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①讳世衡，字仲平。初，康定元年春，夏戎②犯延安，百姓被其毒。君时为鄜洲从事_百度知道
君①讳世衡，字仲平。初，康定元年春，夏戎②犯延安，百姓被其毒。君时为鄜洲从事
翻译：范仲淹《东染院种君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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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君名世衡，字仲平。当初，在康定元年春，西夏侵犯延安，当地百姓遭受西夏人残害。种世衡当时担任鄜洲从事，（向朝廷）献策：延安东北二百里有一座旧宽州城，请求朝廷依凭原采的旧城垒的基础兴建一座城池，来对付敌军。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任命种世衡主管修城工作。世衡胆勇过人，（这个城）虽然逼近夏戎部落，（他）竟然一点也不畏惧，一边与敌作战一边修筑城池。不久朝廷命令旧宽州更名为青涧城，任命世衡为内殿乘制，主管守城事物，以表彰他的功劳。城外塞下有很多属羌部落，过去汉人官吏不能向他们施以思信，羌人都游移在汉人和西夏人之间。世衡于是亲自进入属羌部落，好像对待家人一样地慰问他们，又给了经济补贴。属羌都爱栽他、佩服他，都愿意以死相报。庆历二年春，我巡视工作到达环州，担心当地属羌人口众多，却一直不被我用，（这些羌人）与西戎暗自联络，加剧了边疆的灾祸，这是一个急需治愈的急病，于是我向朝廷请示，希望能调换种世衡来治理环州。我认为没有这个人亲自处理此事，就不能改造属羌的人心。世衡到任环州以后，周行境内，进入属羌人聚集区，拿恩情安抚他们。有牛家族首领名叫奴讹，其人倔强，单独居处。世街告诉他：“我明早去慰劳你的家族。”奴讹说：“好。”当天晚上大雪三尺，世衙身边的人都说：“这个羌人凶狠狡诈，再加上所住的地方环境险恶，不可前往。”世衡说：“我正要跟各个属羌部落树立信誉，怎么可以失信于他们呢？”于是冒险而前。奴讹起初就不相信他会来，又赶上下大雪，认为世衡一定不会来；正在帐篷中躺着，世衡已到了。奴讹大吃一惊，说：“我们世代居住这个山中，汉人官吏没有一个人敢到这里来，您一点也不怀疑我吗?”于是跪在地上表示服从。种世衡又引导当地人学习使用弓箭来帮助官军。属羌的官吏和百姓来请求某事或者不想做某事，世衡都先让他们射箭，然后根据他们射中与否来决定答应不答应；犯过失之罪的人也可以用这个办法赎罪。因此，官吏、农民、工匠、商人，没有人不乐意学习射箭的。因为这个原因，边疆几个城池中，只有环州城不向朝廷请求增兵，不要求增加粮食供应，但军力大振。西夏人听说以后，也就不再打夺取环州的注意。世衡在边疆好几年，爱护士卒，笼络团结羌夷人，无论好人坏人，都称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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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题，按尤《漏刻铭》“思我王度，如玉如金”，用《左传·昭十二年》“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语；《宝剑铭》“五材并用，谁能?兵”，用《左传·襄二十七年》语：“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左传》是古文经，他能为古文大师贾逵所荐，似乎因他也研习古文经，属于古文学派。　　二、安帝延光三年（124年），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后汉书》十五《来歙附来历传》：“历乃要结光禄勋祋讽……谏议大夫李尤……等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仿佛不仅是上书谏争那么简单，还曾结伙强谏。《资治通鉴》卷五十的叙述更有趣：“历乃要结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朱伥等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帝与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诏胁群臣曰……谏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顿首曰：‘固宜如明诏。’历怫然，廷诘皓曰：‘属通谏何言，而今复背之？大臣乘朝车，处国事，固得辗转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没提到李尤，不知道他是否也是“辗转若此”。