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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推荐：只为联花吐幽香—访中国楹联学会名誉会长成其昌
中国楹联学会是由我国楹联艺术家、楹联书法家、楹联活动家及楹联研究人员组成，由中国文联主管的国家一级学会。自1984年成立以来，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周克玉等，都担任过该学会名誉会长。
日前，带着家乡人的自豪和独有的情感，笔者在北京采访了该学会现任名誉会长，中国现代著名诗人、语言学家、楹联家、书法家成其昌（常江），深度发掘了有关我国楹联文化，以及成先生本人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们的采访是在先生的书房进行的，这间经笥盈架，确有“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之势的书斋名为“两栖轩”。其寓意暗指成其昌原本从事地质勘探工作，研究自然科学，但同时又对文学艺术具有浓厚兴趣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成其昌1943年生于吉林舒兰，曾祖父成多禄曾任黑龙江绥化知府，在清末民初被誉为“吉林三杰”翘楚。而外曾祖父则是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几年后壮烈牺牲在抗击沙俄入侵前线，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袁寿山。成其昌的童年多由祖父照料，其崇文尚武的家族背景使他“接受了古学和今学的混合教育”。15岁时成其昌便在《松花湖》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奇怪的是其处女作不是他后来卓有成就的诗歌或楹联，而是一段相声。
1961年，成其昌在北京参加高考。当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刚刚完成人类第一次天地往返，成其昌为此而热血贲张，在填报志愿时，他悉心选择了与航空航天相关的专业。据本人所述，在填报“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时，他好像只看到了“地球物理”几个字，觉得颇有经天纬地的气势，而对“勘探”俩字之含义并未深究。岂料正是这两个字，使其1967年底在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被“发配”到青海地质勘探队。
成其昌到青海之初，正是我国经济比较困难的年代，而常年在野外的勘探队员，比其他行业更加艰苦。为战胜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与寒冷、劳累、荒芜、寂寞进行斗争，年轻的成其昌开始以诗歌倾吐心中的惆怅，赞美地质工作的光荣，描绘战友的勤劳勇敢，讴歌祖国山川的壮美和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
此间，他先后出版了《庐山放歌》和《大山醒来吧》两部诗集，因为这些诗大都创作于地质队的帐篷中，成其昌便获得了“帐篷诗人”的“美誉”。
对于他早期的作品，原地矿部领导张文驹在为其诗集《流浪歌》作序时写道：“这是‘帐篷村’里的一位居民为自己和同伴们写下的诗，记录了他们‘苦、涩、酸、甜’的一部历史。其中有高昂的战歌，有亲切的抒情，有轻松的和不轻松的幽默，也有几声沉重的感慨”。
现在吟诵先生当年的诗，仍旧会被这些文字带进那片荒原，那段历史，那种生活，那般火热。仍旧会看到“一望无际的戈壁哟，一望——无。我的视野，我的感触，被一阵大风塞严、堵住。”同时也会读到“栽花的，收获芬芳，栽秧的，收获五谷。在测区四角栽上木桩，准备收割闪光的金属。或者一捆铁杵，或者一束铜柱。种植了亿万年的矿苗，在木桩下萌动出土。”
在先生当年创作的诗歌中，长诗《帐篷村》、系列诗《地质三唱——篝火歌、流浪歌、葬礼歌》、《信——帐篷文化圈记事》等，都先后获得了中华宝石文学奖、全国科学文艺优秀作品奖等奖项。其中与杜连义（笔名李子）合作发表的长诗《庐山颂》，还曾经被许多省市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1981年，原地矿部举办“三十年找矿有功单位颁奖大会”活动，因其创作的朗诵诗既有很高的文学水准，又饱含着地质人浓郁的生活气息，从而被部长孙大光慧眼识珠，为日后返回北京埋下伏笔。这里要说的题外话是，这位部长正是发现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的伯乐。
