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王和洪氏的祖宗吗_百度知道
禹王和洪氏的祖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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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姓来源有五：　　1、出自黄帝的后代，为天子赐姓。出自黄帝少子禹阳后裔。据《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左传正义》所载，相传黄帝少子禹（禺）阳被封在任国（今山东省济宁市），其后裔以国为氏。周朝时，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十国都是任姓后裔的封国。　　2、由远古妊姓衍传。与女性妊娠有关，可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产生的古姓之一。　　3、出自风姓。《通志氏族略》记载，认为任姓子孙是太昊之后：为风姓之国，故址在今山东济宁一带，其后子孙以国为氏。　　4、其他改姓而来。如元代王信之子宣，为避难改姓任，其后代亦称任氏。　　5、少数民族改姓而来。据《魏书》所载，巴（即板木盾族）夷帅有任姓；另外古代少数民族如西夏、明代哈尼族有任姓；今瑶、回、满、蒙、土家、羌、水等民族均有此姓。 编辑本段播迁 　　任姓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古姓。任姓来源虽众，但数千年来中国的任姓，其来源考证，有两个不同的记载：一是《通志氏族略》记载：任姓子孙是太昊之后；二是《唐书宰相世系表》载之黄帝少子禹阳，受封于任，便以国为氏。也就是说，数千年来中国的任姓，有伏羲氏的后裔，也有黄帝的后裔。　　各支任姓中，影响最大者是出自黄帝之后的一支。据某些任姓家谱记载，黄帝之子禺阳在得姓以后，六传至奚仲，再封于薛（今山东省滕州市南）。春秋战国时，魏国有任座，秦国有任鄙，他们都是禺阳的后代，楚国有任不齐。可见在先秦时期，任姓已播迁于今湖北、山西、陕西等境。同时，还可以判定任姓早期是以山东为其繁衍中心的，故任姓有以“乐安”为其堂号，其后遂成为当地一大郡望。　　战国时魏国（都今山西夏县）。　　据《史记南越列传》载，秦始皇时置南海郡，治所在番禺县（今广东广州市），有南海尉任嚣，所以秦代已有任氏徙居今广东。　　至汉时，任姓已散居于我国北方的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一带，南方则居四川、江苏、广东等地。可见，任姓在汉之前即已南迁。汉时有世居沛地（今江苏徐州）之任敖，其后有子孙迁陕西渭南。　　三国以后，任氏分布更为广泛，如西晋任旭为章安人（今浙江临海），东晋任延皓为平州人（今山西太原）。魏晋南北朝之际，军阀混战，夷族入侵，中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任姓族人为避战乱，开始大举南迁至今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等地。并有任姓人迁入福建。　　唐时，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使留居河南、山东的任姓又兴旺起来。　　南宋末期赵姓末代皇帝四处逃亡，元蒙古骑兵南下，使任姓逃难于我国南方各地。南宋有绍兴进士任文荐，为闽县人（今福建福州市），这说明至迟在宋代已有任氏迁闽。　　元末明初，旱涝蝗疫肆虐，农民起义军四起，造成中原、江南人口锐减，任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别迁于山东、河南、河北、江苏、陕西等地。　　大约自清代开始，闽、粤任姓有徙居海外者，如新加坡现有任姓华人，并建立有宗亲组织。　　如今，任姓已广布全国各地，尤以河南、山东为多，两省任姓约占全国汉族任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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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转载：三生石畔红学新说简稿
王正康按：我曾发电邮请刘梦溪先生谈谈对土默热红学看法与态度，他回复说：“我对土先生红学的态度，主要是一种了解之同情，并未对其学其说作过多少研究。待到结识其人，知是一位学正思精之君子，故甚为感佩。学问之成立，不在有无支持，而只是希冀不遭诬枉。拙编《中国文化》前此刊发龚鹏程教授序文以及此次刊长篇论纲，区区之意不过为其申说辩诬而已。”
刘梦溪先生是中国艺术研院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暨《世界汉学》杂志创办人、主编，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博士生导师，他还是《红楼梦学刊》编委，（也是本学会顾问之一，一九九一年曾来平参加“平湖红学会更名发证大会”。）出个《红学与百年中国》专著，这样一位重量级资深专家认为土默热先生“学正思精”，已站出来为土默热红学“申说辩诬”。刘梦溪先生主编的向港澳台发行的刊物《中国文化》第35期已刊登了土默热先生一篇很长的《三生石畔红学新说简稿》，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深长。因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学术性的刊物，级别较高，在这样一个刊物发如此长的文章，证明其具有能自圆其说的学术性，并不是登不上学术殿堂的龙门红学或戏说红学。此稿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土默热红学体系。
三生石畔红学新说简稿
&&&&&&&&&&&&&&&&&&&&&&&&&&&&&&&&&&&&&&&土默热
所谓三生石畔红学新说，即学界俗称的“土默热红学”，系笔者积三十五年之功，创立的一个红学新说。这一学说对《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源流、文化传承、民俗宗教等，另辟蹊径进行了新探索；对作品的创作缘起、故事素材、人物原型、审美建构等，别开生面做出了新阐释。该学说由晚明气脉论、洪昇著书论、蕉园素材论、西溪背景论、钗盒情缘论、遗民思想论、芹溪托名论、脂砚评点论、假语村言论、浙西发源论等十论构成，自成体系并自圆其说。概言之，该学说认为：《红楼梦》与《长生殿》是孪生姊妹，作者是清初著名诗人、剧作家洪昇，故事取材于洪昇本人、洪氏家族和蕉园诗社的真实生活，并以其故园的山水风光和园林建筑为背景，采用戏剧的表现手法创作而成。作品植根于改朝换代后的“末世”思想文化，是六朝、南宋和晚明金粉浮华文化气脉的延续和发展，是江南诗礼簪缨世族文化孕育并催生的产物。
一．《红楼梦》的思想源流和文化传承
要想搞清《红楼梦》的思想来源与文化传承，首先必须搞清书中刻意宣扬的“末世”背景。“末世”一词，首见于《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意思是指一个朝代的末期，有衰亡丧乱之意。明末清初的文人士大夫几乎言必称“末世”，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卷首词中感慨：“末世人心险薄，结交最难。”毛先舒在《思古堂集》卷二《与洪昇书》中感叹：“末世风气险薄，笔舌专取刻薄自快，且借之为名高。”唐甄在《得师》中也感喟：“末世学者不纯，中无真得，好为大言，自信以为皋夔；人主瞀乱不察，遽委社稷而命之，其不至于覆亡者鲜矣。”
红楼故事发生在末世，红楼女儿生逢末世，“凡鸟偏从末世来”，“生于末世运偏消”。书中屡屡提及的末世，指的并非仅仅是家族末世，而是全社会的末世；与明末清初文人士大夫所说的末世，指的应是同一时代。书中《好了歌解》、《好事终》、《食尽鸟投林》等词曲，所表达的“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作故乡”，“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等苍凉背景，表现的正是明清鼎革时期世人的末世兴亡感叹。
1.《红楼梦》与明清鼎革时期异端思想
《红楼梦》书中展示的所谓“异端思想，”主要表现为主人公贾宝玉的那些奇思妙想：一是反对“文死谏，武死战，”认为这是“浊气上涌”的鲁莽行为，只顾自己一时痛快，“置君父于何地”？二是认为“除明明德外无书”，把四书以外的书都烧了，并把走仕途经济道路的人骂为“禄蠹国贼”。三是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儿就觉得清爽，见了便男人感到浊臭逼人。这三个方面的思想放在其它时代看确实显得有些异端，但将其还原回明末清初这个特定的末世中，则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异端，乃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通常理念。
贾宝玉反对的“文死谏，武死战”思想，乃是明清鼎革后，士大夫阶层对大明王朝三百年基业一朝灰飞烟灭的沉痛教训，进行全民性反思总结所得出的结论。《明史》总纂、布衣万斯同将晚明“文死谏”风气称为“戾气”，并痛心疾首深论戾气之害：“至大礼仪定，天子之视旧臣元老，直如寇仇。于是诏书每下，必怀忿疾，戾气填胸，怨言溢口，而新进好事之徒复以乖戾之性佐之，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气，故不数十年，遂至南北大乱，生民涂炭，流血成渠。”清初梁维枢《玉剑尊闻·贤媛》载：“杨忠愍以谏死，王元奴父慨然曰：忠臣当如此矣。母吴氏曰：不然，夫人人愿死忠，置人主于何地？不闻古有谏行言听，臣主俱荣者乎？”这位吴氏老太太的见解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文死谏”高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而武将在征剿“流寇”和抗击“建虏”的战争中，急功近利，冒死轻进，几乎每战必败，以死报效朝廷的将士可谓多矣，但大明一统江山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明史》卷263“宋一鹤、蔡懋德等人传”后赞云：“潼关既破，李自成乘胜遂有三秦，渡河而东，势若燎原。宣大既覆，明亡遂决。一时封疆诸臣后先争死，可不谓烈哉！然平阳之旆甫东，船窝之警旋告。死非难，所以处死为难，君子不能无憾于懋德焉已。”陆文龙《辽海丹忠录》第三回议论道：“嗟乎！国家有死事之臣，可为国家扶正气，不知今日死一将，便已败一阵；明日死一官，便已失一城，却已伤了国家元气，坏了国家之事。”这些明亡清兴之际士人的议论，绝妙地印证了《红楼梦》中贾宝玉关于“武死战”的论调。
贾宝玉“除明明德外无书”的思想，乃是当时“疑经辩伪”思潮的正常反映。明末清初，在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中曾掀起一股“疑经辩伪”的狂潮，对除四书以外诸多经典文献的真实性都产生了怀疑，把包括《左传》在内的多数经典都判定为“伪书”。同时，由于受“陆王心学”的影响，对“程朱理学”的权威性提出质疑。《明史·儒林传序》论明季学风之变云：“宗王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贾宝玉的疑经烧书、离经叛道行为并不奇怪。
至于《红楼梦》书中描写贾宝玉见了贾雨村一类的官僚就头疼，把追求功名前程者统统斥骂为“禄蠹国贼”，宁愿终老于温柔富贵乡“化灰化烟”，也坚决不肯走“仕途经济”道路，其中原因除了具有封建社会纨绔子弟的共性心理特征之外，很大程度上是清朝初年士大夫阶层遗民心理的共同反映。这一时期，在“亡国”、“亡天下”（顾炎武语）的愤懑哀伤情绪支配下，具有正统思想的士大夫阶层，与异族统治者建立的新王朝普遍持不合作态度。他们往往以“山人”自居，以“入道”托词，拒绝出仕做官，誓与官府断绝往来，甚至终身不踏入城市；对那些逃下首阳山的摇尾乞怜者，一律斥骂为屈膝变节的“二臣”国贼。
贾宝玉的“男人是泥，女儿是水”思想，以及书中关于男女之间关系相对自由开放的描写，也正是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正常观念。这一文化现象在江南由来已久，“流水青山送六朝”以及南唐二主时代已见端倪，第一个正式表达“天下灵气不钟情于男子而钟情于妇人”论调的，乃南宋偏安时期的谢希孟。明末自封“情教教主”的“情僧”冯梦龙秉承此调并集大成，《红楼梦》中的“情痴”、“情缘”、“情侠”、“情豪”、“情爱”、“情悔”等概念，均出自冯梦龙名著《情史类略》。反观这一时期汗牛充栋般的言情小说和传奇，无不充满着女性颂扬乃至崇拜，《红楼梦》只不过是这个大潮中的一朵璀璨浪花而已。
产生这种女性崇拜现象的原因，除了晚明士人文化心态的延续外，清初严厉推行“剃发易服”政策，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观念。由于男人受“剃发令”胁迫，必须要改穿马蹄袖，剃掉半边头发，身后拖一条猪尾巴辫子，使千百年来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观念的须眉男子，深切地感受到自身形象的污浊和卑琐；而女人则由于“男降女不降”的原因，无需剃发易服，仍然是我行我素的前朝传统装束。因此须眉男子见了女人就必然有“清爽”的感觉，见了同类则必然感到污浊不堪并自惭形秽。
