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寒夜》
　　喜欢《寒夜》，写的我很纠结。但是我读书总是不求甚解。也没多想。直到读了刘慧英《重重藩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199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注意时间也可能会代表一种局限）。也许是像所有的论文一样，她迫切的想给我解惑，试图以“女权批评”为一种工具来捋直我的纠结，但是显然没有能够成功，反而激起了我更多的疑惑和纠结，于是，我就想通过这种“反解惑”的过程来呈现我的疑惑。
　　第一个问题，曾树生和汪文宣之间究竟有没有爱？
　　刘文里是不承认她们之间的爱的，
　　“我想提示一点，树生和文宣之间爱的基础何在？当初她们从教育系毕业时，抱着美丽而宏大的理想走到一起——她们没有婚姻形式，完全是自愿结合。然而随着岁月的磨难，生活的颠簸，理想越来越渺茫，几近虚幻；日子越过越沉重——文宣的生命力几乎丧失殆尽，树生则日益厌恶于这个家庭，《寒夜》从开篇叙述的则是这种沉重的沉重。”
　　什么是爱的基础？
　　鲁迅先生在《伤逝》里给出了一个答案：“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他们活着而且可以活着，即使艰难。
　　的确，他们是抱着美丽而宏大的理想走到一起，这也是他们爱的基础。但是，理想并不是必不可少基础。所以，当理想幻灭之后，他们的爱会走向何处？这是一个个性化的问题，不同的人可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承认，他们在走到一起时，是有爱的？爱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情感，我们显然很难依据某种现实的基础来判断它的来或者去！ 如果他们一开始是有爱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判断这种爱的走向？
　　如果由于她对他的失望而宣布了这段爱的结束，那么又是什么让她陪着他纠结了一本书的时间？怜悯？道德？良心？或者她只是还没有出走的勇气？(但是她却有暧昧的勇气？）
　　这时我觉得，我似乎太纠结于这种爱的有或者是无。从文本来看，曾树生对于汪文宣的情感是同情而怜悯的。那么，这种同情和怜悯仅仅是因为她知道同情他的痛苦，怜悯他性格的懦弱都被扼杀（就像对待一个陌生人的痛苦？）会不会有一些是由早期的爱转化而来？（要知道，爱并不是只有来或者去两种状态，它也可以转化，比如说：由爱生恨。）
　　第二个问题：曾树生寻求的是什么？
　　刘文中是这么说的：
　　“由于树生与文宣之间在体力和精神上相距的悬殊，树生自然希望依靠自己的健康和美丽获得更多的承认——爱和被爱，摆脱婆母的冷眼和辱骂，工作和环境的改善等等。树生的愿望实际上是一个女人或普通人最起码的欲求，然而在那个满目苍夷的社会里许多人的许多起码的要求都被扼杀着，树生自然也得不到满足。”
　　这句话似乎说的挺好，但是我总觉得不对劲。这里潜藏着的一种价值观似乎和现在的消费价值观有某种程度的相似。“由于树生与文宣之间在体力和精神上相距的悬殊，树生自然希望依靠自己的健康和美丽获得更多的承认”。这么说法似乎每个人都会承认。 然而，当我们将这个句式变一下说法，就能发现其中潜藏的价值观以及对于曾树生行为的一种掩饰。
　　从曾树生的层面来看：你无法给我幸福反而让我承受痛苦，那么我只能从其他的地方去寻找。
　　看起来似乎很合理，然而我们如果把曾树生当成男性来套入这个句式：如果一个男性因为一个女性的弱势（像汪文宣一样的病等等）而从其他的地方去获得更多的承认甚至离开？
　　从两个句子的对比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在第一句中隐藏着一种自我定位：女性必然是处于弱势的，她只能从男性那里获得存在感。然而书中的曾树生却确实是一个强势的存在，至少相对于汪文宣是。也许正是因为此，巴金先生在谈到她时也说她追求的是一种“个人的享乐”吧。
　　刘文中说这是一个女人最起码的欲求，的确，这是的。谁都希望可以过的更好，但是，我们更应该明白的是，这不止是一种关于未来的希望，更是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是连接着兽性的，连动物都知道要让自己生活的舒服。）
　　我们是不是可以像动物一样无所顾忌的追求自己所想要的？相信大多数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就像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穷而去抢劫。虽然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也是很多人最起码的欲求。）
　　第三个问题：曾树生离开的合理性。
　　不爱了，这是一个足够离开的理由。但是当巴金给这样一个理由一个现实的前提，似乎一切都被颠覆了。
　　如果爱可以因为现实消失，那么婚姻还有什么意义？（汪和曾的感情的消失更多的是因为现实里的挫折和苦难。）
　　曾树生的出走根本无法摆脱婚姻这种道德的合理性（这不是传统的包办婚姻，是她自己所选择的），所以她必须寻找一个合理性的至高点来摆脱这种现实的前提。
　　我不是因为无法面对苦难而离开，我只是因为不再爱而离开——这里回避了“苦难”和“不爱”的关系。
