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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论坛》专访非洲研究院徐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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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民族论坛》2015年第5期专访非洲研究院徐薇博士，并以《我在非洲做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为题全文刊登。徐薇博士在受访时谈到了，自己硕士博士阶段对人类学的坚持和执着，工作后选择去非洲做人类学的初衷，在非洲访学、考察的经历与感悟，以及中国学者到非洲做人类学的现状、问题及未来。她认为，中国学者做人类学研究，不应仅仅仰视西方人类学者用100多年辛苦垒砌起来的非洲研究大厦。非洲本土人类学者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学术使命同样值得中国学者学习与借鉴。中国学者做非洲人类学研究，要基于中国社会的知识需要，要突出问题意识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更需要与非洲本土学者开展合作研究。
&&& 采访者徐杰瞬教授在采访尾记中也谈到，“对徐薇的访谈是我的压轴之笔。对徐薇的访谈，有二层含义：—是中国人类学者走向了世界，与其他—些学者开始了真正的海外人类学田野考察；二是徐薇是一个青年学者，他们这—代人是人类学在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的学者投身于人类学研究，用汉语来书写非洲文化，呈现出与西方所见不一样的非洲！
访谈全文：
&&&&&&&&&&&&&&&&&&& 我在非洲做人类学的田野考察
——访浙江师范大学徐薇博士
摘要：选择做非洲研究是我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我的先生在非洲工作，人生很多时候往往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我都是顺势而为，没有考虑太多。中国知识界对非洲的了解大多局限在宏观的政治经济领域，还鲜有对某个国家某个村落、社区微观系统的个案研究，这些个案会告诉我们当地人的生活现状及所思所想。人类学者要主动及时地与大众分享田野中的经历感受，网络上的社交媒体是最好的传播工具，可以让更多中国人了解真实的非洲。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与中国人口在世界上占最大的比重，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进非洲时，却苦于看不到中国人用汉语书写的有关非洲的民族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此，用汉语来书写非洲文化，还代表着中国人类学界这样一种努力，即借助学术的力量，基于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了解非洲社会与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呈现出与西方所见不一样的非洲！
关键词：非洲;非洲人类学;田野考察
受访者：徐薇博士
时& 间：2015年4月1日 &
徐杰舜：徐薇你好!好久不见，这几年你的变化特别大，在我印象中，你一直还是硕士刚入学时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徐老师，我要做你的学生，因为我喜欢不一样的文化！”那么直接勇敢的小女孩，如今你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妈妈、学者，而且还选择去遥远的非洲做人类学，其间一定有很多故事跟我们分享吧！听说你在非洲还经历了持枪抢劫，很危险，给我们说说到底是怎样一段经历。
徐薇：谢谢徐老师!做徐老师的学生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常说，徐老师是第一个引领我进入人类学之门的人，我非常感激徐老师对我的培养和照顾！
选择去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做田野可以说是我没有选择的选择，也是我最好的选择，因为我先生在那里工作了六年。因为他，我在2010年博士毕业时选择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工作，也因为他，我才有条件去非洲做长期的实地调研。去遥远的非洲大陆做田野，有惊喜也有挑战，当然还有风险。想起2011年9月，我和先生一起经历的窃贼入室持枪抢劫，我仍心有余悸。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有四五个抢匪潜入了我们的住处，我们被抢匪用枪顶着脑门，被迫交出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抢匪们还打伤了我先生的同事，最后他们用准备好的胶带捆住了我们的双手双脚，还封住了我们的嘴巴，所幸他们只图财不害命。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并没有让我退缩，反而更坚定了自己做非洲研究的决心。
非洲不是天堂和净土，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我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让同事学生们提高警惕，增强安全意识，同时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由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在非洲做实地调研有着诸多不可预见的困难和挑战，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综合能力，敢于挑战和超越自我，才能适应长期的田野工作，获得更多的一手资料。
