员特别党部的区分部书记长。当了一年傀儡之后，祖父就将这
个职务拱手转交给这位幕后操作者。祖父不可能料到，六年之后，就是这个职务把他送进了
监狱--他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祖父还以乡绅的身份担任过某一个小镇的副镇长。祖父大
约以为这些职务与他同时挂名的各种公司经理相类似，他慷慨地把副镇长的全部俸禄送给别 人。
　　父亲说，解放前夕不少人动员祖父逃到台湾。对于一个轮船公司的总经理说来，这是轻
而易举的事情--把家当搬上自己的轮船开过海峡就是了。祖父没有走，他还是舍不下经营
数十年的基业。五十年代初期，政府征用了祖父的轮船，打算收复台湾。这场战事最终没有
发生，但是，台湾海峡从此进入无数大炮的瞄准镜。这对于轮船公司的业务是一个致命的打
击，祖父很快就开不出海员和公司职员的工资。但是，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政府不允许公
司倒闭--政府愿意借钱给祖父发放工资。祖父入狱之后，政府讨不回这一笔钱，没收了祖
父的大院落抵债。我所见到的老宅子是祖父当年用一笔闲钱信手买下的。没有想到的是，这
一笔闲钱无意地购置了祖父后半生的栖身之所。
　　六十年代后期，祖父被遣送至乡下，不久就死于食道癌。我和父亲、母亲赶到老宅子，
祖父的尸体停放在天井里。祖父去世的时候侧卧着，枕着自己弯曲的右臂。入殓的时候，几
个叔叔揉了许久才扳直了祖父的胳膊。一个表哥说，他在半夜里梦见祖父满面春风地向许多
人打招呼告别，天明的时候祖父已经咽气。当时我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我把握不住要对这
个老人的去世表示多大程度的哀伤。我没有心思观察父亲和母亲的表情，祖父的尸体让我感
到了莫名的恐惧。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不敢枕着自己的胳膊入睡。
附录：父亲手记（三）
　　祖父生有两男一女。父亲是老大，十八岁成婚。母亲怀第一胎时，祖父已四十有四，抱
孙心切。可是母亲的第一胎却是红花。第二年，母亲再度临盆，祖父坐立不安，一个人靠在
店铺门口的立柱上，亟待内宅传出喜讯。不料听到的又是"也好！也好！"--女的也好。
直到两年过去了，母亲终于有了第三胎。临产那天早上，祖父干脆踱出家门，但愿回来的时
候是个惊喜。天遂人愿，他刚刚回到路口，就听到一?恭喜！恭喜"。
　　可是，我天生孱弱，五个来月，大病一场，口糜溃烂，不吃不拉，只剩下两个眼珠还能
转动，眼看不中用了，家人已经把我放到地下的席子上等待时辰。据神婆说，我是犯了"前
生父母"，前世的母亲来要人了。祖父一听勃然大怒，来到床边厉声吆喝："来！来！来！
前生父母，来，我跟你'坐床'！"--"坐床"即方言之中"结亲"的意思。总之，不知
是祖父吓走了"前生父母"，还是我的命不该绝？当年红十字医院的一位陈姓医生用灌肠法
救活了我。于是，他在那一带红极一时，被目为神医。
　　祖父对我疼爱有加，但我还小，茫然无知。在我之后，母亲又连生了两个女儿。四女夹
一男，民间有个稀罕的说法，叫作"八仙桌"，即两女为桌的前脚，两女为桌的后脚，一男
则为桌面。四脚拱一面，尊贵的程度不言而喻。大约我四岁那年，九九重阳节，祖父非要带
我去城内登乌石山。那时他已有病，身体虚弱，可是执意要去。主要是为了我，登高可以快
快长大。我们坐着自己家的车去。上山的路上，走一阵抱一阵。到了顶上，他非要抱我登上
那个最高处不可。他颤颤巍巍地往顶上一蹴，祖孙俩晃晃悠悠地就往外倒，幸好跟在一旁的
车夫拦腰抱住。回家的路上，直到坐在车上，他还在喘气。多年以后，家人说起这件事，我
居然也还依稀记得在山顶上的他的抱，他的晃晃悠悠，以及在最高处眺望到的那一瞥的景色 ！
　　祖父病重了。据说是亲自到外地收账，摔了一跤，从此卧床不起。有天早上，大约是父
母亲的支使，让我独自到他的床前，问他病都好些了吧！乐得他老人家高兴得不得了。孙子
懂事了，孙子孝顺！他当即把放在枕边用来夹胡子的两枚银角赏给我。后来，我就学会了时 常前去问候。
　　祖父终于走了。终年五十四岁。那个年代，人过五十就算上了寿数。他出殡后挂在厅堂
前的大灯笼赫然写着"五旬寿考"，"四代同堂"。"四代"是虚计了一代，"五旬"倒是
不折不扣。他死于肺痨病。"痨臌隔，神仙医不得！"第一个就是这个痨，现在大约叫作" 八型肺结核"，当年是绝症。
　　记得那天早上，六岁的我，像平时那样正在马路对过大院的私塾里读书，突然家里的一
个小徒工匆匆地唤我回去，说是祖父死了。我径直来到祖父床前。看来跟平常一样，床头电
灯亮着，祖父满脸胡茬地静静睡着。"这就叫死了？"我伸手大胆地摸了摸他的脸。有人赶
快把我拉开。母亲、婶娘搀着祖母哭得死去活来。父亲满脸涕泪地吩咐管事的做些什么。我
还不想哭，只是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种种新鲜事。
　　很快有人煎了一块蛋饼盖在死人的鼻嘴上。据说这是为了防止病菌从口鼻逸出。
　　厅堂里的中门打开了。天井搭上布棚。几年前就立在屋角的大寿材给放倒了，又劈又锯 ，人们进进出出。
　　最叫人惊奇的是傍晚时分的入殓。大厅里灯火辉煌。棺材盖翻转过来铺上层层的红缎，
然后抬来穿戴整齐的祖父放在缎面上。人们麻利地包着卷着，很快成了囫囵一条，像根花春
卷。接着托起花春卷，悬空旋转，很快地扎出了一方格一方格鱼鳞式纹路。要不是我亲眼看
到，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包装得十分精美华丽的物件，包扎的是一个人的尸体。那就是 我的祖父。祖父不见了，成了花春卷。
　　落棺的时刻到了，人们呼天抢地地恸哭。除了尸体，棺材里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塞进大量
的石灰包和灯芯草。棺材几天一漆，一遍又一遍。有一道漆我印象很深，是用碎瓷片打磨的
，整个棺材像个好看的花瓷棺。最外面的才是朱红。
　　七七过后是开吊。满屋里都还亮着灯，我就被早早地叫起来。四处是布轴、挂联。我一
身黄麻孝服。作为长子长孙，我的岗位是盘坐在灵堂右侧的一只小蒲团上。来客了，霎时鼓
乐齐鸣，司仪从大门口拉着长腔："客--"，把前来吊唁的宾客引到大厅。"一叩首，再
叩首，三叩首！"行礼如仪。父亲、叔父、姑丈在一旁忙不迭地陪拜。后厅白幔子内哭声顿 起。我只管俯伏在蒲团上，就算完成任务了。
　　最隆重的要算亲家前来吊唁。司仪装模作样、瓮声瓮气地操着官话念起祭文。我听不懂
，只是听到故意拉长腔的"呜呼！--呜呼！--"心里直想笑。
　　最喧闹的场面当属出殡。好多人，好长的队伍。我被分派跟着母亲坐在轿子里。听到夹
路的人群在议论，"好大的棺材！""没见过这么多人抬的！"有人在数多少顶轿子。走了
一阵，我被叫了出来在路旁跟着大人屁股后面跪拜。路边一溜罩着白布的桌子，一盘盘供品
