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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日报】镇安有个大学生创业孵化园
技术维护：镇安人的 “核桃路”
11:16:46&&&来源：&&&评论： 点击：
&&&&&&& 提起冬季养生，很多人首选的是核桃，核桃位居世界&四大干果&之首，是抗氧化之&王&。提起核桃，尽人皆知，那是商洛名优特产；提起镇安，众口一词，那是商洛核桃优生区；提起镇安核桃，人们便会伸出大拇指，交口称赞：果大，仁饱，壳薄，油香。
　　核桃在镇安是一个传统产业，栽培历史悠久。今天的核桃也是镇安人最为关注的致富产业。近日，记者慕名到此进行了采访。
&&&&镇安人种核桃激情高涨
　　深冬季节，镇安县高峰镇寒气逼人，但在道道山洼里，高峰镇的干部群众干的热火朝天，他们有的给核桃树刷白灰，有的给核桃树修枝整容，有的将核桃苗放进坑里，填土浇水&&他们忙得不亦乐乎，一张张笑脸把心里的高兴尽情书写。
　　人群中的农民老刘告诉记者：&这些年国家政策好，政府支持，价格也好，我们干得有劲。今天我们不光是管护，还要栽些新的核桃苗。&据了解，这个冬季光是高峰镇就投资了38万元共栽植优质核苗3.1万余株，新建核桃园1650亩。在镇安，热衷种植核桃的乡镇比比皆是。
　　镇安核桃历史源远流长
　　镇安县位于我省商洛市西南隅，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山地面积占90%以上，气候温和湿润，适宜核桃等树木的生长，发展核桃等林果产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据说从汉代&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起，核桃在镇安便开始了人工栽种的历史。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原商洛地委、行署&每户种一升核桃&决定发出后，镇安迎来了种植核桃的第一个高潮期。
　　1999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后，镇安又出现了种植核桃的第二个高潮。
　　目前，镇安核桃总面积达19.1万亩534万株，年产量4900吨，产值近亿元。核桃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400余元，已经成为镇安山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
　　创新服务一切为了发展
　　据记者了解，镇安以政府为主导的公益技术服务、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主的自我服务、以龙头企业为主的市场服务、以实用技术普及为主的科技支撑服务&四大&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1997年镇安县成立了副科级建制的核桃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核桃产业的发展；50个基地村中有22个建立了村级核桃产业协会，成立了2个核桃专业合作社。&公司+合作社+基地&的模式得到快速发展，通过招商引资、建起了以加工核桃油、核桃蛋白粉、核桃软胶囊为主要产品的海源油脂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华美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2个核桃食品加工企业，实现了全县核桃生产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有效链接，初步形成了产业化市场服务机制。核桃育苗、良种建园、高接换优、防虫科管、良种采穗圃等支撑产业基地的实用技术从示范到推广形成体系，良种基地面积达到8万多亩，累计高接换优核桃树100多万株，建立良种核桃采穗圃150亩，良种繁育圃100亩，掌握核桃高产技术的专业人员达15000多人，培训核桃农民技术员51000余人，户均基本已有一名技术明白人。
　　科学描绘核桃富民蓝图
　　进入十二五，镇安县县委、县政府大力实施&生态文明大县、旅游休闲名县、资源循环强县&战略，2012年县委4号文件将核桃产业确立为特色产业优先发展，决心把镇安核桃培育成为&万吨亿元产业、农民致富源泉&。
　　县林业局齐承立局长向记者描绘镇安发展核桃的前景：&到2020年，全县核桃有望面积达到30万亩700万株，产量达到1.5万吨，产值达到3亿元，户均拥有核桃树120株，人均核桃收入达到1000元&。
　　听着齐局长满怀信心的话语，望着满山遍野挥汗拼干的群众，我们深感肩负生态重任的镇安林业经济发展大有希望，群众的幸福日子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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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s&&&&技术支持：&&&&我家两次下放农村的记忆
发布时间：
来源： 作者：镇安县政协
核心提示:父亲属“建国前”的“老革命”，母亲是县城居民身份，所以我们全家都是吃“商品粮”的居民。但在我生活的记忆里，我家曾先后两次被下放到农村落户劳动。
&&&&&&&&&&&&&&&&&&&&&&&&&&&&&&&&&我家两次下放农村的记忆
&&&&&&&&&&&&&&&&&&&&&&&&&&&&&&&&&&&&&&&&&&&&& 胡晋生
　　父亲属&建国前&的&老革命&，母亲是县城居民身份，所以我们全家都是吃&商品粮&的居民。但在我生活的记忆里，我家曾先后两次被下放到农村落户劳动。
　　第一次下放农村大概是1961年。当时正逢中国的困难时期，政府号召县城吃商品粮的居民报名去农村落户，母亲那时是县城居委会积极分子，便主动报名去农村。于是我家六口被下放到离镇安县城五里路的县河姚家湾落了户。我们搬到姚家湾后，先是租当地社员靳江的房住，半年后又租胡明英家的房住，那时农村居住条件很差，屋子又小，室内透光极弱，我们住得很不习惯。姚家湾当时属半蔬菜队，队里人多地少，我家只分到一分地的自留地，主要口粮需参加生产队分配。当年母亲还比较年轻，就经常参加队上的集体劳动，每天挣得极少的工分，夏秋季也分不上多少粮食，生活自然十分困难，母亲经常在地边拾一些队上扔掉的白菜叶子，回到家给我们搅菜糊汤吃。那菜糊汤稀溜溜的，饭菜油水很轻，吃得我们兄妹个个黄皮寡瘦的，连走路腿上都没有一点劲。我时年才七岁，要走五里小路去县城东关小学读书，在庙岭上坡时我得坐下歇息两三遍，逢下雨天路上泥泞实不好往回走，父亲就给我买一根麻花，这就算是我的一顿饭。其实，我知道母亲在家过得更苦，白天她要劳动，还要为家里做饭，晚上又要在煤油灯下为我兄妹缝补衣裳，经常以泪洗面地向父亲诉说苦楚。好歹母亲从小在米粮农村长大，性格也很要强，在外人跟前从不示弱。她领着我兄妹五人在姚家湾农村艰难地生活了一年半后，又被国家收回县城重新吃上了商品粮。直到我成人后才晓得，那次从农村收回县城是当时的新政策允许的，因为我父亲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
