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级语文下册第16课《抗日英雄杨靖宇》_图文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评价文档：
六年级语文下册第16课《抗日英雄杨靖宇》
上传于||暂无简介
大小：1.78MB
登录百度文库，专享文档复制特权，财富值每天免费拿！
你可能喜欢在抗战历史中，为了人民自由幸福牺牲的是？-中国学网-中国IT综合门户网站-提供健康,养生,留学,移民,创业,汽车等信息
> 信息中心 >
在抗战历史中，为了人民自由幸福牺牲的是？
来源：互联网 发表时间： 19:14:26 责任编辑：王亮字体：
为了帮助网友解决“在抗战历史中，为了人民自由幸福牺牲的是？”相关的问题，中国学网通过互联网对“在抗战历史中，为了人民自由幸福牺牲的是？”相关的解决方案进行了整理,用户详细问题包括:RT,我想知道:在抗战历史中，为了人民自由幸福牺牲的是？，具体解决方案如下：解决方案1：在抗战历史中，为了人民自由幸福牺牲的是杨靖宇、赵一曼、吉鸿昌、狼牙山五壮士、东北抗联――八女投江、赵尚志、张自忠等等无数的中华优秀儿女。
相关文章：
最新添加资讯
24小时热门资讯
Copyright ©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学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号-1 京公网安备02号抗日战争英雄人物故事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抗日战争英雄人物故事
上传于||暂无简介
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1下载券
想免费下载本文？
下载文档到电脑，查找使用更方便
还剩6页未读，继续阅读
你可能喜欢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人
您现在的位置：&&>>&&>>&&>>&正文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人
&&&热&&&&&★★★
【字体： 】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人
作者：&&&&文章发布：&&&&更新时间： 6:10:31 &&&&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人[①]――以胡适、周作人、陈寅恪、范文澜为例
● 程美东&
&&&&关键词：抗日战争 文人 胡适 周作人 陈寅恪 范文澜 &&&&内容提要：本文拟选胡适 、 周作人、 陈寅恪 、 范文澜几位抗战时期身处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文人，简析他们在此间的表现，以为对历史的回忆和未来的自警。同时本文也说明，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体的广大中国文人是在抗战时期开始真正地了解和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时期中国文人们的思想变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起到了极大的意义的。 &&&& &&&&胡适曾以不无自嘲的口吻说及文人的社会价值：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旧式文人的四体不勤造成了他们面临乱世时的无奈，这样的情状多少促成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普遍的“君子动口不动手”伦理的形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人彻底的、诚心诚意的蔑视武力。“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首诗才道出了这些文人对武力的真实心态，所以中国历史上才能演绎出无数“投笔从戎”的故事来。抗日战争中，中国面对 “武装到牙齿”的日本这个穷凶极恶的敌人，离开武力，毫无崛起的希望。很自然地，大批的文人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参加到抗日的洪流当中，他们基本上把自己的雅趣搁置起来，个别如季羡林那样虽能继续自己的学术，却也在以后的日子有所不安：“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事业。天下可耻事有过于此者乎？”。当然，为求荣计、求生计而委身为奴者自然也是有的，其数量必不为多，诚心诚意者更是稀少了。固然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直面牺牲的主角不是那些柔弱的文人，但如果没有他们构筑精神上的万里长城，则中国民众持久抗战的信念必然大大地减弱。所以，本文拟选几位抗战时期身处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文人，简析他们在此间的表现，以为对历史的回忆和未来的自警。 &&&& &&&&一、胡适：牺牲个人自由 &&&& &&&&胡适的崇尚自由在近现代中国文人中是极其知名的。1917年，他从美国求学刚刚归国，就宣布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为的就是求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状态，好从事自己的文化事业；几年后的他大谈政治，甚至于首倡“好人政府”，为的也是怕在军阀武力控制下的政府没有自由；再后来他公开批评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和财产安全，也还是为了自由。但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明白地看出日本灭亡中国的妄想是不可以通过和谈而弭灭的，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危在旦夕，此时只有拯救国家的自由才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于是，他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连蒋介石派他到欧美去宣传抗日、争取外援的建议都加以断然的拒绝：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后来在朋友的“为了抗日”的哭劝下才毅然领命。 &&&&日胡适以国民政府非正式代表的身份到达旧金山（日，他又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由此而开始了他长达五年多的抗日宣传之旅，为争取美国民众、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作出了极其重大的积极影响。但就他个人的兴趣而言，他是非常不愿意接受这个政治家所要承担的任务的。他剖析道：“我21年作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国家现在到这种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并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驻美大使这个在当时既安全又位显的职位足令多少中国人眼馋呀，可胡适完全是从为国效劳的角度才接受这个职位的，这足以表明他的拳拳报国心了。 &&&&胡适的大使生涯名垂青史。他兢兢业业，四处奔走，八方演讲。他利用自己在美国人心中的名望，利用他自己留学美国的文化背景，不厌其烦地讲述中美之间的利害关系，直言不讳地批评孤立主义的危害性；他利用自己跟罗斯福总统的校友关系，积极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在他的积极争取下，美国一步步走出“孤立主义”，中国得到了日益增多的美援，给困境中的中国以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 &&&&胡适的成就引起日本的愤恨，因为他的宣传使得美国排日的空气日益浓厚；胡适的成就也引起了邱吉尔的嫉妒，因为他发现仅仅在几年间美国人竟然“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了”。而胡适为了这个成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weekend,不曾有一个暑假”。 &&&&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直接加入到抗日战争行列当中。胡适终于可以长长地松口气了，他知道自己的大使生涯也应该结束了，并很快就表达了这个愿望。日，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于是又高兴地开始耕耘那已久久荒芜的学术园地。 &&&&胡适可说是抗战时期利用外交投身抗战并取得了最大成就的一介书生，对此，我们怎能忘记？ &&&& &&&&二、周作人：懦弱的汉奸 &&&& &&&&日，北大教授周作人身着长袍马褂，参加了由日本人主持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这标志着周作人由沦陷区无助的自由文人一下子变成了为日本人效力的汉奸。周作人的举动令时人震惊，让后人迷惑，因为此前他给人们的印象毕竟是不错的。 &&&&他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他推崇个人主义，强调个性自由，追求理想的新村社会生活。他的文学成就足令郭沫若大家赞赏：“近年来能够在文化届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知堂是周作人的尊号。 &&&&他曾是一个爱国者。青年时在上海外滩公园门口看见“犬与华人不能入”的招牌，他激愤不已；“三一八”惨案后，他公开指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号召对日进行“坚韧持久的排日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力主用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公开揭露日本是法西斯政权。 &&&&他反对北洋军阀的暴力统治。无论是在“五四”运动中，还是在“三一八”惨案中，他都坚定地站在受政府迫害的爱国师生一边，痛斥政府的残暴。 &&&&他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要不要清党，我们局外人无从说起，但是那种割鸡似地杀人的残略手段我总不赞成，白色恐怖绝不会比赤色的好”“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作目的” &&&&这样有血性的周作人怎么当起了汉奸呢？ &&&&“七七事变”后，很多学者文人都纷纷南下，周作人却迟迟不见动静。据他后来的解释，一是他家人口太多（其妻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其父母、弟妹都随周作人生活），共有19人，行动不便；一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委派其与钱玄同、孟森、冯祖荀共同留守北大（此点后来得到了蒋梦麟的证实）。他的逗留在北京引起了国统区朋友的不安，大家希望他离开敌占区，郭沫若大声催促：“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调换他，就死上几千几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但周作人终究没有南下。 &&&&他也没有立刻沦为汉奸。在北平陷落的半年多时间里，他拒绝了日伪控制下的伪满洲大学、伪北平师范学院、伪“留日同学会”等各种机构的聘请，安静地读书。后来随着生活的日益拮据，他支持不住了，终于倒向了日本人的怀抱。他先后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委，伪教育总署督办，伪北平图书馆馆长，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会主席，到后来，他甚至于无耻地谋划伪国府委员一职，就为多拿一点那可耻的薪水。此间，他以伪官职的身份访问过日本、伪满洲国，其影响极其恶劣。尤为过分的是日的阅兵式上，他头戴日本战斗帽，身着日本军装，整个一幅日军的打扮，一代文人的雅名消逝的无影无踪，活脱脱的奴才相！抗战胜利后，他以汉奸罪被判刑10年。1967年在北京病死。 &&&&后人对周作人的汉奸举动多有遗憾，不乏为其辩解者，甚有美化者。就罪恶的实施来说，周作人似乎并无损害国家利益的直接行为，国民政府的教育官员曾承认抗战期间华北教育未被奴化。但是像周作人这样的特殊人物，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不少人对前途感到渺茫的关键时刻，却与日本军方公开合作，这对中国人抗战精神是一个多大的损害呀！ &&&&周作人的确有无奈的地方，可那不就是生活贫困吗？那个时候又有多少人不是如此呢？ &&&&周作人的当汉奸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缺乏“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而没有了这个，知识分子“社会良心”的角色从何体现呢？李宗仁这样评价过汪精卫：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作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李宗仁的这个论断是否妥当，我不敢肯定，但若用在周作人的身上我以为还是比较恰当的。即使如此，周作人也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中华民族是从来不原谅汉奸的！ &&&& &&&&三、范文澜：战斗的学者 &&&&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范文澜在河南大学任教。他立刻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之中。 &&&&他本来是一介书生。在北大文本科学习时曾受业于黄侃、陈汉章等国学大家，专心经书研究。但他骨子里有一股强烈爱国入世的激情，所以他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虽然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就出版了《文心雕龙讲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他就是在这时参加了五卅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南开大学党支部书记。他在1930年和1934年曾两次被捕，幸亏蔡元培的营救才免难。 &&&&这样充满激情的文人面对空前的民族灾难，只能是义无反顾地参加抗日。