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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城市公共安全服务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政府改革浪潮，尽管各国政府改革的战略和优先性不同，但都以改进公共服务方式为核心，并采取以引入市场机制和工商管理技术为特征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措施，追求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这场改革运动波及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中的交通、能源、通讯、铁路、城市垃圾处理、道路清扫、环境保护等广泛领域，城市公共安全服务也不例外。从英国伦敦的公共安全服务的绩效评估到美国纽约市警察与社区伙伴关系战略，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社区邻里守望制度到加拿大多伦多的“市长安全计划”，地方政府纷纷努力践行公共安全服务市场化、社会化改革措施，寻求政府、警察、企业、社区及居民的城市公共安全的共治之道。
　　一、西方国家城市公共安全服务模式与特点
　　1.美国纽约的警察与社区伙伴关系
　　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公共安全服务改革就开始尝试改善警民关系，最初改革计划主要包括警务承包制和警民关系特别小组的实施。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著名警学专家赫尔曼.戈德斯登提出了问题导向警务理论，促进了人们对城市公共安全服务的深度思考。20世纪80年代，美国各级政府和公共安全部门更深入地认识到维护社会安全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不可能仅仅依靠警察的单打独斗，市民参与是预防公共安全事故的最有效的途径。于是从1980年开始，美国城市公共安全服务进行了战略、理念、技术、操作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2]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纽约市警察与城市社区伙伴关系模式。
　　城市警察与社区建立社区伙伴关系是一种城市公共安全服务的新模式。“社区伙伴关系”是一个灵活的用语，指居民、学校、教会、企业、社区组织、当选官员、政府机构等单独或共同与警察合作，解决影响他们或与其利益相关的特定问题。建立社区伙伴关系一般包括8个步骤:W确定伙伴;(2&编写社区概况;(3)提出对话;(4)组织社区会议;(s)发现问题;(6)制定计划;}7)采取行动;(8)保持关系。这是一种创新性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城市公共安全服务模式。在社区公共安全服务中，公民积极、主动参与社区安全服务是重要前提。这种参与可以包括组成顾问委员会，为社区警务室献计献策;组成内部机构委员会，参与社区安全管理;参与公民警察学院的有关公共安全课程的培训;主动利用业余时间与社区警察一同实施社区安全服务项目;组成特别志愿的安全服务行动小组;为社区捐助财物，建立社区安全维护基金会等。改革后城市公共安全服务包括两方面主要力量:一是负责安全管理的政府职能部门;二是以职能部门为引导，发动公民参与公共安全服务。
　　2.英国伦敦的公共安全服务绩效评估制度
　　英国是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应用得最持久、最广泛、技术上比较成熟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在政府部门引入绩效评估，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绩效评估已在英国政府各部门得到广泛的应用，城市公共安全领域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布莱尔在英国执政后，开始以政府名义在全国倡导“最佳价值运动”。这场运动对英国公共安全服务的影响很大，第一次要求公共安全部门回答投入产出的关系，提出要考虑经济、效益和有效问题。1995年英国政府成立了质量委员会，对公共安全服务进行评价和全面质量管理。这种管理已细化到管理者、过程、结果三大体系，建立了领导能力、策略水平、管理方式、资源使用、改革情况等9项标准。2001年12月，英国内政部发布了《新世纪警务:改革蓝图》白皮书，提出了具体的公共安全服务改革建议。2002年英国内政部发布了《警务改革法案》，确立了公共安全服务绩效评估的基本制度，地方政府还制定了比较完善的评估框架，其特点表现在价值观和技术选择上的公民导向，绩效指标的公平性追求，指标选择的广泛性、创新性、可操作性以及公共安全服务绩效评估的法制化、制度化等方面。
　　另外，英国各城市在推行“邻里守望”和开展社区安全防控建设的基础上，加大了快速反应机制建设。各城市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快速反应的时间要求和承诺，并从报警、接警、指挥、出警这四个环节的建设上保证了快速反应中“快”的实现，形成了较为系统与完善的快速反应机制。如《大伦敦警察厅宪章》明确规定了警方对市民一般或紧急求助电话的回应时间:(1)在9秒钟内答复市民打来的“999”报警求助电话;(2)在12分钟内抵达紧急安全事故现场;(3)在18秒钟内答复市民或其他人打来的非“999"报警电话。快速反应系统是建立在诸多因素基础上的，其中英国民众的报警求助意识、现代化的接警指挥技术设备、警用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充足的巡警力量是其得以实现的关键。
