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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外观不错还行。缺点:易发热,烫手。反应慢,常掉线。总结:性价比不符,希望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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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第一次用挺好的也好看缺点:刚买不久一次 就卡住了 也动不了 只能去修总结:便宜就是这样的要么买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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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薄,像素还行,外观挺喜欢的缺点:手机易发热,充电时充电器也热的要命,都让人担心会不会炸!!!总结:可不可以说是个花瓶,好看但不耐用啊,价格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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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奖励20(财富值+经验值)+难题奖励30(财富值+经验值)姜文:才华在是是非非中展现(北京电视台第3套节目《谁在说》栏目整理)
姜文:才华在是是非非中展现
(掌声中)
阿忆:话题节目《谁在说》。这期说什么呢,咱们说说电影。说电影,就要说大名家。他不仅得演过电影,还得导过电影。那名家是呢?是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叫“姜小军”。好,有请姜小军上场。
阿忆:哎呀妈呀,这不是姜文吗!!(笑)
姜文:不知道吧!我改名儿了!不叫“姜文”,改回去了。
阿忆:噢你原来就叫“姜小军”?是不是生姜武的时候,给你改的名儿?
姜文:不!10岁的时候才改的,那时候姜武都生出好几年了。
阿忆:那时候他叫姜小什么?
姜文:姜小兵。
阿忆:他也是后来改的名儿?
姜文:这两个老名儿都不是我们家人起的。
阿忆:那是谁起的?
姜文:接生医生起的。生我的时候,我父亲在军队里没回家,我母亲忘给我起名儿了。等我起出来……(大笑)……不是不是“起出来”,是“生出来”是“生出来”。医生说,他父亲是当兵的,就叫他“姜小军”吧!
阿忆:呕姜小军!那姜小兵是怎么回事?
姜文:等生我弟弟姜武时,我爸又不在,而且我妈又忘给他起名儿了。(笑)接生医生说,那个叫“小军”,这个就叫“小兵”吧!后来我们俩就用了好多年“小军”和“小兵”。等到我10岁时,家里才有机会把它改过来。其实,“姜文”和“姜武”的名字早就新起好了。那是我老爷给起的。但是我上学时,我们班里一会叫我“姜文”,一会儿叫我“姜小兵”,弄得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叫自己什么了。10岁时,正赶上我随父亲的部队回北京,要转学,趁谁都不知道我叫“姜小军”的时候,就把“姜文”用上了。
阿忆:在我们进行正式访谈之前,我要介绍一下场上的另外两位重要成员,在你身后——就是你现在正回头看的——是吉他手胡平。在我身后——请往这边儿看这边儿看——她是我们的首席观察人甘琦,她是北京万圣书苑的女主人。
姜文:吉他手是干嘛的?
阿忆:你说到好玩的事情,他就来一段开心的音乐。你说到忧伤的故事,他比你更忧伤。总之,随你而动。
姜文:那她都观察什么呢?
阿忆:咱们说得精彩,观察人就表扬咱们两句。咱们说得像大尾巴狼,她就抨击咱们。
姜文:那她要是听得入神什么都忘说呢?(笑)
阿忆:那一定是听你听得入神了。不过,要看你会不会说。好啦,既然是名人,肯定就有好多伟业。那你做的第一件伟业是什么时候?做的又是什么?
姜文:你要这么说,我可就什么都没做过了。我不觉得我作过什么伟业。
阿忆:那就说你做的第一件大事吧。
姜文:什么是“大事”?
阿忆:就是那些大家听起来会说,啊,那才姜文应该做的的那种事儿。至于哪天你曾到胡同里把哪个同学打倒了,你就不必说了。
姜文:第一件大事,那就是今儿到你这儿来作嘉宾。
阿忆:谢谢你的夸张。你演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
姜文:1985年演的《末代皇后》。
阿忆:那是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第2年,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会能跟潘红搭戏呢?
姜文:人家给我机会不是冲着我。
阿忆:是冲着潘红?
姜文:不是。是冲着溥仪。(笑)找一个长得像溥仪的人,所以找到了我。
阿忆:你觉得自己象溥仪吗?
姜文:当时那个瘦劲儿有一点儿像,脸还也有点儿长。那个时候,他们带我去见溥杰。溥杰说,这个人像我大哥!于是我也觉得,我是有点儿像。溥杰不叫“溥仪”的名字,而用“大哥”两个字,这给我特别深的启发。我突然感觉到,电影里的人物关系,是一种很深的家族关系。大哥是一位很重要的长子,但他不仅仅是一个排行,而是一个可以继承皇位的人。我明白了这些,就觉得什么都明白了,于是就去了剧组。
阿忆:刚毕业1年就有这么重要的电影让你演,你当时不会觉得受宠若惊吗?
姜文:那倒没有。在这之前,也有人找过我演溥仪,合同都签好了。但后来也没通知我就不要我了。(笑)
阿忆:为什么?
姜文:他们说,要找一个讨观众喜欢的人。说我这样的人不太讨人喜欢。我说,那问题是我很像溥仪。人家说,像不重要,重要的是讨观众喜欢。后来,我什么都不知道,在家里等着。有一天,一个同学来问我,你最近干嘛呢?我说,我在等着拍《末代皇帝》呀!
阿忆:就是后来陈道明演的那个电视连续剧?
姜文:对对。同学说,不会吧!我说,是是,是呀!他说不是,而且人家都开机了。(笑)我说不可能,我人还没去呢,这玩笑开得也太大了,不可能。(笑)同学说,你还是问问去吧。结果我一问,是那么回事!换的就是陈道明。我一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说,你演溥杰吧!我说,书里头说溥杰比溥仪正好小1圈,但我比那陈道明还大1圈呢!(笑)人家说,这不重要,然后就不要我了。我想,不要就不要呗。虽然,我有一点儿失望,但我不能说你非得要我,否则我就跟你闹。那不行,我也没这胆儿。可是回到单位,麻烦就来了。大家都说,这小子肯定是出了什么事,要不然人家怎么会不要他了呢!我说不清我其实是没出事儿,就是我长得差了一点儿。等到《末代皇后》找我演溥仪时,我就小心了。先不着急高兴,等戏拍完了再说。所以,我还没来得及受宠若惊,戏就拍完了。
阿忆: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地流行一种特型演员。一个人由于演特型而出名,那就基本固定下来。比如王铁成,他永远演周恩来,绝不会演反派角色。你既然在《末代皇后》里演了溥仪,演得又那么好,你完全可以固定下来,专演溥仪。当年,有没有人建议你,你干脆这辈子就演溥仪吧,吃溥仪饭!
姜文:有那么夸我的,说,你像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就演溥仪吧!!
阿忆:这是夸你吗!
姜文:我一听就笑了,说,这不成,好歹我学戏4年,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我知道不能老演1个人。我像溥仪,这长相儿不好改,但胖瘦我还可以改一点。咱就吃得胖点儿呗!这是说笑话。实际上,在《末代皇帝》之前,我在中央戏剧学院演话剧演得不错,有那么几个大导演曾去看过。包括谢晋和张艺谋。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现我还可以演别的。见谢晋导演时,我得装得斯文一点儿,得是个好学生的样子。所以他觉得我演右派秦书田比较合适。张艺谋是北京电影学院78级的学生,我是中央戏剧学院80级的学生,但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认识。虽然他比我大,但却是一种同学的感觉。是同学,就可以随便一点儿,胡闹一点儿,所以他觉得我演土匪合适。(笑)他们一看这小子戏拍完了,所以哐哐就跑来找我。
阿忆:谢导找你演《芙蓉镇》和张导找你演《红高粱》,是在同一年运作的吗?
姜文:前后两年。
阿忆:那应该是谢晋先“哐当”过来了,然后才张艺谋“哐当”?
姜文:对对。其实我上学的时候,谢晋导演就找过我。他当时拍赤壁,可当时我们学院不愿意借学生出去,因为学生上学更重要。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所以就剩下鼻涕了。
阿忆:你觉得自己名声鹊起,是因为《末代皇后》,还是因为《芙蓉镇》?
姜文:这个就应着那首歌唱的了——我也在问我自己——吉他手,弹!
阿忆:“我也在问我自己”,胡平会吗?
姜文:他对邓丽君不熟悉。那是我们邓大姐的歌。咳,我倒想分清是那一个电影让我鹊起,但问题是,拍完《末代皇后》,戏没通过,不能马上放映,有人提意见了。就是这个时候,我拍《芙蓉镇》了。但这部戏又又出事儿了。于是,这两部片子都压在那儿了。压到一定程度,又都通过了,哐哐地一块儿放。
阿忆:那就是这两部电影合在一块儿让你名声鹊起的。
姜文:所以说,电影没能顺利通过,其实是一件好事儿。
阿忆:在这两部电影出来以后,在《红高粱》之前,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知道有一个演员叫“姜文”。他跟其他男演员不一样,那时盛行的是“奶油小生”,而姜文是一条汉子。你听到过这种说法吗?
