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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老好！天天来失去方向，只好来这儿问候。&&问陶老好！&&问候陶老！&&以前说过“未必天天读”，其实真正天天来。为此，五柳村一旦故障，那分着急，笔墨难以见出。&&陶老有些文字见不到，一贯如此。
（一）称谓大有讲究。比如称自己的另一半为“外子”、“内子”，这就反映了几千年来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定位。女的操持家务、抚育子女，男的谋生在外，挣钱养家。内外分明。外面是男人的世界，女人止步！《红楼梦》里王熙凤比贾琏强哪儿去了，但这“男人万不及一”的琏二奶奶也只能在荣宁两府内逞能。不知道别的国家有没有相当于咱们“外子”、“内子”的称谓。但历史上男主外女主内是世界一律的。十八世纪法国一位乡村贵族家宅失火了，有人跑去告诉他，他的回答是：“请去告诉我老婆，你知道我是不管家的。”中国的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外国的古人也一样。文艺复兴时大名鼎鼎荷兰人文主义者埃拉斯姆说：“一个姑娘，当她学会行屈膝礼，手臂位置放得得体，会抿嘴微笑，会伸出左手而不是右手给人亲吻……那就算教育好了，可以出嫁了。”法国的莫里哀认为，所谓贤妻，只需分得清“男式紧身短上衣和男短裤”就行了。卢梭高喊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在说到属于人的女子时，却道：“一个女子只要微笑、唱歌、跳舞和操持家务就可以了，对妇女的一切教育都应和男子相关联，教育的目的应当仅仅是学会如何博得男子的欢心。”中外女子异域同命：困在家庭内，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二）走出去，到外面去！这是逝者如斯的悠悠岁月中女性最纠缠执着的梦。蚕在茧中躁动，正化蛹成蛾，要破茧而出！中国古代也有个别勇敢的女性走出去的。家喻户晓的花木兰且不说，同是南北朝，萧齐时有位金华女子娄逞，她乔扮书生，闯到南京，达官贵人瞧“他”儒雅蕴藉、才识过人，纷纷与“他”结交，扬州刺史还聘“他”入衙为官。最后露馅儿，遭人告发，齐明帝下旨：限期返乡，回到女人的世界去！清的俗文学弹词小说中有些向来被讥为俗不可耐的套路，比如私订终身，再比如女扮男装――某位官宦千金，因为种种原因，脱却罗裙，束戴衣冠，闯进“女人止步”的男人世界。这类小说中的佼佼者如《再生缘》、《榴花梦》、《笔生花》，其中女主人公孟丽君也好，桂恒魁也好、姜德华也好，无一不是女扮男装，或中状元，成作宰相，或当将军……论学问才干她们都在须眉之上，不是她们依赖男性，倒是那些男性得仰仗她们。而这些小说的作者，陈端生、李桂玉、邱心如又无一不是女裙衩。可以想见，罗帷绣幕，闺阁深处，长夜漫漫，短檠荧荧，那些被传统压抑了数千年的女性如何以彤管代绣针，发巧思，吐韵词，心魂摇颤，绣出这女性最纠缠执着的破茧之梦。《儒林外史》中吴敬梓更写了个不假衣冠以女儿本色闯进充满敌意的男性世界的奇女子沈琼枝。沈琼枝不愿为盐商作妾，只身逃到南京卖诗为生，还在码头上张贴告示。在男人眼里，“一个少年妇女，独自在外，又无同伴，靠卖诗文过日子，恐怕世上断无此理！”谁说不是？一个孤零女子，坚持独立人格，一不作娼，二不为盗在外独自谋生，世无前例。本世纪初，有个署名颐琐的写了部小说《黄绣球》，女主人公黄绣球说了一段话：“但不知自古以来，男女是一样的人，怎么做了个女人，就连头都不好伸一伸，腰都不许直一直？脚是吃尽了苦，一定要裹得小小的，终身终世，除了生男育女，只许吃着现成饭，此外天大的事都不能管……几时世界上女人也同男人一般能够出出面做做事情就好了。”我们听到破茧之声了。丝绸之路这一端的东方女性在茧中躁动时，丝绸之路那一端的西方女性也在茧中躁动。这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已可感受到了。《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小姐女扮男装走上男性主宰的法庭侃侃而辩。法国，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斯达尔夫人，这位叫拿破仑头痛的女性，在她的小说《黛菲妮》、《柯林娜》中就表达了女性冲出家庭生活的渴望。英国诗人雪莱的岳母，往往被后人称为第一位女性主义者的玛丽?沃斯通克瑞夫，一七九二年出版了《为女权辩护》一书。她主张妇女受教育以求独立。也许半个多世纪后勃朗特姐妹之用男性化名发表作品，我们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女扮男装。一八七九年，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人格觉醒冲出家庭，萧伯纳说剧终时娜拉离家出走的关门声宛如滑铁卢的炮声震撼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如今人们常说的女性主义一词最早见诸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著作，直到一八九○年才出现在英语中，指妇女在法律、政治上和男子平等的主张。而在美国，这词一九一○年以后才被人使用。（三）二十世纪是女性破茧而出的世纪，妇女开始浩浩荡荡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各个领域。以美国而论，长期以来，美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是，生活富裕，居住郊区，以孩子为中心，男的在外挣钱，女的操持家务。六十年代，世风丕变，人们对这样的家庭不以为然了。一九六三年，贝蒂?弗雷丹出了本轰动当时而又影响深远的著作：《女性的神秘》，弗雷丹奉动妇女们进学校，追求事业，实现自我。六十年代末以来，女性主义浪潮汹涌澎湃。为结束教育、工作、政治、宗教各个领域中形形色色的性别岐视，妇女团体奋斗不懈，成绩斐然，以至像一九八九年最高法院裁决一个州可以勒令清一色的男性俱乐部接纳女性会员。这些年来，家庭暴力、约会强暴、工作场所性骚扰、女子就读军校、堕胎……女性主义运动一波接一波。破茧而出也带来了困惑：男女平权如何与两性间天然的差异相协调？美国国会早在一九七二年就通过了涉及男女平权的宪法修正案，但需三十八个州批准才行，结果只有三十五个州批准，通不过。而反对的声浪主要来自妇女。这些较为传统的妇女认为男女平权是对家庭主妇和母亲们的威协，它会取消女性本该享受的一些特有的法定权益，而且一旦法律对待男女一视同仁，将不利于女性在各个素来男性占优势的领域的竟争。像贝蒂?弗雷丹这样的女性主义者也问道：“法律为什么要把我们当作男性的复制品来对待？”近日，《华盛顿报》报道：美国女孩的表现愈来愈像男孩，抽菸、喝酒、吸毒的比率几不亚于同龄男生。前两年，曾从报上读到，有些女性主义者对男性夏日可以赤膊上街而她们遭禁愤愤不平，她们要求女性也应该有权光身出门――胸罩也蠲免――这才体现男女平权。困惑！（四）二十世纪的中国多灾多难，但社会的进步也是空前的，对女性而言，从女子教育、婚姻自主起步，反反覆覆、颠颠踬踬，走了近一个世纪，终于走完了破茧的路程。自然要消除千百年来对妇女的岐视偏见那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谁让我们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呢！中国女性破茧而出同样面临了困惑，但和西方不同，它主要表现在对残茧的依恋上。比如有的女性在大学毕业取得了学位，甚至硕土、博士后，却无心向社会谋求发展，而是汲汲于找老公，进入传统“相夫教子”的角色。也有的女性，事业才闯出一片天，就急流勇退，“之子于归，宜其家室”去了。也常听人说起女强人感情生活的空白，家庭生活的失落。不少男人想着扬名立万，而多数女人最渴望的是一个充满爱意温馨的家。也许像孟丽君那样在男人世界功成名遂后再复归一个属于女人的温馨的家，是不少女性的企求？最近读到影星刘晓庆谈论男人与女人的文章。刘女士快人快语，单刀直入：“在现代社会做男人太辛苦，做女人比较轻松。女人可奋斗可不奋斗，男人则非奋斗不可，”因为“现代社会的规律就是男人挣钱给女人花”，所以一旦女人觉得奋斗太累或者奋斗失败，可以“立即退下来缩到男人的安乐窝里……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度过一生。”自然，刘女士所说的女人都是“美丽的、聪明的”，足以“诱惑吸引那根本就禁不起诱惑的男人们”的“天生的尤物”。女人凭一张漂亮的脸蛋打天下，这大概也是“社会的规律”。发人深思的是，像刘女士那样漂亮聪明的“亿万富姐儿”，内心深处却依然摆脱不掉对男性的依赖！刘女士也告诉我们：“许多女人把自己当成一种物品”，在家庭型、事业型之外还有一种商品型的女性类型，待价而沽。而“女人的价值是靠别人来定”的，这“别人”多半是指男性了。原来在“许多女人”的心目中仍然将自己依属于男性。最近还读到一篇对另一位影星潘虹的采访报道。潘虹说：“世界上从有男人女人开始，世界就是不公平的。男人固定在女人之上，女性永远仰视男性。”但潘虹自己“想做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女性，跟男人平等地站在一起，按照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会更顽强地争取流动的多样的更丰富的人生，超越女性性别之上，但不是女权，去实现自己想得到的一切，那些原本是男人给予女人的。”潘虹独立的个性让人起敬，但最后那一句“那些原本是男人给予女人的”却依然让人感到了从茧里带出来的残丝遗缕。（五）想起了一则易卜生的轶事。一八七七年，罗马斯堪的纳维亚俱乐部拒绝了易卜生提出来的女会员应享有选举权的建议，一个重要原因是女会员自己反对这一建议。在俱乐部的年度交际晚会上，易卜生气愤地说，他本想带来进步思想，结果被当成一名罪犯，妇女们自己就阴谋反对他，“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女人！”易卜生性情刚直，好光火。其实，男人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女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看来女人的事还是得女人自己去考虑，去实践。作为男人，我衷心祝福女人们在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进展，几千年的茧中岁月，亏欠她们的太多了。自然我也祝福她们能斩断对残茧的依恋，但女人应该是女人，切莫使自己变为“男性复制品” 。作者简介：宣树铮，1939年12月生于苏州，1956年入北大东语系，次年转中文系。1958年被打成右派，留校察看。62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至新疆教中学。1979年调回苏州，任教于苏州大学中文系，后任中文系主任。1989年下半年移民美国，居纽约。现为美国《彼岸》杂志总编辑。