　　3.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城市公共安全战略”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是具有“花园之州”美誉的维多利亚州(Victoria )的首府，也是澳大利亚的工商业重镇。2000年，墨尔本市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安全社区”。虽然墨尔本市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安全城市，但市政府仍继续开展各项措施，如制定年城市安全战略、年城市公共安全战略，旨在使墨尔本成为一个安全生活、放心工作、自由游览的城市。墨尔本市政府的公共安全服务原则与特色主要有:
　　加强城市公共安全事故的预防。澳大利亚政府和警方相信“一盎司的预防等于一镑的治疗”，坚持打击与预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战略。澳大利亚政府和警方把预防犯罪的核心建立在家庭、教育机构、社区或宗教机构上，认为预防犯罪的第一条途径是强调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因为它能找到增强家庭和社会协调一致的方法。
　　重视公共安全领域的社会治理。促进和谐共存、培养强烈的社会安全认同感，创造一个和谐、健康、安全的城市，特别强调加强不同文化和语言及边缘社会群体间的沟通与联系;广泛开展与社会的协商，如在2003年的5月至8月间曾成立一系列的公共安全问题协商小组，参与者有墨尔本市民、安全专家和其他习卜政府组织。
　　利用高新技术力量，建立公共安全信息共享网络。1997年墨尔本市利用高新技术力量，建立全方位的闭路电视系统，运行“中央商务区都市摄像机安全运行计划”。131这项计划旨在营造一个更为安全的商务环境。此外，政府为保证游客安全，全面提高城市的人行道照明程度及标志、在主要街区设立计程车行列安全区。监察队伍由城市安全照相机控制。这些措施大大提高该市的安全度和美誉度。
　　4.加拿大多伦多的“市长社会公共安全计划”
　　多伦多市北美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在2005年北美几个重要的城市(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多伦多)犯罪率排名中，无论是突发公共安全事故、杀人、抢劫还是盗窃案的发案数比较中，多伦多的犯罪率都明显低于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141这与多伦多市的城市公共安全政策是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伦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城市公共安全的政策与措施。2004年3月市议会通过的“市长社会安全计划”，旨在进一步控制公共安全事故的增加，提供市民安全感。该计划主要包括四项战略计划:
　　(1)突发事件应对战略。该战略要求城市各安全服务机构(包括警察、社区组织等)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同意活动处理伤亡事件。此外要求居民通过书面信息反馈干预对危机管理进行支持，并鼓励以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参与社会安全服务的会议。
　　(2)青少年安全维护战略。该战略以指导性干预计划，运用新途径将青少年安全纳入青少年司法系统，减少他们犯罪和发生意外伤害的风险。社区安全合作者可以干预审查一些以青少年为主体的团体组织的活动，以防范未然。另外，还通过与其他政府部门、社区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为青少年提供就业、受教育、培训和参与的机会。此外，还设立2006您的市长社会安全奖，并与企业联合(如IBM加拿大分公司等)为青少年创造就业发展机会，作为城市公共安全计划中“青少年行动”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3)加强邻区战略。该战略要求以2005年的工作报告为基础，确定多伦多周边的13个地区重点投资，寻求政府命令、警察、社区组织和居民的支持，调动地方的配套服务，如图书馆、娱乐项目、公共卫生和青少年就业等。
　　(4)公共交通运输安全战略。这是加拿大“平安城市”建设过程中最富特色的一项计划。它包括防止汽车失窃;地铁上设有乘客援助警报(如遇到火灾、骚扰、疾病或事故等);行人单独外出时要避免走近路并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警觉;小心扒手;在上下楼梯或乘坐电梯时的安全;旅行安全等。
　　二、西方国家城市公共安全服务供给经验与启示
　　从上述的西方国家城市公共安全服务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发现，为了达到提高公共安全服务供给绩效的目的，西方各国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无论从城市公共安全服务的理念、内容方面，还是从方式到流程设计方面都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和创新，对我国的城市公共安全服务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1.角色转变:从”守夜人”到“服务员”
　　在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国家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社会经济，警察角色相当于消极的“守夜人”，公共安全服务的职能主要限于维持公共秩序，处理国防、外交等事务，体现为政府贵了得噎癸井矜序币f对个人白由所加的限制.垄断性、单方性、命令性和强制性是其主要特征。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日益扩大，公共安全服务职责开始向外延伸。就当今的西方城市公共安全服务而言，其总体警务活动与犯罪有关的只占20%-30%左右，而社会安全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警察的责任逐渐发生了变化，由承担治安和护法的单一性转向社会服务和公共安全保障的多元性。现代公共安全管理者更多地担当“服务员”的角色，西方公民更是发出了“要更夫，不要机器人”的呼唤。城市公共安全的管理者由“守夜人”到“服务者”的转变。
