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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隋唐五代文学，尤其是对唐诗的研究，向来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在逼近世纪之末的年，这片经过多少代学者深耕细作
对隋唐五代文学，尤其是对唐诗的研究，向来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在逼近世纪之末的年，这片经过多少代学者深耕细作的学术良田，又结下了累累硕果。百余位学者面对五万五千余首诗歌，两万馀篇散文和其它各类文体，围绕各自关心的课题，在不同的研究层面上，或梳理，或审订，或甄辨，或批评，可以说，无论质量，还是数量，他们在两年间所取得的成绩都十分可观。以下分别就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两方面加以综述。研究专著两年间，除100余部普及性、通俗性书籍外，共有50余部学术性的研究专著和20余部作品集整理类书籍在国内外出版。这里主要就50余部学术性的研究专著加以评述。傅璇琮主编的“唐诗研究集成”在1996年推出四部子集：傅璇琮等《唐人选唐诗新编》、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和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1〕与《唐人选唐诗（十种）》〔2〕相比，《唐人选唐诗新编》补充了《翰林学士集》《丹阳集》《玉台后集》《珠英集》四种，删去了似为抄录而非编选的敦煌写本唐诗，共计收录十三种唐人选唐诗。《新编》在底本上改选了较好的版本：如《河岳英录集》用接近殷[原编的宋刻二卷本，而不用后起的明刻三卷本；《中兴间气集》《极玄集》亦改用时间较早的影宋钞本。在根据有关版本及材料考订基础上所作的校记中，改正了不少原书或过去刻本中的讹误。在各集之前皆写有“前记”，扼要说明编撰者生平、成书时代、价值及存在的问题、版本流传及此次整理情况。到目前为止，《新编》是一部反映唐人选唐诗情况的集大成之作。诗格类著作由于种种原因，久被视为小道，问津者寡，而问题重重。宋人陈应行所编的一部汇集初唐至北宋诗格诗论的总集《吟窗杂录》影印本〔3〕的出版，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影印本由王秀梅整理校勘，书后附录张伯伟《论〈吟窗杂录〉》一文。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则对现存28种初唐至北宋的文献进行校考。每种诗格前以“解题”说明其存佚、历代中外著录、旧题作者简介、该诗格内容形式分析、校考的版本依据。校考正文则广收异本，参考诸本异文，对各种诗格的关系与源流进行比较研究。冠于书首的“诗格论”则首先辨明诗格的含义及其使用，然后对齐梁而下流传于初唐至北宋文坛的诗格著作逐一进行概述，分析各时代诗格著作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最后概述宋以后的诗格著作。全文不啻一篇诗格发展简史。该书还附录了与诗格并行相关的《文笔要诀》《字格》《赋谱》，并撰有《全唐五代诗文赋格存目考》，此书融文献整理、诗中研究和文学批评史考察为一体，通过补佚汇辑、甄辨考订，不仅填补了唐代诗学文献整理的一个空白，而且为古代诗学的分体研究预备了其中一体：诗格诗式的较完备较精审的基本材料。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由于作者视野广阔，对佛学、域外汉诗及中外文化交流有专门研究，使该著在与之相关的研究中亦受益匪浅，显得别具会心。陶敏积十余年之功，博采史籍地志、类书笔记、贞石碑刻等各种文献，以简省的文字、翔实的材料，从634位诗人的4256首诗中考证出2442位（含引录他人成果）以别名相当的人物姓名〔4〕，著成95万字的《全唐诗人名考证》。与前此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5〕相比，陶著后出转精，体例更为合理，考证更为细密，于《全唐诗人名考》多有订失补阙；虽亦有引录或总括他人成果者，但更多的则是或自立新说，或驳斥旧说，或补充它说，由人名而旁及其事迹，附及诗中与人物相关的官名、地名等讹误，诗作的年代、真伪、重出、误收。正如傅璇琮在该书《序》中所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岑仲勉先生《读全唐诗札记》以后，还没有一部像本书那样，以人名考证为中心，对《全唐诗》作如此广泛而如此专注的核查，而它所获得的具体成果，比之于《读全唐诗札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陶著“不仅仅是向我们提供许多可以称引的具体成果，还将有助于唐代文学研究界已经形成的踏实学风的进一步发扬。”《全唐诗》中除了由于编例造成的卷10―29郊庙歌辞和乐府杂曲的互见诗2838首之外，尚有重出诗3157首，句153则；误收非唐人诗863首，句25则。这尚不包括误收诗中的北周弘执恭，隋薛道衡，唐释玄逵，宋何蒙、王禹、刘宾、程俱、王安石、朱熹、姜夔、罗大经、周端臣，无萨都剌、虞集、丁鹤年，明戴表元、史谨、刘崧、张以宁、汪广洋等作家。〔6〕以上即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所面临的工作对象，该书对这些互见于两家或数家的重出诗，及误收唐以前、五代以后之诗和唐人间误收之诗加以甄辨考订，断其真伪归属，立目906条，是《全唐诗》研究中重出误收考订领域一部较完备的力作。《全唐诗》研究方面的专著还有《全唐诗“一作”校证集稿》〔7〕。著者杨建国曾致力于历史语法的研习，此书对《全唐诗》中“一作”“一本”“别本”等出注方式包含的文字差异和内容差异加以校证，不仅对涉及唐时用词与唐以后用词之别、僻义词和通义词之别等语词类异文予以甄辨取舍，而且还通过审慎的考证，对涉及作者人名、地名、官名等相关的异文断其是非。全书出校条目五百多，书后附有《全唐诗“一作”别名寻》，对《全唐诗》研究而言，语言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蒋绍愚《唐诗语言研究》、黄世中《往复回环，潜气内转：李商隐诗复词重言研究》、孙连仲《唐代诗歌中传神的模糊语言》、夏晓虹《杜甫律诗语序研究》等已作出可喜的尝试。今后，像杨著这样的研究理应吸引更多的学者才是。近20年以来，陈尚君以唐代文学基本文献的辑录和考订为研究重心，先后完成了《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的辑校，并就研究所得，撰写了一系列论文。1997年10月由唐研究基金会推荐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唐代文学丛考》，从陈尚君已刊论文中选出23篇加以结集，涉及全唐诗文的考订、唐诗人占籍研究、唐诗总集研究、杜甫研究、花间词人生平研究，以及近年来引起极大关注的《二十四诗品》辨伪。著者“后记”称，“所述虽未必皆可为定论，但自信皆可备一说。”而傅璇琮之“序”则对其人其学加以高度评价，谓“以尚君同志十余年来在唐代文学基础研究也就是文献资料考证上所作出的业绩与贡献”，“必将为中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带来光荣。”“序”还将其治学路数归纳为熟练把握目录学、较明确的史源意识和广泛的治学爱好三个方面，颇有欧阳修赏识苏轼，而欲“放出一头地”（欧阳修《与梅圣俞》）之姿。有关《全唐文》的考订著作，有武汉大学历史系陈国灿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刘健明主编《全唐文职官丛考》〔8〕。该书对《全唐文》中唐代职官不见于《大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和两《唐书》职官志者，依据历代史籍所载，联系史官出现的时间地点与人物背景加以考察，究其所司职掌，探其渊源流变；对官存名讳或有姓无名者，联系撰文者与当事者关系加以考察，揭示当事者姓名与官职；对碑志传赞与撰者小传中历官有误有漏者予以纠正增补；对由职官而引发出的一些历史问题亦有所考证。尽管该著偏在历史，但对唐代文学研究亦不无裨益。唐代笔记小说研究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考察》〔9〕有鉴于此，将唐代笔记小说置于学术史、文化史的背景下，结合政治、历史、宗教等因素，探讨它与其它文体门类的关系与相互影响。上编“通论”四篇文章和下编“作家作品论”13篇论文相呼应，在宏观透视下对具体作家作品加以微观剖析，再将从微观实证性考辨中所得之结论，上升为宏观的理论阐发。其研究无论方法还是结论，均值得后继者深思。对唐代笔记小说的断代研究在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10〕中被列为第三章：首先分析唐代笔记小说空前繁荣发展的原因，其次将唐代笔记小说分为志怪派、国史、轶事派、事类派、杂俎派，分别加以阐述，最后介绍“时运维艰文章在”的五代笔记小说。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11〕是“中国小说史”丛书第一单元“断代小说史”的一种，是在作者《中国文言小说史稿》隋唐五代部分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它以初唐、中唐、晚唐的时间线索为纬，以传奇、志怪、轶事为经，通过70余部代表作品勾勒出隋唐五代小说发展的全貌。