近年，成其昌的主要文学成果大都反映在楹联方面。据先生所述，在他5岁时，爷爷带他去吉林市北山游玩。当走进一座建筑时，爷爷告诉他：“上面的三个大字念‘万绿轩’，柱子上这副对联写的是‘五载我重游，桑海高吟诗世界；一层谁更上，乾坤沉醉酒春秋’”。停顿了一阵后，爷爷对他说：“这些都是你太爷写的。”
当时成其昌只会背《百家姓》、《三字经》，对其中的内容并不太懂。但能在名胜之地留下墨迹、以文抒怀的渴望，却给了他奋斗终生的力量。2006年，当吉林市北山画院成立25周年时，成其昌为其题写贺联：
酹酒为公擎画笔，
敲诗许我祝乡贤。
当时，人们只觉得其作品联笔两绝，却很少有人知道此举竟圆了一个少年50多年前许下的宏愿。
成先生真正把精力投放到楹联方面是1974年的事，但那时这门文化还被划在“四旧”之列，书籍被烧，古迹被毁，致“使名山胜地榜书柱铭，剥蚀摧残，与劫火寒烟同尽”。而联语这类文字，更是东鳞西爪，很难搜集整理。就连结婚的新房，也只有“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话语。幸好几年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改变。
采访中，成先生讲述了他在青海省图书馆第一次看到梁章钜《楹联丛话》时的情景，他说：“当图书管理员把这部厚厚的线装书递到我手上时，我的心猛地向上一浮，面对如此丰富的内容，一时竟有手足无措之感。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乘着一叶扁舟在千折百曲的河道中跌跌撞撞，突然驶进大海，看到了新的渴望已久的天地。”
从此，先生便以刀耕火种般的“生产方式”开始在联坛上拓荒。当时，他所在的物探队位于青海湟源，距省城60多公里。此间，只要有去省城的机会，他就去图书馆抄书。为此，他几乎舍弃了所有的工余时间。当时，他把袁枚的几句话写出来贴到墙上勉励自己：“看书多撷一部，游山多走几步，倘非广见博闻，总觉光阴虚度。”
就这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收录了六千余副可供研究的楹联。一次，成先生出差去兰州，发现甘肃省图书馆藏有几册在青海省图从未见过的联书，他爱不释手，却又来不及抄写，便灵机一动，掏出随身携带的录音机，边读边录，回到住地后再进行整理。为了不影响别人学习，他的朗读只能在楼梯间或走廊里“向隅而吟”。
后来，录音就成了先生收集楹联的一个主要手段。为了使效果更好，他还总结并掌握了一套方法。即速度要慢，读音要准；多字同音、一字多音的要说明是哪个字，比如“五更，更就是半夜三更的更”；姓名差不多要字字解释，比如“纪文达昀，昀是日字边加个均匀的匀”。总之，录的时候多说一点，整理的时候就少出差错。
在整理所收录的成果时，成其昌意识到中国楹联遗产十分丰富，需要有个方法才便于查找。于是，他借鉴集邮的方式，将收集到的楹联分成山水、庭宇、庆贺、哀挽、百业、故事、杂题等七类，每大类下再分小类。这样，每有新的收藏，便能“对号入座”。
几年后，成其昌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奉献出他在楹联方面的首秀——《中国对联》。该书广泛吸纳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注入了他本人许多新的见解。其中在借鉴诗词曲律，建立完整的联律等方面，都有创新。
这时，研究楹联已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并获得了成果和乐趣。但他同时又意识到，仅凭个人的奋斗，要想恢复、光大我国楹联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决定串联一些志同道合的爱好者，成立“楹联研究小组”。
1983年，成其昌在杂志《八小时之外》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创办楹联组织的构想。文章刊出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收到500多封读者来信，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支持他的倡议，并希望及早成为其中一员。因来信太多，而回信内容又大同小异，成其昌决定将其制成印刷品邮寄。但既然要刻钢板油印，又何不增加一些关于楹联方面的内容。就这样，一份楹联爱好者自己创办的刊物《楹联通讯》应运而生。
在先生的“两栖轩”中，我们看到一份保存完好的油印小报。据成先生的夫人王玉彩老师讲，当时她们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到了刻钢板、印刊物上。把一部分工资也花到了买纸、买信封和买邮票上。为了省点钱，她常常把读者来信用过的信封，小心翼翼地拆开，再翻过来用浆糊粘好，寄信时重新使用。