　　2.重心转移：从国家安全到个人安全拓展
　　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不是敌对国家的军事屋动办，而主要是恐怖主义、毒品犯罪、环境恶化、疾病传播、自然灾害、社会治安问题等。这些威胁是城市公共安全的重大挑战，严重危及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危机和安全事件处理过程中，公民既是受保护的对象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尊重和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是体现政府人文关怀的理性选择。传统的公共安全以国家安全
　　为重心的模式已经逐渐扩大到重视和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个人安全已经上升到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的程度。综观各国城市公共安全改革的实践，未成年人的安全都被列为城市公共安全服务的重要内容。如，青少年安全维护战略被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加拿大多伦多(Toronto )“市长社会公共安全计划”，该战略以指导性干预计划，运用新途径将青少年安全纳入青少年司法系统。美国丹佛(Denver)市城市安全计划中，也将青少年的安全教育、培训及司法援助列为战略重点。
　　3.方式创新:城市公共安全的合作治理
　　(1)政府与社会的伙伴关系。城市社区安全防范能力形成的关键在于居民之间形成互信、互助的人际关系网络。西方学者有句名言:“灾时不是交换名片之时。”在熟人社会解体之后，城市社区如何建立互信合作的邻里关系，充分注重发挥社区居民的公共安全服务的辅助作用关系着基层的安全服务能力建设。美国城市警察局非常注重发挥社区居民和社团的作用。如，很多警察局现在提出的口号是“通过社区合作，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安全的社会环境”。为此很多警察局设有专门的“违法犯罪人员回归社会工作小组”，通过与一些关注社会家庭问题的党派、社团、宗教组织的合作，有针对性地开展犯罪预防和帮教工作。很多警察局还有专门负责义务巡逻的部门，组织“老年人义务巡逻队”，以弥补警力不足。阎警务部门还把一定区域的居民组织起来，开展“令肠里看护”活动，互为照应，共同防范。
　　(2)公共安全服务市场化。它作为一种公共安全服务的辅助形式近年来在西方国家流行，它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安全服务市场化供给就是打破了警察部门对警察服务的垄断，把一部分警察服务推向市场，引入竞争机制，以公民满意为导向，旨在通过市场那个的竞争机制提高警察的服务质量。这样，公民有了可以选择服务的机会。
　　(3)政府内部各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现代城市公共安全服务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各部门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只有整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发挥更大的效能。西方各国政府在安全事件处理机制的过程中，都较为重视增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同级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联动与配合，从而发挥整体功效。目前西方主要国家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按行政区划逐级设置的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联动体系。在美国，报警电话统一为911,911中心成为紧急事件处置机构和与公众直接沟通的窗口单位。凡是火灾、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医疗急救、公民救助等电话信息先由警方甄别分析，然后按照职能分工交由相关部门处置，使处警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有效处理各类公共安全事件。21世纪突发事件呈现出跨行政区划的区域性特征，需要社会各有关方面的“合力”与“联动”，各国区域预警应急联动体系亟待建设。
　　3.流程再造:城市公共安全的全过程管理
　　(1)事故前:警务前移。首先，建立公共安全事故防范机制。在社会治安问题的防范上，西方各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其中美国警务部门十分注重对公民的安全的宣传和教育，市警察局设有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业务部门，通过经常印发专门的小册子，或在网上、电视、杂志上宣传、介绍警察局内部有关科室的任务、职能和联系电话，告诫、提醒公民如何避免抢劫、入室盗窃等侵犯。其次，信息主导的公共安全服务机制。这是英美等西方国家政府防范犯罪和恐怖事件，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的主要策略和手段、该工作机制依靠准确、及时、全面的信息作出决策，以主动预防、精确打击为突出成效，增强了警务工作的预见性、正对性和有效性。情报制导战略称为英美等西方国家政府打击和防控犯罪和恐怖事件，维扩，公共安全和秩序的主要策略。