与此相关还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关于《红楼梦》中女人大脚还是小脚的问题。其实只要明白《红楼梦》的末世背景，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从顺治二年到康熙七年，清廷对汉族男人严厉执行“剃发令”的同时，对汉族妇女也执行了二十三年“禁缠令”。官宦贵族家庭执行得相对严格，而山野贫民天高皇帝远，执行得并不好。《红楼梦》中宝钗、湘云等贵族小姐都是大脚，而尤二姐、晴雯等贫贱丫头则都是小脚，林黛玉的脚穿着“麂皮小靴”，走路“摇摇的”，很可能是个“解放脚”。这正是清初“禁缠令”推行期间的正常社会现象，《红楼梦》不过是对这二十三年期间出生成长的女儿之脚据实描写而已。
2.《红楼梦》与明清文学情本梦幻狂潮
明末清初的文学界，对程朱理学窒息思想、压抑人性，以言情宣淫的形式，进行消极然而是强烈的抵制，几达一个世纪之久，这就是我国十七世纪中所谓的晚明文化气脉。冯梦龙的《情史类略》，李渔的《闲情偶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及“三言两拍”、“西湖梦境小说”、“啸花轩”作品等，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明末清初，言情题材的昆曲大行其道，出现了一大批传奇作家作品，开先河者是明朝后期的汤显祖；他创作的“临川四梦”特别是《牡丹亭》，对后世文坛影响极大。至清初，“南洪北孔”创作的《长生殿》和《桃花扇》，再把以昆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言情文学浪潮，在家国之难的感叹中推向了极致的高峰。
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大致有三个相对突出的共同特点：一是在内容上言情宣淫，非情不传。这些文学作品的共同点是追求个性解放，宣扬情本观念，提倡女性意识，表现出一种背离儒家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冯梦龙、凌蒙初、金圣叹等著名文人以及吴越作家群的作品中，这种思想被夸张放大，造成了“情教”在文坛的流行。金圣叹曾公然宣扬“花前有美人陪伴读《西厢》，不亦快哉！”足见《红楼梦》宝黛花下共读《西厢》的描写，乃是文学继承而非作者新创，由此也足见《红楼梦》“极度女性化”文风与晚明情本文学的承继关系。
二是在手法上逃避现实，写梦写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临川四梦”、《聊斋志异》、《西湖梦寻》、《长生殿》、《通天台》等，都是此类作品的佼佼者。雍乾时代查禁的清初众多“淫书”，也不乏用梦幻为题表现男女风情的作品。采用这种梦幻手法敷衍故事，其目的也不仅仅在于逃避现实、规避文网，更重要的在于追求一种浪漫主义艺术形式，与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相契合，同时也使作品展示的时空更广阔、更灵活，更能够生动充分地表现女性崇拜意识，展现纯情男女的“意淫”情趣。
三是在语言上追求通俗，明白如话。从小说界看，这一时期的作品除《聊斋志异》用文言文写成外，社会上流行的众多话本“淫书”，都具有高度市井口语化的特征，创作时使用的多为白话文，其中官话、北京方言、两越方言、吴侬软语、粤语、河南话、四川话、陕西方言都有。从戏剧界看，这一时期传奇院本的唱词和念白，也都自觉做到“明白如话”，仕农妇孺皆易懂上口。人们常把“白话文运动”归功于“五四”，其实不然，早在十七世纪的中国文坛和舞台，就已经开始了白话文的提倡和普及。
《红楼梦》小说的大旨言情、写梦写幻、明白如话三个特点，完全符合十七世纪文学作品的三大特征；据此将其断代为明末清初创作的小说，应属有据。我们比较一下清代三大著名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不难发现：《红楼梦》与《聊斋志异》同属清初文坛承继晚明情本梦幻文风的产物，均有高度女性化的特征，又同庄禅隐逸风气有很深的关系；而《儒林外史》则不同，是乾嘉年间经世致用学说扭曲放大的产物，又受到魏晋玄学名士风度的影响。两者产生的时代意识和文学源流均不同；不能把《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放在十八世纪背景下一起研究，而应同《聊斋志异》一起放在十七世纪背景下解读。
《红楼梦》是一部怀旧的作品，通篇充满对家族和社会昔日温柔富贵的怀恋。这种怀恋感情在具有遗民思想的清初文人中是普遍的、群体性的行为，特别是在江南世族出身的文人中间，怀恋之情尤为浓烈。当时著名文人朱彝尊、冒辟疆、吴梅村、张岱等人的著作中，对此都有明显的反映，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著作中把晚明的生活情味、山水情趣、园林情思，文化情调，通过“梦忆”的形式，以优美哀伤的文笔，刻画的淋漓尽致。《红楼梦》也是一部对昔日风月繁华生活的梦忆之作，只有在十七世纪中晚期这一盛行梦忆的文学时代，才有需要并催生红楼一梦的可能。
3.《红楼梦》与水磨腔和梅村体
在我国古典小说界，《红楼梦》的创作手法是较为特殊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红楼梦》一出现，传统小说创作手法都打破了”。打破了什么呢？最主要是由单纯叙事而转为更加注重抒情。徐晋如教授说的很准确：“没有一种叙事文体会像《红楼梦》那样注重意象的问题，意象是为抒情而服务的。”《红楼梦》的抒情姑无论其是否“善”或“美”，至少是真挚而且深沉的。一般的明清小说其本质是话本，而《红楼梦》的本质却是戏剧和诗歌，是小说化的水磨腔和故事化的梅村体。
明末清初文坛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就是“水磨腔”和“梅村体”。所谓水磨腔即指昆曲。这种戏剧形式柔美优雅，细腻冗长，适于言情，在明末清初舞台上盛极一时。李渔等文人往往以同一题材，既写话本，也写剧本，使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形式互相借鉴补充。《红楼梦》便是一部按照昆曲手法创作的小说，书中的每个故事，都完全符合戏剧“三一律”，书中人物对白，内心独白，旁白插科等，几乎完全是戏剧表现手法；书中故事的场面、服装、器物等，如宝玉与北静王的装束，秦可卿和探春卧室的陈设，也都是舞台背景和服装道具在小说中的艺术重现。这一点在后面还要论及。
《红楼梦》并不避讳作者生活那个时代社会上流行的戏剧，这些戏剧也是《红楼梦》创作年代的最好证明。书中出现的戏剧曲目和剧种，除了《西厢记》、《牡丹亭》等元明传奇杂剧之外，基本上都是明末清初创作并流行于舞台上的戏剧，其创作年代下限不晚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绝无任何一个乾嘉时代的剧目出现在书中。清朝初年最高雅也最流行的戏剧是南洪北孔的《长生殿》和《桃花扇》，《红楼梦》中多次出现《长生殿》而绝无《桃花扇》的影子，也从一个侧面间接证明了小说的创作时间，应在《长生殿》和《桃花扇》问世之间（1689——1699）的时段里。
《红楼梦》写景状物经常化用古典诗词的意境，尤其偏爱诗词创作中惯用的“赋”的形式。“赋”作为一种古典文学主流话语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只在两个时期曾经大放异彩：一是文治武功最称鼎盛的西汉时期的汉大赋，二是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的梅村歌行体。在经历了晚明的金粉浮华之后，文人士大夫更亲历“亡国”、“亡天下”之惨，剩下的只有对于往昔的倾情追怀和和对现实的病态哀怨，还必须以一种虚虚实实、模棱两可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这是梅村歌行体得以在当时大行其道的肥沃土壤。
梅村体歌行的代表作是《圆圆曲》，其特点一是运用“赋”即“古风”的话语方式，二是浓艳而又哀怨的文字风格，三是如梦如幻、似是而非的表达方式。一曲“鼎湖当日弃人间”，“冲冠一怒为红颜”，其作品主旨，歌颂还是鞭笞，惋惜还是暴露，至今文学界仍聚訟不休。《红楼梦》中宝玉所作的古风《姽婳词》，明显具有梅村体的“诗史”特点，与《圆圆曲》异曲而同工。林四娘的故事并非虚构，而是发生在顺治二年的真实故事，在当时王士祯、蒲松龄的作品中均有记载。《红楼梦》书中贾政告诉宝玉这是一个“新题目”，显然也有意无意道破了红楼故事的时代背景。
小结：《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
徐晋如教授曾给晚明文化气脉作如下定义：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它金粉浮华而内里虚弱，它极度放纵又道貌岸然，它满口色空理论却满足于平庸的幸福，它抱怨理学的僵滞却窒息了真人的生机。这又是一个极度女性化的时代，它对历史和现实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荒谬地和平共处。在这种文化气脉影响下，首先产生了以水磨腔为音乐特征的昆曲，接着又产生了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作传的《红楼梦》。
晚明文化气脉不等同于晚明历史时代，清朝初期的顺治年间和康熙早中期，也应是晚明文化气脉的存续和发展时期。明末清初全民族的音乐是昆曲，而昆曲是以“意淫”为特征的典型淫声，《红楼梦》则恰恰是以“意淫”为最高理想的一部作品。这一时期以《圆圆曲》为代表的梅村歌行体，将文化的缠绵悱恻与思想的黄钟大吕，令人匪夷所思地组合成为“诗史”，影响并催生了《长生殿》、《桃花扇》等一大批表现社会动乱背景下“情”“淫”生活的作品。《红楼梦》就是与上述作品产生于同一时期，并表现同一主题的小说。
本章内容详见拙作：
《三生石畔勘红楼》一书之第九章《〈红楼梦〉与古典文学之传承关系》，第十章《〈红楼梦〉与晚明文化气脉之胎息关系》；
《土默热红学》一书之《〈红楼梦〉创作背景探讨》，《〈红楼梦〉文学考证》；
《土默热红学新突破》一书之《从书中戏剧看红楼故事的发生年代》；
《〈红楼梦〉与经典戏剧》（待出版）。
二．《红楼梦》与《长生殿》传奇的亲缘关系
《红楼梦》书中描写黛玉初进荣国府，宝玉、凤姐初次出场的那段文字，未见其面先闻其声：“我来迟了，不曾接得远客”——这是典型的戏剧人物在舞台“叫板上”的出场方式。宝钗“借扇子双敲”一节中，宝、钗、黛、凤四个人之间那场冒失、隐忍、讥刺、尴尬、自嘲、打趣夹杂交替的一番对话，同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那场“智斗”，简直异曲同工！书中北静王一身打扮，竟与南明小朝廷阮大铖江上阅兵时的装束一模一样，而阮大铖的装束，在当时便被人诧为“梨园装束”。如前所述，《红楼梦》作品本身就是小说化的水磨腔，作者极为熟谙当时的昆曲和杂剧艺术，是运用戏剧的创作手法，按照舞台上的人物形象写小说。
2.两部“专写钗盒情缘”的文学力作
《红楼梦》作品写的如此成熟高妙，绝非任何初出茅庐作家的处女作，其作者也绝不应是一个一生中只写过一本书的独生子父亲。那么，在明清文学界，《红楼梦》是否有亲兄弟姊妹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小说界找不到，在戏剧界却有她的伴星，这就是洪昇的《长生殿》传奇！《红楼梦》与《长生殿》虽然作品体裁和故事题材均不同，但在创作主旨、结构情节、作品风格、人物性格、语言文字诸方面，均具有孪生姊妹的共同特征，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红楼梦》基本上是参照或模仿《长生殿》创作的。
在作品的“主脑”和结构上，《红楼梦》与《长生殿》都是“专写钗盒情缘”至情理想的作品。洪昇在《〈长生殿〉例言》中交代：作者创作此剧的“主脑”是“专写钗盒情缘”。《长生殿》评点者吴仪一在《寄情》一出批道:“剧中钗盒定情，长生盟誓,是两大关节。”他进一步解释：“大抵此剧以钗盒为经,盟言为纬,而借织女之机梭以织成之。呜呼巧矣!”吴仪一所夸的“巧矣”，就是指《长生殿》的作品结构，也就是以“钗盒”、“盟言”为经纬线，用织女之机梭编织而成的故事体系。
何谓“钗盒”？钗就是金钗，盒就是钿盒，乃剧中男女主人公李隆基、杨玉环的定情信物。何谓“盟言”？就是指李杨二人在七夕之夜，于长生殿上对着牛郎织女“双星”所发的爱情誓言：“愿生生世世永为夫妻”；杨贵妃在马嵬坡香消玉殒后，剧中“盟言”的提法变成了“前盟”。何谓“织女机梭”？就是剧中“月宫仙境”联系生死两界、主管“痴男怨女”的“双星”，“天孙”织女既是剧中李杨“前盟”的见证者，也是“钗盒”重圆的玉成者。
当你系统地了解了《长生殿》作品的“主脑”和“结构”之后，应该不难发现，小说《红楼梦》的主脑结构，几乎完全蹈袭《长生殿》，也是一部“专写钗盒情缘”至情理想的作品。书中宝玉、宝钗、黛玉三个主人公之名字，均来源于对《长生殿》主人公“天宝明皇、玉环妃子”两人名字中的“宝、玉”二字，与其定情信物“钗、钿”二字的拆分重组；“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爱情婚姻关系架构，也来自于《长生殿》中的“钗盒”与“前盟”经纬线架构。借用吴仪一的话说，《红楼梦》“大抵以金玉（钗盒）为经,以前盟（盟言）为纬,而借警幻仙姑之机梭以织成之。呜呼巧矣!”
