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的个人主观原因，肯定是他走向违纪违法犯罪的重要因素，我(中纪委李永忠)把它称为第二位的因素。第一位的因素更是这个权力结构，我们用的是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有两个根本性的弊端。第一，是基于决策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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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在美国当校长 冯毅:美国大学最重要的因素是教授(图)
日15:25　　来源：
图为冯毅副校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引言　　在美国当校长，遇到的最大挑战与考验是什么？美国的大学教育精髓是什么？本报记者最近在美国洛杉矶与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冯毅教授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访谈。　　冯毅是沈阳人，上世纪80年代从黑龙江大学毕业。1986年到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攻读公共政策分析、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教，后在克莱蒙特大学当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副院长，院长。2006年3月，他担任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主管教学、科研和学务。　　实行分享管理――教授发挥重大作用　　朱幸福：冯校长，你接受过国内教育，在美国留过学并长期从事教育，对中美两国的教育情况非常熟悉。你在美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冯毅：任何人如果想获得真正的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代价。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只要方向正确，认真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善于观察与思考，一步步去做，最终都会取得成功。我最大的感受是，美国的大学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这也是美国教育的最大特色。美国教授的职责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服务。我当助教时，有机会参加了学校的多个委员会，参与了教学、科研和服务性质的行政管理。我现在做行政管理，对教授的参与有较深的体会，有助于在重大问题上与教授沟通，并容易得到对方的理解。　　中美两国对教学和科研的定义差别不大，但在教授参与行政服务方面有显著的不同。美国大学的行政服务是通过不同委员会来实现的，比如有的委员会负责教授的任命、提升和终身教授(APT)的评定。还有学术标准委员会，负责学校教课标准，新出台的教学计划和学位是否达到期望的水平。如果新计划达不到教学标准，委员会就不予批准。因此，教授在管理大学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美国大学独特的分享管理。　　朱幸福：在美国大学当校长，你面临的最大考验是什么？　　冯毅：做行政领导要与不同领域(纯科学、应用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管理和教育)的教授打交道，每个教授在学校的管理方面都有发言权。此外还要与行政管理、财政、筹款、校长和董事会接触。不同领域的团体在一些重要项目上有不同意见，如何沟通，这是挑战。这种挑战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完成的，整个工作都是进行式。另一挑战是，在美国做行政领导与中国的不一样。从权威来说，中国的校长更有权威，校长虽不是一言九鼎，但基本上可以拍板说话算数。但在美国，校长一定要懂得与其他同行团体分享权威，不可能独占。　　美国校长的权威来自董事会，任命校长是董事会的权力，但也来自师生员工的推荐。成功的校长能善于统合学校的不同意见，找出最有利于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制订正确的政策。这是很大的挑战。校长副校长总是有不同方面的压力，校长不一定有很大权威，但他有很大的责任，在没有完全权威的情况下，如何承担责任并做好工作，这是美国校长面临的最大考验。　　分享教育资源――国际战略目标宏伟　　朱幸福：能否介绍一下克莱蒙特学院集团的简况？
　　冯毅：克莱蒙特学院集团的模式来自英国牛津大学，1887年成立波莫纳学院，以后逐步增加了研究生大学、女子学院、男子学院、工程学院、强调多元化的培泽学院以及生命科学研究所。我们学院集团的每个校园规模很小，但都有特色，学生与教师有很多接触机会。作为集团，我们还协调各校园之间的合作，比如分享图书馆、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以及保安等公共设施，降低成本。培泽学院与30多个国家的大学建立教育伙伴关系，在6个国家建立了分校，包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设立了分校。　　如何与国际接轨，我们大学各学院以前都有自己的国际项目，但没有一个统一计划。去年，大学集团对校长与副校长做过一个问卷调查，主题是集团应发展一个什么样的统一国际战略，哪些国家和地区对集团的教育发展有长远战略意义。大家共同选择中国、新加坡、韩国、日本和印度，最后我们确定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北京四个城市。今年3月，我们克莱蒙特大学集团组团访问了上述4个城市，目的是建立双边高等院校的关系，寻找一些国际合作机会。　　朱幸福：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北京对文理教育的理解和定义与美国的有什么不同？　　冯毅：新加坡一个大学要成立一个新的文理学院，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我们邀请他们的校长和教务长今年到我们这里进行回访。在香港，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也都提出要建立文理教育，从3年制转型到4年制，考虑增加文理教育。