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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甘肃新闻网 ---新闻周刊--- 实录：如何帮助中国外贸走出下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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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如何帮助中国外贸走出下滑困境
中国新闻周刊
　　主持人(《中国新闻周刊》主笔刘彦)：欢迎各位的到来！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会议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帮助中国外贸走出下滑困境，大家知道，目前国际整体的经济形势都不是太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都考虑将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测定型为进入衰退还是微弱增长，目前还没有定论。另外还有世贸组织在3月23日对09年全球的贸易形势给出了一个说法，今年全球贸易量将结束数十年持续增长的势头，历史性的出现9%的下滑，这个下滑可能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贸易萎缩，中国的外贸情况也难以独善其身，作为中国外贸晴雨表之一中国华东进出口交易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对于外向型经济依赖比较严重的中国经济来说，如何应对这种进出口数额的下滑和实现外贸领域保增长和促发展就成为目前讨论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的200多类产品在世界上已经是有很高的声誉，但是中国制造本身在产品的质量管理、品质认证和安全测试方面仍然有所欠缺，并且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现在也很难说是哪一些方面具体的原因，时常遭遇一些误读，在这种情况下质量和品牌对维系中国制造的出口就显得尤其重要。
　　就在目前的种种状况之下，中国的外贸如何走出困境？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邀请了来自商务部、认监委、国研中心还有社科院、对外经贸大学的相关人士和学者，大家一块儿探讨。
　　下面欢迎本刊总编辑秦朗先生致欢迎词！
　　秦朗：谢谢大家！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在百忙中出席这一次《中国新闻周刊》的论坛，谢谢大家对《中国新闻周刊》的支持，大家知道，外贸和投资在过去20、30年里一直扮演着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到现在很明显，外贸这个火车头的运转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何帮助中国外贸突破下滑的困境，是当前相关政府部门外贸进口企业和媒体关心的热门的话题。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在座的各位嘉宾和朋友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这个论坛非常有现实意义，根据此前海关公布的数据，09年1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了29%，这是10多年来首次出现2位数的下滑，在这个基础上，2月份的经出口总值保持了两位数下滑的速度，降幅达到24%多，再过几天3月份的数字即将发布，我们应该是怀着有一些复杂的心情期待3月份的数字，大家都知道，在长期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下，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程度逐渐提高，对外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从%，提升到07年36. 3%，对于外向型的中国经济而言，如何应对进出口总额的下滑，如何实现贸易领域保增长促发展，对于实现保8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进口企业都从开拓新兴市场到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从寻求产业升级到完善相关认证工作等多方面寻求对策，政府部门也从提高出口退税，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等方面为企业渡过下滑困境提供帮助。
　　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到信心这个关键词，我想面对外贸寒冬，除了信心我们还要做更加扎实的功课，今天我们这个论坛就是努力的一部分，下面我想接着请《中国新闻周刊》的主笔经济部的编辑刘彦女士主持下面的论坛，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这次论坛贡献智慧和真知灼见，谢谢大家。
　　刘彦：下面请国家认监委国际合作部主任薄昱民演讲。
　　薄昱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一次论坛，和大家一起交流意见。
　　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当中，所面临的贸易的壁垒应该说体现在四个方面，一个是目前我们面对的国外的一些贸易的救济措施，在一些贸易救济措施里面，可能会渗透一些贸易保护，第二种就是说贸易壁垒，这种壁垒体现在一些公关的要求上，或者在一些特定领域的要求，还有许可证以及相关的认证和评估的要求。第三种就是投资壁垒，第四种就是金融危机下的各国采取的救市方案，在一些救市方案当中也渗透了一些贸易保护的安排，大家所知道的，媒体上也是非常关注的。但是在这些我们所面对的贸易措施或者是贸易壁垒当中，更多的应该说是90%以上是技术型贸易措施，在基础性贸易措施主要按照WTO这样的一种定义，主要是标准，技术法规和相关的合作程序，也就是依据标准和技术法规来评价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是不是满足了特定的标准技术法规，有这种结果出示，对于技术性贸易措施我这儿有一个片子，在什么情况下它是，本身贸易措施并不是壁垒，但是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它才可能是构成我们对外贸易的壁垒。
　　第一个，贸易措施的滥用，在WTO的规则里面有明确的规定，作为成员国来讲很难，就是滥用的方式，在你没有出台的之前就被打掉了；第二，各成员国之间，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和文明进程这一方面的差异，发展得不平衡所自然导致的这样一种差异的存在，所以构成了我们这两种壁垒，这种壁垒的存在，我们只能是说采用正当的技术的手段寻求跨越。
　　我想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近几年，我们对外贸易当中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发展趋势，从这个图式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目前来讲，各WTO的成员新制定的技术贸易措施越来越多，从95年一直到07年，07年是1030项，0 8年1337项。
　　第二个特征就是，技术性贸易措施主要来自于美国、日本、欧盟和韩国，主要WTO的成员，他们所通报的技术性措施远远高于其他的多数成员经济体所通报的信息，从08年的数据大家也可以看到，主要的贸易大国他们所通报的数字，从0 9年，09年今年2月份也可以看到一些数字的增长的情况。
　　第三个趋势，新兴市场WTO成员的TBT同胞大幅增加，比如南美的巴西，北美的墨西哥，亚洲的泰国，中东的以色列，非洲，还有欧洲新入盟国家，像罗马尼亚还有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第四个体现出来的特征就是区域的经济组织的通报有集团化增加的倾向，比如说大家看到巴林、沙特、卡塔尔、阿曼、科威特，他们也在一些领域也制订了一些相关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目前来讲，从我们收集到的数据来讲，这些技术性贸易措施覆盖的或者说涉及的产品主要是以这些产品为主，电子电器产品，这也是我们中国出口大量的产品，中国有比较大的加工产，还有化学化工产品，儿童玩具，这都是我们出口的产品，机动车，包括食品农产品和通信相关的信息类的产品，这些都是技术性贸易措施主要覆盖的产品。
　　目前覆盖技术领域的要求，第一个是体现在安全方面，产品本身对于消费安全，安全性能这一方面的要求应该说是为主的，目前来讲向环保还有节能减排方向在发展，环保、节能减排大家比较关注，中国企业应该说面临的欧盟新出台的一个指令，对于电器能耗有了相关的非常严酷的指标要求，美国奥巴马新政府也正在调整相关的，因为咱们梅新育也会有相关的介绍，这些都将对我们中国出口的相关产品构成比较，有一定难度的需要跨越的技术性的贸易壁垒。这个里面还有例子，譬如玩具这方面，还有美国新通过的新修订的消费者安全法案，这个对于中国玩具出口构成了相当大的难度，同时不仅有一个标准方面的严格要求，对于合格评议结果也提出了第三方检测和认证的要求。这是技术性贸易措施发展总体的一个方向，对于近几年来讲，技术性贸易措施有哪些特点呢？
