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李嘉诚为何逃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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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李嘉诚为何逃离香港
揭秘李嘉诚为何逃离香港：现在备受质疑 港人骂其奸商
作者：陈新焱 徐庭芳&
香港再不是“李家城”
李嘉诚曾是一代“香港梦”的代表，但现在却备受质疑。图为他的蜡像。 （CFP/图）
在香港的腾飞期，李嘉诚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庞大商业帝国，成为凭借自己的奋斗实现“香港梦”的典型代表，深受敬仰。但随着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掌控着港岛经济命脉并且深深影响公共政策的财团广受抨击，李嘉诚首当其冲。
李嘉诚们与香港，曾经互相成就，现在却开始彼此折磨。更糟糕的是，就在这个多年被称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地方，这种折磨，还看不到尽头。
华人首富的一举一动，万众瞩目。更何况，最近一两个月来，85岁的李嘉诚罕见地动作频频，不仅事涉数百亿资产跨洋变动，而且关系到是否要撤离其发家与繁荣之地：香港。
1940年从广东潮州逃难到香港的李嘉诚，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旗下公司市值约1万亿港元的商业王国。爱他的人，视其为“超人”；而讨厌他的人，则将他称为“奸商”、“吸血鬼”、“万恶的资本家”。
他曾经坚称“爱国、爱港，永不迁册”（香港人将公司迁移注册地简称为“迁册”），但2013年7月底，李旗下发布公告出售百佳超市——百佳陪伴了香港人40年，是他们最为熟悉的超市。不过，10月18日，和黄再次公告暂停出售。
10月9日，李嘉诚旗下的已将香港嘉湖银座商场，以58.5亿港元的总价整体出售；国庆长假前，李旗下的另一家上市公司宣布，拆售旗下的香港电灯有限公司；在内地，他以60亿元的底价叫卖其在上海开发的首个写字楼项目“东方汇经OFC”，同时宣布抛售位于广州的西城都荟广场。
故事的另一面，则是李家在欧洲的频频收购：
从2000年至今，李家父子布局“购买英国”——他们已经或者即将控制英国天然气近三成的市场，约四分之一的电力分销市场，以及约5%的供水市场。此外，港口、机场与市场业务也在李氏收购范围之内。
在欧洲大陆上，李嘉诚还分别以13亿和97亿港元的巨额出资，拿下了奥地利3G通讯业务，以及荷兰最大废物转化能源公司AVR35%的股权。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以来，长和系总共在香港和中国内地以外完成了11笔收购，涉及金额约1868亿港元。这其中，欧洲地区占比高达96.75%。
根据李家旗下主要平台和记黄埔2010年中报，公司息税前利润中来自香港的部分占到了36%，总额高达65.5亿港元；到2013年中报，香港资产贡献的利润却只占其中的17%，总额下降到49.8亿元。
一买一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代“香港梦”的代表，李嘉诚曾是万人敬仰的偶像。
李嘉诚12岁跟随父亲逃避战乱，来到香港。此后，他打过工，跑过堂，靠塑胶花生意发家，打造了一个市值约1万亿港元、分支机构遍布53个国家、关联公司超过90家、拥有逾23万雇员的巨型商业王国。
“那个年代，香港是来者不拒——李嘉诚、包玉刚等，就是在这时候来的香港。”中原地产创始人施永青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施祖籍宁波，3岁时来到香港，现在是地产界领袖之一。二战后的这些新移民，支撑起了香港经济的腾飞。
这一代企业家与香港之间，互相成就了彼此。也正因如此，他们与香港之间的感情异常深厚。
就在2012年8月的中期业绩会上，李嘉诚还表白说：“我对这片土地有特别的感情，自己身为中国人，永远都是中国人。我绝对不会从香港撤资，我说话很少那么坚定。”
但仅仅一年之后，李就开始售卖香港资产。是什么原因，使他出现了180度的大拐弯？
2013年初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罢工事件，被普遍认为是一根导火索。据港媒报道，3月28日，一批葵涌货柜码头外判商工人（非正式工人），不满工资15年来有减无增，发起罢工，前后历时40天，成为香港二战后最长的一次工人运动。
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私营货柜码头，隶属和记黄埔港口集团，码头工人大多受雇于外判商——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嘉诚并不是工人们的直接雇佣方，也非谈判对象。然而，工人们却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他。他们在位于中环的长实总部门前拉起横幅：“全球华人首富，剥削工人致富”；“养起李，养不起家”。并将李嘉诚的大头像画成青面獠牙的“吸血鬼”模样，五一劳动节时，甚至在门前举行为李嘉诚“招魂”的仪式。
不仅如此，罢工工人们还前往李嘉诚位于深水湾的私人住所示威。并且发起“罢买行动”，在李嘉诚旗下商铺“屈臣氏”、“丰泽”、“百佳”等门前堵塞行人，呼吁市民罢买长和系的所有商品。更有学生志愿者越过保安人员，进入长江中心7楼举行董事会的会议室。
长江中心自此之后封闭底层通道，只剩一个狭窄的通道作为入口。这种情形，至今依然没变——日，南方周末记者在长实集团门前看到，每个门口都有两个保安把守，需要亮牌才能进出。
“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施永青说，他也经常参加各种游行示威，但大家都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表达诉求，而这一次，工人们似乎有些“过”了，“争取权益可以，但不能搞人身攻击”。
而李嘉诚的副手霍建宁更是对媒体直指，这是“‘文革’的搞法”。
外界很难知晓这一事件对李嘉诚的真正影响，只能看到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他一改20年来的习惯，罕见地缺席了2013年的中期业绩会。
过去，李嘉诚在集团发布中期业绩和全年业绩，以及周年股东会时，都会见传媒。《信报》的一位财经编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全港大事，其盛况甚至超过新特首就职。记者会召开前几天，媒体就需向集团的公关预约，凭预约获得媒体标志贴，才能有资格去电梯口排队。
往年发布会上，真正涉及长和系公司的问题其实凤毛麟角，大多数都是询问李嘉诚对香港各种事情的看法，比如楼价会不会涨，比如该不该修第三条机场跑道。这种感觉，就好像迷茫的人们求万能的神明指点明路。以至于港人都戏称，其一年三次的记者会就犹如一年三次的“港情咨文”。
然而，李嘉诚2013年却缺席了这一盛会。
直至9月17日，李嘉诚突然出现在一个传媒饭局上。据香港《明报》报道，该饭局原本是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邀约的传媒午宴，临近结束时临时加座，打着蓝色领带的李嘉诚现身，满脸笑容，和媒体聊了一个多小时，“无所不可问，无所不可谈”。
但在这次聊天中，在座媒体人却感受到，李超人对香港现状处处表现出悲观。
谈到香港当下正热的“占领中环”运动时，李嘉诚大摇其头，称这只会伤害香港经济，激化社会情绪，他以“好靓的玻璃”比喻香港，“看着好靓，但不小心打烂它也好容易”。
对于撤资传闻，他依然回应说不会迁册，不过，这次又加了半句：“但生意规模大小会随香港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况而作出决定，股东的利益，我也要负起绝对的责任。”
据《明报》报道，不知是否出于有意，临走拍照时，李嘉诚还展示了一双黑色的笔，上面刻着：“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出自《管子·乘马》的这句话，前总理温家宝曾在2005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和农业界联组会上引用过。
<font face="楷体, 楷体_gb年4月，香港码头工人举行抗议示威，李嘉诚的画像被涂成魔鬼的模样。 （CFP/图）
“李家城”的焦虑
早在多年以前，李嘉诚就曾婉转表示：若是香港人真的不喜欢他在香港投资，他可以把资金投到别的地方。
尽管那次后他立即表示十分爱港，不会撤资，但在过往多年中，他曾经多次重新调整投资重心。但不管如何调整，香港始终是李家的重地。李嘉诚从塑胶花发家，随后涉足地产，并不断扩张到金融等各行各业。
如今，香港人的生活已经与李超人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卖家电的丰泽电器属于他，药房屈臣氏属于他，把营业厅开在街头的“3”品牌运营商属于他，卖百货的超市百佳属于他。如果住在香港岛和南丫岛，你用的电也属于他，房子也很可能是他开发的——多年来，香港一直流传着一组数字，说李家旗下公司开发了香港1/7的住宅单位。
“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一名小学生曾在作文中如此戏称。2010年，一个叫庞一鸣的香港青年，决心要对抗一下这种局面，他租住破旧的老房子，骑自行车出门，去街角士多店买东西。可是，最后他发现，总不能不用电灯和电话，甚至连常喝的屈臣氏矿泉水也属于李家。
如此高度垄断，渐渐引起香港人反感。
“我不喜欢他。”在位于中环的一个金店里，80后店员阿铿直言不讳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理由很简单，干什么都没得选，“你知道这种感觉多难受吗？”
在这种反感背后，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的变化。
在香港，一方面是以李嘉诚为首的各大家族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却是惊人的贫穷。2012年，香港反映贫富差距的实际基尼系数高达0.537，创40年来新高。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中非共和国。很难想象，这个亚洲最发达的经济体内，还有10万人只能住在用铁丝网扎成的“笼屋”。
在一些香港人看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腾飞期已经远去了。那时大家差得不远，社会像一颗大橄榄。只要卖力工作，总能回报丰盛。而现在，随着工业北上，政府对金融房产的大力扶植，底层人越来越像干巴巴的咸鱼，受畸高的房价倾轧——香港是零售商铺租金全球排名第二高的城市；居住成本第三高的亚洲城市；置业成本第四高的国际都市。
要命的是，港人不但在感受着香港社会内部的落差，还得接受外部落差。
2003年，香港与内地签署CEPA协议，放开“自由行”。此后，每年四倍于香港人口的内地游客便蜂拥而至。曾经，他们是香港人眼中的“阿灿”、表叔，但是现在，他们是出手阔绰的“土豪”，买LV和黄金，就如同买白菜。
2013年，号称要“复制一个香港”的上海自由贸易区挂牌，也让港人迫切感受到压力。过去的几周里，香港政商各界都在讨论这一话题。“上海的3年时间表，就是香港的deadline，还剩下3年时间去改善提升”，有业界专家在一次研讨会上如此结论。
这让很多港人大受刺激。港陆落差、生存空间拥挤、公共服务滞后……最后被简化为对外来人群的敌意，比如排斥内地人、排斥菲律宾人。这在香港这个历史悠久的多元化社会中，极为罕见。
“别看香港这十年来经济好像一直在发展，其实是在倒退。”施永青说，“这种倒退，既有地位上，也有观念上的。”
焦虑和失落的情绪弥漫在港岛的每一个角落，港人试图寻找症结所在。
2010年，一本名为《地产霸权》的书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依据这本书的论述，现时的香港社会，基本被六大家族——长和系的李嘉诚家族、新鸿基的郭氏家族、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家族、的郑裕彤家族以及九龙仓的包氏和吴氏家族（现任主席为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和中电集团的嘉道理家族所操纵。在香港经济起飞的时候，他们依靠自身的聪明和冒险精神，抓住机会垄断了香港的地产市场。
