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70岁的男老人，双眼失眠。但是眼皮
年龄70岁的男老人，双眼失眠。但是眼皮
建议摘除眼球
发病时间：不清楚
年龄70岁的男老人，双眼失眠。但是眼皮内部长了一些小东西引起眼痛，用药也无好转，想去把眼球摘除，这手术麻烦吗？大概费用在多少呢？
您输入的回答少于20个中文字，请补充输入。
全国三甲医院，主任级名医在线坐诊已有124家三甲医院，828位主任医师在线答疑
精选回答(2)
副主任医师
擅长：妇科，男科，精神心理科
你好，这个尽量不要手术的，现在关键是需要弄清楚，具体是什么病因造成的，尽量用药，弄清楚这些小东西的性质。
擅长：口腔科、内科
费用还是不能确定的，还是需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而定的，医院及地区不同也是有很大差异的，您最好选择当地正规的三甲医院治疗，效果还是有保证的。
向医生提问70岁老人,凌晨四点左右,出现浑身抽搐,紧咬牙齿,
病情描述（发病时间、主要症状、症状变化等）：70岁老人,凌晨四点左右,出现浑身抽搐,紧咬牙齿,双手紧握,全身动弹现象,几
医生回复（1）
问题分析：这种情况可见于胃肠道病变、气血亏虚、血糖血压异常、脑供血不足等疾病导致.意见建议：如果持续如此，建议到医院内科就诊做一下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对症治疗。童年是美好的天真无暇，浪漫活泼，无忧无虑，充满幻想。但是我的童年正处于新旧社会交替年代，社会动荡，兵荒马乱，老百姓深受其苦，所以我的童年，用酸、甜、苦、辣，这四个字来形容，绝不是夸大其词。
我于一九三六年（当时东北称满州国，也就是康德三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张治国，农民出身，我记事以后，父亲就亲自主持家业，很少直接参于农活劳动。母王氏，是一个典型旧社会缠足的女人，外公家是大地主，家住乾安，我六岁时随父亲去过一次。直到解放后的一九四七年乾安县实行土改，家业被分，大表哥王殿臣、三表哥王殿奎为了逃避被斗的命运，跑到我家，后到长春，参加了国民党收编的降队。长春解放后，两位表哥在返家的途中，在我家住一宿，以后就音信皆无了。　　
我家祖籍山东，大约在清道光年间移民来到东北。从老祖宗张贵算起，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子孙了，父亲这一代是单传，爷爷就这么一个儿子，父亲婚后，在我身上出生的又都是女孩，仅站住的三个姐姐，大姐张淑兰长我十七岁，二姐张淑贤长我十一岁，三姐张淑静长我八岁，父亲到四十一岁的时候，还没见到儿子的面。可想而知，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社会，盼子的心情多么迫切，我出生后，常听母亲对我说，那时每到临产时，心情非常紧张，就怕生女孩，如果生个女孩，全家人连个好脸都没有。直到我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爷爷，父亲紧锁的眉头才算舒展开来。全家人视如掌上明珠，真是，举在手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用这句话形容，是一点也不过份。一九四二年弟弟张树森出生，小我六岁，弟弟的出生丝毫没有影响父母对我的钟爱。　　
在我记事以后，家境还是不错的，我家自有土地三垧，房屋十间还外租一些地种，自己家栓一挂车，雇长工一个、忙铲忙趟时再雇短工。当时父亲和一个堂叔伯弟弟张治邦在一起生活，全家十二口人，父亲操持家业，老叔领着长工干活，在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老叔除了吃饭就是干活，其他什么事情也不管。家里开一个小铺，实际就像现在的小卖店。自己还能做一些糕点、什么麻花、烧饼等出卖，在那个社会，有这样的家境就算相当不错的了。　　
我是父亲的晚年得子，又有这样家庭境况，生活是很优越的。我从小就聪明，八岁就跟父亲学会了打算盘，所有的“归片”（打算盘的名词）都会打，博得父亲的欢心，对我的期望也很大，表示一定要好好供这孩子读书，长大让他出息个人。说来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别的孩子头上，都是一个旋，我的头上长两个旋，并且有一个是在正中脑门，都说我是“丧门旋”这个孩子长大了一定能有出息，当老人听到这些议论就更高兴了。　　
从小娇生惯养，给我养成一种争强好胜的性格。什么事都不服输，和同龄孩子打架，也不怕硬，比自己年龄大的，也一样敢打，多咋打服便罢，就是自己吃了亏，也从不示弱。但我从不无理打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我还从不欺软怕硬，好打报不平，这种性格，一直影响我的一生。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 | 更多
　　初登校门　　　　
那是一九四三年春（伪满州国康德十年），我已经八岁了，家里决定送我到小学读书。当时我们村中，就有一所官办小学，一、二、三、四年级都设，也就七八十个学生。一名老师叫赵廷宪，也是本屯人。父亲亲自送我上学，再三叮嘱老师要多关照。因为我学习成绩优秀，老师也很喜欢。记得有一次学校发校服，校服少，每个学生贪不上一套，赵老师就采取抓阄的方法做一些纸阄，写上有或没有，放在一个书包内，他亲手拿着书包让每个学生到书包里去抓阄，当我把手伸到书包里时，他就亲手递给我一个纸阄，然后打开一看，果然是有。可见他手里的阄，就是视人而予了。校服是日伪时期用粗呢子料做的，样式和现在日本学生穿的制服差不多，当时穿上那样一套校服，特别不是所有学生都有，很神气，也很帅，博得同学们的羡慕。　　
日伪时期的小学，主要学习三科，满语（后来称谓国语，实际就是现在的语文）算数，日语。日本鬼子为了奴化中国人，从小学一年级就设日语课，学日语甚至重于学国语，学生的日常活动，也尽量让你使用日语，如站队报数，见到老师敬礼，上朝会都是用日语。　　
小学的教室既供奉孔夫子，又张贴《国民训》和《教育武训》学生违纪了，就要跪在孔夫子像前受惩罚。如果多名同学同时违纪就叫他们同时跪在教室前边，每个人举着孔夫子画像的一角，受惩罚。那时老师惩罚学生还有一种手段，打手板。学习不好，纪律差的同学，每天上学不论有没有书法课，都要把一方石砚放在书包里。据说挨了老师打板之后，马上把手放在石砚上，能减轻疼痛。因此，老师的木板子，经常被学生给扔到厕所里。　　
每天上朝会，全体师生必须面向东南方朝拜。所谓的“天兆大神”值日生喊：“喜达力木给，喜达力。”这句话什么意思也不懂，反正喊完这句话，大家一齐鞠躬敬礼。　　
在日伪小学我念了三年书，到一九四五年我已经是三年级了。现在回想起来，一九四二年大东亚战争爆发以后，特别到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面临战败的局势，农村小学上课也就不正常了，三天两头没有老师。这时赵廷宪老师已经调走，又转来一位孙姓老师，这位老师只能教日语，其余课教不了，一上日语课时他往讲桌上边一坐，手拿木板，学生都很害怕，这一点还是有记忆的。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不过当时在农村是不知道什么光复不光复的，一没广播，二没电视，又看不到报纸，谁知道什么光复呀，所以我们还是照常上学，那一天上学后，坐在教室等老师来上课，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后来有人告之，日本鬼子垮台了，老师昨天就跑了，我们同学之间都很不情愿的，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拿起书包回家了。　　　　　　
塌天大祸　　　　
正当全国人民，欢庆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一场塌天大祸却降临在我们家中。一九四五年农历八月十二日，父亲患中风不语症，按着现在的医学说法就是脑血栓，得病就不能说话，医治无效。那时也无所谓医治，就是找中医看一看，吃几付中药，得病仅十天于廿二日就过世了，年仅五十岁。父亲的死，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简直是比天塌下来还厉害，全家人悲痛欲绝。回想起那个时候，真像丢了魂似的，胡思乱想，人死了埋在地下，我想他的时候，还能不能扒出来看一看呢？尽管父亲去世时，我才十岁，但是和父亲的感情太深了，这不光是父亲对自己的溺爱，更主要的是我对父亲的敬重。父亲的一生为人忠厚正直，父亲在世时，虽然没有丰厚的家业和显赫的地位，但是十里八村都知道张治国这个名字，一提到父亲的名字都数大拇指说父亲是好人，屯中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请父亲出面协助办理。他乐善好施，愿意帮助人。就是在他去世的一个多月前发生的一件事，我记忆犹新。那是一九四五年夏秋之交，有一天外地的两个人路过此地，就在我们屯东边的苞米地里，遇到强盗抢劫，把两人打伤，抢去身带财物，这两个人遭劫后，满身是伤，满脸是血，边跑边喊，要求救人。这时正赶上我们全家在地里挖土豆。父亲发现后，放下地里活计，把被害人领回家，给他们包扎伤口，备饭压惊，临走时还给他们路费盘缠。我们有一位远方家人，我叫四爷，父子都非常懒，日子过的贫穷，每逢过年无力置办年货，只好到我家讨要。因为不是偶尔一次，几乎是年年如此，所以每逢临近年关，一看这位四爷来，全家人都很反感，不同意父亲资助他，但父亲却不然，总是彬彬有礼的，把这位叔叔请到屋，然后这边备饭那边告诉家人，把年货一应俱全的用麻袋装好，待酒足饭饱之后打发人连人带物一齐送回家。　　