　　一个是各个国家，技术法规，以技术法规为先导，标准以合格评定的技术是随后，像欧盟能耗消耗的指令，目前来讲以技术法规指令的形式出现，合格评定的一些方式在后续会出台。
　　第二个，对于合格评定结果采信的是第三方的检测和认证结果，这一点对我们中国而言，尤其是我们质监总局这一块在负责对外技术对外贸易措施跟踪研究和对外交流这方面，应该说带来一定的压力，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在进出口方面更多的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合格评定的方式，这样对目标市场而言，政府出示的相关的证明对他们来讲更多的代表供方，难以界定为是第三方评价的结构。
　　同时另一个特点是将标准，详细的技术性标准的要求纳入到技术法规当中，同时，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其他的特点还体现出了一个扩散的效应，据说日本制定的化学品相关的要求，其他的国家不管技术上是不是能达到这样的要求，立马跟进，当然也不排除我们也可能会在有一些领域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就这一些政策上的跟进，也会对我们相关的产品出口造成很大的压力。
　　第五个特征，相关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政治化，很多国家，通过外交的渠道来给政策措施，就是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发布国提供相关的压力。
　　在我们中国目前来讲，面临这么多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于认证认可工作，如何发挥认证认可的作用，在我们国家认证认可它是合格评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这种贸易措施主要是能够做到在通过国与国之间合格评定体系的相互承认和结果的相互接受以及通过多边的方式相互承认，使得我们本土的一些检测和认证结果获得目标市场的承认，同时，认证认可本身还能够起到一个作用，在我们中国商品，中国制造在面临着国际上壁垒的时候，通过鉴定结果，能够给我们中国出口的产品提供一个质量的保证，使得我们能够获得市场的份额，同时按照相关国际化的或者说是目标市场的较高的要求来进行的评价，使得我们能够，中国的产品借势能够发展，调整结果，达到更高的要求。作为国家认监委在今年经济危机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我们主要是利用认证认可制度，国际化的优势，以推进认证认可的制度被国际承认为切入点，通过双边多边合作，发挥政府职能的作用和利用第三方和合格评定技术的优势相结合，在突出企业应对技术贸易措施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服务于企业需要，最终消除目标市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于对外贸易健康的发展，在双边的平台上，我们和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像美国、日本、韩国还有俄罗斯建立了固定的合作机制，那以美国为例，我们今年将和美国重点开展的合作是玩具新法案的一些第三方测试结果的承认问题，还有节能认证里面的结果，有机产品的互认，和美国标准化技术为什么建立一个信息平台。
　　同时我们在自贸区这一方面，中国和新西兰签署的自由贸易区协定，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针对电子电器产品合格评定的结果达到了共识。在多边这个领域里面，中国的认证和认可机构应该说加入了国际目前来讲现存的认证认可的多边互认体系，中国的认可机构加入了国际认可论坛，跟国外其他一些国家的相关的认可机构签署了多边互认协议，使得我们质量管理体系认可，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产品认证获得了国外30多个国家的认可机构的认可，也就是说认可的认证证书如果说在英国获得什么样的认可，中国认可机构也认可。在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认可领域，中国的认可机构与40多个国家62个认可机构达成了互认，这些互认应该说为我们中国产品的出口创造了一个市场认可的机会。
　　刘彦：非常感谢，她的介绍对很多的企业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她的发言也雄辩的证明了中国的政府正在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非常到位，下面有请李向阳先生演讲。
　　李向阳：各位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参加《中国新闻周刊》举办的这一次如何帮助中国外贸走出下滑困境的讨论会。
　　当时跟我联系的时候，我对这个题目很紧张，首先我对这个题目没什么系统的研究过。
　　谈对策之前，我想在宏观层面有一些问题我简单的说一下，正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出口约束越来越严重，而这种外在的约束有些已经成为定局，有些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比如说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出口企业的需求，带来的需求下降的约束已经成为定局，这一点没有人提出异议。
　　同时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一场金融危机本身起源是因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不可持续了，而过去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是因为美国的负债消费来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强大的需求，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及其未来，即使结束以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的这种储蓄消费以后将发生变化，甚至最悲观的估计就认为私人消费投资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从目前的70%的贡献度肯定会下降10%或者更大的幅度，那么这样从总体上可能在中长期里面都会对中国以及整个新兴市场经济持续的出口带来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本身是有争议的，如果我们能够认同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包括一些企业，甚至一些领导认为，我们在走出这轮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还能维持3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第三个，在宏观层面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汇率的关系，因为在谈到出口的时候，最直接的就是人民币汇率。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当然希望人民币汇率能够通过贬值的方式来促进出口，但是从国家的角度，尤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依靠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来促进出口，可行性很小，即使就这么一个问题也存在争议，这两天大家关注的热点就是美联储收购美国国债所引发的美国通货膨胀的预期风险和美元的下跌，使得人们担心，客观上对人民币的汇率正在构成被动的压力，美元的下跌和美国通货膨胀的上升对中国的影响又是复杂的。
　　下面我就谈一下如何帮助中国外贸走出下滑困境，因为谈这个题目需要对中国的外贸企业做系统的研究，坦率来说，我对这方面没有做过多研究，我就简单的谈几个方面的可能性，一些感触。
　　第一个，在目前外贸企业，中国整个出口增速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首先我想从政府或者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提供出口信贷，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各国资金严重的匮乏，前不久我看到世界银行一个官员对全球的贸易融资做了一个评估，随着金融危机不断的深化，目前全球贸易融资的缺口已经扩大到1千亿美元，跟4个月前相比，这是3月份的时候的一个报告，就是跟去年年底相比，这个缺口扩大了3倍，可想而知，金融危机跟贸易融资的缺口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国际贸易里面，贸易融资是推进贸易，尤其是推进出口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也就是说进口方现在越来越面临着资金困难的情况下，那么这种融资缺口加大，客观上是限制了贸易的发展，而中国在这方面跟其他国家相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可以促进外贸企业的顺利发展，在这方面应该是有可改进的余地，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在面对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情况下，这种贸易融资缺口的加大，如果我们无限制地或者不加选择性的选择给予提供出口信贷提供融资的话，还面临着战略的风险，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通过促进出口信贷来促进我们的出口，另一方面我们还得高度关注债务违约。