　　我也只是个人，我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才是合理性的至高点。（《圣经》中有言，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权利经常被忽视的性别个体。
　　所以刘文将曾树生的出走标示为“女性自身的解放”。
　　那么，这种至高的合理性成立吗？
　　从个性解放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如果两个人的权利相互冲突呢？也就是，如果一个人权利的实现是以另外一个人权利的牺牲而获得的，这种获得具有合法性吗？一对夫妻，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因为痛苦或者一种更幸福的可能性而选择离开，那么婚姻的意义何在？（毕竟谁也不能说和谁最完美。）
　　这里就是个人的追求和道德律令之间的冲突了。道德和法律都是为了压抑人的欲望而生，因而在个人权利和道德律令之间的界限总也是很难把握。刘文中说
　　……因而女性自身的解放势必要从家庭革命开始，从走出旧式家庭开始，树生经过痛苦的由于和徘徊离开了丈夫及家庭，虽然其中有许多实际利害相胁——婆母的逼迫、丈夫事业而生计无着、自己也面失业的可能、借支了行里的薪金等等……
　　然而，除了曾树生婆母嘴里骂骂咧咧的内容，我很难从这个家庭看到传统旧式家庭的影子：“丈夫事业而生计无着、自己也面失业的可能、借支了行里的薪金等等”，这些都不只是旧式家庭所有。她所面临的道德不只是需要被打垮的封建传统道德，还有人关于欲望的普遍的律令。她游走在尺度边缘，也就不可能得到一个完美的解释，这也是她必须面对的。
　　哈佛关于公正的公开课里有这么一个例子，一群航海者因为风暴而失去资源，水手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获救，因为没有食物，最终他们吃掉了身体很弱的病的快要死的人。他们因此获救。他们强大所以更容易生存，而那一个被吃掉的人也确实病的快要死了。并且他们确实幸存。然而，幸存者依然受到了法律制裁。
　　曾树生从婚姻里的出走只是关乎道德上的问题，而我们无法给出她走出婚姻的足够的合理性（正如水手们为生存而杀人、吃人无法获得足够的合法性），那么她就只能背负这种道德污点。尽管我们无法否认有足够的理由支持她的行为（正如水手为了生存，如果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许也会像他们那么做）。
　　那么，女性（曾树生）获得解放了吗？
　　很多的时候，女性的确面临着各种不同的困境，但是，女性的困境能够脱离人类共有的困境吗？女权主义者将女性的困境独立出来，固然有很大的意义，但是有时候会不会也会造成某种视角上的局限呢？
　　在《寒夜》里，从女权的角度看，曾树生的确是陷入一种困境，婆母的欺压，丈夫的懦弱……但是，假如我们抛开这种视角，很容易就会发现这是典型的“婆媳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是上升到人类共有的问题，从古到近，从中到外，从文学母题到社会问题。从女权角度，在《寒夜》里，曾树生的出走如果说是一种解放，也只能算是自己的解放，一种个人主义的解放，但是，这种“婆媳关系”的问题显然并不能以这种方式解决，因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逃避。从整个文本来看，难道汪文宣面临的不是一种困境吗？难道他受到的苦难和压抑比她要少吗？
　　一群陷入命运漩涡的人，一个人奋力挣扎，不停的拉着其他人以求获得解脱。突然我就想到了繁漪，想到了《雷雨》。繁漪也是女性解放的典型，难道女性解放的命运就这么悲惨？ 其实曹禺先生早已说明，《雷雨》里面，都是可怜人。《寒夜》里何尝不是？其实，在人类普遍性的困境里（《雷雨》，《寒夜》中），如果说男性在女性所遭遇的困境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的话，如果女性是农民，那男性至多就是“地主家的狗腿子”。曾树生的“解放”就是“农民把地主家的狗腿子揍一顿然后宣布自己解放了”。
　　（女性想要解放，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地主是谁？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女性的命运？是一种封建制度？一种男权观念？……或是，仅仅是一种性别？ 如果说因为有男性，那么女性就受压迫，那么女系氏族为什么会存在？）
　　曾树生去兰州了，完全是借助陈经理的力量出走的。
　　曾树生没有解放也无所谓解放，她面临的是人类共有的困境，不是在时间长河里留下来的制度或者观念对于女性的压迫。 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现实问题。就算女性解放了，她也还要嫁人，也会和婆婆矛盾，丈夫也会懦弱，也会生病，也会面临暧昧……除非，女性以不嫁人为“解放”，当然，那时又会有新的矛盾。这里没有压迫，如果有的话也只能说是哪个时代的社会环境，是她永远也不可能走出的。
　　第四个问题：曾树生的人物形象分析
　　刘文中对于曾树生的形象给出的是这样的一个分析：
　　“曾树生是一个无所爱的、在精神上流浪着的女人，这才是这个人物的核心，也是她与汪文宣之间的本质意义。”她离开汪文宣“最根本的缘由是她希望摆脱毫无生气的沉闷，寻求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