徐杰舜：看来在非洲做田野还真是很不容易，你不但坚持下来，还把儿子也生在了非洲，真是了不起！回想你是我收的第一个姓“徐”的学生，我当时对你也不是很了解，但一听说你姓徐，是本家的，我就决定收你啦！
徐薇：我能进入徐门，成为徐老师的弟子，真是上天安排的缘分！我记得2004年我从辽宁沈阳跨越南北中国来到广西南宁读硕士时，内心既有憧憬又有忐忑，因为在我之前的生活和学习背景中，对民族学、人类学完全一无所知，我是调剂到广西民大的，我当时报考的专业是民俗学，而作为一个从小在东北长大的人，初到广西还是有些不适应的地方，我很感激广西民大民社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像一家人一样，特别是进了徐门，经常和师兄师姐们出去做田野，在实践中感受到人类学这门学科的魅力，并在徐老师的建议下，最终确定把东北农村二人转乐队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
徐杰舜：我还记得让你第一次去东北做田野时，你非常焦虑和不安，来找我谈了几次，该怎么做。我带学生有个“游泳理论”，主张让学生自己在田野中摸索出理论和问题来，所谓实践出真知。
徐薇：我记得第一次回东北做田野时，徐老师说我返校时能背回一袋子资料就是成功！我谨遵师命，一个人走遍了东北三省几个二人转发展得比较好的城镇乡村，最终把田野点选在黑龙江省五常市牛家镇兴山村魏家窝棚，并以当地的一个农村二人转乐队组织为研究对象，开始了我对东北农村二人转乐队的研究，此后的每个寒暑假，我都是在田野中度过的，最终的我硕士论文《从戏班到乐队——东北农村二人转乐队的人类学考察》在毕业答辩时被评为优秀硕士论文，这期间有老师同学的帮助，也有自己的辛苦付出。我觉得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看家本领，硕士三年的田野训练，让我无论在学术还是为人处事上都成长了很多。
徐杰舜：你的田野做得很好，更让我高兴的是，你硕士毕业时顺利考上了博士，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徐薇：谢谢徐老师。我硕士毕业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考上博士，因为我实在是喜欢人类学这门学科，喜欢在田野里体味人生百态，当时好多同学都在找工作，我就一门心思准备考博，完全没想过自己万一考不上该干啥。因为自己硕士论文做的是东北二人转乐队的研究，为了突出自己的优势也为了自己的研究有持续性，我最终选定了中央民族大学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王建民老师为自己的考博目标，幸运的是，我顺利考上了，而且成绩在当年报考王老师的所有学生中排名第一。在中央民大的三年学术训练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提升与发展阶段，特别是在理论上，因为在广西民大时，我可以说自己的田野做得很好很到位，但在学术理论讨论上我是缺乏系统训练的。在北京的三年，我不只在中央民大听知名教授的课程，还去旁听清华、北大、北师大教授们的课程，真是让自己脑洞大开，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有了更加系统完善的认知和感悟。可以说，在北京的三年时间，我一点儿都没有浪费，不是在各个高校里听课听名家讲座，就是在图书馆里读书，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快乐，这是我最想要的生活！
因为师从王建民老师做艺术人类学，也为了能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延续深化对东北农村二人转的研究，我最终将博士论文的主题定为对农村二人转艺人的研究，通过对一对艺人夫妻的生活世界的田野调查，来了解二人转与农民的生活之间的联系，演绎并传承二人转的艺人在乡村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博士论文主要回答的问题。仍是几个寒暑假的田野调查，与艺人们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搜集到很多宝贵的一手资料。在写作论文之前，我就已经整理出20多万字的访谈和田野资料，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撰写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我也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该中心不但给予我田野经费上的资助，还帮助我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即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自我·角色与乡土社会——对民间二人转艺人及其生活世界的个案研究》。
徐杰舜：看来你读硕士博士的六年过得很充实，硕士阶段打下了很好的田野基础，博士阶段又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了提升，从一个有点儿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成长为—个人类学者，期间必要经历很多辛苦与磨砺。我想请你能详细地介绍—下你为什么在博士毕业后选择做非洲研究了呢？
徐薇：我前面说过，选择做非洲研究是我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我的先生在非洲工作，人生很多时候往往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我都是顺势而为，没有考虑太多。我和先生在2009年相识，他当时还在博茨瓦纳工作，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网上聊天，聊我的论文和非洲，他让我彻底改变了对非洲的固有印象，再加上人类学的很多经典理论都是来自于非洲大陆，激起了我想去非洲做田野的兴趣与愿意，而恰好在2010年我即将毕业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要招一个人类学博士，我就毫不犹豫地投出了自己的简历，我当时也是孤注一掷，没有考虑其他学校，一心想去非洲研究院工作，幸运的是，又是在你的支持和帮助下，我最终应聘成功了，来到浙师大开始了自己的非洲研究。虽然是半路出家，但硕士博士阶段的人类学专业训练，让我并不感到担心和害怕，当然学术转型的这几年也是很痛苦的，要恶补很多非洲的基础知识，同时还要选择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向，有过困惑和迷茫，但只要走进田野并长期呆在田野里，自然就会发现好的问题，人类学的问题是在田野中发现和感悟到的，而不是坐在书斋里凭空想象的。