作者潘慧娴曾经担任集团创办人郭得胜的私人助手长达八年，其后加入了另一个大发展商。其依托公开的经济数据和自己的切身经历，将十几年来港人熟悉的大小事件串联在一起，描绘了一幅触目惊心的超级寡头垄断经济命脉的景象。香港民众似乎在一夜之间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地产霸权”四个字成为了高频词汇，屡屡被民众引用。
而作为六大家族之首的李氏家族，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许多港人坚信，香港社会的“沦陷”，作为既得利益者，李嘉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李氏力场”
垄断，成为火力最集中的一个靶子。
以超市为例，全球许多国际品牌如家乐福、沃尔玛，独独放弃香港，原因无他，香港市场早已被两家巨头——李嘉诚的百佳和香港置地旗下惠康超市所垄断。据研究机构Euromonitor的资料，截至2012年，百佳和惠康共占本港超市73%市场份额，其中百佳市占率33.1%。
这两家连锁超市能成为龙头，天时地利便是与从事地产的母公司关系密切——这两家超市都开在“兄弟”公司物业中。
因此，这些连锁超市不但在空间上垄断黄金铺位，而且对新进入者设置门槛，就连实力不差的老手也很难斗得过那些超级财团。
反垄断，成为港人的普遍要求。但香港在这方面却动作迟缓，成为少数在这一问题上落后于国际惯例的经济体系。
早在1993年的殖民地时代，香港立法局就已经开始讨论这一公平竞争政策，但直至2008年，政府才终于发表竞争立法建议的咨询文件。直2012年6月，才通过《竞争条例》，这一进程，落后于许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也落后于内地。
不少香港人认为，这是因为随着卖地收入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原本应该中立的政府，变得分外倾向商界。而这些大财团，也依仗着自身财力，对公共政策的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
持这种看法的港人并非没有依据，比如长期以来，政府不愿主动监管一手楼销售。直至今日，香港地产商在卖楼过程中仍只需进行“自我规管”。
另一个让香港底层民众大为不满的现象是，多家工会长期努力争取最低工资立法，但进展缓慢。最低工资的规定已在其他华人地区实行多年，中国内地也于2003年底通过《最低工资规定》。但直至2010年11月，香港立法会才通过最低工资立法，确定香港的最低时薪为28港元，两年后，因民众不满才又调至30港元。
而对于与最低工资配合的标准工时，港府也迟迟没有讨论。如此种种，让许多港人认为香港财团们绑架了政府，间接或者直接干预了不利于既得利益集团政策的出台。
《地产霸权》一书中引述《南华早报》在2010年3月的一篇文章指出，六大地产商的董事，在政府各个法定咨询组织里担任总共54个职位，比1998年时的16个有大幅上升，也就是说，地产商在政府法定机构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一些丑闻，加剧了公众的猜疑。例如，前地政署署长梁展文曾参与政府和某大地产商补地价的谈判，退休后又加入该地产集团接受高薪厚职，因此数次被立法会传唤解释此事。虽然最终梁展文放弃了这份职务，但坊间的诸多怀疑并未消散。
事涉李嘉诚的一桩丑闻，则让民众对官商之间的利益纠葛充满疑虑。1999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就把如今称作数码港的一块珍贵地皮批给李泽楷的[0.29%]，当时承诺用这块地皮发展高科技产业，但最终它却变成了一片昂贵的海景。
“最近十多年来，香港社会对富豪的看法有很大变化。十几年前坐出租车和司机讲起李嘉诚，十个有九个会竖起大拇指，称他做‘李超人’；今天要是坐出租车和司机讨论‘诚哥’近日的事迹，我保证十个里头有十个会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骂‘官商勾结’，甚至叫他为‘奸商’。”在《地产霸权》一书的导读中，梁文道如此写道。
在香港，甚至流传着一个“李氏力场”的恶搞说法——香港市民虚构说，李嘉诚设立能阻挡热带气旋吹袭香港的力场，保护香港不受台风正面吹袭，即使有台风袭港，都只会在周末或朝九晚五以外时段出现。
因为按照港府有关规定，如果天文台挂出8号风球，所有打工仔是不用上班的，但如果取下，则要在两小时内到公司报到。可是，自2004年以来，市民发现，许多台风袭港，都“过门而不入”，或者挂的风球并不相称。
天文台隶属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因此一些港人认为其偏重商界，罔顾香港市民安全。他们遂将怒火发在全港最大的老板李嘉诚身上，因而得出此恶搞名称。甚至有网民制作出Flash游戏——只要开启“李氏力场”，便能弹走台风，以防止恒生指数下跌。无线电视剧集《冲上云霄II》中，张智霖饰演的飞机师有一句台词广为流传，调侃的正是“李氏力场”——“你不知道香港有堵墙保护吗？”
政府正在越来越强势
不过，2012年后，这堵保护墙似乎开始失灵。
这一年3月，依照基本法，香港换届，梁振英当选。
而李嘉诚支持的却是梁的对手、同为建制派（爱国爱党）的唐英年。特首选举期间，李嘉诚公开表示，不熟悉梁振英，“就像做生意一样，不会支持不熟悉的人”。选举当日，即便明知梁振英已胜算在握，李仍然将票投向了唐英年。
一位熟悉当地政治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唐英年是标准的世家子弟，而梁振英则算是平民出身，其父是一名警员。两人迥异的背景，使得他们背后的支持者完全不同。
梁当选后，在2012年5月的长和系股东大会后会见传媒时，李嘉诚指梁振英最重要是思考如何服务港人，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捍卫核心价值；他强调，核心价值包括法治和自由，一定要遵守基本法。对于土地政策，李嘉诚称，如果推倒楼价，并不符合港人利益，认为土地政策要得体、有心，顾及整体港人愿望。
然而，话音刚落，2013年2月，梁振英便推出了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政策：非港人购入工商和住宅物业，需要缴纳15%的额外印花税和双倍印花税。港媒将此称为“双辣招”。
梁振英数十年的好友，在香港特首选举中倾力支持他的香港[-0.19%]主席陈启宗，在一个研讨会上扬言，梁振英上台后，香港将会变得更平等，而大地产商今后再不能吃“大茶饭”了（香港人形容一本万利的大生意叫做“大茶饭”）。
陈启宗的恒隆地产，在香港地产界排名前三，但却是同业中的异类，至今已经连续10年没有在香港买地开发，而是隔一段时间便看市场走势，小批出售此前开发的豪宅。
陈的言论，一度在香港引发轩然大波。梁振英的楼市辣招，被认为是向香港地产业界富豪开刀，因为香港几大富豪都是靠地产起家。
辣招出台后，香港楼市进入冰封状态。施永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半年内，中原地产在港的住宅市场交易量跌了将近一半，而他旗下的另一个地产中介公司，利嘉阁，则陷入了亏损边缘。
李嘉诚同样成为受害者，2013年2月，为规避买家印花税及额外印花税，长实将位于葵涌的雍澄轩酒店房间分拆出售，引来港府调查，最终已经售罄的项目被迫取消，长实为此损失惨重，不但要退还投资者资金，还要支付利息，并赔偿每个买家律师费等共1万港元。
然而，梁振英的举措还不止于楼市，在其他领域也频繁出手，比如关闭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大门、发布奶粉令，以及仿效内地的住房限购令，实行“港人港地”——届时兴建的住宅首次出售及其后30年的转售对象，都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
“香港政府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势。”施永青说。
香港曾连续18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将其誉为“自由经济制度的堡垒”。但在2006年，他去世前一个月，却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香港模式的夭折》。事情的缘起，是时任香港特首的曾荫权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香港政府将不再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这一政策由曾在仕途上的第一个贵人、香港前财政司司长夏鼎基提出，曾被写入香港中学教科书。
但在高楼价、高失业率、贫富差别加大的香港社会，不少港人认为，当香港逐渐为大地产商的跨行业垄断付出沉重代价时，港府却以此逃避责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全面改革”口号的梁振英当选。而他上台后，也正在力图改变这一状况。
2012年10月，梁振英出席立法会首次大会时就曾公开表示，市场不是万能的，失效例子很多，“本港过去积极不干预政策含糊不清，亦有矛盾的概念，大市场小政府不能满足需求”。
从重商到仇商
“这很危险。”施永青说。这是香港当前的另一派批评之声，认为港府是在迎合近两年来持续发酵的民粹情绪。
李嘉诚的举动，正是发生在香港变化的背景之中。
“我很理解李嘉诚为什么要这么做。”施永青说。他自称与李嘉诚并无交情，但作为同是商场中人，他很理解。
据港媒报道，施永青从2012年开始，就抛售了至少7项物业，套现逾5亿港元。和李嘉诚一样，他对香港楼市并不看好。在专栏文章中，他甚至预言，2013年下半年香港楼市将会跌去两成。
10月15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施再次强调这一观点，他说，如果不是太太劝说，他可能还会抛售更多物业。
对香港的未来，这位地产界的风云人物疑虑重重。“现时香港每天都在吵架，什么问题，都开始泛政治化。”施永青说，香港现在有一股左翼思潮，只强调劳动的功能，否定投资的作用，甚至将投资邪恶化，“商人投入资金建设社会仿佛还要做罪人”。
他慨叹香港已从“重商”转变为“仇商”，“我们的意见领袖，简单地把社会问题用阶级矛盾的方式去解决，把矛头引向社会的富裕阶层，这是个非常坏的苗头。”
在香港，现在已经有舆论提出向富人征收累进税。在更早之前，多个社会团体甚至呼吁港府专门设立一个“李嘉诚税”。
坊间传言，李嘉诚对自己的形象在工潮中被丑化感到非常痛心。施永青认为，此言非虚，“人终归是有感情的，特别是像李嘉诚那么在乎名誉的人”。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宏泰对此也颇为赞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嘉诚作为华人首富，金钱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赢了很多钱，却输了尊敬，一定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在他看来，李嘉诚不可能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和评价，“我相信，晚上宁静下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想一想这个问题——毕竟，他已经85岁了。”
李嘉诚发家史
李嘉诚出生于潮州的书香世家。1940年，他12岁，跟随父母离开被日军占领的潮州，投奔在香港的舅舅。三年之后，父亲去世，李嘉诚辍学打工，后来在一家生产塑胶裤带的工厂做到业务经理。
1950年，22岁的他决定自立门户，在港岛东北角的筲箕湾租下一间破旧的厂房和几台欧美厂商淘汰下来的旧机器，挂上“长江塑胶厂”的木牌。
长江塑胶厂主要生产塑胶玩具和塑胶日用品，大部分按照代理经销商的订单设计改型。这样的工厂，在香港彼时已有三百多家。
做了七年后，他渴望有所突破。一日深夜，他从杂志上得知意大利一家公司开发出利用塑胶原料制成的塑胶花。意识到商机的李嘉诚马上飞去意大利考察，回港率先推出这一产品，由此成为香港的“塑胶花大王”。
次年，李嘉诚涉足地产，此后便一发不可收，不断扩展。1970年代，他从汇丰银行手中买下英资第二大洋行和记黄埔，成为第一个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1986年，他首次登上香港首席财阀宝座，两年后，又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华人首富，并且一当就是六年。