他1938年9月，他主持创办了《风雨》杂志，亲自撰写文章，积极宣传抗日。他在《对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一文中严厉地批驳了唯武器论，指出只要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进行全民族的战争，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为了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他编写了《游击战争》一书，两个月就销售5000册，范文澜一下子成了闻名的“游击战术专家”。 &&&&为了延续中国文化的血脉，为了延续抗战的血脉，他策划成立“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首期招生100多人，并亲自授课。1939年他来到信阳四望山，参加了新四军，同年秋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在刘少奇的建议下，范文澜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冰天雪地的延安。气温虽然极其的寒冷，然而他的心里却滚烫滚烫：“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这‘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的把铺开卷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我到边区了！我清算过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开始清爽快乐的生活了”。多么鲜活的文字海 &&&&的确，这块偏僻贫瘠的黄土地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成就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功业！ &&&&范文澜的到来使得文化人士稀少的延安欣喜万分。中共中央很快就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教研室主任，1943年又到中宣部工作。 &&&&在延安，范文澜把自己的抗日热情全部倾注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之中，为科学地解释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1941年他的《中国通史》上册出版，1942年中册出版，1946年他将上中册合在一起，定名《中国通史简编》；1946年，他又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册。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范文澜建立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体系。他一改中国传统史学帝王将相为主角、循环不变为价值取向的写法，明确将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论、人民群众主角论、生产力发展论、阶级斗争动力论贯穿到中国历史的内容，使得中国历史研究获得了新感受、新视角，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范文澜是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4万多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像他这样的旧学造诣卓尔不凡的大学者却抛弃了自己过去谨谨守规的治学之路，转而谦谦于马克思主义，这不能不说当时的中国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对一种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的渴望是何等的急迫！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充当了改造中国民族精神的重任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短短的抗战8年中，会有那么多或受传统文化浸染或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熏陶多年的知识分子服膺于马克思主义。范文澜的事例充分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是中国知识分子自主选择的结果！ &&&& &&&&四、陈寅恪：静静流淌的热血 &&&& &&&&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正卧病在床，中国军队在前线迅速失利的消息使这个病中的老人忧愤不已，最终他拒绝服药，拒绝进餐，于9月14日溘然去世。国难家殇一起刺痛着陈寅恪的心灵，使他本已有疾的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嘱其迅速治疗，但陈寅恪担心治疗过程较长而长期滞留在沦陷区，便毅然放弃了迫在眉睫的眼疾治疗，决定南下长沙，执教于由北大、清华、南开诸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他的这个决定，可能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因为从此他的眼疾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视力越来越差，最终在抗战末期完全失明。但他在当时无可选择，否则，就只能等待亡国奴的命运。 &&&&南下的历程对于其他人来说，也许不是什么难事。但对当时视力已急剧下降的陈寅恪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虽然校方给他买了卧铺，但拥挤的人流使他无法上车，最后还是别的车厢的朋友从窗户里把他拽了进去，并腾出一个位置才得以成行的。 &&&&然而战局的发展越来越恶化，长沙已不安全。长沙临时大学又向云南的蒙自迁移，并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又绕道香港、越南，历经曲折，才到达目的地。1939年他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教授，次年9月他决定取道香港赴英就职，因战时交通不便而在香港逗留。此间，他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的聘任，还一度担任国内该系的系主任。1942年他设法偷渡离开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在辛苦颠簸中经澳门、广州湾，到达桂林。此后，他又先后执教于广西大学、燕京大学（在成都）。1945年春赴英国治疗已经失明的眼疾，1946年6月回国，不久重回清华大学执教。 &&&&综观陈寅恪在抗战八年中的言行，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的政治活动，他毅然秉持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原则，在图书资料异常匮乏、视力日渐失明的情况下，还撰写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考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学术价值极高的著作。 &&&&然而，陈寅恪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有着滚烫的爱国之心，只不过不像一般的人那样溢于言表罢了。他不愿寄篱于沦陷的北平，以羸弱之躯千里迢迢辗转于流亡途中的行为，就是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最大的谴责，因为他若欲苟延生命而逗留沦陷区，日本人也不至加害于他。可是他是个极其崇尚民族气节的人，他视“中华文化为三纲六纪”，虽然不能驰骋疆场，但绝不可仰人鼻息地求存。他潜心学术研究是为了发挥自己的所长，为民族争得一口气。所以，在抗战前，牛津大学两次聘他教授之职，他都加以谢绝，而在抗战时期他却接受了，为了什么？是为了躲避战祸？否也！只是因为他此时在外帮的讲学可以“慰彼都人士之渴慕，藉扬我国学术之精萃，本校同仁与有荣焉”，他是用文化在支持抗战！当他身陷香港粮食紧张不得不典衣当食时，日本军方曾派人送来两袋大米，他却是将之推出门外，来人反复强送，都被其断然拒绝；有人请他到沦陷区的广州或上海创办东方文化书院时，他丝毫不予理睬。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人，何以没有像“陈碟衣”们那样以唯美主义的眼光醉心于自己的文化事业，而坚定地参与到自己最不趋同的时事政治当中去呢？因为在陈寅恪看来，爱国已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一种人文情怀，一种自由独立的生存理想。是故，才可以理解他虽如此地爱国，却没有依附于、亲近于都在坚持抗战的重庆国民党政府和延安共产党政府。 &&&&我认为，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体的广大中国文人是在抗战时期开始真正地了解和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时期中国文人们的思想变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起到了极大的意义的。 &&&&上述四个大文人中那三个本来曾决心不问政治的人，一个公开坚定地参加了抗日政治，一个静悄悄地趟进了反日政治，一个屈辱地半推半就地掉入了汉奸政治。由此看来，文人的远离政治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只有范文澜是比较一致地关心政治，而与范文澜思想倾向相一致的知识分子们基本上都在抗战期间靠近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主要不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而是抗战政治比较的结果。那三个在抗战中以不同的方式卷入政治的人，除了汉奸之外，他们也并非是出于对当局政府的好感而产生自己的行动的，而是因为抗日！尤其是抗战后期，知识分子的良心基本背离了国民党政府，闻一多的拍案而起、朱自清的拒收嗟食更是其中的惊人之举。所以，我认为，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体的广大中国文人是在抗战时期开始真正地了解和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时期中国文人们的思想变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是起到了极大的意义的。 &&&& &&&&-------------------------------------------------------------------------------- &&&&[作者简介]程美东（1969――），安徽无为人，中共党史专业博士，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①] 本文之所以没有沿用大家习惯已久的“知识分子”概念，乃因本人一直以为中国20世纪多数人借用这个本来西方意义的特定词语时往往将之本土化了，多少失去了其本来意义。所以，我认为还是用我们本土的“文人”来表达这一智力群体比较恰当。
本文责编： 本文链接：/data/2644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章录入：admin&&&&责任编辑：admin&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善狮传媒 孝德文坊 版权所有 建议浏览本网站时将显示器分辨率调为
本文坊为公益性质,如有单位或个人认为某转贴侵犯了其版权请致信本网投稿信箱,我们即行删除硝烟中的迷失（下）――抗战时期中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话语资料28971
来源： 作者：
上午 10:31:12
&&&&内容摘要：
使它象30年代初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一样使自己的后背靠在了国家权威话语身上。&&&&更重要的是，陈铨把五四之后的文学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第一个阶段是个人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是民族主义的。应该承认这种划分基本是准确的，但是，他充分描述三个阶段的对立，而对前两个阶段的文学持否定态度，就不能不引起前两方面作家的强烈反感。他没有意识到，人们虽然集合
这不是逻辑推论的结果，也不是主观臆测性，而是民族形式讨论中已经表现出的倾向。最有代表性的是向林冰的观点。他对五四文学的否定和对传统的张扬无须在此重复，需要注意的是它事实上是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瞿秋白等人观点的继续。但不同的是30年代的讨论因其集团的性质而只是一种自由言论的表达，不能构成对文学的全面影响，而在抗战的新形势下，它却借国家权威话语的力量对文学发出了共同的号令。
&&&&其实不难明白，只要从政治和军事的实用主义出发，任何批判国民性的行为都是不明智的。任何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都不会指着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批判他们的阿Ｑ主义。这正是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实用主义政治家的不同之所在。由于抗战的时势，文学对民众落后精神面貌的表现已经不合时宜。陈伯达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一文中说：“我们在文化上反对独断，反对迷信，但对于那迷信任何独断，迷信任何宗教的同胞，我们不但不应反对他们，而且要尽力避免刺激他们的宗教感情”。（10）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喜欢看”成了唯一的目标。如何讨大众欢心，顺应大众心理而鼓动他们的热情和不怕死的精神，成了艺术的全部奥秘。为了大众喜闻乐见，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全面地迁就和适应大众，不能适应大众的东西都要受到怀疑和批评。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就有人指出老舍发表的京戏《忠烈图》中“讲到贞操观念的部分，虽然是对的，但是却容易引起大众的反感”。