1984年初，成其昌调回北京地质管理干部学院工作，这个变化使《楹联通讯》被迫停刊。在最后一期刊物上，成其昌发表了《谢别辞》，他写道：“其实，没有谁刻意去安排。《通讯》出了整整十二期，仿佛一年复始，走向我们自己‘年度’的春天了，真是好兆头！但是，此时此刻，总有‘言犹未尽’之感。此一别，非告别，亦非离别，而是‘别有洞天’”。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先生在与《楹联通讯》告别时的“别有洞天”的确是一种预感。但当时谁都没想到，他们这批联友，后来大都成了各省市自治区楹联学会的领导和骨干。而当时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组织，也为后来中国楹联学会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以常为鉴”
回到北京的成其昌在地质管理干部学院讲授写作，同时抓紧为建立中国楹联组织而奔走。
成其昌至今还觉得在学会成立的过程中，好像一直有贵人相助。其过程首先是老邻居刘振权介绍他认识了时任中国长城学会会长、长征诗人、书法家魏传统。而魏老又以极大热情帮助他找到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长钟敬文，以及刘锡诚、马萧萧等，最终使事情得以解决。
日，中国楹联学会在北京成立。这时，距成其昌调回北京只有半年，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干成这么大一件事”，让他至今回忆起来还激动不已。
在采访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楹联学会第一届领导成员名单，奇怪的是成其昌只担任了秘书长。当我们问及此事时，成先生说：“我确实是楹联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但我觉得学会不是一盆羹，不该由筹备者、出力者论功行赏，进行瓜分。要认识到学会里没有什么成果可以分享，只是个干事情的地方。”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由他提出的领导层人员方案中，他只给自己安排了一个秘书长。他说：“秘书长是跑腿的，我年轻，多干点理所应当。”当有的同志提出成其昌在创建学会过程中“贡献巨大，至少也应该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时”。成先生却表明：“学会不是私有财产，无论谁在其成立过程中出过多大力，从学会成立这天起，都必须从零开始，按章程办事。”
成其昌的高风亮节为楹联学会赢得了长期的稳定兴旺，在这里，“以常为鉴”已经成为一种精神。人们常说：“常江同志有这么大的贡献，也莫过如此，我们还争什么？”
通过其它渠道，我们还了解到这样两件事：
1988年，成其昌所在单位开始晋升技术职称。按他的学历和学术成果，可以申报副教授。但当他看到名单中还有当年他在地院读书的两位老师，而晋升名额又有限时，成先生决定放弃这次机会。他觉得虽然老师二十多年未能晋升职称是社会造成的，但决不能与老师抢这个名额。
倘若不是此事后来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恐怕他的想法将永远无人知晓。可是就在评审快要结束时，上级突然决定给学院增加一个指标，并且规定此前申报过又未能晋升的人不得重报。此刻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已经只有他一个，就这样，成先生竟带着“塞翁失马”一样的感觉，晋升了副教授。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2009年，这时，成先生已担任了一届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主席，但在换届选举中，他又获得了连任。对此，成先生在感谢大家信任的同时郑重提出，在其担任主席期间，只要发现合适的人选，就主动让贤。
两年后，他果然通过理事会讨论，将这一职务让给了一位脱颖而出的同志。
成其昌淡泊功名利禄的境界，与现代人“用职务体现人生价值”的观点形成了巨大反差，很值得我们思考。在交谈中笔者体会到，他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先生总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而“知书”者首先就要“达礼”。虽然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但对于“只我这知书达礼当恭谨，怎肯看出乖露丑遭谈论”之类的底线，还真是值得现在的知识分子好好把握和度量。
成先生淡泊功利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家庭影响，他亲手整理出版过《成多禄集》，对于曾祖父成多禄当年在东北为官被称为“三廉士”之一，又被誉为“清廉太守”的作为和口碑，理解得相当深刻。他知道知识分子时刻都要以“道德”为准绳来衡量自己、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天地和自己的一生。
