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66年6场国度级抗战留念大会今年规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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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大会中，合唱团先后演唱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捍卫黄河》、《游击队歌》、《太行山上》、《强军战歌》、《国歌》、《人民军队忠于党》、《团结就是气力》等8首歌曲。 为将军领队演奏速度减慢四拍 据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副团长兼总指挥张海峰介绍，1200
纪念大会中，合唱团先后演唱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捍卫黄河》、《游击队歌》、《太行山上》、《强军战歌》、《国歌》、《人民军队忠于党》、《团结就是气力》等8首歌曲。
为将军领队演奏速度减慢四拍
据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副团长兼总指挥张海峰介绍，1200人中有来自解放军军乐团、武警军乐团、海军军乐团三个专业乐团的近300人，此外从七雄师区及全军15个单位的55支军乐队2600多名业余队员中抽调871人。
习近平乘坐的校阅车车牌地位首次吊挂国徽摄影/本报记者 胡金喜
郭思达介绍，这首约35秒的《检阅号角》有34个音符(叠声部音符不包括在内)，演奏时以小号为主。阅兵演奏由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王强负责，王强是目前解放军军乐团实力最强的第三乐队首席小号演奏家，曾在汶川周年祭时独奏《怀念曲》。
此前的阅兵式上，首长检阅车都没有正式的军牌。1949年开国大典时朱德总司令的检阅车就没有车牌，当时在检阅车左前挡风玻璃上悬挂了一张通行证。
在历次纪念大会上，会有重要讲话的发表。讲话者的重要性一直晋升，于1995年由时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来发表主要讲话。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前期队员们训练的《大刀进行曲》阅兵时并未演唱。于海说，《大刀进行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但在8月23日全因素预演前，有关领导经过重复考虑，感到《游击队歌》更能反应国民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特色。
2005年，时任九位政治局常委跟江泽民等人均加入了纪念大会，主持人为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由时任党和国度最高引导人胡锦涛发表讲话。当时和九常委一起进入会场的，还有10位抗战老兵士、爱国人士、抗日将领代表，这十位代表坐在了主席台的前排。值得留神的是，这是香港和澳门回归后的第一次留念抗战成功大会，时任香港特殊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和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座何厚铧也来到北京，缺席会议。
因为要在习近平出场时演奏，郭思达在创作时还主要考虑了习近平的个人风格。他2003年进入解放军军乐团，因为解放军军乐团承当外事司仪中的演奏任务，进团伊始他就有机遇出席各种国宴，近间隔接触习近平，感触习的个人风度。
于海先容，为唱好这几首歌曲，合唱团依据千名军人男声合唱团的特点进行了改编。着手改编中，他们发现了问题：“有的歌曲有好多少个版本。”
15次阅兵史上检阅车首次悬挂国徽
为《强军战歌》这首全军都会唱的歌曲，于海曾亲自给作曲家印青打电话校订谱子。作曲家卢肃10多年前已逝世，副团长王军为《团结就是力气》校对乐谱，专门找到卢肃女儿请她拿原稿校对。
昨天的阅兵典礼开端后，习近平乘玄色红旗牌检阅车，经由金水桥，驶上长安街，首次对三军进行检阅。值得注意的是，校阅车的车牌位置悬挂的并不是一般的车牌，而是国徽。这是新中国成破66周年15次阅兵史上，国徽首次被用作检阅车车牌。
7月31日刚提升上将的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宋普选乘坐的陪阅车号牌是“VA01945”，寓意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获得胜利的年份，在主检阅车后面行驶的备用检阅车号牌则是象征胜利70周年的“VA02015”。这两套特殊的号牌是自日起正式启用的“2012式军牌”，字头是代表所属军队部分的汉语拼音，好比这里出现的“V”代表的就是中央军委。
分辨于、、年举办的这六次纪念大会，名称是不尽雷同的。前两次是庆祝的名义，名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而后来的四次，岂但把“庆祝”改为“纪念”，而且将抗日战斗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役并举，召开大会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实在，在1949年到1959年的11次阅兵式上，乘车检阅三军的并不是中心军委主席，而是三军总司令，后来固定为国防部长。也就是说，毛泽东从未在国庆阅兵式上乘车检阅军队。
日，对比十年前的纪念典礼，时任九位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在当天上午向人民好汉纪念碑敬献花篮，参加人数同样为一万多人。随后，在人民大会堂，胡锦涛为10位抗战老战士、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代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1985年，在这首次以“纪念”而非“庆祝”之名举行的大会上，作为发言者，时任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在讲话中提议，全场为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光彩就义的义士默哀一分钟。
北青报记者获悉，这是我国阅兵史上首次在领导人检阅车从天安门城楼驶出时响起号角，此前14次检阅中领导人乘检阅车呈现时都不音乐。为实现这首《检阅号角》，郭思达从5月底接到义务就始终没休息过。
千人合唱团阅兵式上演唱8首歌曲
创作者创作时考虑习近平风格
北青报记者梳理发明，毛泽东没有参加过此类纪念大会，而邓小平在1965年曾经出席过庆贺抗克服利二十周年大会，尔后未有出席。自1985年开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开始出席抗战胜利纪念大会。
阅兵中每换一个兵种就换一首乐曲
军乐团的第15次阅兵演奏有何不同?