　　第二个，我想谈的就是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的竞争率，因为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各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消费者手里没钱，消费习惯改变了，而从中长期来看，整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储蓄消费结构都要发生变化，因此，对于价格的这种，价格在贸易中的，在决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在有钱的时候可能人会掏很高的价格来购买一些所谓的名牌产品，所谓的环保产品等等，甚至把一些社会责任一些标准都加进去，前两年我们还记得发达国家很多人愿意出高价来购买这个产品生产过程当中符合劳工标准，符合环保标准的一些社会责任，他的质量没有任何差异，仅仅是因为生产过程当中符合他的理念，所以他愿意出高价，我想在金融危机阶段及其今后一个时期里面，这种现象可能越来越少。因此，价格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又必须同时说明，提高产品的价格竞争率并不是说需要中国企业进行…，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反倾销的案例越来越多，价格对贸易的影响，我们前两天刚看到印度刚刚推出印度塔塔汽车推出1800多美元最便宜的汽车，准备在美国销售，2011年准备在欧洲销售，这个事例就表明，包括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放在视野放在发达国家，其他的国家也有这样的经验，日本在70、80年代面对石油危机的时候，推出的节能汽车曾经使日本汽车在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领先于全球，前两天我看到一条消息，英国的葡萄酒波尔多开始重新返销法国，因为英国没有销售量，他们甚至说下一步高档葡萄酒的销售地区是西雅图，发达国家对价格的关注程度会有多高你就可想而知了。另外一个事例，世界上最知名的消费商联合利华做的一个报告，联合利华原来生产的产品一直是消费品当中的高档产品，但是他们现在说，他们的高档产品卖不出去了，低档产品黄油、蛋黄酱反而好，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普通消费者不再进餐馆，越来越多的在自己家里制造三明治，所以消费结构，经济危机对消费习惯，消费结构的变化需要我们重新来看。
　　第三个方面，出口企业需要积极开展尤其是中国的国际需要进一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因为多年来我们的出口更多的面对的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而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非洲、拉美的市场关注程度比较低，而在这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当中，发展中国家整体来说跟发达国家相比，受冲击的程度比较低，当然他们的收入程度比较低，有刚性，所以开拓这一块应该是我们保护稳定我们出口在战略上的一个举措。
　　第四个，扩大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长期以来我们出口大家谈的很多的，包括转变出口方式等等常举的例子，中国企业出口的规模很大，但是收益很低，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产业的上游跟下游竞争率太低，而我们所做的更多的是微笑曲线的，就是附加值最低的制造这个环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总需求量减少的情况下，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WTO预测今年要下跌9%的情况下，我们出口如果要制定20%的增长率是非常不现实的，我们只能寻求其他的，比如说靠附加值的提高，靠在上游和下游产业高附加值的投资，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对我们的出口企业，在这个阶段都是应该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第五个，中国的一些部分有竞争力的企业，能不能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通过FDI异地投资来拉动出口，发达国家我们走出去主要通过购并方式，这跟我们出口没关系，而对于异地投资，异地投资更多的是对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绿地， FDI的模式，客观上带动我们国家本企业甚至上游产业的机械设备相应的一些投资，当然我们说指望这种做法来对于出口拉动的功能并不是特别大，但是这也是可能的一个选择。
　　最后一点，刚才薄女士已经讲到了，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消费品出口生产企业需要提高产品质量，符合国际标准化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因为在过去2、3年内，中国包括食品，包括玩具等等消费者在安全标准，在安全标准、卫生标准、环境标准甚至劳工标准等等方面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上的批评，而在金融危机阶段，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来，不仅是应对当前的危机，更多的也是应对危机，走出危机之后，我们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必然的措施。
　　刘彦：下面有请隆国强先生发言。
　　隆国强：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来参加《中国新闻周刊》的研讨会，和新老朋友一起就外贸出口来讨论，这个话题很严峻，非常沉重。
　　前面两位发言人都做了非常好的发言，有很多真知灼见，非常受启发，我就做一点补充性的发言，要应对出口严峻形势，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要搞清楚影响我们出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民营出口到去年11月份迅速下滑，由正转负，但实际上出口增长率早在去年上半年就在下滑了，出口企业的困难从2007年开始就逐渐的显现出来，影响出口企业困难的因素也是在逐渐的变化，在去年的8月份以前主要是成本因素、政策因素，也有一点汇率因素，成本因素包括原材料的涨价、劳动成本的涨价，环境成本的涨价等等，政策因素大家都知道在07年的时候为了落实顺差的…，从去年8、9月份以后应该说影响因素有可能改变，很多成本因素向好的方面在转换，产品大幅度降价导致出口成本也在下降，老公成本也在下降，融资成本也在改善，最突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元的汇率不但没有贬值，反而强劲升值，去年7月份到9月份，人民币升值了7.38%，这个幅度可能是从05年7月21号人民币开始重新实现汇率以来，累计的幅度都没有升值这么多，随后随着美元的走软，人民币也有所回落，但到今年2月份，人民币升值幅度再次加大，这对我们出口企业来说，本来就遇到很多困难，加上人民币的汇率快速升值，所以出口企业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第二个政府因素，进口在短期内大幅度的萎缩，这个首先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实体经济在我们的主要出口市场出现了价格下滑，通货紧缩，进口商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融资上出现的困难，还有的进口商破产了，最可怕的就是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形势，进口商也不大敢了，原来一个单子现在就分成十个，而且交货期很严，这个萎缩的不仅仅是中国，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进口的萎缩是所有国家都碰到了同样的困难，中国相对来说可能还不是最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当前影响我们最突出的两个因素是外需出了问题，外需出问题的同时，中国人民币还在升值，我们相对价格竞争力正在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讲下一步怎么走出困境？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认清形势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目标。