、香烛，司仪的吆喝，乐声中一大阵鞭炮。人们说，这叫"摆祭"，是有身份的人家给体面
的死者在半路上饯行吧。至今还有印象的是，棺材上山时，山路狭小，容不得并排走很多人 。由于棺木太重，几乎出了险情。
七、朋友如手足
　　金庸的《笑傲江湖》之中，一个叫作刘正风的武林人物与一个姓曲的魔教头目意气相投
。他们时常相约于青峰之上，泛舟于江河之间，抚琴纵歌，谈天说地。那时的江湖上有正邪
之分，名门正派与黑道人物不共戴天。刘正风的作为激怒了一大批道貌岸然的武林人士。他
们济济一堂，同仇敌忾，用刀剑逼迫刘正风斩断与姓曲的关系。刘正风傲然一笑：朋友就是
朋友，这种关系焉能被刀剑所改变。即使妻儿喋血厅堂，他也决不改口。为朋友两肋插刀， 这是男子汉的品格。
　　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朋友"是一个分量很重的词。歃血而盟，焚香结拜，喝了这碗酒
之后，朋友就是生死之交了。无论什么缘故，背叛朋友或者出卖朋友都是十分可耻的。私利
或者私欲不能凌驾于朋友之上，甚至妻妾子女也得摆在朋友之后。妻子如衣裳、朋友如手足
，这是古人的一个著名的观点。朋友之间互赠宠妾成为一些津津乐道的典故。人在江湖，"
义"字当先，"义"--即江湖义气--的涵义首先是朋友之间的互相信赖。
　　许多人把朋友称为"铁哥儿们"。某某人跟我很"铁"，金属隐喻了朋友之间牢不可破
的关系。朋友是一种光荣；朋友暗示了特定的社会地位，暗示了一个人赢得了他人的信赖。
别人需要我--这种成就感是朋友制造出来的。一个家伙貌不惊人，无才无德，大部分时间
都泡在小酒店和几个闲人喝啤酒。偶尔来一个传呼，他就会屁颠屁颠地跑去捧臭脚。他炫耀
地四面张扬：我的朋友多！某些特殊的时候，他的一大批朋友的确会爆发出出人意料的能量 ，完成一些难以办到的事情。
　　另一些人重视的是朋友的质量。点头的熟人，泛泛之交，天下滔滔皆是，这些人担当不
起"朋友"两个字。称得上朋友的人，身份、名望、见识必须相当。鲁迅晚年的声望如日中
天，许多作家、知识分子环绕在周围。但是，他真正愿意赏识的人十分有限?人生得一知
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手书一联赠瞿秋白，这多少也说明了鲁迅不无苛刻的 朋友观念。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还存在"大义灭亲"的主题。"大义"通常是某些高于江湖义气的
人生原则。管宁割席，孔明挥泪斩马谡，嵇康修书与山巨源绝交，这些经典故事都把"大义
"高悬于友情之上。草莽英雄之中，某一个人犯了色戒，不得不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朋友会
在举刀相向的时候说：兄弟，放心上路，日后你的老母就是我的老母！不管怎么说，"大义
灭亲"具有某种惨烈的意味。牺牲朋友也就是一个男子汉的最大牺牲。
　　然而，现代社会改变了这一切。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朋友的分量减轻了许多
。绿林好汉与现代社会无缘。风起云涌、月黑杀人的江湖渐渐淡隐，一套又一套契约、规则
、制度愈来愈密集地分割了这个世界。合同代替了豪爽的诺言。法律规约了友情的限度。生
死相托仅仅是古人热衷于传颂的美谈。日趋完善的银行贷款项目逐渐取代了朋友之间的倾囊
相助。的确，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就是个人负责。拉帮结伙，江湖义气的社会基础正在消失
。社会服务体系已经全面到位，还有什么必要张罗一张庞大的朋友关系网照顾自己呢？出租
车，行李搬运站，旅馆，快餐店，一个电话解决全部问题，谁还会招呼三朋四友搬家扛行李
？总之，老式的朋友关系过时了。现代社会，朋友的真正意义是提供一种心情的享受--这
是我在一篇随笔《默契的朋友》之中提出的观点。抛头颅，洒热血，这不再是维持朋友关系 的壮举；朋友的境界就是默契。
　　可是，当我开始思索父亲与L君的关系时，上述的所有想法都显得十分遥远。我又一次
产生这种感觉：生活是沉重的，我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文字轻如鸿毛。我的确十分茫然，不知
如何评价父亲与L君的交往。父亲与L君曾经形影不离，如火如荼的日子里却产生了严重的彼
此伤害；他们之间的友善制造出莫大的难堪。现在，他们都到了耄耋之年，又有了些稀疏的
联络。我不知道父亲有没有负疚之意？抑或相反，父亲恰恰觉得是L君欠了他的？不管怎么
说，不幸已经发生。但是，令人叹息的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不幸甚至没有理由愤怒；他们至
今还想不清楚谁开了一个如此荒诞的玩笑；我猜想，他们最合适的态度大约只能是--苦笑 。
　　至今还在让父亲后悔的一件事是跳级读书。父亲大约算得上一个读书的种子。四十年代
初，为了逃避日军飞机的轰炸，父亲就读的中学搬到了一个偏远的县城去。县城的课堂简陋
，学生团团围坐在一张张方桌边上听课。方桌的最大好处是，学生之间可以相互偷看考卷。
每逢考试，父亲总是被拖来拖去，奉为某一张桌子的上宾。父亲把英文课本背得滚瓜烂熟。
教师还在抑扬顿挫念第一句，他已经刷拉拉地写到第三句。同桌的学生只要用余光瞄住父亲
的卷子，最后的分数肯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这终于诱发了父亲的虚荣心，他决定不读 初三而越级报考高中。
　　父亲居然考入一所教会中学的高中。然而，入学之后，一切都与想象的不同。父亲遭受
了严重的挫折。父亲未曾读过一部分数学课程，数学课横亘了一些跃不过的沟堑。父亲引以
为傲的英文在教会学校遭到当头棒喝--不及格。因为是新生，因为年龄小，因为功课差，
父亲很快自卑了起来。这肯定是一段相当压抑的日子，尤其是父亲曾经长期居于领跑的位置
。这个时候，L君出现在父亲身边，并且对父亲一见如故。L君比父亲大两三岁，风流倜傥，
多才多艺，一流的功课，英文纯熟，父亲又有什么理由背过脸去呢？
　　L君出身于这个城市的名门望族。他的家族之中出现了不少近代史上的有名人物。相对
于L君的家族，我祖父的基业就差得远了。L君的家族经营着这个城市的电气公司。上个世纪
之初，这个城市的电灯、电话均是由这个家族率先引入。这个家族输送了许多子弟出洋留学
，这批子弟返回之后分别掌管电铁工厂、玻璃厂、制冰厂、油厂、煤矿公司、轮船行、钱庄
、典当行等等。L君来自这个家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和父亲很快玩在一起，摄影，
自行车，上台湾旅行，还有各种当时十分新奇的玩意儿。
　　令人惊奇的是，L君这种少爷也倾心于左翼和进步。或许，对于他们说来，革命和各种
新奇的机器一样有趣、时髦？总之，如同现今的时髦分子必须说得出周星驰、痞子蔡、贝克