《红楼梦》中的“宝玉”、“金钗”、“前盟”、“双星”、“情根”等术语，取意与取材均明显来自《长生殿》，其它任何文学作品中都不会同时出现。“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转世神话，显然也昉自《长生殿》“孔昇真人”和“蓬莱仙子”转世神话。《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不过就是《长生殿》中“月宫仙境”的别称而已，而太虚幻境中主管风情孽债的“风月司”，更是直接出自《长生殿》的现成文字。天孙织女在《长生殿》李杨爱情中的作用，也不过是“警幻”而已，于是到《红楼梦》中便幻化成为“警幻仙姑”。
《红楼梦》与《长生殿》都是专写“意淫”、反对皮肤滥淫的言情力作。作品描写的爱情发展过程和悲剧结局一致，以“妒”写情的主人公性格特征一致，梦幻交织虚实结合的故事架构也一致。《红楼梦》太虚幻境中有“金陵十二钗”册子，《长生殿》月宫仙境中也有“一本宫嫔册，历朝妃后编”。《红楼梦》描写宝玉“神游太虚境”遇“万丈迷津”，“竟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宝玉一惊而醒。《长生殿》描写唐明皇梦寻杨玉环遇“曲江池”上“惊涛沸腾”，“大水中间涌出一个怪物，”欲拖明皇下水，明皇梦中高呼“唬杀我也”，一惊而醒。两个情节因袭的痕迹至为明显。
综上，《红楼梦》与《长生殿》在意淫主旨、梦幻手法、神话构思、典故运用、遣词用语诸方面，都如此惊人地一致或雷同，就连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贾宝玉和杨玉环均“衔玉而生”这一奇特文学创意，模仿的痕迹也如此明显，这是《红楼梦》与其它文学作品之关系不可同日而语的。这说明了什么呢？《红楼梦》作者有争议，《长生殿》作者无分歧：“钱塘洪昉思撰《长生殿》,为千百年来曲中巨擘。以绝好题目,作绝大文章。学子才人一齐俯首”（清梁廷柟语）。《长生殿》作者洪昇作为传奇大家，按照擅长的传奇手法写小说，并在自己的旧瓶中装新酒，两部才子书，一个说梦人，应属合理推断。
2.《红楼梦》作者浓墨重彩描写“大出殡”的用意
整个《红楼梦》书中最盛大的场面，大概要数对秦可卿大出殡的描写了。宝玉听到秦可卿死讯，莫名其妙地口吐鲜血；为了题写丧主，重金买了个“龙禁尉”虚名；请和尚道士做四十九天法事，还莫名其妙地在“天香楼”戏台另设一奠；棺材用了绝对上等“板儿”，并且还是“坏了事的义忠老亲王”的；从宁国府到家庙铁槛寺，送葬的队伍“像压地银山一样”！全家族男女老少倾巢出动，为这个晚辈媳妇送殡。四王八公皆沿途搭棚祭拜，天潢贵胄北静王居然亲自“路祭”，并谦逊地为死者灵车让路。
《红楼梦》中的这些貌似不合情理的描写，说奇怪也不奇怪。当你知道了《长生殿》与《红楼梦》的孪生姊妹关系之后，附着在《红楼梦》书中秦可卿身上的大出殡谜语，就有了合理的谜底。《红楼梦》表面上明写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故事，实际上是暗写康熙二十八年（1689），佟皇后国丧大出殡期间，作者洪昇因非时聚演《长生殿》，遭遇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书中明确告诉读者“天香楼”就是东府的戏台，秦可卿死了要在天香楼祭奠，正是暗示“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红楼梦》作者为什么非得让贾宝玉在秦可卿香艳的卧房中入梦，并在梦中与太虚幻境的兼美“柔情缱绻”、“难解难分”呢？无非就是为了暗示自己从歌颂杨贵妃这个“兼美”开始，走上言情文学创作道路，一生难解难分的关系。书中宝玉与“兼美”在太虚幻境携手出游时，警幻仙姑赶来警告他们“休要前行，作速回头要紧”，暗示的就是《长生殿》创作时承担的巨大文字狱风险。宝玉携兼美不幸被夜叉鬼扯下“迷津”，情急之下大喊“可卿救我”！暗示的也正是作者因《长生殿》获罪，被朝廷斥革下狱，落入万劫不复的人生迷津。
在秦可卿大出殡情节中，作者以较大篇幅正面描写了“路祭”的北静王。这个北静王的生活原型应该就是小庄恭亲王。洪昇在北京期间与小庄恭亲王来往密切，据毛奇龄《〈长生殿〉序》记载，洪昇创作演出《长生殿》，就是在小庄恭亲王的怂恿支持下进行的。小庄恭亲王是豫亲王多铎之孙，多铎与洪昇的外祖父兼妻祖父、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黄机关系密切，所以《红楼梦》中北静王对宝玉说：“两家祖父相与之情，从未以异姓视之”。洪昇因《长生殿》在皇家大出殡期间遭遇文字狱，小庄恭亲王出面慰问就是必然之事了。
《红楼梦》作者在描写东府大出殡的同时，还莫名其妙地写了一段“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的龌龊故事，其实这也不过是作者对《长生殿》案件愤懑情绪的曲折发泄而已。《长生殿》正面看是红颜旖旎，反面看是白骨如山，被时人赞誉为真假两面皆可照人的“风月宝鉴”。作者写倒霉鬼贾天祥执意“正照风月鉴”，导致遗精而死，死后其祖父欲火焚“风月宝鉴”，镜子哭道：“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这些貌似不近情理的皮里阳秋文字，都不过是作者对“以假为真”的清廷统治者调侃咀咒而已。
3.《红楼梦》与《织锦记》、《四婵娟》
《红楼梦》书中发生在东府的风月故事，除了“大出殡”、“风月鉴”这些暗讽清廷的故事外，最主要的还有“贾二舍偷娶尤二姨”的故事。红楼二尤的故事，与洪昇的另一部作品《织锦记》杂剧有着密切关系。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三十九岁的“洪上舍”（国子监生）返家探亲路上往游苏州，豪掷江苏巡抚余国柱馈赠的千两白银，买了一个十七岁的小“戏子”邓氏为妾，友人因其“歌喉曼妙”称之为“雪儿”。娶妾归京后，糟糠之妻黄蕙的醋葫芦被打翻，家庭矛盾不时爆发，洪昇内心老大不痛快，为此专门创作了一部杂剧《织锦记》。
《织锦记》又名《回文锦》，其内容描写的是：东晋时期秦州刺史窦滔，娶妻苏氏，名蕙，字若兰，知识精明，仪容秀丽；后又娶有文武才的“歌女”赵阳台为侧室。窦滔惧苏蕙嫉妒，置赵阳台于外室。苏蕙侦知后大怒，率群婢劫归，幽于别室，并屡加不堪。窦滔夫妇有一婢陇禽，尝献媚于窦滔，受苏蕙唆使，对赵阳台恣肆挫辱。后苏蕙因愧悔作回文锦，赵阳台逆来顺受，夫妻妾间终于和好，而对陇禽则加以痛惩。&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织锦记》的故事与《红楼梦》尤二姐的故事如出一辙。
《织锦记》剧中的窦滔就是洪昇自况，也就是《红楼梦》中的贾琏；剧中的苏蕙，就是洪昇的妻子黄蕙，也就是《红楼梦》中的凤姐；剧中的歌女赵阳台，就是洪昇新纳的侧室“邓氏雪儿”，也就是《红楼梦》中的尤二姐。至于《织锦记》中的陇禽，则应是《红楼梦》中的秋桐，当时洪昇在北京的八口小家中，还有一个婢女，姓名无考，大概就是其生活原型。文学作品毕竟不是生活的复制，洪昇纳妾的下场，没有《织锦记》描写的那么好，也没有《红楼梦》描写的那么坏，最终是“丈夫工顾曲，霓裳按图新，大妇调冰弦，小妇啭朱唇”，一家人共同创作传奇杂剧，苦中作乐而已。
洪昇晚年曾创作一部《四婵娟》杂剧，共四折，分别歌咏了我国古代四个才女謝道韞、衛茂漪、李清照和管仲姬。洪昇创作此剧的目的，是欲借为这四位聪明美丽的古代女性文化人物闺阁昭传，表达自己对才女的崇拜和对真情的崇尚。《红楼梦》创作立意为十二个“异样女子”“闺阁昭传”，歌颂她们“或情或痴，小才微善”，“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与《四婵娟》创作的思想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四婵娟》剧中大量出现了与《红楼梦》共用的人物名称。据姬健康网友研究：宝玉、钗、黛、纨、凤、琏、湘云、鸳鸯、金钏、彩云、春纤、玻璃等名称，均出现在《四婵娟》中，相近似的人名就更多了。元、迎、探、惜四人的名字同时出现在第二折戏“元不是耍，佳宾迎迓，尽探其源，惜千金价”中，亦颇为有趣。《四婵娟》第一折“咏雪”是根据历史记载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剧中人物“琏儿”，在《晋书》里叫谢朗，《世说新语》中叫胡儿，而洪昇则将其刻意改名叫“琏儿”，联想到《红楼梦》中的琏儿，的确值得深思。
小结：《红楼梦》与《长生殿》是洪昇诞育的孪生姊妹
通过比较文学研究，推断《红楼梦》与《长生殿》、《四婵娟》、《织锦记》之间的亲缘关系，进而推测《红楼梦》的作者乃是她们共同的父亲洪昇，应属文学研究之正道。加之洪昇系明清鼎革时期人，本人系著名诗人和传奇大家，与前面所论《红楼梦》系晚明文化气脉产物，作者是按照传奇手法写小说，文学轨迹是吻合的。《四婵娟》是洪昇晚年在稗畦草堂“阶柳庭花”下感慨自己“须眉愧对巾帼”时的作品，《红楼梦》也是作者晚年“晨风夕月”下反思自己“诚不若彼一干裙钗”时所著，二者的创作时间很可能是在同一时段。至于那些趋同的遣词用语，究竟孰先孰后，谁沿袭谁，尚待考证。
《红楼梦》第五十回宝玉所制灯谜诗，引用了曹唐诗“天上人间两渺茫”；《长生殿》第五十出之下场诗，也引用了曹唐诗“天上人间两渺茫”。《长生殿》五十出下场诗所引之古诗作者，除曹唐外，还有杜甫、李商隐、温庭筠、韦应物等人。由此不免令人联想起《红楼梦》描写黛玉论诗时宝钗所云：“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綺靡，李义山之隐僻’。”杜工部即杜甫，韦苏州即韦应物，温八叉即温庭筠，李义山乃李商隐。两部作品对古代诗人及其诗句取舍兴趣的高度一致，难道不发人深省么？
本章内容详见拙作：
《三生石畔勘红楼》一书之第五章《〈红楼梦〉与〈长生殿〉的渊源关系》；
《土默热红学》一书之《〈长恨歌〉、〈长生殿〉、〈红楼梦〉》；
《土默热红学续》一书之《〈红楼梦〉与〈织锦记〉》；
《土默热红学新突破》一书之《两部专写钗盒情缘的扛鼎力作》。
三．《红楼梦》与洪氏家难及江南世族的衰微
《红楼梦》开篇就在“作者自云”中交代：此书的创作缘起，是因为作者“曾历过一场梦幻，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创作此书时作者的心境是“我之罪固不能免”，“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创作此书的目的，是欲将自己“以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书中这些交代，正是洪昇人生经历天伦之变、抄家之难、《长生殿》案三大悲剧后内心真实情感的痛切表述。