在采访中我们有幸看到了先生家族2012年新修的《吉林成氏壬辰新谱》，发现其《族训篇》是这样规定的：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吾族务遵祖训，安分守己，遵纪守法，奋力向上；文则为国出谋献策，安邦定国；武则奋勇杀敌守边，鞠躬尽瘁。吾奋吾力，光宗耀祖。
知书达礼的自我约束和“吾族务遵”的族训，使成其昌成了中国楹联学会上上下下都“以常为鉴”楷模。
现在，中国楹联学会成立已近30年，随着岁月流逝，成其昌从当初的不惑之年迈进了古稀的门槛，从学会秘书长变成了精神领袖——名誉会长。当我们请他讲讲学会及楹联本身的变化和发展时，成先生觉得最值得“炫耀”的就是当初抓紧建立了学会。他说：楹联自古以来一直被当作诗词的分支，就连张之洞这样的楹联名家，也都认为“此乃小道也”。所以在其出版诗集时，把楹联部分都删掉了。可以这么说，如果楹联学会不是成立在中华诗词学会前，即使后来能够建立，也只能是诗词学会的一个附庸，就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成先生说：“现在，楹联学会已经成为一个会员众多，布局合理，影响远播的组织。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1000多个市、县都有分支机构。形成了一支拥有8000多名直接会员，近30万基层会员的队伍，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增进海内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让这朵中华文化的奇葩，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在楹联学会中，成其昌长期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在他看来，楹联要成为一门学问，至少要有一部通论，一部词典，一部史志，一部资料集成，还要有一部书目。为完成这“五个一”，他身体力行，把收集联书和整理书目，当成自己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截至2005年10月，成其昌本人收录的书目，已经达到3607条，其中，明前及明代57条，清代471条，民国598条，当代2250条，香港、澳门、台湾及国外231条。
从1985年起，成其昌开始参加全国各地的楹联评选活动，而且大都担任评选委员会主任。一次，有个企业开出10万元的价格征集楹联，这在当时已算作天价。当成其昌应邀来到评联地点后，发现在评委中搞楹联的只有他一个人，这种情况引起他的警觉。果然，在评审开始不久，有人就私下同他商量：“如果一等奖评不出来就空缺怎么样？”
成先生说：“这次企业征联的报价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一等奖有意空缺，明年再出来一家企业悬赏100万，然后再空缺怎么办？这不成了‘逗你玩’吗？所以我看咱们还是实事求是，有一等奖就评出来，如果没有也宁缺毋滥。”
看到成先生的态度，又有人递过来一副对联，低声对他说：“您看这副联能不能评上一等奖？这是我们老板亲戚写的。”先生接过对联，经过推敲，又在脑海中将已经阅过的对联过了一遍，然后十分坚定地说：“不管是谁写的，这副联都得不了一等奖。”
最后，来自张家口的一副楹联获得了一等奖。但据先生说，直到现在，他也不认识这副楹联的作者。
上述事情并非只此一起，也不只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有鉴于此，成先生在2009年发表了题为《评联规范化之路》的文章，文中列举了此前在评联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同时提出了改进措施，使主办方、楹联作者、评委和工作人员的行为都得到了规范。
成其昌是位学者，所以，不管社会活动何等繁忙，他都坚持笔耕不辍，著书立说。据不完全统计，从楹联学会成立至退休这20年间，他先后编撰出版了《中国对联谭概》&&
&&&&&&&&&&&&&&&（华夏出版社1989）、《中华名胜对联大典》（国际文化出版社1993）、《数字合成百科名物词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等关于楹联方面的专著近30部。
在这些著作中，笔者想特别介绍一下《古今联语汇选》。该书于民国初年由胡君复编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分5集17册，近300万字，是明、清以来规模最大的对联作品选集，可谓是鸿篇巨制。