我2010年7月到浙师大非洲研究院工作，当时领导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访谈中国驻非大使，时值中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舒展、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龚元兴先后访问我院，领导们借此机会启动了筹划已久的“中国驻非大使访谈录”项目，通过大使的口述，原汁原味地呈现中非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并采用录音、录像、文字整理等现代传媒技术手段向世人展现一个真实的非洲，一段段鲜活的历史。事实上，刚接到这个任务时，我感到非常紧张，毕竟自己刚刚毕业，对非洲以及中非关系可以说一无所知，然而凭着多年田野调查的访谈经验，以及院长同事们的指导，我很快有针对性地设计好了问题，并尽量在访谈过程中表现得从容不迫，顺利完成了对两位大使的访谈。通过与大使们面对面的交流，让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中非关系的源远流长以及非洲各国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这是我进入非洲研究领域的第一步，也是极为真切与深刻的经历，我意识到自己未来的非洲研究道路崎岖漫长，但一路上定会有迷人的风景与非凡的体验。“中国驻非大使访谈录”在全院老师们的努力下，已经访谈了近30位大使，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徐杰舜：旗开得胜，这很不容易啊!
徐薇：2010年10月29日，中国首家以非洲为主题的综合性非洲博物馆在我院隆重开馆。幸运的是，自从我7月来到非院工作，就参与了博物馆的筹建管理工作。2010年9月14日，我与李舒弟老师赴上海世博会非洲馆采购展品，用两天时间，将56个馆全部看完，并且跟每个馆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宣传我们的非洲博物馆，初步筛选出哪些展品需要采购，最后由刘院长过来做决定。采购结束后，我负责将展品安全运回金华，虽然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采购及运输任务。博物馆的布展亦是一份充满挑战的工作，要在很短时间内对五百多件展品进行分类与介绍，同时还要考证一些重要展品的历史与价值，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所幸有刘院长、郭栋、李舒弟等这些对非洲艺术有着深厚造诣的前辈们指导，还有学生们的密切配合，如期完成了布展，确保了非洲博物馆的顺利开馆。如今非洲博物馆已然成为浙师大与非院的重要标志，接待了上万人次的参观与访问，为国人了解非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
来非院工作短短半年，我参与了“中国驻非大使访谈录”与非洲博物馆的建设工作，让我在实践中学习领悟到很多非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更坚定了自己做非洲研究的信心与决心。2011年大年初二，我踏上了非洲这块神秘大陆，从最南端的好望角开始，一路向北。要特别感谢非洲研究院的领导和我先生当时的老板William的大力支持！三个半月的田野考察，我收获了很多经历与友谊。我体验到了南非大都市的喧嚣与繁华，也感受到了博茨瓦纳偏远村庄里的静谧与祥和，我把自己田野调查中的见闻感受用博客的形式记录下来，在网络上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在当地档案馆与图书馆搜集文献资料，探索表象背后的原因。满载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回国，我先后写出了《博茨瓦纳叶伊人田野调查报告》、《博茨瓦纳民族问题研究》两篇文章，所幸都被人类学一级刊物审核通过并发表。编辑曾这样评价我的研究“中国人类学对非洲的关注和研究刚刚起步，基于长期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就显得难能可贵”。
徐杰舜：当个人命运、家庭命运、集体命运、国家命运联系到一起时，很多事情都会水到渠成。你把儿子也生在了非洲，真是有胆量！听说也吃了不少苦头哇！
徐薇：对，确实吃了不少苦，因为没人帮我带孩子，老公白天还要上班，我都是一个人带孩子。不过，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是最大的满足和快乐，有困难我和老公一起解决，并不觉得有多苦。而且博茨瓦纳干燥温暖的气候很适合婴儿的成长，我儿子在博茨瓦纳长到六个半月才回国，五个月时还和我们一起去赞比亚参加会议，小伙子身体很好很结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快乐！决定到博茨瓦纳生孩子，也是因为在非洲研究院平台的支持下，我顺利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访问学者项目，赴博茨瓦纳大学访问一年。对我个人与家庭来说，又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既可以继续深入自己对博茨瓦纳社会文化的研究，为我申请到的教育部青年社科项目搜集资料，又能够照顾到家庭生活，与先生一起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这一年，我在博茨瓦纳大学历史系选修了三门专业课程，同时也在孔子学院教中文，还在当地的华人报纸《华侨周报》上开辟专栏系统介绍博茨瓦纳的历史文化，服务华人社会。在博茨瓦纳访学的一年，我过得非常充实，生活里充满着感动与美好，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的课堂上，学生们给我带来的惊喜与感动，当时的我即将成为母亲，学生们私下里筹钱，买了很多新生儿用品送给我，还为我制作了一张精美的贺卡，上面写满了学生们祝福的话语和签名，他们还为我儿子取了一个地道的茨瓦纳语名字，在博茨瓦纳人看来，有能力怀孕生子的女性是最值得人们尊敬与爱戴的！