　　我家第二次下放农村是1970年回山西老家。1969年底，县城文化大革命两派武斗刚刚结束，县里已经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父亲也由&走资派&恢复了工作。就在这时，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影响下，我母亲又一次响应国家号召，两次报名去农村落户劳动，而这次下放农村的地点不在镇安，也不在陕西，是我的祖籍山西省长治专区（晋东南专区）长子县岗水公社草泊大队三小队。
　　镇安离老家草泊大队远隔千山万水，那时的交通很不方便，我家连母亲在内的八口人在父亲护送下，沿途步行、坐汽车、火车、马拉车等，经过十余天的奔波，终于回到久违而又陌生的草泊老家。那时，我兄妹已经七人，连母亲八人暂住在表哥李文智家中，于是我们又经历了长达三年时间的农村落户生活。
　　父亲年幼当兵离家，爷爷奶奶早已去世，老家只有一个老姑姑和一个表哥。刚回到老家时我家面临着六大困难。一是语言不同，那里人说话接近陕北人，叽里咕噜的我们一点都听不懂，彼此间语言交流很难。二是无房住，爷爷去世后的三小间房子已给了他的外孙（我表哥）李文智，人家自己住着两间，我全家八口人只暂住一间，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家要长期安家，就必须着手新盖房屋，而国家给的少得可怜的&安家费&根本盖不起房子。三是我兄妹们上学困难，除了在校语言不同外，最大的问题是陕西和山西两地的教材完全不同，我们的课程根本跟不上，当时我和大哥在邻村的吴村中学读书，还有两三个兄妹在本村小学读书，教材的课程同样跟不上。四是家里没劳力，分的口粮极少，生活难以维持。五是老家冬季的天气寒冷，风大，当地农民都穿羊皮大衣，我们长期生活在陕南的人在那里受不了，长期感冒流鼻涕。六是吃饭不习惯，在镇安时，我们以大米白面为主，玉米只占百分之三十，而山西老家以小米、高梁、玉米为主，其余的是豆类杂粮，我们不仅吃不习惯，而且经常吃不饱肚子。
　　面对这些困难，母亲四处借粮、借钱，忙了多半年终于盖起五间大瓦房。尽管如此，还是苦了我和大哥，当时我俩已上中学，功课本来就跟不上，还得经常误学帮家里打土坯盖房。加之家中没有劳力在队里分不上粮食，大哥在中学读了一年后就弃学回队里劳动，他当时只有十七岁，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我从吴村中学毕业后于1972年考上了碾张高中，该校离我家近三十里路，我吃住都在学校，每周末回家背一次粮食，虽说家里生活十分困难，但母亲怕我饿着、冻着，让我带着足够的粮食和零钱，我也带着对母亲和大哥的感恩之情奋发学习，成绩一直优秀，是碾张中学的尖子生。
　　在老家的三年里，最苦的是母亲，她生活无法习惯，加之受累、着急，不到两年她的黑发全部变成白发，人也苍老了许多，但她的自信心很强，活得仍然很精神，虽说她也经常流泪，但她却流着泪吟唱着她永远也忘不掉的陕南民歌。
　　1973年春暖花开之时，母亲突然收到父亲从镇安发去的挂号信，信中带来的是天大的喜讯，他让我们尽快收拾返回陕西，因为他是工龄已满二十年的老干部，其家属可以吃国家商品粮。收到此信的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人激动地一夜未眠，我们的心早已飞回了陕西镇安，母亲高兴地哭一阵、笑一阵，又哭一阵、又笑一阵，我们兄妹们也都陪着母亲哭，陪着母亲笑。我们全家人泪中、笑中都饱含着久违的感叹：我们再不受苦受罪了！于是，我家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农转非&的各项手续，也卖掉了新盖的五间大瓦房，于1973年古历五月初离开山西老家回到镇安，当时父亲在大坪公社工作，我们径直搬到大坪街居住，我也在大坪高中九年级继续读书。
　　在老家居住的三年，是我们全家最困难的三年，也是我一生吃苦最多的三年，但这段经历后来成为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 西口区&批林批孔&见闻
&&&&&&&&&&&&&&&&&&&&&&&&&&&&&&&&&&&&&&&&&&&&&&&吴芳吉
　　1971年10月上旬，西口区公所在甘沟中学召开全区教师紧急会议，由区委梁书记传达了中共中央文件，阐述了&9&13&林彪坠机事件，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炮制《571工程纪要》，妄图谋害毛主席，抢班夺权的罪恶行径。与会人员既惊诧，又愤慨。惊诧的是写入《党章》的毛主席亲密战友和可靠接班人林彪竟然反对毛主席，抢班夺权，愤慨的是林彪不择手段想炸毛主席专列，谋害毛主席，阴谋败露后，判国投敌的罪行。对林彪坠机死亡，人们拍手称快，会议安排对林彪反党集团要进行深入地批判。
　　这年冬季，&批林批孔&运动逐渐深入，区公所抽我协助西口电影队绘制一套&批林批孔&幻灯宣传片。西口电影队提供了&批林批孔&漫画资料，我根据漫画绘制了幻灯片，配写了解说词。幻灯片以漫画图片和文字解说结合的形式，揭示了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流眼泪，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嘴脸，揭露了林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密谋反党，谋害毛主席，抢班夺权的罪行。也披露了林彪（三怕）、黄永胜、叶群鲜为人知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表达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果。&批孔&主要是批孔子&克己复礼&的言论，和林彪反党夺权相照应。
　　同期，我和本校教师在校内向学生传达了&批林批孔&精神，批判了林彪的反党罪行，并停教课本中节选的林彪语录和有关林彪的课文，清理刊物、墙头标语中的林彪题词，诸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等，消除林彪的影响。
　　同期，&批林批孔&运动在各生产大队展开了，学校邻村的一次批判会成了人们茶前饭后的笑料。据说这次批判会是由一位妇联主任主持召开的，批判会上，这位妇联主任义愤填膺地说：&林彪，孔老二这两个坏家伙，他们合伙要谋害毛主席，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虽然弄错了历史，但人们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 农 科 站 的 故 事