汉姆一样，当年学生之中的风云人物多半都能复述一些进步刊物上的词句。不过，仅仅私下
传递几本违禁刊物实在不过瘾，L君要策划一些惊世骇俗的重大动作。真正的革命意味了动 手而不仅仅是动口。
　　某一天夜晚，L君和父亲一同宿在祖父的大宅子里。半夜时分突然听到火警。锣声当当
当地响彻全城，一大批人四处奔跑的脚步声远比白天清晰。父亲因为困倦而继续酣睡，祖父
和L君都披衣来到顶楼的阳台，观望火势。根据祖父的回忆，L君刚刚登上阳台就作出了判断
：他们的教会中学失火了。祖父多少有些怀疑--要在茫茫的夜空下断定哪一幢楼着了火，
这决不是容易的事情。当然，祖父和父亲事后才察觉这些蹊跷，这时校方已经开始把搜索的 目光转向了L君。
　　的确是父亲的教会中学失火。这场火灾甚至载入这个教会中学的校史。其实，火势并不
大，仅仅在三楼翻卷了一阵，很快就被扑灭。熏黑了几堵墙，烧了一些桌椅，仅此而已。警
察局作出鉴定，这是人为的纵火，纵火者使用定时器控制点火的时间。校方的补充结论是，
这是共产党分子的捣乱，纵火滋事，破坏学校秩序，制造社会不安。L君是学校之中有名的
激进分子，定时器可能就是由他家的某一个工厂提供，总之，这是一个可疑对象。教会中学
的训导主任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他负责调查这个案件。鉴于L君的家族背景，训导主任不敢
贸然造次。他先把父亲召去，企图从父亲嘴里刺探一些蛛丝马迹。父亲当然不会泄漏什么，
无论是因为他与L君的交情还是因为他对于革命的向往。
　　然而，L君知道训导主任的调查之后还是十分恼火。他决定向训导主任示威--只不过
示威的方式与众多小说之中的革命青年远为不同。L君的几个舅舅均是国民党军统特务。L君
借来他们的证书加以模仿，拍照，排版，制作假印鉴，终于伪造出军统特务的证书。娘希皮
，你是中统，老子还是军统呢，看谁狠！即使没有把军统的证书拍在训导主任的办公桌上，
L君至少向他暗示了证书的存在。不知这伪造的证书产生了多大的作用，总之，训导主任再 也没有找L君的麻烦。
　　L君惊奇地发现了这种证书的效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L君特地另行伪造了一本送给
父亲。父亲当时还懵懵懂懂，不明白这玩意儿能有什么用处。L君也看出了父亲的幼稚，次
日就将伪造的证书收回。他对父亲解释说，还是搁在他那里保险，由他保管。这是1946年夏
季的某一天发生的事情。从此，父亲再也没有看到这本证书，估计早就不了了之。L君和父
亲不断地被各种有趣的新事物吸引，谁还记得住一本即兴制作的小工艺品？他们都没有料到
，这个小工艺品如同一颗定时炸弹，多年之后突然爆炸，把L君和父亲的生活炸出了一个大 缺口。
　　这时开始，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开始转变为双方的沉重负担。
八、大学的又一个传统
　　我所就读的大学与父亲就读的大学竟然有一种奇怪的纠缠。我在厦门大学读本科，在上
海的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我父亲于1948年考入上海的大夏大学教育系。大夏大学是由脱
离厦门大学的部分师生于1924年在上海创立。厦门大学简称"厦大"，"大夏"即是"厦大
"的颠倒。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均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所
以，父亲于近年刚刚补发的学历证书是由华东师范大学的校长签名。
　　我对于大学的认识十分迟钝。六十年代后期，我就读的小学频频停课。我偶尔会跑到城
郊的一所工科大学去玩。那个时候，这所大学里已经见不到多少人，许多空荡荡的楼房掩映
在茂密的树木之间。我仅仅对这所大学里的游泳池有兴趣；我甚至没有耐心想一想，一所大
学的空间为什么如此之大。中学时代，我的功课相当出色，但是，"大学"一词从来没有出
现在我的语境之中。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学生说来，毕业之后的惟一出路是下乡插队。中学与
大学之间不存在直通车。当时，大学的入学考试制度遭到废除。只有少数人可能得到推荐，
直接从工厂或者农村进入大学就读。父亲和我都十分清楚，这种事情绝不可能轮到我的头上
。父亲仅仅短暂地读过大学，他认为我连短暂的机会也不存在。所以，他从未和我谈一谈什
么叫作大学，我甚至很久都没弄清楚大学是由一个个院系构成的。
　　七十年代后期，大学恢复考试制度，我成为第一批穿过栅门的幸运者。从乡村的稻田里
进入厦门大学的课堂，我很长时间地陷入某种慌乱的晕眩。我只能用某些中学知识的残片对
付大学，我的确不太明白大学究竟是干什么的。令人羞愧的一件轶事是，我进入大学之后的
第一场英语考试仅仅默写出二十五个英文字母。至今为止，我还不知道二十六个字母之中哪 一个不幸的孩子遭到了遗弃。
　　如今，不少人乐于援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演说解释大学的功能："大学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还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之中说："所谓大学者，非
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简单
地说，大学是一个生产知识的地方。这里的偶像通常与知识有关。陈寅恪，钱钟书，或者陈
景润--大学里流传的是他们的传奇。大学是知识英雄的舞台，是思想者的天堂。许多时候
，大学拥有特殊的悠闲与自由，权力、官衔、财产聚敛以及种种世俗的琐事被挡在大学之外
。罗兰·巴特曾经以感恩的口吻说：除高声地谈论自己的研究梦想而别无他务，这几乎是一 个巨大的甚至不太公平的特权了。
　　可是，没有多少人愿意提及大学传统的另一面--大学与革命的关系。人们乐于介绍某
一个大学历史上出现了多少个诺贝尔奖得主，或者介绍某一个大学出现了多少个著名的政治
家甚至总统，但是，人们不太爱说大学里发生过多少次学潮。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时
常在现代史--而不是大学精神--的意义上得到解读。学潮是大学机体的周期性震颤，一
切秩序都在震颤之中暂时解体和瘫痪。许多著名的学潮震撼了世界。如果某些学潮搅动的范
围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它就会成为某种革命的引子。例如，1968，巴黎和中国。这时的大学
丧失了日常的平静而炽烈地燃烧起来，甚至成为某种历史运动的助推器。对于知识社会学说