在北京，我们几个校长见到教育部负责人，中方也表示对文理教育感兴趣，谈到要培养100所有规模的研究型大学，下一个教育工程可能会考虑成立文理大学。　　强调综合训练――文理教育拓宽视野　　朱幸福：美国文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宗旨是什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目标？　　冯毅：在美国，文理教育强调综合训练，训练宗旨正如哈佛一名教授所说，文理教育不是让学生记住或知道多少事实，不是记住化学的元素和物理的定律，文理教育是训练人们的思维能力，教会学生如何去思考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基本功的训练是全方位的，多样化的。文理教育不强调以科和系为主，不以专业化为主，不强调学科之内的知识分得越细越好。　　朱幸福：你们是如何开展文理教育的？　　冯毅：重视基本功的训练，比如写作、语言、逻辑、甚至数学。就像我们克莱蒙特学院集团中的克莱蒙特-马侃南学院，不管你学经济，还是学音乐或者历史，学生都要选修一门微积分。文理教育不是把文科和理科分开，不是把文科和工科分开，而是把两者有效结合起来。对搞文科的学生来说，学微积分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学文科的学生不一定把微积分的作业做得很好，考试也不会得高分，计算也不是很正确。但他们起码学到一个观念：微积分是建立在零的基础上，没有零就不可能有微积分。　　朱幸福：你长期在美国执教，你认为美国教育最成功和最失败的地方在哪里？　　冯毅：从美国整个教育来说，最成功的地方是对研究生的培养，最欠缺的地方是中小学教育。美国的本科生教育差别比较大。但是，美国的跨学科训练和文理训练是一大优点。到了研究生层面，美国比较开放，从世界范围内招收最优秀的文科和理科学生。中国学生到了美国视野一下子开阔，把以前学的基本功用到新的方面。　　讲究学术自由――教授承担社会责任　　朱幸福：美国教育的精髓是什么？有人说是自由与责任。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冯毅：假如你问美国的校长为什么要当校长，他们总是回答说要把学校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把学校办得更好。要办好大学，一定要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带出优秀的学生。成功的美国大学一定有世界上一流的教授。美国教育的精髓是什么？你会在学术界听到这样一句话：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就是给教授荣誉，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教授有很重大的责任，必须要有权威，需要得到保护。学术自由就为教授提供了保护，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从事研究，他们不会因为发表意见受到惩罚。但他们从事学术活动时应承担对社会的相应责任，不能随心所欲说一些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话。美国教育把教授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让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才能。教授们在自己的领域有很大的自主权，他们不会简单地听从于校长或副校长。比如，教什么课、怎么教、招收什么样的学生，这些方面很大程度取决于教授。美国大学最重要的因素是教授，这是美国教育的精髓。　　朱幸福：美国不少著名的私立学院非常富裕，但规模很小，它们不想摇身变成大学。在国内，我们许多学院都脱胎换骨升为大学。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冯毅：大小规模的学校都应存在，文理学院、研究生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应各显神通。　　在美国有综合性研究大学，类似哈佛、耶鲁和斯坦福大学。还有一套是文理学院，规模比较小，只有学士硕士学位。文理学院的重点不在培养博士生，不指望在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突破，而是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有些学生上大课精神不够集中，上小课就可以得到老师的特殊关照。上大课有400名学生，你不去听课教授也不知道，最后成绩下降。在文理学院，上课学生人数很少，教授花很多时间为每个学生解决问题。一旦这些学生成为研究生，他们的表现会相当突出。　　吸引全球人才――美国教育占尽先机　　朱幸福：最近几十年来，美国大学在世界排名榜上占了前20名，欧洲大学名落孙山。你如何比较欧美大学教育的差距？　　冯毅：欧盟各国的教育体制不一样，在提供社会人才时有很大困难，因此想套用一个标准，促使他们考虑培养出更好的学生。他们不是从投入来进行解释，而是从产出方面寻找解答方案。比如，他们想知道什么样的学生在毕业后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然后决定什么样的学制最合理，最后对学生的入学标准和培养学生的过程提供一些平台。欧洲办学模式最近几年也在不断改善。在对学生的考核和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方面，欧洲一些国家做得比较好，甚至比美国还要好。　　美国教育能走在欧洲前面，主要归功于几个因素：一是土地赠予法，政府把大片土地拨给学校，使学校能建立起来。学校有了一定社会意识后，做的事情与社会公益结合起来，比如为农业、矿业和其他领域服务。二是美国政府确定一些科研项目，政府通过拨款让学校竞争研究项目，政府推动了研究的发展，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成果造福于社会。三是个人捐款和赞助在美国已成为一种文化风尚，大家把资源集中起来供学校使用。　　大学教育中教授的因素最重要，但要吸引好的教授需要财政作为后盾。如果能提供的研究环境非常好，工资待遇非常高，美国高校就会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就会有世界一流的教授。由于有很好的研究环境，不断有私人捐助和政府提供的研究，美国高校教育没有理由不走在欧洲前面。(朱幸福)（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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