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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与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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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公德与私德？
　　公德，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在公共领域中的道德；私德，就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道德。这个定义不是完美的，但是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公私德两个概念的基本使用范围。
　　公德和私德作为道德行为，人们往往注意的是作为道德主体的精神状态，即他是否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与信念。但是道德行为同时要求相应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可以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概括。公德与私德不仅仅是伦理观念问题，还包含着公共舆论、包括着社会的公私域状态，以及相应的制度。这样一些作为社会存在的条件是刚性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忽略这样一些条件，把道德仅仅看作个人应该坚持的道德操守，或者道德责任义务时，就有可能滑向道德说教：因为它没有考虑到道德社会结构。因此，一种道德行为实际上和它的社会条件是联系在一起的，道德建设要把道德环境建设和自身的伦理信仰建设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关于“私德”
　　大约一个世纪前，梁启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一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人们的判断：“中国，……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人们一向引以为荣，为什么要被说成是没有公德？实事是，在国人的伦理行为和生活中，时常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在血缘亲情生活圈子当中，他很注重自己的形象，而且在待人接物和进退出处当中，都很在意精心。这样的做人态度实际上有一个发端，就是他的家庭。在直接有血缘关联纽带的家庭中，他就会产生这种亲情，因此孝顺父母、尊老爱幼是中国传统美德。这种美德，我们今天也仍能看到它非常感人的一面。但这种对亲人舍身的道德品质，一旦脱离血亲的家庭结构、家族结构，进入一个陌生人的天地，它往往会产生不易察觉的另一方面。与前面恰恰相反，表现为对他人的冷漠和自保这样一种心态。可以观察一下，与陌生人交往的人，往往有这样自发的倾向，当发生事件和自己没关系时，往往表现出冷漠旁观的倾向，这一倾向在鲁迅那里叫“看客”。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共伦理，主要就是以血亲为辐射中心放大扩展开来的亲族关系伦理。汉末九品中正的制度，就是对个人血亲道德品行的考察，成为提拔、选拔官吏最主要的参照。而其中的着重点就是你在家里是否孝顺：如果你很孝顺，那么在朝廷，犯上做乱，鲜矣。这样的孝顺，与三纲五常的忠君有对应关系：朝廷不过是放大的家族。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共生活，实际上也是放大的私人关系网；中国的传统伦理实际上是把中国的关系学、私人关系学混为一体。而超出私人关系的公共关系，一方面作为私人关系的延伸放大，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涵摄，也要把它放在其次的地位。
　　关于“公德”
　　关于公德有必要强调三点：现代公德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无私。公德的前提是现代个体人格。有人的自由的信仰，自主选择。一个现代个人，他遵守公德，体现了一种情操，一种职业的操守，体现了一个人的自律，恰恰体现了个体的人格的尊严。他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人，表现出高尚的职业的操守。这里的公德是以单数第一人称做出选择的，是我、个体我、单数第一人称的我的选择。因此这也成为现代私德的起源。这样一种私德，是以现代人格的自我意识即民主、自由、自主为内涵的。因此私德的起源被看作现代的开端。
　　以往国人说的公德往往是遵纪守法、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绿灯、上车要买票等等。这样一种消极的具有底线意义的公德，当然属于公德的一种。但是公德的本意，实际上是一种公共关怀，是一种公共精神，是超出个人的界限，关怀超出个人利益以外的公共领域的事情。这是公德最初的意义。这个意义集中的体现是政治。公德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能健康地保持它现代文明的体制。比如说对于腐败，对于社会的进步，包括对于国家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你是否有足够的关怀。这种关怀不是被迫的、不是别人给你灌输的，而是自己自由地做出决定的。有这种公共精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德。
　　公德与私德在现代条件下还有一个特点，它们之间是分化的：在公共领域建立一种规则、制度，然后你要遵守，但是要保持公民权。这样一种公德与私德的分化，相应地它也要求在社会生活空间中给私人留有私人领域，一个人在私人的领域，只要不侵犯他人利益，都是受到保护的，同时社会生活有真正民主和法制的公共空间。如果这两者不具备的话，那么公德与私德就没有了依托。可见，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利益是受到保护的；他和公共生活发生关系，最重要的，看他是否危害公众的利益。这在现代社会中是明确区分开的。
　　当代的公民道德建设