徐杰舜：这几年你在非洲经历了很多，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开了中国人类学者研究非洲的先河，国内的非洲研究是什么情况？中国人类学者能做些什么呢？
徐薇：我想说，中国人类学者对非洲的关注和研究起步很晚，至今还鲜见由中国人类学者写出的非洲民族志。今年初，我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专著《博茨瓦纳族群生活与社会变迁》，是从族群互动的角度来看博茨瓦纳独立四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这本粗糙却不失真诚的作品，作为来自中国本土的人类学工作者完成的一本非洲民族志，希望能有助于推进中国的非洲人类学研究进程。中国人类学前辈们当然知道人类学是以“他者”和“异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研究者都应该以外部世界的“他者”为田野调查的对象，而不应该仅限于国内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然而正如有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的限制，制约了中国人类学者田野调查范围的多样化选择。一方面，要获得到遥远的外部世界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费十分不易；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目前尚处于现代化的前期发展阶段，学者们的心胸、志向与抱负，也还没有拓展到更广阔的外部世界。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在世界格局中影响力的增强，加之21世纪以来国家层面实施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与个人走出国门，融入世界经济的洪流中。近期，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就是要让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以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大国地位。这既是国家的战略考量，也是现实需要。以非洲为例，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50亿美元规模，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超过2500家。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五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3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102亿元。非洲成为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和新兴的投资目的地。近十年来，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与升级，推动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进非洲创业、生活，一个特殊的中国新移民群体正在形成。据不完全统计，在非中国人已达百万之众；与此同时，来中国经商工作、生活的非洲人仅在广州就已超3万，广州因此有了一个形象有可爱的新叫法——“巧克力城”。中国与非洲，除了民众间的频繁互动，国家高层领导之间的互访也在逐年加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先后对非洲进行访问，公开发表重要讲话，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对非洲的重视与尊重，合作与投入。
与政界、民间此番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人类学界对非洲的陌生与无视，尽管学者们都是读着《努尔人》、《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等西方人类学经典成长起来的，但那些经典所描述的是殖民时期的非洲，从1960年非洲独立年至今，过去了半个世纪，非洲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当我参加国内的人类学学术会议，讲起自己的非洲研究，总会让同行们感到诧异与惊奇，年轻的同辈们会追问我为什么跑到非洲去？家人怎么办？非洲安全吗？年老的前辈们则热心地鼓励我要坚持做下去，因为中国需要了解非洲，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不论是学者还是民众！
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非洲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世界历史、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学者们大都从宏观入手，或比较、或分析几个重要非洲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活动，有的学者自诩为万金油，不论哪个国家发生状况，他都可以用国际关系的理论评论一番，尽管他很可能从未去过这个国家或仅在这个国家停留几日。由此可见，中国学界普遍忽视了非洲最基层部族与乡村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文化差异，而这正是人类学关注的焦点与优势！中国的非洲研究需要人类学者深入到非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观察体验当代非洲社会与文化，搜集第一手数据资料，基于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作出中国学者独立的分析与表述，才能生产出有真正学术价值的知识，并与世界学术对话，展示中国学者的主体地位。&