狗咬人，有时候也可以是新闻。
看过美国电视连续剧《豪斯医生》的观众，可能对这部电视剧第1季第10集有些印象。在这集里，一位无家可归的患者最后被诊断出感染了狂犬病病毒，已经濒临死亡。《豪斯医生》的主线剧情通常是关于疑难罕见的疾病。中国观众或许会对第10集的情节感到困惑――狂犬病这种比较常见的病也能凑出45分钟的剧情，编剧的脑袋是否出了问题？当然不是。这集的台词已经提供了答案：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只有数例人狂犬病病例。
对于这部电视剧的主要收视群体，狂犬病确实可以作为一集的主要剧情，因为它在美国非常罕见。事实上，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统计，在2004年，CDC只接到了8例人感染狂犬病的报告（1）。
但是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根据卫生部的统计资料，过去几年死于狂犬病的人数分别为：2003年有1980人，2004年有2651人，2005年有2545人，今年截止到9月，已经有1866人死于狂犬病。就算考虑到中美两国人口的差异，中国的人狂犬病死亡率也几乎是美国的100倍。更何况，中美两国的犬只数量都在数千万左右。更让人不安的是，在1996年中国仅有159例人狂犬病发病，这是自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2），但是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原来的将近1600%，很容易看出在过去的10年中狂犬病疫情正在迅速上升。实际上，中国因为狂犬病死亡的人数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在过去的几年中，狂犬病始终是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之一。
人感染狂犬病的主要原因是被狗咬伤，解放军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的涂长春等人指出，[1996年]“之后随着养犬热的进一步升温，[狂犬病]疫情逐年严重”（3）。他们指出，“从近年来的流行情况看，第5次高峰正在形成。因此，狂犬病正在重新成为严重危害我国公共卫生的重大疫病。”
狂犬病是由一种RNA病毒导致的传染病，尽管它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旦发病，有97%的患者会死亡。可以说，狂犬病在发病后几乎是不治之症。那么，狂犬病到底可不可怕？从理论上说，任何传染病都不可怕，即便是最险恶的、已知尚无有效对抗手段的传染病――例如埃博拉病毒，原则上都可以通过隔离的方法加以控制。真正可怕的，是嘴上说着“并不可怕”的同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如果在一个艾滋病流行的社区，人们对艾滋病采取的唯一行动是在街上张贴“艾滋病并不可怕”的标语，那么这几乎肯定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饲养宠物，尤其是犬，饲养者和非饲养者邻居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不断增加。尽管我认为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尤其是住宅楼内，犬的数量确实需要控制，本文并不想具体分析两方之间的争议，而是试图指出，如果饲养宠物的一方不能真正地正视并承担起防控狂犬病的责任，而是一味地淡化狂犬病的危害性，这只能让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
很明显，如果人被犬咬伤的事件不断增加，因狂犬病死亡的人数居高不下，不文明饲养宠物导致民怨四起的同时，那些宠物饲养者的代表只是一味地呼吁善待宠物，一个明显能够预防的疾病却造成了每年两千多人的死亡，却没有诸如笑蜀之类的人物出来宣称“旗帜鲜明地重申人命关天”，即便是对他们抱有同情心的人们，也会产生怀疑：为狗请命，那么人呢？
所以，这些宠物饲养者的代表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人，比如可以组成志愿者制止饲养宠物的不文明行为，普及疫苗，甚至为宠物伤人的受害者索赔。狂犬病可不可怕？这个问题并不取决于你对别人宣传什么，而取决于你对你所在的（饲养宠物的）群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参考资料： 1. John W. Krebs et al, Rabies surveill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2004, JAVMA 227(12): (2005)2. 张永振，中国狂犬病的流行病学，中国计划免疫 11（2）， 140-143（2005年）3. 罗明，张茂林，涂长春，我国狂犬病流行状况分析及防治对策，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21（2），188-190 （2005年）。 涂长春等人还指出，西部地区发病数量比东部发达地区少，这可能提示由于西部地区的条件限制，“使我国狂犬病疫情统计数据中有一定缩水”。
我们对给猪肉注水之类的坑人行为恨得咬牙切齿，总以为这是当代人的恶劣发明。非也。填石注水，古已有之。具体应归功于哪个时代，我没考证过，有待史学家钩沉以教。但可以肯定的说，十六世纪时已经十分盛行。据史书记载，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的道明托钵僧兄弟会的教士加斯帕达?克鲁兹到柬埔寨传教。1556年到中国，在广东逗留了几个星期。回国后写了一本观感，其中就提到广东人“给鸡填砂子或灌水，以增加出售重量”的事。（当然，主要内容是对中国文明的肯定，如中国的印刷术、音乐等。）一百年以后，一个英国人记录了同样的情况。1743年，英国的海军上将乔治?安逊率团访华，试图打开这个东方古国的贸易和外交大门。由于和清廷在叩头等礼仪上分歧太大，此番出使的主要任务一个都未能完成。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他，在其游记《环球航海记》里把中国大骂一通。其中就有“给鸡鸭填石子，给猪注水”等。虽然他有些情绪，但所述情况应当有基本的事实依据。（以上两例均见史景迁《可汗的大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
虽说给牲畜填石注水的确切起源时间有待考察，但是绝不可能由马背上的满人带入。由是观之，肯定是某个更久远的历史时代的发明创造，当属“国粹”之列无疑。
其实，商人的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坑害消费者的各种欺诈行为古今中外都有。关键是要用有效的法规加以约束。即使不能完全杜绝，也不至于泛滥成灾。如今，买工业产品怕假冒伪劣；买蔬菜怕农残；买肉怕注水；买米怕有毒；病了怕买到假药，上医院怕轻病重判，怕被医生的笔和刀狠宰；买房怕质量和面积打折扣且投诉无门，住进去后又怕物管作威作福；上学怕拿到假入学通知书；出行怕遭遇马路杀手；新上任一个领导你怕他比前任还坏。最后，你环顾周遭世界，禁不住问，一切都假了，我还是真实的吗？
外交官是个诚实的人，为了本国的利益而被派到外国去撒谎。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一
事出有因，语焉不详
“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乔冠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外交家，其郁郁以终的结局，曾令许多人感到惋惜。他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女士在《我与乔冠华》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两书中的自述，更令这种结局染上了一层凄美的悲剧色彩。才子才女惺惺相惜的爱情、以沫相濡的晚年，读者多为这样的故事感伤不已，笔者亦曾是其中之一。
导致乔冠华晚年悲剧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关系作出推测，当事人则语焉不详。章含之曾谈及自己被毛泽东点将调入外交部后，未能如愿到新闻司当发言人、且发展一再受阻的人事原因：
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1]
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对于我，她们也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由于有这样的特殊人物，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2]
书中所说的这两位特殊人物，当然是指先于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她俩本是章的好朋友，但自她进入外交部后，友谊演变成竞争；章嫁给乔冠华之后，更与各种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令关系日趋复杂。关于高层权力斗争，章女士曾谈到“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是为了生存”，并有如下表述：