&&&&&&&&&&&&&&&&&&&&&&&&&&&&&&&&&&&&&&&&&石常明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人们的思想开始逐渐恢复理性。在农村，虽然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喊的还是相当响亮，但&抓革命，促生产&的理念却更容易被农民所接受。毕竟再革命也不能空着肚子啊。所以当时农村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日益强烈，群众性的科学技术实验推广活动如火如荼，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一级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实验站作为新生事物便应运而生。
　　1975年，我所在的结子人民公社裕民大队第五、六、七生产队就从原来所在的裕民大队分离出来，成立了结子人民公社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实验站，简称农科站。
　　在建制上，农科站与生产大队一样，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大队会计等三名干部组成的领导班子，实行的依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形式，依然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独立核算的经济体制。不同的是单独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科研的机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不仅要求有专门的实验室、实验地块、仪器设备，而且要有专门的地块和专门的技术人员，专门从事有关农业生产技术改革的生产实验活动。
　　当时，全站有三个生产队，一、二生产队抽调三四名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员参加，三队只抽了一个人，一共在三个生产队抽调了八个人参加。于是，我们生产队就抽调了我的大哥和我的父亲。我的大哥是刚刚毕业回家务农的初中生，我父亲则是读过十年私塾的当时已是大队合作医疗室的赤脚医生。地块则是根据需要从每个生产队划出数块，有平地，有梯田，也有坡地，这样以便于对不同作物在不同地块的生长情况有一个对比试验。
　　平常时，实验室的技术员主要就在专门为实验室划出的地块里进行生产实验活动，一旦哪里出现问题了，便会去帮忙解决。比方哪块麦田里出现病虫害了，他们便带了农药器械赶赴防虫治病；小麦怀胎将要放穗了，他们就去在有条件的地块进行叶面喷肥；晚间那个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了，他们又赶去进行科普知识宣传讲座。总之，他们的活动是多样的，既有自己的实验项目，又有为集体服务的工作，一天忙的不亦乐乎。各自的报酬也是按当时实行的每天十分工日记取，并通过大队介绍到各自所在的生产队参加收益分配。
　　随着科技试验的开展，很多相关的新鲜事被社员们逐渐了解和认识，而且产生了极大的的兴趣。比如杂交玉米是怎样培育出来的，一代玉米长出来后其貌不扬、几乎是秕片而种出来后却产量倍增，红薯通过垄作可以大幅度增产，小麦和玉米可以实施行套在同一块地里同时生长而且基本不影响小麦和玉米原有的单产，不仅粮食作物和蔬菜可以防虫，核桃板栗等高大的果木也可以通过高压喷雾器实施防虫增加产量。肥料不仅可以有底肥、追肥的施法，还能进行叶面喷肥而且产量的确得到了提高，秋天还能种洋芋而且种出来的洋芋第二年做种子还能高产，水稻成熟后麻雀竟然不容易摘下来吃掉，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记得当时听大哥说，上面给实验室里配备了一台供实验用的显微镜，能把物体放大二十至六十倍，效果十分了得。出于好奇，大哥他们曾经把身上捉的虱子、跳蚤等拿到显微镜下观看，说虱子非常难看，不但笨拙而且丑陋。跳蚤却长的很是漂亮，长着龙一样的头，身上还长着龙一样金黄色的鳞片。他们还曾把自己排出的粪便拿到显微镜下观看，谁知这一看不要紧，却弄得他们几天都不想吃饭，他们说人肚子里的东西实在是太肮脏了，的确是不忍卒睹。
　　我所知道的他们干的最复杂的一件事可能要首推育种了。首先，育种需要远离大田的单独地块，以免把不需要的花粉传授到了正在培育的母本上面，而达不到预期效果。这样就增加了工作难度，因为他们只好到远离村庄和大田的偏远的地块劳作。有时候实在选不出如意的地块了，就在偏远的荒山中间开出一片荒地来进行试验。那时候荒山已经划到各家各户了，集体已经找不到更好的地方，大哥就领着实验室的几个人在我们自家的自留山上开了一大片荒地，那时候讲贡献，在自留山上开的荒地自然也就供实验室无偿使用了。
　　那时候，分配粮食是按工分计算的，我放了礼拜天还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多挣一点工分也好多分些粮食。有一天下午，我们五六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去生产队参加劳动，生产队长安排我们去给水稻防虫，当时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的就是我大哥。记得当时用的农药是用蚕沙(也就是蚕屎)浸泡过滤后的一种略带黄绿色半透明的液体，喷洒前还得加适量的清水稀释。按照操作规程，所加的清水是应该经过过滤的，以免有杂质堵塞喷头，但大田跟前没有过滤设备，大哥就在河里从小河的水洪中（即河中间流速最快的地方）直接取水使用，我们怀疑是否可行，大哥说流洪里的水最干净，杂质最少，后来事实证明大哥说的是对的。整整一个下午，我们五六个人的喷雾器没有一个耍麻达的。这件事情对我的启示很大印象很深，甚至于在后来看待很多问题的时候，我都拿这个事情作为参照，那就是看主流。也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我对当技术员的大哥产生了敬佩。
　　实践证明，真正的农业产生技术革命光靠热情是不够的，毕竟受到技术、资金、设备、机制、信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也正应了毛主席说的话，任何事物都会走向他的反面。农科站和它的实验1975年开始，终于在 1980年停止了运转，各生产队的地块又归还给了各队，房屋成了大队办公室，技术员也自然回到各自的生产队。但农科站却作为一个大队的行政单位保留了下来，直到多年后的历次农村机构改革中逐渐撤并取消，我所在的结子人民公社改为结子乡，农科站也随即改称农科村，这个名字一直保留到1999年，才改为栗园村，当时也还是三个组，直到2007年又与裕民村合并，依然叫栗园村。2011年3月再一次撤乡建镇，就成了现在的永乐镇栗园村了。
　　最近见到大哥，我问他当年成立农科站实验室有没有实在意义，今年已是五十七岁的大哥回答非常肯定。他说：那肯定有意义么。你想，搞了那么多生产实验，搞了那么多科学技术的推广，加快了大家对新科学知识的认识和新的生产技术的掌握，至少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对于后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无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我想，这个结论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回忆原米粮公社1975年整风运动