洪昇（１６４５——１７０４），字昉思，号稗畦、稗村、南屏樵者。钱塘人。国子监生，候补知县。洪昇一生一技无成，穷愁潦倒，发愤著书，著作等身，先后创作了以《长生殿》为代表的四十多部传奇作品，《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等众多诗词作品，还有散佚的《昉思词》、《幽忧草》以及大量南北曲散套。洪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有巨大影响的诗人和戏剧家，以“南洪北孔”双子星座著称于世，其代表作《长生殿》被誉为中国古典戏剧的峰巅和压卷之作，是三百年来在舞台上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
1.荣国府的自杀自灭与洪氏家族的茫茫白地
与《红楼梦》中“赫赫扬扬”的荣国公家族一样，洪昇的家族“宋代父子公侯三宰相，明季祖孙太保五尚书”，是一个著名的东南望族。宋朝的“魏国忠宣公”洪皓，和他三个做过宰相级官员（同平章事）的儿子洪适、洪遵、洪迈；明朝的太子太保、刑部尚书洪钟，和他的五世追封或荫封尚书衔的先辈与子孙，乃是足令洪氏子孙世代引以为荣的“国公”祖宗。洪氏家族文化根坻深厚绵长，“门皆赐第，家有珥貂，三洪学士之世胄，累叶清华”（陆繁弨《同生曲序》）。正所谓《红楼梦》中的“温柔富贵之乡”，“诗礼簪缨之族”。
洪昇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一生多灾多难。顺治二年（１６４５）七月初一，正值清军下江南，东南各省兵荒马乱、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母亲黄氏逃难至杭州郊外荒山中，在一个“费”姓农妇家四壁透风的茅棚里，以临时摘下的破门板作产床，生下了洪昇。这与《红楼梦》书中开卷第一回所描写，在一个“烈日炎炎、芭蕉冉冉”的“炎夏永昼”日子里，甄士隐（名“费”）亲见癞头和尚、跛脚道士携带“石头转世”降临人间的描写，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红楼梦》开篇劈头就是一句“当日地陷东南”，正是暗示清军下江南之时。
洪昇在青少年时期先后师从国学大师陆繁弨、沈谦、毛先舒、朱之京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既善诗词，又精戏曲、音乐、游艺，文学修养广博精深，各方面情趣高雅广泛，为后来的文学交游和创作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名擅词场二十年，风流直压李青莲”（朱廷鋐《赠洪昉思》）。在北京国子监求学期间，他还有幸拜当时国子监祭酒王渔洋为师，与施润章、朱彝尊、李天馥、宋荦、赵执信等诸多名流交往密切。诗坛泰斗王渔洋曾这样赞美他的及门弟子洪昇：“稗畦乐府紫珊诗，更有吴山绝妙词，此是西泠三子者，老夫无日不相思”。
洪昇自小性格清高孤傲，加之受师执们遗民思想的影响，醉心“风云月露”，热中“花笺彩笔”，对仕途经济道路持排斥态度。生活脱略不羁，动辄讥呵权贵，交友宴集常常“白眼踞坐，指古谪今”，虽然使“闻者折服”，但也往往“取憎于时”(徐麟《长生殿序》)。洪昇的出身、教育、才情、擅长、性格，与《红楼梦》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大致相同。《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作者自云”那些痛悔昔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的话，正是洪昇的夫子自道。
洪昇成年后，洪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百年望族生活已是昨日黄花，同改朝换代后的其他江南世族一样，处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末世”境地。由于失去了前朝世袭的功名利禄，家中生齿日繁，入不敷出，又不知道将就简省，“外面架子未倒，内囊渐渐尽上来了”。家庭内部又矛盾重重，尔虞我诈，“坐山看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经过长期的“自杀自灭”后，终于爆发了“天伦之变”。
洪昇兄弟三人，姐妹二人。洪昇、洪昌二人乃嫡出，生母黄氏。三弟洪［上日下基］和两个妹妹乃庶出，庶母姓名不详。黄氏不幸于康熙八年早逝，父亲续娶钱氏。继母钱氏入门后，联合父妾洪［日基］之母，排斥嫡出的洪昇兄弟。康熙十年（1671），在有性命之忧的情况下，按照舜帝“古孝子”遗训，嫡出兄弟二人被迫逃出家庭，造成百年望族子孙流散。离家后“洪二舍”洪昌（国子监生）英年早逝，两个“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的妹妹，也因婚姻不幸先后亡故。“哭弟悲无已，重经两妹亡，为兄年老大，稠叠遇悲伤”，这就是作者晚年回忆家庭“鶺鸰之悲、棠棣之威”，著书痛悼“二爷”和两个妹妹的根本原因。
康熙十八年（1679），由于受“三藩之乱”牵累，洪昇在杭州的大家庭被朝廷查抄，父母被发配充军。早已逃离家庭的洪昇得知这个消息后，在北京“徒跣号泣”，奔波于显贵之门为父母求情；随后又七日奔波三千里赶回杭州，“面目黧黑、骨柴嗌嗄”（朱溶《稗畦集序》），准备随侍父母发配苦寒之地宁古塔。后父母虽然逢朝廷大赦免于充军之苦，但大家庭已经“旧巢倾覆”，一败涂地，终于“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府内斗“自杀自灭”，最终因抄家而彻底覆亡，都是按照洪氏“家难”的真实经历构思刻画的。
2.《红楼梦》四大家族的创作素材及相互间关系
《红楼梦》描写新任知府贾雨村因“护官符”而“滥判葫芦案”，所谓“护官符”，就是写着本省“贾史王薛”四个乡绅家族情况的帖子。书中通过小门子葫芦僧与贾雨村的对话，详细了介绍了这四大家族的情况：他们都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都是在本省形成了众多“房”的百年望族。四大家族之间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在本省做官者绝对不敢触犯四大家族的利益，否则官爵性命恐怕不保。四大家族现在都处于风雨飘摇的“末世”，光景远不如从前。
要想搞明白《红楼梦》四大家族的来源，必须先搞清楚我国江南世族的历史。江南世族是从六朝，经南宋，迄晚明，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现象。有明一代，由于朝廷对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的减免税照顾，造成江南土地兼并激烈。失地农民无奈投靠大家族为奴，乡绅官宦人家因此大量蓄奴，造成了一批历史悠久、人口庞大、诗礼簪缨、温柔富贵的世族。这些家族在当地根深蒂固，通过联姻等手段沆瀣一气，结党营私，骄奢淫逸，把持词讼，横行不法，确实同《红楼梦》书中描写的“护官符”一样。
由于明代江南世族的土地垄断程度过高，以至于影响了清初朝廷的税银和漕米，加之多数世族与江南抗清残余势力或明或暗有勾结，清廷便通过“奏销案”、“科场案”、“通海案”、“哭庙案”、“庄史案”等一系列大案，采用严厉手段血腥惩处江南士绅，造成江南世族大部分处于一种入不敷出、气息奄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末世状态，随后陆续破产，分崩离析，最终成为茫茫白地。《红楼梦》所描写的四大家族，就是清朝初年末世光景中的江南世族，与北方新兴的满族奴隶主无涉，解读《红楼梦》必须要把握好这个大背景。
《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其生活原型便是明末清初杭州的洪顾黄钱四大家族。如前所述，那个“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家，创作原型就是洪家，即洪昇出身的家族，此不赘述。那个“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的史家，创作原型乃是杭州顾家。顾家尊越王勾践后裔“顾余侯”为始祖，故书中称史家为“小史侯”，是“保龄侯尚书令”的后代。那个“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王家，生活原型乃黄家。黃氏始祖黃太常寺卿曆官北海縣令，太常博士，故书中说王家乃“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
《红楼梦》对四大家族之一薛家的描写，是最扑朔迷离的。护官符中交代他家是“紫薇舍人”之后，“现领着内帑钱粮”，是个“皇商”家族。薛家的生活原型是杭州钱家，所谓“紫薇舍人”之后，是因为钱氏家族实乃历史上吴越国“钱王”的后裔。钱镠之孙末代国君钱俶，于公元978年献所踞之地归北宋，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优待。这就是杭州钱氏家族的始祖，也是《红楼梦》把钱家祖宗写成“紫薇舍人”的原因所在。
但书中说薛家是“现领内帑钱粮”的“皇商”，则与其祖先无关。清初杭州西溪古荡钱氏望族的族长钱开宗，乙酉年曾任江南科场副主考，因受贿舞弊被举子以一首“黄莺儿”告发，顺治皇帝大怒，将其砍头抄家，并下旨严厉斥责他是“货殖家风”。所谓“货殖家风”，出自《货殖列传》，就是世世代代做生意的意思吧。皇帝亲口封的“货殖世家”，岂不是“皇商”？皇帝御批的“生意人”，可不是“现领内帑钱粮”？作者擅长用隐笔叙事，就连为薛宝钗的丫环取名，也用了告发“货殖家风”的刺心之笔“黄莺儿”！
《红楼梦》描写薛宝钗曾是待选的“秀女”，却又从未赴皇宫“待选”；她从娘胎里带来奇怪的“热毒症”，每天要吃更加奇怪的“冷香丸”。这些貌似不情的描写，其实是一种皮里阳秋的调侃描写。暗示的乃是钱开宗惨死后，其家属子女被押赴北京，发卖与旗人为奴的悲惨经历。后顺治皇帝感觉处分过重，又将其家属子女放归杭州。归杭后钱家旧巢已毁，只好寄居亲戚洪家，这也是书中描写老寡妇薛姨妈领着儿女千里奔波寄居贾家梨香院的实情。薛姨爹怎么啦？作者讳莫如深，只字不提。薛宝钗之怪病怪药，实乃对其怨毒心情的隐曲刻画。