　　我们已经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即便在去年出口增长率也很高，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定一个超越全球比如说负的9%，也有人说我们要保8，要同步，我觉得我们要定一个切合实际的出口的目标，这个目标怎么定？我觉得考虑远近结合，所谓近就是眼前我们到底什么样的目标合适，我觉得保市场份额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中国的出口速度不能低于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不至于让我们的市场份额输给别人，要做到这一点也还是有相当大的挑战性的。
　　第二个，还有另外一个目标，要保出口企业，保出口份额我觉得是保眼前，保出口企业是保未来。保出口企业这个目标可能很多人也都没有，觉得跟保出口是一码事，还是有差别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大浪淘沙，出口企业我们可以让它瘦下来，但是不能让它死掉，随着市场的复苏，如果我们企业还在，我们就可以重新扩大规模，组织生产来抢占国际市场的份额，在这场危机下面，他们叫金融海啸，既然是海啸，你会发现，不管是健康的人还是不健康的人可能都会被淹死，死的不仅仅是不好的企业，不像有些人说我们应该利用这一次危机，实现优胜劣汰，把落后的生产力淘汰掉，在这种冲击下，可能坏的企业自然会死，那没得说，但好的企业也会死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应该明确的提出来保出口企业，如果说我们提出保出口企业的话，可能和保出口，政策的选择是不完全一样的，有时候保出口，比如说通过一些政策措施，鼓励它出去了，签了订单了，但是就像刚才说的面临很大的社会风险，出去以后收不回外汇了，直接就死了，企业就活不下来了，那么我们现在保出口企业的话，最关键两点，一个就是要解决出口企业的融资问题，资金链断了，企业自然就死了，就像我们讲的队伍不能散，首先要解决它的融资，大量的出口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我们最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企业总体的环境改善了，但是你要仔细来看，银行更多的是推崇有政府项目的大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依然十分严峻，银行它也是企业，我们不可能说把风险转嫁给银行，那谁来承担风险呢？我觉得还是政府，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老在讲说，政企携手，共同时艰，政府在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可能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让企业活得比较好，政府承担风险非常重要，可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应该共同努力在解决融资方面，除了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外，还需要财政拿出一些钱做融资的担保，实际上就是把风险从银行转嫁出去，当然我们的银行已经做了改革，这个不能否认，比如说很多出口的订单，社会的单子可以拿来做抵押等等，比如银监会要求我们商业银行必须成立中小企业的融资部门，先必须得有一个庙，有了庙和尚就得干事，否则的话你不成立一个机构，可能就没有人去关心这件事，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从大的方面考虑确实有风险，所以政府应该考虑，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来做中小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
　　第二个，要引导中国的出口企业，利用好我们国内的市场，在全球我们比较看一看，我们还有什么优势？其实你会发现，中国整个国内经济还是稳，金融体系稳，经济发展还是稳，虽然在下滑，这跟很多不管是我们市场还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你就会发现很多国家的金融市场出了问题，实体经济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利用好国内市场，让中小企业适当的靠国内市场活下来，利用内销活下来，内销有没有市场？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最近有一些例子，前两天有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北京有一个外贸大集，北京市商务局组织的外贸大集，把外贸出口产品转向内销，生意火得不得了，说湖南一个超市到东莞摆一些原来的外贸出口产品，打上超市的商标在超市内销，生意好得也不得了，你会发现，我们出口商品在质量上、价格上还是有相当的优势，而国内的一些，我们表面上老说产能过剩，竞争过度，但实际上如果大家还去商场买东西，你会发现有一些细分市场，你要买男装，你要不就买便宜的质量很次的夹克或者贵的离谱的所谓的品牌，中间其实还有，我们中产阶级很需要的比如说价格也比较试种质量也比较好的，其实买不到，很多人出国买什么？我知道的好多人，到了国外去买中国制造的夹克，我们的细分市场还是有很多的，利用国内市场让我们出口企业活下来，这是我们的优势。
　　最后一个方面，当我们看到危机的时候，还应该着眼于长远看到危机带来的机遇，什么机遇呢？刚才李向阳也讲了，中国企业缺什么？缺设计？缺知识产权，缺品牌，缺渠道，这一场危机毫无疑问给我们带来了重大的机遇，除了刚才讲的要走出去，异地投资带动出口以外，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我们的一些主要市场企业的价值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我们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取国际的品牌，获取国际市场的渠道，可能是一个难得的，也是百年一遇的机会。
　　刘彦：隆部长的发言证实了逻辑的完美，他首先说咱们研究如何走出困境，先说原因是什么，给出了几个原因，8月份以后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对升值和外贸短期的大幅萎缩是主要原因，然后对于如何走出困境给出了一些非常实际的建议，最后，在如何走出困境当中，首先说了目标应该更实际，另外保中国企业还是保出口之间给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他认为应该保企业，而不是仅仅保出口，对于如何保企业呢？又有一些非常细微的建议，最后提出了中国企业的一些机遇，非常感谢。我们欢迎下一位演讲嘉宾是商务部的研究院的研究员的梅新育先生。
　　梅新育：刚才几位讲了很少，主要是做一点补充。
　　首先我想我们的讨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困境，首先需要明确一下指导思想，因为措施有很多，但是不同的措施有不同的作用，甚至也有不同的负作用，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在讨论这个的时候需要明确一下指导思想。
　　第一条指导思想，保护中国出口产业，而不是保护中国出口，这一条我想应该是感谢国强兄，因为是国强，我很赞成国强兄的说法，要保护出口企业而不是保出口，我很赞成这个说法，但是还想把这个更进一步强调一下，保护出口产业而不仅仅是保护出口企业，为什么要保出口产业呢？在危机时期不能指望保持原有的市场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就算成功。特别是像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传统的制造业产品，我们产能、产量和出口量可能占世界市场80%、90%，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市场容量萎缩到了原来70%甚至50%的话，我们还想指望原来的那种产量和出口量，那恐怕是做梦吧！除非是我们的航天部门能够在火星上面给我们另外造一个文明市场给我们作为出口市场。第二点，尽管我们仍然要保持大规模的出口以利用海外资源和市场，这对于我们人口众多、资源不足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在付出劳动和资源之后换来的只是大量的废纸，前几天伯南克先生的那一项决策已经再次告诫我们这一点，无异于在告诉我们，在告诉中国企业和中国商务部门，你们不要太卖命地向我出口，有可能换来的就是一张废纸。第三个，我为什么觉得有必要把国强兄的说保出口企业，而不是保出口这句话进一步发展一下，就是保出口产业，而不是保出口企业呢？因为企业有生有死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不能够保证所有的企业都继续生存，特别是在危机的时期，但是保证产业生存、发展，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也应该去努力做的。