到现在，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李嘉诚打造了一个市值约1万亿港元的巨型商业王国。
（南方周末记者陈新焱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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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和目录行政性总结业描述市场分析竞争分析产品和服务财务计划&附录11 范文模板12 案例价值编辑商业计划书的价值在于对决策的影响，就这点来说，商业计划书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记得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在讲到商业计划书的时候，教授问大家：“商业计划书有多大的价值？”我回答说：“几千美元到上万美元。”教授摇摇头说：“不对，差远了。商业计 划书的价值在于对决策的影响，就这点来说，商业计划书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他举例说明了商业计划书是如何影响决策的。如果一个企业在决策之前不做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那样的决策是缺乏根据的。我在之后的商业计划书咨询和写作中才深深的感到了商业计划书在帮助决策上的重大作用。商业计划书是为了展望商业前景，整合资源，集中精力，修补问题，寻找机会而对企业未来的展望。可惜，现在人们只认为商业计划书是用来申请风险基金。其实商业计划是为了预测企业的成长率并做好未来的行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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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前的石家庄，市区狭小局促，建筑低矮破旧，基础设施落后，“城中村”住房甚至没有上下水和暖气。为尽快改变城市面貌，树立全新的省会城市形象，2008年初，石家庄开始全面启动城市面貌“三年大变样”行动，并强力推进了建市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这三年，整座城市从以拆为先，到拆建结合、以建为主，再到拆建与整治相结合。三年过去了，大拆大建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路越来越宽，楼越来越高，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建筑工地随处可见。大量的在建工地意味着扬尘的成倍增加和对钢铁、水泥、玻璃等各种建筑材料的大量需求。按照石家庄环保局的数据，2012年，市区大气降尘量月平均值高达16.91吨/平方公里。而2013年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排在首位的PM10数字居高不下，也印证了扬尘污染的严重。除了扬尘，汽车的尾气也是近来城市大发展后的一大诟病源。北京市交通委曾出具过一组数字：石家庄机动车增长速度连续几年保持在20%以上，远远超过了北京市机动车限车摇号以前每年13.34%的增长速度。2013年，石家庄市新增机动车月均超过2万辆，基本与北京每月2万辆的摇号配额同步。若非不是雾霾特别严重的日子，石家庄的环保人士郭朝智都会在早上6时30分准时出门，从位于建设大街的家中出发，沿体育大街一路北上，一直骑到了正无公路，然后返回。“汽车尾气绝对也是雾霾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石家庄城市交通拥堵，人口增长得也快、能源消耗加剧、环境恶化，这都是这些年大发展带来的城市病。”郭朝智说。他的解决方案是，推广自行车绿色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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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计划书帮助企业家或创业者勾画事业蓝图，安排公司运作，进行融资。对于开始建立新企业的企业家来说，商业计划有四个基本目标：确定企业机遇的性质和内容；说明企业家计划利用这一机遇进行发展所要采取的方法；确定最有可能决定企业是否成功的因素；确定筹集资金的工具。商业计划书可以看作是企业家的游戏计划。它把促使企业家致力于创建企业的理想和希望都具体化了。我们最多见的商业计划书是制订新企业的企业经营计划。在这些商业计划书里，企业家对预建企业最初 3-5 年内的销售、经营和财务方面作出计划。然而，商业计划书也可用于阐述一个已经存在的企业的重大扩张，比如已有一家小企业的企业家可能计划增加生产线或开辟分公司；作为企业家创建新企业的蓝图，商业计划在本质上是一座沟通理想与现实的桥梁。最初没有在脑海里看到预期的最终结果，企业家是不可能看到企业成为物质实体的 。商业计划书首先把计划中的创业或经营活动推销给了企业家自己。在做一份商业计划书的同时，企业家心目中会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对创业者来说，他可以从仅有的创意发展为充分认识到将创意转成实际创业的市场机会。对已有了一定基础想进一步扩大规模的企业家来说，他可以通过商业计划书看到推动企业飞速发展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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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有五项主要任务：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进一步促进机会公平；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更好地引导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改革招生录取机制，规范考试加分、自主招生，改进录取方式，拓宽多种形式学习通道；改革监督管理机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在少数省（市）开展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东部高校为中西部学子留专门名额，部属高校严控属地招生比例问：如何缩小区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答：自2007年以来，国家采取多项措施努力缩小区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2013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率为76％，低省份录取率达到70％，两者的差距由2007年的17个百分点缩小至6个百分点。这次改革将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在东部地区高校安排专门招生名额面向中西部地区招生，同时部属高校要严格控制属地招生比例。力争到2017年，录取率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至4个百分点以内。重点高校定向招收“贫困生”，不再让“寒门难出贵子”问：如何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机会？答：由于城乡基础教育水平存在差距等多种因素，农村学生考上重点高校的比例相对较低。今后将继续实施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由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这项计划2012年开始实施，当年安排1万名，2013年扩大到3万名，2014年扩大到5万名，覆盖22个省（区、市）的832个贫困县。部属高校、省属重点高校还要安排一定比例名额，专门招收边远、贫困、民族地区优秀农村学生。力争到2017年使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进入重点高校人数明显增加，并形成保障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一年两考，覆盖所有科目避免偏科问：为什么要推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答：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检验学生学习程度、避免严重偏科的一项制度设计，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依据。今后学业水平考试范围覆盖国家规定的所有学习科目，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国家课程标准和考试要求统一组织实施。各地要合理安排课程进度和考试时间，创造条件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同一科目参加两次考试的机会。2014年，教育部将出台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指导意见。建立学生综合素质档案，综合素质评价程序公开防“注水”问：如何确保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规范有序、真实可信？答：这次改革的重点是更好地规范评价的内容、程序，确保内容客观真实、程序公开公正。一是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注重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主要包括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长、社会实践等内容。二是严格程序，强化监督，确保公开透明，保证内容真实准确。三是各省（区、市）制定综合素质评价基本要求，学校组织实施。2014年，教育部将出台规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指导意见。高职院校相对分开招生，“文化素质＋职业技能”问：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如何进行？答：根据改革方案，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将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中职学校毕业生报考高职院校，参加文化基础与职业技能相结合的测试；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高职院校，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文化素质成绩使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学生也可参加统一高考进入高职院校。2015年通过分类考试录取的学生占高职院校招生总数的一半左右，2017年成为主渠道。加分项目大幅“瘦身”，取消特长生加分问：对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有何举措？答：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实行考试加分政策，一类是补偿性的，一类是鼓励性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加分项目过多、分值过大特别是资格造假等问题。这次改革主要采取3项措施。一是大幅减少、严格控制考试加分项目，2015年起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确有必要保留的加分项目，应合理设置加分分值。二是地方性高考加分项目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教育部备案，原则上只适用于本省（区、市）所属高校在本省（区、市）招生。