但不管他是否强谏到底，顺帝（即太子、济阴王）即位后，就把他“除为乐安相”。按《全后汉文》卷三四应劭《汉官仪》上：“能通《苍颉》、《史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出亦与郎同，宰百里。郎与令史分职受书。”由兰台令史两年就可以做到尚书郎，彷佛是一条很有前途的仕路，可是实际上显然没有书面上那么理想。班固为兰台令史后，“迁为郎”[5]，似乎就是这个模式。今考后汉为兰台者凡五人：班固、班超、孔僖、李尤（并见《后汉书》）、贾逵（见《北堂书抄》卷六二《设官部八·谏议大夫》“景伯作颂，除兰台令史”条）。班固、贾逵、孔僖皆后汉名士，李尤何得侧身其间？仅仅因为他能赋吗？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六《著作第六》载：“《蜀记》，后汉广汉李尤伯仁撰，《太平御览》引之。”按《太平御览》卷九六引《蜀记》数条，他卷尚有零散征引，不著撰人，但云《蜀记》而已；书前所列的引用书目中也不见《蜀记》一书。《蜀中广记》卷五八《风俗三·上下东川道属》：“后汉李尤《蜀记》：‘蜀山自绵谷葭萌道径险窄，北来担负者不容易肩，谓之左担道。’”（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李充”，据四部丛刊本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备要·蜀中风俗记》所引改）又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八四《经籍二·史·杂记》：“《蜀记》无卷数，汉李尤撰。”可以肯定，李尤著有《蜀记》一书。或者是作于入洛以前，名气不大，可能在晋以前就亡佚了，所以常璩作《华阳国志》竟无一语提及。李尤既作《蜀记》，证明他有史才、有学问，所以他后来才可以去修撰《东观汉记》；按照《汉官仪》的说法，任兰台令史也才能够名副其实。　　李尤的作品中只有《河铭》、《洛铭》、《函谷关铭》等少数几首作品可以表明地理，也许这说明，李尤一生所历，仅仅是过函谷关、沿河入洛，再未到过其它地方，否则他应当会有更多的铭。这也可以很好的解释：并不是每个读书人都有司马迁那样遍游名山大川的机会；他入洛前的精力花在做《蜀记》和一些铭上（不可能所有的铭都是入洛后才做的，说见后）；入洛后主要在被称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的东观读书和著述。他似乎并不热衷功名，《后汉书》一一六《百官三·少府条》“兰台令史，六百石”，又卷一一五《百官二·光禄勋条》“谏议大夫，六百石”，几十年的光阴，只是转官，不见得有升降。　　但他早先呆在广汉，却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四川通志》卷二《舆地一·四川省统部沿革说》：“元封五年置十三州刺史，此为益州部……后汉建武元年（公孙）述改益州，置司隶校尉。十二年属汉，复为益州（原注“本志：刺史治雒”）。”又同卷《汉州》：“雒县……广汉郡及益州皆治此”。则雒不仅是广汉的郡治，还曾为整个蜀部的治所。《蜀中广记·卷九·汉州》：“广汉郡……土地沃美，人士俊乂，为一州称望……汉选广汉太守，每重德高俊，表章礼物，殊于诸郡，前有赵护、第五伯鱼，后有陈宠、赵瑶，皆公望也。”不仅在地理上是政治中心，在人文上更是举国瞩目；有这样的环境，也难怪他的声名可以到达贾逵那里。　　至于我们所知的他的唯一家人李充，显然不可能是晋李充；《后汉书·独行传》有李充，陈留人，也不是。他的孙子无可考。尤字伯仁，他有没有兄弟，亦不得而知。二、《李尤集》　　《隋书》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经籍四》载：“后汉校书郎刘騊駼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又有乐安相李尤集五卷，大鸿胪窦章集二卷，亡。”又，《宋史》卷二百八《艺文七·集类·别集类》：“李尤集二卷”。集见于正史者只此。《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皆无著录，但尤袤《遂初堂书目·别集类》有“李尤集”；宋《秘书省续到四库阙书目》有“李尤文集二卷”。《永乐