姜文:好像听说过,但我觉得,那好像说的不是我。
阿忆:是谁?80年代另一个被称作“汉子”的演员是申军谊,但他出名比你晚。
姜文: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好孩子。
阿忆:但我们大家还是拿你当汉子。而且,这汉子形象发展到《红高粱》时,越发不可收拾,更汉子了!
姜文:简直是肆无忌惮。
阿忆:你是要按照这种路子走下去,还是歪打正着就这么作了?
姜文:张艺谋找我演《红高粱》,最开始觉得我演土匪更合适,最后然后我演“我爷爷”。我们在一起研究过那个剧本,一起讨论那个“气”字,最后确定不把这个人当人养了。就当牲口养!他有那股牲口劲儿,我也有一股牲口劲儿。所以那时候组里人一会儿管我叫“骡子”,一会儿管我叫什么什么,反正叫的全是……
阿忆:全是牲口。(大笑)
姜文:在《红高粱》里,我按照这种感觉去演,但这完全是对角色的一种处理。不过,前两部电影我倒不觉得像牲口。你能说溥仪是汉子吗?他是个挺窝囊的人!
阿忆:而且还阳萎。(窃窃笑)
姜文:咱就别揭人短儿了。《芙蓉镇》里的秦书田也没有野蛮性。总之,我觉得大家想说的是,姜文这人演得不错,比较真实。《红高粱》要另说,我觉得,那早就超过汉子了,已经是牲口。
阿忆:我记得你说过,你特别喜欢戏剧,当然也热衷电影,但你说绝不演电视剧。
姜文:但我演过。
阿忆:可你说过不演。结果到90年代初,我们突然在长篇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看到了你。对第一次触电,你经历过一番思想搏斗吗?
姜文:实际上,有一阵我是什么都不演。那是在拍了《李莲英》之后,当然原因有种种。大伙儿都休了。有一天,我请同学们来家里玩,大家还在厨房里做了点儿饭菜。有人指着电视说,这戏好看嘿!我一看,是《编辑部的故事》。大家伙儿都跑去看,结果忘了作饭的事儿,把饭全弄糊了。我就觉得,电视也挺好看,挺有意思,挺吸引人的。
阿忆:观众也比电影观众多。
姜文:那时候不是!无论是《芙蓉镇》还是《红高粱》,到现在票房都翻了8个番了。
阿忆:但电影的观众会以亿计吗?而电视剧……
姜文:你听我说,那个时候电影票房都接近亿,而那时的票价才几毛钱。你算算那得有多少人看。其实,80年代以前,大家主要是看电影,电影观众非常非常多。有人写信来说,他能把1部片子看10遍20遍。现在看电视剧的人确实比看电影的多,但你能看那么多遍吗!后来我们和张艺谋拍《有话好好说》的时候,谈起当年《红高粱》的票房,都挺感慨的。说,现在的票价很贵,但看的人太少。当然,现在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可以看。哎咱们还是回来说《编辑部的故事》。它让我对电视剧有一个改变。后来也正是《编辑部的故事》这拨儿人来找我。他们中间有个人叫“郑晓龙”……
阿忆:一位电视大编剧。
姜文:既是编剧,又是导演,又是他们的头儿。当然也是你们北大的师哥。他要我演《北京人在纽约》。他挺能说动我的,原着小说也别有可看性。我就说,那就演吧。就这样,触了电。现在,我还是这样,只要有好剧本,什么都可以演。
阿忆: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那以前你为什么要歧视我们电视?
姜文:你们电视?那时候有你吗?
阿忆:当时是他们电视,现在是我们电视。
姜文:因为那时候的电视剧,太简陋了,用光和音效太不认真,实在太像快餐。它让我不但对装饭的盒不当回事儿,而且把饭盒里装的饭也不当成一回事儿。但现在的电视已经跟电影差不多了。
阿忆:但好像还是电影更精致。
姜文:对。但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他们用的东西和拍摄态度,已经跟拍电影没有什么区别。
阿忆:我跟另一位大编剧说,《北京人纽约》是按拍电影的方法拍的,所以拍得非常漂亮。但那位大编剧说,别瞎扯了,那是因为在美国。在美国,任何一个烂街道拍出来,都跟电影一样!
姜文:不不不。当然,他说的有一定道理。比如说它的空气清新,拍出来的东西容易漂亮。但总的来说,《北京人在纽约》的成功是因为用的家伙和拍摄态度,那是非常认真的!我选择了这个班底,也很认真地演,演得它简直像个电影连续剧。
阿忆:80年代初——甚至1990年以前——中戏、广播学院、电影学院他们在选演员的时候,都会专挑那些很标致的一看就不是汉子的人。你报考大学,正是1980年前后,你就没有犹豫过老师会不会挑选你这种牲口当演员吗?
姜文:大家可能不知道。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我们的老院长金山前辈也是——他们在分析角色的时候,比现在讲究。为了1个角色,总要写出厚厚的一本书。在这些书里,他们经常用某一种动物来形容角色。这不是胡侃,而是一件挺严肃的事儿。而且这事还巧了,我妈小时候就老管我叫“大牲口”,管我弟弟叫“二牲口”。至于你刚才说的标致的就不是汉子,我也不同意,有的汉子还是挺标致的。
阿忆:我说的只是你这条汉子。
姜文:我也挺标致的!你别总听他们传闻,把我说成那个样子。其实你仔细看,我我还是挺不不错的。至于我怎么考上的中戏,我也有一点儿稀里糊涂。我只是记得没人辅导过我。我什么都不懂,甚至不知道戏剧学院在那儿。考中戏,完全是别人串腾的。我第一次登台,还在上小学。那时,我在贵州。我个子比南方人高,他们就让我演一个戏,叫《消息树》。
阿忆:噢,你演那颗树。(爆发大笑)
姜文:不是,我演树旁边的美国鬼子!(笑)树高,我个儿也高,所以我适合演那个鬼子,满脸涂的绿色。我挺兴奋的,演完戏,就往家跑。我发现,满院子的人谁都看我,这说明我确实成功了。其实,是因为我脸上的绿没擦掉,忘了卸妆。我当时会说普通话,因为我生活在军队大院。尽管南腔北调什么人都有,但大院孩子一律能说军队院里的普通话。这总比贵州人说得稍微标准一点,所以我有幸第一次上台。上中学时,我回到北京,遇到一位同学,叫“英达”。他比我懂事儿,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他告诉我,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还介绍我看一些剧本。那时,我演过一些戏。但毕业时,我仍不知道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在哪儿,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招生。可英达这帮同学蹿腾我,把我蹿到了戏剧学院。那时候,我每回看完戏看完电影,回来就给大家学。同学们也愿意让我学,夸我学得还挺像。有时候,我会拿那时候特有的那种“砖头录音机”,把电影乱七八糟地学在里面。英达骑车带着我,到中戏放录音机,让老师们以为是放电影录音。这让我特别得意。后来同学们就说,你去考演员吧。我有演戏的冲动,但并不知道我能成为一名演员。在这种情况下,我报了电影学院,但是没考上。可我就像后来应聘《末代皇帝》时一样……
阿忆:以为考上了。
姜文:我觉得我不错。我在那儿鼓捣了半天,学了半天,人人乐得前仰后合。后来,电影学院发来一封信,被班里同学抢走了,远远地在操场上念。我们那个操场是土的,同学们跑得一溜烟儿。烟把那些同学遮住了一半儿,就像我们拍电影时放的烟儿。他们先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就“啪”地爆发出一阵笑声。紧接着就听见有人说,“安心工作,安心学习”。我明白,这事儿就算吹了。但第2年,考中央戏剧学院很顺利。我想,如果没有中戏剧,我可能什么都不是。我的一切,都是这个学院给的。那一年,我只有17岁,我的理想和许多思想都是在那里确定的。我原来没有理想,什么都不懂,分不清昨天、今天、明天。进了中戏,得到了熏陶。我开始明白了,我不但要学好一个事儿,还要热爱和迷恋它。在这些老师的教导下,我开始热爱和迷恋……
阿忆:并且也分清了昨天、今天、和明天。(笑)
姜文:还有后天。(笑)
阿忆:从《北京人在纽约》轰动以后,社会上有了一种谣传。说,谁跟姜文合作,谁就会被他强奸。他总是把导演挤到一旁,把自己的拍摄意图强加给剧组。说这话的人主要是爱。意思是,姜文天生就是导演,做演员本是屈就。从那时开始,有人评论说了,说姜文这个人早晚会超越演员,最后成为大导演。
姜文:你说这是“谣传”,我赞同。我觉得,演员和导演之间没有递进关系。有人愿意套用“学而优,则仕”来印证“演而优,则导”。这是一句糊涂话。好演员不一定是好导演。很多好演员根本不愿意导戏,觉得犯不着受那个累。好导演也不一定是好演员。我调查了一下,很多很多导演,恰恰是演戏演得不好,才改行当导演的,而且是挺好的导演。我个人是,演员和导演两个都爱,两个都掌握。
阿忆:你天生做演员的料,还是做导演的料?