父亲一生生活严谨，对家人要求严格，大到如何做人，小到生活起居，都是严格规范，父亲一生不吸烟不喝酒，所以我家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吸烟的，这就是父亲留下的好家风啊！父亲一生孝心，从不在奶奶面前高声说话，外出办事多日不归，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先到奶奶屋里坐一坐，问寒问暖，问健康，所以奶奶把独生子的父亲视为心肝。父亲突然离世，对奶奶来说，就像挖他自己的心肝一样，可谓肝肠寸断，奶奶满含热泪攥住我的小手说，孩子，奶奶舍不得扔下你，不然我就和你爹一块去了。父亲去世后，我和奶奶住在一屋，老人想儿子几乎到了发疯的程度，有时半夜三更外边刮风，她就说父亲回来敲门，边说等妈去给你开门去边穿衣服，等开开门，看院中空无一人时，回到屋里抱着我放声痛哭。老人家由于失去爱子痛苦的折磨，加之年事已高，在父亲去世不到一年的时间，于一九四六年夏天闹鼠疫时，便追随爱子而去了。　　
父亲这些高尚品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扎根，立志长大成人继承父业。　　
　　此贴要火
　　此贴要火
　　就读私塾　　　　
父亲去世后，更激发了奶奶对我的爱，她把对子爱，对孙爱的双重爱集于我一身，一定要让我上学读书，继承父志。有一天晚间，奶奶把家人找到一起，语重心长的说：治国（指父亲）在世时，这个孩子（指我）由他爸管，不用我操心，现在他爸不在了，我们要供他好好念书，继承我们张家的祖业、以告他父亲在天之灵。可是上哪读书去呢，满州国刚垮台，新政权没建立，没有一所官办小学。说来也巧老叔张治邦，他的岳父姓王，我叫二姥爷，是个老学究，当时就在自己家办起一所私塾，全家人商议后，决定送我去私塾读书。在私塾读书要吃住在先生家，是很苦的，像我这样一个从小就娇生惯养，长到十岁还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身边，能不能承受得了？当全家人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我的时候，我毅然决然表示愿意去。在那一瞬间，我想起了爸爸临终前的一幕，那是在爸爸处于弥留之际，有一天精神稍有好转，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所谓的回光反照的一刻，因为父亲不能说话，他就用手比划，全家人着忙起来，可是又不得其所，不知他要干啥，突然有人喊是不是要看树春，全家人恍然大悟，赶紧把我抱在他的身边，看来真是猜对了，爸爸用他颤抖的手攥住我的两支小手，攥啊攥，看来像是有好多话要对我说，又说不出来，最后又把我的两支小手放在他的前胸，似乎是在告诉我，父亲舍不得离开你呀，让我理解老人的一片苦心。父亲目不转睛和对我赋予厚望的看着我，足足有十几分钟，最后带着一种遗憾，闭上双眼，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为了不辜负父亲临终前，那样无言的遗嘱和全家人的期望，我也要刻苦学习，早日立事。　　
私塾的教学方法和公办学校是截然不同的，一是学习内容不统一，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程度，自选学习内容，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先从百家姓开始，然后是三字经，庄农杂志，千家文，大学中庸等书。二是学习时间长，每天最少也得学习十五、六小时以上。三是学习方法不同，这期私塾大概能有十几个学生吧，多数都是家庭很富裕的，每个月一个学生给先生二斗米，就算学费了，吃住在先生家。　　
那时候没有钟，早晨听鸡叫，晚上看“三星”。一般来说早晨鸡叫三遍（现在看也就是早晨四五点钟吧），就起床了。洗漱完毕第一件事是背“生书”所谓“生书”就是头一天先生给每个学生号的书，有的一页、两页、多的三页、五页，总之必须背诵下来，按着次序到先生面前，把生书背完，如果你背不下来，就站在旁边听别的同学背，多咋都背完了，老师才根据你的情况，惩罚你，背完生书开始吃早饭。早饭后一个上午都是复习“熟书”所谓熟书就是指已经学完并能背诵的书。然后吃午饭，休息片刻，开始背熟书，背熟书就是你学完几本背几本，按着学习的先后次序把书摆好，开始背诵，老师不时提问，根据老师的提问接着往下背，主要考验你背诵的熟练程度，老师的提问这里边又有学问，假如老师提上句，比如百家的赵钱孙李、你接下句就很好接了周吴郑王，因为他顺嘴，还押韵，可是老师偏偏提问下句，甚至有时还从这本书提到下本书上，你都必须对答如流，才算合格。背完熟书有一段时间是练习写字，晚饭后便是背当日先生早晨留下的生书。直到三星东南晌，现在看就是晚上八九点钟吧，一天学习结束方可休息，日复一日。我在这念有两个多月书，读完四本，有百家姓、三字经、庄农杂志、千字文。什么叫读完了呢，实际就是会背了，这样的学习生活对于一个十岁孩子来说，那是很累很累的，有时困的没办法，只好闭着眼睛在那嘟囔，就像是老和尚念经一样。临近年关，奶奶实在想我，才打发叔父把我接回去。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家时间这么长，加之学习生活这么紧张，消瘦多了，奶奶见到我如此模样，痛哭流涕，又来了怜悯之心，再也不让我去了。　　　　　　
分家　　　　
进入公元一九四六年，整个家庭是每况愈下，真是从父亲在世时的顶峰，跌落到父亲去世后的低谷。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贾母一辞世，马上就出了亏空。我家也是如此，给父亲办丧事花了一些钱，加之原来的一些往来债务，一应俱付，没办法只好把车马卖了顶债，还欠三四石粮（那时粮食论石，十斗为一石，十升为一斗）按着现在的标准，一石粮也就是五百斤吧，我们欠三四石粮也就是二千斤左右。父亲去世后家里还有十一口人，就靠老叔自己一个劳动力维持全家生计，十一口人我们这股就六口，奶奶、母亲、两个姐姐、我一个弟弟，一个能干活的也没有。这时老婶提出要分家。开始老叔不同意，认为哥哥刚死，扔下孤儿寡母的，就提出分家，实在是让人笑话。可是他不同意，老婶就闹，找茬跟他吵架，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实在没办法，老叔也吐口了，和妈妈说：“嫂子，分就分吧，分开以后咱们还住对面屋，有什么困难互相照应吧。” 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人都恨死老婶了，分家事宜都是两个姐姐直接参与的。那时二姐已经二十二岁了，我们分得土地一十五亩，房屋五间，生活用具各一半，并且承担一石五斗粮的债务。分家以后无力耕种土地，只好租出去，每年只能收两三石租粮，再把房屋租出一半，这就是全年的收入，全家人的生活来源。　　
这一年奶奶去世，二姐出嫁，家还剩四口人，生活还算勉强维持。但随之而来的是因为没有劳动力，生活上的困难就不言而喻了，首先是吃水，水井离家能有半里多地，过去都是老叔，或者长工挑水，这时全家人没有一人能挑水的，妈妈是个缠足的女人，三姐也只有十九岁，我才十一岁，弟弟五岁，只好两个人抬水吃。夏天还好说点，一到冬天，冰雪路滑，抬一桶水都非常吃力，几次就滑到在井台上。屯人看到这种场面，都主动到井台上把水给打满，提到井台下，再让我们抬走，遇到这种好人，都发自内心表示感谢；二是推碾拉磨之事，不但全家人谁也不会，更主要是没有畜力，只好和妈妈姐姐一齐抱着磨杆推米，几升米磨下来，累的满头大汗，天昏地转两眼冒金花，面对此情此景，妈妈都要伤心的偷着哭一次；三是生活困苦，虽然土地出租能收点粮食，缺少烧柴就是一个大困难，没办法只好我和妈妈无冬立夏全年拾柴烧，妈妈拾柴还可以，她是小脚往家背不了，我一个人往家背。有时我上学，妈妈拾完就等我放学后往家背，什么“拔豆根”、搂豆叶、打青草、捡苞米秸，没有不干的。风吹日晒、雨雪风霜，妈妈苍老得多了，那年妈妈才四十八岁，看上去比六十岁的人还老，有时妈当我面说：“我都是为了你们哥俩，才受这份苦，遭这份罪呀。”　　
每当我听到妈妈说这话时，心里非常不好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人在事就在，人不在事就扔的观点。通过这一段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发自内心的在想，快快长大立志成人，决不做被人瞧不起的人。　　
实事求是的讲，这一段生活实践，对我的人生坐标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第三次读书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发动内战，正大力运兵部战，共产党为了反对内战也在作着军事准备，东北地区曾一度出现了地方权力的真空。各地相继建立了维持会、自卫团、暂时出现了战前的一段平静局面。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屯中又办起一所学校，办校人叫臧连三，是个老教员，日伪时期曾在三盛玉教过书，这所学校就办在他的家里。但他和自办私垫不同，他不收学生的学费，学习内容有些也是官方的，比如孙中山的《总理遗嘱》是必读之物，一共能有三十多名学生，因为学生年龄参差不齐，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念过几天书，有的一天也没念过，除了统一规定人人必读之外，自己可以选学书籍，古书、现代书都可以，因为那时到书店就能买到书，我家困难，买书也没钱，臧老师就亲手为我抄写一本《朱子治家格言》供我读，可见老师的一片心啊！可惜这本珍贵的手抄本，因为后来兵荒马乱流失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　　