大典》卷八二六九：“高似孙《纬略》：‘李尤《安哉铭》云云’”，似可证明初就已不见《李尤集》，要从别的书中去征引了。这样似乎很明白，《李尤集》在梁已经亡佚，也许剩下一些残卷；这些残卷到宋结集为二卷，宋以后就完全没有了。　　他尚有：宋郑?《通志略·艺文略第七·文类第十二》“乐安相李尤集五卷”；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五《汉别集》“李尤集五卷”；明焦纮《国史经籍志》卷五《集类》“李尤集五卷”；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七《著作七·集部》“李伯仁集二卷”；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八六《集部·别集》“李尤集五卷”。但这几种书都只是杂抄旧录，作者并未亲见其书。最奇怪的是《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李善注》都对李尤作品颇有征引，且所引各有不同，显然不是相互因循，而两唐经籍艺文志竟无记载。细查《旧唐书》卷五一《经籍志下·总集三》有《文章流别集》三十卷。按《太平御览》卷五三零引《文章流别传》：“李尤为铭，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符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而润色，言可采录。”既然《文章流别传》提到李尤，《集》当然有他的文集。（《文选》六十《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李善注曰：“李尤集序云：‘尤好为铭赞，门阶户席。莫不有述。’”大同小异，疑此序即《流别集》中李尤集前的小序，亦即《流别论》。）其它总集，可能包含李尤作品的尚有数种，兹不论。因此，那时的《李尤集》虽亡，尚得从他书中寻得其作品。又，《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引梁元帝《纂要》，其自注每曰“见李尤某赋”，他似乎还得见《李尤集》；梁元帝焚书为我吾国典籍“五厄”之一，《李尤集》很有可能就是在那一次被毁的。但这只能是一种猜测，找不到证据。　　那么宋代的两卷又是怎么回事？《太平御览纲目》不见《李尤集》，因此宋初可能就没有。但宋代注家或有引用。如宋杨简《慈湖诗传》卷十一“李尤《阳徳赋》‘协三灵之纯壹兮，正阶衡以统理。参日月以并昭兮，合厚徳于四时’”；宋吴棫《韵补》卷二“李尤《东观赋》‘润色枝叶，繁茂荄根。万品鳞萃，充此林川’”；卷四“李尤《东观赋》‘永平持纲，建初考练。暨我圣皇，濈协剖判’”；《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一一《积草岭》“休驾投诸彦”句注：“苏曰：李尤‘休驾沐浴，投诸英彦’”，卷一七《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骑驴三十载”句注：“定功曰：后汉李尤有‘骑驴驰村，狐兔惊走’”。所引不见于严氏全文，见于全文的兹不复列。《流别集》已经不见于宋志，但在它散失之前，可能已经有人辑录过李尤的作品，例如《新唐书》、《宋史》艺文志都载有窦严《东汉文类》一书，相信此书必收李尤。我们还可以做另一个猜测，《李尤集》二卷，就是赋（含七）一卷、铭一卷。　　明梅鼎祚《东汉文纪》卷十四辑有尤作；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李兰台集》；清《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亦颇有引用。但都不如严可均所辑完善。严氏从《水经注》、《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注》、《太平御览》、《古文苑》中辑出赋五、七一、铭八十六；又据《华阳国志》补《怀戎颂》、《政事论》二目。收罗之全，令人叹为观止。兹仅作极少之补充：　　一、《华阳国志》所谓“召诣东观，作《辟雍》、《德阳》诸观赋铭百二十铭”，任乃强《校补图注》以为“赋铭”之铭字衍。但观《函谷关》、《辟雍》、《德阳殿》、《平乐观》、《东观》诸赋，有赋则有铭，似乎当时李尤是赋、铭一起作的，两者本不应该分开；除此以外，另有一百二十首铭。试看诸赋铭：《函谷关赋》用老子、田文、范雎、新莽之故事，《函谷关铭》亦用此数典；赋结以“法简易于乾坤”，铭结以“简易易从，与乾合符”，意思都一样；《德阳殿赋》“曰若炎唐，稽古作先”岂非铭之“皇穹垂象，以示帝王”？赋所描写，岂非铭所谓“崇弘高丽”？《平乐观赋》起以“乃设平乐之显观”，铭起以“乃兴平乐”，铭之“骋武舒秘，以示幽荒”岂非赋之“习禁武以讲捷，厌不羁之遐邻”？辟雍，东观所存太短，看不出什么关联。这样看来，铭刚好就是赋的浓缩，总括了赋的主旨，唯赋铺张，铭简约而已。按班固《两都赋》赋后系之以“诗曰”，李尤的赋也极有可能是这种格式，赋后系之以“铭曰”。因此可以断定，“诸观赋铭”铭字非衍。是故，李尤的铭该有百二十五首——或者史书所谓“百二十铭”根本就是举成数而言，不可锱铢而论。　　二、严氏《全文》中《宝剑铭》、《冠帻铭》、《钲铭》不著出处。按《宝剑铭》见于《北堂书抄》卷一二二《武功十·剑三四》“水截鲵鲸”条注；《冠帻铭》见于《初学记》卷二十六《服食部·冠第一》；《钲铭》见于《书钞》一二一《武功九·金钲二十五》“誓饬师旅”条陈禹谟补注。三、《全晋文》五三《李充》收《登仁安峰铭》、《良弓铭》、《壶筹铭》、《博铭》、《舟楫铭》。