　　(2)事故中: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预警机制。西方国家已逐渐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其模式可归结为美国模式、俄罗斯模式、日本模式。在应对和处置公共安全事件的过程中，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与协调极为重要。政府应当控制舆论导向，通过新闻媒体提供主流的、权威的信息，这对安定民众的情绪，维护社会的稳定十分重要。在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政府要巧妙地控制媒体，充分发挥媒体在报道中的积极作用，减少和杜绝媒体可能给危机事件处理带来的消极影响。
　　(3)事故后:完善的公共安全绩效评价机制。1829年英国伦敦大都市警察涎生之日起，对城市安全服务的评价就成为各国警察机关的头等大事。170余年来，西方警察机关不断探索，逐步改进，使得安全服务评价体系不断完善。各国都普遍设立了反映城市公共安全服务状况的指标。指标体系大致经历了由简单的公众对警察服务的主观评价指标为主或以单项犯罪统计为主的阶段到主观、客观指标综合评价阶段。2002年英国内政部先后发布了《警务改革法案》和《国家警务计划》，确立了英国警务绩效评估的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在英国各级地方警务绩效管理中推行了警务绩效评估制度(即A F)，为提高英国的警务绩效发挥了积极作用。英国警务绩效评估框架完全按照产出、结果原则，根据警务执行机关业务内容，选取居民评价、减少犯罪、调查犯罪、提升公共安全、提供救助、资源利用等6个关键领域及16个分指标进行绩效考评。该领域足居民对当地警察在警务活动中的各种表现和行为能力的综合反映，体现了瞥务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美国城市问题研究专家乔尔·科特金认为:“一个城市只有充分认识到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性，并通过积极大胆的方法、策略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现代城市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一「生存和发展。”[6]通过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安全城市计划和战略可以发现，城市公共安全服务}JL制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优化政府公共安全服务职能。二是广泛利用社会力量，实现公共服务社会化。它有利于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城市形象，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1]陈振明主编.政府工具导论[M]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2]曾忠恕.美国警务热点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3] munity safety indicators project report [R].
　　Melbourne:Institute of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Policy Alter-
　　natives and Victoria University,2006.
　　[4] http://www.toronto.ca/quality-of life/safety.htm.
　　[5]徐刚.美国的社会治安与警务工作[[J].公安研究，2004(1 ).
　　[6]转引自谢国权.城市公共安全与现代城市形象[[J].中国公共安全，2007(2).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校)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社科项目“城市公共安全的合作网络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1YBB3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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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创新型城市的实践与启示
祝一君（富阳市科技局）
当今时代，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世界各大城市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城市发展主战略，以在这场竞争中赢得主动。学习借鉴国外创新型城市的经验和做法，对提升富阳市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很有意义。
一、国外创新型城市典型的实证考察
⒈英国伦敦：欧洲创意中心。伦敦作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近年来，伦敦的金融服务业也出现了衰退，而创新与产业结构多样化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创意产业的飞速发展为伦敦市经济带来了新的生机。对伦敦来说，建设创新型城市具备很多有利的条件。首先，伦敦具有强大的、成功的研究创新实力。伦敦市拥有40所大学，近55所教育机构和9个科技研究组织，同时还有大量的思想库和科研院所，英国近三分之一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集中在伦敦。伦敦还拥有世界上享有声誉的生命科学、生物医学等方面的研究机构。其次，伦敦城区拥有世界最古老、最成功的金融和商业企业集群，并且这些企业都位于知识经济的最前沿，伦敦有25万以上的企业，占英国企业数量的16%，超过100个欧洲500强企业在伦敦设有总部。第三，伦敦拥有高度发达的科技服务业，其就业人数在英国排名第二。