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合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3]
所谓第一次错误，系指1973年乔冠华反戈一击批判周恩来之事。1975年下半年 “批邓”开始以后，乔、章在外交部与两位通天人物的“内战”趋于白热化，又产生了章所说的第二次错误：
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内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年的错误却处之泰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4]
究竟如何“与虎谋皮，火中取栗”作“孤注一掷”，又如何被扣上“借刀杀人”的帽子却能“处之泰然”？历史的书写不同于外交辞令，章女士似有难言之隐，其自述又缺乏文献上的证据，令真相显得扑朔迷离。二
一纸御状，抖出猛料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在“‘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标题下，有章含之于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专案组还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在这个按语下面，还有江青批语的节录文字及影印件：
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会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5]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皆不足怪。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真实目的，以及这两人在历史上是否算叛党，史家尽可继续考证。三
孤注一掷，满盘皆输
这封“告御状”的信，章女士在上述两书中均未提及。笔者所感兴趣的，则是她写这封信的目的。研读后略作归纳，信中包含了如下要素：
一、 事后觉悟到康生通过海容、小唐诬告江青、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
二、 海容、小唐曾向老乔调查江青、春桥的历史，乔表示完全不知道；
三、 我们（乔、章）坚持原则，劝海容、小唐不要替康生传话，章特别指出关于江青的话尤其不能传，因为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四、 小唐对江青有议论（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养老），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宴会。
这封信似可作为打开乔冠华晚年厄运之谜的一把钥匙。乔在历史上跟随周恩来工作多年，又在1974年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写信时间正值1976年“天安门事件”二十天后，此前康生、周恩来已先后去世，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此信意欲变被动为主动，联系批邓，揭发王、唐，“拼命一搏”；递交后也曾收效一时，令江青对这两位小姐暴跳如雷。
从总体上看，这封信技术含量不高，结局则是满盘皆输的政治自杀。毛泽东对此信的表态及其逝世后“四人帮”的倒台，提前结束了乔冠华的政治生命。在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对此曾有如下说明：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现在讲讲为什么免去乔的外交部长。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明知道主席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评，但他却在外交部当谣言来追查，说这是“政治谣言，分裂中央”。他对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极为不满。他早就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在批邓中，毛主席认为外交部的运动有问题，让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有意把外交部运动搞乱，要把知道“四人帮”底细的王海蓉(容)、唐闻生同志打成“反革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除障碍。毛主席批评乔“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乔同他的夫人章含之反对周总理，把康老揭露张、江的叛徒问题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鉴于外交部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免去】乔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6]
李先念这段定调性质的话，带有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但也透露了若干重要的历史信息，有重新解读的必要。在当时“凡是”思维的主流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对章含之这封以“我们”口吻来信的批评，已足以形成对乔冠华最致命的一击。章女士也谈到：“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乔冠华和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7] 四
卿卿误我？我误卿卿？
“三个女人一台戏”，毛泽东为何要对章含之来信作如此严厉的批评，是对乔章联姻的不满（章女士在书中曾屡次提及）？是对表侄孙女王海容的偏袒？还是在赞同唐闻生的主张？
前两种猜测，目前从文献上无从查证，第三种似略有线索：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8]同年11月12日，毛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谆谆告诫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9]如此看来，唐闻生关于请第一夫人退出政治活动去养老的说法，固然会令江青恼怒不已，而在毛的眼中或不失为保全之道。
毛泽东有先见之明，江青无自知之明。章含之的政治眼光和手段，则远逊养父孤桐老人（据说章士钊生前并不看好“准姑爷”）。乔冠华是折冲樽俎的国际外交风云人物，却在纵横捭阖的国内政坛中一败涂地。章女士亦曾自叹：“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争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0]
1983年乔冠华逝世时，由于章含之不同意将乔在“文革”中的错误写入讣告，报纸只发了简短的消息，没有介绍其生平和发表评价。2006年元旦，她在接受采访时爆出新料，指出正是“你办事，我放心”这张字条，给她们夫妇带来了厄运：
……1976年某日，华国锋觐见毛主席。华谈到批邓工作，认为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够好，并谈了一些新设想。于是当时已经口齿不清的毛写了个字条，上面是：“你办事，我放心。”华从毛主席那儿出来，碰见乔冠华，给乔看了条子。乔问什么意思，华就说了他请示批邓并得到毛的允诺。乔表示理解，并没放在心上。
而后来，天下人都知道了这张条子――那成了毛让华接他班的诏令了。而却有一个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条子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这个人，他能活吗？[11]
章女士披露这段掌故有点迟，目前尚属口述孤证。上述字条的背景和真实意思，直接关系到一段重要历史的诠释，有待史家进一步辨析考证。
乔、章夫妇在“四人帮”倒台后堕入“十八层地狱”，究竟是由于毛泽东对章含之来信的批示，还是因为伟大领袖写给接班人的字条？至此，章女士已先后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厄运成因说。
对于远去的历史和人物，今天理应有更多的客观与宽容。乔、章之恋的根本不幸在于：男女主人公身陷一个过分政治化的时代夹缝，这场轰轰烈烈的风花雪月之爱，注定要缘于政治，博于政治，毁于政治。
有人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女士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12]
权力往往令人愚蠢，爱情似乎也未必能使人聪明。究竟是卿卿误我，还是我误卿卿？ 日