良弓、博、舟楫三铭已辑入李尤卷，《壶筹铭》又是很有很有问题的，试析如下：　　《良弓铭》：“弓矢之作，爰自曩时。乡射载礼，招命在诗。力称颜高，功发由基。不争之美，亦以详疑。”辑自《艺文类类》六十，《初学记》二十二。《初学记》作“晋李尤”，而《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七作“李尤”，二者与此文字小异：“力”作“妙”，“功”作“巧”，“详疑”作“辨仪”。《御览》此条之上为“晋嵇含木弓铭”，与《艺文类聚》、《初学记》的排列顺?是一样的，很可能是照抄《艺文类聚》而承上略去“晋”字，显然也把它当作晋李充的作品。《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卷二七四（戎政典弓矢部艺文一）亦引此铭，置于李尤《弧矢铭》之下，曰“前人”作。按《北堂书抄》一二五《武功十三·弓》“招命在诗”条陈氏补注“李尤良弓铭”云云，文字与《初学记》同，唯“由基”作“晋师”，且按云“一作由基”。　　《博铭》：“夫无用心，博弈犹贤。方平处下，有不邪偏。”辑自《御览》七百五十四，作“晋李尤”。按《御览》二二三《諌议大夫》“晋书曰李尤字伯仁，侍中贾逵荐尤有扬雄之才，明帝召作东观壁雍徳阳诸观铭，拜諌议大夫”，明显“晋书”有误，这里也可能犯了同样的错误。且据《文心雕龙》所谓“居博弈之中”[6]，《博铭》应该是李尤的作品。　　《舟楫铭》：“舟楫之利，譬犹舆马。载重歴远，以济天下。相风视波，穷究川野。安审惧慎，终无不可。”辑自《御览》七百七十。而《书钞》一百三十七[7]、艺文类聚七十一、初学记二十五并作李尤（唯《记》“载”作“辇”）。按今检《御览》七百七十，作“后汉李尤舟檝铭”云云，无一家认为是李充作，可能是严氏一时之误。　　又，《壶筹铭》“投壶筹礼，揖叙先后。通风月数，分为王部”，辑自《御览》七百五十三。按《御览》作“晋李尤”，《玉海》卷六十《铭·冯衍李尤》亦曰“《太平御览》李尤博铭、壶筹铭”　　因此，《博铭》、《舟楫铭》、《壶筹铭》都可以肯定是李尤的作品，至于《良弓铭》，把它放进李尤的作品中，似乎并没有任何的不和谐，其风格与李尤的铭是一致的，李充的文字似乎倒不这样古朴，其为李尤作的可能性较大。苦无证据，只能存疑。诸家因《艺文》之误，或觉而未改，或虽改而未彻底。　　四、《艺文类聚》卷九引张载《洪池陂铭》：“开源东注，出自城池。鱼鳖炽殖，水鸟盈涯。菱藕狎獦，粳稻连畦。渐台中起，列馆参差。惟水泱泱，厥大难訾”。按《水经注》卷十六引“鸿池之陂，圣王所规。开源东注，出自城池”为李尤作；《文选》二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注曰：“李尤洪池铭曰渐台中起列馆参差”。显然是同一作品。李尤和张载怎么会混杂呢？推其原因，大概是因张载作过《剑阁铭》，是有名的铭家，欧阳询等以《洪池陂铭》颇有风致，一时失于检覆，张载明显，李尤名微，就把李尤误为张载了。如果说是把张载误为李尤，从引用的时间上和数量上看，都没有理由。　　五、李尤所作，严氏未收者，除上述之《东观汉记》、《蜀记》，尚有：　　《果赋》：任昉《述异记·下》（程荣辑《汉魏丛书》本）：“防陵定山，有朱仲李园三十六所。潘岳《闲居赋》云：‘房陵朱仲之李’，李尤《果赋》云‘三十六园朱李’是也。中山有缥李，大如拳者，呼仙李，李尤《果赋》曰‘如拳之李’”。　　《和帝哀策》：任昉《文章缘起》：“哀策，汉乐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　　《上书谏废太子》，依顾怀三《补续汉书艺文志》，引文见后。　　祝文：《北堂书钞》卷五十六：“《益部耆旧传》云：李尤字伯仁，为议郎。安帝寝疾，使尤祠陵庙。肃慎齐洁，辞祝俱美，上疾有瘳也。”　　只言词组，可以补充者：　　上文所引数条（按，《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注两条，不知出自何篇，似是《七款》中的铺张）；　　《初学记》二八《橘第九》“建春山、德阳殿”条：“李尤《德阳殿赋》：‘橘柚含桃，百果成丛’”；　　费振刚辑《全汉赋》，李尤《七款》下引《文选》卷四《左太冲蜀都赋》“遂欲舍百龄于中身，殉肌肤于猛鸷”句注“李尤七难曰：猛鸷陆嬉，龙鼍水处”（严氏但据“蟞蛦山栖，鼋鼍水处”句得“鼋鼍水处”）；　　《盾铭》“吴旗鲁瞂，戎兵特须”，辑自《御览》，按《北堂书抄》一二一《武功九·盾三三》“避刃卫躯”条“李尤《盾铭》云：‘吴旗鲁瞂，戎兵特须。进则避刃，爰以卫躯’”。他还有一些断片的诗：（据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8]汉诗五）　　《九曲歌》：　　年岁晚暮时（《书钞》作日，《事类赋》同）已斜，安得壮（《类聚》作力，《编珠》同）士翻日车。（《书钞》百四十九，《类聚》一，杜公瞻《编珠》，《御览》四，《事类赋·日赋》，《草堂诗笺》十一《洗马诗》注，《诗纪》三）肥骨消灭随尘去。（文选二十八