姜文:我天生下来什么都该做,但作演员和导演都不是天生的,是……
阿忆:是英达培养的。(爆发大笑)
姜文:啊,是英达培养的。他比我懂事儿早几年,所以确实给了我很多影响。但我要说的是我在中戏的班主任张老师。昨天,我去中戏看他们要拍的话剧。张老师问我,你们表演系的怎么出这么多导演?我说,咱们戏剧学院有这种现象,很多表演系的出来做了导演,比如说人民艺术剧院的林兆华导演,他本是表演系学生。谢晋导演的学校是国立剧专,那是中戏的前身,但谢导也是学表演的。而导演系的出来好多当了作家,比如张欣欣。张老师本人也是导演系的,但却是我们表演系的教授。当然,也有坚持本职工作的,比如古月老师,人家还在演毛泽东。我也是在演戏,坚持本职。至于说我们班这帮同学出了几个导演,可能是跟张老师有关系。因为,表演系的张教授曾是导演系的学生,他的教法更像是教导演。他不会演戏,偶尔演两段鹅,我们都觉得特别可笑。但他会说戏,会启发人,能把死孩子说活了。最了不起的是他能举例子。例子举出来之后,你会很冲动,让你愿做的事儿正好剧情里需要的!这一点,我日后做导演时,用了好多次。所以我的演员……
阿忆:能不能举个例子,说说张老师是怎么给你举例子让你冲动的?
姜文:有一回,他跟一个人说喝酒。那个人实际上喝的是水,所以怎么喝也不像喝酒。难办的是,那人平常也不喝酒,所以也不知道喝多了有多难受。但张老师说,你这么着吧,你喝的不是酒,是一碗酱油!(笑)大家伙儿都乐了,一碗酱油喝下去该是什么劲儿呢!
阿忆:比较难受。
姜文:所以那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出来了。我拍戏的时候也用过这种方法,但是有些例子在这儿没法儿说。说了你们也不能播。
阿忆:本期编导注意,姜文说的这段不播。
姜文:比如说夏雨有一段戏……
阿忆:这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主角儿,我们把姜文导的这第一部电影,亲切地叫做《阳光烂灿的日子》。(爆发大笑、掌声、音乐)
姜文:不错。夏雨这段戏后来上映的时候被剪掉了。细节是他在一个阳光烂灿的早上,去开别人家的锁。他不偷东西,只是好奇。拿起一样东西,就说一句话“嗖嘎”。他一脸坏笑,但就是演得不像,一连拍了很多遍。大家都有点儿着急。我说停停停一会儿,把灯关了,省得费电。然后,我带着夏雨溜达。我说,你看这儿有一块表哈,这有一台电视,但现在它们什么都不是。夏雨问,那是什么?我说,你上中学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女同学。他想了想,说有。我说,好,现在你搂着我,就好比你搂着她。(笑)他说他没搂过,我说就算你搂过了吧!而且你手还别闲着,顺着她的脖子,顺着她的衬衣,你就往下顺吧!等顺了一阵子停下来,这就是表,再往旁边顺,是那台电视,再顺到那儿……明白了吗?他说行行,开始不好意思,但一脸坏笑。我大喊,好啦开始。夏雨摸过去,一拿这个,“嗖嘎”(爆发大笑),又拿那个,“嗖—嘎”(大笑)。演得特别好。大家伙儿一边鼓掌,一边奇怪,说我跟夏雨说了什么。我没告诉他们。今儿到这儿为止了,这肯定不让播。
阿忆:这次拍《鬼子来了》,有什么好例子吗?
姜文:有一段戏是说,武士道鬼子和他的翻译官被中国人关了半年。鬼子认为自己是武士,又撞墙又要寻死。他要翻译官教他骂中国话,想通过骂中国人激怒他们,让他们把自己杀了算了。但翻译教给他的全是“大哥大叔过年好”,等鬼子骂出来,中国人不明白。大家研究说,日本人说好话怎么没有好脸呀?翻译官就说,日本人呀,生气和客气一个模样。要不怎么叫做鬼子呢!鬼子闹腾来,闹腾去,但怎么也实现不了让中国老百姓发怒宰了自己。后来发现,他也是装的。他以为自己是武士,但关了半年不到,他就跪地求饶了。说,你把我给放了吧!你让我说什么都行,骂天皇也行。我今儿就求求你了,放了我吧!甚至,我还能让我的队长送一点儿粮食来作为报答。老百姓一想,是呀,我们也没虐待他,这孩子还从来就爱说好听的话,也不容易。(笑)大家说,那就放了他吧。但在这之前,要提3个问题,确认他可靠不可靠。老乡排成一排,坐着或蹲在炕上。鬼子和翻译一个跪在地上,一个坐在小板凳上。戏拍的时候,我总觉得不够精致,有一种不够主动的感觉。可能是提问者没有贴切的意思。后来,我跟他们说,咱们今天不想那场戏了。咱们这样,咱们给这场戏起个名字,叫“记者招待会”。鬼子和翻译官回答几个问题,炕上的人都是记者。问的时候,鬼子不等翻译说完话,接着便回答第2个问题。结果是,农民老头问了1个问题,鬼子把3个问题都答了,然后说,你接着往下问吧。老头说,还没等我问,你们都给回答了,我没什么可问的啦,这事就达成协议了。最后,鬼子被送走了。那位日本演员说,你一提“记者招待会”,我就全明白了,我也兴奋了起来。他在日本,是一位很有名的演员,开过很多次记者招待会。我的这些工作方法,都是我们老师教给我们的。
阿忆:实际上在学校里,张教授更像是导演,在教你演戏。你学了演戏,也学了导演。
姜文:我们班还有吕丽萍、岳红、丛珊。这几个人,各式各样,谁也不像谁。我们的导演理论是,唤起你的情绪记忆——什么东西是你一下能顶到脑门上的,什么就是你自己的真理——有的导演一直在那儿说戏,掰开了揉碎了说,人家还是不明白。我觉得,张老师给我最大的教育就是,我每次都会找到一把钥匙。每个人都像一辆车,你要找到不同的钥匙,插进去一拧,一下子就能把火儿点着。演员“嘟嘟嘟”发动起来了,我就不用着急了,剩下的就只是接着按按钮儿。中戏的前两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课,叫“观察人物练习”。老师每星期发卷子,学生交练习。这门课弄得别人老把我们当贼,说你老盯着我们干吗!交练习的时候你不能用说话性的语言,必须演出来,而且是通过一两分钟就得让别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不能说那是爸爸,这是他儿子。你得通过一件事一个行为,让别人看到他们的人物关系。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有写作训练,有对人物内心、外表、他们的相互关系、环境对他们的影响等等等等各种因素的观察理解。有时候,你会请另外3位同学共同参加表演,你自己作导演。年底汇报演出的时候,各个系的老师们会说,你导演的活儿干得不错!我这时候,就受了一点儿毒害,想当导演。大学后两年,我们还要做自选剧本片段练习。老师的目的是想知道你们到底有什么冲动,有什么愿望,于是我们就乱翻古今中外的各种剧本。我请同学们参与,我来导,自己也演出。我下意识地把一颗树给用上了,还有一个碾盘。最后,我们拉上了正式舞台。那时有人跟我说,你的舞台利用得比较立体,上下左右前后全都招呼。这也是一个毒害。后来拍戏,我从第一悟性出发,经常帮导演改剧本。我觉得有些戏应该怎么怎么样,导演也愿意采纳。
阿忆:这似乎要看你的运气。有时候如果你跟导演说,我觉得剧本应该这样改,别人会说你这人很麻烦。下次拍戏,就会有人说,姜文这个人连谁是演员谁是导演都分不清,咱不要他了!
姜文:没有没有!你说的这样的导演我还真没有见过!我遇到的这几个导演,都是他们让我帮他们改剧本的。说,这个戏你来演,你有什么意见?我提完了意见,还给他写出来。拍《芙蓉镇》的时候,谢晋导演念剧本。他念完了,我们每个人念自己的角色,先在纸上把戏给演了。假如你觉得不顺口,你可以自己改。有一天,我提了好多意见,把谢导惹生气了。他说,你们以为剧本是这么容易写的吗!你们说,提意见谁不会?你们可以改,但改出来要比一比。比他好,我就用。不好,经大家讨论,不要!我们回去后,每个人分头把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地方改了。我把剧本改得乱七八糟的,但很多地方都被采纳了,包括一些很重要的戏。谢晋导演还鼓励我们自我排练。排练时,要找人看。比如说,咱俩的戏找那个人来看。如果有什么问题,咱俩自己谁都看不着,而叫来的那个人就要充当导演。那个时候,创作气氛挺好。一直到《红高粱》和《本命年》,我碰到的每一位导演,他们都不拒绝我越俎代庖,也不拒绝其他人这样做。
阿忆:你自己做《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导演时,假如演员向你提意见,你会接纳吗?
姜文:当然接纳!