&&&&&&&&&&&&&&&&&&&&&&&&&&&&&&&&&&&&&&&&&&&& 姚发金
　　当时的米粮公社是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先进单位。在批林批孔运动地推动下，1974年全社粮食平均亩产四百零二斤，上了&纲要&。在大好形势面前，公社党委一些同志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有的说：&艰苦奋斗几十年，出尽气力流尽汗，粮食亩产上纲要，再想前进难上难。&有的还认为：&米粮公社再发展，一哄二要三支援。&
　　县委发现这种苗头后，及时帮助公社党委进行了开门整风，对他们触动很大，教育深刻。特别是年初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他们采取了一学、二摆、三批判的方法，大摆了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在党内的反映，批判了骄傲自满、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与右倾保守思想，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前进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只有加油站，没有歇脚亭。&接着，党委主要成员又深入到艰苦奋斗十多年如一日，粮食大幅度增产的联盟大队进行调查研究，从这个大队粮食总产由1964年的十一万斤上升到1974年的五十一万斤的典型事例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大家深有体会地说：&我们的工作不是差不多，而是差的远；不是增产到顶，而是潜力很大。要更上一层楼，必须坚持大干了还要再大干，才能加速农业学大寨的步伐。随即在全社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五查三看&活动，分期分批举办&学理论、批资修&学习班，对基层领导班子中个别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成员进行了路线分析。狠刹了资本主义歪风，发扬了社会主义正气，调动了广大干群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一年来，米粮公社党委通过五次大反右倾运动，发动群众，主要抓了五件事：（1）集中力量整顿了两个大队的软班子，对四个生产队长进行了调整，使两级领导班子更加坚强团结和朝气蓬勃；（2）培训了一百二十名农业技术员，大抓了科学种田。（3）在旱象严重的情况下，对三千亩早玉米做到了抗旱担水点种，保证了苗全苗齐；（4）玉米正当扬花受到病虫害威胁时，动员全社三千多名劳力，采取药剂与捕捉并举的方法，突击五天，捕捉害虫二百多斤，消除了祸患；（5）扩大了林业基地。八月份，组织全社一千一百多劳力，在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张峁山上摆开了辟山造林的战场，苦战了六天兴修高质量林业台田2200亩，提前四天完成了任务。
　　大反右倾干劲一鼓再鼓，继续革命米粮又迈出新步。全年农作物虽遭受旱、涝、病、虫的灾害的威胁，全社总产仍达到三百五十二万斤，平均亩产四百七十多斤，比丰收的1974年增加两成，比1964年增长四倍，并有五个大队二十个生产队过了&黄河&。又给国家提供商品粮三十八万斤，比1974年增加三万五千斤。
&&&&&&&&&&&&&&&&&&&&&&&&&&&&&&&&&&我饥饿的中学生活
&&&&&&&&&&&&&&&&&&&&&&&&&&&&&&&&&&&&&&&&&& 王德强
　　时间的脚步总是匆忙的。在我的记忆深处，我的中学时代却是那样漫长而煎熬。那是我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饥饿岁月。
　　我读初中的西口程家中学，距我家六七里路。学校建在一个山包上，从山脚到学校要走十几分钟陡坡石头路。我们按规定在学校食宿，伙食实行饭票制，给学校交包谷面和柴禾兑换饭票。那些年，我家和多数人家一样缺粮吃。特别是春季青黄不接时，常常为吃不饱肚子发愁。我和姐姐那时都在上初中，她高我一个年级。父母把不多的包谷磨成面粉让我们带到学校，他们每天上工做农活同样吃不饱饭，差不多是一半野菜一半粮。父母常从山地里挖回野生洋芋和野菜回家煮着吃，还从山上打回一些火棘果（俗名救命粮）晒干磨成面，与包谷面放在一起搅糊汤，虽然味道有些酸涩难吃，却能填充饥饿的肚子。
　　在学校吃饭，我和姐姐尽量节省着饭票，上午一般就吃二三两没有什么油盐菜的稀糊汤，菜是自己在家带的腌酸菜。每天下午的四节课，不到中途，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上课老是开小差，脑海里要么是家里房顶上冒出的炊烟，要么是一些与吃饭有关的稀奇古怪的幻想。晚上饿得好久都难以入睡，多次梦见故事书中所说的龙宫，那里金碧辉煌，摆着酒席，冒着喷香的热气&&
　　按规定每个周末才能回家，因为往返七八里路程是赶不上晚自习的。但肚子饿得慌，哪有心思听老师讲课呢，不等放学就想着回家，回到家里不管野菜、萝卜、豆渣、稀饭，都能填填肚子。下午从学校回家这段路上，感觉路程好长好长，腿脚好沉重，走着走着就上气不接下气了，头冒虚汗，困乏无力。如果路边地里有萝卜，就乘四处无人，走进地里拔一个萝卜，在比较隐蔽的地方，捡个石片刮刮上面的泥就吃。秋天，地边沟边的柿子树上结满柿子，饿得忍不住心慌，就上树偷摘一个柿子吃。这硬柿子可不是好吃的，涩得上下牙像被捆绑住一样，更是难以下咽，吃过后就出现便秘。
　　学校除了半工半读搞勤工俭学，还要经常帮助生产队劳动，或夏收秋收，这样的劳动生产队多数是要管饭的，虽然是洋芋糊汤，一盆酸菜一盆白萝卜丝，但能够吃饱肚子，所以我们乐意参加这样的劳动。学校还经常排练文艺节目，去农田水利工地、公路修建现场以及欢送新兵慰问演出，好在我小学时就学会了一点能拉二胡的技艺，学校教导主任和我的班主任老师知道了我这个特长，就让我进了文艺宣传队，每次集中排练文艺节目和慰问演出时，也能混上几顿饱饭吃。那个年代，各家各户靠挣工分分粮。为了能多挣工分多分粮食，几乎每个礼拜天，我都跟着父母一起去生产队上劳干活，差不多干大人一样的活，大人们一天挣十分工，我只挣五分工。
　　漫长的三年初中时代结束了。1977年秋季中考，我虽然没能考上中专，却以较好的成绩考入镇安县中学首届高中重点班，当时我们那个公社只考取了两名，全县只招收两个班级不到100名学生。县中学的食堂是用粮票和钱兑换饭票吃饭。饭菜虽然不像初中学校那么单一的包谷糊汤，有面条、蒸馍和炒菜，可家里依旧是缺粮又缺钱，我没有那么多饭票每顿吃饱肚子，每顿只能是半饱不饱的，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顿顿吃上饱饭。当时县城前街靠西关有个七一食堂，那是我最向往的地方，五分钱二两粮票能买一个比拳头还小的蒸馍。那蒸馍真的好香好香，那种香味儿我至今都忘不掉。在学校饿得实在难受的时候，就去七一食堂买一个蒸馍，不过这样的奢侈是很少的。