　　从“精神上流浪”我立即想到五四时期的一系列的“零余者”，在混乱的社会里，他们迫切寻找自己的定位，但是，他们终于不愿和当时腐败的社会同流合污，而把自己摆在社会之外，成为“零余者”。“零余者”的身份也就成为他们最鲜明的代言：我们不愿和这肮脏的社会同流合污。
　　每个人都至少需要一种社会角色和定位以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当这种角色消失的时候，就是流浪的时候。
　　我们来看曾树生的角色定位：在家里，她是汪文宣的妻子。但是，现在她迫切的希望可以摆脱这种角色；工作上，她本应该找到角色定位，但是她又被认可为“花瓶”。她到了兰州，也就彻底摆脱这两种角色。那么她的新的角色是？陈经理的“花瓶”？她是一个有思想人，但是在摆脱掉一种社会上最坚固的角色（家庭）之后，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她只是她自己！这也是追求极端的个人主义所必然的后果。（如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那群“零余者”）。刘文中说，
　　“从这方面来说，《寒夜》是继《伤逝》以后又一曲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悲歌！不过它的意象被颠倒了……女人不再是落后的了，女人超过了男人，抛下男人另觅新的生活。”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伤逝》中的涓生是以一种内疚的姿态来忏悔的。不管这种忏悔中有多少虚伪和自我美化的内容，但是忏悔的本质是在的。而曾树生呢，她是不是一直在为自己的离开寻找一种正当性，合法性的借口？（我们帮她找到了，女性解放！）离开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内疚，但是会忏悔吗？听闻汪文宣的死讯之后，她会忏悔抑或是觉得心头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除了巴金赋予她的“知识身份”，我看不出来她身上有半点知识分子的影子。
　　第五个问题：曾树生的结局。
　　巴金说，“她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花瓶”的生活也许将终其一生。刘文中说，
　　曾树生自始至终是不满意这种“花瓶”生活的，虽然这种“花瓶”生活比她婆母旧式家庭妇女的生活要自由或者进步一些，但她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和进步，虽然这并不十分明晰，但对现在生活的否定则是肯定的。那么，我认为有对现存生活的怀疑和否定，曾树生自觉丢弃“花瓶”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这里显然忽视了曾树生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拥有着思考生活的能力，然而，她到底有没有打破生活的能力呢？那么，是她自己打破汪文宣这一个家庭的吗？显然不是！如果没有陈经理，现实也许会向着另外的方向发展！而她之所以出走，与其像刘文中说“她希望摆脱毫无生气的沉闷，寻求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不如说是陈经理的步步紧逼，他许给的美好和幸福与她所面临的现实之间的差距的不断拉大。她没有勇气决定自己的将来，只有当别人给两种未来由她选择时，她才知道选择。这种选择不需要关于女性解放的知识，不需要关于幸福的知识，不需要关于独立和自由的知识。
　　如果说曾树生是在没有陈经理的帮助下走出汪文宣这个家庭，那么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她可以走出“花瓶”的生活。但是，她在面对汪文宣这个家庭中的苦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妥协性（想离开而不离开），以及她在面临陈经理的追求中所表现出来的妥协性（明明不爱却抛不开依赖），又不得不使我们怀疑？她一直就有着对现存生活的怀疑和否定，但是她真的有勇气走出吗？像娜拉一样，不管结果如何！
楼主发言：2次 发图：0张
　　我看刘慧英《重重藩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寒夜&》的观点有些不靠谱。首先，曾树生并非无爱，而是无法爱，《寒夜》的主题就是“婆媳”矛盾造成的悲剧，通过这种矛盾揭示人性的卑微和无奈。否定这个主要矛盾就是否定了作品的基本思想。小说结尾所展示的就是一种个人的悲剧其实与国家的兴亡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在抗战胜利的庆贺声中，这个家庭的破碎依然让读者震撼。巴金在这里绝不想表达一个宏大的空头观念。