《红楼梦》四大家族中，王氏家族是当时惟一尚在显赫时期的家族，由于王子腾身居高位，贾府、薛府的好多事情，也要仰仗王家帮忙。这也是有事实根据的。书中王家的生活原型黄家，在清朝初期顺康年间，出了一个光祿大夫、太子太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黄机，可谓位高权重，所以才能成为当时四大家族仰仗的靠山。书中说四大家族相互间“连络有亲”也是实情。宝玉之母王夫人的生活原型，就是黄机的女儿、洪昇之母黄氏；王熙凤的生活原型，就是黄机的孙女、洪昇之妻黄蕙。洪黄两家两代姻亲，与书中描写一丝不差。
3.“宁荣二公”与贾氏家族的创作构思
如果说《红楼梦》是根据洪昇及其家族的兴衰际遇创作的，那么作者为什么要采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艺术手法，让这个家族姓贾并出现“甄贾”两家？洪昇家族虽然在宋代有国公府背景，但并没有两个国公祖宗，“宁荣二公”的构思又从何而来？洪姓家族虽然经历了宋明两代富贵流传，但并未曾出过皇贵妃，作者根据什么给宝玉安上一个大姐姐贾贵妃？对《红楼梦》的这些创作素材，作者的这些文学构思，应该给出合情合理的文学解释。
魏国忠宣公洪皓和他的儿子“三洪学士”崛起于宋代，《红楼梦》宁荣二公的创作构思与宋朝独特的帝统有关。赵国栋先生根据《宋史》考证：“宁国公”是宋徽宗继皇帝位前的封爵，“荣国公”是赵匡胤曾孙赵从信的封爵。宋太祖赵匡胤传弟不传子，故北宋九帝，除太祖外均为宋太宗赵光义一系。到了南宋，徽宗第九子宋高宗有子早夭，近支旁系又全被金人掠走，只好到民间寻赵从信后代继承大位，是为宋孝宗；传至宋宁宗又无子，再到民间寻赵匡胤后代继位，是为宋理宗。所以南宋九帝，除高宗外全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
换句话说，北宋帝统基本上是“宁国公”一系，南宋帝统基本上是“荣国公”一系，
“宁荣二公”就是两宋王朝帝统的巧妙代称。赵匡胤和赵光义乃是亲兄弟，这也正是书中贾氏宗祠奉祀
“源、演”两兄弟且东府为长房的文学构思来源。“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知道了这个“宁”指的是宋徽宗一系，对《红楼梦》中这句话才能有正确的理解。宋徽宗是个很不错的艺术家，但却是一个特糟糕的皇帝，奢侈无度，任用奸佞，笃信道教，轻开边衅，导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他要负主要责任，所以说“家事消亡首罪宁”。
《红楼梦》中的那位当今皇帝有一位贾贵妃，南宋时期的“荣国公”后裔宋理宗，也有一位宠爱的贾贵妃，这就是弄得南宋亡国的大奸臣贾似道的姐姐贾凤女。贾似道与贾贵妃的父亲名叫贾涉，有些史籍中亦作贾赦，《红楼梦》书中的贾贵妃与宝玉姐弟的伯父就叫贾赦。贾似道居住在半闲堂，自称富贵闲人，《红楼梦》中贾宝玉也有富贵闲人的雅号。这么多巧合绝非偶然，难道《红楼梦》是按照南宋的“蟋蟀宰相”贾似道事迹写成的么？显然不是。其中奥妙，就在于宋朝洪皓国公府与贾似道国公府之间的特殊关系。
原来，洪家始祖洪皓封爵是魏国公，“敕建国公府”在杭州葛岭宝石山。南宋晚期，洪氏家族子孙流散，此国公府被宋理宗另赐给了贾似道，并将东邻的皇家“集芳园”也一并赐给贾似道建家庙。贾似道合东西两园构建了更加精美的“后乐园”，与《红楼梦》书中关于大观园系在西府花园基础上并入东府“汇芳园”合建而成的描写是一致的，“集芳园”与“汇芳园”本来就是一个意思。书中贾氏宗祠也在东府，与贾似道建造府园家庙的过程完全吻合。
更加巧合的是，贾似道生前的封爵与洪皓、洪适父子一样，也是“魏国公”，所以葛岭宝石山的“敕建国公府”，始终被世人称为“魏国公府”。岂不知此国公府虽然仍是彼国公府，但此魏国公却并非彼魏国公。“假贾伪魏至于斯”（宋代诗人汪宗臣《嘲贾似道》诗），洪国公的后人洪昇，借用贾国公的躯壳，以贾（假）姓去写自己家族的甄（真）故事，敷衍出一篇朝代年纪、地域邦国均“失落无考”的《红楼梦》，应是信手拈来之举。
小结：《红楼梦》展示了诗礼簪缨江南世族的衰败过程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红楼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作者洪昇借用贾姓躯壳（贾姓本来就是春秋时亡国之姓）所写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是作者在经历亡国破家之痛后对家国之难形成原因的沉痛反思，是一曲江南世族昌明隆盛、温柔富贵文化的覆亡挽歌和梦中追忆。作品通过对洪氏家族天伦之变和抄家之难的描写，全景式地生动展示了江南世族的衰败过程，并深刻地分析了衰亡的内在原因和外部原因，显示出作者本人对江南世族温柔富贵生活与诗礼簪缨文化的病态依恋和深沉哀婉之情。
“二十年来辩是非”，洪昇以自己和家族的事迹为素材创作《红楼梦》，有着诸多难言之隐。作者因天伦之变被逐出家庭，因此对父母颇多微词；因《长生殿》案被朝廷斥革下狱，因此对皇帝颇多怨愤。须知按照封建社会伦理道德，任何人与君父之间都是没有道理可辩的，“无父无君”乃是最大的不忠不孝行为。在作品中表达这些诽谤君父的情绪，申辩自己的“无能”、“不肖”罪名，作者确有不足为外人明言的隐衷。因此，以宋代祖，以贾喻洪，采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手法，用贾似道躯壳写洪国公后裔，乃是创作时无奈而又巧妙的选择。
本章内容详见拙作：
《三生石畔勘红楼》一书之第四章《〈红楼梦〉与洪氏家族“家难”之杯葛》；
《土默热红学》一书之《洪昇初创〈红楼梦〉考证》，《〈红楼梦〉爱恨情缘考》，《“百足之虫”僵死过程考》；
《土默热红学补》一书之《〈红楼梦〉四大家族综考》；
《土默热红学续》一书之《皇商家族与冷香怪药》；
《土默热红学新突破》一书之《从贾家弄到宁荣街》。
四．《红楼梦》与蕉园诗社及明清江南女性文学
《红楼梦》作者交待的创作宗旨之一，是为自己“亲历亲闻”的一干异样女子“闺阁昭传”。书中故事最香艳感人、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女子在大观园中起诗社的故事。大观园诗社分为“海棠社”和“桃花社”两期，再加上元妃省亲咏诗，宝玉作四季诗，黛玉作题帕三绝、葬花词，香菱学作咏月诗，凹晶馆即景联诗等，书中关于姐妹们诗社生活的描写，几乎占了全书一半篇幅。作者采取的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的写实手法，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原型，就是清初活跃于杭州三西（西湖、西溪、西泠）名山胜水间的蕉园诗社十二金钗，也是作者洪昇的一干亲姐妹和表姐妹！
1.大观园诗社取材于蕉园诗社
《红楼梦》书中姐妹们起的诗社像模像样，有发起人，立社名，发社启，取雅号，定社约，推祭酒，拟社题，赛诗、评诗、论诗，把古代文人结诗社的每一个环节，都描写得生动逼真。诗社活动期间，芦雪庵烤鹿肉啖腥膻，湘云醉眠芍药裀等场景，也写得十分诗情画意。特别是“绛洞花王”、“稻香老农”、“潇湘妃子”、“蘅芜君”、“蕉下客”、“枕霞旧友”等别致的诗人雅号，给读者的印象格外深刻。《红楼梦》作者的这些描写决非向壁虚构，乃是按照清初顺康年间发生在杭州的前后两期蕉园诗社及其十二个女诗人的真实生活，经文学加工创作而成的。
生活中的“蕉园诗社”也称“蕉园吟社”，确实如书中描写的分为前后两个期。前期诗社由顾玉蕊发起，成员有徐灿、柴静仪、钱凤纶、林以宁等，故称“蕉园五子社”；后期诗社由林以宁重建，成员有柴静仪、钱凤纶、钱静婉、顾启姬、冯又令、李端芳、朱柔则等，故称“蕉园七子社”。
两期“蕉园诗社”的文学活动均十分活跃，她们集中活动时，确曾如书中描写的那样，发社启，立社名，定社约，推祭酒，拟社题，分韵赛诗。《红楼梦》书中起社时探春给宝玉的邀请信，其实就是一篇《大观园诗社启》，而蕉园诗社成立时，确曾发过一篇顾玉蕊起草的《蕉园诗社启》，可惜失传了，是否与书中探春函仿佛，不得而知。
蕉园诗社成员的思想比较开放，她们经常聚在一起，“春日偕游，扁舟泛湖，练裙椎髻，命翰分吟，相邻游女诧为仅见”。从传世的作品看，她们往往三两相偕，或对奕，或观画，或联句，或听琴，甚至“夜宿河渚看梅”，“早春湖头踏雪”，种种风流韵事不一而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才女在结诗社活动中，确实像《红楼梦》书中描写的那样，模仿当时文人的习惯，为自己各取一个雅致的别号，如柴静仪号“凝香室”，钱凤纶号“古香楼”，钱静婉号“天香楼”，林以宁号“墨庄”、“凤箫楼”，冯又令的“湘灵楼”，如此等等。洪昇的早期诗集名《啸月楼集》，似乎与此不无关系。
“蕉园诗社”的女诗人们，学诗极勤极苦，吟诗近乎走火入魔。顾长任描述自己“病中咏菊”的情形，“柔姿旖旎，人瘦黄花共”。钱静婉诗中说自己为了吟诗，“柳絮癫狂莺不管，穿林又啄桃花片”。姐妹们经常聚在一起，或议论文人墨客，或拟题分韵赛诗。钱凤纶给顾启姬、柴静仪的诗中记载，“玉案联吟，锦笺分韵，珠玑新灿”，“也曾念，共绣阁，论文人否？”在诗社每个成员的生日、送别、对弈、作画、听琴等时候，她们互相之间均以诗词赠答酬唱。这同《红楼梦》中对大观园诗社生活的描写是基本相同的。
《红楼梦》书中描绘的大观园诗社，其成员之间皆互相连络有亲，都是宝玉的亲姐妹和中表姐妹，或者是与“四大家族”沾亲带故的姐妹们，是一个由血缘联系起来的女性文学团体。最后结局都是太虚幻境薄命司“册子”中的怨鬼。蕉园诗社成员之间的关系，与《红楼梦》中的描写几乎完全相同，均为洪顾黄钱四大家族出身的女儿或其亲故的女儿，也都是洪昇的亲表姐妹。这些女诗人的最后结局，也都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有些读者感到诧异，须眉浊物贾宝玉并非女子诗社成员，《红楼梦》书中何以把他称为“绛洞花王”？其实这同太虚幻境中警幻仙姑把宝玉称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一样，都是作者洪昇的夫子自道。“花王”这个词汇及其表象，出自汤显祖名剧《牡丹亭》中的那位“专掌惜玉怜香”功能的男性“花王”，在舞台上率领十二名女性花神且歌且舞，暗示杜丽娘和柳梦梅在鲜花丛中欢会幽媾情境之美。洪昇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昆曲大家，把自己称为“花王”、“第一淫人”，都不过是作者自恋心理的一种文学暗示而已。