　　日子每天都在饥饿中度过。在县城我每天都想家。县城回家130多里路，当时虽然通了班车，可我哪里舍得仅有的一点吃饭钱坐车呢，再说路程那么远是不可能经常回家的。有一个周六，我实在想回家了，便早早地起床步行回家。夜还深沉，月亮明晃晃地照着路，不见一户早起的人家。为了就近，我时而走公路时而抄小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胆量，只身一人走了一个多小时天才亮，直走到下午太阳西下时才到家。后来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失盗的事件牵连到我。有一天的晚自习，因为想家我无心呆在教室里学习，便偷偷跑到县城后街的电影院，没有钱来买票看电影，我是乘收票人不注意混进去的。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们同宿舍一个同学的箱子被人撬了，偷了里面的钱物。事情很快报告给了学校，学校领导安排人调查，调查的范围是那天没上晚自习和晚自习早退的人，我自然是被调查的对象之一。我对调查的人详细说明了那晚不在教室的详细经过，包括几点钟的电影，影片名字，什么时间结束。我被排除了嫌疑。后来很快查出了结果，是校内的一名学生所为。据说学校鉴于这名学生的认错态度，给这个学生一次改过的机会，没有公开处理。事情虽然有了结果，但当时我像被羞辱了一样，心里一直不痛快。这年冬季，我患上了严重咽炎，已严重影响到正常说话。我无论如何是不想在城里读书了，便找到了校长，以休学治病的理由才得到校长的批准，我转学到了家乡的西口中学读书。转学回家那天，我依然起得很早，背着一个小木箱步行回家。木箱里是我的课本书籍，有些沉。当我步行到庙坡梁下边叫做凉水泉的地方时，实在又渴又饿，浑身有些无力了。当时身上没有钱，我顾不了多想什么，便就近走到路边不远处的一户人家，家里有一位和我母亲年纪大小的妇女，面对这位陌生的大婶，我不好意思说我肚子饿，只说&婶婶，我口渴了有水没有&，接着问有酸菜汤没有，这位婶婶边说有边去了灶房，用碗在灶台背后的酸菜缸里舀了一碗连汤带菜递给我，我一口气吃下，浑身一下就有了气力。谢过了那位大婶我继续步行赶路。多年以后，我一直记得那户人家和那位善良的大婶，心间永远留存一份感恩之情。
&&&&&&&&&&&&&&&&&&&&&&&&&&&&&&&&&我的学生时代
&&&&&&&&&&&&&&&&&&&&&&&&&&&&&&&&&&&&& 石常明
　　1970年秋天入学后，教育上改为实行春季招生，与几个和我相同遭遇的同学一起被称为新一年级，和我二哥一起第一年入学的自然就是老一年级了。这样，我就在1972年春升学时理所当然地留了一级。&&&
　　当时正值人口增长的高峰期，生源一年比一年多，而学校条件极差，不但教室不够，一个学校五个年级只有两个教室，连课桌凳都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的，我们教室就有一、三、五三个年级同时上课。&
　　那时候的教材很简单，算术（那时候小学阶段把数学叫算术，到了初中以后才叫数学）和现在启蒙阶段差不多，不同的是，从三年级开始增加了珠算课，就是学习打算盘。所以上学时不仅背着书包，还得背一个算盘。珠算课一般是先学加法，后学减法，练习加法主要方法有&三遍还原&、&七遍还原&、&二姐探梅&等。学校还经常组织珠算比赛。珠算技术的学习对我后来的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那时候没有计算器，当文书搞统计都离不开算盘。如果能打一手流利的算盘，也是一个很好的门面呢。语文课与现在也不一样，那时不学拼音，直接学汉字，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是&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所掌握的一点汉语拼音知识还是在初中将要中考的时候补了一个星期的课所学到的。
　　语文课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练习写大字，那时叫写大楷。写大楷就是在用四开白文纸做的练习本上用毛笔写大字，开始要用影格（相当于描红），写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可以不用影格随手写。老师要求在大字之间的空隙当中用毛笔写上小字，这样不仅充分利用了纸张，还在练习大字的同时练习了小字。大楷每天一篇，是固定作业，老师要批改的，必须上交。老师在批改大楷时，用红毛笔在写得好的字上画一个圈，第二天作业发下来后如果谁得的圈多就会特别高兴。
　　教室不足的情况只持续了一年多，到1972年小学旁边的大队代销点搬走后，腾出来做了教室。这是一间大一点的房子，分了两个年级出来，缓解了教室拥挤的状况，但课桌凳依然奇缺。于是，学校就发动大家从家里带些木棒树条，在教室里栽上木桩绑上木棒编上树条抹上泥巴，这样，一排排课桌就做成了，不过凳子还得学生自己从家里拿。这样的状况又持续了一年多，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才换上了真正的课桌凳，从此，我们上学就再也不用扛着凳子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向军队学习&支左，支工，支农&的口号愈发喊得响亮起来，教育战线自然也不甘落后。于是，从三年级以上，除了上课之外，每个星期都要抽出一两天时间到各个生产队去支农。都是小学生，也就十来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春夏季抗旱了在家拿上盆盆罐罐的到各生产队给麦田苞谷地浇水灌溉，秋天了帮生产队拔豆子。其实我们更喜欢去支农，因为无论到那个生产队劳动，都会给我们管一顿饭，而且尽饱，虽然只是苞谷糊汤，但在那个年代能够吃上一顿饱饭，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要知道，在我上学期间家里正是最困难的时候，家里人多劳少，分不上粮食，每年都得靠借储备粮加上打&救命粮&（火棘）采野菜度春荒。上学时早上往往没有饭吃，就拿一个生红薯或者几个腌洋姜当早饭。有时候放学回家饿的走不动路。有一次，早上从家里走时多拿了一个红薯，藏在上学途中的树林里预备下午回家饿了吃，谁知等我们下午放学回来时一看，竟被松鼠吃了一大半！
　　在支农中，学校还组织了小型的文艺宣传队，编排了一些文艺节目，随着支农大军一起，到田间地头在劳动休息的当中进行演出，节目一般都很简单也很简短，都是短小精悍的快板、独唱、小合唱、小故事、三句半等，既活跃了文化生活，又不耽误农活，很受社员们欢迎。