成其昌于上世纪80年代找到这部著作并开始抄录。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按该书目录，查找起来多有不便，而且文中注释也有差错，需要修订或补充。为此，在抄录时，他就产生了重新点校的“奢望”。
2002年，成其昌与西苑出版社合作，开始修订再版该书。这次，他将相关的23册书，统一整理成8册，除对原书进行点校，在断句处增设了标点，还吸收了四川彭作桢编成《古今联语汇选再补》的内容，使之成为当代楹联具有鹤立之势的辞书。有人在胡君复编纂《古今联语汇选》后曾经以“功比保存古物”赞其功绩。依笔者看来，现在以此言肯定成其昌的功绩也不为过。
在2005年出版的《常江对联选》中，成其昌收入了自己前20年创作的近千副对联。其作品不仅展现了“中国联坛十杰”之一的风采，同时让人领略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腹笥丰赡。
在为江西滕王阁楹联学会成立所作的对联中，先生写道：
三秋一序，常令八方墨客小心掷笔；
巨浪长风，又送四海才人大胆题联。
此联因引入王勃《滕王阁序》的“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使其意境极为高远。而“小心掷笔”四个字，更是让人读得一震一惊。现在，成先生的这副对联正高挂于“文以阁名，阁以文传，历千载沧桑盛誉不衰”的滕王阁上，陪伴着王勃那篇被称为“千古一序”的雄文。
成其昌在为四川省楹联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贺联中写道：
巴山夜雨总关情，想川中故友，此时可敲句窗前，撚须灯下；
蜀道风云常惹眼，问锦里新朋，何处能龙门摆阵，茶馆听书。
有读者在欣赏了这副对联后，盛赞此联“情关巴山夜雨，眼惹蜀道风云。突显了联语活力魅力，仿佛构筑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楹联殿堂”。
数字联一直是楹联爱好者喜欢的形式，在《常江对联选》中，我们看到了一副成其昌与联家马萧萧、顾平旦等共同为北京暖瓶厂撰题的数字联：
一口能吞二泉三江四海五湖水；
孤胆敢入十方百姓千家万户门。
此联巧妙地嵌入了“一、二、三、四、五”，“个、十、百、千、万”两组数字，而且顺序递进相对，“蕴蓄哲理，虚实溢美”，妙趣横生，实为所见数字联中之极品。
翻阅书中近千副对联，我们看到约有三分之一作品是先生一蹴而就、依马而成的，而在这些对联中嵌入单位、地点或个人姓名，更是成其昌的绝技之一。这种功夫此前我们仅在《唐伯虎点秋香》这样的电影中看过，没想到当代也真有这样的奇人、高人。
楹联是我国传统文化，要使其生存、发展，就必然要有创新。而源于楹联爱好者的创新意识与成果，又主要看成先生这样的权威如何认定与评价。在这一点上，成其昌确有联海引航的开创精神与搏击能力。而这也正是楹联学会比有些团体学术氛围活跃而和谐，成果亦相对丰硕的原因。
几年前，在进行楹联评比时，一位初审者发现应对者寄来的对联只有三条，他笑着对同事说：“你们看这个人多马虎，信封里少装一条就寄来了。”说完，便将来稿扔进了不能入选的稿件堆里。
对联吗，顾名思义就应该成对，所以这位老师的理解无可厚非。巧合的是那天成其昌恰好在场，他走过去拾起这三条对联，经过反复推敲后说道：“这是一副在南方刚刚兴起的三柱联，是顺应改革开放后厅堂变大，铺面变宽而出现的。这种联其实挺难写，通常是中间一条为上联，两侧都是下联，当然也有其他读写方式。”
经过解释，大家都觉得这种新生事物应该肯定，从此，三柱联就成了对联中一种“法定”形式和一朵奇葩。
眼下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纸媒的影响已今不如昔，所以很多人都是通过电视知道成其昌的，其中有两档节目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最深。一是2002年春节期间，央视综合频道为观众精心制作了一套节日文化大餐——《佳联趣对贺新春》。该节目从正月初一开始，连续播放七天，每期30分钟，由孙小梅、大山和成其昌共同主持。此间，成先生渊博的学识，诙谐幽默的语言，就连他那鹤发童颜，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一次是他为央视10套做了60期《交流》。这是一档面对学生、教师和家长的谈话节目，趣味点就是每期都请成先生出一句对联，让现场和全国观众应对。对联的出句与对句除符合对联规则外，还要与节目主题相扣，积极向上。
该节目在全国中小学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增进学生与教师、家长的沟通与理解，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弘扬楹联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实除了在荧屏配合主持专题节目外，中国楹联学会和成其昌本人还为央视春晚等大型节目做过许多幕后工作。例如1995年春晚舞台装饰联：“国运昌隆家运泰，天开锦绣地开春”；2003年春晚主持人的4副拜年联；2005年各省主持人为春晚献出的16组春联，也都出自成先生与学会同事之手。记得这年春晚，每当一位地方台的主持人读到自己省份的春联时，都会引出来自家乡的掌声，笔者至今还记得当年吉林与辽宁两省是上下联，对联写道：