　　@大方客dfk 1楼 　　我看刘慧英《重重藩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寒夜&》的观点有些不靠谱。首先，曾树生并非无爱，而是无法爱，《寒夜》的主题就是“婆媳”矛盾造成的悲剧，通过这种矛盾揭示人性的卑微和无奈。否定这个主要矛盾就是否定了作品的基本思想。小说结尾所展示的就是一种个人的悲剧其实与国家的兴亡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在抗战胜利的庆贺声中，这个家庭的破碎依然让读者震撼。巴金在这里绝不想表达一个宏大的空头观念。　　-----------------------------　　嗯，可能是她的方向有点问题，然后把我也带的有点偏了，您说的很好，很想多跟您学习呢：）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寒夜》内容简介?_百度知道当前论文：寒夜中曾树生人物形象探析 专业写手团队→竭诚为你服务→代写论文请联系客服→
臂力论文网
助你一臂之力
当前位置： >>
>> 浏览文章寒夜中曾树生人物形象探析
寒夜中曾树生人物形象探析
论文正文开始
　　中长篇小说《寒夜》是巴金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的女主人公曾树生是一个深受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潮影响的女性。她曾经有为事业献身的理想，但在生活的重压下，她却逐渐走向了“沉沦”，将以前的理想完全抛弃了。对曾树生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探析，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小说“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这一最基本的主题。
　　一、从充实的生命到萎顿的生命
　　考察一个作家的悲剧观念是否完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其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不是完整的悲剧人物。如果把巴金大量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按生命系列排列组合的话，那么这些形象可分为三类：“充实的生命”、“萎顿的生命”、“腐朽的生命”。【1】巴金的《寒夜》表现的既不是充实的生命——如杨木华；也不是腐朽的生命——如杨老三；也不是一般的萎顿生命——如田蕙世、万昭华，而是曾经有过丰富、充实生活的萎顿生命——曾树生。将这样的生命放在突出地位尽情表现，在巴金的中长篇小说里，《寒夜》是唯一的一部。【2】
　　曾树生是上海某大学系的生，有着为中学事业、为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而献身的理想；为了爱情她敢于蔑视封建礼教，没有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就同汪文宣同居了。【3】但在“寒夜”的社会里，为了挣钱补贴家用，供儿子读书，她却只得成为一家银行里的“花瓶”，整日忍气吞声地供经理玩赏。她被迫走上“花瓶”的道路后，她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苦闷。但这时，她已把人生的主要目的放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快乐”上。她口口声声嚷着要“活得痛快”，声称“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她的所谓“热情的生活”，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个人享乐就是她所追求的理想和幸福。正因为如此，她不愿失去自己的“花瓶”地位；在丈夫重病之时，她可以弃夫而去。【4】她给文宣的信说：“不要跟我谈过去那些理想，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谈、谈理想了。”她之终于跟陈主任去兰州，并向文宣提出离异的要求，说明她把追求一已的幸福看得高于一切，早年美好的树生已经死灭得差不多了。作品用细致的笔墨描绘了留在树生的身后一些光彩被黑暗社会生活的巨大投影覆盖的过程。所以树生是一个被扭曲的性格。【5】
　　在《寒夜》这部小说中，曾树生这样从充实的生命演化为萎顿的生命，这也是作者小说创作风格转变的重要标志。作者不再象过去那样热心于创造充实的生命，不再过分关注充实生命的直接思想作用，而更多地从普通、平凡的社会生活出发，通过描写各种小人物，特别是那些萎顿的生命，通过表现他们的痛苦和意外的灭亡，灵魂的被扭曲，达到控诉侵略战争和腐朽、黑暗的国民党统治的目的。《寒夜》里的曾树生虽然是萎顿的生命，但曾经有过“为理想工作的勇气”，敢于蔑视传统礼义，曾树生的独特性正在于她曾经是充实的生命，但由于严酷的社会现实的“斧正”而被扭曲成了萎顿的生命。【6】
　　二、自私、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女性