再次阅兵是24年后。
1959年，国产“红旗”检阅车首次出当初国庆庆典上。隔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议，将新中国成立后每年国庆大庆、阅兵改为“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咱们想把这次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演唱变成一个绝对尺度的版本。有一些歌曲甚至找到作曲家、作词家自己或者家人核查。”于海说。
首次亮相的解放军千人合唱团在天安门广场演出唱了8首歌曲。阅兵停止后合唱团团擅长海收到了各种“点赞”短信，称颂合唱团歌颂得好、动作做得美丽。
昨天的纪念大会现场，七位政治局常委全部到齐，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老常委也出席大会。大会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习近平发表讲话。65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府高等别代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前政要，30个国家的外军观摩团团长的出席，是此类纪念大会的第一次。
去年2月，9月3日被以立法情势肯定为纪念日。今年“9·3”也是首次于法定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大会。参会人员达到5.5万人，到达历史最高。
解放军军乐团团长邹锐对郭思达创作的这首《检阅号角》评估很高：“它的每个音符都充斥情感，安稳、动摇、坚毅、豪放，音乐下透着骨气，这就是我们的首领。”
由于是首次创作，团里十分器重。从5月底至今，郭思达前后写了10稿，修正了20屡次。让郭思达印象最深入的一次是8月下旬，当时已断定演奏的最后版本，军乐团吹奏员也训练了良久，他又忽然接到告诉, ，请求他即时改写一个新的版本。“当时告知我，当天必需要写出来，很急!”他立即用一个下战书的时光赶写了另一个版本，这是终极演奏的版本。
北京青年报记者懂得到，此次军乐团在徒步方队前进时转变了演奏的速度，以往历届阅兵都是每分钟116拍，这次下降速度改为每分钟112拍。解放军结合军乐团总指挥张治荣流露，今年慢了四拍，是斟酌到徒步方队的将军领队，此次参阅的将军领队大多都是50多岁，要跟20多岁的年青人一起练习受阅，112拍的速度，将军踏着无比适合，年轻士兵也不会认为慢。另外，他表现，慢四拍后的步调也比从前更加稳重。
《检阅号角》作者是解放军军乐团年轻的作曲家郭思达。他告诉北青报记者，此前接到创作任务时，就被告诉时长需把持在35秒左右。
创作十易其稿修改20多遍
接到任务时，郭思达被告知要能“展现大国风范，肃穆、肃穆，要深厚不要激动”。他最终修改后的版本，得到了大家认可。去年12月13日，习近平赴南京参加首个国家公祭日。公祭仪式上演奏的《安魂曲》也是郭思达作曲。
郭思达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创作《检阅号角》时没有其余可供参考的典范，给他的一个线索就是习近平乘检阅车驶上金水桥，他通过设想这个画面找到《检阅号角》想要表白的感到。
十年之后的1995年，增添了向人民豪杰纪念碑敬献花篮的仪式。当年的9月3日上午，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和首都各界共万余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篮，时任七位政治局常委全部参加。纪念大会则于当天下昼召开，会议开始前，近百名抗战老战士，佩戴着功劳章登上主席台。全部人员起立，向抗战老战士致以高尚的敬意，这一环节为历次大会所仅见。
35秒号角奏响“检阅时间”
在70周年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纪念运动是超规格的。
文/本报记者 张伟
不外，曲目总数减少了，演奏难度却进步了。因为演奏中不仅要适应不同曲目节奏快慢的改变，还要适应机械化换曲的节奏：一个兵种要换一首乐曲。他举例说，坦克来了就换《时期英雄》;换武警了就奏《虔诚卫士》;二炮来了，又有《二炮进行曲》;飞机来了，是《中国空军进行曲》，演吹打曲风格得合乎兵种作风。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昨天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盛大举行，这次大会与往年各次纪念大会都不相同。这不仅是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大会，也是第一次在大会中出现检阅部队的内容。
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1949年当前，在北京召开的国家级抗战纪念大会总共有6次，分离在六周年、二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时举行。因为时代不同、局势不同，所以内容不同，规格也不同。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以下简称“总后”)颁发了《军用汽车管理暂行规矩草案》，全军首次对军车号牌式样、制发、治理等作了划定：号牌分汽车号牌、机器脚踏车号牌两种，其中汽车号牌编号为6位阿拉伯数字。由此，我军第一代“51式”军牌出现。
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走下天安门城楼，乘上“红旗”车检阅三军。阅兵首长由此变为中央军委主席。
于海告诉北青报记者，8首歌全部唱完共15分钟左右。最短的《国歌》演唱不到1分钟，仅46秒，最长的《人民军队忠于党》，则要演唱近3分钟。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2009年车牌寓意新中国成立60周年