（11）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无法再继续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尽管洛蚀文等还没有忘记启蒙主义，还不愿意让文艺一味地迁就和迎合大众，但文艺迁就和迎合大众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尽管很多人对大众化的理解还不是迎合大众，但在大众化的含义中硬要加上化大众的内容，这不过是一些不愿意彻底放弃五四启蒙主义精神的文学家的一厢情愿。当大众化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注定了它后来在半个世纪中流行的解释：“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这是至今流行的《现代汉语辞典》中对“大众化”的解释。我们不必怀疑辞典的解释是否正确，最流行的辞典采用的必然是最流行的解释。半个世纪以来，每当强调文学的大众化的时候，总是要求文学实现这种解释。就从词意上说，“大众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无法包容启蒙主义的“化大众”的内容。所以，这个问题必须清楚，大众化方向与启蒙主义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可惜直到今天有些研究者仍然把大众化与启蒙主义作极为有害的混淆。
&&&&作为大众化的理论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当时大众/民族精神状态的误识。我还无法断定一些解释是政治家式的为调动群众积极性而以赞美的方式调动其力量，还是真的由于眼睛的问题而看到了虚幻的景象。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症结――由于民众的抗战热情，便误以为民族的精神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用一种相当普遍的表述方式就是：“战争使民族得到了新生，使人民大众广泛的觉醒。”（12）周扬是这样表述的：“要描写抗战，首先就要描写在抗战的具体环境下行动着的一个个的中国人。而这是一个怎样变化万端令人惊异的环境呵！在这个环境之下，人又是变化得怎样的迅速呵！昨天还是落后的，今天变成了进步的；昨天还是愚蒙的，今天变成了觉醒的；昨天还是消极的，今天变成了积极的。革命时期必然地伴以人类心灵上的深刻剧烈的变化，只适合于社会停滞期的艺术家的那种静的看法现在是完全不适用了。我们的现实中正涌现着新的人，新的抗日英雄的典型。我们不能把他写成平时的人一样，因为抗战的不平凡的环境已经使他变质；……中国新文学中可以称为不朽的典型的，只有鲁迅的阿Ｑ。在这个可笑又可悯的人物身上，反映出了中国农民的软弱的黑暗的一面，因为中国的农民性?吐浜笮裕直皇游泄裥缘拇碚摺Ｏ衷冢衙翘鹜防戳恕９赜诰跣蚜说陌眩档眯匆徊扛蟮淖髌贰！保?3）阿Ｑ既然已经觉醒，并且成为时代的英雄，当然不再需要鲁迅式的启蒙主义，当然不再需要知识分子去批判他们。所以，虽然在理论上有时也谈及文艺教育大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已经是只有赞美和迎合。而且，这时的所谓教育也不再是启蒙主义所强调的使被教育者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地位，而是教育他们如何服从战争的需要，鼓励他们战斗的勇气。这样的教育是启蒙主义还是蒙昧主义是不难识别的。
&&&&在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国家权力话语和民间话语又一次联手扼制着知识分子话语。在其开始，是战争的要求使文学走向民间。然而，迅速生长的民间政治力量迫使知识分子向民间大众认同。两种力量同时要求文学走向传统，也同时要求文学走向民间。不过虽然要求相同，目的却绝不相同。占据国家权力地位的政治要求走向传统，去张扬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去弘扬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从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中即可看到；民间的政治力量希望文学表现统治者的腐败和大众的疾苦以助长反抗情绪。然而，无论目的多么不同，他们都要求文学走向传统的同时走向民间。这导致了民族形式的胜利。民族形式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国家权力的胜利，也是民间大众话语的胜利。抗战前期真正胜利的是国家权威话语，而抗战后期真正胜利的是民间政治话语。前期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后期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大众文艺运动。
&&&&有必要注意国家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联合这一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在此之前，最为对立的是这两种话语。因为在这两种话语之间存在着两种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它们能够迅速统一起来，原因就在于两者之间本来就具有更多的可联合性。其对立主要是政治上的，虽然阶级立场对立，进行着压迫与反压迫、翻身与反翻身的较量，但在文化基础上，却都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反抗西方现代文化。所以，在反对五四和扼制知识分子话语方面，二者很容易地统一了起来。
&&&&三、坚守者的困境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战争的环境要求文学服从民族整体利益的需要，接受国家权力话语对文学进行整合。然而，知识分子是否就应该象士兵一样以服从为天职而放弃独立的思考？为了使文学更有效地服务于动员民众的任务，文学必须走向通俗。然而，文学是否就应该与大众认同以至迎合大众的观念和趣味？这是抗战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的问题。尽管国家权威话语和民间话语同时对知识分子发出各种传唤，知识分子仍然不可能彻底放弃自己的话语立场和话语形式。考察抗战时期的文学，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话语对国家权威话语整合企图的反抗，也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话语在大众化潮流中所做的艰苦守卫。