风雨读书楼==========================================[1]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2] 同上，第259页。[3] 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4] 同上，第65-66页。[5] 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48-49页。[6] 《李先念陈云谭震林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日。[7]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73页。[8]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和批语（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9]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同上，第394页。[10]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第66页。[11]刘天时：《外交官章含之》，《南方人物周刊》第44期。[12]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127页。五柳村收到
到清华科技园看一个朋友。在大堂里看到印制精美的《园区报》，随手翻看，看到一海龟为主的科技公司的活动，这份报纸报道了该公司的一次晚会。整版的文字图片，充满着好学生、乖孩子式的“喜庆气息”。晚会分几大主题，每一主题都用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标签式歌曲表达，跟公司的创业史对应，“南昌起义”、“长征之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报纸报道说：“晚会在……歌声中圆满结束！”我扫视到最后一句话，抬头看了一眼美仑美奂的大厦大堂，又看了一眼报纸上“海龟”的时装、眼镜，确认这是高科技的地方。再看“海龟”们的照片，公司总裁带着员工们的图片，跟领导人视察的情景一样。如果海龟总裁的身材不那么胖，他跟员工在一起的人物关系形态，则让人想到我国画家们画毛委员在井岗山时的画面。老板和员工能结成如此的生活和工作关系，报道、摄影能“正搞”成如此中国特色。一切都让人联想，一切都让叹服：I服了YOU！是的，恶搞虽然让人开怀，但听说被禁止了。只有正搞才能创新出如此令人惊奇叹服的中国生活和中国事业。当超女十强赛以八荣八耻的歌曲开场时，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个国家正搞的创新力量。朋友是正搞建筑设计的。我们谈到了他的工作，他说我国的建筑师们最让外国同行羡慕的是，外国同行几乎没什么舞台可以施展，我国的建筑师们却可以在“拆了”（china）上面设计最新最美的东东。我们“拆了”全世界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我们拿来拆建了全世界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我们的所谓发展进步几乎是世界建筑博物展。朋友说，谈论行业的腐败已经没有意义，他对建筑的恶俗已经没有悲愤了，倒是对其中关联的社会问题，要么是心碎，要么是司空见惯地麻木了。朋友说，这几年他承揽了不少地方政府的工程，走遍了全国各地。最有印象的是大大小小的政府机关大楼有一种“家族相似”特性，比如一般平地起高台，有高台阶，有立柱，让外人站在门口有一种仰视感……这还不算最出格的，最搞笑的事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员似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是一家子，是一个家族的。他们太相似了，穿西装，穿短袖衬衫，穿皮鞋，几十万上百万千万吃出的身材似乎比服装更像是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手里多挟带一手包或公文包也似乎是同一厂家生产的，他们走路的姿势、神态是一样的，他们的长相也是一样……要是能把全国各地的官员的照片放在一起，就那么随意地放在一起，不需要多少语言，人们就能明白生产出这么庞大人群的国家多么值得留意，当然，这么随意地放在一起可能是一种“恶搞”。朋友的话让我想起我的“流氓人种学”来了。朋友从政治建筑学说到了官相官态，说到了官话。他说，无论我们怎么否认贬低它，这是一个事实：只有官人、官商、官学才是可以存在的，才可以活得繁荣的。以前人们认定这是一种党文化，从毛泽东开始，就以为不好的现象都是党八股造成的，今天我们明白，在党文化之上，更有一个官的幽灵无处不在。说到底，当人们嘲笑党文化时，官家主义堂而皇之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这是我们骨子里的势利、卑贱、依附。传统王朝时代，人们早已说破了这种秘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今天，他们还能搞一搞建筑，还能搞一搞设计，是因为官员有兴趣，官员要搞，官员允许他们搞。我在去年给 吴思先生获“自由写作奖”的授奖辞中说：“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多跟官学、专制的体制及其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宿命对中国的写作者构成了持久的挑战，这种专制甚至能够把那些最具有个人性的作家、最具有自由倾向的学者收编国有，征用为政教合一下的学术文化的装饰品，如巴金先生、费孝通先生、冯友兰先生等都曾如是。”这其实跟吴思先生的“官家主义”是一个意思。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当陈寅恪先生孤独地研究他的“再生缘”、只能凭记忆或托人找相关材料时，郭沫若先生可以动用一国之力把《再生缘》的各种材料拿到他的案头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官家办这种大事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十大建筑也好，旗帜性科学家也好，“国突”专家学者也好，政协作家也好，人生有尽，典型无穷，榜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官学也是学，它是一门学问。这种学问对于官家主义盛行的大陆，其意义非同小可。虽然它的创新要打折扣，它离文明的人性提升之路也相距甚远，在罪与苦的社会里，它的个人救赎也遥遥无期；但它却可以活人养人。胡乔木临终前希望把某些诗文归于自己个人名下，他在官场混了一辈子，居然忘了官家比在官家混的个人要大得多，除非他确实表现了自己要高于大于官家，那些诗文才会在岁月的淘洗中显影出“胡乔木”三个字来。这种官家主义治学堵塞了一切创新之路，已经有人在惊呼民间知识生产创新力量在当代的萎缩了。因为民间，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官家的一个副本，是对官家的拙劣的叛逆者或募仿者。“这种政教合一的党文化或体制文化对人性的侮辱和损害，使得这些写作者们大多成为牺牲，难以进入人类文明构筑的写作传统的殿堂，难以展示人性的高贵美好，难以推动我们中国人生命的自我完善。”这也是中外大哲困惑不已的汉语言的生命力问题，生存的事实一旦向汉语言转换，就会失真失重。其实哲人们忘记了，这是唯官家作威作福的结果，也是汉语自动向官家低头的结果。不用说，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属于官家的。一切新生事物当然也属于官家的，一切的创新首先也是官家的，其次也是官家恩赐而来的。没有官家，人们的一切也难以为继。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一旦有假冒伪劣，人们首先想到求助官家严打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超女也才能超下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海龟们也能自然而然地向官话官相回归？转自余世存的blog
一个特别清醒的老头---走近贾植芳(上)孙 正 荃贾植芳，1916年“洪宪生人”，已经九十一岁，自然是个很老的老头了。如今这个老头名气越来越大。我看到海内外来的人，从白发长者到年轻学子，一进门统统执弟子礼，讲究礼节的都是深深一鞠躬。这些年，和他年纪差不多的甚至不少比他小的老人相继归西，于是许多朋友都说他几乎要成“国宝”了，用他自己的话是成了“大熊猫”！不过这个称谓也只是一般文人闲聊时的戏语，他所属于的这个社会未必真视他为宝，你只要一踏进他那间客厅、书房兼饭堂的十来平方米的屋子，扫瞄一下剥落的墙壁、七翘八裂的地板，不说你也就大体明白老头的处境了。这还在其次，更令老人耿耿的是出版他的书总是会碰到一点不大不小的梗阻，即使一篇小文章也总会被这儿删一句那儿换个词，然后就收到编辑朋友来信，请先生理解谅解，而先生也总只是幽默一笑：“换点稿费吃饭，只好听人家的了。”贾植芳出名当然首先在他的学问。常去跟他神聊海聊瞎聊的人都有体会，大抵是“无主题变奏”，聊什么都可以，历史地理文学哲学，中国外国政治经济，帝王将相地痞流氓，乃至抽烟喝酒白道黑道，你都会感到他简直是个行家里手，“正”的“野”的“古”的“今”的皆是随手拈来脱口而出。那年他走出大牢刚刚扔掉戴了25年的帽子，还没来得及洗净满身污泥浊水，国家教委就给学校“指示”：比较文学没人，现在贾植芳回来了，他过去教过外国文学、苏联文学，又教过中国文学，让他招硕士生。这才有了复旦大学第一个比较文学硕士点和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教研室。在这件事情上，还需提到一个人，就是时任中组部长的胡耀邦，关于贾的安排，他有这样几句话：延安整风时，有问题的人也都用一技之长，他（指贾）又没权，教教书，有什么关系！显然，这是当初有人不同意让贾出来教书，争论不下来，于是只有用我们的特色办法：请示，让领导决定。后来老头干得不错，当上了比较文学研究会的头儿，再后来又招了现代文学博士生，在他七八十岁的高龄竟然生机勃发，桃李天下，著述迭出（复出之后约有二十多部），学界名气越来越大。我真切感到了老人生命的热烈而灿烂，立马写了篇《晚霞缤纷贾植芳》，我说，仿佛几十年郁积在老人整个身心里的一切悲愤一切欢悦一切思考一切彻悟都争先恐后地要向这个世界释放，他是在一刻不停地完善自身生命的塑造呵，他理所当然赢得了每一个正直善良人的尊敬和赞叹。