三是加强考生加分资格审核，严格认定程序，做好公开公示，强化监督管理。2014年底，教育部将出台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自主招生严控规模，安排在高考后进行问：如何进一步完善高校自主招生？答：2003年国家启动自主招生试点，目前试点高校共90所，招生人数约占试点高校招生总数的5％，2013年选拔录取了2.5万人。这次改革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的措施。一是申请学生要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达到相应要求，接受报考高校的考核。二是试点高校合理确定考核内容，不得采用联考方式或组织专门培训。三是规范并公开自主招生办法、考核程序和录取结果。四是严格控制自主招生规模。五是从2015年起推行自主招生安排在全国统一高考后进行。成绩公布后填报志愿，逐步取消录取批次问：高校招生录取方式将有哪些变化？答：高校招生录取方式的变化主要有：一、将涉及考试招生的相关事项在招生章程中详细列明并提前向社会公布；二、在制定学校招生计划、确定招生政策和规则、决定招生重大事项等方面充分发挥招生委员会作用；三、可通过聘请社会监督员巡视学校测试、录取现场等方式，对招生工作实施第三方监督；四、建立考试录取申诉机制，及时回应处理各种问题；五、建立招生问责制，2015年起由校长签发录取通知书，对录取结果负责；六、推行高考成绩公布后填报志愿方式；七、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2015年起在有条件的省份开展录取批次改革试点。八、改进投档录取模式，推进并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增加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考试招生全程接受监督，加大违规查处力度问：如何加强考试招生的监督管理？答：主要采取3项措施：一是加大招生工作的信息公开力度，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及时公开招生政策、招生计划、考生资格、录取程序、录取结果、咨询及申诉渠道、重大事件违规处理结果等信息，全程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加强制度保障，强化教育考试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健全诚信制度和教育考试招生法律法规。三是加大违规查处力度，对考试招生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公开一起，严格追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责任。沪浙今年率先试点，着力探索科目设置和录取机制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如何进行？答：高考综合改革重点进行两方面探索：一是改革考试科目设置。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组成。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计入总成绩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二是改革招生录取机制。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2014年，上海市、浙江省两地分别出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从2014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一学生开始实施。试点省（市）的其他在校高中生和没有开展综合改革试点省份的高中生，仍实行现行高考办法。课堂上，老师告诉同学们，“完成第一题到第十题”。可是，真的是所有学生都有必要完成这10道题吗？教学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启发学生、如何更好地课堂互动，一节课的时长究竟是40分钟合适，还是45分钟合适。这些问题，老师们是“凭经验”，还是靠科学分析？如果你对以上问题有思考，那么，你就会对大数据对教育形态的改变持开放的心态。大数据时代悄然来临，过去无法收集与分析的数据都被新的技术手段赋予了可能性。谁能对大数据的挖掘更为深刻，谁就会在行业发展中抢占先机，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就在几天前，慧科教育宣布在原来“开课吧”的基础上正式上线“找座儿吧”，即在原来在线教育平台的基础上，又推出垂直的招聘平台。从学习者职业性向的分析，到适合岗位的推荐，再到个性化设计的课程，经过考核、认证，终推送到匹配的招聘岗位，完成了学习者从学习到求职的一整套完整路径。这样一套同以往学校教育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引发了业内的热议，而这，正是基于对学习者个性化的数据分析完成的。两个同样考90分的考生，能力水平完全一样吗？大数据让教育真正面对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得不承认，对于学生，我们知道得太少。”这是卡耐基·梅隆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句经典的口号，同时也是美国十大教育类年会关注度高的议题。类似的思考在我们国家的教育领域同样存在。“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都是与众不同的，但是我们能针对他们进行真正个性化、差异化的教学吗？”举个简单的例子，两个同样在数学考试中取得90分的考生，他们的能力完全一样吗？根据传统的教学模式，我们会认为，成绩相同的学生，能力大体相仿。但如果借用大数据的分析手段，学生的差异性就会清晰展现。根据对同为两个90分的考生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第一个学生更多的是依靠出色的逻辑思维，而另一名同学逻辑推理能力相对薄弱，是依靠出色的记忆力而获得较好的成绩。因此，大数据能够让我们更全面地看待学生的发展，发现以往考试成绩所反映不了的深层次问题。当然，如果老师能对这一情况及时掌握，就能对两位同学开展不同的教学方式和方向。比如，通常老师布置作业的方式是，“请同学们完成第一题到第十题。”“请同学们在假期读完这10本书”。把同样的书目和同样的题目布置给不同的学生，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无可厚非，但如果新技术已经帮助我们对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和特点都有了充分的了解，就会有针对性地布置作业，进而实现那个绵延2000多年的梦想——因材施教。如A同学做对了第二题，系统马上可以告诉他，他可以跳过第四题和第八题，这是因为，二、四、八三道题目在考查同样的知识点，如果都做则是简单重复。如果B同学做错了第三题，那么系统就会提示他强化式练习第六题和第九题，这是因为基于大数据的分析，第三题做错的同学很有可能在第六题和第九题也出现错误。而有针对性地反复训练，是十分必要的。这样的模式我们其实已经并不陌生，一些网站会根据此前你的购买习惯，有针对性地推送一些产品，以及微博运营者根据你此前已经关注了哪些人来判断有可能会对哪些人感兴趣，都是基于这个原理，即大数据的分析。如果商业网站都已经越来越了解学生，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不能越来越了解学生呢？大数据手段和新技术可以取代教师吗？优化传统教学模式，让课堂减少灌输，增加互动近一段时间，“幕课”是教育领域当之无愧的“热词”，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纷纷加入由国外高校牵头组建的幕课联盟之后，日前，深圳大学联合国内40所大学组建“全国高校UOOC联盟”，旨在打造属于中国大学自己的幕课联盟。这一消息再一次让基于新技术手段打造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成为社会和教育领域关注的热点。在讨论新技术对于传统教学模式带来的冲击之余，人们自然而然地发出了这样的思考：大数据手段与幕课会取代传统教学模式，终让教师们失去饭碗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新技术并不能取代老师，而是重新定义了教育。”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魏忠认为，“翻转课堂、信息技术下的教育可以不要老师吗？恰恰相反，你看网络课程的视频，越来越标准化。但学生是个性化的，这就需要我们老师学会高效利用高新技术、利用教育信息资源，有针对性、更个性地指导学生成长、进步。”为什么这么说？比尔·盖茨曾预言，“5年以后，你将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世界上好的课程，而且这些课程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大学提供的课程都要好。”是的，未来，学生们可以没有门槛、没有围墙地获取任何一所大学、任何一位老师的课程，跨越国家、跨越民族。这就会带来一种可能，线上学习越来越成为学习知识的主要途径，而学生们学习行为的数据将自动留存，更易于后期的学习行为评价和评估，教师不再基于自己的教学经验来分析学生的共同点、在学习中的偏好、遇到的难题等，只要通过分析整合学习的行为记录，就能轻而易举得到学习过程中的规律。那线下呢？传统的课堂将实现功能上的转变，成为交流学习成果和释疑解惑的场所，成为线上学习的必要补充。对此，慧科教育集团创始人方业昌给出了支持的观点，“经过相当长时间在线教育的探索，我们发现线上教育不能完全取代线下教育，或许未来一门课程，全国的学生，甚至全世界的学生都通过互联网来听一位老师讲授，但学生依然需要大量同样教授这门课程的老师承担起线下的辅学、导学、答疑、互动、评价等功能。新技术会解放一些老师，他们中的一部分从传统的教学岗转为辅学岗，而还有一部分则从传统的教学岗转为致力于新的教学内容和方式的创新。这些都是线上教育不能完成的，是不可或缺的。”对此，魏忠认为：“信息技术解放了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老师，使他们抛弃了大量重复的劳动而将精力集中在教师的核心功能，这就是技术的解放力量。”说到这儿，我们会发现，大数据其实并不神秘，大数据对于教育的改变将会是补充，而不是颠覆。正如上海思来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韫所说，“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和研究从宏观群体逐渐走向微观个体，让追踪每一个人的数据成为可能，从而让研究每一个个体成为可能。对于教育研究者来说，我们将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发现真正的学生。”而这，正是教育的进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目前比较热的，也是酝酿和期待已久的话题，9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启动改革。这次改革被称为恢复高考以来力度大的一次，社会关注度很高，议论很多。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等教育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和校长，应光明日报之邀，就这次改革的背景和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作进行解读与探讨。