阿忆:很多人跟我说,姜文这人很蛮横。满脑子是自己的想法,不会要别人的。
姜文:开场的时候你让我从景片后面出来,我没有接受吗?我当然愿意全世界都听我一人的,但有一个规律在这儿,这做不到。我不是夸我自己,我不但接受他们的意见,我还会观察他们。如果他身上有特别好的符合角色的东西,我会主动把它写进去。比如说《鬼子来了》里的那个日本军槽和翻译官。那个翻译官老骗人,因为他怕死,他总把军槽的话翻反了,好让中国农民和日本军槽处在一种融洽的环境里面。原来的剧本不是这样,因为我发现这两个演员的现实关系非常有意思。演翻译官的是日本NHK的导演,他既会日文也会中文。他在生活中经常偷梁换柱,已经习惯了。我通过观察,把他们的关系用在了电影里。我还有一个优点,当我发现演员演不了什么,我一定去改剧本。我不会强迫演员演他们演不了的东西。这是灾难,没有用,唯一的好处只是你能当着一群人过把瘾。他可以大声呵斥演员,你就不能演一个杯子吗!你把自己全部变黄了不行吗!毫无疑问,演员不可能这么作。这种导演——我觉得——要么是笨蛋,要么就是想当着人面儿演一会导演。这对作品没好处。我是这样掌握这两个原则的,第一,从演员身上吸收好东西,把它放在角色里,第二,凡是他不能演的,我绝不强迫他演,我要去改剧本。
阿忆:呜呼,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的导演总想让我演一些我不能演的东西呢!
姜文:有些人是无法改变的。
阿忆:咱们的谈话已经进入激烈阶段,我想我身后的首席观察人一定有她的意见了。
姜文:她没意见,她在愣神。
甘琦:我觉得姜文今天能坐在这儿,跟阿忆侃阿忆所说的伟业,纯属偶然。因为你小时候好像是个开窍儿很晚的孩子。
姜文:我晚熟,一直到坐到这里才开始成熟。
甘琦:在文革那种巨大的意识形态陶冶下,你居然没有建立起今天、明天、后天的现实看法。但在你身边,有一些伙伴却早你几年,长大成人。不过,好在你没有受当时社会的主流影响,这反而把你天分中一些质朴的东西诱导了出来。因此,你保存了那种“大牲口”的本性,以致于到中戏的时候,你还能生活在……
姜文: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你说“大牲口”,可能我妈看了不高兴。
甘琦:那你妈为什么这样叫你?
姜文:我妈叫我,可能是出于喜爱。另外一点我得强调,她管我非常严。她是当老师的,教了很多学生。后来,我看她的学生来看她,都出息得不错。她不能打学生,但能打我。如果我洗一个碗,碗上还有一个饭粒或者菜叶什么的,我必须回去重洗。日后,我就是用这种办法对待我自己的。那时,我端着碗刚一回来,我妈就说,回去!我说为什么?我妈说,你经常剩下一点儿洗不干净,你给我留下了这个印象,所以我现在只有这样对你。回去!那时候,假如真的被她发现我不认真,那叫“道德沦丧”……
阿忆:这是你妈妈吗?
姜文:是我妈妈。
阿忆:我听了像是《阳光烂灿的日子里》的斯琴高娃。(笑)
姜文:斯琴高娃长的样子跟我妈有点儿像,那是我为什么找她演母亲的原因。那个角色在小说里根本没有。
阿忆:她动不动就打孩子也跟你妈妈一样吗?我想,你妈妈听到这一段,会伤心的。
姜文:我妈妈看了《阳光灿烂》的样片之后,病了,病了两天。她是一个不愿意道歉的人。我也没有让她道歉的意思。我觉得她当时是对的,是为我好。我去医院看她,因为我知道,她是因为看了斯琴高娃那段戏才病的……
阿忆:她忏悔吗?
姜文:我没问她,不好意思问,但后来她看到别人对孩子不好她会去制止。我现在要说的是,我妈在让我对事情认真这一点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她除了打之外,更会数落,其实我更怕这个。你打就打呗,别数落我呀!而且,她数落我是跟我约好了的。她常说,我几点几点要找你说事儿。那时候,我可能都睡下了,她会把我叫醒,一数落就是半宿!有时还夹杂着一点武力。所以,我不敢不认真。我是被打过来的。实际上,我爸爸也是这样。但我接触爸爸的机会少,他在军队上班,管不了我。对不起,我打断你的话了。
甘琦:不不,我很感动。我接下去不会使用那3个字了。我觉得,姜文好像是接受外部的压力和影响比较少,而所有的影响可能都是你自愿接受的。你是这样的吗?
姜文:我有一点儿没听懂。你要说挨打是我自愿的,我可不是。
甘琦:不不。我是接着最早的话说,一方面你没有太受当时那种时代潮流的影响,另一方面你对你身边伙伴儿的影响,好象又是比较自发地去接受。你有没有这个特点?
姜文:我可能没那么“自发”。我朋友挺多,对我也不太客气,常说你得这样,你就这么着吧!其实是两种因素都影响过我,但两种因素又都没能完全左右我。
甘琦:你没有考上电影学院,但坚持又去考中戏,是因为你意志顽强吗?
阿忆:英达是我北大的师哥,我知道他是79级学生,而你是80级。比他低一个年级?
姜文:是是。因为他第一年就考上了北大心理系,那是1979年。我没考上,在家瞎晃荡。就在我瞎晃荡的时候,还是英达来鼓励我……
阿忆:所以甘琦说你是大器晚成。
姜文:我听不懂“大器晚成”这词儿。小的时候,因为没人管,又加上我会写字,所以我4岁就上学了。上学就转到了贵州六盘水,那地方没什么正经学校,后来又转到贵阳。10岁我就小学毕业了,而且回到北京。但北京不承认贵州学历,说要重读1年,所以我在西直门一小上6年级。小学弄得我特别乱,稀里糊涂老转学。到了中学,我还是比同班同学小。他们有1959年生的,但我是1963年生人,连英达也比我大3岁。所以他们普遍比我成熟。我经常处在比我成熟的环境里,有时候我装大人儿,装得比他们想象的数大。实际上,75岁和70岁的距离不大,35岁和30岁也不大,但我15岁的时候别的同学已经19岁,这种差别可就太大了,很不一样。所以1979年,他们大部分人考上大学走了,我没考上。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非得考大学,不明白他们怎么能上课那么集中精力,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写出那样好的作文。那年我只有15岁,没考上就没考上,觉得无所谓,等4年后考上也就跟同学们持平了。我整天就是晃。到了1980年我考了中戏,还是班里最小的。甚至把我放到下面那届,放到再下面那届,还是最小的。这就是我当年瞎荡晃的原因,我觉得我还有年头。
阿忆:后来发现没年头了才开始努力?
姜文:是,我长大了,但我有我的性情。我有兴趣的事儿,我就能特自信地做得特别好。没兴趣的事儿,你跟我说了也没用。人家说,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我对没兴趣的事儿是,都没有到这个耳朵!从这个耳朵进去,马上就从这个耳朵又出来了。那时,有些课我根本听不进去,认真听也听不懂。而有些,我却能听得特别好。所以我现在想,父母都应该为孩子找找他们的兴趣在哪儿。有些人虽然上了你们学校,上了他们学校,上了我们学校,但那么多毕业生,你想想,为什么就出息了几个人!我们太喜欢跟着一个潮流走,这一点我觉得挺可惜的。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人才会更多一点。我觉得这么多年,其实没什么根本变化,大伙儿还是跟说兴起什么就兴起什么。兴下乡了就下乡了,兴当兵就都当兵,兴出国就都出国了。现在兴金融、电脑、网络,于是是个人就去弄一把。但你喜欢这个吗?你行吗?他不是考虑喜欢不喜欢,而是现在兴这个,这个能挣钱,所以就去和咙一下。我觉得,这是浪费人才!
甘琦:你做电影的过程中,有没有过特别自卑的时候?
姜文:如果剧本我看了没感觉,我不说我自卑,我根本不干。我不愿意把自己推到自卑的境地。如果我看见一个自己不能做的剧本,我会觉得全世界谁都比我强。如果我看见我能做的,我会有一种冲动,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如我。大家不知道,你们看到的很多戏,那里的角色都是因为我不演才让别人演的。
阿忆:比如说?
姜文:咱们别瞎比如。
阿忆:因为直接涉及人头?
姜文:我拒绝过很多戏,不是我瞅不上人家,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做不好。
甘琦:那你相信天赋吗?
姜文:那还是得相信。
甘琦:相信到什么程度?
姜文:相信它,但不能完全依靠它。后天的培养熏陶和影响是很重要的。光相信天赋那是害自己。比如说,反正我有一个天赋,我就这么着了。演员里这样想的人很多,他们的确有天赋,但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却停在那儿了。因为要演得更好,要对人生的理解。没有这种理解,光凭一点天赋是不行的。
阿忆:坐在你身后的观众是东方佳艺的小演员。从面儿上看,你觉得他们将来有可能成气候吗?