我还特别写到了陈从周先生送给他的那幅国画：高处垂下一根C型状的树干，上部枝叶繁茂，红花点点，中部长长的一笔却是枯涩欲断，伤痕斑斑，笔锋陡转，水平一勾上又见郁郁葱葱……那是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然而，我以为先生的名扬天下主要不在于他的博学。一次坐出租车，师傅问我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发挥“余热”？我说，哪里，是去拜访我的先生。他更好奇了：你先生有点岁数了吧，谁呀？我说贾植芳。“喔……”那是语调转了个弯的似乎早就知晓的那种口气。我于是反问他，你认识？他说，我们这种人哪能认识老先生？不过听说过他老人家的名字，不就是胡风案子里的吗？让毛泽东抓进去的？硬骨头呀！要说先生以胡风案出名也不大准确。他一生确实受胡风之累，国民党时候，他在牢里就有人要他揭发胡风，说只要帮他们把胡风抓来便可如何如何，老贾那时还只是个三十来岁的小贾，却已经表现出了宁折不弯大义凛然的男子汉气魄。到了共产党时候，胡风案使他连带成了“钦犯”，一坐就是12年（其中有个小插曲是当年要他帮忙抓胡风的那个家伙恰好又和他关在同一号子里），然后又蹲“牛棚”，再13年，凡25年。他和胡风赤诚的友谊因之百炼成真金，1985年胡风去世，当时已是七十高龄的他偕老妻任敏专程赴京，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大放悲声，那不就是活生生的伯牙子期的现代版？可是他对胡风一点也不迷信，他称胡风是“跪着造反的人”，尽管胡风执拗地信守自己的理念九死其犹未悔，可叹他临终也没明白自己无限信赖并甘愿为之献身的，正是践踏他蹂躏他诬陷他必置他于死地的专制暴政。胡风的悲剧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我和先生从相识到相知也就是二十来年，有段时间，想给先生整理一点记忆，曾经在三个多月时间里集中长谈过十四次，大约有三十多个钟头。我常常想，坐在我身边的这个老头怎么这样有学问，记忆力又怎么这样好呢？真叫做博问强记；尤其让我惊叹的是他到八十岁、九十岁，依然读书至深夜，依然天天写日记，不是那种生活流水账，少则几百多则一两千字；他还常常要去附近的书店走走，拄着那根胡风谢世后梅志送给他的拐杖去咖啡店喝一杯巴西咖啡，那或许是他年轻时在日本留学时的生活习惯，如此顽固如此富有生命力，就象他倔强的性格就象他执着的追求，七十年而始终如一。于是随着我对先生的了解日多敬仰之情亦就日浓，先是为上海东方电视台做了一档题为《诗意人生――记文化老人贾直芳》的节目（后来又用英语向海外播出），又连续写了十多篇长长短短的文章，既宣扬“山高水长”的“先生之风”，又表达我“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的仰慕之情。“老太太”（他习惯这样称呼爱妻任敏）前几年去世时，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在这个您生活了八十四年的世界里，向您送行摇手，因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又将团聚，再次营造我们两人世界的家庭……我相信在那另一个世界里，我们凭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劳动，辛辛苦苦营造建立的家庭不会像您生前那样，一再受到政治暴力的摧毁与抢劫。”我和很多朋友都有点担心，一个孤老头的日子能健康平安地过下去吗？四年多过去了，先生的生活依然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前进，要说变化，那就是第一戒了烟第二忌了酒第三每日两次户外散步。（早年他和王瑶先生曾经打赌：这辈子不戒烟不戒酒不锻炼。）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好好看看这个世界。这些年，我觉得他的人生态度更积极，他的头脑更清醒，心中更是充满了阳光和慈爱，于是也就更显出了他炉火纯青的人生大智慧：他身上那种巨大而深邃的文化自觉，那种思想的力量和深度，那种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以及在言谈间处处流露出来的那种幽默那种爱恨分明，等等，我以为，这一切才是让多少认识他的人服膺的根由：他是他同辈中和比他年轻得多的人当中最早在独立思考中走出乌托邦的人。就讲讲老头这方面的故事吧。贾老是“文革”开始那年被宣判12年徒刑并被押回复旦大学监督劳动的，正值五十岁。多少年后，我夸他身体不错时，他总是说，感谢毛主席。从1966年到1978年，整整13年呀，什么活没干过，什么罪没受过。一次，他被打得满头是血，踉踉跄跄跨进家门，把正好来探亲的任敏惊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一股劲地劝丈夫不要想不开，他说，你放心，我不会去死，现在是猫捉老鼠，玩你呢，追到你没办法了，你自杀，就说是“畏罪”“自绝于人民”，我不会做那种傻事。开批斗大会时，别人都低着头，他把手举得高高的，“打倒贾植芳”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他把这叫做“在狼群里要学会狼叫”！别人批斗完就把挂在脖子上的牌子摘了，他不，他挂着牌子，抬着头，大摇大摆走出校门，“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我一点也不气馁。你侮辱我？你是侮辱你们自己！”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他剃光了头，夏天只穿件汗背心，拉着板车，迎面过来的，有的避之唯恐不及，有的装作根本不认识，更有的投来鄙夷目光，“他们在审查我？其实我也在审查他们！”何等的气派！不管处境多么艰难窘迫，在他心里，总有一个巨大的支撑点，那就是：我是一个人！他说，自己纵然做了二十多年奴隶，但奴隶还有自己的灵魂，而有人连影子也没有，连灵魂也没有。二十多年后的1994年，他在给我一本小书写的序言里，开首就是这句话：“要记住，你是一个人，不是一种工具。”到他将近九十高龄了，一次体检，他在正确回答护士几道算术题后，又要他写一句话时，他随手写的还是这五个字：“我是一个人”，当时真让这位小姐一脸惊诧。那时，他每月有三十元生活费，他对“勤务组”的人说，别犯错误呵，老工人才拿四十块。这点钱除了按月给远在山西老家的妻子寄去一部分外，其余便是自己抽烟吃饭喝酒。他还喝酒？一点不错，凡小批斗一回，他便加块一毛四分的大排，大批斗一回，则要到五角场小店，来三毛钱土烧，两毛钱猪头肉，这是对自己的奖励。他说，不少教授挨批斗后回家吃不下饭，我是没好吃的东西吃。一次闲聊中我谈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凄惨遭遇，先生说，你那时不认识我，玩玩的嘛，你当真了，所以要吃亏。最要紧的是你不能蹲着看人看事，当然更不能跪着，你始终要站着，而且要站得比他高，这样你就能把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加清楚，也就有了人生的高境界，人活着，总得有个境界。正是从那以后，先生视我为“同行朋友”，说“我们一见如故”，“我们之间有共同的语言，有相似的人生追求”……时至今日，当我再次看到先生在八十六岁高龄用那么大力气一笔一画为我写下的那二十页力透纸背的序文，一遍遍读着“除非自己站得比别人高，才能领悟到别人所没有领悟到的生活的真谛；除非自己的灵魂是美的，否则便看不到美”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似乎也就更能窥透先生那颗大智大慧的心了。
一个特别清醒的老头---走近贾植芳(下)孙 正 荃其实，贾老早在文革前好多年已经走出乌托邦了。1955年初报刊上批胡风，学校里都知道他和胡风的关系，背后也就有人指指戳戳。有位教授对他说，老贾，有好事了。原来他是指1951年批《武训传》，导演孙瑜想不通，说宣传办教育，工农知识化，有什么错，要跳黄浦江。夏衍说，别沉不住气。风头过去，孙非但没事还加了工资。后来又批俞平伯，也没事，最后还晋升为一级研究员。而他心里清楚得很，今非昔比呵，此一时彼一时也！五十年代初，土改还未完成，政权还需巩固，经济上问题更多，对知识分子的敲打自然不可太过，点到为止即可。还记得吧，雍正刚当政的时候，九皇爷在酒店听到有人骂当朝皇帝，立马报告说应该抓起来。雍正非但没抓反而给封了官，这些人一个个都磕头谢恩。九爷问为何？雍正说，天下形势未定。后来，凡反对他的统统杀了。贾老说，他很想写篇散文《贾植芳致司马迁书》，又不止一次地希望我写篇论文《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与大义觉迷录之比较》。我知道他的心思。他说对中国历史社会真正了解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其实，先生也是个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有很深洞察力的人，正是在这里他显示了自己的锐敏和智慧，真所谓以史为镜以人为镜，一切便洞若观火了，这是他用生命代价换来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弥足珍贵。随手举几个实例：――1957年，在三四十年代就因反独裁争民主而大名顶顶的复旦教授王造时被打成右派。其时先生已身陷囹圄，有审问者问他：王是什么人？答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人又问：你和胡风呢？答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人呵呵笑道：你倒蛮谦虚。告诉你，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你们是反革命！“后来才知道是王造时为我鸣不平，说他们乱抓人……倒了霉。”但同是所谓知识分子态度却大不一样，当时也有另一些人在批斗会上嚷嚷的：右派为贾植芳翻案，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有个教授还闭着眼睛说中文系反右之后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这就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人要有眼力。