程国斌《唐代小说嬗变研究》〔12〕是其在卞孝萱门下的博士论文，该著运用统计学、比较研究、微观宏观结合、文史结合等方法，通过数据图表对比分析，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唐代小说在后世文学作品中的嬗变现象。全书共分12章：第一章唐代小说研究概览，着眼于唐代小说的整体性研究，对唐代小说的成因、分类、结构、创作方法等提出看法；第二章至第六章择取110篇代表性唐人小说作为研究的对象，从神怪、婚恋、逸事、佛道、侠义五个方面，探讨各类小说的时代背景以及嬗变规律；第七章唐代小说嬗变的成因，将唐代小说的嬗变成因归纳为三个方面：欣赏者审美心理的认同、文学创作领域复古思潮的影响、不同时代改编者创作心态的变迁；第八章至第十一章分别论述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元杂剧和明清戏曲与唐代小说的关系；第十二章从唐代小说到元明清戏曲艺术上嬗变特质，将唐代小说与后世戏曲之间艺术上嬗变特质归为五个方面：叙事视角的转换、结构原则的差异、情节的“幻”与“真”，人物形象塑造技巧的不同和才子佳人戏曲创作格局的出现。其资料之翔实、观点之新奇、立论之合理、论述之全面，足称优秀。在中青年唐代文学研究者中，陶敏、陈尚君、郁贤皓等人走的是文献考订的路子，侧重于史料与文本的梳理甄辨；罗宗强、葛晓音、赵昌平等人走的则是历史文化――语言批评的路子，着意于文学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审美流程的探索。《赵昌平自选集》〔13〕作为“力五”国家雷点图书出版规划“跨世纪学人文存”之一，收入唐诗研究论文12篇。在该书“自序”中，作者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研究路数及对唐诗的理解：一，唐诗研究的基础：在对文本的敏锐感悟和对背景资料全面切实的把握中，确立视角，形成个性。二，唐诗的本质与魅力：意兴是灵魂，意脉是血脉，意脉流注于物象中，使物象升华而具有意象的品格。三，唐诗演进的形态：由一定的视角出发的描述，此视角可归纳为以时代的历史文化氛围为背景，以诗人的心态为中介，以诗体的传承演变为归结的多元化的动态的视角。以上述熟悉为指导，作者正在撰写一部唐诗史，我们拭目以待。从80年代起，余恕诚在与刘学锴合作进行李商隐诗文整理研究之余，潜心考察唐诗各期的风貌特征及其成因，撰写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论文，在此基础上又拓深提炼，著成《唐诗风貌》〔14〕。全书分11章：前两章以唐诗反映的内容与精神特质构成总论；三至六章分论初、盛、中、晚唐诗坛风貌；七章以政治对李杜诗的影响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八、九两章分述唐代山水诗与边塞诗；十章论述唐代叙事诗与叙事长篇；末章从诗体角度分析各诗体之艺术风貌。该书论述严谨朴实，亦不乏源于对作品深刻独到之感悟而生发出的诗意表述。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在继续前辈学者实证传统的同时，他们广泛吸收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思想，在治学道路、理论观念、学术取向上呈现出新的风貌。《日冕文库》就是近年来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撰写的12种著作构成，其共同趋向是从思潮、流派、群体出发，以历史文化的宏观视角有意识地清理文学发展的线索。其中有关唐代的两部是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和朱刚的《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15〕。前著者是“‘南北朝至初盛唐间诗歌艺术转型与文化转型之关系”研究课题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上编从“士庶力量之消长”和“地域文化之整合”两个角度对初盛唐诗歌发生发展的文化渊源作动态考察：下编结合南北朝诗歌向初盛唐诗歌嬗变的轨迹，分阶段分层次探讨中近古文化转型对诗歌艺术转型至深至巨的影响。该书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分析、独特的文本把握，亦不乏法细密的史实考证；与尚定《走向盛唐》〔16〕相比，选题相似而结构迥异，方法相仿而论述各异，两相参看更有助了解这一时期诗史的发展。杜晓勤在此前出版的博士论文《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17〕，从诗歌声律与文人心态角度对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艺术嬗变进行专题研究，上编为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诗形成过程之考察。下编为从“性灵摇荡”到“风骨凛然”：齐梁至盛唐间诗人文化心态及其对诗歌创作之影响，是一篇材料丰富、功力扎实的博士论文。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旨在阐述“道”与各体文学间的深刻联系，作者认为，没有“道”的宏扬，便不会有韩柳欧苏四大家的文学运动，“道”对于那段历史时期中各体文学的影响，其积极促动的方面要远远胜过消极制约的方面。由此出发，该书前五章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上阐述了四大家对“道”的内涵的不同体认，最后一章从文以载道、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三个环节，论证“道”的理性内核如何展示在各体文学创作之中。此著融理论思辨于史实开掘与论述中，在文道关系的研究上有所突破。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18〕是他在任半塘门下的博士论文，其研究对象包括了宫廷祭奠乐歌以外的全部隋唐五代长短句歌辞，是一部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的较具实证风格的论著。作为“唐艺发微”工作的组成部分，该著“把词和作为其前身的隋唐燕乐曲子都看做历史的现象，因而是将其安置在隋唐五代文化史的背景上加以理解的；它以为长短句歌辞的形式特征关联于它们的传播方式，因而主要依据歌唱、吟诵、表演等艺术形式的发展探讨了它们的形式；它以为每一种文学体裁的发展都是民众活动和作家活动相互交流的产物，因而注重从宗教、风俗等各种历史资料中勾稽出这一过程的线索。”其最终目的“是建立关于隋唐五代音乐文学的系统熟悉，而当它为此展开论述的时候，实际上，它也建立了关于隋唐五代音乐史的系统熟悉。”（第一章绪论）曾广开《元和诗论》〔19〕是他在程千帆、周勋初门下的博士论文，全文共分五章：一章元和时期的社会政治及影响；二章元和时期的社会风气及影响；三章元和时期的文学思想；四章元和时期的乐府诗；五章论元和体。学界曾对新乐府诗及诗化和“新乐府运动”存在与否有过争鸣，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20〕在总结这一争鸣的基础上，将“新乐府体”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以史为线，以论为纲，“全面探讨新乐府的渊源、兴起、发展、鼎盛到衰落的历史全过程，对其代表作家、作品的内容、风格和审美特征加以观照，作出评析，以清理来龙去脉和源流分合，熟悉其在中国诗史上的文学地位和学术价值，及其对中国诗歌、诗论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绪论）该书以述见长，尽管某些议论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其资料之完备、结构之整饬以及叙述之井井有条都不乏可称道之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董乃斌、程蔷伉俪，一位在古代文学室，一位在民间文学室；一位是吴世昌门下的唐代文学专家，一位是钟敬文门下的民俗学者兼剧作家，二人合著《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21〕可谓妇唱夫随，璧合珠联。此书从民间学视角考察唐代文学，“属于历史民俗学，是对于唐代民俗的断代性研究。”导言部分高屋建瓴，揭示该课题的研究意义和视角，阐述对民俗定义、民俗内部结构和民俗文化发展辩证观的理解，辨别民俗文化与经典文化之间、文学与民俗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正论部分，以40余万字篇幅从岁时节日、都市生活、妇女习俗、士子风貌、神灵崇拜和巫术禁忌、民间文学与技艺六个方面向唐帝国的精神文明聚焦，展现给读者一幅生动活泼的历史画卷。该著逐一梳理描述唐代这些纷繁多彩的民间事象，对其表现特征、生成变化和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基因以及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给以缜密的理论分析，不仅为唐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拓展了新领域，而且对历史民俗学的建构也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同样从文化学角度入手的是漓江出版社1996年5月推出、由梁超然主编的一套八册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林继中《唐诗与庄园文化》、朱易安《唐诗与音乐》、陶文鹏《唐诗与绘画》、张明非《唐诗与舞蹈》、陈飞《唐诗与科举》、毛水清《唐诗与佛教》、黄世中《唐诗与道教》和梁超然《唐诗与儒教》，选题涵盖了文化的几个主要门类。