当时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在阅读、写作、认字、演讲等都要有所提高，那时经常写作文。记得我写一篇作文《夏夜的蛙声》老师破天荒给我打了105分，简直是不可思议，同学们都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简直是神了，作文怎么能打105分呢？事实上，这篇作文是经过“高人”的修改的，臧老师大女儿臧云兰，日伪时期在国高读书，光复后赋闲在家，我们的教室就在她家屋里，大家都管她叫师姐，这篇作文是经她手修改后形成的，所以取得如此“殊荣”。当然也有丢丑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考我生字，在黑板上写出一个欧阳海的“欧”字让我认，站了半天就是不认识，老师把我叫到前边站着。一直到放学，同学们都走了，老师也走了，我还仍然在那站着，后来师娘看见我笑着说：“你这孩子真傻，人家都放学了，你怎么还站着？”我说老师没让我走啊，她说老师早把你忘了，快回家吧，我才拿着书包回家了。　　
这一段学习，现在从政治角度看，老师其实是向我们灌输美国好的思想。现在记得很清楚，老师经常讲，美国如何优越，种地机械化，农民都坐拖拉机。现在这些话讲起来很平常，但五十年前听到这些话那简直是神话一样。我们在学习期间，学生还真得到过一次从美国捐赠的救济品，我还得到一条“兔绒围脖”和一顶帽子。可想而知这些东西都是经过层层盘剥、层层拔毛最后剩余的才轮到我们这里。可见，从整体来看，捐赠的物品还是很可观的。　　
臧老师家是富农，也是大户人家，为了防范土匪，也建起了响窑，垒起了高墙，四角修起了炮台，配有土枪。课间时间同学们就到炮台里去玩，一伙守，一伙攻。有一次我是攻那伙的，刚从墙上爬到炮台跟前里边同学扔出一块砖头，正打在我的脸上，打得鼻口蹿血，想起来那时也是很淘气的。　　
这个学校办不到半年时间，随着时局动荡，被迫停办了，我第三次读书，也就第三次失学了。　　　　　　
匪患成灾　　　　
“土匪”这两个字，字典上的解释，就是地方上的武装匪徒。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在东北境内的土匪，确有绝然不同的政治性质。按着中央有关政策规定，九三胜利前，也就是日本鬼子投降以前，那时的土匪为经济土匪，绝大多数都是为生活所迫的穷人，走投无路时，才聚众举事，后来有的成为抗日武装力量。九三胜利后的土匪，则是政治土匪，他们的政治目的，主要是破坏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搞垮基层政权，扰乱社会治安，为害甚大，我说的匪患成灾就是指的后者。　　
我家住地位于长春市北一百华里处。一九四七年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北部，已经开始了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一场轰轰烈烈大革命，在广大农村展开。那些地主、富农为了逃避斗争，纷纷逃出家门，携拐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聚众为匪。那时长春还没有解放，从土改区像赶羊似的，把这些反动武装赶到我们这尚未实行土改的地区，在肃反运动中证实，光在农安县境内活动的大小土匪绺子，就有三千多个，可见匪患之严重足可破吉尼斯记录了。　　
一九四七年冬，据说是从解放军骑兵团上下来一个人，叫李子齐，到我们屯组建第一个农会，群众都把他称为李大队长。组织一些贫苦农民斗地主，分浮财，并且组织起能有二三十人的武装力量，有些土造武器。农会成立，对土匪来说是他们活动的绊脚石，千方百计想搬掉这块石头。四七年农历冬月，土匪通过插签拉线，了解到，李子齐率农会主力外出之机，纠聚有一二百土匪攻打三合村农会。　　
当年我才十二岁，就参加了农会组织的儿童团。我们有六七个孩子，为首的叫吴国发，比我大有三、四岁，被分派由区政府通往县里的一个路口，负责盘查过往行人。土匪攻打农会那天早晨，和往常一样，早饭后小朋友都自觉自动的来到路口，手拿扎枪，开始盘查行人。大约能有九点多钟的时候，就看见屯子中往外跑人，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顺着门前的路往东跑（因为农会在我们屯子西头），其中有的人看是我们一小帮还在那站岗，就朝我们喊：“来胡子（土匪的代名词）啦，你们还不快回家。”这时我们才注意到，往屯子西南方向一瞅，土匪已经进村了。吴国发说，快把扎枪扔到雪堆里，四七年冬雪特别大，背阳坡的雪能有一房深，我们把扎枪扔到雪堆隐蔽好以后，各自都顺着墙根，溜回了家。路口距我家能有一百来米，等我跑回家精神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土匪也就脚前脚后到我们家了。土匪发现家里就母亲领着我和弟弟三个人，一个土匪便两手合拢掐住我的脖子问：“你是不是儿童团？你要是，就老老实实说出来，你要是说慌话，我就掐死你。”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土匪整死一个人，就像踩死蚂蚁那么容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毫无畏惧，矢口否认：“我不是”，妈妈在旁边也解释说，你看那么小，能参加儿童团吗？土匪百般威胁，一无所获，扫兴的走出屋去。临走时扔下一句话：“等打完农会再来收拾你。”现在虽然时过五十二年，每当想起那个场面，真是不寒而栗。　　
土匪九点多钟进村，到中午十一点多钟，三个多小时，农会被打开了，当场打死七人。在农会院里抓住的和在外边裹协的群众能有好几十人，都用麻绳拴着。土匪马队看押，押往离三合村三十多华里的，有个屯子叫星英台，在那土匪又经过指认打死好几个人，其余人等晚上才放回。后来人们就把星英台改叫“望乡台”了。农会被打开，全屯一片白色恐怖，哭喊声惊天动地。我家一墙之隔有户邻居姓冀，老两口年过七旬带领一个儿子叫“冀头”，从山东逃荒来到此地，冀头是农会的基干民兵，当场被打死了，老两口痛不欲生。　　
刚刚诞生的这支群众武装，被土匪扼杀后，土匪再来三合村就横行无阻了。据我记忆，我们那个屯，土匪先后来过三十多次，见啥抢啥，见啥拿啥，掘地三尺，都把东西抢光了，抢的群众没有隔夜粮。有一次土匪抢后，我家连一粒米都没有，妈妈领着我和弟弟坐在院子里哭，最后是邻居把自己家藏起来没被土匪抢去的粮食，给我们送来了一盆。我们这个屯子，是一个有一百多户人家，四五百口人的大堡子，经过土匪无数次的抢夺和洗劫，一九四八年春天，全屯只剩下两头小毛驴，据说这还是土匪们犯忌讳，不然两头驴也不能剩。　　
这里还需要交待一笔，四七年三姐已经二十岁了，在那个年代是大姑娘了，这么大姑娘在家里实在让妈妈放心不下，因为土匪不但抢物，也抢人。所以每次一来土匪，妈妈就叫三姐穿破衣服，往脸上抹灰，把头发盘起来，扮作年岁大一点的媳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晚上还好混，白天谁看不出来呀，没办法托人给三姐找个婆家，贪黑用爬犁拉走嫁人了，这就是结婚了。　　
本来像我们这个孤儿寡母的家庭生活就很难维持了，再加上土匪的洗劫，娘几个的救命粮都没有了，生活陷入绝境。当时有的好心人，就劝母亲，再找个人吧，母亲思想很矛盾。找个人吧，对不起死去的父亲，不找吧，生活实在无法维持。最后采取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把在本屯鳏居的一位姓龙的人，叫龙春方，和母亲年龄相仿，没有子女，请到我们家伙过，你姓你的龙，我姓我们的张，我们兄弟称他为叔。此人很和善，也很勤劳，在我家生活了廿多年，彼此关系相处的都很好。应该讲，我和弟弟的成长，和这位老人的帮助、关怀是分不开的。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中，他病故在原籍，当时我的工作已调东丰县公安局，因为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各地都在搞武斗，形势很乱，加之我是当权派活动又不自由，所以老人病故的消息家里就没有告诉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怀念他老人家的。　　
　　静待张老先生更新！更好！更长！
　　谢谢yudu3721的支持，我还怕没有人会看这么古老的年代的东西呢。
　　土地改革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深入，人民政权的建立，一九四八年冬天，我们村也实行了土地改革。在改革前首先要划分成分，我家因为只有少量土地和房屋，当时定为贫农，贫农就意味着还应该再分给一些土地。我们那个屯，根据人口，土地情况，每人应分土地六亩五分，我家四口人应分土地两垧六亩，我家自有土地一垧五，又分给我们一垧一亩。　　
分地时把土地分成一二三等。我家分的都是二等地。一九四九年开春每户农民都耕种自己家分的土地了。这真是开天辟地的喜事，多少年没有立足之地的农民，今天自己也有了土地了。群众那种高兴劲就甭说了。　　
那时分土地和斗地主是同步进行的，白天分地、晚上就开会斗地主。有些地主不服气，觉得委屈。我们屯有个地主叫王玉堂，在斗争他时，群众问他的土地是怎么来的，意思就是让他说剥削穷人来的，可是他就是不承认，问他怎么来的，他就一口咬定“背着粪筐捡出来的”。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地主阶级有剥削广大农民的一面，这是他们的罪过。但是也应该承认，他们也确实有一套勤俭持家的本领啊。地主分子王玉堂说的一点也不假，那些身为地主分子的，走到哪身上都背着一个粪筐子。　　
土改后我家买了一匹马，和人家插具种地。全家人把马看成家中的唯一财富，精心饲养。这一年我十三岁，就随叔叔一起下地干活，顶不住正劳力，就干半拉子。铲地时大人铲两垅，我铲一垅。这一年从春种到秋收我都亲自参加了，干农活也是很累的。记得冬天打场，让我赶磙子打谷子，那时人没啥穿，身上的衣服非常单薄，又起大早，赶着赶着就把我冻哭了。冻哭了也得赶哪，没有人替呀。　　