――1966年回学校印刷厂监督劳动时，见到一些所谓内部讲话稿，其中有份柯庆施的，柯说这些人不是没有可杀之罪，留着是为了做个反面教材。他想起自己风里来雨里去，明明是为党工作，却硬说是为日本人干活，恩将仇报。关了11年，临放人了还说给你透个底：不会杀你。“所以我不相信他们，有病自己买药吃，老虎受伤了，自己舔干净伤口的血……”――又一次“从鬼变成人”的1979年，被迫辍笔25年后，先生写了个短篇叫《重逢》，故事说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在监狱里碰到一个地下党，他受尽折磨大义凛然，文革中却被说成叛徒再度挨整。一次，“我”和这个老延安在马路上不期重逢，没想到他竟然表示低下头听天由命地活下去吧……于是“我”又说了在大牢里双手紧握四目相对时说的那句话：不，要活得像个人！稿子投出去竟然不予发表，说是宣传人性论。从此先生再不写文学作品（三年后，一家出版社为先生出版第一个小说集时才问世，并改标题为《歌声》）。那些当权的既然那么害怕反对人性，正好证明他们是些没人性的人。在跟先生交谈当中，你时时会被他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思维所感动，我想这跟他一生手不释卷、年轻时在海外生活，之后又在复杂社会中摸爬滚打的经历，以及从小爱动脑子的天性有关系。他以平静的语气讲天宝轶事时，那些已经消逝的人和事一下子似乎都活了起来，无论古今中外，叙述中都渗透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评论。周作人背了个“汉奸”帽子后，有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先生不这样。这个周作人懂希腊文、阿拉伯文、英文，他翻译了不少好作品，一月拿200元钱。胡乔木知道了，说周值600元。我看胡乔木识货。他还让周到各处跑跑，给省市都打了招呼。其实，周在历史上还是做了不少好事的，李大钊死后，给李修坟的就有周作人（还有是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儿子李葆华后来送到日本是周帮的忙，女儿李星华先是由周收养后又为她去延安做“人保”。让人想到鲁迅。鲁迅一生，蔡元培特别关照，曾安排他做中央研究院的馆外编辑，一月300元。有人报告蒋介石：鲁迅拿了你的钱骂你。蒋回答说，300元，少了。许多事情是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才能真正醒悟的。先生曾经把一些亲戚朋友送到延安，那是革命者心中的耶路撒冷，他为了把嫂子李星华和她弟弟、孩子送到延安，冒了不少风险托人、找车，临了还把仅有的150块大洋气囊相助。可是他自己终究没去。我问他为什么？有人说他是宋江。他说不是，因为那里出了个王实味。说王是托派，有可能，说他是反革命，我怎么也不相信。后来把他杀了，就更加觉得太可怕了，我要在那里说不定也跟王某差不多。宋江嘛，无非是一个浪迹江湖的流氓无赖，我一生不从政不做官，只做个自由知识分子，这是我不可更改的选择，就像契诃夫说的，如果我再活一次也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他这种超然的人生态度反而使他能够更清晰而深刻地看透复杂多变的世态人情。1986年1月，在胡风去世半年多之后，文化部终于主持召开了胡风追悼会。七十岁的贾老写了幅挽联：焦大多嘴吃马粪，贾府多少有点人道主义；阿Q革命遭枪毙，民国原来是一块假招牌。有人说不妥，乃再赋一联：因直而获罪可叹古今竟这么相似；今日祀忠魂时代毕竟不是老封建。第二天，“分子”们在胡风家聚首，开怀畅谈，想起三十一年前的聚会上，贾盛赞胡风的骨气，四个月后，友人悉数获罪人狱，无不唏嘘。应该说，在贾众多的朋友当中，胡风是他时间最久情谊最深影响最大最是刻骨铭心的一个，看看那册《贾植芳致胡风书札》影印本，就无须再费一点笔墨了，书札由王元化题签、华宝斋书社2001年出版，装帧非常精美，选录了从1938年四月到1954年十一月的三十一封书信，那字里行间流淌着的情深谊长至今令人怦然心动。然而，他对胡风自有自己的看法，他甚至不同意在那黑云压城的时候再去写什么万言书，后来又去作什么《我的自我批判》，他和一位朋友都认为，无论胡风怎么检讨认罪，也改变不了当局要拿他开刀的命运。他虽然已经看到马上要降临的一场风雨，但他还是希望这位朋友帮胡风一把忙，那位朋友也准备把胡风弄到他管辖的一个农场去。可是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先生说，胡风和我不一样，我是社会中人，而他终究是个书生。一场场恶梦过去之后，年轻一点的朋友总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你们不能不低头吗？不能不检讨吗？是的，中国文人的确太软弱了，太驯服了，他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太深，对世界的了解又太少，更主要的是专制统治太残酷，这犹如一条条绳索捆绑着自己的身躯甚至勒紧着喉咙，于是各种各样的悲剧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胡风正是这样一种典型。你读着他的狱中诗存，不禁让人想起普列汉诺夫在评但丁《神曲》时的慨叹：“人文主义的曙光人物却向往天堂，这是令人心悸的。”胡风的诗可谓是20世纪的《神曲》：他至死不渝爱戴的是什么呢？他锲而不舍追寻的又是什么呢？或许，他始终没有真正明白，直到自己精神失常，直到去天国和但丁作伴。胡风的命运也让人联想起叶赛宁。在叶赛宁心里，他的祖国是比天堂还值得留恋和思念的地方，如果让他在天国与俄罗斯之间选择，那么“我定会说，天堂我不要，还给我自己的祖国。”然而诗人最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自己热爱的俄罗斯――他实在已经是很幸运的人了，他的朋友、诗人索伯利就说过，“如果不是他而是别一个什么人，只要说出他所说的十分之一的话，早就被枪毙了。”叶赛宁说了些什么呢？他不是一开始便是站在十月革命一边的吗？他无非是容不得当局的颐指气使，无非是不愿让自己的每一行诗去为既定的政权、政治、政客服务，无非是有一颗按照自身规律思考的大脑和一颗靠自己血液奔腾而跳动的心，他不是一架机器，而是一个人。胡风的悲剧和不幸同叶赛宁的悲剧和不幸，以及同所有专制暴政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和不幸其实是一样的，一样的简单一样的深刻。我们在包括胡风在内的这个长长的队伍里，看到了多少时代的精英，也看到了多少就其深刻程度而言远胜于但丁的一场场悲剧：那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每每令后来人扼腕长叹！在先生眼里，辨别是非美丑尊卑高下贵贱的最后尺度是什么？两个字：人性！他讲述许多故事到最后，总会归结到这样一个判断：有人性或者没有人性。当年那个刘教授孤独郁闷得要想跳黄浦江，我帮他忙，出了书，后来我倒霉了，拉板车，他紧跟形势大红大紫，西装笔挺，劈面相见也好象不认识，他气宇轩昂，我看是像鲁迅说的一阔脸就变，没人性。那些落井下石的、卖身求荣的，统统是既失了人格也没了人性。那年抓我，坐在吉普车里，学校一位头儿悄悄把一包中华牌香烟塞到我口袋里，至今我心存感激；可是也有人，自己拿着鞭子整了不少人，还指挥他的部下整了不少人，却至死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发誓永不忏悔。当然更别和那些玩弄阳谋阴谋权术的人去奢谈人性了。他们的血是冷的！是权力崇拜、金钱崇拜还是人性崇拜？我看就在这里分出所谓好人坏人。过去说亲不亲阶级分，我以为应该是以有没有人性分，同在一个阶级一个营垒，有的有人性有的没人性，做人而没有人性，那还是真正的人么？中国几千年都是权力崇拜，现在又增加了金钱崇拜，文学艺术界也是这样，作家艺术家过去是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的工具，如今在改革开放的美名下又沦为被金钱役使的奴仆，这就叫从庙堂流落到市场，政治的侍从也好金钱的雇佣也好，由政治拜物教到金钱拜物教，其本质实为一：人格的失落人性的失落。一次恰好讲到现在那些没完没了的秦王戏清宫戏，先生说他多般不看，皇帝比谁都更富人性，你相信吗？歌颂秦王的赫赫战功或许还不如去歌颂一个民女――孟姜女更具人文精神，也更能透视艺术的美学法则。在我们的文化中，当人们不再偏爱帝王而更关注平民百姓的时候，当孟姜女战胜秦始皇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庶几就能更好地融入当今世界，也更能显现出自己的力量，那是人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不可被奴役和征服的力量。如果说，帝王权力的寿命是一百年，那么，人性就是一万年，那是一种美丽一种感动而且肯定是一种永恒。人类走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可以在实验室里复制自己的同类了，然而，将近半个世纪之前，有一个人就警告过人类：面对着建筑在现代科学之上的整个文明，我们必须不断地询问是否有什么东西被忽略了。如果使这些认识和创造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仍然处于半明半暗之中，对这些认识的应用难道不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吗？他叫伽达默尔，国人在二三十年前才听到他的名字，几年前他刚离开我们，他长长的生命历程令人惊叹地超过了一个世纪（1900――2002），而且，他比我们活着的年轻人更富智慧，更具创造力，更钟爱活泼泼的“诠释”活动，然而他走了，为我们留下了无穷的财富，而他发出的那声警告，至今仍在天宇间回响，我们仰视着他，一头白发，满面皱纹，却不能不在他逼视的目光下羞愧汗颜：被我们忽略的有多少多少啊！现在，坐在我们身边的这位老头也已经超过了九十岁，我们衷心祝愿他也健康地活过百岁，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比物质和金钱更宝贵的精神财富。作者 E-mail:caoquan@五柳村日收到.