徐杰舜：对，但相比于西方那些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中国人类学的非洲研究该怎么做呢？
徐薇：我们一直在仰视由一代代的西方人类学者用100多年时间辛苦垒砌起来的非洲研究大厦，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人类学者来说，这种仰视会令人感到晕眩、甚至恐惧，不敢越雷池一步！“人家做了那么多，我还去做什么？”这是我选择做非洲研究之初，如鲠在喉的一个问题。然而，当你清楚的意识到，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的主观态度与判断时，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西方人类学学者所建构出的理论大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和讨论的框架与平台，我们要根据自身学术发展的需要有选择的学习而不是全盘接受。正在崛起中的非洲本土人类学者向我们展示了从实际问题出发，开展跨学科、跨领域合作，将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充分融入到社会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去的务实精神与做法。很多非洲学者不愿去迎合西方、陷入理论建构的泥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是他们做学术研究的最大动力与使命。那么，当代中国人类学者走进非洲、研究非洲的定位是什么？要履行哪些使命与责任？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在我四年来不断地穿梭于中国与非洲大陆的过程中渐渐明晰。
首先，基于中国社会的知识需要。中国知识界对非洲的了解大多局限在宏观的政治经济领域，还鲜有对某个国家某个村落、社区微观系统的个案研究，这些个案会告诉我们当地人的生活现状及所思所想。人类学者要主动及时地与大众分享田野中的经历感受，网络上的社交媒体是最好的传播工具，可以让更多中国人了解真实的非洲。当然做到这些还不够，还要努力去追求人类学的更高境界，即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将微观的个案与宏大的历史巧妙联接起来。
其次，突出问题意识，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当今非洲所面临并亟待解决的社会发展问题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如何建构一个稳定统一的国家？怎样有效遏制艾滋病蔓延？如何增加年轻人的就业、减少贫困？如何避免族群冲突乃至内战？……这些与非洲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在一起合作寻求最适合的解决之道。
再者，中国人类学者要积极与非洲本土学者开展合作研究。相比于西方学者的优越感，中国学者让非洲人感觉更加平等与谦和。我在非洲调研的过程中，很多非洲人都跟我说，“中国人跟白人不一样，中国人和我们是平等的。”中国学者没有西方学者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会更容易进入当地社会，让当地人更多地了解中国。几百年的殖民统治，西方文化已经侵入到非洲社会的方方面面，非洲人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都受着西方社会的深远影响，包括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很多都是西方人灌输的，因此中国与非洲之间，需要彼此面对面的真诚交流与了解，双方文化上的交流互鉴需要更多学者们的积极参与。
明确定位后，中国人类学者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走进非洲、融入田野。在此，我不想再重复有关田野调查的种种理论与方法，仅从我个人的田野经历出发，总结与反思田野中的得失利弊，期望能为有志于去非洲做田野的同行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正如我前面说的，2010年我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从硕士到博士的6年时光，除了课堂上研习最基础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每年的寒暑假我都会在黑龙江农村跟随民间二人转艺人走乡窜屯，了解艺人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若不是我先生的出现，我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会跟非洲有任何关系，我很有可能回到东北的某个高校，在社会学或民俗学系里教书，寒暑假再回到自己曾经的田野点，继续从人类学视角探究民间艺人与当代社会的关系。然而，人生真的不是如你想象般理应如此，有时命运会给你完全出乎意料的选择与安排。因为先生常驻非洲工作，他向我描绘与展示的非洲彻底颠覆了我对非洲的所有误解和想象，更驱使我对非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与好奇，怎样才能去非洲呢？就在我即将博士毕业、考虑就业去向之际，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招聘启事上赫然写着“人类学博士1名”，我毫不犹豫地投出了简历，并如愿以偿地来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工作。非洲研究院是一个团结、温暖、进取的集体，它给予青年学者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刘鸿武院长更是不遗余力的鼓励我们，“要怀着一颗热忱之心做学问，抓住一切机会与非洲学者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摆脱过去直接照搬西方理论、移植西方成果的弊端，去非洲的田野做实地调查与国别个案研究，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来观察非洲、体验非洲。”