&&&&我把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的发表看作在民族意识中心和国家权威话语整合过程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华威先生》的确不同于当时的抗战文学，它没有满足于鼓动人们的抗战热情，也没有表现国家权威话语所要求的英雄主义，而是讽刺和揭露了抗战阵营中的官僚，显示了知识分子对独立批判权的持守。小说发表之后，立即受到一些人的指责。理由就是抗战文学的揭露和讽刺的对象应该是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如果揭露抗日阵营中的黑暗和丑恶，只能有利于敌人。这种指责更多地表现着对权威话语的依从。这种指责所展示的观念是重要的，从抗战开始到抗战结束，从重庆到延安，文学的批判精神一直受着这种观念的制扼。因此，这种观念与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权的实现是极为不利的。关于《华威先生》，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抗战生活和抗日阵营的内部，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既有民族新生力量也有腐朽的旧势力，甚至有各种卑鄙无耻的恶棍。因此，文学不能忽视对抗战队伍中的恶劣分子的揭露。这种意见表现着知识分子话语对旧势力的批判意志。从文化思想上解剖旧社会，揭露黑暗，抨击腐朽，这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努力的任务。即使在战火之中，知识分子也仍然不因为共同对敌而对民族肌体上的毒疮视而不见。它意味着知识分子话语仍然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批判权，意味着他们不愿因为战争而无条件维护国家权威。各种现象告诉我们，尽管共赴国难，但知识分子并不愿放弃自己的话语权而对权威话语全面服从。作为具体的表现，是一些作家在沉默中保持着清醒，一些作家则在一阵从戎的热情过去之后很快开始进行反省，由单纯的抗战号角和抗战颂转向对旧势力和旧思想的揭露和批判，重新操起了知识分子自己的武器。沙汀的《联保主任的消遣》、《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等小说都以对农村的封建势力和基层政权的腐败的揭露而获得了较高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的情感态度发生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在抗战初期，允许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存在都是大逆不道；到后期，作家们却纷纷从直接配合抗战宣传的战线上撤离，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都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同一性质的转变。《寒夜》和《北京人》等作品都不再是直接配合抗战，而是重新回到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这意味着一种告别和逃离，可是，正是这种告别和逃离而给这个时期的文学留下了最具光辉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另一现象是陈铨等人的“民族文学运动”受到的广泛抵制。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之所以被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同时反对，原因是它倡导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自觉不自觉地为国家权威做着意识统一的作用。同时，也因为当时民族危机还没有后来那么紧迫。抗战开始之后，文学事实上已经走上了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一致的道路，抗战当中，全国作家都围绕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之下，努力宣扬民族意识，然而，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却仍然不受欢迎，甚至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打击。如果只是从表面上看，这的确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具体地考察，原因复杂，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知识分子话语对这种试图以民族意识进行统一的做法的反抗。有顺从又有反抗，这正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威话语的复杂关系所致。
&&&&冷静地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虽然批判者都往往通过“法西斯主义”这一词语把民族主义文学与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但陈铨的确不是御用文人。《战国策》的《本刊启事（代发刊词）》中宣布：他们“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宗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它所显示的是民族危难之秋一些知识分子面对现实而作出的一种选择。但是，民族文学运动受到批判和否定却是必然。在陈铨发表的理论文章中，最见水平的是《民族文学运动》。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过去二十几年间，中国的思想界，从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到民族主义。中国现在的时代是民族主义的时代。我们政治上的先知先觉，虽然早已经提倡民族主义，然而真正民族意识强烈的发展，实在是近几年来的事情。政治和文学，是互相关联的。有政治没有文学，政治运动的力量不能加强；有文学没有政治，文学运动的成绩也不能伟大。现在政治上民族主义高涨，正是民族文学运动最好的机会；同时民族政治运动，也急需民族文学来帮助他，发扬他，推动他。”他虽然宣称“民族文学运动不是复古的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不是排外的文学运动”，然而，他象30年代初的民族文学运动一样，特别强调“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民族文学又可以帮助加强民族意识”，“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利害相同，精神相通，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奋斗……”这就使它象30年代初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一样使自己的后背靠在了国家权威话语身上。