2.“红楼三才女”的文学建构
《红楼梦》书中虽然全面描写了大观园诗社十二个“异样女子”，但其中浓墨重彩加以重点描绘的，还是潇湘妃子林黛玉、蘅芜君薛宝钗、枕霞旧友史湘云这三位才貌双全的姐妹，我们姑称之为“红楼三才女”。红楼三才女的生活原型，基本上是按照蕉园诗社中三位骨干成员，也是最年轻、最有才华的三位女诗人林以宁、钱凤纶、顾启姬的生活素材，经过文学加工创作而成的。
谈到红楼三才女，首先必须交代一下书中“老祖宗”贾母的生活原型，这个人物乃是按照晚明杭州著名女诗人顾若璞的事迹创作的。顾若璞字和知，丈夫黄茂梧早逝，青年守寡，辛苦抚育二子成人的同时，自己也苦读诗书，自学成才，议论时政，颇有见地，文章经济，著作等身，在当时社会和文坛上很有影响，对家族延续诗书一脉贡献很大，确实是四大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祖宗”。她是林以宁的外祖母，顾启姬的姑奶奶，钱凤纶的祖婆母，与《红楼梦》书中描写的贾母与林黛玉、史湘云、钱凤纶三姐妹的关系一丝不差。
顾若璞寿命较长，在清初仍活跃于文坛，重在培养和奖掖后人，是蕉园诗社诸女子的引路人和保护神。可以想见，在清朝初期的杭州灵鹫峰下三生石畔，蕉园诗社的十二个年轻女诗人，簇拥着一个鹤发童颜、诙谐健谈的“老祖宗”，徜徉在西湖、西溪、西泠等“帝城西”的山水间，分韵赛诗，咏梅咏桂，灯谜酒令，亦庄亦谐——这是什么？这就是《红楼梦》书中贾母携其诸多孙子女和外孙子女，优游大观园林泉间生活场景的真实故事素材！
《红楼梦》第一女主人公林黛玉的创作素材，很大程度上打着蕉园诗社台柱子林以宁的人生印记。林以宁字亚清，进士林纶女，江南道监察御史钱肇修室。林以宁富于文学艺术天赋，能诗善画，尤长墨竹，且工书法和骈俪文，是清初一个出类拔萃的女诗人和剧作家。著有《墨庄诗钞》、《墨庄文钞》和《墨庄词余》等，还创作过《芙蓉峡》传奇。《红楼梦》书中林黛玉参加“海棠社”，“重建桃花社”的事迹，与林以宁参加“蕉园五子社”，重建“蕉园七子社”的事迹，是完全吻合的。
《红楼梦》书中交代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是“前朝探花”，“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与女儿两地分居。林以宁的父亲林纶，确实是前朝进士出身，并确曾被钦点为中条山下河东道巡盐御史。林以宁多有表达父女两地相隔、遥相思念的诗。林以宁是顾若璞的外孙女，待字闺中时，便与诸姐妹追随“老祖宗”，在西湖西溪结社作诗。晚年在为钱塘才女梁瑛（号梅君）的著作《字字香》作序时感叹说：“忆予从顾太君卧月轩时，六十年间，犹昨日事耳！徽音遥嗣，乃在梅君。”
生活中的林以宁，确实如《红楼梦》书中描写的林黛玉那样，是个体弱多病又多愁善感的女诗人，爱生病，爱哭，爱吃药，姐妹们说她“诗怀偏与药囊亲”。林以宁爱竹，窗前种竹，也善画竹咏竹，经常是“横拖竹影上窗纱”。林以宁钟爱陶渊明诗，喜欢卫夫人簪花小楷，经常“半壁青灯临卫帖，一窗寒雨读陶诗”。这些都与大观园潇湘馆中居住的那个潇湘妃子林黛玉的生活情趣如出一辙。林以宁的《落花诗二首》，还记载了她在一个落花时节，手拈残枝，收拾余泽，葬入香奁的雅事，这也应该是《红楼梦》描写黛玉葬花的生活依据。
大观园中那位妩媚鲜艳、博学世故的“宝姐姐”薛宝钗，生活素材主要取自于蕉园诗社的女才子钱凤纶。钱凤纶字云仪，乃是清初官僚文人钱开宗与著名女诗人顾玉蕊之女，顾若璞的孙媳妇，贡生黄弘修（字式序，顾若璞之孙）之妻。钱氏家族诗礼传家，钱凤纶家学渊源，青少年时期接受过良好教育，确实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宝姐姐”，有诗作《古香楼集》存世。钱凤纶出身豪富又迭经家难，也磨练出了她深谙人情、世故圆滑的“女夫子”性格，与书中的宝姐姐性格仿佛。
《红楼梦》作者对薛家母女的描写似乎有些寓贬于褒，皮里阳秋，这也是有原因的。康熙八年，洪昇母亲黄氏因病去世，父亲续娶钱氏为妻。这个继母钱氏（书中邢夫人的原型），便是钱凤纶的一个老姑妈。继母进门后，与父妾（书中赵姨娘的原型）联手，同前妻子女争夺家庭控制权。家庭内部长期“一个个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最终洪昇与二弟洪昌被父亲赶出了家庭，造成洪氏家族子孙流散，“二爷”洪昌惨死，两个妹妹少亡。洪昇因继母原因而对钱氏母女“阴谋家”形象加以调侃，应是正常的心理发泄。
《红楼梦》书中描写的那个诗才敏捷、英豪阔大的史湘云，创作素材主要取之于蕉园诗社的另一个骨干成员顾启姬。顾启姬名姒，启姬是她的字。她是顾若璞的娘家孙女，与书中贾母与史湘云的关系完全相同。顾启姬有个早逝的姐姐顾长任，曾取诗人雅号“霞笈仙姝”，故书中便让湘云号“枕霞旧友”。书中黛玉嘲笑湘云说话总是“爱呀厄的去”，掷色子总喊“幺爱三”，是因为顾启姬所嫁丈夫“鄂幼舆”，这三个字发音很别扭咬嘴，两口子说话可不整天“爱呀厄的去”！顾启姬的性格才情确实如书中史湘云那样，在京师时有“花怜昨夜雨，茶忆故山泉”句，令诗坛领袖王渔洋大为惊叹。
谈到蕉园诗社三才女，还不能不涉及到《红楼梦》书中的诗社“祭酒”、寡妇大嫂子李纨。她婚后不久就死了丈夫，与独生子贾兰在稻香村“竹篱茅舍”中相依为命。姐妹们公推她为诗社“祭酒”，她也是个很称职的“公道佬”，深受姐妹们拥戴。李纨的故事取材于蕉园诗社骨干成员柴静仪。柴静仪字季娴，确实是一位寡妇大嫂子，并确曾被姐妹们推举为诗社“祭酒”。柴静仪青年守寡，守望独子沈用济在九间楼竹篱茅舍间惨淡度日，一生“镜里恩情”和“梦里功名”，一心期盼儿子“威赫赫爵禄高登”，却不防自己“昏惨惨黄泉路近”，“只留得虚名儿令后人钦敬”。太虚幻境李纨判词用在柴静仪身上，是那么的准确贴切！
3.红楼才女与明清女诗人群体
《红楼梦》“闺阁昭传”的人物原型和故事素材主要取自于蕉园诗十二钗，但《红楼梦》毕竟是小说，不是蕉园诗社史，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诗社姐妹的家庭和人生来写实，因此，作者在创作中，不可避免地要选取一些那个时代其她才女的事迹为素材，写在红楼姐妹们的身上。明末清初的江南又是一个盛产才女的时代，不论是闺阁诗人还是风尘女史，都是历史上数量最多且事迹最生动的。因此，《红楼梦》的故事素材中，便有了冯小青的形象，叶小鸾的影子，柳如是的痕迹，吴吴山三妇的影响，如此等等。
杭州西湖孤山苏小小墓侧的玛瑙坡旁，原有一个小小的石坟，墓碑上刻着“明诗人小青女史之墓”。冯小青（），明末扬州人，出身风尘“瘦马”，嫁与杭州冯生为妾，受大妇虐待，幽禁孤屿别业，年十八因忧郁绝粒焚稿而亡，遗作有《焚余诗稿》。冯小青的悲剧性格与诗人气质，在当时就引起了文坛的“冯小青热”。《红楼梦》创作受冯小青故事影响，“百结回肠写泪痕”，“知是亭亭倩女魂”，林黛玉焚稿断情、抑郁而终的悲剧形象，便追随冯小青事迹跃然纸上。
林黛玉的诗句“冷月葬花魂”，出自明末才女叶小鸾的诗句“戏捐粉盒葬花魂”。叶小鸾父叶绍袁，母沈宛君，生三女，长纨纨，次小纨，小鸾其季，三姊妹均一时才女，尤以小鸾为最。叶小鸾幼慧工诗兼善写生，母宛君谓其比梅花觉梅花太瘦，比海棠觉海棠少香。小鸾自幼寄住舅家，许婚昆山大族，年甫十七未婚而没，死后亲友皆谓其成为花神，父绍袁刻其遗诗名《返生香》集。从叶小鸾寄住舅家，才华横溢，婚前夭折，死后成仙的故事，足见《红楼梦》林黛玉身上，也有着叶小鸾的影子。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写道：《红楼梦》作者“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河东君即晚明秦淮八艳之首柳如是女史。柳如是与抗清志士陈子龙在嘉兴“小红楼”同居时，陈子龙有《春日早起》诗：“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这是“红楼梦”三字最直接也最确切的出处。
我国古典小说中，描写一夫多妻的作品多多，但写男女之间三角恋爱婚姻关系的却凤毛麟角，《红楼梦》是个例外。书中所写宝玉与宝钗、黛玉、湘云之间的三角、四角恋爱关系，应属受到吴吴山三妇故事直接影响的特殊产物。吴吴山就是洪昇的通家好友、“西泠三子”之一的吴仪一，曾为其评点《长生殿》，深得洪昇赞许。吴吴山最早相聘的妻子黄山陈同体弱多病，未婚而逝；续娶的妻子清溪谈则又不幸因产难亡故；多年后受母命再续娶第三任妻子古荡钱宜并偕老终身。他的三个妻子陈同、谈则和钱宜，相继评点《牡丹亭还魂记》，后人称之为“三妇评本”，书中有蕉园姐妹所作的的序跋。
《红楼梦》作者在创作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这三个人物形象时，很可能借鉴了“吴吴山三妇”的事迹。林黛玉身上有陈同的痕迹；薛宝钗身上有谈则的影子；史湘云身上则有钱宜的影响。陈同与黛玉均未婚而亡，死前均曾“焚稿”；谈则与宝钗均已成婚，婚后不久即死于产难；钱宜与湘云均得嫁“才貌仙郎”，实现“白首双星”的愿望。吴仪一感慨自己与三个妻子的感情经历时曾说：“女三为粲，美故难兼”，《红楼梦》书中也说“兼美”是“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自不难从中体味出二者之意境关联。
小结：《红楼梦》是明末清初歌咏才女文学时代潮的璀璨浪花
以上所论红楼十二钗故事的创作素材来源，从表面上看是以蕉园十二钗为主，佐以其他明清江南才女事迹，由一个个孤立的故事构成；但仔细加以分析，却不难看出这些故事背后的某些规律性现象：首先，这些故事的发生时间，都是在明清鼎革前后，即所谓“末世”；其次，这些故事的发生地点，都是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即三生石畔的杭州；再次，这些故事都与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沉迷评点言情圣典《牡丹亭》的文学潮流，直接或间接有关；第四，这些故事所涉及的人和事，都与洪昇、吴仪一的文学圈子密切相关。