以下为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先生发言实录整理：谈高考公平：“上好学校难”是当前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通过调整政策，加强监督，来促进入学机会公平，这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包括调整招生计划分配方式，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倾斜、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等；还包括取消或者规范高考加分，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完善异地考试政策措施等。现在大家都在关注高考，实际上这次改革也包括中考的内容，对基础教育改革也会带来深刻影响。对实施意见要有正确的解读，对改革方案有合理的期盼，才能达到相对好的效果。“上好学校难”是当前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要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单纯依靠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加强学校内涵建设，办好每一所学校，才能让更多学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实施意见提出要增加农村考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我认为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在实施过程中如何与正在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还需要认真进行探索。谈新方案科学性：自主招生安排在统考之后对高校是新挑战通过改革考试形式、内容和招生录取机制提高人才选拔效率，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另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如在改革录取方式方面，自主招生安排在统考之后，不能联考，这对高校自主选拔人才提出了新挑战，必须在优化选拔标准的基础上改革考核内容和方式。另外，调整填报志愿方式、取消招生录取批次、改进投档录取模式等举措，都会对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内涵发展带来深刻影响。谈方案带来的新挑战：加强试点的跟踪和评价2017年改革要全面推开。实现这个目标，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科学性，二是公平性，三是操作性。要稳步推进，试点先行。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上海、浙江两个省市任务非常繁重，要加强试点的跟踪和评价。我们要高度关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对中学改革的深刻影响。高中如何转变教育观念、优化课程体系、调整教学组织、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都需要认真进行研究和探索。又是一年开学季。在杭州，为应对不断膨胀的新生人数，卖鱼桥小学教育集团甚至把新生家长会开进了大学礼堂。家长会当天，会场周边人群熙攘，道路拥堵，热闹非凡。在上海，同样是迎接逐年增加的学龄儿童，新开办了50所中小幼公办学校，其中一半是幼儿园。而在湖北的一所山村小学，却是另一幅景象。开学当天，恩施龙凤镇一处乡村教学点，寂寥的教室，只迎来1名老师和1名新生……城市化正在急速改变中国的面貌。与劳动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相一致，在一些乡村，学校正在不断合并，在校生人数越来越少。而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学龄儿童数量的攀升却势不可挡。甚至，一些城市出现了“超级小学”现象，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极限不断被突破。以典型的东部发达城市杭州为例，有媒体估算，今年杭州主城区新生户籍儿童比去年增加2000多人，如果算上每年平稳增长的1000人左右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今年杭城一年级新生起码有3.6万人，再创新高。而从各个学校拓展办学空间的努力中，教育资源的窘迫可见一斑。杭州三墩小学，招了17个班，而刚刚毕业的6年级才9个班。莫干山路小学祥符校区，报名人数有15个班规模，学校腾出会议室，又去附近中学借了6个教室，可还不够用。而杭师大附属丁兰实验学校，甚至连教室储藏柜都拆除，才勉强满足了12个班级的新生入学。这是一幅令人心生纠结的教育现实图景。这其中有城市自身户籍人口增长的因素，也有城市不断展开怀抱、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求学的因素。然而，一句老话说得好，“再穷不能穷教育”，到如今不断走向富强的中国，岂能再让城市里的孩子重过教育资源紧缺的老日子？未来数年，我们更要解决1亿进城常住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问题。部分发达城市基础教育资源紧缺的现状，需要正视。如何化解这种窘境？一方面，应由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另一方面则需要引导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共同做大教育蛋糕。假如说此前的“择校生”问题，折射的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那么“超级小学”则反映了城市基础教育资源总体数量上的不足。还没解决“质”的不均，又将面临“量”的拷问。这或许是快速城市化的中国所不得不面临的一道教育难题，也是该还的欠账，更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对教育理所应当的回馈。在此问题上，政府应有舍得真金白银投入的决心，更应意识到兜底的责任。当然，城市也可以摆出一道门槛，过滤一部分学龄儿童。实际上，近年来针对外来务工家庭设置门槛的讨论并不少见，诸如与居住证挂钩的“积分制”等办法。但是，在公平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当代中国，恐怕不可能有哪个城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真的在教育实践中重回封闭老路。从理念上讲，接受义务教育，乃是作为一国公民基本权益。那些农民工，为城市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让其子女共享城市发展成果，这不是施舍，而是他们应得的权益。从这个角度讲，如何应对“超级小学”，还是检验一座城市的包容心。那么，究竟如何扩大教育资源规模？近年来的教育实践，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杭州近年来积极推行“名校集团化”战略，目前市区有120多个教育集团，如何发挥这些“集团军”的突出作用，撬动民间资本的活力，这些都需要教育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当然，无论如何，政府的责任无可逃脱。政府反对腐败浪费，节约“三公”经费，说到底就是为了把省下的钱用来改善民生。那些省下来的钱，不能静静地躺在账户里，而应输送给嗷嗷待哺的教育。通过改革筑牢教育公平的根基，形成全社会支持改革的氛围，那么教育的百年大计，就有了新芽破土而出的希望新的学期开始了。学生们面临着新的开始，教育改革也在接力中不断深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教育改革力度和范围之大，前所未有。其核心的思路也是清晰的，即通过改革，加强教育治理与管理能力，在促进教育公平的同时，调整人才培养结构，为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入学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准点，也是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问题。新年伊始，教育部就在“择校”问题的治理上发力。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后，教育部进一步将工作聚焦在19个矛盾集中的大城市，印发专门通知，要求制订完善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并明确提出了时间表与指标要求。标本兼治，破解择校难题，是今年教育改革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以北京为例，对很多家长来说，2014年成了难择校的一年。北京地方教育部门出台的措施，一改以往的框架原则，招招动真碰硬，通过学籍管理实行一刀切，严控跨区择校，经过艰辛努力，北京小学就近入学比例已经超过90%。就近入学的改革，其实就是在维护教育公平，化解民怨，即把各种通过钱、权、关系进行择校的不良渠道堵死。此举固然令一些家长措手不及，引起了不少争议，但还是得以在磕磕碰碰中顽强推进，关键就在于公平这个出发点。当然，也应看到，择校热的背后，实质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如何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办学体制下的教育发展均衡化，让家长们不再为学校之间的醒目差距而纠结，则是更为复杂的课题，也是保障入学公平乃至教育公平的治本之策。长期以来，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比例偏低，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成为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心结。今年两会结束第三天，教育部就下发文件提出2014年高招的三项工作举措，重点是进一步增加832个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规模，以确保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比2013年增加10%以上。这个政策的核心指向很清晰，不能只是让农村孩子有大学上，更要保证他们上好大学，保持一定比例。即将出台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促进教育公平、提高人才选拔水平，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这将为公平构筑更为坚实的制度平台。教育公平，既是一种价值追求，也具有重大现实力量。公平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有力支撑。尤其是我国处在经济社会双重转型的关键阶段，亟须大量人才资源。在这方面，引人瞩目的，就是职业教育领域的改革。今年高校毕业生突破720万人，逼近我国新增劳动力的50%，大学生就业成为一个社会难题。但同时，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型人才匮乏，企业用工荒不断蔓延。与此相伴，职业教育经历了相对的低谷，初中毕业生中读职业高中的人数已经下降至45%以下。教育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在这一背景下，职业教育改革出台了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把职业教育这条短腿拉起来、补上去。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壮大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是校正目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偏向的重要一招。这种结构上的平衡，不仅是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教育公平寻求新的生长点，让更多人找到人生出彩的舞台。