那么，这6次抗战纪念大会到底怎么开?今年与往年比拟有哪些不同呢?
“文革”后首场大阅兵亮相前两个月，解放军停用自1956年正式启用的“53式”军牌，由字头、字头号、序号三局部组成的“84式”军牌进入历史舞台。
1985年，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身出席，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此类大会。此外，参会职员还包含彭真、万里、习仲勋、杨尚昆、胡乔木、乔石、薄一波等人。抗战时期牺牲的公民党有名将领的亲属及抗战时代的老复员军人和烈士支属等参加了大会，本国驻华使节也应邀出席。大会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主持。
聚焦·检阅车
日，当时的政务院宣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定为9月3日。当年的庆祝大会于当年9月2日召开，地点是中山公园音乐堂，参会人数共有五千余人。而其后的四次大会，不仅同在9月3日当天召开，而且举行地点均为人民大会堂。
六次大会有四次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国旗杆北边，两个华表之间是千人联合军乐团的位置。华表间距离为99.6米，军乐手100人站成一排，12排共1200人。这是军乐团第15次参加阅兵，100名女演奏员首次介入。这次演奏与以往有何不同?
聚焦·检阅号角
开国大典上首长检阅车没有车牌
1995年纪念大会的规格要高于以往，重要体现为时任七位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主持人为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表讲话。这是首次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此类会议上发表讲话。
号角长约35秒有34个音符
其实，每次阅兵结束，首长检阅车的车牌都会成为人民大众热议的话题。比方，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检阅三军时乘坐的检阅车车牌是“京V·02009”。这是为2009年这个年份“特制”的车牌。当时，国庆60周年阅兵总指挥、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在向胡锦涛讲演并请他检阅时乘坐的陪阅车号牌是“京V·01949”。两辆车一前一后，“特制”号牌的寄意是新中国树立60周年。
解放军军乐团团长邹锐告诉北青报记者，这次演奏的曲目总数相对较少。此前国庆阅兵时，不仅要演奏阅兵用乐曲，还要演奏干部游行用的乐曲。以2009年为例，当年联合军乐团演奏了46首曲子。这次撤消了人民游行，所以演奏任务相对减轻。
同样在民间引起关注的是1999年江泽民乘坐的“甲A·02156”。该号牌属于“97式”号牌，与“92式”号牌相比，其字头仍为甲、乙、丙、丁等天干汉字，但之后的字头号则由数字改为大写英文字母，序号也由4位数字增为5位。文/本报记者 张伟
合唱团副团长李成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些歌曲是经两轮筛选后确定的。最初确定了30首歌曲，《延安颂》、《隧道战》等歌曲也在备选名单之中。团长于海介绍，筛选时主要考虑几个因素：一是大家耳熟能详且合适合唱的歌曲;二是考虑男声的特点，抉择铿锵有力、阳刚有力的歌曲;另外考虑历史意思，更着重抗战时期创作的歌曲。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在习近平的检阅车开出城楼，开上金水桥时，天安门广场上响起小号声，这是首次亮相的《检阅号角》，全长约35秒。在习近平的检阅车开到长安街上的拐弯处结束。
1959年国产“红旗”检阅车首次亮相
胡锦涛阅兵时的“特制”车牌，已是第六代军牌，2004年12月启用的号牌被称为“04式”车牌，字头直接用军、海、空等单位名称的首个汉字。根据公然表露的编制规则，“京V”是中央军委。那次阅兵，还有一个细节，是飘荡在车头的旗号，由国庆大典时的“八一”军旗换成了国旗。
自1985年起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
四十周年事念大会时涌现默哀环节纪念大会中，合唱团先后演唱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捍卫黄河》、《游击队歌》、《太行山上》、《强军战歌》、《国歌》、《人民军队忠于党》、《团结就是气力》等8首歌曲。 为将军领队演奏速度减慢四拍 据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副团长兼总指挥张海峰介绍，1200纪念大会中，合唱团先后演唱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捍卫黄河》、《游击队歌》、《太行山上》、《强军战歌》、《国歌》、《人民军队忠于党》、《团结就是气力》等8首歌曲。 为将军领队演奏速度减慢四拍 据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副团长兼总指挥张海峰介绍，1200
纪念大会中，合唱团先后演唱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捍卫黄河》、《游击队歌》、《太行山上》、《强军战歌》、《国歌》、《人民军队忠于党》、《团结就是气力》等8首歌曲。 为将军领队演奏速度减慢四拍 据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副团长兼总指挥张海峰介绍，1200您的位置:&&&=>&