　　曾树生曾是一个有理想、想为事业献身的青年。在生活的折磨下，她靠着自己的姿色，在大川银行里找到一个薪水较高的工作，实际上是供人玩弄的“花瓶”，把过去的理想早已完全抛弃了。她之所以打扮得那样摩登，与比她年轻两岁的陈主任出入于咖啡店、跳舞厅、豪华的酒馆，甚至搭伙做囤积投机生意，想法子挣钱。一方面是为了使自己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一方面也是为了分担文宣养家的费用，使十三岁的儿子能得以在贵族学校读书。她虽然当了“花瓶”，但并不甘心，她也几度想和丈夫一道改变环境，离开银行去从事工作，但她终归舍不得她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她天性爱活动，又颇具虚荣心。她不愿儿子过低人一等的生活，她不能忍受家庭的寂寞，尤其不能忍受婆母无休止的恶骂和嫉恨。【7】虽然有丈夫的爱怜，她也无法从懦弱的丈夫那里得到最起码的照顾和感情上的满足。她在社会上、家庭里都陷入了深深的苦难之中而不能自拔。为了摆脱这种生活，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年轻上司陈主任的爱，丢下丈夫去兰州追求个人享乐去了。从她身受的社会和家庭的欺凌来看，从她肩负的沉重的生活担子来看，她的挣扎，她的去兰州，也有社会逼迫的一面。但是从她舍弃丈夫汪文宣而投入陈经理的怀抱，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看，又深刻地揭示了她灵魂深处的自私性，走了一条并不能真正拯救自己的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道路。
　　曾树生离开家庭到兰州后，在给汪文宣写来的长信里，有不少文字反复强调她的离去主要是因为同婆母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这不是问题的本质方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要自由，可怜我一辈子就没有痛快地活过。我为什么不该痛快地好好活一次呢？人一生就只能活一次，一旦错过了机会，什么都完了。所以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我要自由。”这就是她遗弃丈夫的全部理由。一句话，“我要自由，”便是她的全部思想。在这个“自由”里，包含着那种对于已经有机会抓住的“痛快的”生活的追求，包含着她那种赤裸裸的自私心理。她所说的“我不相信这是命，”“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任何辩解的言词都无法掩饰其只想到自己的自私性的实质。【8】汪文宣之死，与曾树生的出走有直接关系，正是她的出走，把汪文宣最后一点生存的勇气带走了；尽管她将自己出走的主要原因加之不通情理的汪母，但就她只图自己快活，不愿与汪文宣同生死共患难这一点，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曾树生的出走是一个自私的选择。【9】
　　小说正是从世界观的高度来塑造曾树生的形象和挖掘她的隐蔽的灵魂的。正是她那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促使她厌弃贫困的家庭和清苦的亲人，促使她以最简单的手段去抓到自己的幸福。而她的这些性格特征不是汪文宣所能感觉到的。然而作家却根据自己对她的精深的认识，描写了一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追求个性自由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典型。她外形的美丽，掩盖不了内在的丑恶。尽管这种丑恶表现有不少社会原因，但也抹煞不了她主观的责任。自然作者也写了不少树生为自己辩解的话，让她尽情地原谅自己和美化自己，可是美好的言词仍然掩盖不了灵魂上的疮疤。比如，我们只看到她在当“花瓶”过程中的某些克制和感情上的一些内疚，却看不到她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厌恶。相反地，她千方百计地去迎合这种生活，以至从“花瓶”转为“经理夫人”，这到了她灵魂深处的“理想”境界。在作家笔下，曾树生对汪文宣的感情一直是真实的，没有半点虚假。作家用她后来的变心来反衬出她性格上易于动摇的阶级属性。她对文宣前后两种不同的感情变化，只是在时间、地点、条件的转换下，使她性格中原先隐藏的易于动摇的别一面突现出来。作品抓住了她性格中鲜明的一面和隐秘的一面加以描写，完成了她作为一个自私、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典型性格的塑造。【10】
　　三、富于反抗、另找出路
　　从曾树生的性格来看，她富于反抗，“并不甘心屈服，还在另找出路”。但表现出对旧社会的恶势力的一种妥协。在那发国难财的达官贵人横行的时代，反抗旧势力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树生做不到这一点。她想在反抗中求生，其终极目的也不过是投入了达官贵人的怀抱，为旧社会所吞噬。
　　曾树生的反抗表现为对个人幸福生活的追求上。她的幸福概念，便是那种淑女贵妇们的享乐生活，她为此深感不平，并成为她追求的理想境界。她的这种思想境界决定了她的人生道路。曾树生对于自己处境的不满，集中表现在她想摆脱家庭的牵累上。她只想彻底摆脱这种贫困、烦恼的家庭纠缠，她并不对“花瓶”的生涯感到厌烦。相反地，每当她陪陈经理跳舞，吃喝玩乐到深夜才回家时，还流露出很大的喜悦，似乎没有这些舞会来点缀她的生活，会使她感到更加的孤独和苦恼。她对这种“花瓶”处境不仅不是厌弃，而且被看作是她欢快的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经理的邀请几乎为她从不富裕的“花瓶”生涯搭起了一条通向淑女贵妇的享乐生活的桥梁。她不仅不厌弃他，而且带着一种兴奋而又矛盾的心情来回答他的种种引诱和威逼。她的“不平”和“反抗”，说得具体些，那就是她为自己不能过那种舒适的生活而感到“不平”；她“想反抗”的是贫穷、寂寞、凄苦的家庭对自己的拖累；她想远走高飞，以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来反抗封建思想相当严重的婆母对自己的辱骂，遗弃她那曾经爱过并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患病的丈夫。她的这种反抗不仅没有一丝一毫指向黑暗社会的含意，而且相反地，还包含着同恶势力妥协的内涵。因此从本质上看，她是把同旧势力妥协说成反抗，把自私说成是出路，把丑陋誉为美好，这便是树生的思维方式。【11】