其中陈著从唐代社会政治背景入手，分析唐代科举制度的成败得失，挖掘它和唐诗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对唐代举子的心态、生活、信仰、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进取姿态等情状给予入木三分的剖析，不乏出色独到的体悟。就如何将学术性与趣味性、严厉性与可读性协调融合这一方向而言，该书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与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22〕相比，陶著虽然在“题画诗”和“花鸟画与唐代咏物诗”两部分和陈著有所交叉，但其它章节则各有特色；陶著“人物画与唐诗中的人物描绘”一章，陈著“唐代的山水诗和山水画”一节，分别为对方所未及，正可相互补充。从行文来看，陈著更着重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心这一课题的读者不妨将二书对照参看。黄著探讨道教与唐诗的关系。前四章主要以道士和女冠诗人为对象，揭示他们诗作中的道意、道韵、道味；第五至八章主要以崇道的诗人为对象，揭示其山水诗、恋情诗、醉酒诗中的道风、道情、道趣；末章从总体上，就道教对唐诗审美的影响，分别剖析唐人道韵诗的惆怅美、傲岸美、静穆美、感伤美。此书不妨与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23〕一书相参看。林著从文人心态、诗歌创作和美学意蕴三个方面展开对唐诗与庄园文化关系的探讨，意在展示庄园文化对唐代不同时期文人心态非凡是诗人心态的不同影响，并具体寻绎出唐诗创作中庄园文化的影子。最后，著者将庄园文化与唐诗的关联归结为：佛教禅宗与道家玄学思维催化下，一种诗歌美学意蕴的“韵外之致”。该著不妨与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24〕一书相参看。其它四部著作对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在占有详备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横向的联系与比较，对进一步理解唐诗外在的文化背景和内在的文化意蕴都不无裨益。在唐代佛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方面，陈允吉、葛兆光、张伯伟曾有不浅的实绩。除毛水清《唐诗与佛教》之外，30年来一直专攻这一方面的孙昌武教授继《唐代文学与佛教》〔25〕《佛教与中国文学》〔26〕《中国佛教文学序说》〔27〕《诗与禅》〔28〕之后，出版了《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29〕和《禅思与诗情》〔30〕。前书第六至十章占全书近半，探讨了《维摩诘经》所包含的大乘出世而不离世间的思想和观音崇拜所包含的“他力救济”信仰在唐代社会广泛深入的影响，及其与唐代雅俗文化之间的联系。后书则对唐初至两宋之交禅宗发展的历史背景、禅宗自身的演变、禅文学的发展以及禅宗对文学的影响给予“描述”，在概括性的宏观“描述”的同时，举出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如王维、杜甫、白居易、寒山等，加以具体的微观“描述”。二者均堪称积学沉思而得之力作。程千帆是唐代文学研究界乃至中国学术界的大师级学者，钱钟书谓其著述“真积力久，与古为新”，赋诗云：“病眼难禁书诱引，衰躯端赖药维持。”言钱老得程著“入手心痒，欲读难罢”，竟不顾新病乍复、老眼昏花矣（见《程千帆友朋诗札辑存》第六册）。莫砺锋所编《程千帆选集》〔31〕两大册和巩本栋所编《程千帆沈祖毖Ъ恰贰32〕的出版可使读者一览这位诗学大师的学术业绩与学术品格。《选集》收录《史通笺记》，《文论十笺》《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察》《被开拓的诗世界》《闲堂诗序》等，附编带有学记性质，全部为《学记》所囊括。《程千帆学记》分为生平记略、学术思想、友朋诗札、师门掠影、序跋评论，附录程千帆著述目录、程千帆生平与著述评论资料存目。《沈祖毖Ъ恰肥占肷蜃毕喙氐纳健⒋醋饔胙醯钠缆坌晕恼率42篇（首）。继许总《唐诗史》之后，四川师院杨世明又写出一部《唐诗史》〔33〕。作者在后记中称：“这本书的写作意图，是想让读者对近三百年唐代诗人的创作思想、艺术成就、诗风以及各时期诗歌的特点与流变有较翔实的了解。”这确是一部较平实的教材性质的唐诗史，书中没有新奇的词汇，只有质朴细致的描述，与许总《唐诗史》中鲜明的理论色彩迥然相异。阮忠《唐宋诗风流别史》〔34〕则从诗风流别角度切入，意在通过对不同流别诗风的形成、变异、影响以及同一流别诗人及其诗风差异的比较研究，来展现唐宋诗歌的风貌。唐代分为上官诗风、王孟诗风、高岑诗风、李白诗风、杜甫诗风、大历诗风、韩孟诗风、元白诗风、温李诗风，在注重梳理各流派渊源与嬗变的同时，发掘出一些不为人注重的诗人和诗歌现象，某些论述剖析亦有一得之见。李浩《大唐诗风》〔35〕作为“东轩书趣文丛”之一，以通俗性、当代化的叙述语言“引导你漫步于历史的山阴道上，领略当年的万千气象和士人们凛然的风神情韵”（该书封底）。引论描画“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唐诗的现代魅力；第一章以象外之象、现量情景、妙造自然展现唐诗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意境呈示；第二章以逝者如斯夫、拟太虚之体、变形与转换分析“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的唐诗的时空观念；第三章从诗无达诂、恍兮惚兮、开凿浑沌探讨“花非花，雾非雾”的唐诗的模糊思维；第四章剖析“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唐诗的空白艺术；第五章“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唐诗的情感体验；第六章“一生好入名山游”：唐诗的自然表现；第七章“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唐诗的语言技巧，分为超越语法、词汇张力场、远程交易、声律谐美；结语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结束这16万字篇幅的唐诗之旅。尽管书中不乏历史与逻辑的理性阐述，但它更以浓烈的感性色彩致胜，从上列章节之设题便不难看出其风光所向。李浩的另一部著作《唐代园林别业考论》〔35〕则与通俗无缘，它探讨的是唐代园林别业及其与士大夫交游创作间的关系。上编“唐代园林的文化语境”探讨唐代园林别业的历史风貌、景象构成、意境创造，及其与文学创作、文人隐逸、士林风尚之间的内在联系；下编依《元和郡县图志》中道及州府的排列次序，一一辑录考证唐代各私家园林的地理位置、造园时间、园主、工匠及造园有关的其它资料。全书考论篇幅各半，较全面完整地勾勒出唐代园林别业的情状，为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生活和创作环境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霍有明《论唐诗繁荣与清诗演变》〔37〕唐诗部分收论文12篇，涉及唐初诗歌的承传、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与王孟的诗歌创作、高适、卢纶的边塞诗及郑谷研究，是其师从湖南师大王昌猷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习心得。霍然《唐代美学主潮》〔38〕分起源、开端、展开、深入四部分，各下高四节，层次分明，结构整洁，是一部从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角度对唐代美学思潮进行宏观研究的著作。其它著作还有张采民《融合与超越――隋唐之交诗歌之演进》（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39〕、蒋长栋《唐诗新论》〔40〕、郁贤皓《唐诗经典》〔41〕、周建国《煌煌唐韵》〔421、龙建国《唐宋词艺术精神》〔43〕等。作品集整理有陈铁民《王维集校注》〔44〕、詹瑛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45〕、储仲君《刘长卿诗集编年笺注》〔46〕、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47〕、蒋维崧、赵蔚芝、陈慧星、刘聿鑫《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48〕、刘衍《姚合诗集校考》〔49〕、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杨镰校点《李太白全集》、王学泰校点《杜工部全集》、董乃斌校点《李贺歌诗编?李商隐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唐诗小集”中的陈继明《曹唐诗注》〔50〕和陈文华《张谓诗注》两种〔51〕，及该社最新校点的《李白全集》《杜甫全集》《王维全集》《柳宗元全集》《杜牧全集》。