吴仪一家住三生石畔的青芝坞，是蕉园姐妹们均乐于亲近的“吴山四哥”。冯小青家庭的西溪山堂，柳如是寄居的西溪水阁，均与洪昇家族早年居住地西溪洪园比邻；洪昇晚年在孤屿结庐稗畦草堂，与冯小青幽居地及其坟墓朝夕相伴；至于叶小鸾的故事，由于其母沈宛君（字宜修）乃杭州西溪沈家湾人，小鸾长期寄住的舅家就在西溪，母女二人与蕉园姐妹顾玉蕊、徐灿、柴静仪等早期常有文学交往。探索这些规律，对于判断《红楼梦》的创作时间，理解《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判断《红楼梦》的故事素材，感受《红楼梦》的文化源流，都是极其重要的。
本章内容详见拙作：
《三生石畔勘红楼》一书之第一章《〈红楼梦〉闺阁故事的创作素材来源》，第二章《四大家族与蕉园十二钗的生活轨迹》；
《土默热红学》一书之《大观园诗社与蕉园诗社》；
《土默热红学续》一书之《〈红楼梦〉应是蕉园诗社传记性小说》；
《西子湖畔红楼情》一书之《红楼三才女文学建构》，《蕉园姐妹与大观园姐妹比照表》。
五．《红楼梦》与杭州三生石畔的“三西”文化
《红楼梦》创作中刻意隐去了故事发生的地点，而代之以“长安大都”或“金陵石头城”，这些都是文学创作中的假托，作者自己就告诉读者当不得真。作者虽然要隐瞒真实地点，但创作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大量流露出故乡的山水风光：姐妹们作诗，湘云顺口就说出“双悬日月照乾坤”；众人行酒令，贾母顺手就指向“六桥梅花香彻骨”；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宝玉顺路就“寻芳问腊到蓬莱”。书中绛珠仙子的来源地“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神瑛侍者的来源地“赤霞宫”，才是红楼故事真正的发生地点；一干冤孽的托生地“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非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莫属。
1.《红楼梦》与明清时期杭州西溪贵族园林
《红楼梦》书中固然全景式地展示了杭州“三西”文化的风月繁华，但书中大观园的创作蓝图，还是专门取材于明末清初流香溪畔的贵族园林。书中描写大观园“山水横拖千里外”、“衔山抱水建来精”，说的都是这里特有的山水形势：所“衔”之山，就是横拖于西溪之南的秦亭山、老和山、小和山一线，在书中被称为“大主山”；所“抱”之水，就是西溪与其支流流香溪，在书中被称为沁芳溪，“沁芳”与“流香”本来就是一个意思。“衔山抱水”、“山水横拖”是这里最主要的风光形势特点。
书中刻画的大观园山水楼台，其核心和灵魂是水，水的骨架是沁芳溪，大观园的主体建筑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稻香村等，乃是“依溪为境”沿河布置的一组园林，其创作原型便是明末清初流香溪畔依溪分布的洪钟别业、蕉园（西溪山庄）、钱氏竹树产业、沈氏九间楼等贵族园林。这里是洪昇终生依恋的故园，也是蕉园姐妹青少年时代风雅生活的天堂，红楼“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蕉园姐妹确实是流香溪水滋润出来的骨肉。
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皇帝南巡到杭州，朝廷权臣高士奇，在这里修建西溪山庄接驾，康熙帝亲笔为其题名为“竹窗”，并赋诗一首赞美这里风土人情。竹窗门前的流香溪上，有康熙帝登船的御临桥、御临池和御临闸，时人总称之为“御临三址”，这应当就是大观园中沁芳桥、沁芳池、沁芳闸等“沁芳三址”的创作原型。作为西溪的故人，高士奇的老朋友，洪昇完全有条件也有理由在《红楼梦》中如此这般借元妃省亲写康熙南巡。
“竹窗”的前身乃是蕉园，蕉园诗社两次结社的地点都在这里。蕉园乃是蕉园诗社“祭酒”柴静仪之父柴云倩在明代构建的庄园，清初柴家衰落后，将此园卖给了权臣高士奇。《红楼梦》刻意把这里写成窗前竹影摇曳的潇湘馆，隐喻“竹窗”二字，另题匾额为“有凤来仪”，并特别交待这里是元妃省亲“第一巡幸之处”，其隐喻盖源于此。康熙南巡与蕉园诗社的历史在这里交汇，可以排他性地证明这里就是《红楼梦》中元妃省亲与姐妹结社的大观园素材来源。
书中宝姐姐在大观园的居住地蘅芜苑，是以流香溪畔花坞中宝姐姐原型钱凤纶的故园，即钱氏家族“竹树产业”为原型创作的。晚明大文人冯梦祯日记中就有亲眼目睹西溪“钱万二氏竹树产业花息甚繁”的记载，说明钱家当时是个儒雅的官僚兼花商家族。钱凤纶诗中也有“万花深处是侬家”的描述，足证这里就是书中那个遍地香草鲜花的“蘅芷清芬”。正因为这里本是花圃，所以书中才称其为蘅芜“苑”而不是“院”或“馆”。也正因为钱家的花商身份，书中的薛蟠才要娶门当户对的“桂花夏家”夏金桂为妻。
流香溪流出花坞的山口处，当时确曽有一座竹桥梵香桥，又称藕香桥，《红楼梦》书中不仅使用了“藕香”原名，还忠实地描写了“竹桥”本相；藕香桥畔原有一座法华亭，是历代文人隔水听梵音的绝妙地方，就成了书中贾母“隔水听音乐”的藕香亭原型。过了藕香桥，可以直抵秋雪庵，这里就是书中芦雪庵的原型；“芦雪”就是“秋雪”，因此才有书中宝玉“棹雪而来”，吃荔枝时赏秋雪等貌似不合理的描写。大观园内出现频率很高的“蓼汀花溆”，其实就是西溪的“芦汀沙溆”，这在洪昇曾祖父洪瞻祖的《西溪志》中有清楚的记载。
在流香溪畔，有一处著名的梅花泉，以此泉水酿造的梅花泉酒，号称“第二惠泉酒”，当时远近闻名。梅花泉边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沈氏九间楼酒家，别称“杏花村”，有释大善《西溪百咏》中“杏花村里酒帘摇”诗句为证。明末清初，沈家的寡妇大嫂子柴静仪和独生子沈用济孤儿寡母就住在这里。书中说宝玉题咏稻香村时，认为题名杏花村“犯了正名”，应该题为稻香村，但又为这里题匾额“杏帘在望”，并主张再挂个酒幌子，说的还是村野酒店的意思。这种貌似自相矛盾的写法，其实就是按照真实原型描写的。
大观园中最豪华的建筑怡红院，其原型便是流香溪畔最豪华的园林建筑洪钟别业，曽被冯梦祯日记称为整个西溪最漂亮的“宜居佳处”。“怡红”者，“宜洪”也，宝玉还有个“爱红的毛病”，其隐喻盖在于此。宝玉题咏怡红院时，之所以为这里题额“红香绿玉”，红香代表的是十里红梅，绿玉代表的是万竿绿竹。西溪探梅乃是杭州三大梅花胜地之一；流香溪畔的竹子呈特殊的金黄色，被文人称为“黄金绿玉”。书中元妃将“红香绿玉”改为“怡红快绿”，虽然词义新雅却失去了本意，故宝玉并不赞成，仍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红香绿玉”。
“十里清溪曲，修篁入望森。暖吹梅信早，水落草痕深。俗藉渔为业，园饶笋作林。民风爱淳朴，不厌一登临”。这首康熙皇帝当年临幸西溪“竹窗”所咏的五律，形象地描绘了流香溪畔当日十里清溪、修篁梅信的美景。在康熙皇帝临幸“竹窗”前后，洪昇因《长生殿》案件从京师狼狈逃回故乡杭州。由于家难未释，兄弟姐妹飘零，在愤懑、忧郁、怀恋、惆怅的复杂心境下，以故园美景为原型，创作了美轮美奂的大观园，并以蕉园姐妹两结诗社、洪氏家族“天伦之变”和康熙南巡的事迹为素材，构思创作了长歌当哭的《红楼梦》故事。
康熙二十八年回到故乡时，映入洪昇夫妇眼帘的洪氏故园早已属于他人且残破不堪，只剩下一块“危石”和两株枯树，遗弃在小山下池塘边了。这一拳顽石，原来是昔日园门内曲径通幽处的“青嶂”石；这两株枯木，便是昔日池塘畔年年中秋喷吐清香的两株桂花树，这在洪昇的《稗畦续集》中有清楚记载，在《红楼梦》书中也有详细描述。将“一块顽石”作为宝玉的形象寄托，将“两株枯木”作为黛玉的判词图画，还有比此时此地的洪昇夫妇，更恰当的《红楼梦》创作冲动和文学创意么？
2.绛珠仙子与神瑛侍者的幻像来源
《红楼梦》是一部写实风格的世情小说，写的是人间故事，但作品却披着一层类似神话的梦幻外衣。作者把女主人公林黛玉的前身设计为“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把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前身设计为“赤霞宫神瑛侍者”，让他们偕同“一干冤孽”一起“造历凡劫”，绛珠仙子用一生眼泪去酬谢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情”。作者描绘的这些貌似虚无缥缈的幻境，其实并非神话故事，而是对作品主人公身世的巧妙寄托。
“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乃是杭州飞来峰和三生石的代指。三生石的故事自唐宋以来流传甚广，有苏轼文章《僧圆泽传》作证，大家都耳熟能详。古今中外三生石只有一块，就位于杭州灵鹫峰下的中天竺法镜寺内。灵鹫峰又称飞来峰，东晋时期从印度东来的慧理和尚称：“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以飞来？”《红楼梦》所云“西方灵河岸上”，表面上是说古印度，暗指的却是杭州灵鹫峰和天竺寺，三生石就在其中。
那么作者洪昇根据什么杜撰一个“绛珠草还泪故事”，又为什么要将她放在灵鹫峰下的三生石畔呢？原来洪昇的妻子黄蕙，字兰次，出身于明末清初杭州洪顾黄钱四大家族的黄家，与洪昇乃嫡亲之表兄妹关系，且同年同月晚一日出生，即《红楼梦》中所谓的“同生夫妻”。黄氏家族的太平良相黄机及其家族的墓地就位于灵鹫峰下，正所谓“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黄蕙名和字的意思都是香草，取名与麻姑献寿之典“绛珠河仙草”有直接关系，也确实为丈夫兼表哥洪昇还了一辈子眼泪，正所谓“三生石畔”出身的那株终生为宝玉还泪的“绛珠草”！
所谓“赤霞宫神瑛侍者”，“瑛”是指玉的光彩，“神瑛”代指成仙的宝石，“侍者”是指佛门中侍候长老的随从僧徒。“神瑛侍者”的神话，乃是洪昇根据自己的祖宗庐墓杜撰的。杭州葛岭和宝石山，自古以来遍布一种五色晶莹、玲珑剔透的石头，俗称玛瑙石。宝石山代表性景色“宝石流霞”的命名，与夕照下的宝石山美景有关，与山上这些流光溢彩的石头也有关。宝石山上有“赤霞”两个大字刻石，乃明代孙克弘手书八分并镌刻于此。所以，“赤霞宫”的“神瑛”，代指的就是“赤霞”刻石下的一块“假宝玉”，即“大如雀卵、灿若明霞，五色花纹缠护”的玛瑙石。