　　作家生动的描绘了她的所谓“另找出路”的复杂心情和悲惨命运。曾树生是大学生，原先“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她与汪文宣志同道合，一起生活，但是腐败的制度摧残了她的丈夫，也毁灭了她的理想，贫困的生活和与婆婆之间纠缠不清的——其实是新与旧的矛盾，又使她终日苦闷。但她不象汪文宣那样忍受屈辱，她也曾愤怒地对旧社会喊出她心中的不平：“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你这种人造的”。她要摆脱这一切社会的、家庭的重压，她呼喊着“我要救出自己。……我要自由。……我应该得到幸福”。“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12】故事的发展确如作家自己所分析的那样，她忍受不住灰色的生活，徘徊在爱情和金钱之间，旧制度迫使她只好倒向“金钱”，——她后来跟陈经理逃难到兰州去了，直到此时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背上了存在与意识的矛盾。【13】而等树生两个月后从兰州回到重庆探家时，她那所熟悉的旧居却换了新主人，这时她才知道文宣已经不在人间了，母亲和小宣不知所往。她痛苦的感到明天她所能找到的只是一座坟墓，今后她该怎么办呢？【14】作家没有具体写，但作家已通过整个艺术形象启示我们，树生不会找到好的出路，不会有好的命运。“她很可能答应陈经理的要求同他结婚”，但“即使结了婚她仍然是个“花瓶”。【15】红颜易老，旧社会的产物“花瓶”必然会被旧社会、旧制度的无情棒砸碎。树生最终将被陈经理抛弃，在绝路上挣扎，被旧制度吞噬。作家通过曾树生生活道路的描绘，概括了当时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不甘灭亡，另找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它启示人们，在那样的社会制度下，仅靠个人的挣扎和努力，最终逃不脱被毁灭的命运。【16】
　　四、害了别人的受害者
　　曾树生对丈夫汪文宣是有感情，但经不起严峻的考验，不愿为此牺牲一切，她甚至对自己的儿子感情也不深，同时她对理想的态度也不象汪文宣那样的执著（汪文宣几乎每遇一件重大的事情都要想到这一点），她可以轻易地背离它，甚至于还能和陈经理合伙做生意，发国难财。因此，当汪文宣这样正直的知识分子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她实际是补充说明了另一点：即只有象她这样知识分子才能生活下去。所以我们说，曾树生是一个努力适应这个黑暗社会的潮流的人。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把自己身上的宝贵的东西一件件地“拍卖”掉，只要让人格低贱一些，就能让生活搞得舒服一些。人格的价值与生活的好坏成反比例发展，这就是这个人物形象所揭示的意义。【17】
　　对于曾树生的命运，，也是令人同情的。正当她充满着精力时，却要面对这个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极端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青春……【18】这种局面横竖不能维持长久，她有权利追求幸福。因此她想摆脱这一切的想法可以理解，可以同情，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追求幸福的愿望总要受着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国难当头、腐败、丈夫多病、一家生活都要指望着她来承担的时候，一个有良心的人是应该考虑到自己的责任的，可曾树生并不是这样，这就应该受到谴责。她在爱情生活上是不幸的，但给别人带来的却是更大的不幸。她曾经爱过汪文宣，后来剩下的只有怜悯，而和陈经理保持着暧昧关系，半推半就，欲尝不止。每当陈经理向她表白爱情的时候，她都是既“不愿意听他说这样的话，可是她又有间无意地逼着他说出这类话来”，这就说明她显然也在“有意无意”地挑逗着对方。她在私生活上并不是严肃的。然而尽管她有不少可让人指责的地方，但从她吃过的那些苦头，以及她的低下的社会地位来看，她也仍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害了别人的受害者。【19】
　　参考文献：
　　【1】【9】文学论丛（第七辑），《文学论丛》编辑部编，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5】【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出版社合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84年。