还有张锡厚录校《敦煌赋汇》〔52〕、裴斐《李白选集》〔53〕、孙昌武选编《韩愈选集》〔54〕、王学太校点《王夫之品诗三种之二：唐诗评选》〔55〕、冉云飞点校《唐宋诗醇》〔56〕。张忱石校点《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57〕、李健超《增订两京城坊考》〔58〕与唐代文学研究有关，亦附录于此。港台版书籍则有阮廷瑜《钱起诗集校注》〔59〕、李卓藩《李贺诗新探》〔60〕、李丰懋《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61〕、凌欣欣《初唐诗歌中季节之研究》〔62〕、罗联添《唐代四家诗文论集》〔63〕、谢楚发《李白的人生哲学：诗酒人生》〔64〕、王基伦《韩柳古文新论》〔65〕等。辞典类较好的有宋绪连等主编《唐诗艺术技巧分类鉴赏辞典》〔66〕，它编辑并解析了483条唐诗艺术技巧，分别隶属于立意切题、谋篇布局、抒情写景等13大类，每条注明立目依据、典型诗例，再从美学角度加以解说赏析。附录《唐诗艺术技巧综论》辑录前人有关唐诗体制结构、诗法技巧、风格韵致、因革流变之评论。定位在通俗性、普及性上的书籍有王步高主编《唐诗三百首汇评》〔67〕、羊春秋《唐诗精华评译》〔68〕、张晓云《雄浑飘逸：大唐诗》〔69〕、胡汉生《唐乐府诗译析》〔70〕、张忠纲《唐诗三百首评注》〔71〕、徐放《唐诗三百首新译》〔72〕、杨光治《唐诗精华三百首》〔73〕、杨洁《唐诗一百首》〔74〕、朱炯远《唐诗三百首译注评》〔75〕、贺新辉主编《全唐诗鉴赏词辞典》〔76〕、李敬一主编《休闲唐诗鉴赏辞典》〔77〕，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说唐诗》系列：《爱国情思》《咏史怀古》《修身立志》《思亲怀乡》《交友酬唱》《山水胜迹》《咏物寄寓》《人世百态》〔78〕；山东大学出版社“中国诗苑精华”系列，其中唐代诗人选集有李白卷（林东海著）、杜甫卷（吴庚舜著）、白居易卷（龚克昌著）、李商隐卷（陆永品著〉。《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出版了年和年合辑两种，收论文摘要50篇，新书评选22篇，及骆宾王研究述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辨综述、台湾地区唐代文学、柳宗元和敦煌学的研究概况等专题论文。《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收论文57篇，是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的结集，“多数论文提出了新奇的见解，有四分之一的论文足以代表国际学界的学术水平。”〔79〕研究论文两年间发表之论文，包括赏析、书评，共计1590篇，其中篇，篇。以下分综论、初盛唐（附隋代）、中晚唐（附五代十国）三部分加以概述。一、综论罗时进《孤寂与熙悦：唐代寒食题材诗歌二重意趣阐释》〔80〕通过考察今存一百多位诗人寒食题材的作品，意在解释这种具有历史继续性和时代变异性和风俗情境是怎样影响诗人创作的，并由此对孤寂与熙悦这两重意趣在唐代寒食诗中始终并存的现象进行文化观照。这种观照较《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的相应章节，在理论分析、意义阐释方面要深入一些。〔81〕李乃龙《论唐代艳情游仙诗》〔82〕分析唐代艳情游仙诗的产生原因：一，源于神仙观念；二，来自道教有关性的养生术；三，仙话传说的影响。文章认为，游仙诗中所描写的仙女与凡夫之恋，表现了艳情的雅化；而中唐游仙诗则将艳情诗仙化，道士与女冠之恋被视为仙人之恋。李商隐是该题材创作中的大家，其爱情游仙诗深情绵邈，婉转曲折，是此类诗歌之精品。李乃龙另有《中唐游仙诗的社会学阐释》一文〔83〕，可参考。女冠是唐代社会一个非凡的阶层，女冠诗人占擅唐代诗坛风骚，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是一种颇为奇异的现象。高利华《道教与诗教夹缝中的奇葩：论唐代女冠诗人》〔84〕通过对唐代社会风尚、文化背景和女冠这一非凡阶层生活习俗、传世作品的考释，论述道教对女冠诗风影响以及女冠诗人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意义。作者认为，女冠诗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纯情”的魅力，在微妙的感情世界中，纵横驰骋，淋漓尽致，曲尽其妙，毫不讳饰，披露个性意识和最敏锐的感觉。相关论文还有姜明《唐代女诗人简论》〔85〕、张松辉、刘雪梅《从三个女诗人看道教对唐诗的贡献》〔86〕、王定璋《道教文化与唐代诗歌》〔87〕、黄世中《论唐代醉酒诗的“道味”》。吴承学《唐诗中的留别与赠别》〔89〕辨析留别与赠别的不同含义和来龙去脉，认为留别是留诗而离别，赠别是赠诗而送别，二者相对，不可混为一谈。从某一种特定角度着手的还有顾爱霞、高峰《唐代宫怨诗新论》〔90〕、黄依林《论唐代宫怨诗》〔91〕、张亚萍《唐代县尉诗人的创作特色初探》〔92〕、李子广《进士?诗人?县尉：唐代科举与文学丛谈》〔93〕、杨晓霭、胡大浚《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边塞诗》〔94〕。唐代社会有两类知识分子：翰林学士和节镇幕僚，对前者的研究岑仲勉的一系列著作已奠定良好的基础，对后者的研究戴伟华曾有《唐代幕府与文学》《唐方镇文职僚佐考》〔95〕，此后的《唐方镇僚佐职掌考释》〔96〕一文在严耕望《唐方镇使府僚佐考》〔97〕的基础上，察补阙遗、匡正误失，为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奠定了基础。考证之作还有吴在庆《唐五代作家生卒年考》〔98〕等。在浙江召开的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中，有12篇文章探讨浙东山水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胡大浚《唐诗中的丝绸之旅》、钱茂竹《试论唐诗之路的历史渊源》、吕洪年《情思何所寄，山川一缕魂：唐诗之路山水传说的审美价值》、郁贤皓《唐代诗人与剡中风光》、肖瑞峰《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平安朝汉诗》、于景祥《谢灵运与唐代几个时期的诗人对浙江山水的不同反映》、姜光斗《论唐代浙东的僧诗》、阎琦《李白三至越中考索》、竺岳兵《〈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旨新解》、《剡西：唐诗之路》《新昌三绝介绍》、周寅宾《论方千的浙江山水诗》。〔99〕。唐人七绝中，今昔之感的抒发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叶华《一个常见的主题，奇妙纷呈的表现：唐人七绝中今昔之感表现方法举隅》〔100〕从景物的选择、结构的安排、形象的描绘和语言的运用四个方面加以举例分析，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展现出唐人七绝的艺术风貌和成就。张国庆《近体诗声律结构体现的美学精神》〔101〕则从总体上分析唐诗各体式共有的声律结构特点中蕴含的和谐精神。文章认为，近体诗声律结构体现着以差异、对立为前提，要求诸差异和对立因素在对立联结、融合互渗、互济互泄、转化生成的动态过程中达到和谐的美学精神，其表现手段就是通过平与仄的高低、升降、长短来实现。近体诗的声律结构注重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具有某种循环论的性质。在组联成诗方面，近体诗选择了粘式结构作为唯一的构律规则，这种粘式结构有三个特点：1.部分保留了齐梁声律理论与实践立足于语音声调之“异”以求和谐的特点；2.在局部，亦即上下两联之间增添粘合关系，部分打破了轻重悉异的原则，但却在更大范围内达到了“以他平他”的效果，全诗声律遂在整体上达到和谐。3.粘式结构形成的正是一个变化丰富、秩序严整、首尾相应、密合无间的。从诗体入手的还有史创新《唐人七绝压卷之作新探》〔102〕、王志民《唐代七言古诗论略》〔103〕。陈铁民《略论闻一多唐诗研究的启示》归纳闻一多在《唐诗杂论》《唐诗大系》中体现出来的唐诗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认为闻一多考证唐代诗人生平事迹有四种基本方法：1.从史传、碑志、书序、野史笔记等著述中广搜所考对象的生平资料，并参验本人的诗文等，以定其正误；2.利用所考对象留存的诗文进行考证，探取作者的生平行事；3.从与同时代人的交往来考察；4.综合运用上述各种方法，从多方面取得证据。张锡厚《敦煌诗歌论稿》分为敦煌文学简况和敦煌诗歌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两部分，前一部分将敦煌遗书中的唐五代诗歌划分为流传在敦煌地区的中原诗歌和在敦煌地区创作并流行的诗歌两类，分别加以细致的分析，后一部分部结敦煌诗歌在反映社会变革、历史事件、山川名胜、佛教文化、民间世俗五个方面内容的思想艺术价值。〔104〕周勋初《御定〈全唐诗〉的疏误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105〕是其继《叙〈全唐诗〉成书经过》〔106〕和《康熙御定〈全唐诗〉的时代印记与局限》〔107〕之后，又一篇《全唐诗》研究的长文。它分为当代反响、《全唐诗》改编工作的酝酿时期、十年动乱后唐诗研究领域中的新气象、篡辑《全唐五代诗》的必要性四部分，不啻一篇《全唐诗》研究的小史。1956年湖南长沙窑的发现使我们见到了53首不见于《全唐诗》的佚诗，其中五言诗48首、七言诗5首。