车轮飞转，东西南北追风去（吉林）
钢水奔腾，春夏秋冬入眼来（辽宁）
2003年，成其昌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但随后便被推选为中国楹联学会名誉会长和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主席。虽然工作繁忙依旧，但“退休”两个字对他的心灵还是产生了不小地撞击，让他不能不想想过去，想想将来。特别是下面这两件事地发生，更是让他“不寒而栗”。
一件是他的一位诗友去世了。生前，此人从先生这儿借去不少书，没想到一个月后，这位朋友的藏书，连同自己借给他的资料，都被朋友的家人当废纸处理了。
另一件是他去中国书店淘书，突然发现一套品相极好，十分珍贵的楹联孤本。在与老板交谈中，他得知这是一位文人的藏品，是其死后由儿女送到这里的。
由此，成其昌想到自己的藏书。这时，他已收藏明清联书60种，民国联书100种，当代联书1800种，真乃粲然可观。“遗憾”的是，他的两个孩子在事业上都另有选择且非常成功，不可能继承他的事业。
在茫然中，成其昌想到多年来为收集这些书籍，妻儿老小都跟着他节衣缩食的情景，想到每次捧得书籍归来时的喜悦，也想到他的收藏还背负着更多人地支持与期望。
成其昌是在1984年调回北京后才使其藏书迅猛增长的。那年，他通过史树青先生认识了中国书店总店的雷梦水。雷先生在卖书时有一种“理论”，他觉得十本同类的书，卖给十个人，谁都没有大用。但如果卖给一个人，这个人就可能成为某一方面学问大家。为此，当他得知成其昌酷爱对联，又在中国楹联学会担任秘书长后，就“内定”凡是对联的书，都留给他，他不要的才能卖给别人，从而使成其昌的联书收藏不管数量还是学术价值，在国内都居于领先地位。
成其昌觉得他的藏书中还凝聚着楹友之间的情谊。1987年，他终于淘到了朝思暮想的《古今联语汇选》。在购书时，他得知常治国（现任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曾经看过这套书，而且深知此书的价值和用途，但当常治国听说这套书是留给成其昌的，虽然爱不释手，还是轻轻地将书放回案上，然后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给常先生留着吧！”
另外，在成其昌购得这套书时，发现其中的两册因售货员疏忽已经卖给了别人。后来，当这位买书人得知成其昌已将此书尽数收藏，只缺少他购走的两册时，便主动将书送了回来，而且执意不收退款，说是请书店转赠给成其昌。当时，成先生还不识此人，多年后才知道这位成人之美的退书人就是现在的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唐克强，其作品早在1997年就获得过北京市迎春征联一等奖。
想到这些，成其昌觉得日后一旦自己的藏书散失，既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这些联友，更对不起这门传统文化。
他首先想到捐赠，但觉得如果捐给个人，难说多年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捐给大型图书馆，这些书肯定得按人家的方法分类造册，被切割成四分五裂的碎片。最后，他终于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并于2006年发出了兴建中国对联图书馆的建议。
建议提出后，很快就得到了后来担任过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顾问郭荣华的响应。此人也是一位“书痴”，同样收藏了大量关于楹联方面的书籍。成其昌对自己百年之后书籍散失地担忧也引起了他的共鸣。于是，他主动与成其昌联系，表示“如果建立楹联图书馆，我的书也无偿捐赠”。
得知郭荣华的态度后，成其昌仿佛有了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于是，在为建馆东奔西跑的同时，他毅然写下一份“遗嘱”，其内容是：“假如我在郭荣华之前离开人世，我的所有对联藏书，将交由他保管，日后请他如数送到对联图书馆去！如果他保存有困难的话，请我的家人精心保护好这批资料，这句话算是预立的遗嘱吧。”
成其昌的“遗嘱”在楹联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也让另一位楹联书籍收藏家、现任中国楹联学会会长助理刘太保做出了同样决定。
日，成其昌、郭荣华、刘太保三人携夫人王玉彩、杨秀花、张荣芝，共同签署了一份生死议定书。
在成其昌家中，笔者看到了议定书原件，其内容为：
捐赠对联图书生死议定书