来，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形成学潮的能量是哪里来的？那些安心地呆在图书馆座位上的莘 莘学子为什么忽然间抛下书本涌上了街头？
　　我想，至少要考虑到几个方面：
　　一，大学通常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地方。尽管每一个院系传授的是不同的专业知识，但
是，所有的知识都遵循一个基本的伦理原则：追求真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权势或
者金钱不能任意修改科学论证的结果。这同时是一种民主的基础：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述真理
；一旦真理遭受亵渎，任何人都有捍卫的责任。这就是正义。一般地说，大学并不是社会之
中最为贫困的地方--学潮并不是因为学生们已经吃不上一口饭，或者缺少御寒的衣裳。学
生们激愤地聚集起来，常常为的是某一个口号、某一种观点或者某一种情绪。
　　二，大学里囤积了一大批血气方刚的学生。必须承认，许多著名的教授具有雄厚的理论
修养。但是，他们是形成不了学潮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已经拄起了拐杖，步履蹒
跚；他们的思想过分复杂，瞻前顾后而无法决断。学生的年轻躯体仿佛时时蓄势待发--只 要有一个适当的信号，顷刻之间都动起来了。
　　三，适当的信号是如何形成的？可能是一些地下刊物，一些小报，一些传言，一些来路
不明的传单，一些海报或者广告--大部分大学的中心地带都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广告栏。如
今，网站可能承担信号发布的功能。随着鼠标的轻轻点击，一些煽动人心的词句可以在一秒
之内传遍每一台学生宿舍的计算机。还有比这更大的号召力吗？
　　剩下的就是历史的情势了。历史的风向不对，火苗顶多蹿一蹿就熄灭了。如果几个学生
的口号竟然蔓延成了不可遏制的烈焰，一定是天下的大势所趋。1948年的时候就是如此。19
48年的中国已经没有几所大学安然无恙。学问恍若隔世，学潮此起彼伏。国民党政权分崩离
析，所有的大学生都从书桌上抬起头来，眼里闪烁的是新的历史曙光。著名的三大战役大捷
之后，解放军正在势不可挡地向南挺进，百万雄师的脚步震得地皮都颤抖起来。上海的大学
校园里气氛波动，学生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教学系统已经基本瘫痪，各种进步的
学生社团应运而生，积极筹划应变。地下党隐藏在幕后，不动声色地掌握局面；一些国民党
特务混迹于学生队伍之间，鬼鬼祟祟地搜集情报。表面上，大学校园之中最为活跃的是共产 党外围组织联络的积极分子。
　　这种气氛之中，父亲不可能潜心于教育问题。父亲那时已经戴上了厚厚的眼镜。我常常
想象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的学生急匆匆地穿行在大夏大学的校园里，参加各种演讲，与周围的
人激烈地争辩，偶尔还得留神不要被特务盯上。L君先于父亲中学毕业，随即就考上了台湾
的一所大学。那时的台湾岛十分沉闷。亚热带的植物无拘无束地生长，太平洋的波涛懒洋洋
地拍打着沙滩。如果不是偶尔有一个台风光临，岛上的空气几乎凝滞不动。L君肯定感到了
寂寞和无聊。他知道父亲考入大夏大学之后，立即放弃了台湾的大学学籍重新考取大夏大学
教育系。到了上海之后，L君不同凡响的活动能力立即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自己组织了一
个歌咏团，同时和父亲共同组织了一个摄影社，父亲任摄影社社长。那时父亲手里竟日摆弄
一台照相机。父亲的教育学造诣与他的摄影技术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紧张的气氛终于酿成了一个事件。某一天半夜，报警的钟声响彻校园。国民党特务突然
包围了学生宿舍。所有的学生都被集中到食堂，特务按照黑名单捕人。抗议、逃跑和特务示
威的枪声混成一片。这大约是父亲第一次经历真刀真枪的场面。L君和父亲都未曾列入黑名
单，但是，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憎恶有增无减。大夏大学的学潮肯定使国民党当局深为恼火。
没过多少天，当局借口局势紧张而宣布大夏大学解散。
　　父亲短暂的大学生涯就此结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就是父亲就
读的大夏大学旧址。一条小河横穿校园，波光粼粼，两岸柳树依依。暮色溶溶之际，这是我
散步的必经之路。河上一个小亭，刚刚修缮不久。父亲说，当年他曾经拍摄了一幅这个亭子
和水中的倒影，相片冲洗出来之后入选大夏大学的十幅校景之一。父亲于1949年离开大夏大
学，我于1982年踏入华东师范大学。三十三年的沧桑，今夕何夕？父亲的皱纹写在脸上，感
慨存在心上；我的皱纹写在心上，感慨落在纸上。
九、那个时代的爱情诺言
　　我在父亲那里见到了一本"南下服务团"纪念册。父亲告诉我，纪念册收集的多幅相片
是他当年拍摄的作品。行军，涉水，坐在地上休息，门楼，游行的队伍，如此等等。父亲记
得很清楚，1949年的7月19日"南下服务团"乘火车从上海出发。两千多人装在一列闷罐车
里，每一节车厢数十人。没有车窗，只有车厢顶上一方小天窗。各自坐在行李包上，腿都伸
不直。火车刚刚到莘庄就遇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一下子死了四人，伤了十几个。纪念册之
中保存的一张相片摄下了众人纷纷跳下火车躲避炸弹的场面。从此，"南下服务团"弃车步
行，过仙霞岭，转江西的上饶、鹰潭，徒步越过武夷山进入福建。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他们
昼伏夜行，不少人学会了一面行走一面睡觉。前面哗地一声响，那一定是有人睡着的时候摔
到水洼里去了。那一天的拂晓时分，父亲行军抵达分水岭。天色朦胧之中可以见到，福建与
江西的交界之处，树木和茅草分别倾倒向各自的省份。
　　大夏大学解散之后，父亲不愿一事无成地返回家乡。上海的报纸不断地报道国民党溃败
的消息，历史正在急剧地更换布景。父亲与L君伙同数百名无处可去的外地学生暂时寄居于
另一所学校里，等待时局的变化。他们成立了食宿委员会，自己照顾自己。父亲身上藏了些
祖父给的金条，不时取出一些换取银元。父亲回忆说，当年上海的街头，随时可以遇见一些
人掌心哗啦啦地托一叠银元兑换金条。几天之后，L君带来一个秘密的消息：听说就要组织
"南下服务团"，挺进福建、台湾、广东接收政权。这是知识分子加入革命的重要机遇。干
！--父亲丝毫没有犹豫。当天夜里，父亲与L君悄悄提上自己的行李转移到上海的另一所