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周世荣公布了其研究成果《长沙窑唐诗录存》和《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概说》。陈尚君亦撰《长沙窑唐诗书后》，分析阐述这一发现对《全唐诗》辑佚的价值。〔108〕其它有关唐诗学研究的论文还有黄炳辉《唐诗学的历史回顾和走向猜测》〔109〕、纪永贵、何家荣《唐诗整合研究方法初探》〔110〕、曹之《宋代整理唐集考略》〔111〕、罗时进《清编〈全唐诗〉与重编〈全唐五代诗〉》〔112〕、黄震云《新发现的唐诗叙录》〔113〕等。霍松林《论唐人小赋》〔114〕从赋的诗化、主体意识的高扬、体裁的多样与创新三个方面论述久被忽视的唐人小赋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开辟了唐代文学百花园里一片春色。其它散文方面的重要论文还有周振甫《唐宋八大家论》〔115〕、陈平原《唐宋古文述略》〔116〕、陶新民《唐代古文运动再审阅》〔117〕、韩理洲《唐代散文作者辑佚考》〔118〕、程章灿《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119〕等。小说方面的重要论文则有苏兴《以白居易、元稹为核心的中唐小说集团述论》〔120〕、卞孝萱《〈红线传〉〈聂隐娘〉新探》〔121〕、张跃生《佛教文化与唐代传奇小说》〔122〕、申载春《道教与唐传奇》〔123〕、张松辉《道教与唐传奇》〔124〕、车宝仁《唐传奇新考证》〔125〕等。二、初盛唐有关隋诗研究的论文有六篇；康震《隋代诗歌的文化渊源》〔126〕和《历史的追溯：对隋代诗歌的文化阐释》〔127〕、曹道衡《论隋代诗歌》〔128〕、霍然《论隋代诗歌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129〕、党银平《试论隋人对唐诗繁荣的积极作用》〔130〕、王祥《试论隋诗渊源走向与隋唐之际诗坛》〔131〕。康震《隋代诗歌的文化渊源》从隋代诗人角度入手，探讨其文化制度渊源。认为隋代诗人有三类：一，西魏、北周入隋之关陇集团，如杨广、杨素、牛弘等；二，东魏、北刘入周隋者，如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等；三，梁、陈入隋者，如虞世基、许善心、王胄等。其中后两类是主力，故隋代文化同北魏、北齐一脉相承，对梁、陈亦多因袭，于西魏、北周文化则较少关注。曹文认为，南北朝时期，北方文人在诗歌创作上虽已自觉模拟学习南方文人，且有很大进步，但总的说来，在诗歌的艺术技巧方面仍多少有些逊色。隋代的统一加强了南北文人的交流，他们彼此唱和，已不再是北人学习南人，而是相互促进；原来保存在南方的典籍大量流入北方，使北方文人得以借鉴的前人作品大大增加，对隋诗发展起了很大推动，由此形成南北文风的融合，为唐诗繁荣奠定了基础。王文则针对一般文学史将隋诗附骥于齐梁之后、认为隋朝诗风源于齐梁的“南朝文学情结”，在认真剖析北朝诗歌传统和风格的基础上，提出：“隋朝诗歌尽管有了不小的变化，但在主导精神方面继续的仍是北朝诗歌传统，其底色也还是北朝诗歌的底色。”文章从诗歌创作的缘起、诗歌的具体表现两方面论证了上述观点，同时描述出隋诗以北朝诗歌为底色在文帝和炀帝两个时期，南北诗风相融合的轨迹，尽管这种融合基本上还处于自发自为的无序状态。综论初盛唐诗的论文有荆立民《初盛唐诗人的另一种人生追求：兼探李白游仙诗、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内蕴》〔132〕、何平《初盛唐五七律登临诗论略》〔133〕、葛晓音《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134〕和《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135〕。葛文前一篇对唐前期各族文化交融的主导倾向究竟是胡化还是华化这一问题加以重新审阅，文章认为，由于入华胡人的华化程度远高于华人局部的“胡化”，而且唐政府在施行教化时以传统为准绳，对外来风俗的传播有抵制有批判，所以唐前期各族文化的交融是以华化为主导倾向的。葛文后一篇从字法句式和篇法结构等方面探讨七言歌行形制体调的规范问题，藉以揭示初盛唐歌行艺术发展变化的某些内在原因。文章以发展的眼光辨析七言歌行与七言乐府、七言古诗的差别：“大体说来，从梁陈到初唐，非乐府的七言古诗的总体趋势是逐渐歌行化。四杰之前，七古与歌行尚可区分；四杰之后，二者已难以辨别；至盛唐才各有分野。”“总之，从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可以看出：歌行确实是一种流动性较强的诗体样式。其形制特征只是在某一个时期之内，才有相对的固定性。大体说来，从齐梁到盛唐，包括李白的变格在内，歌行虽然经历了若干层次的演变过程，但由于和乐府的关系密切，仍有相对固定的形制特征。……而从杜甫开始，则呈现出向汉魏五言‘行’诗和无歌辞题的七言古诗靠拢的趋势。”有关初唐诗的研究论文有林继中《初唐：宫廷诗的消化》〔136〕、邓小军《初唐诗：唐诗精神的跃动》〔137〕、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述略》〔138〕、卢国栋《初唐诗坛的光辉》〔139〕、张晶《初唐歌行与诗风嬗变》〔140〕、王启兴《初唐三诗人重出诗篇考辨》〔141〕、杨墨秋《初唐诗杂考》〔142〕等。唐诗的自立过程就是对魏晋以来诗歌传统的整合过程，林文考察了初唐诗歌对宫廷诗的改造消化过程，并从这一过程中审阅雍容华贵的宫廷诗如何成为唐诗的底色。而邓文则认为：“初唐诗的真生命，不在于宫体与应制诗的旧传统，而在于突破旧传统而跃动起来的新精神。这就是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富于同情心、进取心的人性人道精神，热爱自然、以自然为美的艺术精神。”王文在把握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沈缙凇⒗钺健⒘跸Ｒ牡闹爻鍪鹨患右员嫖觯掀涔槭簟Ｑ钗纳婕岸韵笤蚋悖纭吧缙凇渡送跹坎⑿颉废的瓯妗币辉颍勒ā⒉楹榈隆吨兄菝壹ど缙谑Ｗ贰143〕所系“神龙元年正月元旦后几日”之误，考为长安四年秋所作。又如考《和上巳连寒食有怀京洛》非孙逖诗，乃沈缙谑骸段咨礁摺贩巧缙谑苏叛鹊取有关盛唐诗的研究论文有刘畅《盛唐之音形成的审美契机》〔144〕、霍然《论盛唐边塞诗与唐人社会心态》〔145〕、李艺《论“盛唐气象”对盛唐山水诗的滋养》〔146〕等。构成盛唐之音的南北风气融合问题向来为学者所关注，但研究中有些只是罗列现象，不究原因，有些究竟原因者又多只注重社会、时代，而忽略了南北审美风气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还有一些即使注重到了地域特点也往往流于空泛，刘文则具体分析盛唐之音由北方文化气质和审美理想处于主导的四个方面的证据，并归纳出北方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观大、性凉、景异、积厚，最后阐述南北文化融合，刚健质实（北方）为其骨，柔婉华丽（南方）为其肤，相依互补，形成盛唐之音的观点。霍文认为，唐代边塞诗“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已迥异于前人同类诗作，具备了盛唐之音的非凡品格与资质”，“边塞题材的立功主旨在盛唐诗人这里已升华为一种无上的光荣”，“盛唐热烈灼人的社会氛围孕育了龙虎之姿的边塞诗人群，边塞诗人群风云际会掀发的浪漫又反过来弥漫了整个时代与社会。”有关盛唐文学的研究论文还有张玉璞《论盛唐干谒》〔147〕等。以上是综论性文章，下面介绍有关具体作家的研究论文。曹丽芳《王绩与山水田园诗派》认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与陶潜的田园诗有着割不断的精神联络，它是在陶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王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题材视点上，他第一次把山水诗和田园诗结合起来写，表现出田园中的林泉之致；在对待人生行藏的态度上，王绩是从陶潜固志守穷到王维身心相离的中心环节；在诗歌表现手法上，王绩开始注重创造物我相融的境界美。研究王绩的论文还有马海英《无奈的选择，适意的归宿：论王绩的性格及其归隐》〔148〕、张海沙《“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试论王绩的佛教思想及其文学实践》〔149〕、刘建春《王绩咏酒诗初探》〔150〕。许总《论四杰诗歌在唐前期诗风变革中的作用与意义》〔151〕认为，尽管卢骆与王杨在诗体专擅及艺术成就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与侧重的不同，但是从文学史宏观意义上看，他们共处于唐诗的质的成型阶段，其诗歌创作与价值指向则是协和与一致的。作者还另有《论四杰诗歌的昂扬基调与壮大之美》〔152〕。霍然《初唐四杰与唐人诗歌审美观念的回归》〔153〕认为，以四杰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为代表的唐代诗歌审美观念的更新，可以说是隋唐时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昔日关陇豪强那令人燥脾的豪雄之风，在一度迷失之后，首次在初唐四杰这一代人的理论与创作中复现。陈子昂的研究论文有赵治中《“纵横未自得，寂寞寡相吟”：论陈子昂的孤独意识》〔154〕、王祥《陈子昂〈感遇诗〉的诗史意义》〔155〕、徐文茂《论陈子昂诗的使事用典》〔156〕、《试论陈子昂的酬别诗》〔157〕、张锡厚《陈子昂论略》〔158〕、王辉斌《陈子昂婚姻试探》〔159〕、杜浣溪《“云海方荡谲，孤鳞安得宁”：论陈子昂的忧患意识》〔160〕。