挽歌注）　　《武功歌》：囗囗囗，鸣金鼓。马模起，士激怒。（《书钞》百二十一）清埃飞，连日月。（《文选》二十一《谢宣远张子房诗》注）恩普洽，威令行。（《文选》五十九《齐姑安昭王碑》注）身非金石，名俱灭焉。（《文选》三十七《求自试表》注）　　又，“七款”，或作七命，七叹，七疑，七欸。皆以形近而误，若“尤”、“充”然。按傅玄《七谟序》（《艺文类聚》五七《七》引）曰“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疑》、《七说》、《七蠲》、《七举》之篇，于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按顺序排列，李尤作的是《七疑》；但下文立刻说“李尤七款”云云。宋王灼《糖霜谱》第二：“宋玉《招魂》，景差《大招》，枚乘《七发》，傅毅《七激》，崔骃《七依》，李尤《七疑》，元鳞《七说》，张衡《七辨》，曹植《七启》，徐干《七喻》，刘邵《七华》，张协《七命》，陆机《七征》，湛方生《七欢》，萧子《七诱》，水陆动植之产，搜罗殆尽”，赞宁《笋谱·四之事》“汉乐安相李尤字伯仁，作《七疑》云橙酰笋葅”，都作“七疑”。《文选·长笛赋》注引“李尤《七疑》”，胡克家《文选考异》于此云：“‘疑’当作‘欸’，各本皆讹。范书《文苑传》可证。《七命》注、《答东阿王笺》注作‘叹’，亦讹也，他不悉出。”然今检《后汉书》作“叹”，不知胡氏何据，但他说当作“欸”却颇有理。按凡发、启、激、兴等之属，皆有“启发、激发”之意，《玉篇·欠部》“欸，叹也”，则欸有赞叹、叹息之意，七欸者，举七种可赞叹之事物以激发之也；欸字不常见，诸家因形近且义相近或相通而引作“叹”、“款”、“疑”是很可以理解的。若原为“叹”、“疑”、“款”诸字，皆属常见字，不当错谬如是。而《七命》显然是张景阳的作品，七这种体裁似乎还没有重名的。因此，作《七欸》是比较合理的。　　又，《谷城门铭》“谷门北中，位当于子”，《御览》作丑。《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季冬部》艺文一《谷城门铭》曰“谷门北中，位当于丑”，盖以之为丑门，与御览同。依地支及方位推算，北中为子位，作“子”是。故严可均按语谓“洛阳城十二门，今缺丑门一铭”。　　又，《旌门铭》辑自《御览》，严氏注曰：“《续汉·百官志四》注补作‘耗门’”。按《后汉书》一二七《百官四·城门校尉》司马条本注曰：“雒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北宫门属卫尉。其余上西门，雍门，广阳门，津门，小苑门[9]，开阳门，秏门，中东门，上东门，谷门，夏门，凡十二门。”似当从作《耗门铭》为是。　　七、张氏《李兰台集》有《古鼎铭》，见于《艺文》七十三，引李尤鼎铭下曰“又古鼎铭”云云，严氏收入《全上古文》，且辑自《汉书·郊祀志·下》显然不可能是李尤的作品，当从严氏；顾怀三《补续汉书艺文志》卷九：“乐安相李尤集五卷……可考者尚有《玄宗赋》、《政事论》七篇、怀戎颂（见华阳国志）、果赋（原注：“见任昉述异记引三十六园之朱李，又如拳之李”）、上书谏废太子、七叹、和帝哀策、轮铭（原注“亦作轺车铭”）、博铭、席铭、蓍龟铭、杵臼铭、武功歌”，按《玄宗赋》严氏从《文选》收入李充卷，《轮铭》即《天輧车铭》；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八：“李尤所著……（书二十八篇，《七录》五卷，宋志二卷）……《初学记·人事部》引《九贤管征君颂》，严失采”，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三九之二早辩之：“《初学记》但有人部无人事部，贤人篇有李尤《九贤颂郭有道颂》、《管征君颂》、《陈太丘颂》、《华太尉颂》凡五条，盖颂郭泰、管宁、陈寔、华歆、嵇康也，尤安得为之作颂？此李尤盖李充之误。”三、李尤作品试论　　李尤的几首赋，都可能是应试而作。虽然后来被授官，却并不能证明作品的好坏。[10]　　《函谷关赋》被称为“写关山形胜的第一篇赋”[11]，有学者专文赏析[12]。《函谷关赋》虽然自具首尾，但另辑有断句，所以并不完整。我们见到的可能是它的第一段，也可能是经过欧阳询等摘录的首尾。从散句“盛夏临溧而含霜焉”一句来看，可能原赋还从春夏秋冬四季来描写函关。章沧授教授认为此赋“既有空间上的四方众美的对比映衬，又有时间上的古今传闻的渲染烘托”，“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人事与山关、众关与函谷关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雄浑而蕴藉，体现了作者‘感悟造端，材智深美’的创作风采；落笔甚远，着墨甚古，铺陈甚广，表现了作者‘苞括宇宙’的大美追求。以叙开篇，引出咏物，又归结叙事，体现了作者构思的完密”，是一篇“最早描写函谷关险要峻雄之势的杰作”。前面已经分析过，“诸观赋、铭”是同时之作，因此不妨把它们联系起来看。铭就像是赋的主旨概括。它