中学，在课桌拼起来的床上睡了一宿，次日赶上了"南下服务团"的成立大会。父亲与L君
均为第一批"南下服务团"成员，同属第一大队。当时的上海刚刚解放，多数人对于共产党
的前途心神不定。父亲勇敢地把自己扔了出去。那时他还没有养成后来那种思虑再三的习惯
。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肯定是父亲个人历史上的第一座分水岭。
　　我有时会好奇地猜想，父亲以及L君的动机是什么？庞大的家产，父母之命，少爷的舒
适生活，这一切都弃之不顾。他们愿意为了一个崇高而遥远的口号焚烧自己。父亲曾经教过
我，如何对付脚掌上磨出来的水泡：一根缝衣针穿上丝线，挑破水泡之后，水泡里的液汁就
会沿着丝线淌出。这样，水泡易于自然愈合。这大约是他在"南下服务团"的行军之中得到
的经验。浙江、江西、福建，父亲多少次就着呛人的篝火挑掉脚上的一个个水泡？这时，父
亲心里肯定格外自豪，他正从一个无所事事的少爷转变成革命队伍的一员。一步一步地行走
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大腿上的肌肉越来越结实；资产阶级颓废的、充满没落气息的生活越
甩越远，脚板上不时传来的些许痛楚成为一个年轻人彻底蜕变的见证。
　　父亲这一代人的腰杆时常被一个巨大的理想撑得直直的。相对于这种理想，躯体的享受
、实利主义的生活观念、物质待遇甚至个人权益都是渺小的，猥琐的，上不了台面。一套又
一套激动人心的话语掷地有声。崭新的生活浮动在一个高度之上。那时只有高尚、奋斗和无
私奉献。住房面积、工资级别、首饰的成色或者到哪一家理发厅做发型--对于这些可怜的
问题，人们只能躲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悄悄地交流几句。庸俗是令人羞耻的。上个世纪五十
年代的相片里，父亲和他的伙伴穿着破旧的中山装，裤管肥大松弛，头发如同一张瓦片盖在
头上；然而，他们额头发亮，目光炯炯，笑容纯真。那个时候，父亲和他的伙伴步履轻快，
声音开朗，不时抽一支劣质烟提提神，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理想真的可以顶替一切吗？理
想与禁欲主义的关系，这是父亲这一代人遗留的一个谜。
　　一个无法复制的谜。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我也到了这个年龄。中学毕业之后，我立即卷入上山下乡的
大潮，来到乡村插队落户，成为一个知识青年。然而，我的生活之中已经没有父亲那种理想
。如果说，胸前的红花、"扎根"广阔天地的口号和站在大卡车上穿过闹市的荣耀曾经激动
过我的兄长，那么，我所生活的七十年代中期只剩下三个字：不相信。一辆板车把我的行李
拉到了乡村，剩下的事情就是挣工分吃饭。第一天开始，冰凉的颓废感就如同蛇一样盘踞心
头。没有理想的生活一下子就显出了鸡零狗碎的本质：出工，收工，中午几两饭，烧饭的柴
草在哪里，什么地方洗衣服和晾衣服，哪一间房子朝向好，哪一个生产队工分高，哪一柄锄
头轻一些，如此等等。松松垮垮的日子犹如一张提不起来的烂网，心里只剩下一种感觉：累
。拂晓五点钟下到田里割稻子，一个上午直不起腰来；夜里摸黑回家，还得挑上百来斤的担
子在窄窄的田埂上走十多里，这都算不了什么，一两个小时就缓过气来。如果累在心里，那
就什么事情也提不起劲来，即使油瓶倒了也懒得伸手扶一把。我所下乡的地方，穿着最为破
烂的就是知识青年。一套衣服不知被汗水浸透了多少遍，穿在身上硬邦邦的，就是懒得换下
来洗一洗；一个家伙的裤裆破了好些日子，也不想粗针大线地勒一下。戴一顶破斗笠在村里
晃悠；或者斜躺在那里，两眼茫然望着天上的云团，打几个呵欠消磨时光。什么时候从床上
蹦起来，那只能是为了某些可以入口的食物。一个女知识青年打赌到坟地里蹲了一夜，吓得
脸色发青，赢得的赌注仅仅是五块馒头。偷摘农民的瓜果，摸走农民的鸡鸭，这种事情才可
能令人两眼放光。农民发现了没有拾掇干净的鸡毛鸭毛骂上门来，那就凶巴巴地操起扁担锄
头大打出手。乡村的广播喇叭还在不断地播放高亢的革命词句和昂扬的歌曲，我们已经充耳
不闻。耳听为虚，入口为实，这成了我们的生活原则。一大堆空话不如一杯水可以解渴，不
如一块馒头可以充饥--这个年头谁还会再上这种当？
　　然而，父亲和L君生活在另一种气氛之中。当然，他们英气勃勃，精神抖擞，可能还存
在一些其他原因。这时，我的脑子里开始浮现一张姑娘的面容。她不是我母亲。那时，母亲
还没有出场。这个姑娘与父亲同属于"南下服务团"成员。我在"南下服务团"的纪念册里
见到这个姑娘的相片。父亲指着纪念册之中被他收入的几幅摄影解释说，这个姑娘是这些相
片的主人公。换一句话说，这个姑娘燃起了父亲的创作欲望。这些相片多半拍摄于行军途中
，一大堆人群之中仅能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个背影或者一个小小的头像。只有一张相片是面部
特写。大眼睛，双眼皮，戴一顶军帽，笑着，我所能形容的仅仅是这些特征。我甚至说不清
这张脸漂亮与否。为什么呢？母亲的面容干扰了我的评价吗？
　　我没问父亲，这个姑娘名叫什么。我愿意称她为S。父亲回忆说，S能歌善舞，是一个十
分活泼的角色。一大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之中，S肯定十分引人注目。如同许多电影情节一
样，由于S的出现，父亲与L君的关系开始微妙起来。S身材不高，行军之中总是排在末尾。L
君是班长，负责殿后，他们俩自然而然地接近起来。父亲时常端着一台照相机前后奔忙，摄
影者的特权让他有机会向S献一些无伤大雅的殷勤。我不想费神猜测L君如何向S展现他的魅
力，两个小伙子与一个姑娘之间的三角纠葛大同小异。
　　值得安慰的是，父亲与L君的友情并未遭受严重的损伤。也许，L君不久之后就察觉到，
S似乎更倾向于父亲。一个月光朗朗的夜里，L君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在一个小树林里徘徊到
了半夜，他决定快刀斩乱麻。不知他是想到了"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老话，还是想到了新一
代革命者的读物--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第二天早晨，尽管他仍然开朗地同
父亲和S打招呼，但是，矜持的笑容暗示了某种必要的距离，眼里的惆怅掩不住心里的伤痛
。他以大哥的风度明智地转身撤出，把S身边的位置空出来给了父亲。
　　这当然仅仅是我的想象。作为一个后辈，我没有勇气详细地盘问父亲与L君之间如何竞
争。我想到的是另一个被掩藏的可能：如果S与L君走到一起，父亲、S、L君之间的命运图谱
会不会有所改变？--没有人猜得到上帝的算盘。
　　我也没有勇气详细地盘问父亲与S之间的亲密程度。我从父亲的手记之中发现了一个姑