土改后我家生活有所改善，起码是饿不着了，但是仍然很困难。记得那时叔叔挑着苞米茬到离家卅里的县城去卖，每担能卖五角钱，换回点食盐和火柴之类物品，所以直到今天尽管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自己也从不乱花钱，生活有所改善就知足了。这和小时候过穷日子，养成的习惯绝对有关。　　　　
　　真晕，这个是70岁的人写的？怎么看着像是10岁小孩写的作文呀。　　
　　70岁的人经过的教育就是小学水平啊，一半私塾一半日本鬼子的教育。你以为都是出过国留过洋的大学生，都是专家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啊？
　　第四次上学　　　　
一九四九年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各地都建立了政权机构。我们这里也成立了三合村政府，三合小学也随之诞生了。　　
三合小学的创始人叫李占元，我们还有点偏亲，叫他二姑父。小学是四九年下半年成立的，有一天听说屯里成立了小学了，我就约上几个小朋友一起，说到学校去看一看什么样子。小学和村 政 府在一个院，到学校一看，是在一个下屋，有两间房，里边有几张桌子和板凳，屋内乱七八遭，很脏很埋汰。我就和同来的几个小朋友说，咱们给他收拾收拾，那几个小朋友都听我的，借来脸盆，笤帚便动手收拾起来，很快把一个教室收拾得干干净净。不一会工夫李占元老师来一看，环境大变样，便问，谁收拾的，有的同学就告诉他是我领人给收拾的，这时李占元老师说，快把他找来，我看看他。见到李占元老师他就说，你没等入学就能给学校收拾卫生，很是不简单，你要上学肯定是个好学生，并问明我的情况，动员我上学读书。回家和母亲一说也同意我去，第二天再次上学，成为解放后成立小学的第一批新生了。　　
李老师问我上几年级，根据自己的基础我说我上三年级吧。因为这是解放后第一批招收新生，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所以学校一二三四年级都设，四年级只有三人，我们三年级二十人，全校100多人吧，岁数大的能比我大六七岁，比如姜振兴，那时他已结婚都有小孩子了，也是我们同班同学。　　
我入学后，李老师推选我当了校学生会主席。入学不久，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庆典，全校师生和村 政 府组织的秧歌队一起乘坐大马车有组织的到区 政 府所在地的小学校开庆祝会。几十辆大马车浩浩荡荡的一字长蛇阵排开，好不威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规模的庆祝会，心情无比激动，那种高兴劲，用我这支笔是无法形容的。　　
在校期间我不但学习成绩优秀——每次考试从没考过第三名，有一位女同学叫臧云秀，长我两岁，第一名几乎被她包了，我考第二；而且还是一名活跃的文艺积极分子，我记得我演过好几次话剧、歌剧；有时还扮作女角。记得五零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了配合抗美援朝的宣传，学校排演一出话剧，剧名忘记了，内容是反映美国鬼子在朝鲜狂轰乱炸，朝鲜人民身受其害的内容，我在剧中扮演一名朝鲜妇女，抱着小孩，被炸伤在战场上。还有一次排演歌剧《王大娘锯大缸》我扮演王大娘，我的同学姜万志扮演锯锅人，这个歌剧还到中心小学汇演过，受到了表扬。　　
五零年年底我结束四年级学习课程，小学毕业了。　　
　　今天有多少70多岁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呐！那是那个时代造成的。
　　那时村小学只设四年级，念五年级就得到区政府所在地的中心小学,并且还得通过考试录取。中心校五年级招收两个班，现在看也就是一百来人，全区各小学毕业的四年级学生起码也有一百五六十人，1.5比1的比例录取。通过考试，我以名列第二的成绩考入中心小学，同学崔玉成考第一。
虽然考试录取了，但是开学以后因为交不起学费，迟迟没去报到，开学已经十几天了，又是李占元老师到我们家，对妈妈说他给出学费也得让这孩子读书啊，不然就白瞎了。李老师又亲自将我送到鲍家小学，由沈国范老师担任班主任的五年甲班学习。　　
我入学以后才听说，开学因我没报到，中心校有些老师也很关心，有一位姜老师（大家都叫她姜胖子）就问，考第二名那个学生怎么没来，我想看看他。　　
当时的学习生活是很艰苦的，中心小学设在区政府所在地鲍家，离我家二十华里，得在学校住宿。每个学生每月拿一斗米，再交一两元钱菜金，尽管物价低，想一想二元钱能买啥吧，最好的菜是吃一块豆腐。每个周六可以回家。有一次我从家背了二十斤米去上学，一路累的样子就不必细说了。那时住宿就是一双被一个枕头，连个褥子都没有，天冷住在廿多人的筒子炕上。到夏季就带着小被到教室，把四个课桌一拼就是一张床，在教室睡觉，睡的也非常香。　　
虽然生活艰苦，同学们学习劲头都很足，因为那批学生岁数都大，上五年级时我都十六岁了，还是最小的，所以立事都比较早。考虑到家里供自己读书很不容易，我连学费都是老师给交的，更应该刻苦学习。那时五年级就开五门课，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我的学习成绩仍然优秀，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我们班有一位女同学叫肖桂荣，他家那时就在街上开一个小铺，生活条件是很好的，这个同学长相一般因为她下巴大，有些调皮的同学就叫她“肖大下巴”，学习特别好，每次考试从来没有撵上她的时候。　　
那时我最祟敬的老师，一位是我们班主任老师沈国范，为人正直、坦诚、作风正派，对学生要求严格，上课时就是一瓶墨水放在书桌哪个位置都是一致的，他教我们地理课，课讲的熟练，同学们都很欢迎他。这样一位优秀老师在五八年反右派斗争中，夫妻俩都被划为右派，停止教学，下放劳动。直到现在，我每次回老家时都要专程到鲍家看看他。还有一位老师叫李奎良，是长春中级师范毕业的，教我们历史课，口才非常好，他每次上历史课，就像讲故事一样，没等学生听够就下课了。　　
　　期待中
　　当时，不但学习空气浓厚，政 治 空气也很紧张。镇 压反 革 命斗争轰轰烈烈，开学不久就在我们学校操场召开一次，有上万人参加的镇 压 反 革 命公审大会，一次就处决了二十多人，多为土匪、恶霸一类，处决刑场就设在我们校园南侧不到一百米的农田地里。执行的射手都是民兵，也没有经过训练，枪打的不准，在执行时我们站在操场上看的一清二楚，有的一枪打中，有的三枪五枪打不中。其中有一名罪犯一枪没打中，起来就跑，跑出好几步，才被打死。家属不敢来收尸，政 府 又没有组织人掩埋，只好抛尸遍野。事后我们到现场去看，有的顽皮的同学就用铁锹把罪犯的生殖器给切下来。晚上我们住宿生上厕所，都要拉帮结伙的去。　　
　　这一段怎么也发不上去，难道有敏感词汇？？
　　到一九五二年我上六年级时，根据全国的统一教育改革，毕业生开始从寒假毕业改为暑假毕业，因此六年级我们念半年就毕业了。六年级毕业面临一个读初中的问题，长春县在米沙子镇开办一所中学，要读初中就得到米沙子中学，当时从我们家庭境况来看，说什么也没有能力继续供我读初中了。学校经过研究就把我保送到“卡伦师范”，这是长春县唯一的一所师范学校，一起保送的有我们九名同学，六名女同学，三名男同学。现在看，其余八名同学上师范不是因为家庭困难上不起初中，而是因为年龄大，急于参加工作。保送的我们三名男同学，他们两人都是结了婚的，有的都做了父亲。那些女同学年龄也都比我大，她们起码都有二十来岁，保送我纯系家贫。看来学校考虑的非常周到、全面。　　
我是国庆节后到学校报到的，这所学校学习生活更艰苦，我们的宿舍设在一个破庙里，四处透风，睡在木板上，哪有什么草垫子，我的行李就是一条破毯子和一双被，每天被冻得实在受不了，还没入冬就冻成这个样子，到了冬天该怎么过呀，思前想后觉得这个冬天实在过不去。当时在我们学生中还流传一种说法，师范生要念就得念完，中途辍学，还得把助学金给学校退回去，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感觉怎么也维持不下去了，还是提早退学吧。因为那时没有和家里商量的条件，母亲是一位旧社会妇女，对这些事也不懂，所以我的事情，只能由我自己做主。在我入学不到一周的时间，只好含泪退学了，这次退学也是我这一生在校学习的结束，所以我的实际学历就是小学毕业，参加革命后，特别是调到四平工作，上了一段业余中学，所以在我的档案里学历一栏填了一个初中。　　
　　第二章
供销社工作的五年　　　　
建国初期，各项事业飞速发展。相比之下，显得人才非常缺乏，在农村找一个高小毕业生都很困难。因此我从卡伦师范退学回家，不到一周的时间，小学和供销社都找我去工作。李占元老师那时在三合小学当校长，他的意愿是让我到三合小学去教书。三合供销社有个会计叫胡相周，此人日伪时期在村公所当过“司计”，就是会计，那时他的岁数就有三十出头，他则让我到供销社去工作。到底去哪好呢？当时我对知识分子有些偏见，总认为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勾心斗角的事情多。像我这样，高小刚毕业的学生，年龄又小，去教书人家能看得起我吗？不如到供销社。那里的人员都是工农出身。尽管营业员职位低下，总比在知识分子堆里被人看不起的日子好过，所以自己横下一条心到供销社去。尽管有些人当时就说：“当个‘柜腿子’有什么出息，也丝毫未动摇我到供销社工作的决心。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生，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都是我自己作的主。　　　　
找区委书记办手续　　　　