国防大学副教授：建议军政军令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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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中国军队历次裁军情况
　　摘要：从我军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看，不仅要改体制，而且要动结构，还要定制度。因此，建立科学高效的领导管理体制，军政军令分开，高级领率机关进行结构调整与优化，实行作战指挥与领导管理两条线十分紧迫。
　　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已经成为国内外、军内外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也将中国军队变革推向了一个新的起点。
　　势在必行，呼之欲出——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战争形态加速演变，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当前世界强军的主要作战形式。
　　一体化联合作战，具有作战力量多元一体、战场空间多维一体、信息系统多类一体、对抗行动多样一体的独有特征。显然，要打赢这样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其关键是要有上下畅通、指挥统一、实现多方力量聚合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轮裁军与精简整编，中国军队在领导指挥体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制约与影响了中国军队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战斗力建设。
　　比如，中国军队现行的指挥体制，不仅存在着指挥层级多、指挥链条长的问题，更存在着联合指挥难、联合训练难、联合保障难的突出问题。一个大战区，平时要组织战区内驻有的陆、海、空和二炮等作战部队进行联合训练，其中的协调难度很大，更不用说在战时进行联合指挥诸军兵种作战。
　　从根子上讲，中国军队现行的指挥体制，是在机械化战争背景下所建立的模式，已不能适应信息化战争所要求的“扁平网状”的联合作战指挥需求。
　　习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对于我军指挥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做出过诸多深刻论述，强调“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重中之重”，督促全军“要有紧迫感，不能久拖不决”。
　　因此，中国军队现在就要按照习主席的有关指示，以“联合作战”为枢纽，实现“三联”（联合作战指挥、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以“联合作战”为推手，带动中国军队管理体制创新。其中，在建立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中，酝酿已久的的建立，势在必行，呼之欲出。
　　战区联合指挥体制建立后，主要担负两大职能：一是平时专事训练，根据各战区面对的战略方向以及承担的作战任务，由其负责对战区内诸军兵种作战力量进行联合训练。二是战时专职指挥，由其在战时统一指挥战区内所有作战力量进行一体化联合作战。
　　军政军令分开，高级领率机关结构调整——
　　建立科学高效领导管理体制
　　当今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在领导指挥体制上，有的采取军令军政分开的模式，有的采取混合模式。
　　美军采取的是军令军政分开的模式，即指挥打仗与平时养兵分开。管指挥打仗的，不管军兵种建设等事项；管养兵的，不参与战时作战指挥。如美军高层领导管理体制即军政系统，主要职能是“养兵”，由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军种部统管军队建设，包括制定国防政策、国防预算、兵力规划，负责部队的行政管理、战备训练、武器装备采购等。
　　而俄军目前采取的是适度分权的军政军令混合模式。一方面是各军种和其他机构所掌握的作战指挥权向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战略司令部转移，另一方面是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如总参谋部）所掌管的军事行政职能向军种和其他机构转移。
　　当前，我军领导指挥体制采取的是军政军令合一的模式。因国情、军情等方面的不同，究竟哪种模式更合理，并无一定之规。只要是能实现指挥迅捷灵便、领导管理科学高效多能、作战保障有力的模式，都是好模式、好体制。
　　我军领导指挥体制目前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指挥机构臃肿，指挥机构内部设置不合理、部门间职能交叉严重，且多数部门都是负责平时的训练、管理和保障的机构。
　　因此，长期以来，我军领导指挥体制上存在着两大短板：一是领兵打仗的指挥职能弱化，二是对全军建设与发展的战略管理能力弱化。这与构建信息化战争所要求的“扁平网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也直接制约与影响了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实施科学的领导管理。
　　习主席明确指出，“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要解决的大都是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起来确实不容易”。