娘的海誓山盟--我想只能是S。S对着父亲说："我爱你，我愿意为你而牺牲，我关心你到
最后一口气。"我不知道当时的革命者要不要用拥抱和接吻为这句话伴奏，如同电视里面反
复教导我们的那样；我只知道，如今这种话语正渐渐成为绝响。二十一世纪到来的时候，这
种爱情的表白甚至会制造出某种可笑的荒谬感。现在，人们在性爱的问题上务实了许多，开
明了许多；谁也不会再为满街的春药与假乳房、假生殖器而诧异。男女之间不就是那么一回
事？睡觉时上了同一张床，起来之后仍然泾渭分明。所有的笑容、接吻、性交都经过会计事
务所的精确计算。财产公证，遗产纠纷，巧妙地提高色相、权力与钱财之间的兑换率，夫妻
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才是现在时髦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即使卡
拉OK里那些虚假无比的流行歌曲也不想再用这种老古董的爱情句式。
　　然而，父亲对于这个诺言铭心刻骨。多数人可能一辈子也听不到这句话。对于父亲这种
人说来，如果哪一个女人向他作出这种表白，他就会一辈子把这个女人牢牢地钉在心里。所
以，尽管这个诺言并没有兑现，尽管父亲已经七十多岁，S仍然有资格盘踞在父亲纷杂的记
忆仓库之中。七十几岁的父亲完全谅解了S的失信。七十多岁的父亲早该明白，爱情的话语
永远比实际的婚姻辉煌。人生的最大难题也就是在漫长的婚姻生涯之中实践爱情诺言。S并
没有和父亲携手走到婚姻的门槛上。S做到了第一句话，但是在第二句话面前犹豫了，终于
退却。父亲无话可说。那是一个轰鸣的时代。历史的列车正在全速疾驰。谁若是想用个人的 爱情与时代抗衡，那的确是螳臂挡车。
　　我突然想到了奥威尔著名的《1984》。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温斯顿和裘莉亚--共同卷入了对抗专制机器的思想运动。同
时，他们在无比压抑的气氛之中产生了爱情。这是惟一的安慰。当然，所谓的对抗仅仅是读
一本禁书。然而，他们还是被逮捕了。逮捕的时候，裘莉亚挨了沉重的一拳，她像折尺一样
弯了起来，在地上滚来滚去。进入监狱之后，种种可怕的刑罚摧毁了温斯顿的自尊和一切精
神防线。他大声喊痛，不断地求饶，在自己的血泊和呕吐物之间打滚。歇下来喘息的时候，
温斯顿看起来就像一堆垃圾。尽管如此，温斯顿仍然在内心顽强地保留了最后一个角落--
他没有出卖裘莉亚。当然，温斯顿已经供出了他与裘莉亚所做的一切?没有出卖"的涵义
仅仅是，他仍然爱裘莉亚。这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是不可能消失的。
　　然而，专制机器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这种感觉。很简单：老鼠--温斯顿对于老鼠具有一
种神经性的恐惧。温斯顿的头部被紧紧锁在一个面罩里，那一头是几只丑陋而饥饿的老鼠。
这些奔跑跳跃的老鼠就要咬到温斯顿鼻子的时候，他终于不顾一切地喊了起来：咬裘莉亚， 别咬我，咬裘莉亚！
　　出狱之后，温斯顿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公园里和裘莉亚不期而遇。他们之间的温情早就被
洗劫一空。"我出卖了你，"裘莉亚若无其事地说；"我出卖了你，"温斯顿也跟着说。一
切都如此自然。他们互相背叛，但是没有歉疚和忏悔。他们终于明白，生死不渝的爱情在专
制机器的压力之下多么脆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们最后的迫切愿望就是尽快分手。
　　然而，至少在五十年代初期，父亲对于政治和爱情都存有幻想。这也是父亲如此珍视S
诺言的原因。如今看来，S肯定比父亲更早明白，爱情根本不是政治的对手。她的撤离无可
厚非。不久之后，父亲果然从一个车厢的窗口被甩了出来，历史呼啸着绝尘而去。父亲的后
半生跌跌撞撞地摸索在荆棘丛中，陪伴在他身边的是另一个人--母亲。
　　母亲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父亲在他的手记之中承认，遇到母亲是他此生的最大幸运。
十、把心交出来
　　我常常踮起脚跟眺望遥远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我一直找不到
合适的语辞描述那时的气氛。单纯，天真，幼稚，激情，虔诚，透明，这些跟随在五十年代
初期的形容词究竟是褒义还是贬义？那肯定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时期。父亲和他的同伴生活在
那种气氛之中，如同生活在一个特别的舞台上。他们时常体验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欢乐，
尽管这种欢乐几乎没有任何必要的物质基础。某一天，我路过一所幼儿园。幼儿园的房子、
滑梯、小椅子、小游泳池都被夸张地刷成嫩黄、天蓝、青绿、橘红几种颜色。我突然觉得，
这就是我所想象的五十年代。当然，把五十年代比拟为幼儿园有些不伦不类。军阀混战，八
年抗日，解放战争，历史在兵荒马乱、饿殍遍野之中穿行了数十年，人心惟危；腐败的国民
党遗下不计其数的污秽、垃圾、渣滓，四处一片狼藉--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段清新得如同
幼儿园的日子？现在看来，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犹如一个绚丽的段落冻结在凝重的历史长廊 之中。
　　不久以前，我开始阅读王蒙的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时，这种感觉再度洋溢在心头。
也许，这一段日子是王蒙--一个著名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蜜月期。从他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始，王蒙就特别擅长再现五十年代初期那种特殊的社会气氛。欢乐
，明朗，内心没有丝毫的芥蒂和阴影，王蒙心爱的人物通体透明地走来走去，让人感动得热
泪盈眶，所有的情节都有一种冰清玉洁式的风格，一切似乎都发生在某一部配音很好的卡通
片之中。对于那些崇拜深刻、皱纹和伤疤的读者说来，这种小说索然无味；但是，我直觉地
相信，这也是父亲生活过的五十年代。王蒙的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之中有一个奇特的片
断--王蒙花了十五页的篇幅描写一批年轻人的欢乐大联唱。王蒙形容得十分精彩--这一
批年轻人从事的是"载歌载舞"的革命。从郭兰英的歌曲到民歌，?七一"颂歌到一大批