伦敦创新战略的总体目标就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伦敦建设成为世界领先的知识经济实体。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伦敦主要采取以下措施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一是关注企业创新在构建创新型城市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重点扶持中小型企业。为此，伦敦市建立了一个“知识天使”创新指导网络，组织富有中小企业经验，尤其是富有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指导经验的个人，将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和创新服务的理念提供给中小企业。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知识天使”会鼓励企业创新者参加或形成网络，并协助他们申请创新基金。此外，伦敦市大力开展“青年展望项目”和“教学公司项目”，以鼓励青年在创建创新型城市中发挥作用，引导知识在组织机构与个人之间传播，更好地应用于创新过程。二是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建立起学校-产业-研究所之间的有效创新平台和运行机制。知识是创新理念、创新产品的基础。为此，伦敦不断推动知识在大学、科研院所、商业企业之间的转移，进而提高伦敦商业企业创新的竞争力、可持续能力。在具体政策层面，伦敦通过提高大学、科研单位对商业企业创新支持效率和透明度，增加孵化器的规模、种类和范围，打破产学研合作壁垒，大幅提高大学、科研院所科学研究的相互协作水平，以及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水平及范围等等，以此来提高创新的效率和水平。三是积极营造一种创新文化氛围。伦敦通过大力发展和提高城市创新品牌，并向各种机构宣传、沟通城市创新战略目标和愿景，来提升市民创新者意识，营造创新文化。
⒉日本东京：亚洲活力城市。东京作为占日本GDP
18%的经济龙头，之所以成为亚洲地区经济较有活力的城市之一，一个重要原因是实施创新型城市政策。
一是对高新技术企业采取多种减免税收政策。根据2000年颁布的《促进基础技术开发税制》，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以下税收优惠政策：免征计算机物产税、固定资产税，购置电子设备减缴7%所得税，并允许当年进行30%的特别折旧；对信息产业增加25%的科研税务贷款、设立软件研发免税储备金、意外损失储备金制度，免征技术开发资产税7%。二是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信贷支持。东京建立了振兴地方技术的特别贷款制度，高新技术企业可使用低息长期贷款，贷款年限可长达25年，利息优惠10%。专门成立了小企业金融公库，对高新技术小企业发放年息仅2.7%的特别贷款。此外，政府在选择支持项目时，有严格的选审标准，并倾向日本原来薄弱的基础性原创领域。三是积极培育官产学研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国家资助高校研究者“共同”开发的成果，个人可得专利收入50-80%。政府鼓励产业界与高校建立“共同研究中心”，由科技厅专款补贴。
⒊新加坡：新亚洲创意中心。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可供其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极其匮乏。新加坡政府适时提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将新加坡定位为“新亚洲创意中心”、“全球文化和设计业的中心”，全力打造创新型城市。为此，新加坡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政府对建设创新型城市高度重视。现任总理李显龙特别强调，面对当前激烈的区域与国际竞争环境，新加坡必须加强创新及创业精神，同时拓展研发领域。为在国家研究、创新及创业精神的策略上为政府提供咨询，新加坡已经设立了“研究、创新及创业理事会”，李显龙亲任该会主席，成员包括私营企业家、科学界和学术界的代表及内阁部长。二是完善机构设置，大力促进创新。为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新加坡将原“生产力与标准局”更名为“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并赋予该局一个创新任务，即增强约占新加坡企业总数90%的中小型企业的创新能力。2001年，新加坡政府针对国家创新推出“全国创新行动计划”，主要目的是为提升创新意识，加强创新教育及训练，改善政府创新环境，增强市场与技术的衔接。2002年，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推出一项“新加坡创新级”计划，目标是在未来10年内把3000家本地企业提高到创新级的标准。三是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创意产业也是创新经济的一部分。为促进新加坡创意产业的发展，2000年，新加坡提出一份《文艺复兴城市报告》；2002年，提出《创意产业发展策略》，该策略以三个重心“文艺复兴城市2.0”、“设计新加坡”、“媒体2.1”来发展新加坡的创意产业，通过发展创意产业建设创新型城市。新加坡准备在未来十年内，将创意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翻一番，从2002年的3.2%增加到6%。
⒋美国波士顿：信息时代创新城市的典范。波士顿地处美国东北，拥有370多年历史，其科技创新水平在美国首屈一指。对波士顿来说，有三大优势支撑着城市创新的发展。