那时供销社招收新人得区委批准，当然就得找区委书记。区委书记叫张玉成，是个土改干部，滨河区人，那时的区政府虽然和现在的乡是同级，但区政府管辖的面积大，一个区都包含现在的三四个乡。我刚参加工作时，看区委书记那官儿非常大了。官大怎么办，也得硬着头皮去找。我从未见过这位张书记，有的人就告诉我他的体貌特征。我便单枪匹马直奔区政府。到区政府一问，他不在，有人告知他去双庙子村检查秋翻地去了。双庙村在区政府南八里地，我便急三火四往双庙子村赶。走在半路上，迎面来一个穿干部制服模样的人，我心想，他是不是区委书记张玉成呢？这时，我们二人走到近前，便主动上前问：“同志，你是不是张书记？”他一愣，反问我：“你是哪的。”我说：“我是三合供销社介绍来找你的。”他开始打量起站在他面前这个十七岁普通农家孩子。听我说明来意后，我们一起往区政府走，边走边问我一些家庭和个人情况。从问话中我发现他对我们这些年龄小刚毕业就参加工作的人有偏见，因为在我上一届毕业的同学有两人参加鲍家供销社工作，不久就辞职跳槽了。所以他反复试探的考问我，你在供销社能干长吗？人家都不愿意到供销社当营业员，你怎么还愿意到供销社工作？我发自内心的向他表示，我说：“张书记，我认为行行出状元，就看你能不能把工作干好，我决心干一行爱一行。没有短期思想。”他对我的答复，看来感到满意。这次谈话看来给他打的烙印很深，后来他还跟踪考察过我。一九五四年他曾向供销社主任刘长山问过我的情况，当听刘长山同志介绍我表现不错时，他就直接了当的说，你们应该介绍他入团。在区委书记直接干预下，我参加供销社不到二年时间，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俩边谈边聊回到了区政府。当时在区委作组织工作的叫王兴海，家在后岗屯住，距我家四五里路，也算是邻村人。当张玉成书记让他给我办手续时，他很热情的给办完了，那时办事效率就是那么高，手续不繁琐。从我见到张玉成书记，到办完参加工作的手续，先后不到两个小时。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使我这样一个贫穷困苦普通农村孩子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上岗站柜台　　　　
在我的档案中记载，我参加工作时间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这个日子怎么来的现在是记不清了。我是十一月三日办的手续，还是我十一月三日正式到供销社上班，就不得而知了。上班后分配我到百货柜台当营业员。这个供销社有三个柜台，一是卖布的，一是卖百货的，一是卖生产资料和烟酒糖茶的。百货柜台原来的营业员叫王忠全，我接替他，他去卖布匹。那年我十七岁，个子长的不高，也就是一米六左右。站在柜台里比柜台高不了多少。　　
建国初期物资不是很丰富。我这个柜台也就管个二三百个品种，小到针头线脑，大到香皂毛巾一类。头一天上柜台，很不自然，一是不熟悉商品知识，二是怕见熟人。特别是有些新考入初中的同学放假后听说我在供销社工作就来看我，很是不好意思，总觉得没继续念书就低人一等。　　
站了两个月柜台，到一九五三年一月份，就把我调到办公室作统计员工作了。我刚到供销社时，制度比较严格，虽然我家离供销社不到五十米，也必须吃住在单位。供销社专门给一个厨师编制。给我们做饭的厨师姓朱，叫朱万朋，是旧社会开饭馆的。一米八0以上的大个儿，体重能有二百多斤，大家都叫他“朱大肥”。他做菜技术很高，每逢年节他搞一桌菜，同志们吃的好的了不得。特别是像我这样的穷孩子，吃到这样的饭菜就过年了。我刚参加工作时，还不挣工资呢，挣工薪卷。每个月在长春日报上，公布每个地区工薪卷的卷值。我上班第一月挣82分，当月长春地区工薪卷值为一角九分七，挣十六元多钱，当发工资时，乐得就觉得浑身都是钱。因为我平生也没见到这么多钱。我记得清清楚楚，领了工资第一件事先给妈妈买了二斤蛋糕。那时没有蛋糕这个词，叫曹子糕。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来的钱，给他老人家买东西吃。　　
作统计员的工作，工作量不大，主要是填报一些统计报表和制定商品购销计划。比站柜台似乎是好多了。供销社人员编制少，统计员既然工作量不大，那就是打官差，哪用哪到。那时供销社还收购粮食，然后往粮栈送。三合供销社是往德惠县哈拉哈粮栈送粮，离供销社六十多里路。到收购粮旺季，供销社库房少，几乎就得一天一送。这年冬天我就承担起送粮的押运工作。这项工作是相当艰苦，一是路程远，往返一百多里；二是没有好的运输工具。那时没有胶皮轱辘车，完全是那种花轱轮车，六十里的路程，还想抢在天一亮头排交粮。可想而知，得起多大早吧。有时供销社还没睡觉呢，那边就出车了。不仅是睡不好觉，主要是坐在车上太冷。数九寒天的冬天坐上十几个小时马车，弄不好脚都冻坏了。下车走吧还跟不上马车。有一次告诉车老板，用绳子把我捆在车上，不然怕在车上睡着了掉下来摔坏了。尽管有困难，但我从不叫苦，这一冬就从来没有要请别人替过自己一次。那时交粮是现金结算。在哈拉哈交粮，到朱家城营业所提现金，五三年还没发行人民币呢。现行流通的货币币值比人民币大一百倍。那时的100元，五四年发行人民币时就兑换成一元。所以交送一次粮就要领回几十万元现金，用麻袋装。通常要是贪黑了，就往供销社打电话，供销社里派人持枪去接。建国初期供销社都配备长枪。有一次我偷懒了，就没往家打电话，我坐的车是小东屯的车，离单位还有六七里路就岔道了，当车老板问我：“小张你敢不敢走，要是不敢走，我们就送你，你要是敢走，我们就走抄道了，当时坐在车上，没觉得害怕，也不忍心让大车绕道送我，我就说敢，你们走吧。当我背着半麻袋钱赶路时，开始还能听到大马车的动静，可是越走越黑，大车轧雪的声音也渐渐的消失了。真有点害怕了。头发茬子发炸、浑身冒汗、两只眼睛不敢旁视，更不敢回头。顺着公路往回跑，等我缓过神时，发现跑过单位老远了。我回到供销社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事后主任批评我，干冒失事。这一冬虽然辛苦，对我锻炼很大。锻炼了意志，也锻炼了办事能力。　　
　　关键之时接会计　　　　
三合供销社第二任会计是老王同志，第一任胡相周同志已调区政府所在地鲍家供销社工作了。老王同志富农家庭出身，日伪时期读过书，调三合供销社不久就把家属接来了。说来也巧，他租住房子的对面屋的女主人，就是他们在日伪时期小学读书的同学。旧社会的同学，新社会相聚倍有一番亲切感。两人关系逐渐不正常。最后发展到通奸。那个时候干部纪律要求非常严格。经过研究给予开除公职处分。事情发生的非常突然，会计被开除公职，接替人没有，现调又来不及了。临时决定由我接替会计工作，当听到这个决定后，脑袋轰的一下胀的老大。我怎么能胜任会计工作？当时我高小毕业后，到供销社工作还不到二年，一点会计基础也没有，况且我深知会计工作 ，在一个企业里边的作用，会计工作搞乱了，对企业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当组织找我谈话时，我是一口回决，不能接受。最后还是区委书记张玉成同志，找我谈话，明确指出，“既然是组织上让你接替会计工作，就是对你的信任，只要你认真的去做了，出了问题由组织上负责。”我是受命于这种关键时刻，接替了三合供销社第三任会计工作。说实在话开始接过来，真是摸不着头脑，一开抽匣满桌子是票据，传票怎么做，科目怎么立一点也不懂。单位的领导和周围的同志都在看着我能不能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因为前两任会计，论年龄都比我大，论资历比我深，论学识比我广，轮到我这样一个小毛孩子——那年我才十九岁，能行吗？现在看来，形势逼人，在其位就得谋其政，既然你敢往会计这把椅子上坐，就得把会计职责承担起来，决不能用“我不会，我不懂”去原谅自己。现在回想起那一段时间，真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会计知识，向老同志请教。世上无难事，只怕肯钻研，经过一番努力，掌握了基本会计知识和做好会计工作的一些要领。逐步就得心应手了。一直干到一九五七年我调离供销社。　　
老王同志虽然犯了错误，同志们都非常同情他，我个人对他也是很尊重的。他为人忠厚、诚恳，对同志热心，很有才，写一手好字，还会纂刻,现在我还保留他给我刻的一枚名章。可能和他家庭出身有关，不会勤俭持家，日子过得非常清贫，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在外工作，连一套行李都没有，只好盖公家的被。他嗜烟好酒，不喜欢打扮自己，有酒喝就行。我喝酒就是跟他学的。开始他一喝就招呼我，我推辞说：“不会喝。”他就说不会喝你可以吃嘛。因为在供销社工作，喝酒是太方便了。一来二去就会喝了。我喝酒非常豪爽，在酒桌上从不认输。但是我在酒桌上从不搞鬼，不会让别人多喝，自己少喝。这大概就是我的性格吧。记得有一次我们供销社职工会餐，老师夫做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入席后我发现我邻坐的单承忠同志，酒杯里装的竟然是水，我一气之下，把酒杯给摔了。和他在一起工作时，知道他一直有个想法，有朝一日，他一定要在松花江边选个地方，过着那种饮美酒，吃活鱼的田园生活。后来他如愿以偿了。有一次我到县里开会，赶上他也在县里办事，异地相逢，格外亲切，无非是开怀畅饮。话语之间，他表示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感到欣慰。　　
　　&五三年还没发行人民币呢。现行流通的货币币值比人民币大一百倍。那时的100元，五四年发行人民币时就兑换成一元。&　　　　　　楼主，这一段的价值描述是错误的吧？我也是个67岁的人，也是过来人，那时的币值是1:10000，即一元=一万元；一角=一千元；一分=一百元。是不是这样的？
　　谢谢 jxk，确实是记错了，又问了别人，你说的确实是对的，是一比一万元。谢谢你这么细心。