在我到非洲研究院工作的第二年，即2011年的大年初二，我终于踏上了去非洲的旅途，圆了自己的非洲梦。此后的日子里，我在博茨瓦纳生活了19个月，又赴南非、赞比亚、喀麦隆做过短期的调研，对非洲国家有了更多直观的认识与了解；但在学术研究上，转型时期的困境与挑战时常令我感到沮丧与挫败，毕竟在我过去所受的教育中，有关非洲的知识少之又少，面对浩如烟海且大多是英文的前人研究成果，我像小蚂蚁啃大西瓜一样茫然无助……
经过在非洲的四年田野历练，我发现学术转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自己感兴趣并且能够驾驭的好问题！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都依赖现代化与科技进步，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殖民统治与影响，更难找到适合本土社会发展的路径。
当今非洲大陆面临许多紧迫的问题，贫困与族群冲突、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膨胀、医疗与公共卫生落后等。中国人类学者怎样分析这些问题，进而贡献出独具特色的解决方案？我认为除了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与扎实的田野经验，还要努力彰显出赵旭东教授所提倡的“中国意识”的主体性，即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经验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这种中国意识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或者家长式作风，带有更多包容、平等、学习与借鉴的味道。对于长期受西方殖民与文化渗透的非洲国家来说，中国人的到来带给他们另外一种选择与可能，即没有历史包袱与心灵创伤，可以平等开放地合作。当然，西方学者也在经历着深刻的自我反省，中国学者亦经历着走向西方后又回归本土的自我转型，非洲学者同样需要这种回归与自觉。由此，我看到了中国与非洲各国在表面差异下的普遍共性，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发展历程与文化，我们更容易实现彼此间的理解与认同。
我总认为，找到好的研究问题并与个人兴趣相统一，是一个在田野中不断实践与发现的过程，而不是坐在书斋里自说自话。因此，不管你有没有做好理论与知识储备，当去非洲的机会来临时，你要紧紧抓住它，收拾好行囊，上路！
田野工作中的选点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你是否能够顺利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我的经验是：最好通过熟人介绍，而不是自己冒然闯入。如今的非洲人比中国人更看重亲族关系，更愿意将人际关系亲属化。我之所以会选择塞波帕村（Sepopa）的叶伊人作为自己第一个非洲田野点，就是因为我先生一个华人朋友连先生在博茨瓦纳娶了一个叶伊女子为妻，连先生的岳母（也是我最重要的田野报道人）把我当作她的女儿一样看待，热情真诚地接纳了我，使我在村子里能够顺利安全地开展田野工作。田野中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陌生而新奇的，除了按部就班地记录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还要把握住生活中的重要时刻——葬礼、婚礼等仪式与节日活动，在这些非日常的场合与时刻中，我们更容易把握住某一文化最核心的特质。当然，我们在田野中会经常会遇到尴尬与误解，真实记录下来，并反思这些误解的根源，就能找到跨文化比较的钥匙。人类学的田野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在我看来，田野即是生活，生活即是田野，田野中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生活给我们的问题！
进入非洲田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周五的夜晚，我和先生以及先生的同事一起遭遇的入室持枪抢劫！我们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劫匪吓懵，而是很镇定地跟他们交流：冷静，请不要伤害我们，想要什么就拿什么……人生第一次被人用枪顶着脑门，也是第一次像电影里那样被人用胶带封住了眼睛、嘴巴还捆住了手脚。当危险来临，切记不要惊慌、不要喊叫和反抗，只需要举起双手配合，毕竟多数人只为图财而不是害命。我们不会忘记，已经故去的、走过非洲20多个国家的北京大学非洲问题研究专家李保平教授，在人生最后一次非洲之旅——喀麦隆调研时所遭遇的大劫难。可恨的贼偷走了他的相机、钱包、护照，还偷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里面有他在非洲几个月来获得的数据，呕心沥血写的研究文章和游记，还有上万张照片。因为没有证件和钱，他被困在异乡半个月回不了国。宏大的学术梦想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他终于回到祖国时，身体完全垮了，结束了52岁的宝贵生命……可见，非洲田野既充满希望也有不可预知的危险与挑战，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和防范，及时备份资料，与当地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最好能够找到一个当地人作为自己的向导或合作伙伴。田野调查是人心换人心的过程，将心比心、以诚相待，是做好田野的最大技巧。