　　我国改革进程历经30年，历史进程要求我们把公德建设与社会的现代化更加紧密联系起来。因此今天提出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我们可以看到，这恰恰是对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判断的回应。但是公民道德建设决不能走入唯心主义的说教，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含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什么是公民道德。现代的“公民”观念将人的一切关系：主仆关系、党派关系、血缘关系，包括其他前现代切身的关系置于“公民”身份之下。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能不能做到抛开一切关系，明确地意识到我首先是一个“公民”？实际上不容易。今天有很多关系制约着“公民”不能成为第一身份。
　　由此引伸出来的一个重大结论是：今天我们进行公民道德建设，意味着在观念上不仅要进行道德修养，还是一个政治性的要求，即要求建立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因此，公民道德建设涵义重大，并不是过去那种简单说教或意识形态灌输，它包含对社会存在改革的要求。我们今天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方面在观念上提升自己，使自己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德观念；另一方面，我们又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中致力于公共的、民主的、法制的社会结构的建构。如果确实如此，就可以真正使自己从家族的、宗法的、全能主义的单位所有制和形形色色的人身附件中解放出来，成为现在的、独立的人格。这种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改革前进的中国已经为这一公德的诞生提供了初步的基础。2003年春夏之交抗击“非典”中第一个以身殉职的广州中医医院医务人员叶欣，她在同事抢救自己的时候说：“传染性很强，不要靠近。”这句话好像可以归入中国传统的私德，或亲情友谊的利他主义。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新思想的萌芽：作为一名护士长，她说的是行话，一个职业术语：传染性很强，因此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一句非常理性的话。但如果意识到在这一理性语言背后支撑的是生命的代价牺牲的是个体的生命，是以生命为代价来支撑这个理性原则的，那么这种观念即使是在支撑抽象形式的公共交往原则，也是何等崇高的精神。抗击“非典”时期流行开来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一个象征性标志：一批医护人员、警察、司机开始以一种不同于传统革命豪言壮语的职业责任伦理表白定位自己的行为——这是我的职业责任。人们从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中国现代公德来临的脚步声。（编辑：林湄） 尤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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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私德是公德的基础”
&&&&&&&&&&&&&&&&&&&&&&& 探讨&私德是公德的基础&&&&&& 大家看了这个题目后，一定都知道&私德是公德的基础&这句名言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讲的。现在，我就想和大家谈一谈这方面的内容。&&&&& 今天晚饭后，我与爸爸就来到秦淮河边散步。散步时，我俩看到了一个现象。那到底是什么呢？原来秦淮河边有三个中年男子正在捕鱼。只见，他们各有分工：第一位拿着钓鱼竿在岸边耐心地垂钓；第二位拿着鱼兜在河边不停地捞鱼；第三位则用鱼叉，我一开始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捕鱼工具，但经过了解后才知道那是鱼叉，这位中年男子，在河边走来走去，眼神时时刻刻地盯在河里的小鱼身上，一看准目标，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放叉，当时的情景可真快，等他走后，我便急忙来到这里，看到了河里那条刚刚被他戳伤的小鱼，真可怜啊！全身血淋淋的，尽管那条小鱼受了伤，但它还是拼命地向前游。看着小鱼，马上便想起了我们人类的残忍。&&&&& 通过这件事，我从中知道了：1、我们人类是万物之灵，是人类创造了这个高科技的社会，但又是人类在逐步毁灭这个社会。鱼儿们在河里自由自在地游着，可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总是破坏生态平衡，来到河边，干涉鱼儿们的自由。2、在这个社会上，有些人非常自私，他们总想得到自己眼前的利益，而不去想着国家、社会现在的处境，不去想自己身后隐伏的祸患。没有大家，哪来的小家？因此，这个世界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私德是公德的基础&，这句陶行知先生的名言，使我时刻铭记在心。有了这句话，就能随时提醒自己：自己得到的好处并不重要，关键是国家或整个世界的利益，只有心中想着他人，不自私自利，就能创造出完美、和谐的社会。&&&&&&&&&&&&&&&&&&&&&&&&&&&&&&&&&&&&&&&&&&&&&&&&&&&&& 南京市渊声巷小学&&&&&&&&&&&&&&&&&&&&&&&&&&&&&&&&&&&&&&&&&&&&&&&&&&&&&& 六三班& 孙磊&&&&&&&&&&&&&&&&&&&&&&&&&&&&&&&&&&&&&&&&&&&&&&&&&&&&&&&
探讨“私德是公德的基础” 相关内容:查看更多>>修“私德”养“公德”
日 08:51:57
&&&&作者：