&&&&更重要的是，陈铨把五四之后的文学分为三个阶段，认为第一个阶段是个人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是民族主义的。应该承认这种划分基本是准确的，但是，他充分描述三个阶段的对立，而对前两个阶段的文学持否定态度，就不能不引起前两方面作家的强烈反感。他没有意识到，人们虽然集合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但追求人的解放和阶级翻身的目的并没有因为从事民族解放的斗争而彻底忘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坚守知识分子立场的作家和带有极浓的政治色彩的持民间大众话语立场的作家一起对民族文艺运动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且，正因为这种试图以民族主义文艺取代前二者的倾向，才导致了许多文学家对五四文学精神的重新认同。已经在故纸堆中沉醉多年的闻一多在《新文艺与文学遗产》中大声疾呼：“五四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胡风说：“我们把五四的新文学叫做'革命文学'我们骄傲这个革命传统，正是因为它代言了一个伟大的精神：不但用被知识分子发动了的人民的反帝国主义的意志和封建、买办的奴从帝国主义的意志相对立，而且要用'科学'和'民主'把亚细亚的封建残余摧毁。”（14）胡风是来自左翼的一员，但他与鲁迅一样，愿意以生命和鲜血为大众解放事业而努力，却不愿意在精神上认同大众和放弃对大众的批判权力。他更不懂得为了赢得大众的追随和拥戴而赞美和利用他们的愚昧。在抗战前期，胡风就没有参与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这不是偶然的，从感情上说，他不可能倾向于梁实秋，但是，他却不赞同一些人紧密配合国家权威而忘记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不赞同昨天还针锋相对今天就无条件逢迎的灵活态度和滑稽表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关心民族的命运，但也关心人的精神，关心文化和文学本身，所以他关心如何纠正公式化、概念化和“抗战八股”的问题，密切关注着文学界的“混乱”、“危机”和“逆流”，他痛苦于五四文学传统得不到发扬，“战斗的东西被市侩的东西所淹没”。将自己的集子定名为《在混乱里》和《逆流的日子》，可见他当时的态度。
&&&&在抵抗民族主义整合的斗争中，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致，然而，面对大众化的传唤，知识分子话语却陷入了更艰难的境地。
&&&&面对大众化潮流导致的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知识分子在言论上表示的反抗是有限的，声音是微弱的。尽管很多人都不同意对五四的彻底否定，也有人试图把民族形式的讨论限制在形式上，但是，所做的多是有限的守卫。在讨论中，知识分子话语的捍卫者是葛一虹和胡风。葛一虹竭力反对旧传统的继承，捍卫五四文学，强调民间形式的陈旧性与五四文学的进步性，指出五四文学在其普遍性上不及旧形式的根本原因是“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长期分家以致造成一般人民大众的知识程度低下的缘故。”强调要在五四文学所完成的基础上完成“表现我们新思想新感情的形式”。这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捍卫，也是对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精神的捍卫。胡风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五四新文学“割断了历史的优秀传统，割断了人民大众的联系的观点”，坚决反对以“民间文艺为中国文学正宗”的企图。他清楚地看到了五四新文学“不但和古文相对立，而且也和民间文艺相对立”。（15）所以对民间形式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也许在这一点上胡风的表述不是太清楚，但他接触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民间文艺与五四所否定的旧文艺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拒绝向民间文艺投降，直到最后以自己的艺术生命为代价捍卫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然而，这种捍卫并不能改变知识分子的话语继续跌落的时代命运。
&&&&一些人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并非没有留恋，但是，无论为了民族的利益还是为了大众的解放，他们大都努力顺从而不再抗争。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大众化的理论接受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创作的实践却困难重重。即使那些立志要做大众留声机器的人毕竟也是与大众很不相同的知识分子，他们要很好地表现大众的声音，就必须深入生活，去努力体会大众的思想和感情，甚至要学习他们的语言。这意味着知识分子要放弃自己的主体而重新获得一个外在的主体。然而，事实证明，觉醒的知识分子却不大可能主动改造成留声机，非大众作家要表现大众意识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没有真正大众化的知识分子总是难以很好地表现大众的思想感情，而且总自觉不自觉地表现自己的声音。他们有时能够成功地压抑自己的声音，有时却压抑不住或者不愿压抑而使它顽强地冒了出来。丁玲、肖军、王实味等人就是突出的例子。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及其命运构成了40年代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道风景。
&&&&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显然表现着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而且在创作上也是一种自我表现，女主人公身上明显地表现着作者的思想和心理。参加左联后，丁玲写出了表现群体生活的《水》，受到左联的赞扬，冯雪峰特意写了一篇《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赞美她从自我小天地走向了社会，从个人主义走向了工农大众的革命道路。然而，到延安后，丁玲写出的却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这样的带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的作品。女青年贞贞的遭遇使我们看到了群众中的旧思想旧观念对人的摧残和扼杀。围绕陆萍的矛盾使我们看到了医院中各种落后、愚昧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小农意识。那个陆萍参加了革命队伍而仍然保持着自己鲜明而强大的个性，事实上有点象丁玲。小说受批判时，陆萍被称作反党分子。因为她看到的是延安的黑暗而不是光明。问题就在这里，从五四先驱们那里接受来的眼睛总是无法回避黑暗。在《我们需要杂文》中，丁玲说：“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联结着的”。因此，她呼唤杂文，呼唤五四文学精神，呼唤学习鲁迅。她说：“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以为最好是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的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武器。”这不仅是丁玲一个人的呼唤，文艺整风中被批判的作品告诉我们，即使在某种潮流中，仍然有人继承着五四精神，坚持着从五四获得的知识分子话语立场。总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思想难以改造，拒绝改造或者想改造也改造不好。象肖军那样，象王实味那样，脖子很硬，不肯轻易低头听命于权威，不想从众而要讲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真正有感的生活。