我国有2.6亿学生，又有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每一项教育改革，牵涉面广，触动也大。尤其是面对不同群体的不同教育需求，教育改革措施很难做到皆大欢喜，难免会伴随各种争议，甚至反对。当此之时，格外需要担当，符合实际的、认准了的事情，就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而不能瞻前顾后、畏葸不前。当然，也不能让改革者孤独前行，家长、社会、舆论都应多一些理性、多一点包容，共同营造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良好氛围，那么教育的百年大计，就有了新芽破土而出的希望。上海的中小学新学期还没开始呢，新教材刚发放到学校，网络、媒体上已吵嚷成一片。有心人发现，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里，原有的8首古诗不见了——这怎么得了？中国的孩子学知识，都是从“鹅鹅鹅”“白日依山尽”“离离原上草”之类发蒙的呀。没有三字经，连唐诗宋词也退出课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就这样被抛弃了？中华文化、中国教育的未来，真让人担忧啊……和舆论纷扰一起发酵的，还有家长、文化爱好者的焦躁或郁闷情绪。有媒体喜欢耸动人心的标题，“古诗退出课本”的说法既符合新闻事实又能快抓住眼球。但被抓住的，也只有眼球而已。也许是因为只有浅阅读、不求甚解的能力与爱好，也许是整个社会仍然流行一种焦虑与浮躁的偏执病症——忙着抓眼球的媒体没有以同样醒目的位置给“退出课本”做必要的解释和补充。不少读者也没有耐心细致地逐句读完全篇，安静地思考一刻，用一点起码的理性想想，一个省级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教育行业的专家们，会不会贸然将古诗文从中国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抹去？这一项影响千家万户的改革，究竟为什么会出台，它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与结果？如果不被“标题党”绑架，找找“正解”，你就会知道，这几首古诗只是退出小学一年级课本，而没有退出学校教学。孩子们还是要跟着老师和录音带一起听诵这8首古诗经典的，不印在课本上，是为了避免学校或老师为小学新生添加抄写、默写、解释古文字词、背诵文章之类的额外要求。同时要看到，消失的不只是古诗，篇幅长的5篇课文也被删除了，识字、写字量都大幅缩减。一年级课本瘦身的表象背后，其实是上海市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的小学一年级“零起点”教学的改革方案：降低小学低年级知识教学总量和难度，要求所有学校不得超纲教学而必须从认字识数的“零基础”开始，以此倒逼家长、幼儿园改变让幼儿过早开始学科知识学习的做法。教育改革是一项大工程，它该从谁、从哪里开始？为此，我们争论了很多年。大的阻力是，人人都有一副教育改革家的表情，人人又都自命“受害者”——怕输在起跑线上而竞相抢跑、愈演愈烈。如今，上海用强硬的行政管理手段，宣告“抢跑无效”：一个已经会背乘法小口诀、会写几百字的孩子待在从“0”开始学习的课堂上，无疑是浪费和虚度。与其如此，不如在学前教育阶段，多带孩子去玩，在生活中体验学习。把童年还给孩子，护好健康生命与创造力的嫩芽，管住课本，降低课程标准，正是个良好开始。莫让支离片面的浮躁议论，阻碍了教育改革的脚步。编者按：当前，对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的判断，观点交锋往往十分激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职课题组在过去半年中，对全国东中西四个省三十个县市近百所中职学校进行了调研。调研发现，中职教育的现状比其他类型和层级的教育都更为复杂。在各地不同的发展环境中，中职学校提供着多样化的教育功能，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对于这些中职学校发展的现实困局，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理解纷繁复杂的现状，跳出对于中职教育的刻板印象，才能摸索到中职教育发展背后的逻辑。就业与升学：中职教育两大功能从学生培养目的的角度来说，当前我国中职学校实际上主要具有两大功能，即就业前教育和升学教育，而后者在人们的讨论中往往被忽视。就业前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毕业后直接就业，学校给予学生的主要是就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培训；而升学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毕业后升入高职或本科院校，学校要让学生为参加相应的升学考试做好准备。各地中职学校在这两种功能上的侧重不一样。办好就业前教育，需要双师型师资、昂贵的实习实训设备、理实一体化的教学环境，以及深度的校企合作，成本较高。在用工荒的大背景下，这些毕业生不愁就业；但是，从预期收入、劳动环境、发展前景、社会地位等方面来说，中职毕业生毕竟比不上高等院校的毕业生，这类教育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不具有吸引力。升学教育满足了部分渴望接受高等教育、支付能力有限而又面临当地普通高中学位不足情况的家庭的教育需求。近年来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政策已经在全国普遍推行，部分省区甚而有本科院校定点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政策。虽然后者的覆盖范围有限，但是从调研的情况来看，这种政策的影响十分显著。例如在课题组调研的某省，中职的对口高考本科指标全省超过2000人，升学教育因此成为该省各个县中职学校的主要功能。而在另一个调研省，对口高考本科指标不足200人，在该省就很少看到以升学教育为主的中职学校。撇开各级政府发展中职的政策目标不谈，仅仅关注中职学校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话，我们看到，在激烈的生源竞争下，一个中职学校生源多不多、是否有活力，与其是否选择了符合自身条件与区域特点的发展模式有重大的关系。办升学教育，受财政投入等因素的影响较小，良好的学校管理是关键，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县的中职学校也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升学教育。与之相比，就业前教育在师资、设备、实习实训、校企合作等多方面都有较高要求，在财政投入不足、其他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中职学校办好就业前教育很不容易。影响中职发展的四大要素在诸多区域特征中，四个关键要素决定着一个地区的中职教育发展：居民收入、产业特征、财政能力和制度创新。一般来说，收入越高的家庭，越不愿意孩子接受中职层次的就业教育，对升学教育的需求往往较高。一个地区的产业特征，决定了中职毕业生能否在当地找到有较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财政能力是制约地方政府的中职教育供给的关键，财政能力弱的地区一般无法为公办中职提供充足的条件保障。在产业基础和财政能力强的地区，一般来说具备提供较好的就业前教育的潜力。但是，如果当地居民收入较高、不愿意孩子接受职业教育，中职学校的就业前教育这个功能也发展不起来。于是，中职学校往往依靠外地生源来弥补这一缺失。遗憾的是在中职免费政策实施之后，东部一些省份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往往缩减了本地优质中职教育对非户籍学生的开放空间，使这些学校转而以升学教育为主，进一步加深了此类地区产业用人需求与中职教育模式之间的矛盾。东部某省的经济发达县市正普遍陷入这一局面：年间跨区域招生规模下降超过50%，中高职衔接和对口升学比重超过毕业生的70%，升学教育成为了当地中职的主要模式。在中西部等产业基础和财政能力薄弱地区，受限于办学条件和深度校企合作难以开展等不利因素，中职教育往往难以为继，日益萎缩。生存较好的学校主要提供的是高质量的升学教育。除了学校层面的努力外，很多地方政府努力通过制度创新，特别是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中职学校，积极克服财政能力和本地产业这些方面的束缚。地方政府所推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一）直接对公立中职学校进行股份制改造，将控股权让渡给民间资本，地方政府在师资、土地、校舍、运行经费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二）用工企业与中职学校以股份合作制的方式，建立特定专业的校企合作实训基地；（三）民办中职学校或者劳动力培训、中介公司与公办学校进行特定专业的联合培养，并以股份合作制的方式分享合作的收益。通过引入混合所有制改革，部分地区突破了客观条件的制约，实现了以就业前教育为主的中职发展模式。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本地交通运输业发达，对于汽修人才需求较大。但是，政府财力有限，财政投入不足，难以支持一个较高质量的汽修专业。通过和本地民办中职学校进行汽修专业的联合培养，由民办中职学校投入实训基地和实训课程教师，县职教中心和民办中职学校形成了事实上的共生关系——民办机构通过此类合作降低了独立办学的固定成本，公办学校则提高了教学实训水平，办学收益由双方共享。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协调在我国的教育领域，市场的需求——不管是行业企业的用人需求还是老百姓的孩子的就学需求——往往是通过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特别是教育行政系统的政策和措施，来发挥作用。政府如何看待、对待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这至关重要。在中职领域，目前我们能够看到政府“看得见的手”发挥了强大的作用。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普职比大体相当”和“每个县办好一所职教中心”的政策目标，近年来的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这一要求。教育行政系统据此建立的问责制度，成为地方政府举办和维持中职学校的重要原因。与之相比，“看不见的手”在中职学校中如何发挥作用，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政府与产业、企业的关系。一般来说，产业集群、大企业的需求更容易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职业教育政策，与招商引资项目相关的用人需求也更容易得到政府的响应，而本地中小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则较难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老百姓的教育需求一般难以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教育供给意愿，但是在激烈的生源竞争中，老百姓的影响已经开始通过“用脚投票”这种机制显现出来。上述激励在各地的情况也不相同。例如，在东部地区，本地产业用人需求和居民教育需求是地方政府中职教育供给的“双驱动”。部分县市甚至出现了能够收取“择校费”、录取分数超过普高的中职学校。这样的优质中职学校通常和本地产业紧密联系、在本地劳动力市场上建立了良好声誉，而且本地产业能够提供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就业岗位。