就近代中国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而言，中国的“国民性”是最为人诟病的对象之一。而缺乏“公德”或者说“公民性”，更是作为近代中国“国民性”的“原罪”被持续批判至今。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新民丛报章程》的第一章第一条就写道：“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他把“人人独善其身”理解为“私德”，把“人人相善其群”理解为“公德”，然后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为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以成立者也。”
因此，修“公德”就成为近代中国“新民”要旨之一端，而“私德”则日益弱化、淡出，成为一种日渐式微的价值。到了今时今日，“私德”的面目已经如此模糊，甚至已经和“私利”混淆不清。
其实，德之本原在于“利群”二字，“为己”则无所谓“德”。孔子说过“推己及人即为仁”，为他人、为群体是德的关键。进而言之，人贵在能群，一个集体之所以成为集体，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并不是单纯因为其地域相近、种族特征相似，而主要是因为有一种能将一群人凝聚在一起的精神与道德力量。这种力量是一定的社会秩序和制度的社会心理基础，是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所在。
从这一点来看，梁启超对“私德”的定义是值得商榷的，所谓“人人独善其身”似乎并不应称为“私德”，其更类似于个人主义的那种“自爱”。那么，究竟何谓“私德”？
私德是在“亲熟社会”里生成的道德准则。私德是一种非普遍性伦理，它调节的是与自己有恒常联系且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特殊“他者”的关系。私德是以情感为先在条件的，而非理性。比如对父母孝，兄道友、弟道恭，夫妻之间要互相尊重、信任，朋友同事之间要友爱、和睦等。我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视对个人私德的培养，四书五经等经典著作中个人修养的语句俯首皆是。而“私德”系统的发达有其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传统中国一直是农副经济占主导地位，对应的是以家族为主要组织的社会形态，伦理系统与社会经济结构是相互耦合的。至于国家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家族关系的延伸与衍生，国家被看作家庭的放大，君臣关系也比拟为父子关系。“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渊源。社会政治模式与传统文化的伦理系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嵌套关系。有鉴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私德何以在中国社会如此发达。
那么，何谓“公德”？“公德”是一种发达于现代社会的道德形式。在日益抽象化、普遍化的现代社会中，有许多社会结构是无法用传统社会的“私德”去调节维系的，比如国家、政党、公司等。“公德”相对“私德”而言，具有普遍性、无差别性、情感无涉性等特征。如果说“私德”的制度载体是口耳相传的乡规民约，现代社会的“公德”的制度载体代表就是法律。讲公德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仅仅讲私德不可能形成完整健全的现代人格。传统纲常礼教所提倡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亲疏有别、爱有等差”这类道德原则与现代组织格格不入，是典型的私德违背公德的表现。我们的社会正在向公民社会、法治社会转型，若继续以“私德”为主流道德观，显然不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且会对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行造成危害。因此，公德高于私德，私德不能逾越、更不能违背公德，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道德观。
但同时应该看到，“私德”与“公德”两者并非水火不容。“尚公”精神提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以公灭私”当然是对的，但“尚公”针对的应该是私利，而不是私德。“私德”并非“公德”的对立面，恰恰相反，私德不但可以与公德和睦，而且可以相互周济，相互提升。
一方面，私德是道德修养的起点，是公德形成的基本阶段。“公德者，私德之推也”，将私德向外拓展就成为公德。《礼记·大学》所提出的“修齐治平”，即提高自身修为，到管理好家庭，到治理好国家，到安抚天下百姓苍生有其内在必然的先后次序。这一观点至今看来仍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的关键是家庭，家是每一个人习得社会德性的首要场所，一个缺乏“私德”修养的人，更不可能处理好公共事务。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的父母，不关心自己的妻子儿女，与兄弟姐妹形同陌路，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怎么可能爱人民、爱党、爱国？没有私德，公德就没有根基，“私德”的土壤深厚才有助于“公德”的发育发展。
另一方面，公德和私德的本体是相同的，都是一人之德，只是应用领域不同区分出公私二德。“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正因为本体为一，公德和私德的界限不可能泾渭分明，常常相互牵制。私德也能反映公德。尤其对领导干部来说，私德公德都应该经得起检验，私德绝非可有可无的“小节”、“私事”。近期中央推出一系列廉政新规，建立诸如配偶、子女的移民、财产等情况申报制度，逐步将预防腐败从公共领域扩展到官员私人空间，正是要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要想当好官，先要做好人”这个道理虽然朴实，但确实值得深入理解和用心体会。
网站编辑：漫谈公德与私德_学习时报
漫谈公德与私德
——社会转型中的道德建设