他们坚持着自己对于生活进行独立观察和判断的权力，坚持着五四之后新文学对人的关心，为人在封建势力面前的遭遇而悲哀，因此而发出呼号。他们有感于封建势力和各种传统观念的顽固，而仍然要致力于启蒙运动，仍然要发挥杂文的作用，揭露黑暗和愚昧，建设真正的人的生活……这其中所显示的是五四新文学中知识分子话语本质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严格的说，在这些人中，肖军可以说是鲁迅的嫡传弟子，丁玲等人都算不上五四精神的自觉坚守者，也不是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自觉捍卫者，但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独立精神的追求却使她不时地踏上五四的道路。受到五四精神影响较深的人很难完全屈从于权威，也很难向民间大众话语认同。读一读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吧！他的全部的不合时宜之处就在于象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一样不愿意放弃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对自己赞同并为之献身的阶级和集团的弱点和阴暗也给予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民族形式讨论的基础上，大众化方向得以确立，抵制西化，复归传统，放弃启蒙，迎合大众，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潮流。丁玲们只有再一次虚心向大众学习，彻底地克服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和观点，从思想观念到语言形式彻底向工农大众认同。知识分子改造的核心就是克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说到底也就是克服五四新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留下的痕迹。而改造的目标就是与工农大众一致，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民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甚至有“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得多”之论。（16）五四高潮过后二十年，由对大众启蒙倒向大众认同，这个逆转终于最后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知识分子话语立场，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保卫自己的个性，再也从谈起。生活中要求组织纪律性，思想上要求保持一致，舆论要求统一，甚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接下来是工农本位的价值取向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教育关系的倒错，是“臭老九”命运以及知识青年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的运动。
&&&&从四十年代开始，中国文化从多元状态逐渐走向一元状态。作为民间状态的文化终于战胜旧的国家权威话语而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机器的同时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文学中出现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大面积缺席。我愿意如此理解这段历史中知识分子话语的命运：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中国知识分子以牺牲自我的方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代价之所以付出，一半是形势所迫，一半是自愿的选择。然而，这不是高尚的行为，因为现代化进程也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一点应该清楚：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与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势不两立，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必然伴随着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复兴。是依附还是独立，有没有独立的批判精神，这是评价一个知识分子是否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之一。是否承认个体个性，是否允许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的存在，则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摆脱封建主义文化笼罩的试金石。
&&&&注释：&&&&（1）《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创刊号，日。&&&&（2）胡风《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Ｐ375.（3）（12）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Ｐ31，Ｐ29.（4）《抗战文艺论集》，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Ｐ53.（5）《编者的话》，《中央日报》日。&&&&（6）（7）茅盾《文艺大众化问题》，《抗战文艺论集》，Ｐ150-151.（8）周行《我们需要开展一个抗战文艺运动》，《抗战文艺论集》，Ｐ10.（9）以群《关于抗战文艺活动》，《抗战文艺论集》，Ｐ54-55.（10）转引自洛蚀文《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抗战文艺论集》，Ｐ61.（11）洛蚀文《关于文学大众化问题》，《抗战文艺论集》，Ｐ173.（13）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任务》，《抗战文艺论集》，Ｐ18.（14）《文学上的五四》，《胡风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Ｐ122，124.（15）《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Ｐ232.（1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自人民出版社1967年袖珍本Ｐ808.
您现在访问的是旗下
Hi! 已经为您找到更多关于
的文档 如需查看最新更新请点击：
喜欢此文档的人还喜欢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版权声明：本站在建设中引用了互连网上的一些资源并对有明确来源的注明了出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