　　从我军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看，不仅要改体制，而且要动结构，还要定制度。因此，建立科学高效的领导管理体制，军政军令分开，高级领率机关进行结构调整与优化，实行作战指挥与领导管理两条线十分紧迫。
　　为此，陆、海、空与二炮等诸军兵种可探索脱离作战指挥链，建立各自军种部，主要担负军兵种平时建设与管理职能；在战时，则向各战区联合指挥机构提供合格的部队及各种战斗支援。
　　腾笼换鸟，体量瘦身——
　　裁减老旧装备与非战斗人员，编强作战部队
　　当前，中国军队建设正沿着信息化与机械化复合式发展道路加速发展。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总体水平与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少差距：即保持着以二代装备为主、三代先进装备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这就意味着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中仍然存在着不少老旧装备，亟须淘换。
　　再次，当前中国军队在数量规模上存在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陆、海、空与二炮诸军兵种比例不合理，作战部队与非作战部队比例不合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比例不合理，最终带来了官兵比例不合理。
　　习主席明确要求限期压缩老旧装备数量，为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这就要求以编强作战部队为重点，通过裁、减、并等方法，将老旧装备尽快淘换下去，将相当数量的非战斗人员移出军队编制序列，从而把空余出来的编制员额与省下来的国防经费，用于编强作战部队，购置新型武器装备，推动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尤其是大力加强海空军建设，改善军种比例，并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比例，增强中国军队战斗力。
　　（作者王晓辉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军队改革方向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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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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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丰受领任务后兴奋不已，夜不能寐。他根据党中央赋予抗大的任务，望着一群群热血青年感慨万端：自抗大创办后，除来自红军部队和抗日前线的将士外，还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之士，他们放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从海内外汇集于宝塔山下，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探索民族救亡之道。这些爱国知识青年中，有著名专家学者艾思奇、任白戈等；有表演艺术家吕班、田方、孙维世等；有作曲家贺绿汀、郑律成等；有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冯玉祥的侄子冯文华、傅作义的弟弟傅作良。朱德总司令也把自己的儿子朱琦送到抗大学习。其中还有国际友好人士朝鲜人武亭、越南人洪水等。
　　当时，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在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的熏陶下，白天苦练杀敌技能，晚上伏案苦读。抗大创办9年多，共培训10多万军政干部。
　　一幕幕感人情景让凯丰心潮澎湃。很快，他就将从心灵深处流淌出的歌词交给了年仅27岁的青年作曲家吕骥。11月10日，吕骥反诵着歌词，，一串串音符挟着强烈的感情喷涌而出，仅用一个下午的时间，他便完成了谱曲任务。此后，由吕骥当场唱给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等领导听。罗瑞卿激动地说，我听过不少校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首歌。从此，《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从校园传遍延安，飞越万水千山，唱遍抗日前线，并一直传唱至今。
　　为了弘扬抗大的光荣传统，，作为抗大传人的国防大学在召开的首届党代表大会上，正式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确定为国防大学的校歌。从此，国防大学校园上空每天都飘荡着《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每逢集会、开学和毕业典礼时，将校学员们总是满怀激情地唱起这首催人奋进的校歌。这首歌激励着全校师生们奋发进取，为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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