寒山子的研究论文有姜光斗《论寒山子的时代、生平与诗歌》〔161〕、陈耀东《寒山子诗结集初探：〈寒山子诗集〉版本研究之一》〔162〕、项楚《寒山诗籀读札记》〔163〕、曹汛《寒山诗的宋代知音：兼论寒山诗在宋代的流布与影响》〔164〕。项文21条札记在对照中日代表版本的基础上，以四部丛刊影宋本为底本，参考中日代表性注本或校正误字，或纠正误注，或发抉奥义，解决了寒山诗研究中的许多难点。曹文纠正入矢义高《寒山诗管窥》“寒山诗在宋代诗人中几乎没有知音”，“宋代写了那么多的诗话，寒山诗一次都没有被提到”的观点，认为“寒山诗在宋代诗人中有众多的知音，影响很大。”刘希夷的研究论文有三篇。玉钰《刘希夷和他的诗》〔164〕将刘希夷31首诗分为两类：闺情诗虽无多少创新，然而在情思之绵邈、词采之精丽、格调之缠绵、韵味之醇郁上，都超过了前人；从军诗则气势雄浑、感情豪迈、境界壮阔、音调铿锵，是盛唐边塞诗的先声。作者还撰有《刘希夷死因质疑》〔166〕一文。陈建华《刘希夷诗初论》〔167〕分析更细密，将刘希夷诗分为咏物抒怀、闺情恋情、怀古咏史、军旅等几类。认为其诗具有景丽、情柔、意隽、思远的特点，摆脱了六朝繁辞缛文的弊病，借鉴了南朝乐府的诗题和六朝诗的遗辞造语，注重了灵性的抒发、理性的升华、言情方式的多变，代表了初唐向盛唐诗风的过渡。李峤是初唐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徐定祥《李峤与初盛唐诗歌的革新》〔168〕从考察李峤其人出发，探讨其诗歌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特点，藉以确定唐诗发展史上李峤所应有的地位，是迄今为止一篇较具体的研究李峤的专文。许总《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169〕探讨初唐另一位重要诗人张说的诗歌创作，文章认为，从张说诗歌创作实践来看，其围绕时代性主题为基点与核心的多样化表现特点，几乎可以视为那一时代各种艺术范式与类型的综融。张说对诗境构造方面的努力，一方联系着同时代的刘希夷、张若虚的艺术探索、同时又更多地显示出与下一阶段诗境特征的渗融，是唐诗史两大阶段过渡状态的典型。陶敏《〈宋之问集〉考辨》〔170〕对现存《宋之问集》的流传存佚和诗作真伪进行考订，分为明刊二卷本《宋之问集》之检视、明刻《宋之问集》中之伪诗、崇祯张本《宋学士集》的功过、从《唐诗纪》到《全唐诗》的宋之问集、《诗渊》中之宋之问佚诗、《襟之问集》十卷本何时亡佚六部分，皆言之有据。其它研究初唐诗人的文章还有葛洪《唐太宗诗的美学评判》〔171〕、高青《论唐太宗李世民的诗歌》〔172〕、朱炯远《〈王梵志诗校注〉商补》〔173〕、段观宋《王梵志诗校议》〔174〕、许总《论杜审言诗歌艺术与美学格调》〔175〕、李芳民《张九龄诗歌系年考》〔〔176〕〕、肖希凤《苏味道考》〔〔177〕〕、陶敏、易淑琼《沈宋论略》〔〔178〕〕、沙先一《试论沈缙凇⑺沃实牧街厝烁窦捌渖竺谰辰纭贰179〕等。盛唐诗人中，岑参研究是两年间的热点之一。河南学者廖立有《吐鲁番出土文书与岑参》〔180〕、《岑参出游考》〔181〕，皆收入其以《岑参事迹著作考》〔182〕为名的论文集中。此外有李初阳《试论岑参诗中表现的功名思想》〔183〕、苏北海《岑参的西域诗及历史功绩》〔184〕、安凌《高扬盛唐精神的岑参西域诗作：兼与李杜诗作的比较》〔185〕、江中云《试论岑参边塞诗风物诗的美学风貌》〔186〕、熊飞《〈交河郡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与岑参行年小考》〔187〕、戴伟华《论岑参边塞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188〕等。戴文认为，岑参边塞诗的艺术创新来自于对自我、历史和时代的超越，而完成这些超越的契机是入边的地幕府。高适的研究论文有两篇涉及敦煌文献，一篇是邵文实《敦煌遗书P3812号中所见高适诗考辨》〔189〕，一篇是张锡厚《敦煌本〈高适诗集〉考述》〔190〕。另外还有两篇高岑边塞诗比较的文章：龚军辉《高适岑参边塞诗比较》〔191〕和宁惠英《试论高适岑参边塞诗的不同特色》〔192〕。王维是与李、杜鼎足而三的大诗人，曾有“天下文宗”的美誉〔193〕。这两年发表的有关王维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0篇，其中《王维研究》第二辑〔194〕收入第二届王维诗歌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25篇。尽管研究中内容重复的弊病仍十分严重，但在生平事迹考证、思想人格探求和作品分析等方面，仍有一些颇具新意的论文。陈铁民《辋川别业遗址与王维辋川诗》〔195〕在两度实地考察辋川别业故址的基础上，结合《蓝田县志》《类编长安志》《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记载及王维诗作，断定冯贽《云仙杂记》以来所持“辋川别业乃一游止达二十处之多的大庄园”的观点并不正确。文章认为，辋川并非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桃源；王维在辋川的宅第，也就是辋川别业的主建筑，不在二十处游止内；这二十处游止并非都为王维所营造，归王维所有，也不都在王维别业的范围内。这些结论，有助于澄清对王维辋川隐逸生活与诗歌创作关系研究中的某种误解〔196〕。关于王维的生卒年，按《旧唐书》所载卒年、《新唐书》所载享年推定，当为699―759年，但赵殿出王维实卒于上元二年（761），又据《新唐书》所载享年61之说，当为701―761年。而两《唐书》王缙传皆谓缙卒于建中二年（781），年82，据此逆推，他当生于700年。缙为王维弟，却反比王维早生一年，故赵说亦有人质疑。对此，王从仁、杨军、王达津、陈铁民、张清华都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毕宝魁《王维生年考辨》〔197〕根据王维《幕容承携素馔见过》诗中“年算六身知”，考证“六身”即指“亥”字，故王维当生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岁当己亥，卒年为上元二年（761），享年63。此说在肯定赵说卒年和两《唐书》王缙传所载享年不误的前提下，解决了弟生兄前的矛盾。其它，在版本方面有陈耀东《王维集知见录》，散文校理方面有杨军《王维文校理札记》。〔198〕在生平与思想方面，吴在庆《试论王维的风度》将王维的风度用“儒雅风流，萧闲淡远”八个字来概括，联系其生平思想，结合其诗文创作，具体剖析随年龄增大、涉世深入，非凡是仕途与人生的几经坎坷，思想由奉儒转为佛修道，风度由儒雅风流向萧闲淡远转变的轨迹。毕宝魁《关于王维仕与隐的思考：王维思想及处世哲学的特征与评价》联系与王维仕与隐有重要影响的人际关系，像与诸王、与裴耀卿和张九龄、与李杜的关系，分析王维亦官亦隐，无可无不可的思想和处世哲学，以为王维这种达则兼善、穷则独守的思想和处世哲学，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典型性，是封建社会人治特征的必然产物，“只要专制制度的余弊尚存在，这种思想性格便会永远相伴随。”相关论文还有严国荣《居士信仰：王维文化心态的动态分析》、阎翠荣《从王维诗的“闭门”意象看隐逸心态》〔199〕、王辉斌《王维婚姻问题四题》〔200〕、谭胡炎《王维性情及其隐逸》〔201〕、彭多《浅谈禅宗王维思想和创作的影响》〔202〕等，都不乏启人之处。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从美学角度入手的，如周晴《王维诗歌的审美特征》〔203〕；有从绘画角度入手的，如金学智《论王维的诗中画意及其气韵生动：〈王维诗中的绘画美〉续篇》〔204〕、段安国《王维诗中有画的个性色彩》〔205〕；有从音乐角度入手的，如吴肃森《论王维诗歌的音乐美学特质》；有从比较和影响入手的，如师长泰《实做有尽、虚做无穷：〈辋川集〉王、裴王绝诗比较》、荆立民《追求者的歌唱和绝望者的哀吟：“大历继王维”说的质疑》〔206〕、柳晟俊《王维诗对李朝诗人之影响考》；有从外部入手的，如赵海菱《王维诗歌与儒家文化精神》〔207〕、刘晓林《王维诗歌创作与奉佛思想的矛盾性》〔208〕、王树海《东土佛教与王维诗风》〔209〕、吴晓龙《仙道活动与王维山水诗歌创作》〔210〕等；有从内部入手的，如陈允吉《王维〈辋川集〉之〈孟城坳〉佛理发微》〔211〕、邱瑞祥《试论〈辋川集〉中的佛家色彩》〔212〕、于海崇《王维诗与佛道两家色彩崇尚》〔213〕、欧海龙《论王维山水诗的梵音世界》〔214〕、邱瑞祥《王维佛理诗之分类及渊源》〔215〕、师长泰《哲理机趣与自然景象的契合：论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意》〔216〕。其中，于文从剖析王维诗歌青白错杂的色彩世界入手，探讨其诗与佛道两家色彩崇尚之间的密切关系，角度较为新奇。在题材上，探讨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论文仍占较大比例。张毅《王维与盛唐山水诗的明秀空静之美》〔217〕认为，王维与追求诗境明秀之美的其他盛唐诗人将山水田园诗的创作，由早期的巧为形似之言变为兴象玲珑的意境创造；其诗歌创作受隐逸之风和禅宗思想影响较大，自甘寂寞的山水情怀与禅的静观默照合而为一，神会于物，超入禅境，能于空静中传出动荡，平淡里透出幽深。相关论文还有李f《试说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色》、李亮伟《王维的山水审美情质》、张晓明《试论王维山水诗的空灵之美：兼及庄学本体论对王维的浸润》、崔康柱《超越与救赎：王维山水诗文化意蕴试释》、陈红光《王维山水诗中的画理》、刘文刚《王维田园诗试论》、张应赋《王维的田园诗及盛唐田园诗派》、赵丽、岳道平《王维山水诗的美感效应》、李晓湘《王维田园诗漫沦》、金五德《论王维田园诗》。