苏联电影插曲，这些年轻人仿佛被自己的歌声抬起来了。他们忘情地浮游于自己歌声的波涛 上面，欢快而奔放。
　　一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疯唱，这并非罕见。然而，《恋爱的季节》之中的主人
公在歌唱之中饱含了一种虔诚，这是现在很难见到的品质。他们嗓音浑浊，技巧粗糙，但他
们却唱得声嘶力竭，十分投入。相对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些搔首弄姿的歌手，他
们目光清澈，襟怀坦白，仿佛随时都可以把心交出来。
　　1950年的时候，父亲肯定也体验过这种合唱隐藏的巨大感召力，父亲一定也想把心交出
来。他不会唱歌，于是，父亲选择了交代问题。天知道他怎么想起L君制造的那本军统特务
证书。父亲把所能记住的细节汇聚起来，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了组织。父亲走进领
导的办公室，谈笑风生地说起这件事。他坦然地说：如果--幸亏还用了个"如果"--这
是一本特务证书，那么，我也算当了一天的特务。彻底的、近乎无中生有的交代让父亲体验
到了忠诚所包含的巨大快乐。转身离开领导办公室的时候，父亲根本不知道，背后盯视他的 那一副目光已经完全变了。
　　父亲还隐约记得，这个举动很大程度地受到了丁玲《谈"老老实实"》一文的影响。我
特地到了图书馆查找这篇发表于1950年的文章。或许，如今已经难以解释，五十年代初期的
时候，为什么这些朴素词句就能产生非凡的动员作用？丁玲如此对父亲说：
　　老实了会不会吃亏？不会，完全不会。你读书读得老实，研究一个道理，就钻通它，不
清楚就问。那末你就真的懂得了，你就没有吃亏。你做工作，老老实实地去做，做得不好，
不怕人家批评，接受意见就改正，那末你再做工作就做好了。也许你说起来总是缺点多，没
有人家说得漂亮，但你的工作却经得起考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做的工作有效果，自
己就无愧于心，就能愉快。本来就没有个人打算，自己就不会有损失了什么的感觉，也无可
损失，怎么怕吃亏呢？吃亏本来就是属于个人的想法。
　　1950年的时候，"南下服务团"的S已经分配到另一个县城工作。父亲用复写纸把交给
组织的材料同时复写了一份邮寄给她，以示坦诚。没有料到，S被吓住了。也许，S已经有了
自己的麻烦。花蝴蝶般的S肯定招惹许多人的怜爱，各种组织都热衷于拉拢她。她似乎在中
学里就加入了三青团。对于她这么一个活泼伶俐的姑娘说来，各种组织或许仅仅被视为展示
表演才能的舞台。她意识到三青团是一个反动组织时，政治烙印已经不可祛除。如果父亲与
军统确有瓜葛，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总之，S清晰地估计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她觉得自己
窄窄的肩膀搁不下这一副重担。理性的盘算启动的时候，爱情就开始退潮了。S不再来信答
复父亲。他们很快中断了联系，S从此杳无音讯。
　　大约是前几年，父亲终于通过"南下服务团"的一些老战友打听到了S的音讯。当时，
这一条行走了近半个世纪的消息肯定还是把父亲的胸口不轻不重地撞了一下--据说她1955
年即已死去。1955年的父亲正在晕头转向地对付两件他从未遭遇的事情：姐姐的出生，父亲
被监禁审查。可以猜想，1955年的父亲丝毫没有想起S来。小说或者电影之中常常提到的心
理感应并没有在S与父亲之间出现。待到父亲有精力打听往事的时候，历史的沧桑已经把一
切阻隔在对岸。半个世纪的时光，物是人非，已经没有人说得清S是怎么死的。一种说法是
被斗死的，她的政治历史十分可疑；另一种说法是生孩子时难产死的，现在已查不出她的丈
夫是何许人；第三种说法是，她在某一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心脏病突发而死。如今看来，
几种不同版本的说法竟然象征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反动分子，普通家庭妇女，革命干部。如
此重大的人生差异，半个世纪之后的历史根本不必介意--谁还会长途跋涉到一个偏远的县 城查阅一份对谁都无关紧要的档案呢？
　　1950年，父亲走出领导办公室的那一刻开始，厄运就悄悄地盯上了他。一个环节接着一
个环节，钻出了这个圈套又进入了另一个圈套。然而，一切都必须追溯到少年时代那一本伪
造的证书。如果没有这个偶然事件，父亲也许--算了，历史从来不存在"如果"。
　　父亲已经七十多岁，脑子依然清晰明白，提起种种往事依然如数家珍。可是，我总是觉
得似乎少了些情节。就是这些？就是这些。父亲一次又一次的讲述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我
终于相信，一本伪造的证书已经足够改变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历史。
十一、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
　　我也一直催促母亲快一点，早一些出现在父亲的生活之中。但是，母亲紧赶慢赶还仅仅
是第三名。S之后，还必须提及J。J之后才是母亲。
　　我也不时产生这种怀疑--我是不是把五十年代初期想象得太单纯了？除了这一帮初出
茅庐的年轻人，五十年代初期的主角也许是另一批人。他们早就参加了革命队伍，或者是从
枪林弹雨之中闯出来的。这一批人皮肤黝黑，脖子粗壮，巴掌上结着老茧，汗津津的身上有
几块伤疤，可能因为不爱刷牙而有些口臭。他们不像这批年轻人那样满嘴"学生腔"，掌握
的理论术语也不那么丰富，恼火的时候说不定还会蹦出几句粗口；但是，这一批人是更为坚
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五十年代初期，这一批人已经在新生政权之中担任各个部门的领导职
务。他们挎着驳壳枪从北方风雨兼程地赶来，为的是把革命的种子播撒在南方肥沃的土地上
。大多数时候，这一批人的精力都扑在工作上，废寝忘食；但是，必须承认，他们也有一副
血肉之躯，也会遭遇性的问题，遭遇婚姻家庭问题。夜深人静的时刻，身边没有一个温柔的
妻子，挣脱了一天的忙碌之后只剩下了惆怅。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这时仍是单身，紧张的戎
马生涯顾不上找一个可心的人；另一部分人的妻子远在北方的某一个偏僻的山村，感情十分
淡漠，思想觉悟与日新月异的时代越离越远。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眼前有一批江南女学
生晃来晃去，这些女学生解风情，善歌舞，楚楚动人，口齿伶俐--他们怎么可能不动心呢 ？
　　J就是这些女学生之中的一员。