们所用的典故完全一样，只是略去了细致的描写；表达的意思也一样，都是说函关险要，关系着国运盛衰。　　《平乐观赋》写的是汉代的珍奇秘伟之观，保存了汉代百戏的资料，在他的赋中，也是最精彩的：“尔乃太和隆平，万国肃清。殊方重译，绝域造庭。四表交会，抱珍远并。杂沓归谊，集于春正。翫屈奇之神怪，显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时，各命所主。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鼗鼓。戏车高橦，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乌获扛鼎，千钧若羽。吞刃吐火，燕跃鸟峙。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巴渝隈一，踰肩相受。有仙驾雀，其形蚴虬。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耦。禽鹿六驳，白象朱首。鱼龙曼延。”千奇百怪，精心动目，却能写得有条不紊，很容易让人想起张衡《西都赋》中“大驾幸乎平乐”那一段，仿佛还真能看出些“相如扬雄之风”来。　　他的赋都是残篇断简，我们很难从这些吉光片羽中窥斑见豹。诗就更加残缺，唯那句“年岁晚暮”的咏叹令人回味。认识李尤，还是应该看他的铭，虽然很多铭也可能是不完整的。　　《洛铭》：“洛出熊耳，东流会集。夏禹导疏，经于洛邑。玄龟赤字，汉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国南乡。万乘终济，造舟为梁。三都五州，贡篚万方。广视远听，审任贤良。元首昭明，庶类是康。”按题为“洛铭”而多叙事，少描述，文字精练，淳朴稳重，表达的是正宗的儒家思想。以汉与夏连称，为歌功颂德之作。但他决不是一味的歌颂盛世，“广视远听……庶类是康”既可以是夸赞，又同时是劝诫，提醒统治注意学习先王。他的大部分铭都是《洛铭》这样的风格，带有“讽”或者明白的“劝”的味道，几乎无一首是单纯的文学作品。有的甚至是“谏”了，如《琴铭》“存雅却郑，浮侈是禁”，《戟铭》“须臾之分，终日为殃。山陵之祸，起于豪芒”，口气就比较严峻。　　光冕堂皇的辟雍、明堂，当然可以作一些有劝诫意义的文章；李尤的特别之处就在即使是嬉戏游玩的蹴鞠博弈，他都能附和到修身治国的大道理上去。在一些小事物上，他往往能够别出心裁，作得很有韵味。　　《鞫城铭》：“圜鞫方墙，仿象阴阳。法月冲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鞫政由然，况乎执机。”谓之我国第一篇写足球的文章，亦无不可。由“不以亲疏，不有阿私”转到“端心平意”上来，再转到“执机”，十分自然，不觉得是故意的说教，可是说教自在其中，很有说服力。《井铭》“井之所尚，寒泉洌清。法律取象，不概自平。多取不损，少汲不盈。执宪若斯，何有邪倾。”“多少”两句，真能概括出井的特点，同时又很恰好是法律的特点，实在是妙笔。最好的还是《屏风铭》：“舍则潜辟，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阏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物态人情，合而为一；物的用处和人的德行，相得益彰。其它如《铠铭》、《灵寿仗铭》、《围棋铭》都很有思致。泽田总清《中国韵文史》[13]第七章《后汉的词赋》谈到李尤时说：“赋有……五首，但究竟不及相如扬雄，贾逵的话，实在是溢美。铭有八十五首，其中不少劲简的，小致尚可掬（引《井铭》、《门铭》）这只是一个例子罢了，他从山河都邑，直到刀笔笇契都有做铭，虽没有非常可以称赏的，但也稀罕。总之，他在当时不在第二流作家之下。”算是比较公正的评价。　　又，《东观铭》“周氏旧区，皇汉寔循”，《云台铭》“周氏旧居，惟汉袭因”，构思相似如此，疑非一时之作；《笔铭》所谓“笔之强志”，即后世所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欤？　　可是像《井铭》、《屏风铭》这样精致的例子的是不多的，他所有的作品都是正儿八经的思想，平平稳稳的文字，千篇一律，毫不例外：　　《门铭》：“门之设张，为宅表会。纳善闲邪，击柝防害”，门的作用怎么说也是供出入多些，他这样写就很勉强。又如洛阳城十二铭，基本是杂抄《礼记·月令》。《错佩刀铭》“佩之有错，抑武扬文。岂为丽好，将戒其身”，怎么花纹不是为了“丽好”呢？至于所谓“刀笔符契，无不有铭”的文字可能有些并不完整，但从所存的字句来看，平淡无奇，除了自警的意义外，读不出什么思致来。思想既是这样正统，辞彩又实在不见得新奇，虽然他自己想要的是“文质彬彬”（《文履铭》）、“既凭其实，亦贵其名”（《灵寿杖铭》），可是他实在是质胜文的——所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瀚藻”的萧统会看不上他。《文心雕龙·铭箴》“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才略》“李尤赋铭，志慕鸿裁，而才力沈膇，垂翼不飞。”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注“鸿裁”云：“李尤的铭，多是四句十六字的短篇，最长的《刻漏铭》也不足百字。所以这里的‘鸿’，不指篇幅的鸿大，而是说意义的巨大。”[14]意思只是那样