〔218〕从诗体角度入手的有邱瑞祥《论王维的七言律诗》〔219〕、入谷仙介《关于王维早期的乐府诗》〔220〕。邱文认为，王维是沈宋至杜甫之间的过渡性人物，其20首七律既有对初唐七律应制诗风承袭的一面，也有创新与拓展的一面，像表现领域的扩大，像高远意象的塑造，像章法变化的追求。入谷仙介是日本汉学界闻名的唐诗研究学者，其《王维研究》〔221〕从生平、思想、交游、创作道路等各个角度对王维进行深入研究，有诸多富于启发性的见解，辽宁大学孟庆文教授曾主持翻译该书，但由于经济原因，译著迟迟未能出版，洵为憾事。〔222〕最近，入谷仙介打算将王维的作品全部译成日文，《关于王维早期的乐府诗》即此项工作的一个开篇，它以《燕支行》《桃源行》《洛阳女儿行》为例，以麻沙本为底本，以蜀本作参考，对诗中典故一一加以讨论，诚可谓烛幽显微。“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李白历来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两年来，李白研究在整理编集、家世考辨、思想评价、艺术分析等方面再次丰收。詹瑛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223〕的出版，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具有可读性的、编录谨严、校勘审慎、注释分明、评论比较详备、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新版本。它以平冈武夫影印静嘉堂文库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30卷为底本，参校版本16种，其中像明崇祯二年〔224〕严沧浪、刘会孟评点《李杜全集》22卷本，流传不广，颇为罕见，另外又以唐宋元明以来17种重要的总集及选本进行辅助校勘。和王琦注本不同，宋蜀本原有很多保存李白诗原貌的优点，又保存了自李阳冰以来各家传本不同的异文，而且在诗题下注明诗人游踪所在，为编年提供了依据，以之为底本就避免了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225〕和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226〕以王琦注本为底本的缺憾；在注释、分段与串讲、集评、题解和备考上，该书亦各有特色。〔227〕参加《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的詹福瑞、刘崇德、葛景春等还有《李白诗全译》，它分为题解、原诗、注释、译文四部分，也以平冈武夫影印静嘉堂文库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为底本，像这样一部对全部李白诗加以今译者，尚属首例。李白研究方面的书籍有郁贤皓《天上谪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论集》〔228〕、松浦久友《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229〕、陶新民《李白与魏晋风度》〔230〕、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231〕、张瑞君《大气恢宏：李白与盛唐诗新探》〔232〕、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233〕、孟修祥《谪仙诗魂》〔234〕、李殿元、李绍先《李白悬案揭密》〔235〕及李白学会会刊《中国李白研究》1994年集和年集〔236〕郁著收入作者有关李白庄平布游及作品考辨的论文20篇，有关思想和作品分析的论文4篇，有考有论，相互支撑。20篇中既有已见于其《李白丛考》〔237〕者，如《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等，也有此后撰写的，如《李白出蜀前后事迹考辨》等。《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是继《中国诗歌原理》《唐诗语汇意象论》和《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之后，松浦久友在大陆出版的又一部专著，该著着重进行作品内在运作机制的批评，即主要从题材及其心象构造角度来论述李白诗的素材与主题问题，从样式及其艺术表现功能角度来论述李白诗的诗型与风格问题；角度选择的合理，加上论述的深入浅出，使此书成为近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陶著选择的是从历史文化背景中探寻李白诗成就的角度，全书首先从内涵和外在表现两方面对魏晋风度加以界定，然后探讨魏晋风度对李白性情、诗歌内容和风格的影响，最后分析李白受魏晋风度影响的原因和得失。杨著将李白思想化解为忧患意识、哲学观、伦理观、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意识、文学观、妇女观、英雄意识、战争观、社会交往观、反传统意识这13个层次，并以首章“李白的主导思想”、末章“李白思想的复杂性”统摄和收束，虽不免支离，但自有其一得之见。张著上编“李白研究”从艺术风格、文学传承和李白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发掘前人涉猎不深的领域，并对李诗中两篇难解之作加以考释。下编“盛唐诗研究”前三部分为《盛唐后期诗歌系年》，是其在詹瑛门下的博士论文，起于至德元载，止于大历五年，以年为纲，以人为目，含时事、文坛述要和诗歌系年。涉及的72位诗人按生卒年排列，涉及的850余首诗按作年排列，力图通过系年探讨李杜高岑王等安史乱后创作变化及社会历史与各自命运的关系，并概括出盛唐后期诗歌的创作倾向。“盛唐诗研究”第四部分是高适新论、杜甫漂泊西南时期的创作心理和刘熙载杜诗论探析。李白研究的论文涉及思想、题材、诗体、诗艺、传承、文化背景分析、生平和作品考辨等。1.思想。王运熙《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238〕围绕李白思想入世和出世的两重性，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加以考察分析，辨析诗仙的三种不同涵义及相应评价，提醒人们，那些最优秀、最脍炙人口的篇章往往在其全部作品中仅占不大甚至很小的比重，往往不能反映其思想感情的全貌。罗宗强《自然范型：李白的人格特征》〔239〕从李白与自然的关系、他的神仙道教信仰、他的功名追求三方面探讨其人格范型，是一篇视角独特、鞭辟入里的好文章。相关论文还有周勋初《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240〕、阮堂明《老庄思想与李白人格理想》〔241〕《李白诗中对自我的仙化倾向》〔242〕和《生命的理想图式与幻灭：李白“功成身退”思想及其意义》〔243〕、傅绍良《论李白人格悲剧的文化意蕴》〔244〕、康怀远《李白诗歌中的独立人格形象》〔245〕、周晓音《论李白的用世之心》〔246〕、詹福瑞《李白诗歌的生命意识》〔247〕、章尚正《李白山水情结的文化意蕴》〔248〕。2.题材。曾明《李白山水诗中的人文主义精神》〔249〕认为李白山水诗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一，注重真与善的追求。对自然山水的挚恋常通过机具童趣的诗文语境流泻出来。二，注重体现人的价值。根据自己主观心境的变化，给灵山秀水渲染上不同的感情色彩，借以展现自己的理想，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相关论文还有姚星《略论李白山水诗的意象特征》〔250〕、苏华《论李白的边塞诗》〔251〕、孟修祥《论李白边塞诗中的英雄主义与反战倾向》〔252〕、傅明善、张维昭《李白游仙诗与悲剧意识》〔253〕、陈向春《个性与酒：重读李白》〔254〕、李福军《酒与李白诗歌艺术》〔255〕、齐慧源《白也诗无敌，美人月与酒：论李白诗》〔256〕、傅绍良《论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与哲人风范》〔257〕、战克《李白咏月诗概观》〔258〕、张浩逊、史耀朴《从赠内诗看李白的爱情生活》〔259〕等。3.诗体、诗艺和传承。葛晓音《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260〕从李白乐府诗的内容和表现艺术的复变关系，以及李白总结一代文化的自觉意识等方面，论述李白大量创作古乐府的原因，其剖析细致入微。相关论文还有郭其云《略论李白乐府诗的特色》〔261〕。韩式朋《开拓视野，深入探求：李白诗歌艺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62〕认为，20世纪以来学界对李白家世行迹的考察、诗文的系年，乃至篇什具体问题的研讨，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对李诗艺术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有质的变化和发展，诸多专著和专论都涉及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的新特征，也探讨了李诗艺术渊源、影响。但要想在李诗歌艺术研究中实现新的突破，必须进一步结合李白的诗歌主张、更广泛地发掘李白诗歌创作对前代遗产多方面的继续，并从李白诗歌对中国古典浪漫主义诗论的形成以及由诗画相融，进而探寻李诗对中国画的启示，才能对李诗的审美价值有更新的熟悉。