尽管困难、危险重重，非洲研究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走进非洲、了解非洲。在吸收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亟待树立自己的学术主体性与学术自信心。不论什么样的理论，总要拿到实践中来检验。田野就是试金石与实验场，不但能够了解他者，更能反思自己。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所带领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团队即是通过对当地主流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的研究，来回应、反思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人类学对“他者”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在理解他者的同时，完成了对自我更好的认识。借用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的话说就是：“人类学最令人欣慰的悖论，也是她最激励人的特征，就在于研究他者的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生命旅程。”
非洲研究需要更多的中国人类学者关注，从个人研究旨趣与“中国意识”出发，在非洲田野中、与非洲人面对面的互动中，发现好的学科问题，生产出新的知识与共识，积极探索并找到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徐杰舜：对，中国学者要有自己的话语，而不是一味的模仿西方，虽然人类学也是一门西方学科，但我们中国人懂得兼容并蓄、学以致用，人类学为我们观察、思考、解决问题提供了很多很好的视角，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摆脱贫穷、实现发展、维护国家统一等等都是重要且棘手的问题，中国的人类学者要多多参与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去，发挥所长，造福国家和人民。我一直认为非洲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需要更多了解非洲的人，期待更多的年轻学者走进非洲，研究非洲，在更广阔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徐薇：没错，中国学者还要用自己的母语——汉语来写作有关非洲的民族志，并用汉语来表述自己在非洲的所见所闻，不仅要突出其作为文化母体的中国视野，还要尝试建构一种用汉语作为载体的有关世界的表述机制。这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在世界知识生产体系的框架内，非洲与中国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自我表述的主体，也就是说有关非洲与中国的知识生产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非洲与中国自身，而是西方的社会与学术圈子，特别是用英语、法语写作的有关非洲与中国的各类著述，它们建构了一套有关非洲与中国的知识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相互了解，更束缚了各自的自我表达。正如高丙中教授所言：“西方是凝视者，非西方是被观察对象。知识的社会后果早就凸显出来：关于他人社会的叙事不仅在不断满足西方大众的猎奇之心，而且在知识和社会观念上不断强化我群与他群的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如果我群与他群的相互表述是不平等的，这种结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与中国人口在世界上占最大的比重，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进非洲时，却苦于看不到中国人用汉语书写的有关非洲的民族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此，用汉语来书写非洲文化，还代表着中国人类学界这样一种努力，即借助学术的力量，基于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了解非洲社会与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呈现出与西方所见不一样的非洲！
徐杰舜：你说的很好！你去年成功拿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更好的条件继续做非洲研究，希望你越做越好！
徐薇：谢谢徐老师的鼓励，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去做好非洲研究。我拿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新南非种族与族群关系变迁研究”，所以我马上就要去南非做田野了，我同时也得到了浙师大非洲研究院的田野资助，我期望这次去南非做田野有新的收获！谢谢徐老师！
徐杰舜：好！希望你能从中国学者的视野、感悟和智慧中，去不断认识非洲，感知非洲，从而提升出具有中国话语的人类学范式。
徐薇：我—定会向这个方向努力的!
徐杰舜：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顺便告知各位读者，自从我接受周大鸣教授的建议，从1999年开始了对中国人类学者的访谈，历时16年;以56岁访谈到72岁，先后访谈了近100人。已于2004年、2009年汇编出版了《人类学世纪坦言》和《人类学世纪真言》。此后应《民族论坛》杂志社龙晔生社长之约，又访谈了30余人,大多在《民族论坛》上发表了。至此，我与龙晔生将合作主编，出版《人类学世纪欢言》,将这部分访谈汇编出版，与到二本访谈录汇成中国人类学者访谈三部曲。
对徐薇的访谈是我的压轴之笔。对徐薇的访谈，有二层含义：—是中国人类学者走向了世界，与其他—些学者开始了真正的海外人类学田野考察;二是徐薇是一个青年学者，他们这—代人是人类学在中国的未来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