　　【3 】【14】巴金研究资料（下卷），李存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4】中国现代百部中长篇小说论析（下），刘中树、蔡宗隽、萧新如、陈贵福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7】巴金的生平和创作，谭兴国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10】【11】巴金创作论，张慧珠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15】巴金：《谈》，载《巴金文集》第十四卷。
　　【13】【16】巴金作品评论集，贾植芳、唐金海、张晓云、陈思和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17】【19】巴金论，汪应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8】现代小说名作欣赏，《名作欣赏》编辑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刘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世界史。)
　　参考文献：
　　【1】【9】文学论丛（第七辑），《文学论丛》编辑部编，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5】【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出版社合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84年。
　　【3 】【14】巴金研究资料（下卷），李存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4】中国现代百部中长篇小说论析（下），刘中树、蔡宗隽、萧新如、陈贵福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7】巴金的生平和创作，谭兴国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10】【11】巴金创作论，张慧珠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15】巴金：《谈》，载《巴金文集》第十四卷。
　　【13】【16】巴金作品评论集，贾植芳、唐金海、张晓云、陈思和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17】【19】巴金论，汪应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8】现代小说名作欣赏，《名作欣赏》编辑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刘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世界史。)
　　摘 要：《一地鸡毛》通过知识分子小林对日常琐事的处理，逐渐丧失自我，被环境同化，由生活的主体客体化，表达了作者对小林主体性丧失这一反启蒙的“社会批判立场”。
　　关键词：主体性 反启蒙 社会批判
　　《一地鸡毛》是新写实作家刘震云的代表之作，通过小林大学进入单位的几年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塑造了一个“反成长”的人物形象。小林的成长是被成长，不是个人对外部环境的改造，而是与环境妥协，被环境改造、同化，最终适应环境，由生活的主体而客体化，成长的结果是“个人的磨损与丧失”[1]。
　　小林的成长经历了生活、心里、思想、价值观等一系列脱胎换骨的变化，从一个有个性的知识青年被改造成世俗的庸众。小林曾经也“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社会上大大小小的机关，都不在眼里”[2]，作者这里用的是“发愤”，而非“发奋”，当年的大学生小林也是任性而为的愤青，现在却整天被鸡毛蒜皮的小事折腾的心力憔悴，被环境同化，变成庸俗的小市民。当小林发现入党和切身利益直接挂钩时，像换了一个人，争着打水、扫地、收拾梨皮，夹着尾巴做人。正是排队买豆腐、买白菜、买煤球这些琐碎的事情腐蚀消磨着小林的个性，生存的压力逼的他连喝啤酒这样小的嗜好也放弃了，更不用提从前坚持每天记日记的习惯了。成熟的小林对人生的感悟就是“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那是年轻时候的事，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2]工作几年后的小林像个小蚂蚁一样，对现实无能为力的他选择了妥协，丧失了自我，淹没在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