什么是公德与私德？关于公德，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在公共领域中的道德；私德，就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道德。这个定义不是完美的，但是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公私德两个概念的基本使用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公德和私德作为道德行为，我们往往注意的是作为道德主体的精神状态，即他是否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与信念。但是道德行为同时要求相应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可以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概括。公德与私德不仅仅是伦理观念问题，还包含着公共舆论、包括着社会的公私域状态，以及相应的制度。这样一些作为社会存在的条件是刚性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忽略这样一些条件，把道德仅仅看作个人应该坚持的道德操守，或者道德责任义务时，就有可能滑向道德说教：因为它没有考虑到道德社会结构。因此，一种道德行为实际上和它的社会条件是联系在一起的，道德建设要把道德环境建设和自身的伦理信仰建设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站在这个高度来思考道德问题。当我们说公德与私德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分析人的主体的精神状态——从作为底线的法制观念到内心深处更高的信仰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属于人文科学的；另一方面，相应地指出这样一些道德信仰状态所需要的环境条件，这些条件属于社会科学性的。公德与私德实际上要求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分析。
大约一个世纪前，梁启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一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人们的判断：“中国，……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我们一向引以为荣，为什么要被说成是没有公德？我们先做一些经验的描述，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梁启超提出的命题会一直受到注意。在国人的伦理行为和生活中，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平时不是很容易觉察，就是在血缘亲情生活圈子当中，非常注重自己如何做人，非常注重自己成为人际关系很好的一个人。他很注重自己的形象，而且在待人接物和进退出处当中，都很在意精心。这种人我们往往看作是成熟的人，是好人。这样的做人态度实际上有一个发端，就是他的家庭。在直接有血缘关联纽带的家庭中，他就会产生这种亲情，因此孝顺父母、尊老爱幼是中国传统美德。这种美德，我们今天也仍能看到它非常感人的一面。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对自己亲人的孝顺、甚至是舍身的道德品质，一旦脱离血亲的家庭结构、家族结构，进入一个陌生人的天地，也就是他人的环境中，它往往会产生不易察觉的另一方面。这方面与前面恰恰相反，表现为对他人的冷漠和自保这样一种心态。今天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与陌生人交往的国人，往往有这样自发的倾向，就是当发生事件的时候，在和自己没关系时，往往表现出冷漠、旁观的倾向，这一倾向在鲁迅那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术语叫“看客”。另一方面，像挤车、抢位子所表现出的心态，则是以为不挤、不抢会吃亏，有一种自保的心理，所以有一点机会，就赶紧抢上去，占一下，中间不允许人插入。实际是缺乏公共道德，也就是梁漱溟所指出的缺乏公共交往生活习惯。这种心态与他在家庭中对家人的那种爱、那种舍己为人的心态，形成鲜明对照。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共伦理，就是以血亲为辐射中心放大扩展开来的亲族关系伦理。汉末九品中正的制度，就是对个人血亲道德品行的考察，成为提拔、选拔官吏最主要的参照。而其中的着重点就是你在家里是否孝顺，如果你很孝顺，那么在朝廷，犯上做乱，鲜矣。这样的孝顺，与三纲五常的忠君有对应关系：朝廷不过是放大的家族。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共生活，实际上是放大的私人关系网。
另一方面，这样一种血亲伦理，是有等级的。所以要讲差序，讲等级，讲亲疏。这是儒家公开提出的。因此，在你的亲朋好友中，按照血亲关系，排列出等级亲疏，孟子就骂墨家非血亲差序类同禽兽，对差序看得很重。
血亲伦理，因人而异，是“对人不对事”的具体权变伦理，而不是“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性伦理。因而将伦理相对主义化了。江湖义气，就是在血亲伦理的根上派生出来的。在同党内部关系中可以为他人冒风险，捍卫这种“义”。但是另一方面，偷别人、抢别人、杀别人，这些不道德，并不进入他们判断视野。这样一种江湖伦理不仅是维系下层社会的血脉纽带，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上层政治生活的各种“帮”、“派”。归结起来，就是私人关系的道德优先于社会公德。中国的传统伦理实际上是把中国的关系学、私人关系学混为一体。而超出私人关系的公共关系，一方面作为私人关系的延伸放大，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涵摄，也要把它放在其次的地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特别是在“左”的意识形态化的革命伦理继古代伦理后衰落的当代中国，私人伦理借助江湖伦理延伸自己的普遍性，已是极可注意的趋势。
关于公德有必要强调三点：现代公德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无私。公德的前提是现代个体人格。他有他的自由的信仰，自主的选择。因而不是从集体方面对个人单方面的规定，而是个人自由的选择，因而这样一个主体和自觉选择的道德，实际上不是传统集体主义文化语境中意指的公德。一个现代个人，他遵守公德，体现了一种情操，一种职业的操守，体现了一个人的自律，恰恰体现了个体的人格的尊严。他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人，表现出高尚的职业的操守。这里的公德是以单数第一人称做出选择的，是我、个体我、单数第一人称的我的选择。因此这也成为现代私德的起源。只要我不妨碍公共秩序，即使我有癖好，任何人无权干涉。这样一种私德，是以现代人格的自我意识即民主、自由、自主为内涵的。因此私德的起源被看作现代的开端。