　　第二条指导思想，不能为了“保增长”而牺牲“调结构”。目前当我们宏观政策的侧重点从抑制过热转向保增长以后，好像我们的政策出现了全面大幅度的倒退，很多几乎是许多，似乎是有这样一种趋势，无论是怎么荒谬的副作用何等强烈的措施，只要打起保增长反危机的旗号，似乎都可以堂而皇之的提出，并且付诸实施，这样的话我想这种做法是不好的，不能为了暂时的一些困难来牺牲我们长久的利益，而换来的只是日后更大的更难以克服的困难。
　　第三条指导思想，我们要防范我们出口企业中国出口的帮助措施的负面后果，我非常赞成唯物主义的思想，任何事物都一分为二，当我们在讨论哪些措施能够对我们渡过难关有帮助的时候，我们都必须来考虑它的负面后果，尽管为了渡过当前的难关我们必须采取某一项措施，但是我们必须对它的负面后果有思想准备，这样在任何负面后果暴露的情况下，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第四条指导思想，我们要考虑帮助措施的成本和收益。毕竟我们能够采取的用来刺激经济增长，保增长，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并不是无限的，我们要考虑这个帮助措施的成本和收益，要选择对我们效用最大化的收益。
　　第五条指导思想，要在“危”中寻“机”，任何外部的冲击同时也都意味着新的，在所谓的繁荣时期所不能够遇到的机会，如果说我们的前辈在70年代以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当中，我们的前辈已经为利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促进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我认为是非常光辉的范例，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更有必要总结前辈他们的成功经验，创造更加辉煌的范例，“危”中寻“机”的范例。
　　根据这些指导思想，我想可供选择的具体措施包括这样一些。
　　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为中国企业创造尽可能正常的贸易环境；在我们国内的环境不用说了，保增长的力度，氛围都是完全具备的，但是在国际市场上面，我们需要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像购买美国货这项措施，本来适用于政府采购市场，中国并没有加入政府采购协定，所以这个市场上的既得利益本来就不多，就不必对这个条款对我们构成的现实的杀伤力估计过高，我们要做的是防止这个条款无限制的扩大引用。
　　第二点，利用机遇，为中国企业争取更好的准则；正是西方国家他们在繁荣时期希望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某些规则，在这种危机时期，他们自己的行动凸显出来这些规则的荒谬之处，我想这也是为中国企业争取更好的规则。争取规则的竞争是最高层次的竞争了。
　　第三个，适度运用财税政策，在财税政策方面，就是加大出口退税的力度，这方面讨论的比较多。我想如果，反正既然我们的财政还有余力，如果有必要在确保我们这以内的措施不至于引发竞相的财政倾向的贸易战斗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适度的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的力度，特别是对我们的先进制造业产品出口退税力度。但是我们对我们这些财税措施，加大出口退税力度这些措施对它希望达到的目标的定位是什么？我认为对它希望达到的目标的定位不应该指望它成为维持以前我们落后模式的救生圈，我们应当只能是指望它成为渡过淘汰海外竞争对手淘汰赛的助手，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危机期间，它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和海外竞争对手之间进行的一场淘汰赛，大家都在熬，都在马拉松跑了10公里的情况下，个个都是张着大嘴喘不过气来的阶段，谁先倒下来了，就意味着同样难熬，但是能熬过这一段的就胜利了，中国企业有更多的优势条件，这起一个帮助我们的企业渡过这场淘汰赛的作用，而不要指望永久性的维持落后的局面。
　　第四个，还有产业升级。
　　第五个，还有出口转内销，但是本身有限，不能指望太高。
　　下面我想就升级视角下的认证工具说一些。
　　我们为了帮助中国出口企业，出口产业更加充分的利用认证工具，这确实是有必要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都不可能允许认证市场完全掌握在外国市场当中，这一点需要明确。
　　海外的认证机构他们和很多机构都是希望更充分，更大程度的进入中国市场，我也很理解这是一种争取的目标，而且我的同学里面就有人在河南的外资的认证机构里面工作，但是我想，海外的认证机构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他们所期望的进入市场准入的目标需要定得恰当一些，不能够定出太大太富有侵略性的目标，如果定出来是，争取的是太大太富有侵略性的目标的话，那么它可能是导致日后非常强烈的反弹，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的话，所得反而不如定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
　　刘彦：谢谢梅先生的发言，十分精彩，充分显示了思想和学者的魅力，其中我概括总结如下：
　　三点非常明晰，指导思想，指导思想里边，特别核心的是不能为了保增长而牺牲调结构，我滥用一下主持人的职权，这正是本刊一直强调的，我们要关注更长期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短期利益。并对成本和收益做出了考量，对具体的措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在适度运用财税政策方面，我想对于隆所长待会儿的时间还可以有更细致的交流，因为他提出了财政担保，梅先生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另外梅先生在认证工具上也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待会儿的讨论时间也还可以和赖总有一个交流，下面我们欢迎桑百川教授。
　　桑百川：很高兴有机会来参加《中国新闻周刊》的研讨会，前面几位嘉宾的发言给我很大启发，我这里补充或者说提出一个看法作为交流。
　　我认为在中国现在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直接面对的主要问题是防止深度衰退，事实上中国的外贸的下滑已经不可避免，防止深度衰退可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只有稳定外商投资，才能够真正的缓解外贸深度衰退。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在2008年的时候，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到全国出口的比重55.3%，这是最低的一年，也占半壁江山以上，加工贸易在中国外贸当中所占的比重很高，我们的加工贸易大部分都是外资企业来完成的，就是隆国强部长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2008年10月份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本身的出口下滑的速度非常快，增长速度下滑比较明显，无论是它的市场份额还是增长的比例都是比中国国内的外贸的总的状况要更糟糕一些。2009年的前2个月已经延续了这样的趋势，3月份可能也同样是这样的状况。
　　由于外资企业出口，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下滑，也加剧了中国出口的上涨，可以说是中国出口的决定力量。因为外商投资是中国外贸的主体。
　　尽管从统计数字上来看，或者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做一些质量分析可以看到，08年10月份以来，我国外贸下滑的速度是高于外商投资的下滑速度，外商投资下滑速度甚至在2月份有相对收敛的迹象。但是，这只是从增量的外商投资角度来看，从存量的外资来看，压力非常大，早在2007年的下半年，08年上半年，金融危机还没有在全球肆虐的时候，特别是没有波及到中国的时候，外资在中国的撤离已经非常明显，所以在美欧的市场还没有大量的萎缩的情况下，我们在欧洲在美国出口的份额已经在下降了，这与外资的撤离是有直接的关系。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下滑，它的主要因素，学术界也都有很多的分析，刚才国强部长他也谈到了中国出口下滑的影响因素到底是什么，外资企业的出口下滑有一些更具体的原因，但是总体上我与国强部长所谈的是一致的。