在中西部地区，上级政府考核仍然是中职教育供给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是相当一部分农业县维持中职学校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些地区的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不能通过外向型的发展策略解决学生就业问题，不能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投入不足的约束，省级政府也不能在高考招生制度上做出一些针对中职学校的让渡，中职学校虚报学生人数、编造虚假中职学生档案以套取学费补贴和国家助学金等做法就是一种符合逻辑的后果。（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职困局，不容忽视方言我国的中职教育规模巨大。截至2011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有13093所，占高中阶段总量的48%以上；中职招生人数占普通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49%。即便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中职生所占比例达到或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略低于欧盟21国52.4%，但高于20国集团37.6%的平均水平，居于世界前列。学校和学生数量规模大，但面对的问题也非常大。生源日渐枯竭。如今，尤其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中职早已不再是热门。甚至，某些地方学生的中职、普通比例严重失衡，9成以上初中生不会选择中职。生源的迅速减少，严重挤压了中职的生存空间，甚至对高职院校也造成潜在的长期的招生压力。经费短缺。应该说，教育经费的逐年增长，确保了我国各类教育事业的积极发展。针对贫困学生的资助政策、国家级示范校建设等措施，及时为中职学校发展带来利好，但是对于全国范围的、现有规模的中职教育而言，经费短缺是明显的。市场淘选。在越来越重视服务当地的高职院校、本科院校的围绕下，中职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同样面临被挤压的现实危机——学历低、年纪小、专业能力有限、文化素养不高，这些现实局限，使中职面临生存危机，发展更是困难重重。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目前我国中职学校总数呈下降趋势，为什么一些县域职教中心人去楼空，为什么一些中职学校甚至假造学生人数套取国家资金。但就在这种状态，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发展迅猛，占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比重达11%。这又透露出一个信息：中职教育虽然面临重重困局，但是还未落伍，仍有很大市场。《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建设“现代职教体系”。中职教育之困，可能还得从“体系”着眼，才能够有所突破。如果，打通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应用型硕士博士的上升通道，并在学术型高校和应用型院校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学业互认制度，政府的投入相应“均衡”，并为中职学校与产业对接融合提供一些特殊的可行政策，实行多元所有制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中职教育应该还有发展的空间和希望。新华社北京6月12日专电(记者谢樱、郑天虹、王厚启)教育部网站11日发布一项文件,省会及以下城市用人单位招聘应届毕业生不得将户籍作为限制性条件。用人单位招聘不得设置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歧视性条件,不得将院校作为限制性条件。毕业生在就业中遇到的多的限制性或歧视性条件是什么?这些政策能落到实处吗?喜:省会城市户籍限制相对较少在长沙,户籍一直都不是就业的“障碍”。记者从湖南省人才市场了解到,在毕业就业季期间举办的多场招聘会上,没有公司在应聘者的户籍方面提出任何要求。人才流动机构对签约成功的外地毕业生提供的户口迁移服务也是“无缝”顺畅对接,不设置任何限制。湖南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晏部长介绍,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公司对高级人才的引进在户籍方面是“零门槛”,“只要优秀人才愿意来,我们都是想方设法设置好的条件,不存在户籍障碍。”记者在广州采访了解到,现在一般企业单位都不解决大学生户口问题,而是学生凭三方协议去人才市场办理转户口,有的比较大型的企业可以出转户费及年费,一些小企业就不负责相关费用,而是大学生自己承担。广东毕业生小娇说,一开始应聘时,公司并没有直接说明户口问题,直到六月初学校催促学生办理户口转移才知道。当时跟单位人事部门沟通,答复是单位不解决户口挂靠,一直都是自己迁到人才市场。不过单位会给予一定费用补贴。一位广东省外大学生说,自己是凭三方协议到南方人才市场办理户口的,每年自己交380元保管费。中南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曾同学告诉记者,一线城市对户籍的门槛要求比较严格,“一些岗位明确标识着只招本地户口,这些岗位对学历的要求更低,外地户籍的学生不能应聘。”而且户籍门槛也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很多时候,用人单位对于户籍的要求并没有明确写出来,虽然看似没有限制,但实际上在简历筛选过程中还是执行着这一标准,将外地户籍的毕业生排除在外。”湖南一名应届毕业生张同学告诉记者,“在北京的很多单位,外地户籍毕业生能够报名的岗位有限,就业难度太大了。多次求职失败后,我也不想往一线城市挤了。”忧:性别歧视很普遍对于应届毕业生而言,更为普遍的是“性别歧视”。湖南一名985高校的理工科应届毕业生何同学向记者吐槽,尽管她在校期间成绩优异多次拿奖学金、担任学生干部,但在就业过程中却“很不顺利”。“很多岗位,应聘单位的主管总是问:这个岗位很辛苦的,这个岗位总是要出差,你一个女生能够胜任吗?不管我怎么回答吃苦耐劳,后岗位都招了男生。”和男友同是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王宜萱告诉记者,“我和男朋友一起找工作,他收到的回复比我多得多。对于一些行业,女生找工作处于弱势的情况非常普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小张告诉记者,读新闻专业的女生居多,“比如我们新闻系,男女比例超过1:5,但是找工作,特别是媒体类工作,用人单位却有意无意多招男生,比如广州一家报业集团,在暨大招了5个人,有4个是男生。”另一位研究生小赵告诉记者,由于她是工作了三年才考研,现在一毕业,用人单位对她的能力很认可,但总免不了问:是不是快要结婚了,一两年内是不是准备要孩子了?“感觉面试就是查户口问隐私。”终,小赵找了一份经理助理工作,前提是三年内不动岗。记者了解到,用人单位对女大学生的性别歧视多种多样,既有体现在招聘说明中“只招男生”的限制条款,也有要求女性在入职后的一段时间内不得结婚生育等隐性附加条件。湖南省人才市场一负责人告诉记者,考虑到法规,招聘企业大多并不会公开提出“只招男性”的要求,性别要求往往成为“隐形门槛”,一些公司“女性简历看都不看”的筛选方法,让不少女性求职者“躺枪”。盼:驱除政策落实阻力对于教育部出台的这些取消限制的政策,不少毕业生表示欢欣鼓舞。但有专家指出,政策能否有效落实让人担忧。“如果招聘单位不是将户籍、性别等条件明确写进招聘岗位的条件里,而是在筛选过程中‘无形施加’,除非能掌握到非常具体的证据,一般我们很难判定是‘歧视’,这也是多年来就业歧视屡禁不止的原因。”湖南省人才市场一负责人表示。“就业歧视很普遍,但是‘歧视’本身具有感性色彩,而立法对此大多是原则性规定,缺乏明确界定、细化。比如什么行为构成‘歧视’,如何举证等,执法主体是谁,这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仍是空白,直接导致受害者维权难。”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唐志说,尤其是立法未确立惩罚性赔偿责任,导致就业歧视的实施者付出的成本很低,无法起到震慑作用。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斌认为,要消除或降低就业歧视,政府要加大对用人单位的监管,加大就业歧视的查处力度,尤其是国有用人单位要增强法律意识,带头遵纪守法,树立促进就业公平的大局意识。久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高考改革方案失约太久了！”对于一直关注高考改革动向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来说，等待太过漫长。为了推动官方高考改革方案出台，21世纪教育研究院已经于今年推出了第三个版本的民间高考改革方案。2011年之后，教育部每年都放出声音表示高考方案“年内出台”，但屡次爽约。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高考改革方案目前正在加紧论证，已经有了初步意见，“但我们还在考证它的科学性、可行性和风险性。将力争在今年7月底之前出台。”8月已经进入尾声，方案再次爽约。在几位受访专家看来，高考改革迟迟未出的核心原因在于多方利益博弈，具体到地方就是地方招生办的权力可能被架空，既得利益无法保障。高考改革要动真格必须从招生制度入手，而改革招生制度则相当于革了地方招生办的命。然而，直接参与高考方案制定的专家则表示，在方案制定过程中尽可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既包括地方招生办也包括了专家学者。但从征求意见的情况来看，招生办的意见和专家意见出入特别大。但正式方案不可能顾及所有观点，想要直接一步到位不是很现实。同时，他也承认在改革过程中有既得利益团体的存在，在其看来，推进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有专家对此轮改革表示不乐观。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如果招生方式不改，特别是总分录取模式不改，高考的“劣根性”就永远不能消除。在其看来，将考试招生的主体由政府还给学生和大中学校，将评价的自主权赋予独立第三方专业组织，应作为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首选目标。如果偏离这个中心目标，或不在这方面下功夫，这场改革终会成为一场无效的折腾。民间方案催生“正版”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总体上看，我国考试招生制度符合国情，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此前则表示，高考改革将是整个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起草工作的专家组成员、教育体制改革专题组组长、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孙绵涛在8月1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教育部高考改革总体方案预计年底将正式出台。事实上，高考改革方向早在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以及去年底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都有提及，主要是“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但在如何落实这些目标上，却给高考改革方案制定者出了难题：步子太小，肯定不行；步子太大，又会遭遇现实利益格局的强大阻力。尽管中央的高考改革方案迟迟未出台，但从地方到民间高考改革方案已率先出台。2013年10月，北京市率先发布了中高考改革的征求意见稿，尤以英语分值下降30分引人注目。当时北京宣布将在2014年上半年发布正式方案，但至今没有下文。今年1月起，已有十多个省份都在会上表示，他们的地方改革方案已经完成，将在2014年发布，从2017年开始实施。不过，有一个前提，他们要等教育部的总体方案出台之后才能发布。民间高考改革方案的步子则迈得更大。