　　我无从猜测J的相貌--我觉得不至于太差。J与L君出自同一个显赫的家族，大约算L君
的堂妹。锦衣玉食的日子，J至少能保存一副白皙的皮肤。一白遮百丑，加上大家闺秀的气
质，J肯定有不少吸引人的地方。当时，J在一个办事处工作，一个领导对她产生了特殊的意
思。我想，这位领导大约来不及阅读《恋爱技巧一百例》，也不会使用"密司J"之类洋化
的称呼，对于"暗送秋波"或者"眼角眉梢都是恨"这些少爷小姐的勾当一窍不通；他想的
是速战速决，如同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他笑嘻嘻的面容露骨地讨好J，没过几天，他就鲁
莽地要求J表态。他没有耐心也不知道如何像品尝巧克力一样细细地品尝恋爱的一道道程序
。行就行，一句话解决问题，俩人把被褥搬到一起拼成一家人，这种事又有什么必要前前后
后铺垫那么多呢？没想到，J竟然不乐意。罗曼蒂克的幻想主宰着J的爱情之梦。J心目中的
白马王子远不是这副模样。但是，领导毕竟是领导，J没有胆量直接回绝。J向L君讨个主意
，L君心生一计：J可以向领导表白，她早就有了爱人。领导当然不会轻易地相信这一点。因
此，必须物色一个人选让领导亲眼看一看。L君推荐了父亲。
　　这是一个骑士的角色。
　　这个任务不太光彩，甚至有点可笑或者伤害自尊，但是，L君的交情是不可推却的。父
亲只得应承了下来。父亲与J的第一次见面由L君陪着，彼此通报一些基本情况，避免在领导
面前张冠李戴闹笑话，仅此而已。然而，后来的事情慢慢有了些微妙的改变。J开始单独地
来看望父亲，谈天说地。当时父亲在一个工厂的工会工作，住在工人的宿舍里。工人的宿舍
大约是江边的一排排木板房，各种人进进出出，一对男女长时间地交谈过于惹人注目。于是
，J和父亲信步出门，一边散步一边聊天。父亲的记忆之中，他们常常出双入对地穿过大半
个城市，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散步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走路形式。很久以来，就像共同进餐一
样，男女之间的共同散步也是爱情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城市都曾赋予这种散步一个特
殊的名称，例如上海叫作"压马路"。散步是男女共同进驻某一所房子的试探性前奏。这种
散步隐含了多种可能：散步的男女可能走向一个共同的归宿，也可能分道扬镳--一起走走
路，谁也不欠谁的。如果散步之际两个人谈兴渐浓，以至于察觉不到脚酸腿乏，那么，一个 爱情的胚芽就要破土而出了。
　　或许是某一天的傍晚，两个人不知不觉地拐到这个城市的一处幽静的巷子。这个地带有
九条类似的巷子，一幢又一幢的大院落集聚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名门望族。大约也就是两个
平方公里的地盘上，近代史上一系列声名彪炳的人物一个挨一个地冒出来，严复，林则徐，
沈葆桢，谢冰心，林觉民，如此等等。郁达夫和庐隐也住过一阵子。其中不少家族具有种种
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J的家族也在这里拥有几幢大院落。那一天，J的父亲身体不适，J顺
便回家探望。J的父亲是这个城市民族资本家的第一号代表人物，后来成为第一任工商联合
会主席。这时，他躺在一幢大院落的某一间摆满了红木家具和古董的房间里，看见女儿带上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回家来。他肯定表现出了一个大家长应有的慈祥和开明，三个人在病榻
前愉快地交谈了一阵。可以猜想，J的父亲大约也听说过祖父，尽管祖父的地位和他无法相 比。
　　也许这仅仅是一个顺带的访问，也许，这是另一个意味深长的形式。这个形式与"相亲
"的古老做法有些接近。一个年轻的女性带上自己的男朋友到家里，让父母和家人过目，这
同样是恋爱程序之中一个转折性的节目。这既是征询家人的意见，也是由秘密状态转入公开
状态。跨过这个关口之后，恋人之间的关系就会相对稳定。J从来没有说明这次访问具有什
么深意，但是，父亲多少察觉到这种形式象征了什么。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必须作出某种决定
的岔路口，父亲犹豫地停下了脚步，开始不安了起来。
　　父亲的疑虑是J的出身。J的父亲是许多工厂的主要股东，包括父亲当时所在的工厂。父
亲从事的工会工作必须代表工人的声音，而J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父亲已经听到不少事例
通报，内容都是工会干部被资本家拉下水。父亲担心各种各样的误解。父亲坦率地向J谈起
这些，J表示了充分的理解。这个时候，J的领导已经转移了兴趣，父亲至少算得上不辱使命
。不久之后，J离开这个城市到北京读大学，这一场朦胧的爱情事件无疾而终。
　　某些擅长拍摄《豪门恩怨》或者《金粉世家》之类电视肥皂剧的导演肯定有些惋惜，他
们不太明白父亲怎么会因为那些微不足道的顾虑而放弃进入这种大家族的机遇。庞大的家业
，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吗？现在的许多电视肥皂剧都在迫不及待地上演争夺财产的故事。父
亲的举动只能形容为"傻"。尽管如此，我没有什么遗憾，我从来不会觉得我有必要编入这
个家族的家谱，成为这个家族的子孙；我猜父亲也没有遗憾。但是，我必须再度提到一个事
实：个人的爱情无力与历史的车轮抗衡。父亲与S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父亲与J的关系也证 明了这一点。
　　S是一个活跃的革命分子，J是一个大家闺秀，那么，母亲只能算小家碧玉了。母亲是在
1952年的时候见到父亲。那时她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来到机关报到。母亲看到的是一个戴
着深度近视眼镜、胡子拉碴、头发蓬乱的人。母亲眼里，少年老成的父亲要比实际年龄大许
多。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渐渐开始与父亲接近，也不知道母亲看上了父亲的什么。母亲心情
好的时候会笑眯眯地说，父亲是把她骗到手的；但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们之间的具体故事。其
实，1952年的时候，父亲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他一次又一次地调整岗位，一次又一次地换到
无关紧要的位置上。父亲的工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