我们（常江、郭华荣、刘太品）三人，毕生致力于对联图书的收集研究，成为海内外同类图书收藏最多的人。为使这批难得汇聚的文化财富，用于发展对联文化事业，不至于散失湮灭，我们自愿和家人一起签署此份议定书。
我们努力呼吁、筹备、创建“对联图书馆”，使之成为对联收藏、流通、展示、制作、编辑、出版、讲座、培训和公众活动的文化中心。我们所有与对联相关的图书等藏品，将无偿捐献给对联图书馆。
在对联图书馆建成、藏品捐出之前，如有人不幸去世，此人藏书将由另两人（或一人）登记造册，妥为保管，直至捐出。
四& 家属及子女应遵照我们的意愿，予以执行。
本协议书一式四份，除三人各留一份外，第四份用于筹备对联图书馆等公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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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及夫人签字&&
常& 江（成其昌）& 王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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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华荣& 杨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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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品& 张荣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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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这是一份何等豪迈悲壮的文件，她展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那永不泯灭的良心和道德，让财产、名利、继承这些给世间带来纷争的词汇显得那么无力、苍白。
这里，我们要欣慰地告诉读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天津市和平区文化馆接受了成立中国《楹联博物馆》的建议，并已于日前开馆。此后，全国更多的楹联爱好者又向该馆捐赠了一些珍贵的楹联书籍和资料。
几百年的文献在这里汇聚了，她们将作为一种文化，一个历史的侧面留给后人，留给未来，留到永远。为此，可以说这是一份真正的功德。
在成其昌先生的客厅里，挂着这样一副对联：
昆仑移下此书山，凿壁荧光，听诗白塔，成府开文昌泰运
燕蓟收藏真宝物，洛邑羽衣，松江石砚，其门耀玉彩金辉
联中嵌入了先生在北京几处曾经的住所，还有几位家庭成员的名字。其中“其门耀玉彩金辉”中的“玉彩”，就是其夫人王玉彩的名字。虽然后面的“金辉”原本说的一个地址，但笔者觉得在这里用来形容王玉彩老师一点都不牵强。
在对先生采访过程中，玉彩老师始终陪在身边，而且脸上一直带着燕赵大地女人那种端庄的微笑。这种笑就像已经刻在脸上，让人觉得自然，真诚、贤淑。当时笔者便有一种感觉，如果哪家新闻单位要寻找“幸福感”，在这个家庭，在玉彩老师的脸上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
王玉彩生于1947年，小先生4岁。1966年毕业于北大附中高中，就在其踌躇满志准备迎接高考时，一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年后，王玉彩越来越讨厌那种争斗，甚至厌倦了在这个政治漩涡中生活。
1967年底，当她听说青海地质局在京招工时，便毅然报了名，而且通过一而再，再而三地表决心，终于让地质队招工人员打破了不招女工的惯例。当听到这段故事时，我们起初以为王玉彩如此坚定地要去青海，想必与成先生有关，但经询问才知道，当时她们根本不认识，王玉彩这个要强的女孩只是觉得自己已毕业一年多，实在是不能再靠家里养活了。
1968年1月，王玉彩和另一位北京女同学来到天寒地冻的青海，被分配到成其昌所在的物探队。
据王老师回忆，当时她们去野外作业时住的都是帐篷，而且是单层的。每天早晨，整座帐篷就像水晶宫一样，挂满了霜花。为了取暖，她们三个女同志晚上大都是打开一床被褥，三个人挤在一起，相互用体温取暖。
地质队的工作特点之一就是到处转移，而有时竟然要跟着驮设备和行李的牦牛走上几天才能到达目的地。路上她们是走哪儿住哪儿，晚上住宿时帐篷里只能点一盏小油灯。倘若队里能发两只蜡烛，就觉得很奢侈了。
笔者好奇地打听了她与成先生共谐连理的过程，玉彩老师仍旧略显羞涩地说：“那时候我们经常演节目，演的最多的就是唱歌和诗朗诵。这些诗基本都是他写的，两只歌中间的连接词也是他编的。当时我们俩分别是男女领诵，时间长了，看他挺有文化，人品也好，就有了好感。”