姜文:要我看都能成。我不是说好听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演员,只要他跟角色适合。为什么我经常选择一些非职业演员?就是因为我有这个标准。只要他合适,我就选他。
阿忆:要是这些人,在你说话的时候,表现得无精打采你还会觉得他能成吗?
姜文:他们成不成跟高兴或无精打采没关系。
阿忆:据说将来能成功的人,当他听一位行业里的已经成功的人说话时,总是聚精会神,好从他身上学习经验。也就是说,凡是像他们那样在电影巨星姜文发出谆谆教诲时还表现得无精打采的人,根本就成不了大事。(被指者依然无精打采)
姜文:人家无精打采,不一定没听。我最注意听的时候,就显得无精打采。
阿忆:我希望从始至终一直在抠脚的那位女演员能在姜文为你们极力打圆场的时候赶快迷途知返。那样子拍到镜头里,实在不好看。是不是?
姜文:其实,我挺自卑的。
阿忆: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但一直不敢直接问你。
姜文:没关系。我有非常自信的一面,也有非常自卑的一面。我觉得,自卑没什么,每个人都会有。
阿忆:是吗?我怎样没发现自己自卑?
姜文:那你就麻烦了,居然没发现自己自卑。其实,你在生活中应该发现自己自卑。真的。我就经常瞅我自己别扭,埋怨自己,事儿怎么让你办成这样儿!
阿忆:这不叫“自卑”,这是“严于律己”。
姜文:不不不。一“律己”进而就会导致自卑心理突然出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就会想,明明别人做能做好,自己为什么不能!有时,这种自卑可能缘于一件小事儿没作好,有时是意识到这么晚了自己才发现做错了事儿。
阿忆:我也有自卑还居然没发现。为了转嫁这个话题,我想把下面的说话机会留给首席观察人。
甘琦:那我趁机问一个问题。如果姜文当时不去考中戏,你会干点儿什么?
姜文: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要说想干点儿什么,我还是想干现在这个。
甘琦:你觉得你运气好吗?
姜文:我不能无病呻吟。有的人考了好几年,但我这么一个没理想的人,竟考中了中央戏剧学院。所以,跟大多数人比起来,我算是有运气的,而且运气还不小。真的,至少没有下岗吧。
阿忆:好,咱们把发言的机会留给观众。
观众1:我是一个非常热爱电影的人,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电影缺乏想象力,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你怎么看?是不是记录生活的电影太多的原因……
阿忆:比如说《阳光烂灿的日子》!(大笑)
观众1:那部片子我还是觉得很好的,我还很喜欢《有话好好说》不多。但是我看了很多国外电影,觉得别的中国电影在想象力上与它们反差很大。近几年,中国就没拍出好科幻片,就是因为缺乏想象力。您说是吗?
姜文:你是哪个学校的?
观众1:北京邮电大学。
姜文:几年级学生?
观众1:3年级。
姜文:学什么?
观众1:国际贸易。反正我也不怕丢脸了,我是考北京电影学院环境管理专业,但差了几分没考上。不过,我还是对电影非常热爱。
姜文:我刚才说了自己没考上,所以你才敢说自己没考上?
观众1:对对。
姜文:咱俩都是电影学校的落榜生,但我估计你和我一样,将来很有可能会搞电影。
观众1:所以我今天费了很大劲儿过来,来跟您面对面地聊天儿。我不是奉承您,您是我比较欣赏的搞电影的人之一。不管是你演的电影,还是你导的电影,我都比较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从您的视角反映文革岁月,起码我会觉得与众不同。外国有很多片子,它看着确实很普通,但它们用与众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又有很幽默的效果在里面。我特别渴望中国也有这种片子,也想听听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姜文:我觉得你早晚会转回来干电影,但不一定上电影学院或中戏。人有热爱,一定会朝热爱的方向走,但全世界做电影的,很多都不是学电影的。他们有的学哲学,有的学电脑,但学什么都有可能成为演员或导演。我同意你的想法,中国电影确实是想象力有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想象力不单单是电影的问题。再说一句听上去有点儿别扭的话,我们电影比不了别人,你说我们又有什么能比得上别人?其实在很多方面,跟人家比起来,都是差挺大一节子。这需要整体发展和进步。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能在日常生活中让孩子的想象力更打开,从小就培养他们的想象力,这是一个件大事儿!大家想想看,在社会生活当中,是不是特别有想象力的人经常不得烟儿抽。你必须抑制你的想象力,才能在世上活得好。那你能在拍电影的时候突然把想象力拿出来了吗?到这时候,你已经忘了你曾有过的想象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观众1:我明白。您的意思是说,想象力需要一个环境。
姜文:你要是看了《鬼子来了》,你会比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得到更多的满足,因为其中有很多想象力。
观众1:我知道,您换了一个角度,抓紧了人的本性。我们曾经认为,是鬼子全是坏蛋。但实际上,不一定每个鬼子都是坏人。
姜文:日本军队很愿意拿武士道说事儿,不但是为了激励士气,也为了吓倒敌对国。直到今天,前辈也好,我们自己也好,一提起武士道就以为日本人全是“不成功便人成仁”,动不动就切腹。这恰恰是中了毒。日本人希望一代一代你都这么认为,因为这可以让你害怕。其实日本兵投降的人也很多,不是岁有人都敢真正切腹。你到敬国神社看看,剖腹自杀的人没有你想象的多——包括东条英机、岗村宁次、精卫首相——没有一个是“哐哐”就拿刀把自己肚子拉开的。最可笑的是东条,他把左前襟儿上画了个圈儿,拿枪去打。他干嘛要画在衣服上,画在肉上不行吗!画衣服上跟个破筒似地一蹭就歪了,子弹从胳肢窝穿过去。这不是做秀吗!他往嘴里开一枪不也是死定了吗!再说武士是不能拿枪的,得切腹,要得就是这股劲儿!看过《红灯记》吗?其实,东条的做法跟王连举一样,是自己给自己一枪,但并不想死。我们不要再中这个毒,大部分日本军人都做不到武士道。《鬼子来了》要破除这种毒素,打破偏见。在想象力上也比《阳光灿烂的日子》要好一点儿。但是,如果是你说的那种想象力,我觉得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负责的。如果我们是孩子的时候童心就被压没了,如果现在又去压没自己孩子的童心,等到他该运用想象力的时候,他已经全忘了。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我们经常弄不清现实和虚幻的界限。表现在生活中就是真话假话一块儿说,想象的和有证据的一块儿用。如果界限很清楚,什么话我是有证据的,什么话没证据,什么是假设,什么是真实,你反而会在想象中表现得更加自然和游刃有余。
观众2:我是一个影迷。可以说,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电影。在我的印象中,北影可以称为“中国的好莱坞”。但现在我对中文电影非常失望,对内地演艺圈儿里的名演员知道得也非常少。但姜文先生可以说是我知道比较多的唯一一位男性影星。现在,我主要是看一些欧美影片。英法电影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更多的是在讲人生问题。美国是影视的摇篮,是影视人的天堂但它逐步走向下坡路。它主要还是以科幻取胜,没有更新的血液注入。而我们中国的影片,还没有找到规律。我只感觉中国影片太过写实。可以说,写实到了根本就看不懂……
姜文:写实还能写到看不懂?
观众2:对。有一些影片写到了让人不能接受。
阿忆:比如说?
观众2:比如说……
阿忆:《阳光灿烂的日子》?(爆发大笑)
观众2:不不。《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看一遍以后就完全理解了。香港有一部片子,叫《东邪西毒》。这部影片我看完第一遍,感觉非常朦胧,根本就不清楚它究竟要说什么。到现在为止,我看了30多遍了,但只看懂了一半。
姜文:但还是愿意看?
观众2:为了想看明白它。我特意买的这部片子,现在家里……
姜文:在哪儿买的?
观众2:专门的音响公司。
姜文:不是盗版?
观众2:不是。
阿忆:你觉得《东邪西毒》是一部“写实”得看不懂的片子?
观众2:它是把现实中的东西参杂其中,里面有参杂着三角恋爱问题。(爆发大声嘲笑)确实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三角恋爱!
姜文:你觉得东邪西毒那时候没这事儿?
观众2:有。但它的表现方法是现代手法,有点儿像《英伦病人》。我要说的是,现在看中国影片,给我比较杂乱的感觉。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系统化的东西,就是,西方人希望看到中国什么样的影片,但拍哪部片子对中国更有好处,更能充分展现民族风彩。中国现在失去了这些东西,可以说有点儿崇洋媚外。我认为,这是影视界的一大损失。这不是因为演员不好,只是剧本的问题。我不知道姜文先生听完我这翻话会有什么感想?