　　加入中国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在读书时就会唱，但是对这首歌的真正含义，理解的还是很肤浅的，参加工作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世界观的改造，真正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历史的高度总结，是千真万确，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共产党，广大的中国人民还不知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到何时。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路人，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几乎是贫困潦倒的穷孩子,是共产党拯救了我。解放后上学读书,参加了革命工作,所以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个人的一切。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报恩思想特别强，暗下决心，终生都要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是不是就算跟着共产党了，自己想，还不行。还要加入共产党的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才称得其为先进分子。所以参加工作以后，第一个夙愿就是要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作特别努力，不管任务多重，压力多大从不叫苦。就像前边我讲到的，一九五三年冬做押车送粮工作时，任劳任怨，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不客气的说，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简单举个例子，在供销社工作，纸箱、木箱等包装容器有得是，从来没往家拿过一个，公私分明。　　
那时候入党，不仅工作积极，严格要求，而且还要过好两关，第一是政审关，就是组织上的政治审查，家庭出身贫农，土生土长在本地，那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我的外公家是大地主，况且土改时两个表哥还来过我家，另外还有一位姑父日伪和国民党时期当过警察。就是这么两个社会关系，就成了思想负担，虽然向组织上交待了，组织上能不能相信哪？后来还是在三合乡当书记的李海廷同志，因为我们住一个屯，可以说对我们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以乡政府名义给出具一封证明信，我的政审才算过关。第二关是组织员谈话关。凡是接收新党员之前，都要经过组织员谈话，现在的党章仍然有此规定。就是为了迎接组织员谈话，简直是成了思想负担。生怕在谈话中出现漏洞，过不了关。把党章背的滚瓜烂熟。还向入党的老同志讨教都谈什么内容，充分作好思想准备。和我谈话的组织员叫张洪喜。在乡政府作组织工作，也是一位工农干部，谈话很随便，开始还有些紧张，一接触谈话内容，心情就轻松了。对他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顺利的通过了谈话关。时间虽然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了，但是这些感人致深的事件和场面，每当回想起来，都是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昨天。　　
由于自己积极努力，加之周围同志和领导的帮助，又顺利通过了政审和谈话两关，终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经刘长山、孙家新二位同志介绍，组织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那时党章规定，工农出身的党员，预备期为一年，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预备期为二年，我的预备期当然是一年了，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转正。由于一九五八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中央通知预备党员一律不办理转正，等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再行研究，如果符合转正条件，可以按期转正。我的转正就是一九五八年十月在公主岭地委五人小组工作时转正的。圆了我梦昧以求的夙愿。当组织公布，按期转正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时，简直是心都要跳出来的高兴，入了党以后，就好像精神上加入了助力剂，干起工作来更觉得有使不完的劲。　　
我是一九五四年农历五月初二经人介绍和我爱人结婚的。正是我在供销社工作期间，所以就把这一段写到这章里了。　　
我国第一部婚姻法规定，男满二十，女满十八就可以结婚。建国初期结婚都早，有的不按婚姻法办事，十六、七岁就结婚了。我参加工作那年十七岁，参加工作不久，就陆续有介绍人给我介绍对象。毫不隐瞒的说，那时我还真有一个意中人，就是我们在三合小学读书的同班同学臧云秀。她大我两岁，那年十九。在校期间因为学习成绩优秀，互相都很敬慕，因为年龄小，都没有非分之想。毕业后，又都在一个系统工作，她在鲍家供销社当营业员。我是五二年十一月份参加工作的，两、三个月过五三年春节，臧云秀放假回家，当时供销社会计胡相周同志，了解了我们俩个这段同学关系后，为了成人之美，就向臧云秀提到这桩婚事，当时她表示要征求他妈的意见，这时有个远方亲戚我叫他五婶，和臧云秀家有偏亲，为了促成这桩婚事，她也出面找到臧家。最后我得到的答复是臧云秀的母亲嫌我家穷没有答应。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家穷就这样让人看不起，憋着一口气，要干出个样来，给他们看看。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之极。为什么不找臧云秀谈谈呢？说实在话，也不懂。这桩亲事没成，就接二连三的上介绍人，都没有我中意的，特别是有人给介绍一个姓张的姑娘，我一看就没相中，不但她长相没看好，她的作风也接受不了，天天到供销社找你，让你表态，所以她一来，给我吓的赶紧向老同志求援说：“她又来了，我咋答复她？”有的同志就教给我：“你就说我现在岁数小，暂时不处。”像传话筒似的，在老同志那学来的话，对她去说，好歹把她打发走了。心里非常烦，心想，要是遇到一个相当的定下来算了。勉得伤这份脑筋。所以也想急于解决，另外还有一条理由，也是我深埋心底的一条，那就是父亲去世的早，寡妇母亲把我拉扯大，实在太不容易了，我要早结婚，侍奉老人，也算儿子尽了一份孝心。什么爱情啊、伴侣呀。压根就没考虑，也不懂，有一天正在吃晚饭，邻居来我家，见到妈妈正在收拾吃饭，就说：“老嫂子这么大岁数了，该娶个儿媳妇侍奉你了。”妈说，谁给呀，他接着说，我就是来给大侄子提亲做媒的.提起离我家二里地前马坨屯刘先生（我爱人的父亲是一位医生，所以都称呼他刘先生）的女儿。我一听姓刘的就烦了，因为我知道那屯有两个刘姓姑娘，作风不好，心想这样人也给我介绍，没答应。他再三劝说妈妈也说行与不行你先看看嘛！无奈约定一个时间在她家见的面。一见面不是我认识的那两个，就是这次见面订下了彼此的终身。　　
我们俩从见面到结婚仅仅七天，大概在婚姻史上也是破记录的。可谓闪电式的。为什么这么着急结婚呢。除了前边提到对婚姻无知，家里急等用人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节约。当年我们家养活一口猪。家里主张秋后再办，把猪养大杀了，大大方方办一次婚礼。我想，既然同意，早办晚办都是一样。到秋天办杀一个猪得浪费多少钱。我那时已经入团了。一定要按照组织要求，历行节约，新事新办。因此选定农历五月初二，结婚后再过节，可谓双喜临门。我这个人是出马一条枪，不论什么事，说办就办，雷厉风行。我这一生就养成这么一种性格。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看来改也难了。时间这么仓促，没有啥准备的，到供销社买点布、棉花每人做两双被。买点日用化妆品就算齐备了。我们的婚礼是在小学举行结婚仪式的。然后到家又坐的福。可谓典型的土洋结合。把老亲少友、单位的同志、学校的教师村政府干部请到家，摆设婚宴。整个结婚也没花上三百元钱。和现在这种奢侈之风怎么能相比！　　
算来我们结婚已经五十六个年头了。已经过了我们的金婚之日了。但愿夫妻白头偕老吧。看来人的婚姻问题，真是一种缘份哪。有多少有情人不能结成眷属。按着唯心主义的说法，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我和爱人的婚姻，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她这个人很刚强，爱情专一，真是穷不改志，富不变心，全身心的投入到家庭中。为了这个家她呕心沥血的支持我的工作，抚养子女，献出了她的宝贵青春和全部精力，我能有今天，我们这个家能有今天和她的奉献是分不开的。因此她在这个家庭是有功的，借此回忆平生之机，我真诚的向她表示敬意和感谢。　　
　　向您致敬
　　分配在甄别定案组　　　　