一是拥有良好的科教资源和丰富的人才资源。波士顿拥有35所大学，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大学。研究表明，波士顿的八个研究型大学仅在2001年就为该地区经济贡献了740亿美元，为48750名大学教员和其他3700名各类人才提供了工作机会。此外，波士顿拥有高度密集的创新人才资源，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人群比例位于全美国前列。二是拥有丰富的创新实践经验和深入人心的创新文化。波士顿的技术变革和文明通常随着新一轮移民潮的开始，数百年来始终站在技术与文明变革的最前沿。在科学研究方面，几百年间波士顿推进了许多生命科学等方面的前瞻研究，取得多项突破，屹立于美国科技发展潮头。此外，长期以来，波士顿形成了一种鼓励创新和自由思考的创新文化和社会氛围。三是拥有高度完善的创新环境。在法律环境方面，波士顿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通过对其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保护，为企业和个人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在基础设施方面，波士顿拥有美国第一个停车场和地铁网络，并且形成了有波士顿特色的创新产业集群。
在新的发展阶段，波士顿政府将城市发展定位为：个人、组织和机构共同协作努力使得世界变得更为美好的国际化网络。为此，波士顿制定了城市未来发展的两大原则：一是提高现有创新发展基础要素的利用率，促进城市变革；二是结合人口和经济因素，建立新的城市创新支撑体系。结合自身特点和城市创新战略，波士顿研究制定了“波士顿创新体系”，其具体指标有：⑴）极为出色的高等教育机构，拥有大量的学生人口，包括数学与科学领域；⑵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工和家庭；⑶可获取到私人风险资本和公共研究基金；⑷有变迁的文化和相互可沟通的邻里；⑸公共交通系统附件拥有城镇中心；⑹附近拥有可娱乐休闲以及生态自然区域。
⒌韩国大田：以科学城创建亚洲新硅谷。韩国大田是个土地贫瘠、资源匮乏、面积不大的小城市。但目前大田市的国民经济总额却占韩国的20%，是支撑韩国实现经济腾飞的成功典范。一个弹丸之地却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经济能量，主要得益于该市成功推行以科学城带动城市创新的政策。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为了摆脱经济过分依赖加工型行业的状况，从根本上提高国家竞争力，投入15亿美元在大田市开发建设大德科学城。在起步的头十几年，大德科学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1990年经过整合的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在政府的主导下，由汉城迁入大德科学城，才使大德科学城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动力。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支持了大德科学城的成功。它按市场需求和市场规律办学，迅速集聚人才和各类资金，科研成果直接面向创业企业。由于教育、科研、产业自然连接，大德科学城在短短10年里迅速崛起，成为大田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原动力。大德科学城占地面积27.6
平方公里，大田市116 家政府和民间的科研和教育机构中，有近70多家集中此地，韩国中部地区约2000
家高科技企业，有900
余家落户于大德，形成了总体规模现代、科研设施先进、人文精英荟萃的专业化科研基地，同时它又是科研与成果转化融为一体、科研与产业密切结合的高科技企业孵化基地。一所成功的大学，形成了一座科学城，一座成功的科学城又推动相关产业和相关区域的经济发展。这就是大德科学城与大田的成功所在。
二、国外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启示
国外创新型城市实践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城市有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是立足城市实际，按照不同的城市功能定位，制定各个城市创新战略规划。要对城市科技资源进行深入的分析，摸清底数，对区域科技创新发展阶段性特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全面的创新战略和行动纲要。
二是营造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建设创新型城市，应特别关注对中小型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扶持，营造整个社会的创新环境，发挥创新文化的积极作用。美国硅谷、韩国大田之所以能形成区位竞争优势，与其崇尚竞争、容忍失败、敢闯敢试的创新文化密不可分。
三是提升城市原始创新能力和产业集群整合力。国外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之后，城市应该实现从以模仿创新为主到以原始创新为主的战略性转变。培养一种以创新为特征的产业集群，对提升城市竞争力有重要的作用。例如，韩国大田的IT产业集群、英国伦敦的创意产业集群对整合城市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是不断加强城市的集成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应该明确技术研发的市场化导向，更加重视技术的集成创新，注意单项技术与其他相关技术的有效衔接，形成一大批有自主知识产权、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企业，提高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升整个城市的自主创新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