　　在学校集体组织支农的同时，学校还号召我们回家后利用下午和星期天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回家后把学校的这个精神向家长和生产队长一汇报，皆大欢喜。因为当时生产队正缺人手，家里也能多得一点工分。当然，这得有适合我们的活儿才行。那时，正值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正在兴起，春冬季节农田建设大会战的时候，我们就被安排捡石头、抬箩箩（一种用刺藤和葛藤编的无帮简易箩筐，用来装运小石头填石坎内巷用的工具），抬一下午箩箩记一分工。夏收季节了就安排我们去拾麦穗。多年以后，当我看到法国画家布雷东和后来的莱尔米特的两幅画作《拾麦穗的女人》的作品赏析中这样的说明文字之后，心里颇为难过了很久。在集体麦田里拾到的麦穗都必须上交，每上交四斤麦穗记一分工，一般一个下午能捡七八斤可以挣二分工，而两分工日在当时只能分到一两斤左右的粮食。可见，我们的劳动与收获是多么的不对等。有一次我竟然在收过的麦田里捡到一个大麦个子，这一个麦个子就十几斤，一下挣了好几分工，为此着实高兴了好几天。
　　暑假期间，我们生产队的七八个小学生还组织起来承包薅草，就是把生产队比较偏远单独的地块以固定的工日承包下来，完成以后由我们几个参与的人平分工日。这样不仅加快了生产进度，我们个人还可以多挣好几倍的工分，有时候一天可以挣到和好劳力差不多的工分呢。这种承包制可是我们和生产队长合作的发明，要知道，我们的这种创新比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承包还要早好多年呢。
　　在课余时间里，除了参加集体劳动之外，还要分担家里的一些劳动，下午放学了回家吃完饭，要刮一大脸盆洋芋，预备第二天的早饭，或者上坡打一挎篮猪草。
　　刮洋芋不说了，打猪草是农村孩子放学后要做的重要的事情。人常说：穷不丢猪，富不丢书。当时我们家里人多劳少，是生产队里最穷的户之一，但我母亲想让我们读书的思想却出奇地坚定。面对队里好多好心人的劝导抑或是看笑话的人的冷风热嘲，母亲都不予理会。认定了是书也不想丢，猪也不想丢。后来我们每每想起母亲，都会倍加感激她的这一英明之举。现在喂猪靠饲料和粮食，可那时候人都吃不饱肚子哪来的粮食喂猪啊？全凭猪草。这就增大了猪草的需求量，每天要打两挎篮才行。虽然我家住在大山中间到处都是青草，但猪草是有选择的，天天都要这么多，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要打满一挎篮往往要跑几面坡。
　　如果说以上劳动还算是当时一般孩子都会遇到的事情的话，抬水就是我们家特有的活了。我家住在高坡上，吃水很远，正常情况下有近两里路，如果遇到天旱缺水，那就得走四五里山路才有水源。一大家子人，又喂的有牲畜，一天水的需求量很大。大人在生产队劳动，顺路了收工时可以捎带着挑一担水回来，如果不顺路，就得我们几个孩子抬。无论天晴或是下雨，也无论是打猪草回来后还是刮完洋芋之后都是如此。
　　此外，到了一些特别的季节，又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要做。比如春天挖黄姜、初夏摘金银花、夏末了捡桃核杏核砸桃仁杏仁、秋冬季节了割龙须草和黄栌木条子卖，挣一点零钱，也就是后来才听说的勤工俭学。上学的报名费、买一点穿的戴的、有时候还会买一点零食解解馋，具体怎么花全由我们自己做主，母亲对我们挣的钱从不支配，只是提一些建议。
　　但尽管如此忙碌，从未影响到我的学习。当时学校还是比较正规的，除了每周一两个半天支农外，都会按时上课，期中期末考试也还正规。那时我的成绩一直都很好，记得我在小学时期的考试成绩从未低于九十六分。
　　1976年春，通过考试加推荐，我顺利地进入了结子中学。
　　那时候无论上什么学，升学都讲求推荐，推荐主要看个人品行和家庭出身，一般由所在学校和大队或公社进行考察。记得当时有一句很流行也很经典的说法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现在看起来，这句话仍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键是看怎么理解与操作。当时我有两个发小都是地主出身，本人品行应该都没有问题，却一个被推荐上了，而另一个没有被推荐上，我想大概是操作中出了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至今仍是个迷。
　　当时的结子中学是一个初中小学一贯制的学校，小学五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初中两个年级，每个年级两个班，每个班五十来个人。那时候实行的是全日制九年制教育，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二年。初中阶段的课程和现在差不多，只是没有设外语课。每周有两节劳动课，低年级打扫卫生，高年级则在给学校划定的专门的学农地里劳动。
　　结子中学当时的校长姓乔，是一个跟形势跟得很紧的人。在小学阶段感觉不太明显的学大寨、学朝农、学黄帅运动，到了结子中学感觉就特别地明显起来。每一节劳动课的课时由开始的两节课延长到四节课，后来索性变为早饭后的大半天时间。把每周七天改为十四天，中间不放假，到了周十三下午才放一天假，周十四下午又得到校。这样难为了我们远路寄宿的学生，因为这就意味着周十四既要带十三天的粮饭，拿够十三天的柴（每斤粮交四斤柴），还要带这个星期劳动的工具，几样加起来大约有六七十斤的行李。家离学校十几里、有的几十里路，对于一个十五六岁的人可想而知意味着什么。
　　有一天晚上我忽然被一阵啜泣声惊醒了，仔细一听，原来是和我一起从裕民小学推荐上来的那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极力压抑地抽泣着。我低声地问他为什么，他说想家了。并说本来就不想念的，今天劳动课把铁锨弄丢了，下次劳动课了没有工具怎么办？打算明天回家不念书了。我劝了一会儿后，自己也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发现他和他的被子书本都已经不见了，然后就听说他走了，不上学了。早饭后学校就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校长颇有些义愤填膺地向大家通报了这个地主出身的同学退学的事情，说地主的孩子到底是地主的孩子，经不起时代的考验，现在条件这么好都不愿意上学，就是不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将来也不想为人民服务。并一再强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告诫大家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把自己造就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可是，就在乔校长发表上述讲话后不久，我们班又一位同学退学了，而这位同学的退学与校长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时，我们学校不仅有学农地，还办有养猪场、砖瓦场、木耳架。我们这儿没有煤，烧砖瓦全部用木柴，这就需要日夜不停地往窑洞里添柴，烧窑的时候高年级的学生每四个人一组轮班倒。砖窑旁又没有灯，只有窑堂里的火光不时地闪耀着，四周显得更加黑黜黜的。这个同学就随便和大家开了个玩笑，说你们晚上烧窑要注意，人家说窑场有鬼。不知这话怎么就传到乔校长的耳朵里去了，乔校长就揪住这个同学不放，追问他是听谁说的，同学情急之下就说是听他妈说的，于是又把同学的妈叫到学校进行追查然后批斗，说他们母子散布谣言，是贩卖封、资、修黑货，是蓄意破坏无产阶级教学、毒害青少年。还说甭看你学习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需要你这样的接班人，白专道路是死胡同、行不通的。面对&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的打击，可惜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同学就这样被迫退学了。