　　我们这些年来，学术界和社会上包括新闻媒体都一直在说，中国的外商投资带来了加工贸易附加值低，我们应该调整，要追求自主创新，要加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要调整经济结构等等等等，社会上提出了很多的很好的看法，但我个人以为，我们必须正视中国作为二元性结构的现实，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一个典型的双重二元经济的国家，我们既有产业上的二元结构，也有区域上的二元结构，作为区域上的二元结构，我们和很多的东亚国家是不同的，东亚国家通过发展加工贸易走出口导向型的战略，最终陷入了困局，不得不做出战略性的调整，中国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区域上的二元结构表明即便沿海遇到了挑战，但是内地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内地仍然有很多发展加工贸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条件，我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还可以再利用至少15年，做出这个判断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实际上仅仅走了不到20年的时间的路，我们工业化的进程还相当的漫长，大量的农村中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那么现在已经有1.3亿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到城镇去务工，而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又有2千多万人出现失业，我们18亿亩的土地充其量只能吸收1.8亿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那么乡镇企业可能这些非农产业牺牲1个亿，这样我们至少还有9千万左右的劳动力从土地上需要转移出来，每年大约转移出来600、700万，这就需要差不多15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我们不完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国的产业上二元经济结构是没有办法转成现代结构的，中国完成工业化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我们的现实。所以，既然我们有无限供给的充裕的劳动力的资源，那我们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特别是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实际上是变相的劳动力出口，这一点我和很多人的看法可能不完全一样，很多人以为我们现在应该对原来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加快结构的调整，甚至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更快地追求自主创新，但实际上我们作为二元结构的国家，必须两条腿走路，我们不能因此就偏废中国加工贸易，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发展这样的条件，我们也必须有效利用这个基础，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在沿海地区，我们加工贸易主体外商投资企业发展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他们谋求外移，与其让他转移到国外其他地区，不如向内地转移，这是市场的选择，不是政府的选择，也不是我们学者的选择，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顺应这样的趋势，政府做有效的引导，内地承接一些加工贸易的转移是对稳定外贸一个重要的手段，内地承接转移的时候，我觉得必须明确中部作为承接沿海FDI的转移，中部地区有特定的优势条件，否则区域之间互相竞争，可能投资高度就会分散，形不成集群效应，东部地区可以选择区域中心适当集中，就像我们当年设立特区，集中吸收外资一样，在东部的中心区域形成这样的区域中心才能够稳定我们出口的主体。另外中部地区在吸引沿海外资转移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劣势就是产业链不够完整，通过培育完整的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提高企业的配套能力，这样才能够升级我的加工制造业，升级加工贸易，另外还必须得有效降低加工贸易内移的成本，因为加工贸易内移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物流成本，最主要的，怎么样有效的降低物流成本，也是我们综合考虑的问题，另外劳动力成本还有土地的成本，行政成本，降低金融成本，这些东西综合考虑起来之后，它可以有效的提高投资的回报率，当这些外资在中国稳定下来，企业生存下来，可能供给稳定了，我们的出口才可能有保障，仅仅从需求的角度上去做文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国际的需求不是我们决定的，我们所做的文章并不多，供给决定需求。
　　刘彦：我个人认为从桑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来说非常有价值，观点下面我们可以详细讨论，有很好的微观的视角，深入企业内部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内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然桑教授重点是给我们洗脑，着重于观念的认识，所以我想在下面的环节可以有具体的交流。下面最后欢迎赖伦辉先生演讲。
　　赖伦辉：谢谢，首先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论坛，刚才专家都在宏观的经济出口方面已经发表过他们的意见。 我会从认证企业的观察和视角出发，谈谈在面对当今金融危机的冲击时，中国的制造企业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应对。也欢迎在座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并分享你们的见解。
　　我大概2个星期之前到过日本，拜访过一些我们的客户，我发现在我们中国内地的企业抱怨为什么出口量一直往下的时候，我跟日本的客户沟通发现他们的状况比中国大陆的生产商企业更惨。我们看到外国的买家，美国的买家，欧洲的买家到亚洲来采购货品的时候，是慢慢把一些定单从日本、韩国转到中国内地来，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环境下面，消费者现在都是比较看成本，价钱很重要，而中国制造的产品，价钱便宜，同时质量也不错，所以就变成外国的买家过来的时候，就把订单慢慢转过来给中国大陆的生产商。
　　另一方面，如果是我们跟美国、欧洲的买家谈的时候，感觉他们比较关心的事情就是中国产品的品质跟安全，所以，如果中国的企业在这两方面做好一点的话，未来经济危机过去以后，中国在美国、欧洲的市场份额应该会大大提升。我认为此次金融危机背后也蕴藏着机会。不等不靠，危中寻机。与其被动等待市场的解冻，还不如借机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创造产品附加值。通过此类积极应对的手段，修炼内功，在产品品质上求新求变，适当进行不断产业升级，为经济的回暖做好充分准备。我们相信外向型的中国企业必定能度过危机，并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在世界竞争中抢占先机并脱颖而出。
　　作为一个认证机关，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品质和安全方面为中国的企业做一些事情。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在五方面协助中国的企业：
　　第一个，从质量管理体系上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中国人想来都信奉“开源节流”，同样我们认为中国制造企业所应采取行动的第一点就着眼于此，将企业的管理和运营纳入到精细化、规范化、可预见的管理体系模式中，运用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理念武装上至企业第一决策者、中至骨干部门经理、下至生产第一线员工的所有利益相关人。
　　UL从1989年起，就开始为客户提供可靠、高价值的管理体系认证服务，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过程审核方法的认证机构。自2003年起，UL开始为中国的客户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在面对中国企业时，UL扮演着“管理体系解决方案提供者”的角色， 一方面推动企业管理体系的改进，另一方面提升客户对企业的信心，以促进企业的业务发展，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帮助中国的企业应对来自全球的竞争。
　　简单概括一下，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应对困境的第一条建议就是，从管理体系着手，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增强采购客户对其管理水平的信心来提升竞争力。
　　第二方面，我想说的是企业的员工技术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技术创新能力。二十一世纪是“人才战略”的角逐，企业员工专业素质的高低、以及企业对培训以及创新的重视程度，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长期保持其竞争能力。所以，我们建议，应对危机也可以从加强员工专业培训，鼓励研发与创新方面入手，从而加速技术升级，抢占高利润的高端市场。