,却写了一百多首铭,实在是义俭辞碎；要讲大道理，却缺少辞彩，真的是才力沈膇。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李伯仁集题辞》说：“其文寂寥，非枚叔比也，当时荐者称其文有相如扬雄风，何哉？铭八十余，多体要之作，及时匠意，于子云百官箴得其深矣。执仲洽讥以秽病，居诸王莽鼎铭之下，抑文家以少言为贵，而多者难于见工也。”褒贬得宜，可以代表后人比较公正的看法。　　既然他的铭成就并不是很高，他怎么还能够持之以恒的创作百余首铭，并获得“有相如扬雄风”的美誉呢？　　李尤的生活年代大致上接班固，下接张衡。从班固到张衡的时代，依《全汉赋》，可以明显的看出，除他们二位大家，赋的创作是比较凋零的：班昭3首、黄香1首、苏顺1首、葛龚1首、刘騊駼1首；一直要到汉末建安时代才出现另一个高潮。汉大赋的盛衰，总是和政治的盛衰相始终的；“东汉中叶以来，随着外戚宦官相继把持朝政，大一统的政治秩序遭受破坏，汉帝国的富强已不复存在，散体赋（按，即通常意义上的汉大赋）铺陈夸饰的物质基础也随之消失。”[15]在大赋呈现出衰微趋势情形下，“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16]这种转变，从张衡的身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李尤没有像张衡那样选择创作抒情小赋，而是尝试一种边缘文体：铭。按扬雄《法言·修身》：“或问铭。曰：铭哉!铭哉!有意于慎也。”《文心雕龙·铭箴》：“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吴讷《文章辨体序说》：“铭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从这个意义上讲，铭和赋确有相近之处。大赋已经不再是流行的文体，班固作《两都赋》还要先在序里边溯源一下，似乎表明时人对赋已经有点陌生了。所以李尤在献赋后就基本上放弃了这种文体，他选择铭来继续那种汉代人从经学里边带来的根深蒂固的讽谏、惩戒的文学精神。他的献赋能够成功，也因此显得有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味道。　　为什么选择铭而不是别的文体？很可能是受到他的老乡扬雄的启发。《全后汉文》五二扬雄《答刘歆书》：“作《县邸铭》、《玉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则汉帝以为扬雄之似相如，以其作铭也，非仅因为他的大赋似相如；李尤好铭，恐怕是效仿扬雄、相如的。因此也可以推证，他的有些铭，必然是在如洛以前就作了的，否则贾逵无由推荐他有相如扬雄风——从扬雄的例子来看，贾逵的赞他有相如扬雄风，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正是因为他的铭而不是赋。　　假如我们把眼光扩展到他的同时代人身上，还会发现，那时候，作铭仿佛是一种风气。傅毅、崔骃、崔瑗、崔琦、张衡等都有铭作——和铭相近的“箴”也很多人作。且崔瑗有《遗葛龚佩铭》，铭似乎就像唐诗一样，成为士大夫交往的一种礼仪。《后汉书》九二《律历志中》载永元十四年和帝因旧有漏刻不准确，下诏修改，李尤的《漏刻铭》可能就是纪念这件事，受官命而作——就像《文选》卷五六所载陆倕作《新漏刻铭》那样。这说明，铭已经在当时比较流行了。但从《全汉文》《全后汉文》看，此前的铭作是比较少的，范围也局限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唯有东汉初的冯衍，把题咏的对象扩大到杯爵一类小事物上。这时候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玉海》把冯李并称：正是这两个人在使铭成为一种正式文体的历史流程上起了莫大的作用。《太平御览》卷五三零《文章流别传》：“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烦，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丗之美者也。后世以来，器铭之佳者，有王莽鼎铭，崔瑗机铭，朱公叔鼎铭，王粲砚铭，咸以表显功德。