阿忆:姜老师都听糊涂了。
姜文:在1997年我拍《有话好好说》的时候,还有今年拍《鬼子来了》的时候,我用了很多非专业演员。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电影圈外边的人比电影圈内部的人更爱电影,更知道怎么品电影。也就是说,对端上去的菜觉是否可口,你比厨子还会品还会做!好多干影视的人说不出这两位观众说的话。你说中国电影现实得都看不懂,我也有点儿失望。不,是绝望!水涨得太快,但船没来得及长,“哗啦”淹在了水里,只露出一点儿影子。这可能是个过程,也没有什么坏处。最后,不爱再干的人也就别干了,该干什么干什么。现在是你没法儿知道谁该干谁不该干。比如说你们俩,我觉得挺该干这行儿的,但却不知道怎么干。实际上,我也不是电影圈儿的。过去,我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归文化部管,根本不归广电总局。现在,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师,是教育部的人。我说过,中国电影如果未来有气色,一定要靠很多干别的事儿的人裹胁进来。他们是为中国电影争气的主要力量。专搞电影的人老在一块儿吃饭喝酒,说的话来回来去都是一样。你见1个人,就等于见了10个人。现在,热爱电影的社会力量已经参与到了电影创作之中。我们知道,文学比电影做得很好,但很多作家不是学文学的,但文学没有拒绝他们当作家。
阿忆:那是因为文学无须技术,只要一枝笔和一张纸就行了。
姜文:但中国电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技术专家都在,你可以找他们帮你,但关键是你怎么要求他。导演都知道,摄影师是你说怎么拍他就怎么拍,但导演的还坏在于他能不能提出要求。但我们导演的指导思想和创作思想有问题,我们的电影体制也有问题。
观众3:您在贵州住过,是吗?
姜文:住过。
观众3:我是贵州人,听您说到贵州,感觉特别亲切。
姜文:你住在贵州哪儿?
阿忆:铜仁。知道吗?
姜文:知道。
观众3:您对贵州的印象怎么样?
姜文:我一直想回去,但一直没有机会。可能那时候我还小,觉得那里什么都特别好。风景好,吃的也好。
阿忆:女孩儿长得也好!(爆发大笑)
姜文:那时候没太深注意,反正印象不错。还有,那儿的人口音我也喜欢。
观众3:我代表贵州人民,欢迎姜老师回贵州。我要说的是,我本来喜欢影视表演,但去年考大学的时候,父母却让我学电脑。因为现在流行电脑。假如我现在又要发展自己的兴趣,我该怎么办?
姜文:你还年轻。你现在学电脑没坏处。连我还在学电脑呢!而且,我不同意女孩子年轻才能当演员。那不一定。你要喜欢,你把别的本事学会了再来拍戏演戏也不耽误。但如果实在忍不住了,学不下去了,那你就赶紧行动起来,跟刚才那两位观众联合起来。
观众3:本来今天下午我应该上电脑课,但我还是跑来了。
姜文:你是不是根本就学不进去?
观众3:我学不进去高等数学。
姜文:但我要提醒你,假如和基础的知识和文化相冲突,那爱好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电脑基本上是基础技能,年轻时多学一点儿本事没坏处。有的时候,你甚至还得有意强迫自己多学一点。
观众3:控制自己,约束自己?
姜文:对呀!如果没有任何知识,什么都不懂,那你靠什么来分析角色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厨子端上菜来,还不如说饭的人懂得菜。我觉得,创作人员对他要表述的事情的理解程度,应该超过大部分看电影的人。否则,人家凭什么傻看你的电影?
观众4:凑巧我也是贵州人。据我所知,您好像在两部戏里扮演的都是小角色。而许多世界级大导演都喜欢在自己所拍摄的电影里扮演一个小角色,这好像是一种作风。您认为您和这些大导演之间有什么不同?
姜文:我跟他们没什么不同。在中戏上学的时候,我们有这么一句话:“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其实,角色从来不分大小,你能把它演好就是最了不起的。那时,很多人愿意演那些只说两句词儿的角色,其实那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如果你两三句词儿的角色都能演好,那话多的戏可以做得更好。这几年,乱七八糟的思潮太多,大家都得奔着一个腕儿,或者说看电影就看谁是主演。这是挺混蛋的一件事儿。那就剩他一人儿得了,但这戏还能演吗!我不拒绝演小角色。只要是非常精彩的设计,我依然愿意演。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上学的时候,甚至包括现在,我没想怎么成腕儿以及它带来的利益。我只是对戏剧和电影事情非常热爱,名利只是随之而来的东西。我去有些学院座谈或讲交流课,经常有人问我,你说怎么能成腕儿。我说不知道。如果非要让我说,我觉得是,你不想成腕儿才有可能成腕儿。你老想着这个,什么也做不了。你如果觉得这事儿挺累的老想着结果,不喜欢过程,那就干脆别干了。你成不了腕儿,一辈子也成不了。
阿忆:我发现观众问问题,越来越沉闷。让我来打破沉闷吧。很多人跟我说,人一成了名,连穿着都可以随便。你看我们上场得化妆,但姜文第一是拒绝化妆,第二是跟很多大演员一样,穿皮鞋,但不穿袜子。
姜文:谁谁规定皮鞋就一定穿袜子?这上面有这么多眼儿,这是夏天穿的,而且它里面的做法是光着脚更舒服。穿袜子这个讲究是谁谁规定的?女人穿皮鞋她们为什么可以不穿袜子?
阿忆:人家是女人呀!
姜文:为什么女人能做的我我就不能做?
阿忆:一听就知道是一位大人物的回答,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姜文:你要觉得有必要,我明儿就穿上袜子。
阿忆:咱们聊聊小时候吧。听说,你也是军队大院长大的?
姜文:但我6岁之前在农村。
阿忆:那也是军人的孩子寄放在农村!
姜文:在我姥姥家,唐山农村,也是我拍《鬼子来了》的地方。《鬼子来了》跟我6岁以前的记忆有关。那个记忆模糊了以后,加上想象,就成了片子里的样子。
阿忆:《鬼子来了》被无理封杀,咱们还是说《阳光灿烂的日子》。后者的生活也是我熟悉的,我也在军队大院长大。我们知道,很深刻地形成人生观要到6岁以后,那时我们可以很牢固地记住一些事。而正是这时,你回到了军队大院……
姜文:我刚把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拿来时,有了共鸣,他也是军队院子里的孩子。但好多人说,这东西不适合电影。
阿忆:我当时也这么想。
姜文:他们跟我说不行。人家可都是专业导演。他们好心忠告我,说,你看你是演员出身,现在又是第一次导戏,你最好是发挥你的所长,弄一个有戏的,但王朔这东西没戏。还有一个导演说,反正我不会导这个,我倒想看看你能导成什么样。
阿忆:你自认为自己成功了吗?
姜文:当然成功了,觉得还不错呢,挺好看的!
阿忆:你胆子挺大的。按说一个人第一次作导演,应该选择一个故事性非常强的有头有尾这样的小说故事。但《动物凶猛》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充满骂人话的长篇。这是很难把握,很难处理的。
姜文:我不觉得难。我一看这个小说,立刻觉得那是一部电影。
阿忆:《动物凶猛》像电影?
姜文:多电影呀!
阿忆:为什么?
姜文:说不出来。但他吸引我,有画面感和流动感,而且这种画面是很有激情的
阿忆:一帮小糙孩儿,在这个胡同打完架,又跑另一个胡同?
姜文:不能这么理解。如果你只从一角度出发,多伟大的作品都可能被贬低为无聊,都可以说成是“糙”……
阿忆:那不一定吧。人家《大决战》就是一帮特别伟大的人物决定历史命运的大场面,把国民党反动派都给打倒了……
姜文:咱们不提政治,否则,容易被扣上“反动”的帽子。我不认为《动物凶猛》是一帮小糙孩子打架。你也说过,那是一首诗,一首长诗。
阿忆:但是充满了骂人的话。
姜文:骂人的话也是诗。那多凝练呀!就一个字,“操”,千言万语都在里面,能放在各种关键时刻。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它不是骂人,而是一种节奏。
阿忆:《阳光灿烂的日子》公映时,我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我的一个同事带着他自己的小女儿——当时刚上2年级——兴冲冲地去一家豪华影院,要看看姜大师的第一部杰作。但回来后竟破口大骂,说姜文这混蛋,操,我女儿刚2年级,竟看了一部下流片子!
姜文:如果他从来不骂人,社会上从来没有人骂人,看了电影他们不会懂。但这位父亲会知道“操”是什么意思,而且很会使用。如果社会上有这个字,他还会说“姜文这混蛋,操”,那我为什么不能把它放在电影里呢!(掌声,音乐起)
姜文:我们净化社会,但不能单去强调电影要多干净。那没用。如果一个人该骂人的时候不骂人,你会看着奇怪。如果有规定说,骂人罚多少多少钱,那电影里可能就没有人骂了。但回家后,你该骂还骂。咱们经常拍内心独白,经常拍卧室里的戏。为什么?我们要真实,一直真实到骨子里去,大家才愿意看。
阿忆:咱们这个年龄的人,在80年代前后还普遍听过一句话——艺术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我理解“高于生活”的意思是,生活中充满骂人的话,但到拍电影的时候……
姜文:要比生活假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阿忆:我可是正面理解这句话的。
姜文:怎么理解呢?