　　从认证角度来看，专业工程技术能力是一个制造型企业生存的根本，因此，拥有资深的技术人员也是对企业至关重要的。经过一百多年来在认证领域的经验积累，UL就能为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专业的培训，帮助他们了解产品标准和研发动态，并且也可以和行业内的技术专家进行交流，帮助企业从根本上把握质量和安全的技术原则。参加专业和有针对性的培训能够帮助企业的工程及决策人员及时把握全球标准和质量体系最新修改动态和发展趋势，分享行业专家和专业工程师在产品安全设计上的实际操作经验，帮助企业在组织内部灌输质量和安全的准则，从而最终实现技术升级。
　　在UL有一个专门的培训部门，叫做UL University，就是为业界及公众提供各类的安全专业技术及知识的服务部门。我们通过公开研讨会、个性化的圆桌式培训课程、员工认证计划、在线研讨会及网络广播、在线课程以及在线书籍和影片等多元化的培训方式，提供多种培训内容，可以满足企业适应全球经济变化的需求。UL University平均每年举办200多场公开培训课程，多年来，为包括米其林轮胎、库柏电子、开利空调、奇瑞汽车、江铃汽车股份在内的多家国内制造企业的3万多名工程技术和质量管理人员或供应链管理专业人士提供定制的培训服务。行业涉及航空航天、汽车、电子电器、化工医疗等高科技产业。
　　总结来说，人力资源是第一核心竞争力，尤其面对如今的金融危机，人才也就显得更为宝贵。所以，UL也秉持这一理念，在对企业的人力管理方面投入更多努力。
　　第三方面，与行业协会和相关机构合作来提升
　　帮助企业认识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性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UL充分认识到，与政府机构和产业各界的共同合作，才能支持稳定的发展。多年来，UL通过与国家认监委、行业协会和领头企业的合作，共同在标准解释和制定上有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从而才能帮助中国出口企业达到技术升级的目标，帮助中国企业走向国际。
　　同样的，对于制造企业自身发展而言也是如此。按照国家的发展规划方向、结合行业信息，并拓展产业脉络，才能应对各样环境的变化，实现平稳成长。完全倚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在市场上生存的，所以基于多方的交流与合作企业也才能走得更稳。
　　在这方面，UL也有一些经验的借鉴。目前，UL已经与中国电子商会、家用电器协会、中国制冷空调专业协会、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中国消防协会等建立了广泛、且深入地合作关系。在美国本土地区，UL也是与美国能源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等国外机构或协会，开展国际性的交流与互动活动，帮助中国企业以及各行业协会在加深对国际趋势了解的同时，也加速融入国际相关标准的制定中，逐步创造发言机会，让中国各行业的发展也影响并引导国际相关行业的进程。
　　第四方面，刚才有专家也提出过面对美国、欧洲市场的向往，可能中国的企业另外一个出路就是看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比如说东南亚、非洲的国家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开发他们的市场，UL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在过去每一个认证机关基本上都是专长于一个市场，一般人都觉得UL是美国的认证机关，其他的一些欧洲的认证机关都是被市场当成是一个专长在欧洲市场的认证机关，但是过去10年我们已经慢慢从一个美国的认证机关变成一个全球的认证机关，除了针对北美市场提供认证服务以外，UL也为企业提供进入欧洲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认证服务。并且，UL的技术专家还致力于国际标准的协调研究工作，致力于帮助企业的产品畅行国际市场。
　　UL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给客户，客户不需要跟不同认证机关打交道，才拿到他们需要的认证服务，就找UL就可以了。UL提供的“一站式”的整体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控制产品的质量与安全。也就是说，UL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产品的研发阶段，帮助企业在产品设计、生产的初级阶段就能结合安规要求，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产品因不符合标准而造成的成本损失，并缩短了产品上市的时间。在样品符合UL标准要求并获得UL认证后，UL还有一项后续的跟踪检验服务，帮助企业保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以确保所有流向市场的产品始终符合UL安全标准，避免发生事后的产品召回。这种一站式的认证服务，正是出于为客户“开源节流”的考虑。
　　最后一点，我们希望提升在中国大陆本地化的服务，UL在中国的市场已经有30年，现在我们在中国的6个城市有我们的办事处，包括北京、苏州、上海、广州、南京、重庆，在广州跟苏州有实验室，现在面积大概16000平方米，可以为家用电器、信息技术设备、太阳能光伏、电线电缆、汽车和医疗器械等十几个行业的产品提供本地化的检测和认证服务。我们在中国有超过600个工程师，可以协助客户的项目，从以往来看，现在大部分中国客户的案子我们都可以用本地中国大陆的工程师去完成，大大提高我们对客户的服务，同时间也把客户开发产品的周期压缩，也可以通过我们本地的工程师为中国的企业提供培训。UL将来也是把中国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所以未来也继续会在这个市场投入我们的人员跟资金，并将UL的使命，就是“为建立一个更安全的世界”也带到中国，积极为中国消费者宣传安全理念。刚才也有专家说过，可能中国的企业慢慢都从沿海地区，慢慢往中部、西部去开展，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谈的UL怎么样在未来为中国的中部、西部的客户提供服务。
　　最后，我代表所有在中国从事产品检测和认证的服务机构，以及UL中国的全体同仁，预祝中国企业走入危机、持续健康的发展。并且，UL也将继续尽心竭力，全心全意地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与中国的制造业共同成长！我们期待着与各位一起，为建立一个更安全的世界而共同努力！谢谢你们。
　　刘彦：赖先生是用手写的纸自己写的来发言的，所以态度非常诚恳，也能看得出来。我简单总结一下，可能梅先生有不同的理解，下一个环节再说，首先赖先生强调的一点是说UL企业不仅仅是一个认证机构，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它在管理和运营的精细化方面，在提升中国企业的内部管理方面有很多的空间，包括它的培训班，包括人力资源的提升，包括一些内部管理的流程等等，这个我想中国微观的企业还是有所欠缺的。另外他以雄辩的过去的例子来证明，也不仅仅是第三方的认证机构，不仅仅跟中国的政府打交道，还跟全球的政府打交道。另外他也谈到了，开发一些新兴市场方面他们可以起到一些帮助。
　　刘彦：我们第二轮的环节有45分钟，我刚才归类上一环节，三个类型不同的意见，我们就围绕这些意见展开交流。第一个，在如何帮助中国外贸走出困境的一个关键的指导思想之争，存在在桑百川教授和包括李向阳主任，隆国强部长还有梅新育研究员在内的三位的看法有一些不太相同，我想李所长的观点可能更加持中一些，但是另外的三位有很多部分不太相同，这个方面我们设置15分钟。另外中间一个环节，对于目前帮助中国外贸企业走出困境的具体的措施方面有一些争论，比如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对它的理解以及实际的建议以及出口退税的政策和财政补贴以及相关的产业倾斜具体的政策之间，我想也许有一些不同的意见，15分钟。第三个，在认证的具体的认证工具的作用方面，刚才非常抱歉薄主任的发言，她核心的观点还没有表达出来，这是一个遗憾，在具体关于认证工具以及梅先生刚才提到的中国的认证机构应该有责任和义务使中国认证走向全球认证的可能，对薄主任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对认证企业的中立性或者说中国的认证如何发展还存在一些概念需要理清。我们下面进入第一个环节，指导思想之争，桑教授的观点、梅教授和李向阳和隆国强之间可能有一些争议。
　　隆国强：我们四个人我认为是高度一致，只不过是说有人说大象腿短，有人说大象…
　　刘彦：我想问一下梅先生，您听了刚才桑教授的发言，特别是他对中国直接投资向内地的转移，并且他认为应该遏制一下劳动力的成本以及在降低金融和行政的成本方面，包括物流的成本提高基础设施，你有哪些看法？
　　梅新育：我觉得没有相互冲突的地方，说到像我刚才讲的产业升级的情况，百川兄讲的就是劳动密集型向中部转移，好像我们两个人强调的不一样，但是这两个完全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产业是可以同时发展。
　　我要讲的就是说，虽然强调产业升级，但是不等于说我们要全部放弃一些所谓的低增值的，所谓低利润率的社会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有几点原因：