天子铭嘉量，诸侯大夫铭太常，勒锺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为铭，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符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而润色，言可采录。”再加上《李尤集序》那段的文字，无疑可以证明，铭过去是一种施于庙堂的高文典册，到冯衍—李尤这里，它才发展成一种普遍的文学体裁，由严肃的“公文”发展到人人可作的文体了。按《艺文类聚》六九《屏风》“梁刘孝威《谢敕赉画屏风启》曰……冯商莫能赋，李尤谁敢铭”，李尤的历史功绩，后人毕竟也看到了。正是因为他的不厌其烦、敢于创新，铭作到了东汉后期，忽然兴旺起来；也才有蔡邕、苏轼，甚至纪昀的无所不铭。他真可以算得是“铭”的一大功臣！　　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无可奈何的失败了。铭的作用在于警戒，李尤自警那部分做到了没有可置无论，但他“存雅却郑”的呼声，在政局日益混乱的东汉后期，显然没有受到重视。他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多大的社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铭和赋同样的失败了，这也许可以算作李尤的悲哀——但是，这种失败，也许该算作是整个文学的悲哀。　　注　释：[1] 成都：巴蜀书社，1984[2]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 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初版[5] 《后汉书》四十上《班彪附固传》[6] 《文心雕龙·铭箴》：“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7] 《舟部·舟总篇》“载重历远”下陈禹谟补注“李尤舟楫铭”云云[8] 北京：中华书局，1998[9] 按十二门铭中不见小苑门铭，但从《后汉书》排列的顺序来看，小苑门却并非丑门。《洛阳伽蓝记序》提出东西各三门、南四门，北二门之说，但《洛阳伽蓝记序》在此处文字多有脱落，注家颇有考订。对于小苑门在丑上还是午上，历来颇有争论。可参看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玉海》等，以问题过于复杂，需专文考证，本文暂置不论。[10]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在张衡的时代，政府已采用考赋取士的制度，并且不管成绩的好坏，一概录取，给以俸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版3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页）[11] 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2] 章沧授.自古天险函谷关——读李尤.古典文学知识，1998（3）[13] 王鹤仪编译.中华文史丛书第二辑.上海书店[14] 济南：齐鲁书社，页[15] 冯良方.汉赋与经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页[16]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1版8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页　　主要参考书目：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常明.四川通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1982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北堂书抄，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六臣注文选.杭州：浙江古籍，1999全后汉文、全汉文.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7费振刚辑.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费振刚主编.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见：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福州人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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