相关论文还有邵京起《李白诗歌修辞艺术论》〔263〕、李洲良《李白诗歌的美学特征》〔264〕、李克和《李白〈宣州谢I楼饯别校书叔云〉诗题争议的由来：兼论其诗的艺术风貌》〔265〕、陆启中《论李白诗歌创作中的艺术想象之方式》〔266〕。莫砺锋《论李杜对二谢山水诗的因革》比较李杜对二谢山水诗因革的同与异：李因多革少，杜因少革多；李白山水诗大部分与大谢异趣，杜则对大谢深有会心；就描写山水角度而言，杜之写实手法难度更大。相关论文还有谢宇衡《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衍述》〔267〕、薛天纬《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关于李白情系谢I的解说》〔268〕、芮晓湘《浅谈李白对屈原浪漫主义的继续发展》〔269〕。4.文化背景分析和生平、作品考辩。葛景春《李白与唐代儒学》〔270〕分为四部分：一，唐代儒学的振兴；二，李白所受的传统儒家教育及功名思想；三，李白的人生处事思想：功成身退；四，李白与孔子。文章认为，在政治观方面，儒家占主导：在诗歌审美观方面，儒道结合；在人生哲学方面，三教融合。从总的倾向看，儒家的理想主义、道家的自由主义是李白思想的主干，同时博收广取释家的空灵、神仙的飘逸、纵横家的胆识、兵家的机智、游侠的侠义，其发展趋势与唐代儒学是一致的。相关论文还有康震《李白儒家文化人格探索》〔271〕、蒋志《李白与巴蜀文化》〔272〕、李洲良《盛唐时代与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273〕等。有关生平和作品考辨的论文有葛景春《李白初入京洛考》〔274〕、许嘉甫、许玮《李白三下渝州考系》》〔275〕、《李白三游苍梧考异》〔276〕和《李白三入楚州征实》〔277〕、阎琦《李白三至越中考索》〔278〕、李家烈《李白的家世与生籍考辨（上）》〔279〕、蒋志《再谈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280〕、何林天《李白诗辨伪》〔281〕、启功《太白仙诗辨伪》〔282〕、张一民、王彩琴《李白〈静夜思〉作年及作地新考》〔283〕、安旗《李诗别笺》〔284〕等。杜甫研究的书籍有侯孝琼《少陵律法通论》〔285〕、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286〕、李殿元、李绍先《杜甫悬案揭密》〔287〕及《杜甫研究论集》〔288〕。侯著分炼字、琢句、章法、技巧、韵律五篇，逐一以杜律为例，在征引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己见。傅著以35万字篇幅全面具体地论述杜甫卒葬的问题，分为研究和考证两编，对杜甫卒葬的诸家之说及有关资料详加考辨，尤其对所谓戎昱《耒阳溪夜行》、韩愈《题杜子美坟》、李观《杜拾遗补传》等关键资料作出考证，其结论是：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夏卒于耒阳，初葬耒阳，旋殡岳阳，终葬偃师。杜甫研究的论文两年间大约发表了170余篇。1.生平。廖仲安《伟大诗人杜甫》〔289〕分读书漫游、固守长安、从陷贼脱险到为官和弃官、客蜀郡、居梓州、移居夔州、漂泊两湖等七个时期介绍杜甫之生平。邝健行《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290〕认为，洛阳福唐观举行的是河南府府试。其《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察论析和推断》〔291〕又列出12条材料、28家说法后，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一，杜甫在开元二十三年或稍前回到故乡巩县，参加过县试，又到洛阳参加了府试，二，开元二十三年十月或稍前入长安。三，开元二十四年正、二月间在长安，参加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主持的进士考试，落第。四，赴长安应试时得京兆府尹李适之的照拂。其《杜甫府试下第试说》〔292〕则又推断，杜甫可能在府试中落败。其它论文还有乔长阜《杜甫〈望岳〉等写作时间新探》〔293〕、《杜甫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294〕、《杜甫再游齐鲁和西归长安考辨》〔295〕和《杜甫二入长安时期的几个问题：兼辨杜甫应进士试中的两个问题》〔296〕、陶瑞芝《杜甫和高适、李白同游宋中在何时：兼与乔长阜同志商榷》〔297〕、李全民《杜甫蓬溪之行初探》〔298〕、毛明文《杜甫阆州行踪及创作》〔299〕、文正义《杜甫湘行踪迹及其死葬考》〔300〕、王辉斌《建国以来杜甫生平研究综述》〔301〕等。2.思想。丁启阵《生命的悲歌：论杜甫诗中有关生命的悲剧主题》〔302〕和赵海菱《杜甫人格生命论》〔303〕，一个从杜甫生命题材的诗歌入手，探讨其悲剧主题的深刻性、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一个分仁者之心、名士之韵、诗人之魂三方面论析杜甫的人格生命，均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杜甫诗歌中体现出的深刻的思想性的理解。邓魁英《杜甫的穷儒意识与诗歌创作》〔304〕在界定穷儒和穷儒意识的基础上，探讨穷儒意识对杜甫各时期思想和创作的影响。陈昌渠《刘向传经心事违：解读杜甫的政治情结》〔305〕通过对史实的梳理，联系杜诗及各家注释，指出刘向传经、杜甫苦吟都是有志报国者违心的选择。其它论文还有张金同《杜甫人生悲剧的特定时代蕴涵》〔306〕、秦彦士、庾光蓉《杜甫与禅宗》〔307〕、李豫川《杜甫与禅》〔308〕等。3.诗艺。韩成武《以空阔显孤微：杜诗艺谈》〔309〕分析杜诗以空阔显孤傲的诗法技巧，指出，这是杜甫“主观与客观的大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大冲突”在诗中的反映。李洲良《杜甫诗歌的美学特征》〔310〕论析杜诗雄阔苍劲之美、厚重沉实之美、细腻传神之美、跌宕回旋之美和老成凝练之美。蒋长栋《试论杜甫的“比兴体制”》〔311〕从文学史角度，论述杜甫“比兴体制”中体现出的创作思想、艺术手法的改变，以及在诗史上的影响和意义。刘焕阳《语峻体健、语反意宽：杜甫诗歌中的倒装手法》〔312〕、张铁明《杜诗的铸句艺术》〕〔313〕、刘明华《完善与破弃：对杜甫“拗体”的思考》〔314〕、夏晓虹《杜甫联章诗的结构方式》〔315〕、管遗瑞《浅谈杜诗结构的顿挫美》〔316〕、房日晰《略论杜诗的细节描写》〔317〕、陈开勇《杜甫的艺术追求：情感与表述――对喜剧性自然意象双重艺术内涵的考察》〔318〕亦分别从某一角度探讨杜诗诗艺，各有创获。4.诗体。葛晓音《论杜甫的新题乐府》〔319〕和马承五《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320〕研究对象相同，前者在其《新乐府的缘起与界定》一文基础上，探讨杜甫写作新题乐府的自觉意识和独创性，指出由杜甫开始的“歌”与“行”分工和效法汉魏乐府古题，表明了他写作新题“行”诗的自觉性，而独创性则表现在：一，以高度概括的场景描写展现广阔的社会背景；二，将汉乐府叙事在时空上的单一性变为多面性；三，运用古乐府的神理创造千变万化的表现手法。后文则认为，杜甫新题乐府既与汉乐府有承续性，又有拓展性，表现在：一，新题乐府的界定与内核；二，传统体范的变革与展拓；三，即事名篇的方式与类型。相关论文还有林继中《杜律：生命的形式》〔321〕、韩晓光《杜甫律诗对仗的语式变异》〔322〕和《试论杜甫律诗中的虚词运用》〔323〕、周茂东《论杜甫绝句思想内容的拓新》〔324〕、蒲惠民《论杜甫绝句的创新》〔325〕等。5.题材。刘艺《杜甫边塞诗新探》〔326〕《情圣杜甫：再读杜甫的边塞诗》〔327〕和《杜甫边塞诗之儒家思想评议》〔328〕、曾明《杜甫山水诗中的人文主义精神》〔329〕、刘文刚《文章有神交有道：试论杜甫的交游诗》〔330〕、聂大受《杜甫秦州咏物诗的个性化特色》〔311〕和《试论杜甫“秦州咏物诗”的艺术创新》〔332〕、张英《杜甫题画诗管窥》〔333〕、周理《杜甫题画诗的法与意》〔324〕等，均有程度不同之创获。由于1996年9月召开的杜甫陇右诗学术讨论会，发表了不少有关文章，以张忠纲《陇右艰难诗兴多》〔335〕较具代表性。6.其它。胡可先《杜诗史料学论纲》〔336〕从历代唐诗选本对杜诗的取舍、传记的撰写和年谱的编撰、杜诗资料的辑录、类书的收录、杜诗伪书五个方面，论述了杜诗史料学的概况。相关论文还有廖仲安《杜诗学》〔337〕、马承五《诗圣、诗史、集大成：杜诗批评学中之誉称述评》〔338〕、周兴陆《诗“圣”、诗“经”、诗“史”：宋代杜诗研究的基本模式》〔339〕、赵晓兰《四库馆臣与杜诗学》〔340〕。而有关杜诗作品的重要的研究文章则有蒋寅《〈杜诗详注〉与唐诗之注释》〔341〕、邓小军《杜诗笺证四则》〔342〕、丘良任《杜诗考索》〔343〕等。其它有关盛唐诗人的研究文章还有马燕《试论禅思与孟浩然诗歌意境》〔344〕、肖兰英《孟浩然终生未仕的个人原因初探》〔345〕、张伟《浅论孟浩然诗歌情与景的辩证关系》〔346〕、马现诚《试论王昌龄诗歌的禅境》〔347〕、杨伟中《委婉情真剖心迹：浅论王昌龄七绝送别诗》〔348〕、毕士奎《倾注血泪写宫怨：王昌龄宫怨诗简论》〔349〕、杨光祖《从王昌龄西北边塞诗看“盛唐之音”》〔350〕、梅圭《李颀诗歌成就辨析》〔351〕、石经建《浅论李颀的音乐诗》〔352〕、李迎春《试论李颀诗歌的艺术风格》〔35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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