当时王玉彩还是学徒工，按理说能找一个大学生为伴侣应该是件高兴的事。可那时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不说与“地富反坏右”相提并论也差不多，为此，有的同事就提醒她，说这个人成分不好，应该慎重考虑。好在她的父母只强调“人品好就行”，而且告诉她“如果在青海有个人照顾，家里也就放心了。”
成其昌那时就爱书如命，在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提高后，这方面的表现更是“劣迹斑斑”。在她们俩人的月收入总计只有七八十元钱的时候，他居然一次能从书店买回几百元钱的书。有人跟他开玩笑，说：“这要是给王玉彩买衣服，你说啥也舍不得。”
后来，成其昌为搜集楹联资料，不仅自己去图书馆或书店抄书，还把王玉彩拉去帮忙。直到退休后，两个人有时还坐在马札上，戴着老花镜，在北京的书店里抄书。当需要抄的资料太多时，她们就使用成其昌的老办法，用录音机录下来，回家整理。然而录制楹联并不像读报那么简单，因为其中生僻字极多，发音还有新韵古韵之别，一字之差，就会谬以千里。值得庆幸的是，古人所谓“近朱近墨”的理论在王玉彩身上得到了验证。时间长了，她不仅开始喜欢和研究楹联，而且也成了一位界内的知名人士。
从互联网上，我们查到下列著作都是王玉彩老师与人合作编著的：
巧妙对联三千副&&&&&&&
常江、王玉彩&&&&&&&&&&&
金盾出版社& 2001
风景对联三千副&&&&&&&
赵金光、王玉彩 选编_&&&
金盾出版社& 2002
台湾风景名胜对联大观&
苏民生、常江、王玉彩&&&
金盾出版社& 2004
格言对联大观&&&&&&&&&
常江、王玉彩、金锐&&&&&
金盾出版社& 2005
新编巧妙对联&&&&&&&&&
常江、王玉彩&&&&&&&&&&&
金盾出版社& 2008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只要成先生谈到哪个问题，王玉彩马上就能把资料从真正的书山联海中找出来，翻到相关的那几页。仅此一点，足以说明她早已成为成其昌研究楹联的合作者，一位楹联专家。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她将图书资料无偿献给楹联图书馆的决定，不仅是财产、财富地捐赠，还是一种忍痛割爱的义举。
除了这次捐赠，其实王玉彩在多年前就为楹联学会做出过特殊贡献。
1984年初，王玉彩与成其昌一起调回北京，因为没有房子，就住在她的娘家。此刻成其昌正在筹建楹联学会，于是，就将筹建处设到了王玉彩家。现任中国楹联学会会长助理刘太品在其发表的文章《联海泛舟第一浆》中，对这件事有清楚的记忆和客观的评价。他写道：
那时，常江（成其昌）还没有住房，暂住在岳父家中，地点是宣武区下斜街萤光胡同九号。年纪大的联友，对这个地址很熟悉，因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里是中国楹联学会的联络地址，也是各地联友进京的接待站，不少人是在这个小院里认识常江和王玉彩一家人的。这胡同虽然只有“萤火虫大的光亮”，却能给人一片光明。
在了解了这些故事后，笔者觉得以“金辉映玉彩”毫不过分，其中既有对王玉彩老师学识的肯定，也有对其品德的称颂。
对成其昌地采访结束了，但笔者却长时间沉浸在他传奇般的经历中，并由此联想到其高祖父，“嗜学能文”曾任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六品骁骑校，授中宪大夫的成荣泰。想到他的曾祖父，被誉为“吉林三杰”、之一的成多禄。想到当代著名诗人、书法家，成其昌的祖父成世杰。想到其夫人王玉彩，以及他那两位出类拔萃的女儿。
此刻，“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副名联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因为其中的哲理在成氏家族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证。在这里，“传”与“继”的没有财产，没有地位，只有道德礼义、文化传统，还有那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于是，这一脉成家子孙，没有人生活在前辈的光环下，每一代，每一家，每一位，都在凭自己的能力和打拼，报效国家，光宗耀祖。其情其境恰似成先生1999年为长江源撰题的环保碑文中所赞美的长江，“由亘古至长今,不择溪流，会九派云烟，坦坦荡荡”。而这些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之魂，国之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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