　　噩运很快降临到我的头上。
　　一次在学农地薅玉米草的时候，不经意间发现乔校长站在我身后，心里一阵慌张锄头就不听手的使唤了，一连撞倒了两棵玉米苗，这下就算闯了大祸了。在后来的劳动总结大会上，乔校长把此事上升到了思想意识的高度进行了批评鞑伐，虽然没有点名，但我内心里已经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
　　接着，有一次从家里去学校，时值冬天，路上风大，我把棉帽耳巴子放下来，以免耳朵被冻伤，赶到学校就上晚自习了，忘记把棉帽耳巴子收起来，被乔校长看到了，当场就是一顿上纲上线的狠批：说我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是资产阶级公子小姐的做派。这样的人怎么能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要看你是贫下中农的子弟，不要看你学习好，不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接受无产阶级风雨的锻炼，一样是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淘汰的。直批得我冷汗直冒，脊背发凉。
　　好在这时候&四人帮&被打到了，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站了出来，给学校领导写了一篇大字报，题目是&我向学校领导猛击一掌&，一共说了十二个问题，用整张红纸洋洋洒洒写了十四张，贴在学校最显眼的地方。李老师从无产阶级办学方针的执行到学校管理以及课程的安排，逐一进行了剖析批判，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如果放在别人，乔校长是不屑一顾的，很可能还会来一个反戈一击。但他不敢这样对待李老师，因为李老师的父亲是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这样就无形之中转移了乔校长的注意力。
　　其实，这李老师并不用怕，而且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不但没有一点干部子弟的架子，还好学上进，很有才华，而且平易近人。他也就十八九岁的年纪，高中毕业，当时正在一个知青点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临时抽调来弥补师资力量不足，给我们当班主任并带物理课。他在带课的同时，也在偷偷地复习，准备高考。他说有小道消息称可能要恢复高考。他常常告诫我们，要远离政治，学好自然科学知识，将来对社会对自己都有好处。第一次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因为当时一切事情都讲求思想领先政治挂帅，似乎全民都很热衷于政治。就连我们学校都在紧跟形势竭力效仿，隔三岔五地召开批斗会、忆苦思甜会、路线斗争报告会等等，每周以班为单位还要召开一次批判会，从&读书无用论&到&读书做官论&，从&师道尊严&到&小绵羊&，从&白专道路&到&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从&林彪孔老二&到&四人帮&，从&叛徒、内奸、工贼&到&走资派还在走&，一路批判下来，每个人都得发言，还要书面抄写上交接受审查，发言要求踊跃还要火药味十足。有的昨天还是学习追捧的对象，明天就成了批判声讨的对象，所以就有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的批判对象与批评内容。我们那时小，也不管那么多，叫批判就发言，而且还得争先恐后奋勇向前声色俱厉义愤填膺。这样下去的确学不到多少知识，所以李老师才会为我们担忧与提醒，只是不知道他的这种与他实际年龄很不相称的见识是来自他自己的思考还是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现在想想，两个方面可能都有。
　　随着&学朝农&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从1976年秋季开始，结子公社在偏远的大坪村设立了又一个初级中学，命名为&五七中学&，不仅把原来大坪、中梁、金河三个村的中学生留在大坪，还抽调了部分初二的学生上去成立了医学班，我二哥便是其中之一。为了适应形势，我们还增设了一门专业课：学医，新调来一位懂中医的老教师为我们上课。第一个学期主要是教我们识别各种中草药，背诵《中药性赋白话解》，没有现成的教材，老师就动员大家回家借。我父亲刚好是赤脚医生，找这样的书还是轻而易举的。这本书经过长时期加工整理代代相传，的确是通俗易懂，读来朗朗上口。到现在我还能够把这本书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但是，这种状况仅仅只持续了半年，到1977年的春天就结束了。
　　1977年，又改春季招生为秋季招生，这样，本来已经进入初二的我们又多上了半年的初一。
　　在这个春天，我们学校调来了很多新的老师，但开学后却再也没有见到我们的李老师，后来听说李老师参加了一九七七年春季的全国高考，再后来，我们班收到了李老师的来信，说是被陕西陇县铁路司机学校录取了。
　　从这个春天开始，我们的课程得到了大范围的修改，学校取消了双周制，我们不再养猪、不再烧窑、不再做瓦、不再支农，我们班还来了些新同学，说是大坪&五七中学&转来的，原来，成立不到一年的&五七中学&已经撤销。
　　也就是从这个春天开始，纸张开始逐渐变得紧缺，以前随便可以买到的白有光纸在市面上很难买到了，作业本只能用比较粗糙的白纸，练习本也只有水红色的纸将就，大多把用过的作业本翻过来做练习或演草本。后来听说，是因为好一点的纸张都用于各种教材和资料的印制方面去了。
　　到1977年下半年，也就是我上初二的时候，各级办学单位开始举办数理化竞赛一类的活动了。我和其他四位同学被选拔出来参加了云镇区举办的数理化竞赛，因准备仓促，经验不足，成绩一般。
　　1978年夏天，我参加了全县统一举行的中考，8月底，接到了云镇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才得知，按分数，我是198.5分，全校第一，已远远超过县重点中学184分的分数线，但因为乔校长的干预，学校把这唯一的名额给了我们班的班长，而我只能舍近求远到四十里以外的云镇中学就读。
　　在云镇中学高一全年级中，我的分数是最高的，所以被分在高一甲班并被班主任任命为学习委员，直至高中毕业。
　　云镇中学又是高中初中一贯制的学校，高中班八年级九年级各两个班，实行的是全日制九年制教育，高中生的报名费是6.5元，至今我仍保留着一张高二时的报名收费收据，每学期都是如此，两年未变，直到1980年7月高中毕业。