这里还要注意一点，国人说的公德往往是遵纪守法、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绿灯、上车要买票等等。这样一种消极的具有底线意义的公德，当然属于公德的一种。但是公德的本意，实际上是一种公共关怀，是一种公共精神，是超出个人的界限，关怀超出个人利益以外的公共领域的事情。这是公德最初的意义。这个意义集中的体现是政治。如果把公德仅仅作为一种言语行为文明礼貌之类的个人修养，实际是贬低了公德的意义。公德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能健康地保持它现代文明的体制。比如说对于腐败，对于社会的进步，包括对于国家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你是否有足够的关怀，这种关怀不是被迫的、不是别人给你灌输的，而是自己自由地做出决定的。有这种公共精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德。
公德与私德在现代条件下还有一个特点，它们之间是分化的：在公共领域建立一种规则、制度，然后你要遵守，但是要保持公民权。这样一种公德与私德的分化，相应地它也要求在社会生活空间中给私人留有私人领域，一个人，在他私人的领域，只要不侵犯他人利益，都是受到保护的，同时社会生活有真正民主和法制的公共空间。如果这两者不具备的话，那么公德与私德就没有了依托，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可见，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利益是受到保护的；他和公共生活发生关系，最重要的，看他是否危害公众的利益。这在现代社会中是明确区分开的。
中国改革进程已经30年，历史进程要求我们把公德建设与社会的现代化更加紧密联系起来。因此今天提出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我们可以看到，这恰恰是对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判断的回应。但是公民道德建设决不能走入唯心主义的说教，而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含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什么是公民道德。什么是“公民”？现代公民不同于古代罗马时代的公民，他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第一次响亮地喊出的“公民”不再是路易王朝的臣民，也不再是神圣教皇统治下的子民，而是一个仅仅对法兰西共和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公民。这一观念确实是现代的。它把人的一切关系：主仆关系、党派关系、血缘关系，包括其他前现代切身的关系置于“公民”身份之下。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个问题是，能不能做到抛开一切关系，明确地意识到我首先是一个“公民”？实际上不容易。今天有很多关系制约着“公民”不能成为第一身份。由此引伸出来的一个重大结论是：今天我们进行公民道德建设，意味着在观念上不仅要进行道德修养，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要求，就是社会政治体制变革的要求，他要求建立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因此，公民道德建设涵义重大，并不是过去那种简单说教或意识形态灌输，它实际包含对社会存在改革的要求。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方面在观念上提升自己，使自己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德观念；另一方面，我们又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中致力于公共的、民主的、法制的社会结构的建构。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就可以真正地使自己从家族的、宗法的、全能主义的单位所有制和形形色色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的、独立的人格。这种人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它实际上在今天中国尚是一个有待争取的目标。
改革前进的中国已经为这一公德的诞生提供了初步的基础。2003年春夏之交抗击“非典”中第一个以身殉职的广州中医医院医务人员叶欣，在她染上非典之后，身边的同事去抢救她的时候，她说“传染性很强，不要靠近。”这句话好像可以归入中国传统的私德，或亲情友谊的利他主义。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新思想的萌芽：作为一名护士长，她说的是行话，一个职业术语：传染性很强，因此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一句非常理性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在这一理性语言背后牺牲的是个体的生命，实际上是以生命为代价来支撑这个理性原则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观念， 即使它是在支撑抽象形式的公共交往原则，也表现出何等崇高的精神。抗击“非典”时期流行开来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一个象征性标志：一批医护人员、警察、司机开始以一种不同于传统革命豪言壮语的职业责任伦理表白定位自己的行为（“这是我的职业责任”），我们从中已可以清晰地听到中国现代公德来临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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