洪昇又为什么要刻意将“神瑛”放在葛岭宝石山赤霞石下呢？因为这里乃是洪昇自己的祖宗庐墓所在：既是宋代魏国忠宣公府邸所在地，也是明清时“洪忠宣公祠堂”所在地，祠堂原址就是南宋时期的“魏国忠宣公府”。《红楼梦》中贾府宗祠联中所云“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与大家耳熟能详的明代董其昌所撰洪皓祠堂联：“身窜冷山，万死持回苏武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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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神依葛岭，数椽长傍鄂王坟”，说的是一个意思。洪皓当年奉朝廷之命使金十五载，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肝脑涂地，持节归宋。宋高宗褒奖说：“卿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书中贾府宗祠联上联所用“肝脑涂地”典故，是以苏武之典比拟洪皓之节；下联“功名贯天”的说法，是以高宗褒奖赞颂洪皓之忠。
如前所述，葛岭宝石山的洪皓国公府后来成了贾似道府，贾似道“虎兕相逢大梦归”后，这里又成了毛淑妃墓地，自宋末经元代直至明朝后期一直荒废。晚明时期抗倭名将浙督胡宗宪，为褒扬仁人志士节操，亲自主持收回葛岭宝石山原洪国公府的部分土地，修建了洪忠宣公祠堂，并在西溪钦贤乡（今西溪留下、五常一带）另赐三百五十亩祭田，供洪氏子孙“永奉蒸尝”。这就是书中贾氏宗祠“百代仰蒸尝之盛”一词的来历；西溪的祭田，就在杭州洪氏家族聚居的西溪洪家埭村，西溪多“埭”，《红楼梦》中曾出现“翠樾埭”，当非偶然。
其实不仅《红楼梦》书中贾宝玉的意象来自于宝石山，杜撰这个“假宝玉”故事的洪昇，自己的名字也和这里有莫大关系。宝石山的象征是初阳台，自古以来就是杭州市民观赏旭日初升美景的胜地，以“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闻名于世。洪昇字昉思，名和字的意思就是初升太阳。洪昇名字取自宝石山初阳台下的祖宗庐墓，一方面寄托着长辈对他像祖宗那样振兴家族的殷切期望，另一方面也与《红楼梦》故事中的“神瑛”、“假宝玉”，发生了意义上的直接关联。
3.大观园与太虚幻境的文学构思来源
《红楼梦》借元妃省亲写康熙南巡，书中说大观园之名为元妃所赐，难道“大观”之名真的与康熙皇帝有关么？确实如此。康熙巡幸杭州时驻跸的外行宫在孤山“蓬莱仙境”，内行宫在吴山红门局，即明清时期的杭州织造府。红门局位于“吴山大观”景区内，“吴山大观”的美称由来已久；康熙前后六次游览吴山，将吴山大观列入西湖十八景，并御笔钦题其名，还有御制《登吴山》诗，有司勒石刻碑并建楼保护。民间俗称此御碑楼为“大观台”，名为台，实为楼（据《湖山便览》和“吴山大观图”）。《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大观楼之名，盖源于此。
在吴山大观楼之侧，明清时尚有“太虚楼”一座；吴山脚下的西湖三潭印月，古称“太虚一点”。二者遥相对应，一上一下，一山一水，深得古往今来文人骚客临空凭虚的雅趣。太虚楼是当时俯瞰西湖全景的绝佳处，明代文人王士性记载：“登太虚楼，下瞰全湖，跃金沉碧，一目俱尽。斯吴山之伟观也。”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也认为，太虚楼不仅风光秀美，而且有相对于“下界”的“上天云霄、尘外蓬莱”之感。这就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发生了仙凡意义上的紧密关联。
至于《红楼梦》对太虚幻境具体场景的刻画，则取自杭州西溪南宋辇道的尽头，余杭、临安交界处天柱山下的洞霄宫。洞霄宫九峰（天关、藏云、飞鸾、凌虚、通真、龙吟、洞微、云嗷、朝元）拱秀、气势非凡，宋代陆游的《洞霄宫记》说这里：“金碧之丽，光照林谷，钟磬之作，声摩云霄，见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运鬼输也，可谓盛矣。”洞霄宫供奉的是道教始祖老子的母亲，恰是一尊“警幻”女神。从两宋到明末清初，洞霄宫一直是天下道教的“祖庭”，江南九省道教的总管，号称“半个朝廷”，地位尊崇得很。
洪昇的两个祖宗南宋时期的洪适、洪遵，都曾以退休宰相身份当过洞霄宫“提举”，所以《红楼梦》书中才有宁荣二公在太虚幻境嘱托警幻仙姑规劝其子孙宝玉走上正道的描写。今天杭州洞霄宫虽然楼阁已毁，但残址尚存，仍可隐隐看出昔日之恢宏气势。您如果亲自前去考察，从秦亭山沿十八里南宋辇道走到尽头，转过一道“石牌坊”就到了——《红楼梦》中描写贾宝玉在梦中就是这样进入太虚幻境的。书中宝玉与父亲和众清客们题咏大观园时，走出园门后踏上的那条又宽又直的石板路，也是按照从西溪通往洞霄宫的南宋辇道描写的。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看了游本昌扮演的那个疯疯癫癫的济公形象，任谁都能立刻与《红楼梦》中的癞头和尚联系起来。书中受警幻仙姑委托播弄众儿女命运，往往并肩而行嘻嘻哈哈的疯僧跛道，其特殊宗教形象的原生地就在杭州，疯僧象征济颠，跛道象征葛仙。济公的邋遢形象与疯癫故事就不必说了，传说葛仙也曾扮成跛脚道士济世度人。济公葛仙的故事在杭州“三西”流传已久，但评书话本《济公传》至晚清方才成书，《红楼梦》中的疯僧跛道，应是根据杭州早期民间传说创作的。
小结：《红楼梦》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生长的奇葩
《红楼梦》作者笔下刻画最多的花卉是桂花、荷花、桃花、梅花和芦花，这些虽然不是杭州独有，但历史上却以杭州最为著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孤山探梅、半道春红、芦荻飞雪，都在《红楼梦》书中有明显的表现。书中的精美饮食，也带着杭州的明显特征：刘姥姥尝过的“茄鲞”，说到底就是浙江的黄鱼干烹茄子干，至今杭州仍满大街“鲞铺”。姐妹们在桂花树下吃的笼蒸螃蟹，实乃杭州人千百年来“持螯赏桂”习俗的真实刻画。元春赏赐的节日礼物“茶筅子”，也是杭州的特产，直到今天，也只有杭州的工厂还在生产并出口日本。一部《红楼梦》，几乎无处不闪烁着一道靓丽的杭州风景线！
洪昇托名“石头”创作《红楼梦》，书中却说大观园的筹划建造者是“山子野”，脂砚斋又说小说作者的称谓乃是“芹溪”。原来，这是洪昇按照南宋时期朱熹的表兄、著名隐士“芹溪处士丘子野”，为自己所取的托名。书中的“宁荣二公”、“贾国公府”、“贾贵妃”等故事躯壳，创意都取自南宋；为了达到“朝代年纪、地域邦国均失落无考”的创作目的，作者当然要刻意选择一个南宋人物来作为作者的托名了。丘子野的隐居地在福建建阳“九曲芹溪”，朱熹曾作《芹溪九曲棹歌》赞美之，洪昇晚年隐居地位于杭州宋代的“九曲城”，遂使洪昇托名“芹溪”和“山子野”显得顺理成章。
本章内容详见拙作：
《三生石畔勘红楼》一书之第三章《大观园与太虚幻境的取材依托》；
《土默热红学》一书之《大观园实地探访记》；
《土默热红学补》一书之《〈红楼梦〉与西溪文化》，《再考大观园创作原型》；
《土默热红学新突破》一书之《芳园缘何名大观》，《宝玉缘何棹雪而来》，《大观园建造者山子野与〈石头记〉作者芹溪》，；
《西子湖畔红楼情》一书之《〈红楼梦〉的杭州风景线》，《大观园与西溪园林比照表》，《太虚幻境与杭州洞霄宫》；
《土默热红学续》一书之《芹溪考论》；
《初阳台上品红楼》（待出版）一书之《〈红楼梦〉的杭州幻象》。
结语：在晚明文化气脉中定位并解读《红楼梦》
综上五章，笔者首先是从晚明文化气脉着眼，对《红楼梦》的思想、文化进行学术断代，判定其为十七世纪明清言情文学大潮中的一朵浪花；其次是从比较文学入手，探寻《红楼梦》的文学轨迹和艺术传承，判定其与洪昇《长生殿》、《织锦记》、《四婵娟》的血缘关系；最后通过对“三生石畔”的洪氏家族、蕉园诗社、西溪园林的综合考证，三位一体地验证《红楼梦》的故事素材和人物原型。当然笔者的研究成果不限于以上阐述的内容，还包括对曹雪芹乾隆年间“披阅增删”真实过程的还原，对脂砚斋及其批语的重新解读，对红楼语言与东北方言关系的解释，对红学发源于浙西、始盛于杭州现象的探索，以及对书中“送春苦调”、“金陵情结”等典故运用的参悟，如此等等，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说明了。
笔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红学的索隐方法和考证方法，而是按照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规律，沿着文学作品创作缘起、创作宗旨、创作素材、创作艺术的轨迹，本着小说创作审美建构的思路和方法，对《红楼梦》文化基因做出文学阐释，说到底就是对《红楼梦》进行“文学还原”：把《红楼梦》还原为从六朝金粉经南宋偏安到明清传奇即江南世族诗礼簪缨文化一脉相承的产物，还原为晚明文化气脉在明清鼎革后高潮中谢幕的绝响之作，还原为江南女性文学的特定繁荣期和女子诗社诗情画意生活的凝练和升华；还原为江南才子洪昇晚年对家国命运及悲剧人生的泣血吟讴和梦中追忆。
笔者的研究宗旨，说到底就是在我国历史文化长河中正确定位《红楼梦》，回归明清文学百花园重新阐释《红楼梦》。重新定位并另加阐释的目的，是为了启发广大《红楼梦》爱好者，从百年红学对清宫秘史的“猜笨谜”泥潭中解脱出来，准确领悟并正确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传统文化浓烈醇厚，“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说不尽的百年红楼。笔者坚信：从文化视野去重新认知“三生石畔”花柳繁华的《红楼梦》，“蕉园诗社”诗礼簪缨的《红楼梦》，昆曲大家“衔玉而生”的《红楼梦》，《红楼梦》的思想格调更清新，艺术品味更醇美，文学形象更隽永，红学的天地也将更广阔！
结语部分详情请参阅拙作：
《三生石畔勘红楼》一书之第十章《〈红楼梦〉与晚明文化气脉的胎息关系》；
《土默热红学新突破》一书之《〈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我们真的读懂了〈红楼梦〉么》；
《三生石畔勘红楼》一书之附录一《土默热红学观点全罗列》。
壬辰新正人日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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