违背了父母要她立即返城的的意愿，一九八○年在内蒙扎赉特旗我爱人与我毅然结了婚。同年春节前夕，我们回北京探亲。在泰来车站等车时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她就坐在我俩的身边，身上穿着一件带补丁的旧黄棉袄，一条两个膝盖上都带补丁的条绒棉裤，脚上穿着一双黑棉胶鞋，身边还有三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大约六、七岁，两个小的是男孩，一个五、六岁，一个三、四岁，身上穿的全都是带补丁的衣服。两个男孩嚷着肚子饿了，那位妇女便打开一个破黄书包拿出两个黑面饼给孩子吃。听她跟孩子讲话是天津口音，我爱人便跟她聊起来。“听你口音大概是天津人吧，你这是带着孩子去拿儿”？我爱人问她。“回天津过春节，看看父母，听你的口音大概是北京人吧，你们这是回哪儿”？她反问我爱人。“也是回北京过春节，看父母。你既然是天津人，是怎么到内蒙来的”？我爱人又问。“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六九年我跟一帮天津青年到内蒙扎旗好来堡插队落了户，那一年我刚上高一”。“噢！我也是下放青年，原在扎兰屯插队落户，七五年邓小平出山，整顿教育，我有幸被保送到海拉尔师专继续念书，现在在扎旗一中教书”。我爱人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我们的包，拿出我们准备在路上吃的六个茶叶蛋，一人两个给了三个孩子。“那是你…..”那位妇女指指我问我爱人。“那是我爱人，也在扎旗一中教书，也是从北京下来的”。我爱人回答她，但并没有说我原是右派，落实政策到扎旗的。“你们真幸福！”，那位妇女流露出了羡慕的眼光。“你今年多大岁数？”我爱人问她。“三十一”她回答。“我三十，你仅比我大一岁，怎么显得这么老，而且有了三个孩子，你爱人怎么不跟你一块回天津过春节”？她叹了一口气说：“整天在地里干活，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又要照顾三个孩子，人怎么能不老呢！我爱人是一个农民，又没有文化，老实的象根木头，连泰来这样的小县城都没来过，见人又不知怎么讲话，我怎么带他去见我的父母呢！再说家里还喂着一口猪，也要他照顾。”可能是同病相怜吧，她们俩越聊越近乎，我在旁边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位妇女，从脸庞上看，当年她应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而现在看上去好象四、五十岁的人了，鬓角上过早地出现了白发，眼角上也出现了鱼尾纹。不久开始检票了，我和我爱人帮她拎着两个小一点的男孩子，较大的女孩子跟着她。她背着一个很重的包，问她里面装的什么，她说是土豆，这大概是她回娘家唯一能带的东西了。就这样，我们一同上了火车。一开始，车上人很多，我们三个大人和三个孩子都站着。大约过了四、五个车站，因为有不少人中途下车，我们才找到了座位，这时她又和我爱人聊起来。她说：“我父亲原来在天津开了一个不大的纺纱厂，五六年早就公私合营了，文革开始前又全都充公了。我的出身可是资产阶级家庭，为此文革一开始在学校就被那些出身好的同学歧视。因此当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为了证明自己是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我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其实，她不报名参加，也非去不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多数是出身不好的所谓‘可教育好’的青年学生）”。“你们一下去了多少人？我父亲虽然也算是个老干部，但因出身富农，没犯什么错误也被打成了走资派，我也是赌气自动要求上山下乡的”。我爱人问她并向她谈自己的情况。“我在的那一个队一次下去了大约有一百人左右，其中我和另外三个被分到好来堡插队落户，其余的人分散到别的屯子里去了”。“你是怎么跟当地人结婚的？现在有大批知青返城，可文件规定，凡是跟当地人结了婚的就不能返城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我知道自己是回不了天津了。我们四个青年当中有两个男青年，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不到两年就回去了。另外一个女青年被逼着嫁给了屯党支部书记腿有点残疾的儿子。我爱人听说是烈士遗孤，无父无母，人倒是忠厚老实，没念过书，人很木呐，家里很穷，二十九岁了还没娶上老婆。屯支部书记和大队干部硬压着让我跟他结婚。开始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可他们反复对我讲要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我架不住他们天天来动员我，就这样不得已我跟他结婚了。当时我想，我跟贫下中农烈士遗孤结了婚，你们再不能指责我的家庭出身了吧？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就结了婚，后来就生下了这三个孩子，落到今天这样”。说着说着，她的眼圈有点红了。稍微停了一会，她接着说：“我那位跟屯支部书记儿子结了婚的女同学，听说现在知青可以返城，正闹着离婚，可书记、书记的儿子和屯里的头头们说什么也不答应。我也想过离婚，可三个孩子怎么办？我如果扔下他们走了，三个孩子和我那个老实巴焦的丈夫也太可怜了，良心上过不去，我也就只好认命了”。听着她这样讲，我心里泛起一种苦涩的味道。火车快到天津了。我爱人拿出五十元钱对她说：“看来你的经济情况不太好，回娘家也没给父母带点象样的东西，你用这点钱下车后买点点心什么的孝敬老人，也算当儿女的孝心”。我爱人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非常具有同情心的人，但可能是自尊心的缘故吧，她说什么也不要。临下车时我爱人对她说：“好来堡离扎旗一中不远，过完春节回扎旗后，我到好来堡去看你”。我爱人已当了几年老师，平时省吃检用，攒下了五、六百元，落实政策时我又补了二十个月的工资，两人加起来已有两千多元，我们结婚时又没花几个钱，当时在扎旗我们也算是“有钱人”了。在北京过完春节临回扎旗时，我爱人特意买了三套小孩穿的衣服和一包糖果，准备回扎旗看她时送给她。回扎旗后大约又等了半个多月，估计那位天津下放的女知青已经回来了，捡一个礼拜天我们打算去看她，这时忽然想起在火车上谈了那么多，竟然忘记问她的名字！我说：“不要紧，现在好来堡只有两个天津下放的女青年，一打听马上就知道了。”于是我们搭了一辆来回运粮的汽车去了好来堡。到了好来堡向一个老乡一打听，这位老乡说：“这里来的天津下放女青年有两个，一个嫁给了书记的儿子，另一个嫁给了老张头（她丈夫姓张），你们找哪一个？”我爱人回答说就找那位嫁给老张头的。那位老乡回答“噢！她姓于，叫于静，就住在前面那栋房子”，说着向我们指了指。到了房子跟前，隔着篱笆墙看到她正在喂几只鸡，两个男孩子正在院子里玩。我们喊了一声，她看到是我们，迅速跑过来，开开柴门把我们领进屋里，两个孩子也跟了进来。我先看了看房子，是两间土坯房，房顶是用硷土抹的，因为是硷土，下雨一般不漏。里屋一盘大土炕，炕上散乱放着几床被子。外屋垒着一个锅台，做饭时也就把炕烧热了，这样节省柴草。内蒙、东北的农村，农民住的房子大都这样。我爱人先把三套孩子穿的小衣服和一包糖果给了她，她感激的不得了，说：“你们能来看我，我就很感激，怎么花这么多钱！让我实在感到过意不去。”两个孩子眼巴巴盯着这包糖果，我爱人打开包，抓了两把给孩子，他们连蹦带跳地出去了。我爱人又问：“你女儿呢？”，她回答说：“上学去了，还没放学”。这时她开始跟我们聊开了。她说：“你们进屯子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好来堡这个地方很穷，年年吃政府发的救济粮，我和我爱人一天到晚在地里拼死拼活地干，两人加起来一天挣二十几个工分，一个工分才一毛钱左右，还要养活这三个孩子，日子实在不好过，幸亏我天津的父母还能经常寄点钱来接济我们，日子才能勉强过下去”。我说：“关里个省大都解散了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搞起了单干，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你们这里怎样”？她说：“我们这里很落后，现在还是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听说公社和大队的头头们害怕解散了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搞单干，他们就没有什么权利了。前写日子电线杆子上还出现了反对邓小平的反标：打倒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邓小平，好几天也没有人查，后来撕掉算了”。