阿忆:生活中充满骂人的话,但拍电影时,原来10句咱们就剩下1句。
姜文:人家有10句,肯定是有10句的必要性。这是我们怎样看待生活怎样认识生活的问题,甚至是怎样认识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放纵自己做一些糙事儿,甚至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我们表现它的时候,可以把它粉饰好。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还可以拍纪录片,生活和表现没有一点儿改变,原封不动地把生活拍出来。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如果我们表现生活的时候,干净了一点儿,那却骗了下一代。下一代会被骗好长时间,但甭管早熟还是晚熟,他早晚会突然明白,知道生活原来不是这样的。这是对社会的失职。这样的社会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完蛋。另外,大家应该知道,《阳光灿烂的日子》除了充满骂声,还充满着爱和激情。
阿忆:充满了爱?
姜文:充满了爱!
阿忆:谁对谁的爱?
姜文:对人的,对生活的。
阿忆:好像那几个小孩子之间的爱都很不牢固,长大后大多不太认识了。而斯琴
高娃还“啪啪”地打孩子……
姜文:不牢固并不是他们没有,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有时候,人心里有的东西,不一定能顺畅地表现出来,甚至会反向的方法表达。有人看上去很讨厌你,但实际上心里很爱你。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说我们不愿表现出来,这里有很多心理的弯曲途径。片子里的那些孩子,在那个年纪那个环境下,他们需要爱,渴望爱,也需要找到一个对象去爱,但他们不懂得如何去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没有这种环境,孩子们说话只能用“操”来表达。我能感觉到这一点,我是从那个岁数活过来的。夏雨总是孤独地追米兰,甚至偷偷摸进她的房间,四处溜达。他能拎出来一根儿头发想半天,甚至能由此闻到很多气息。这不是一种内心的爱吗?
阿忆:王朔的小说叫《动物凶猛》,你怎么想到用“阳光灿烂的日子”去取代它。这是一个十分明丽的名字。
姜文:我就是觉得“阳光灿烂的日子”这几个字好看,而且好听。
阿忆:能用“阳光灿烂”来形容70年代军队大院的孩子吗?
姜文:这是我当时的感受。首先,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污染,有的是蓝天和白云。那时,天老是晴天,没那么多阴天和风沙……
阿忆:但对大人来说,那是一个思想禁锢的年代。
姜文:那是大人,不是我,对吧?另外,在想到这个故事里的情节时,我基本上觉得都是晴天。所以,我要尊重我的感受去拍摄,而不是用一个结论去拍。结论有很多抑制情感的东西,如果下了结论再去工作,那人性里的各种自然的感受就会被去掉。
阿忆:每一位嘉宾都会回答同样的6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姜文老师怎么回答。
姜文:我可以拒绝吗?
阿忆:先听听,再说拒绝不拒绝。第一,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什么?
姜文:我就不爱回答这样的问题。
阿忆:很多有名的文人都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姜文:能不能不提这个“最”字?
阿忆:那好,对你影响大的作品是什么?
姜文:这么说还行。挺多的,有毛选。
阿忆:《毛泽东选集》,简称“毛选”。
姜文:从小我就会背,但背的时候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明白了之后又背不下来了。这反而引起我一个冲动,老想去看它,因为有一个声音老在耳边转。我不只是看老三篇,也不是老三篇天天读那种感觉。过去,大人挺傻的,只是强迫你背,他来考试,还记分。但你根本记不住,意思也不懂。但后来再看时,尤其是看见毛泽东写第一篇文章时跟我头几年的岁数差不多,便觉得这是同龄人写的。而且写得好呀,清楚,有煽动性,有激情!
阿忆:毛选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
姜文:那年,他大概32岁。他经常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自己回答。
阿忆:那是典型的写给农民写的文章。
姜文:农民才不看这些文章呢。我觉得,他是给能看字儿写的人的。他反对八股,反对瞎搅和瞎磨计。他这种性格挺好,有什么事而都说清楚,说得还直截了当。但他并不是白水,他还是能引起你的兴趣。比如,“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阿忆: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姜文:对呀!他看问题很透,也能把看透的东西深入浅出地写给看文章的人,而不是像我们有些拍电影的人评电影的人,文章写得乱七八糟。本来没什么,导了半天就更糊涂了。最后大家说,算了吧,不看了。
阿忆:第二个问题——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姜文:我还没说完呢!还有一本书,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阿忆:第一本是毛选。
姜文:那是过去的事儿,最近我喜欢另一本书。
阿忆:我知道,是《诞生》!
姜文:我自己写的就不好在这里吹了,我说的是林达写的3本书。
阿忆:这本书很伟大么?
姜文:只要能影响我,我就觉得伟大。一本叫《历史深处的忧虑》,一本叫《总统是不可信的》,一本叫《我有一个梦》。你这儿有谁看过没有?
甘琦:那是我们万圣书苑最早发现并推荐出来的,最后在三联出版社出版。它的作者是夫妻俩,都不是专业作家,就像你刚才说电影也有好多非专业人员一样。妻子李小林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先生是做电脑的,天天写程序。
姜文:你认识他们吗?给我带个好儿,我很崇拜他们。
甘琦:到时候给你一个E-mail。
姜文:什么时候见一回?
甘琦:等他们从美国回来一定的。这是一套非常好的书。当时,三联不做推广,都是我们这样的书店拿来之后看好,我们就分散给身边的朋友。有的朋友是报纸的,有的朋友是写书评的,有的朋友只管到处囔囔。我本人拿着这本书,推荐给别人,花了20来套的钱。他们两夫妻知道我们书店在热情地向朋友介绍这本书,主动跟我们联系。所以他们在国内的所有版税都送到万圣,万圣再买书送人。每一年,万圣都给他们往美国寄一些他们想要的书……
姜文:非常可惜,这里居然没人看过,麻烦了。
甘琦:大家都去阿忆家的书店买吧。
姜文:网上也有。
甘琦:那去我那儿也行,阿忆那儿也行,我们都有网吧。
姜文:你看了没有?
甘琦:也没看,我忙着考试。
姜文:我拍《鬼子来了》的时候,有一件事非常感慨。我发现,很多外国人有很多很好的书是写别的国家的人的。比如说《菊花与刀》,是一个美国女人,写的是日本。写得非常棒,对麦克阿瑟占领日本的政策有很深的研究,对我们拍片子也很重要。当然,有的书写中国时不太友善。比如有一位很右的日本作家,他的书很反华。但这个人是一个博学的学者,对中国古代和当代的政治经济历史非常了解,提出了很多让了我看了以后非常不舒服的问题。但这的确是学术研究。本世纪初,戴季陶写过一本《日本论》,胡汉民给写的序。里边谈到,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已经有10来万人。但居然没有谁写出像样儿的研究日本的书,而那个时候,日本每天有10几种关于中国各个领域的严肃认真的作品。那位右派作家当时就挤兑中国人,说,中国有一句叫“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中国人到日本去,除了学会一点儿挣钱的本事,没有几个人学文学、哲学、政治、经济。总之凡是不实惠的东西,都没有要。他说这样中国人没希望。我听了挺别扭,但有时候,你又不能不注意这件事儿。被人家注意研究,当然是好事,但仅仅是被别人注意,从来不注意研究别人,这成了很大的问题。和平时期还好,但如果冲突起来,你怎么能做到知己知彼呢!所以我们经常是拿棍子捅洋人腿,人家摔不倒。我跟朋友们感慨《北京人在纽约》那样的书——我不是说那本书不好——但我们能不能不为别的,也不为有多少人看,只是为了写出一本很严肃的书。我说,我很难过,因为我找不着。
阿忆:你可以到我们的首席观察人的万圣书苑去看看。
甘琦:先压一张支票。