7月7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公布《以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这是该研究院继2007年、2009年之后针对高考改革发布的“第三版”民间方案。与前两版相比，此次发布的方案将关注点集中在如何实现“招考分离”上，提出以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为突破点，形成高校自主招生、高校和学生双向多选的招生录取制度。一份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领衔的建议也于7月20日公开发出，认为高考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招生主体由政府变为学校。一位参与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的专家透露，国家基本已经有了一个方案，但是具体何时公开自己尚不清楚。他希望好能在9月份以前出，这样按照“高考改革方案提前三年公布”原则，早才可能在2017年开始实施。按照程序，教育部定稿后，要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再对外发布。据《南方周末》报道，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讨论高考改革方案，但何时通过仍无明确的时间表。上述参与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的专家指出，在高考和调研制定方案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有不同意见。只能是寻求大多数人都认可的方案。此外，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改革方案还建议恢复全国统一命题。目前来看，难度很大。取消地招办？高考方案延缓出台的分歧，体现在命题、考试、招生录取各个环节。在受访专家看来，检验改革力度，直接的标尺是：改革主要是从科目调整入手，还是从招生方式入手？“高考改革的重点应该从招生制度改革入手。”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说，只要从落实高校自主招生权力和责任的角度考虑问题，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有的招生录取制度，决定权掌握在政府招生办的手中，由招生办根据学生填报的志愿向高校投档，学校无法选择学生，学生也无法选择高校。两份“民间方案”，不约而同都将重点指向高校的自主招生权。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方案的重点就是招生录取制度改革。该方案的主要撰写人熊丙奇认为，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招生录取制度，如果分类考试仅仅是对考生进行高职技能性考试和本科学术性考试的简单分类，在录取阶段还是按照分数从高到低排序集中录取，那么就不可能改变“唯分数”的现状。在储朝晖的方案中提出高考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招生主体由政府变为学校。他认为，中国现有高考招生体制的根本性问题在于，行政权力僭越了专业职能，考试和招生完全由政府主导和实施，以非专业的方式统揽包办，导致高考招生过程既不专业，也难实现实质公平。政府多重角色集于一身，牢牢把控了高考招生的内容、标准、选择权力，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专业力量在有限范围内辅助，专业性不强，只能依据单一的分数对个性和能力差异巨大的学生进行非专业的判定，导致不同地区间公平矛盾日益突出；招生以计划体制为基础，较少顾及学校和学生的需求，也不考虑区域人口和入学比率的变化。他们敢于对招生主体大刀阔斧地改革依据是，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布，提出了要探索“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在他们看来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将办学自主权交给学校，政府招生办要退出录取环节。不过，此项改革涉及利益之广让他们也自问，“真的这么改了招生办今后管什么？乃至招生办今后存废都是问题。”2013年储朝晖受某市招生办之邀前往讲课，力推自主招生，课毕被质问：“按你这么讲，我们招生办就该撤销了。”事实上，储朝晖也曾经专门撰文，建议“取消地招办”。他认为，现行招生体制在其中设置了一位“超强媒婆”——地方招生办公室（地招办），它是计划体制和政府包办教育的产物，其权力来源于各级地方政府，因而它既没有必要向考生负责，也没有必要向高校负责，造成在这种招生体制下责、权、利分离。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在于改变地方招办的功能，使它仅仅作为信息传输机构；或干脆取消地方招生办公室。同时，他认为高校应组织由直接从事教学的教师和专家组成的招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参考考生全国统考的成绩，让考生与学校之间直接交流，增进了解（如面试），双向选择。尤其是高校对考生的志向和潜能要有所了解，而不仅仅是统一考试分数，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因材施教，依据个性化的设计实施教育教学。按照民间高考方案，各级招办等行政机构就要退出高校招生环节，成为独立的监督和服务部门。上述参与高考改革方案的专家认为，若真如此，改革等于先革教育行政部门的命，从我们征求意见的情况来看，招生办的意见和专家意见出入特别大。据储朝晖了解，目前招生办关注的是自己这个机构还能不能存在。而在他看来，招生办的存在也是高考改革的阻力之一。储朝晖认为，这项改革没有什么折中的办法。一定要明确招生的主体是考生和高校，政府不能包揽招生和考试。把政府包办的招生变成学校与学生双向互动自主选择是改革的关键。扩大学生选择权事实上，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大方向：“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今后，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部分将更为重要。”孙绵涛透露，今后高校也将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化录取机制。而招生录取制度是高考改革的重点，将形成高校自主招生、高校和学生双向多选的招生录取制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认为，要实现多元录取，真正让高校有自主录取权，才能解决根本问题。“现在高校招生还没有完全的自主招生权，还是靠分数线划下来，只有985、211高校可以提前进行百分之几的自主招生。”他呼吁，应该尽快让高校能够自主考试自主录取，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过，在储朝晖看来，如果仅仅是扩大了学校的自主权，但却没有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这样的放权，只是把权力从政府部门的口袋转移到学校的口袋，受教育者的权利并没有增加。这样的高校自主招生，一方面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尤其是来自受教育者的监督，可能制造招生腐败；另一方面，高校自主权扩大，可校际竞争却没有增加，各自为政地自主招生，反而加重学生的负担和焦虑。他认为，高考改革的核心价值，在于切实扩大学生的选择权，选择考试、选择教育、选择大学，基于扩大学生选择权的高考改革，建立学生和学校的平等关系，实现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基于扩大学生选择权的高考改革方案，着眼点不是考试科目改革，也不是给大学多大比例的招生自主权，而是让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自由申请入学制度。更重要的是，学校被学生选择，而不仅仅是学生被学校选拔，这将完全改变教育生态，学校间的录取批次、等级自然消失，办学者必须对受教育者负责，否则就可能从一流沦为二流，甚至因没有学生选择而被淘汰。按照教育部的计划，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出台后，不会立即全面推开，一些经济发达、教育改革已有一定基础的地区都有望列为试点省份。上述参与高考改革方案制定的专家介绍，按照目前的定稿，上海、江苏将成为高考考试招生改革的试点地区，其他地区的改革进程将视试点情况而定。孙绵涛透露，辽宁省教育基础好，预测可能会成为国家高考改革试点省份之一。被称为“数字原生代”的90后人群，生活在PC、互联网、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代，他们生存在虚拟社区与现实空间中，自由切换于各种媒介与设备之间，如今的高校大学生已是一抹色的90后了。这个暑假，我们对浙江高校90后学子做了一番假期阅读调查，却意外地发现他们的阅读很“矛盾”，虽然他们的阅读碎片化已成常态，但依然偏爱纸质阅读，他们有功利化阅读趋势，但却缺少计划性。在数字媒体时代，微博、微信、微小说、微视频等各种“微”阅读形式的出现，使人们可以更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对于90后大学生来说，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了常态，以往整块投入看书的时间，变成了见缝插针式的浏览。“我经常会拿出手机看看微博、微信朋友圈，填补一下零碎的空闲时间。”浙江大学传播学系的陈同学喜欢阅读，但感觉自己“阅读量严重不足”，原因是书不方便携带，而且没有整块的时间来看书。我们在采访中发现，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绝大部分受访的同学都表示平时会通过上网、刷微博、上微信等阅读方式获取信息，原因无非是“没有时间”、“书不好带”、“手机上网便利”等。尽管数字化阅读越来越便利，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阅读，但在这些90后大学生眼中，纸质书籍仍是自己爱的阅读方式。在接受采访的100名90后大学生中，仅10人明确表示“更倾向于电子阅读”，理由有“方便携带”、“网上资源下载免费”等。绝大部分大学生都表示“更爱看纸质书”，原因有“看着舒服，不伤眼”、“手感好”、“方便做笔记”等。“在阅读体验上，纸质阅读完胜。”浙江财经大学大二学生胡君怡是个阅读爱好者，几乎每天都会在阅读上花上些时间，她说“更喜欢翻书的感觉”，她认为，虽然现在不少电子产品的显示效果已经十分接近纸质书，但那只是眼睛感觉到的，手掌所及仍然很难有纸的质感，“而且看纸质书不仅对眼睛好，还可以记笔记、做记号，反复阅读也比较方便。”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张同学是一位电子产品的爱好者，但是对于阅读却偏爱纸质书籍，“电子书虽然比较方便、便宜，但内容往往不全，而且现在以小说类为主。纸质书拿着会让人有看书的欲望，书香也让人愉悦，更何况书籍还有保存价值，当然选择看纸质书。”这些“更爱纸质书”的大学生们都表示，尽管现在通过手机和电脑浏览信息较多，但真要从二者中选其一的话，那还是倾向于看纸质书，因为长时间看手机或电脑屏幕眼睛会累，书拿在手里翻很有感觉，“挺矛盾的。”在这些受访的90后大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阅读很有必要，有五成学生表示暑期会阅读考证、考试等工具类书籍，超过六成的学生会看专业书，“以提升专业技能。”“我感觉读专业书用处更大些，写论文包括以后找工作都用得到，读其他的书感觉像在做无用功。”浙大计算机专业硕士生陈同学明确表示，“不太想花时间和精力读其他的书。”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90后大学生似乎并不会在阅读上严格要求自己，“我经常会找书看，也会去图书馆借书，但通常没看完就还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