我说：“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是党的政策，你们这里早晚也要实行的”。她说：“我们这个穷地方，即使分田到户搞单干，恐怕也好不到那里去”。正说着，突然那位嫁给书记儿子的女青年跑来了，不过后面却跟着一个人。她一进问门就大声问我们：“你们是不是要把小于带回天津去”？我说：“不！我们哪有那个本事！我们只不过是来看看小于”。小于赶紧向我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屯子的党支部书记”，我说：“我们是扎旗一中的老师，来看看小于”。书记冷冷地点了一下头，用怀疑和敌视的眼光看着我们，也没说话。因为书记的在场，我们的谈话就冷了下来，幸好她女儿放学回来了。我爱人把她叫过来说：“快过来穿穿阿姨给你买的新衣服，看合适不合适”。不一会小于的爱人也收工回来了。她赶紧向我们介绍：“这就是我们那口子老张，人老实，不爱说话，别见怪”。老张嘿嘿笑了两声，也没说话。老张四十岁不到的人，看上去象五十出头了，我心里泛起一阵淡淡的悲凉。小于命令似地对她爱人说：“你赶紧去杀一只鸡，招待客人”。我马上制止了他：“千万别的！你们一共才养了五、六只鸡，靠鸡下几个蛋换几个零钱贴补家用，鸡千万不能杀！”鸡没有杀，好在家里还有点大油（猪油），于是煮了一锅大碴子饭，吨了一锅酸菜粉条，招待我们吃中午饭。小于叫书记也留下一快吃，书记没留下，带他儿媳一块回去了。吃完了饭我们要回学校，小于两口子和三个孩子送我们出屯子走了好长一段路，碰到一辆运粮的汽车，我们搭便车回到了学校。三年后，我们离开了扎旗，回到了我的老家。不过我们却经常谈到那位下放的天津知青，一谈到她，我爱人就叹气。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知现在的扎旗是个什么样子。但从电视报道中我们知道，现在扎赉特旗仍然是全国几十个贫困县（旗）之一。现在我和我爱人都已退休，那位下放的天津知青也快六十岁了，不知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也许是人上了年纪的关系，总爱回忆过去，我爱人常跟我谈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些事情。我对她说：“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毁了一代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象我一样的大学生，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毁了象你一样的一代中学生，你我的后半生总算还是幸运的。当然，在你们那一代人当中也有不少通过特殊的社会关系和自己的拼搏努力，成了现在的所谓大款、大腕、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科技文化精英的，但与数以千万计的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来比，毕竟是极少数。你们那一批人，文化水平都不高，也没有什么特殊技能，回城后大多干的工资低的体力劳动个工作。目前社会上失业下岗工人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你们那一代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一旦失业下岗，生活是很艰难的。他们大多数已沦为社会的底层，命运是很悲惨的”。基督教说，上帝对他的每个子民都是公平的，其实这话并不尽然。你看当今社会不公平的事多着呢！人们也常常说，爱情婚姻是甜蜜幸福的，这话也不全都正确。大文豪托尔斯太的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开卷的第一句话就说“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象天津下放的女知青小于苦涩的婚姻就绝不只是一例、两例。
二○○六年五月十六日五柳村日收到
10月15日，三位未曾谋面的网友和两位老友来访，约定上午9时至10时之间到达。殊不知没有一人准时。最晚一位到达时只差15分就12点了，而他们出发的时间都是提前许多的。是在路上遇阻，有两位都是公交车一趟就可以直达，正常情况下需要的时间不足一小时，而这次其中一位在学知园站就滞留一个多小时。原来是15日有马拉松赛，所经路段被封锁，需运动员都跑过去后，才允许汽车开过，学知园北边和西边被封锁的路段很长，她在那里不知要等到何时，心急智生，干脆下车走一站路，穿越了封锁线，雇到出租车赶来。另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老友也是绕行乘出租车来的。原来13日报纸已发布2006北京国际马拉松赛暨第十届亚洲马拉松锦标赛将于本周星期日举行，从15日上午7时55分起至比赛结束，长安街、西二环东辅路、西四环东辅路等21个路段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比赛路线见附图。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正好赶上了。 &&& &我记得北京的马拉松赛是在春节期间举行，不知何时起，在十月中也办起马拉松赛来了。那天给北京的交通增加的障碍一定不小。据10月16日北京日报报道，此马拉松赛为“2006年全日空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以“全日空”命名，不知是不是得到日本航空公司的资助。此次北京马拉松赛起点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体中心，全长４２?１９５公里。男子组冠军可获得２万美元奖金；女子组冠军可获得１?５万美元奖金，金额并不多。&&&& 遭遇马拉松，耽误了许多时间，没有马拉松。路上堵车的时间也不短的，因为汽车，主要是小轿车大量增加了，我所在的小区前几年还有些停车的空位，现在没有了。因此尽管北京街道的路面很宽，还是堵的厉害。不过并不是所有路段，而是一条线路上总有那么几处“瓶颈”，如从我这里出去经过的清河，几年了未见有改善。再有两年就开奥运了，不知那时会是什么样子。& （陶世龙）
偶尔看到某报刊出的‘国学’专栏，于是就细读了哲学家们的国学高见。我本以为一定是什么高人在讲经论道，读完后方知，不过是一个新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已。 我不知道国学是怎么定义的，凭直觉国学大概是倒腾故纸堆的学问。 且看某教授的高论：孔夫子并没有说过轻视妇女的话（大意）。依据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女’有可能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女人的女，也就是说那是个错字。然后给出了一些牵强附会，故弄玄虚的猜测，如：女子可能是指孔府内的女孩子，不能理解为广大妇女。试问你凭什么这么解释？有可靠的文献记载吗？有最新的考古发现吗？这位教授，请您不要羞辱读者的智商了！难道几千年来的大学问家都是吃白饭的，就没看出孔老夫子这么大的破绽？退一万步说，即便是仅仅指‘孔府内的女孩子’，难道就不是轻视妇女了，孔府里的女人难道不是人？ 不过,也不奇怪,据西方人统计排名,世上最敢胡说八道的人并不是骗子,而是首推某些行业的专家(《杂文选刊》，2006年第9期第10页)。吹牛非但不上税，还能得出场费，这等好事哪里去找？ 看来孔老人家也是个被后人任意打扮的女孩子，形势需要他变成啥他就得成了啥。要么是全盘否定孔子：批林批孔时，我正在上中学，我的印象是上面发下来的宣传材料把孔老夫子说了个有皮没毛，一无是处（我记得批判文章很多是一个叫杨荣国的教授写的）。因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言论已经被批的体无完肤了，没啥油水可扎了，于是只好挖空心思批别的。记忆最深的是有个老师提出要批判‘三人行，必有我师’，说法是：三人中其中的两人或至少一人有可能就是阶级敌人，他们的言论是有毒的，这句话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唱反调，必须批臭，应改成‘三人行，提高警惕。’。现在倒好，明明是孔夫子言论里面的封建糟粕，也要想办法给它披上一件美丽的衣服――用得着老孔了，所以老人家拉的屎也就成了美味佳肴。 我不知道孔夫子九泉之下，对这个拍马屁的教授是褒还是贬。
还是大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把这类人看得透：“中国思想从来最占有势力的是诗人与文豪，但诗人文豪往往不顾事实而顾自己的便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