公主岭地委五人小组内设机构有：五人小组办公室、检查组、专案指导组、甄别定案组。干部配备职级都是很高的，五人小组组长由地委副书记韩进才担任，专职副组长，由副检察长相文，梨树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后调公安处副处长高眉峰担任，组员都是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办公室主任高眉峰兼，调怀德县副县长王希山任副主任，检查组由检察分院、孙副检察长担任组长，专案指导组由检察分院科长马再田担任组长，甄别定案组组长由相文副检察长兼。我就被分配到甄别定案组。刚到甄别定案组时，全组八九个人，绝大多数都是从公检法和地直机关抽调的，外县借调的就我和从德惠县供销社借调的小肖同志，从县到地，环境变了，工作性质也完全不同了。甄别定案组，故名思义，就是甄别审理各市县在肃反运动中上报地委五人小组的各类案件，甄别证据足不足，定性准不准，处理的得当不得当，这就需要有一定政策水平，和办案能力，才能胜任此项工作。现在回想起来，甄别定案组的每个成员就像现在法院的审判员一样，独立审理案件，对我这样一个只在县里搞几个月外调，从没接触政法工作的人来说，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了。既然逼上梁山还有什么办法，只有学习，不耻下问。记得当我阅完第一本卷宗时，甄别认定材料（实际就是判决书）都不知道怎么写，就向老同志请教。当时从中级法院抽调一个审判员，叫曲风俊，那个时候就十八级，相当于县法院院长一级干部，我就请教他，这个同志待人很热情，政策水平、办案能力都很强，每次请教他都耐心指导，逐步就适应了。甄别定案组采取分县包案的办法，我和从纪监委抽调的孙振忠同志为一组，分工负责九台县的案件。为了办案方便，采取住县办案，定期回地委汇报的方法，加快办案速度。　　
记得九台县有一个案件，当事人姓何，是一个商店的营业员，案情复杂，光卷宗就有一尺多厚。他分配给我办，有些老同志气不公，议论说，这样复杂案件组长不亲自办，分配给小张太不合理了。当时我内心想，办这样案件虽然花费的精力大，但也确实锻炼人，它也能证明我办案的实力和水平。我还是愉快的接受任务。那时去县里就住在县招待所，晚上也没有什么活动，所以也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吃完饭就看卷，贪黑起早，不但要保证办案质量，还得加快速度，不能因为自己办了一件复杂案件，办案数量被人拉得太多。事情就是这样，越复杂的事情，往往是越认真，这个案件由于阅卷过细，摘记认真，在地委五人小组讨论会上顺利通过，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地委五人小组决定由办案人亲自向省委五小组汇报后再定，向省委汇报！我自从参加工作以来，省委大门在那都不知道，这次因为工作需要直接向省委领导汇报，心里没底，那就再认真复核案卷。记得省委五人小组亲自听我汇报的领导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吉仁，省委副秘书长原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宣文，还有工作人员，汇报就在王院长在省委院内的办公室。一进办公室，思想很紧张，从来没见到过这么大的干部，当我看到领导都很平易近人，心情平静很多，认真听我汇报，并不时插话，提问。因为我早就作了阅卷准备，对领导提问，都是对答如流，在省委五人小组这一关顺利通过，这件案件的办结，甄别定案组的同志对我都刮目相看了。甄别定案工作，是一项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准则，既不放纵一个坏人，也决不允许冤枉一个好人，是涉及到人命关天的工作。记得办理九台县一件涉嫌土匪杀人的案件。县委五人小组认定，罪犯在为匪期间，在长春郊区大屯附近一个村庄一次战斗中，亲手枪杀二条人命的罪行，有多名土匪作证。都是听他亲口讲的。但是本人不承认。按照认定材料所认定的时间、地点、去调查，这个屯子并没有发生土匪打死人的事件，最后找当事人谈话，他承认在一次战斗结束后，匪首命他返回战场看一看是否有土匪没撤出来，他从现场回来时，为了玄耀自己，向匪首谎报军情，说他返回现场后，又遇到了反抗他亲自打死两人，实际是吹大牛，真相大白，避免一起冤案。　　
公主岭地委是一九五六年组建的，开始叫怀德地委，五七年更名为公主岭地委。他的干部来源有三部分、中央、省下放一部分、从各市县抽调一部分。这些人由于原来所处环境不同，加之经济上的差距，生活方式也就不同了。甄别定案组的组织纪律是很严格，一切服从组织分配，有两件事记忆非常清楚，一次是我们工作组去农安县办案，正是我的家乡，那次在县里呆有二十多天，在工作结束要返回公主岭时，我向组长请假想回家看一看，因为家在农村，组长就是不准假，虽然自己气哭了，还是乖乖的一起返回地委。还有一次也是去农安办案时间是农历腊月，到了腊月二十三，按着风俗习惯这是小年了，随去的同志，他们家都在公主岭，他们都提前回去了，临走时组长向我交待：你自己在这办案，腊月二十九回家。对组长的部署，那是一丝不苟的执行，一直到腊月二十九日，姐夫去县城办年货，才把我接回家过年，姐夫开玩笑的说：你真听话，让你二十九走，你就二十九走，不能早回去几天，我笑着说，这就是服从领导嘛！　　　　
我在公主岭地委工作一年多时间，我深深感受到，党风正、人心顺、领导干部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公主岭地委直属机关不超过二百人，除公检法机关和水利处在外边办公，其他机关都在一个楼，作息时间非常严格，上下班都打铃，办公楼的后边就是俱乐部，实际也就是会议室，室内摆设乒乓球台，和象棋、军棋等等。间休铃一打都到俱乐部去，上至地委书记下至普通干部，都是普通群众在那下象棋，打乒乓球，我亲眼目睹地委书记李树仁在棋盘边观阵，还有一次当时任地委文教部长的刘震海，观阵相棋，一局没分胜负间休结束铃响了，对棋二人刚要走，刘部长说，“别忙，决出胜负再走。”　　当时公主岭地委的办公地址，是在现在的公主岭市公园的北侧，办公楼是解放后建的，侧院的家属区，是日伪时期留下的小洋房，中央、省调来的干部，特别是一些部处领导干部都住在那院，因为没有专门的单身宿舍，有些单身干部就和领导住在一个单元里。我就和当时的农村工作部部长付明磊住在一个单元，现在看那个单元是太简单了。一个小走廊，尽头是一洗漱间，有两个寝室，付部长夫妇住一个，我们住一个，我同寝室有三人，新调来的小肖同志。和地委宣传部的孙柏英同志，孙柏英是美男子，喜欢跳舞和滑冰。一到有舞会时，他就成了忙人，邀他跳舞的太多了。而我和小肖对跳舞则是一窍不通，有一次孙柏英同志说小张，今天有舞会，我领你去看看，我忙说：“不行，不行，我不会跳，要是有人请我跳舞，我说不会跳，该多尴尬了。孙柏英听后大笑，小张啊，你太老赶了，那有女的请男的。我对跳舞从不喜欢，所以一生也没学会。　　
付明磊部长的夫人叫李萍，一点也没有部长夫人的架子。有时还到我们屋里闲聊，有时给我们送开水，两口子非常平易近人。上列两件小事，可见当时干群那种融洽程度，真是鱼水之情啊。
　　命运的决择　　　　　　
一九五八年在我国历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被高举。五八年达到了顶点。宣传气氛一浪高过一浪，似乎明天早晨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似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地委组织部长金光同志，专门给全体干部作一场报告。题目就是《关于干部共产主义化的问题》其中提到马上就要实行供给制了。到处大炼钢铁，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是不切实际的。是左的倾向干扰，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要把领导中心从抓农业改为抓工业。因此省委决定，撤销公主岭地委，组建四平地委，公主岭地委原来所辖十一个市县。其中包括：榆树、扶余、农安、德惠、九台、双阳、梨树、伊通、东辽、怀德和公主岭市，也可以说是吉林省的产粮大县都在公主岭地委管辖之内。新组建的四平地委管辖八个市县，四平、辽源两市和怀德县，公主岭（地委撤销后公主岭市也随之撤销了市仍为怀德县一个镇）梨树县、双辽县、伊通县、东丰县和东辽县，可见全省的工业除长吉两市外。就算四平地区了。　　
公主岭地委撤销，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我们这些供调干部去留问题。虽然我们在地委已经工作二年了。但是干部关系一直在县里。这次又把我们所在的县划归长春市辖。怎么说也没有借调关系了。当时每个县都借有三名干部，农安县我们三人是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位李忠海，是农安县高中的教员。还有一位叫李风阁是卫生口的干部。地委经过研究决定，借调干部的去向采取三一三十一的办法，既回本县一位，给长春市一位，四平地委留一位，这个风一传出来，思想上相当矛盾。可谓思绪万千，我权衡一下利弊，各有长短。首先说，回本县吧，人熟、离家近，但开展工作不一定有什么帮助，何况我家原来就在农村，去长春市，当然很好，是省会城市，长春市当时是中央直辖市。干部级别和省相同，像我这样一个二十三级的小干部，到那连办事员都不够，恐怕更不被人重视了；留四平地委工作熟悉，周围同志熟悉，美中不足就是离家越来越远了。究竟上哪儿好，举棋不定。最后横下心来，不去考虑，不伤这份脑筋，凭命由天，任凭组织安排吧。有的同志问我，你想上哪去呀，没找组织谈谈吗。我回答地非常干脆：“共产党员是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吧。”实际这也是打官腔。　　