　　如果小林对曾经的理想还抱着点希望的话，那么当他碰见当年的诗人，现在在市场上卖板鸭的“小李白”，则彻底粉碎了小林心底残存的梦想。“小李白”对小林的问题“还写诗吗”?的回答竟是“狗屁，那是年轻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淡！”[2]让小林对现实有更加清晰的世俗的认识。小李白对生活的切肤的认识 “我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这不也正是成熟后的小林对生活的看法吗。写诗的不如卖板鸭的，就像当年流行的说法，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如果人的精神追求都让位于物质追求，人也就丧失了自主性。小林已经被生活这种无形的网给牢牢地网住，他默认了生活的潜规则，学会了社会的不正之风，学会了追权逐利，最终环境教会了他，想要改变生活就得顺应它，“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2]。这是成熟后的小林，丧失了自我还沾沾自喜的小林。
　　 同小林一起被成长的还有他的老婆小李，这是又一个小林，他们共同促进、共同成长。小李以前是个腼腆的、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婚后几年就变成了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偷水的家庭妇女，由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心胸狭窄、斤斤计较的小市民。为了一块馊豆腐能和小林吵上半天。单位增开班车，她得知是因为沾了单位头头小姨子的光，而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小林劝她“就算沾了人家小姨子的光，总比挤公共汽车强吧。”小李也认为“有志气顶他妈屁用”，每天愉快坐班车，可以说小李的成长也有小林的一份功劳。女儿进不去好的幼儿园，隔壁的印度家庭帮了忙，小李挖空心思地打听到人家让她女儿去当陪读，不但不承人家的情，还说人家没安好心。神圣的师生情也被她看得不值一文，小林的小学老师进京看病，这个老师教了小林五年，在小林掉进冰窟窿时被救上来时，还把自己的棉袄脱给小林穿。现在老师有难，正是回报的时候，小李却连顿饭也不想管，还口出恶言“去他妈的，谁没有老师！我的孩子还没吃饭，哪里管得上老师了！”查电表的老头送他们家一个微波炉，小林不敢收，小李心安理得收下，可以说，小李被环境同化的速度不亚于小林。
　　如果小林和小李被环境异化的成长让人看了还只是心酸的话，他们的女儿，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只有三岁的小姑娘的成长却让人触目惊心，这又将是一个小小林。由于她的父母没有给老师送礼，她就不愿去幼儿园。每天清早爬起来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给老师买炭火了吗？”直到小林给老师送过炭火，才高兴地去幼儿园。小小的年纪，已经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认同了潜规则。对于让孩子过早地被环境同化，这一笔具有很强的讽刺效果。
　　文本的结尾是小林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上面盖着一堆鸡毛，下面铺着很多人掉下来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又梦见黑压压的人群一齐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2]这个梦将作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超出了对日常琐事的冷峻的剖析，上升到形而上的思考，隐含了作者的对现实的批判态度。这里有二个梦境，二个意象，一个是鸡毛和皮屑，一个是蚂蚁。鸡毛和皮屑都是身体外在的附着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很多人像小林一样，作为人的个体都消失了，才会留下很多的鸡毛和皮屑，这本来是该引起人们反感的废弃物，小林躺在上面却感觉“柔软舒服，度年如日”。梦是人的潜意识，小林在“个人的磨损与丧失”后浑然不知，还觉得这样舒服，这样的反讽隐含了作者深刻的“社会批判立场”。在第二个梦境里，人都异化成了祈雨的蚂蚁，可以看成小林的成长仪式，人像蚂蚁，力量微小，随波逐流，依靠上天。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是个人的觉醒，而这里描写却是个人的丧失，主体被客体化，变成了庸众，走向压制与蒙昧这一五四精神的反面，表达的是对主体性的丧失这一反启蒙的“社会批判立场”和“人文意图”。
　　参考文献：
　　[1]孙先科，黄勇.“鸡毛与蚂蚁”的隐喻:个人的磨损与丧失——对《一地鸡毛》中“鸡毛与蚂蚁”意象的精神分析与文化释义[J].名作欣赏，2005,（10）
　　[2]刘震云.一地鸡毛[J].小说家，1991,（1）
请您记住我们臂力论文网，竭诚为您服务www.zidi</
《寒夜中曾树生人物形象探析 》由臂力论文网
论文正文结束
上一篇文章论文：
下一篇文章论文：没有了
具有先进性教育学习心得,中国大型论文站的名气的臂力论文网，提供论文原创，经济论文，教育论文，实践论文，法律论文，行政管理，计算机论文，会计论文，理工论文等范文 此篇论文：寒夜中曾树生人物形象探析由臂力论文网整理提供
专业代写论文，请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