姜文:现在我们可能有了,但我觉得还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去留学,是为了自己发财,还是为了了解世界?有没有人背着包,是为了了解那个地方,然后把它写出来?有一个西方人叫“小泉巴玉”。他是美国长大的,父母是希腊人和英国人。他41岁才到日本,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叫“小泉智子”,自己也改名儿叫“小泉巴玉”。他也很认真地研究了日本。我们也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人去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否则,我们大多数人对外国只能是道听途说。瞎传,传到最后,大家可能把假的都当真事儿了。如果我们永远活在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里,灾难一定会发生在我们头上,而是敌人头上。我为什么拍《鬼子来了》,跟我这种想法有很大关系。我做了很多调查,发现在知己知彼上,我们做得很差。而当时的很多日本师团长是中国通,完全知道你在想什么,有什么弱点。我觉得,如果小事情不注意,大事情上就会犯很大的错误。你比如说,在嘎纳电影节颁奖这件事上,我们中国的报纸乱七八糟,凭想象瞎写东西,为了突出自己,把一些并列奖拿掉。这样不好,也没必要这样作。比如说金棕榈,从来没有过“金棕榈奖”,它就叫“金棕榈”。金棕榈是一个象征,然后才是大奖,然后是女演员,男演员,导演,编剧奖,最后是技术奖。此外,还有一个金棕榈短篇奖。但我们在乱说,出现了“金棕榈奖”。我们可以较一点儿汁儿,告诉孩子们这个小真理。如果小真理不知道,大真理上肯定出事儿。我们说日本人是“投降”,有什么“投降诏书”。但他们从来没说过投降,只是说“终战”,那叫《终战诏书》。大家可能在很多电影中听到过日本天皇宣读诏书,但实际上里边根本没有“投降”两个字。你说这是翻译问题,但我认为不是。那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投降,也愿意这样理解。但是问题是,日本不这么理解。“终战”无非是“停战”的意思,而投降和停战是两回事儿。他们从来没说过“我们投降了,我们错了”。相反,他们没说自己错,也没说投降,只是说美国人扔了两颗原子弹,生灵涂炭,日本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对不起为国捐躯的臣民和将士,日本人民也会惨遭灭绝,甚至全世界文明都会受到损害。他们是基于这种考虑才说,我不打了。这些资料不是说找不到,图书馆就能查到,原文的和中文的都有。但40多年来,我们一直以为是日本投降。我觉得,我们尊重真实性。知道了真实性,才能知道我们该怎么对它。
甘琦:听你讲这些,我理解你为什么会喜欢那对夫妻的书了。我举一个例子,在《总统靠不住》里,他们专门讲了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中文翻译里有“克林顿政府”这个词,但美国的语言里只有“克林顿行政班底”,从来没有过“克林顿政府”。人家的政府是三权分立,根本不可能把政府给总统一个人。而我们连这个东西都搞混了。
姜文:还好,我们没叫“克林顿同志”。(笑)
甘琦:所以真实性中有很多细微的分辨。是细节能影响大事,还是大事经常反应在细节里面?其实,大事和细节是相连的。
姜文:这套书真的应该看一看,不行就手抄一下。
甘琦:《历史深处的忧虑》在内地飘了好长时间才被三联出版,而且在三联不推广的情况下,卖了近10万册。我对万圣起的巨大作用,表示由衷的高兴。大家还可以在万圣网站免费阅读,3本书都在上面,是作者赠给我们的权利。
阿忆:我觉得甘琦和万圣都应该给《谁在说》栏目交广告费。
姜文:去年9月,我正在感慨翻译瞎来,自己骗自己。正好一位朋友说,你看看这套书吧,这书能满足你的要求。我拿来一看就搂不住了。去澳大利亚做《鬼子来了》的后期,我每天看的却是这套书。我还给我们的编剧、摄像、录音师弄了个读书会。我从网上摘下来,打出好多份,弄成好几本书。大家天天轮着看,做笔记,晚上一起交流。我为中国人能写出这本书感到骄傲。它不是胡扯,也不是泄私愤。
甘琦:你刚才说,不想成腕儿才能成腕儿,这夫妻俩就从来没想过成腕儿。
姜文:这两口子的这套书没要稿费,你看完之后也不会觉得那是商品。我觉得,它对20来岁的孩子确实有好处。就说克林顿行政班底和“克林顿政府”,我们很容易搞混,其实克林顿不过是一个总管。有些事儿,他说了也不算。咱不提克林顿了,说咱们的。我掐头去尾说俩书,一个是毛选,一个是这套书。
阿忆:第二个问题——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姜文:就是这两套书的作者。
阿忆: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林达夫妇。
姜文:我为什么这么推崇这两套书,因为人家没着急,没上火,轻轻吹一口气,就把我有些稀里糊涂的东西给揭开了。
阿忆:按标准汉语说是“启蒙”。
姜文:你要这么翻译也行。
阿忆:标准话叫“启蒙”,北京话叫“开窍儿”,你管它叫“揭盖子”。
甘琦:姜文不是在学电脑吗?我给你一个词儿,叫“格式化”。(笑)
阿忆:那要先把脑子弄成空白,然后再往里面填东西。第三个问题——你最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荣誉?
姜文:这是什么话!你要说荣誉,我什么荣誉都想要,但问题是我配不配?你知道吧,我得这么想。
阿忆:咱不管配不配,就把它当成理想说吧。你最想别人怎么夸你?人民艺术家?
姜文:那就是“该干什么就吆喝什么”。啊,林达写书,我这么夸他他肯定挺高兴。要是反过来,我拍电影要是林达能夸我,那我就高兴。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夸我,说姜文的电影拍得好,那我简直是太高兴了。(掌声及音乐)
阿忆:这个问题定下来了。姜文最喜欢的荣誉是,如果毛泽东在世,最好能夸姜文拍的电影不错。
姜文:有人当演员,总有一种向谁致敬的心理。但一旦演成了,他要致敬的那个人也不在了。
阿忆:你想给毛主席致敬,但毛主席说不定认为你是大毒草。
姜文:我只是举个例子,不是说我非得向毛主席致敬。也可能我的片子只想给我的一个朋友看。他能明白我的意思,明白我暗藏的东西,我就心满意足了……
甘琦:只要他觉得你的电影拍得好?
姜文:只要他觉得好,我就特别高兴!
阿忆:他要是觉得不好呢?
姜文:那就说明他错了。(爆发大笑、掌声、音乐)但没关系,他可以觉得不好。
阿忆:第四个问题——你遇到过的最难的一次抉择是什么?
姜文:哎呀是这样的——你要是一直不能抉择,你会觉得特别难,但你一旦抉择下来,再难你也不会觉得。
阿忆:什么意思?
姜文:假如现在再有一个举棋不定的事儿需要我抉择,我会觉得最难,但它一旦成为过去,我就不觉得难了。因为它走了,顺水飘没了。你比如说,在讨论戏应该怎么拍是这方案好还是那个方案好时,我们会较尽脑汁儿很长时间,一旦这个事决定了,那种最难的抉择感受也就拿掉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阿忆:跟你不一样。我喜欢对以前的事儿沾沾自喜。我经常跟别人说,那个时候,我的抉择可难了!第五个问题——你最想拥有什么样的后半生?
姜文:那就是舒坦点儿呗。
阿忆:就这么回答吗?你最想拥有什么样的后半生,姜文回答,舒坦点儿?
姜文:对。自由一点儿,过得舒坦些。
阿忆:高深。第六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你希望本期《谁在说》栏目对你的专访起什么名字?
姜文:随便。爱起什么就起什么。
阿忆:在节目进行到结尾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很多人看《有话好好说》的时候都说,姜文演结巴演得特别像。于是大家传说,姜文平常就是一个结巴。你平常真是结巴吗?
姜文:原来原来有点儿结巴。(笑)
阿忆:就跟电影里演的一样?
姜文:没没,没那么重。上中学的时候有一点儿。
阿忆:有一个相面大师跟我说,姜文长的那个样子,就是结巴相。
姜文:我是长得有点儿轴。小时候,我就有点儿结巴。上中学时,话老是从中间说。往往是第1个字说不出来,着急,蹩在那儿了,结果从第3个字开始说。比如,问酱油多少钱一斤。
阿忆:你怎么说?
姜文:“酱”半天说不出来——越着急越说不出来——那从中间切开,变成“多少钱一斤酱油?”(爆发大笑、掌声、音乐)所以,我遇到事也是,过不去,就中间切开,走。(笑)
阿忆:你做人也是这样,是吧?
姜文:打穿插,迂回,必须突破防线。要不然你没法儿做,会顶在那儿。这是结巴带给我的好处。
阿忆:它让你自卑了吗?
姜文:倒不觉得,只是特别着急。
阿忆:你是天生的,还是跟别人学的?
姜文:跟人学结巴干嘛!(大笑)
阿忆:听说,好多小孩儿都是跟别人学的结巴。
姜文:那倒是。我虽然已经改好了,但我现在再碰上一个结巴,跟他说一会儿话,我会跟他走了。(大笑)这个特别可笑,但没办法。
阿忆:会不会演了《有话好好说》以后很长时间都犯结巴?
姜文:那不会。拍电影好办,三两分钟就过去了。但有时候打电话就“你你干吗?我我没事儿”。(笑)
阿忆:我们剧组有一位结巴编导,我怕他引起结巴复发,就没让他进来,但他说在电视结尾的时候,一定要送你礼物……
姜文:我刚才是不是跟他说过话,所以在节目里有些地方有点儿复发?
阿忆:中间有点儿结巴,我们的结巴编导可以删掉。总之,这位编导希望我代表他——也代表全剧组——送给你一件礼物。礼物是一幅铜版画。你看,上面这个人像年轻时候的姜文吧?
姜文:挺眼熟,真不错!
阿忆:铜版画很难腐蚀,不会坏,会永垂不朽。
姜文:是哪儿作的?
阿忆:一家公司,你可以在节目结束后,跟他们联系联系。
姜文:我特别喜欢我这张照片,但不知道是时候拍的。
阿忆:我们节目就结束了,再次跟你握手,谢谢你光临我们的节目。
姜文:最后告诉你,结巴可能是脑子太快,嘴跟不上。(爆发大笑、掌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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