　　第一，不管是在金融危机时期，还是在繁荣时期，这个世界上所谓的高收入的阶层…，我们如果说占有全世界1/5人口的这么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的生产能力仅仅局限于我要做到产业升级，我想这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讲产业升级，我没有展开谈，第一条，更高级的产品，这是大家常说的产业升级，还有另外一条切入，切入增值率较高的环境，可以适用新的产品，也可以适用于传统的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另外我们目前现在在整个国际生产的链条上面，我们占据的仅仅是非常低的制造的这个环节，比较高的环境，品牌这些方面我们都不占有，通过切入这些环节能够给我们开辟更大的道路空间。另外所有的世界知名品牌的服装，都在中国大陆生产，但是最终零售价常常是中国的工厂，员工交货价的30倍到130倍，这是我去过的工厂知道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切入可以，我们还是为更广大的消费者服务，但是我们自己可以从这种服务当中得到更高的收益。
　　刘彦：我想问一下桑教授刚才您讲控制劳动力的成本，我不知道去年的时候新劳动法的制定当中，也有很多的争议，在这个方面，我想您对其中的一部分，代表一部分的观点有一些争议认为，中国以牺牲劳动力的代价片面的保持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在新劳动法的制定当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意见呈现，但是随着经济不向好的趋势进一步的发展，新劳动合同法我们看到有暂停实施，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回归，您怎么看？
　　桑百川：我个人的看法是，实施新劳动合同法是我们未来必须努力推进的事情。但是，它出台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大家觉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当中，劳动力的收益所占的比重太低，拉动了个人收入的差距，造成了社会不公平，我们现在要提高低收入的劳动水平，加强劳动保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出台了新劳动合同法，调整收入的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是中国追求的目标，但是在短期之内实现这个目标不现实，我们想一步到位按照一个理想的目标做，不具有可行性，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实现劳动合同法以后，使工资成本短期内提高20%到30%，很多企业在多重的压力下，我收益率已经很低了，我就要关张，这个时候劳动力就业的机会都会减少，你不用说低收入，连收入都没了，你是要低收入，还是要高收入，但是可能找不到就业机会呢？所有在协调资本和劳动者利益关系的时候，是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刘彦：平衡点是什么？
　　桑百川：在这种情况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适当的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但是不要简单的去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
　　刘彦：我想问一下桑教授，政府应该在劳方和资方之间扮演什么角色？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来调和政策或者规则的标准呢？还是应该做中立客观的…
　　桑百川：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的看法是资方和劳方是对立的，大多数的时候，资方和劳方有着利益共同性，本来就是一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和约，你强调一方的利益就会损坏另外一方的利益，一定要在二者之间的权衡。
　　梅新育：对刚才百川兄讲的，我能不能加一句，百川兄讲的意见意思就是说，按照现在的劳动合同法，给劳动力更大的权益保障是未来的事情，不是现在的，我想他做出这样一个评判隐含的前提是目前劳动者群众目前的现状，承受力还有较大的空间。但是，我想提出的疑问恰恰是这样一个隐含的判断，就是说劳动者对目前的现状，他是真的含有很高的容忍的空间吗？如果是已经快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就会社会动乱的边缘了，还谈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我们总不能等到社会动乱已经发生之后亡羊补牢，那时候是补不起来的，我想一年6万起群体事件放在任何一个，中南海里面的任何一位领袖，都不可能等闲视之。
　　刘彦：我印象当中，凤凰卫视播出一个片子，当时有一个镜头，他说中国劳工的断指接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
　　桑百川：保护劳动者权益是应该的，但是必须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我们到珠三角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中国真的没有劳动力供给吗？不是，很多企业反映，工人不愿意在企业里面就业，是因为你没有加班，我出来打工就是要赚钱的，你不允许我加班我来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有到实地调研才能知道，如果我们坐在这里面谈，保护他的利益，你又想像不到他会有这样的要求，赖老板肯定…
　　赖伦辉：他们从老家过来就是要赚钱。
　　刘彦：李所长你有什么意见？对于他们二位不同的说法。
　　李向阳：关于中国新劳动合同法争议非常大，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刚才桑教授已经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不合理，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劳动收益在国民收入当中的比例太低，刚才已经谈到，现在的收入差别到了一个不可忍受的地步，如果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群体事件可能还不至于是因为没有劳动法的问题，但是我想强调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新劳动法必要？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内需不足最根本的是到了一个，是控制收入分配的不合理，而内需跟外需之间的关系，在金融危机的条件下，外需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外需，消费需求上不去已经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且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后有可能我们的外需恢复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这可能至少在5到10年以内是一个常态。如果我们认定这么一个前提的话，迫于眉睫的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最终是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合理，而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是工资收益太低，所以我感觉从这个意义上，它的压力更大，至于能不能单靠就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也就是说把财政收入更多的投向社会保障，这有作用，但是可能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改变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当中，就是资本收益跟劳动收益之间的问题。新劳动法是眼前的一个迫于眉睫必须要实施的措施。
　　刘彦：我想两位教授还按捺不住的想发言，各自给予一分钟，桑教授和梅教授。
　　梅新育：说一句，几年前就有，社科院做一个农村方面研究的人讲了一个事情，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他说一个农村的父亲给他在部队服役的儿子写了一封信，说现在的人都欺负我们，到那儿，儿子，以后如果他们要你向我们开枪，你千万不要向我们开枪。据说这个信让总政主任看了以后，当天晚上一夜无眠，然后请他来，派了秘书向这位学者问，所有学者给他的答复是，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想从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判断一下，社会上面的一些矛盾，权利分析的一些问题他离承受的极限还差多远？我就是想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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