　　记得当时云镇中学在1978年的高考中成绩不错，县上为了保证重点中学的教育质量，把课带得好一些的老师都调到县中去了，加之全国大专院校的招生计划有限，我们这个年级的前后共三届只有两个应届生考上了大专体育班，三四个同学通过复读考上了大学专科，除此而外没有一人上线。
　　1980年6月，我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名落孙山后，同年9月曾经到母校复读了一个星期，终因家里困难，思想压力大，无奈地结束了自己的求学生涯，进入了社会这个更大的课堂。
&&&&&&&&&&&&&&&&&&&&&&&&&&&&&童& 年& 趣& 事
&&&&&&&&&&&&&&&&&&&&&&&&&&&&&&&&&张　艳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相对于60年代，生活已经好了很多，但物资还是很匮乏。政治运动依然在搞，但和我们小孩子关系不大。我出生的第二年，父母从县城调到白塔公社工作，在这里我度过了6年的童年快乐时光，7岁时随父母回到县城，入城小二年级就读。虽然童年的物质条件和今天不能相比，但生活却是丰富多彩，充满乐趣的。
　　我们住在白塔中学的一排平房里，有老师的住房，还有几间教室。学校旁边就是地段医院。我每天就和医院、学校的这些小伙伴疯玩。没有幼儿园，天地就是我们的课堂。在野地里打滚，上树都是家常便饭。没什么玩具，不要紧，我们总能找到乐趣玩的不亦乐乎。医院和学校外面都是田野，地方大得很，给我们玩捉迷藏提供了极好的场地。夏天的时候捉萤火虫，塞到南瓜蔓里，然后提着长长的闪着亮光的瓜蔓比赛，看谁的瓜蔓灯更亮。秋天的时候，捡柿子树掉下来的小青柿子，穿成项链和耳环，戴在脖子上、挂在耳朵上臭美。冬天大雪的时候堆雪人，弄个红萝卜做雪人的鼻子，安两个黑炭做眼睛，再弄个扫帚做武器，或者打一场昏天黑地的雪仗。地段医院的叔叔阿姨给我们整盒的安全套，让我们当气球玩，我们在它上面画上五颜六色的画，想象它是氢气球，能飞到天上，可惜它飞不高，但是韧性极好，不容易烂。弄烂的也可以废物利用，把那个皮筋用毛线缠一下扎头发。我有过两个玩具，是爸爸去县上出差，特意带给我的，一个是塑料玩具，是坐在澡盆里的娃娃，底座有个小哨，一捏它就响；还有一个是上螺丝就翻单杠的彩色铁皮娃娃。上小学后，玩性依然不改，抓紧下课十分钟，轮番着玩打沙包、跳房子、抓石子、抓羊角骨、滚铁环、跳皮筋，没有橡皮筋，有同学找来一整块橡胶皮，我们自己剪成橡皮筋。周末时就和小同学到处乱跑，上山，下河。二年级参加了各种兴趣小组，跟着老师学弹扬琴，三年级又参加了体操组，下腰、踢腿，四年级进入篮球队打篮球，一直坚持到初一，这一切，都让我玩的天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我家里姊妹多，那时都是正在求学长身体的时候，父母工资不高，要负担一大家人的生活，既要保证我们吃饱穿暖，还要挤出钱寄给老家奶奶，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可我婴儿时期的生活还真是奢侈，我一直吃的是进口炼乳和奶粉，吃的我胖嘟嘟的，以至于我大姐几十年后每每说起来还在抱怨，说那时我太胖，十来岁的她都抱不动，抱我老摔跤，害她老挨打。我这人嘴很馋，记得3、4岁时，我妈给我弟买的奶粉放在箱子上，弟弟不太爱喝，基本上都是我偷偷吃掉的。有一次，爸妈出远门都不在，晚上我肚子饿了，闹个不停，大姐没办法，没有什么零食吃，只好和面给我做馍馍吃，却不是寻常的烙馍，而是把馍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炒熟了吃，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零食。在白塔时，我妈为了省出白面，在粮站买来那种黑面，跟糠似的，做成蒸馍，吃得我们大家都结肚子。一年级前，零食基本上都是天然水果和食品，像拐枣、八月炸、柿子等等，没吃过水果糖，没吃过面包，二年级时才有幸吃上，还是因为我身体不好，爸爸感到愧疚特意买给我的。在城小时，我和同学自制一种饮料（不记得是不是我发明的）,凉开水加一点苏打、醋和白糖，喝起来酸酸甜甜很是爽口解渴，那个时候没喝过汽水，直到五年级去西安才喝到真正的汽水和香槟，不过我那个饮料和它们比也毫不逊色。那时城小外面街道的住家户都是农民，一到麦收季节，家家户户房门外屋檐下都堆放着一捆一捆的麦子，我们几个同学就偷偷抓人家一把麦子，把麦粒弄出来，在嘴里嚼呀嚼呀，吐出皮，就可以吹泡泡了，可以吹的很大，有时候把脸都能盖住呢，我们自制的泡泡糖，比真正的泡泡糖来到这个县城还早十来年呢。
　　我妈妈不但是老师，而且是西安幼师毕业的，不知是家里孩子多，没精力，还是课业重，顾不上我们，反正自我懂事起，就没见她要求过我们识字啊、学习啊，任由我们自己玩。记得在白塔时，大概4岁那年，附近大队办了个幼儿园，我妈问我愿不愿意上，我很高兴，闹着要去。记得幼儿园是露天的，好像那里原来是个养猪场。结果第一天，我就不知被什么东西咬的满身疙瘩，我就再也不愿去了，我妈也没说什么。我呢就继续疯玩，我妈的教室和我们的住房只隔两间房，一到姐姐们都上学，我妈也上课照顾不上我的时候，我就在外面玩，厌了，就跑到教室里听一会课，再跑出去玩。这样下来，四岁多的我就能将乘法口诀倒背如流，也会写好多的汉字。五岁半的时候想要上学，就跟我妈说，我妈觉着我年龄太小，没答应，我就自己偷偷跑到附近村办小学李老师的家里，李老师考了我几个问题，然后说：来吧，上学吧！路过白塔中学时，看见大姐和同学在地边劳动，问大姐要了一元钱，去交了学费，就成了一年级的小学生。
　　上学的教室是清泉大队的一间保管室，条件非常简陋。房子黑漆漆的，一间房子挤了十来个学生，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都有，只有两张桌子，三年级的学生才有资格用，一二年级的学生从家里拿个小板凳，爬在一张长长的木板上学习。学校只有李老师一位老师，教语文、数学、体育、音乐，反正是无所不能。上课时先给一年级上，一年级同学自习，再给二年级上，二年级同学做题时，再给三年级上，据说这个叫复式班。我的成绩很好，语文每次都考99分，数学每次考100分，第一学期就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员。我们还有劳动课，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去拾麦穗，捡洋芋，砍玉米秆，有一次在捡洋芋时看见了好多小野兔，大家你追我赶，都想逮着小兔子，场面很是热闹。后来回到了县城，城关小学条件也好了很多，但却再也没有我在乡下上学的那种乐趣了。
　　童年的记忆就象一颗颗散落的珠子，这些零星的片段联成一串熠熠生辉的珠链，它记载着我无忧无虑、单纯又快乐的童年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慢慢沉积在心底。岁月的磨砺使我的心越来越粗糙，而它们却深藏我心，让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细细地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