我们县的三个人最后经过组织决定，我留四平专署公安处，李忠海同志去长春市，李风阁同志回县，公主岭地区划归长春市五个县决定给长春市五个干部。大局已定，在往四平搬迁的前夕，地委五人小组决定由我为代表到长春市搞交接工作。因为没有接的任务，主要是交。一是交干部、二是交档案。记得那天一行七八个人，除了去长春市，还有回县的都是同行。到长春市公安局接待我们的是长春市公安局秘书处的一位女同志，叫乔梓，寒喧之后，告知我们先到招待所休息，有些事情待研究后，明天再谈。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干部问题。回到招待所这些即将别离的战友，无非又是一次欢聚畅饮，共叙友情。九台县的李吉良同志，这次决定回县，在地委工作这一段，相处甚密。就在饭桌上即席拿出五斤粮票。激动的说，小张，大哥送给你五斤粮票，你吃几顿饱饭吧。那个时候五斤粮是一个人一个月定量的六分之一，干部每人每月定量31斤，节约一斤剩三十斤，没有额外补助。二十几岁的人实在是吃不饱的。当时很受感动，两眼流泪。第二天刚上班，我们就来到了长春市公安局。还是昨天接待我的乔梓同志。倒过水后，开门见山的就说，这些同志，（指要给长春市的干部）都是县里来的。工资很低，将来到长春市，生活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我们决定一位也不留，还是都回本县算了。这个决定，对于那些一心想往长春市的同志，无异是当头泼了一盆凉水。那有什么办法，给长春市干部是公主岭地委单方面定的，并没有征得长春市同意，现在看是公主岭地委错误估计形势，认为长春市也像地委那样缺干部，其实不然。这几名同志十分不情愿的和回县的干部一起回县了。事后我庆幸多亏没去长春市。　　
四平地委是一九五八年十月下旬，用火车搬迁到四平的。我就是坐着搬迁的火车一同到四平的。地址是师范学院的东校，十月二十五日各部门正式挂牌对外办公。四平地委搬迁后，我的人事关系虽然调到公安处，但仍然在五人小组搞肃反，这时我已由甄别定案组调到办公室工作，负责档案印信管理和统计报表工作，按着党委机构设置的职称叫秘书干事。一直到六零年我才调回公安处工作。　　　　
　　第四章
举家南迁进四平　　　　
地委搬迁到四平后，对于我们家住长春市几个县的同志来说探家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在公主岭地委时，借工作之便就把家探了，可谓一公二得。现在不行了，和那几县没有工作联系了，有的同志就想把家搬来。虽然没有房子，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周日休息就到周围转去，租私房。　　
地委五小组最先搬来四平的，是家居梨树的张守才和家住榆树的卢玉双，卢玉双开始租住人家一铺北炕，其他同志一看真有搬的，更着忙了。记得一天我们找到黄土坑，有一个大院空闲着不少房子，房主是一个地主婆，经过协商同意租给我们，一下子解决了六七户，光五人小组就五户，我租住地主婆的外屋。房子租到了，回去搬家吧，那时进城不受限制，什么“农转非”还没有那个词。我找到公安处的政治处，和时任主任的李砚田同志说明搬家情况，他当时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就算发了搬进四平的通行证。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像开玩笑，那么简单。事先也没和家里通信征求意见，就突然回去搬家。夫人不太相信，以为我是和她开玩笑呢。当弄清真相才感到突然。那时我已有两个孩子，长子四岁，长女三岁。我还有一个弟弟正在农安县鲍家九中读初中二年级，妈妈执意要我把他带走，在家里她不好管教。第二天我就到鲍家区政府办理了户籍手续和弟弟转学证明信，这就准备搬家了。　　
我从农安往四平搬家，就带了四个行李，其中有两个行李是用被子包着的土豆，除了铺盖，就是穿的衣服，别无他物。生产队出一台马车送我们到县城，那时农安还不通火车，只好乘坐汽车到长春，再坐火车到四平。地委五人小组的崔刚同志到车站接的我们，租一辆大马车，拉到目的地。下车伊始，还没等喘口气赶忙到派出所落户口，到粮食中心店落粮食关系，然后到粮店用新落的粮食关系买的米，回家做饭吃。现在回想起来哪里是搬家啊，分明是领着老婆孩子逃荒啊！从此结束了我家历代务农的身份，成为四平市几十万人口中的一员了。
　　艰苦度日　　　　
家中五口人，靠我每月四十八元五角工资维持生活，每人平均不到十元钱，弟弟又读初中，可想而知，那段生活是何等艰苦。每月领了工资，首先是把当月的吃米，烧柴买好，余下的才是买菜的钱，剩钱就买，不剩钱就只好吃咸菜大酱。前两天我清理书籍时，清理出一个六十年代的工资条，当月开支48.5元，扣去借款20元，实领28.5元，这就是一个五口之家当月的生活费。那时不到年节想吃一顿肉，简直是天方夜潭。一是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因为年节的肉都是凭票供应的。家搬到四平不久，就赶上五九年的春节，这是有始以来第一次领着老婆孩子在外面过春节，再没钱也得象征性置办点年货。我记得买了几个苹果，五口人每个人摊不上一个，只好把苹果和糖块放在一起，全家人抓阄，抓到什么算什么。长女小娟抓了几个打开一看都是糖，气的把糖扔了大哭起来。　　
我这个人从参加工作那天起，就养成了饮酒的习惯，再困难也得炒点土豆丝喝点酒。记得有一次刚开春，上街碰到卖韭菜的，买了一小把，回家炒点黄豆芽，好吃的不得了，比今天吃的烤大虾都香。可见此一时，彼一时也，究竟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不好。归根结底是饱了不好吃，饿了甜如蜜，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传说宋赵匡胤在落荒中吃到农妇给做的一碗小豆腐，好吃的了不得，当他作了皇帝再寻这位农妇给做的小豆腐吃时就变味了。　　
我家搬到四平后，正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粮食还不够吃，只好用代食品充饥。什么范家屯糖厂的渣子，郭家店淀粉厂的淀粉渣子，山门造纸厂的纸浆渣子，都吃过。粮食本来就少，都吃不饱，夫人自己还要少吃，多省一点给我和孩子吃，致使有一个胎儿饿死在腹中，险些连累大人丧命。记得有一次周日改善生活，做点大米豆饭，把夫人吃的弯不下腰。回想起那一段，就是心酸的历史啊！还有一次是星期天约会，卢玉双我们俩，到郊外去看一看能不能弄点吃的，现在回忆好像是在海丰那一带有个农园，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负责人很同情我们，便说：“我们这什么也没有，地里还有点新发芽的葱，你们到地里一人挖一把吧。”刚开春没化冻，便用铁锹、锄头每人刨一把，外出一天到晚上回家一人拿了一小把葱。还有一次我和弟弟到街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打算买点去。结果拿着饭盒到街里走一圈，好吃的倒有，太贵买不起，那时买一份李连贵大饼就要八元钱，相当我一月工资的六分之一，如果买一份大饼这个月全家就不用活了，只好拿着空饭盒回家了。那一次省委五人小组在四平市召开会议，与会人员提出要吃李连贵大饼，按着当时的规定，就得到市商业局走后门要票去，有票的每份一元二角，因为我在办公室，直接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要票时就多要出两份。散会后领着爱人去吃了一顿，周围的人看到我找夫人去吃李连贵大饼，羡慕的不得了。　　
那时干部到一起没有别的话题，就是谈吃的。民以食为天，不论哪朝哪代，哪个国家，不能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其他一切无从谈起。从五八年家搬到四平到六二年的五年时间，家里边填置的唯一家当是一对柳条包和一个小闹表，总价值不超三十元。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夫人作了点儿临时工，多少能补助一点。口挪肚攒，买了一台收音机。当时收音机是凭票供应，在四平连票都要不到。没办法找到在公主岭一起工作的李吉良。那时他在九台县计委当主任，给买了一台上海牌收音机，如获至宝，没黑天没白日的，听也听不够。直到一九六四年，我已经参加工作十二年了，才带上一块俄罗斯牌手表，这些就是当时我们家的全部家当了。　　
那个时候，尽管生活过得艰苦，日子过得清贫，精神状态却非常好，做好工作，过好日子的心极强。家搬到四平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九年，正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十一”晚上在市政府门前放礼花，我和夫人两个，等孩子们睡熟了以后跑出去看烟火，回家已经半夜了，心情非常愉快。 　　
困难时期，反而在农村的家条件相对好一点，起码能吃饱饭。所以每次探亲回家时，亲朋故友都劝我，把家搬回来算了，受那个苦干啥，而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我的意志。　　
　　送弟参军　　　　
弟弟从农安县鲍家九中转学到四平三中，插班二年级。他的学习成绩还可以，是班级的语文科代表。由于家庭困难，没有继续读高中的条件了，因此急于毕业想找一份工作。　　
一九六零年初中毕业后正赶上长春航空俱乐部来四平招生。招收滑翔学员，身体条件要求非常高，按着招飞行员的条件选拨。没想到通过检查，他竟然合格了。四平才合格三人。航空俱乐部的地址，在长春市二道河的东边，他入校后我去看过他，生活条件是很好了，尽管全国经济形势那么不好，还是能保证他们的生活。可是他入学不到半年航空俱乐部就下马了。学员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他理所当然又回到四平，被分配到四平市财政局工作。他在财政局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去不久就入了团。　　
转眼到了一九六一年，这年征兵开始，他就一心想当兵，当时单位也不同意他走，他背着局里到征兵办公室报了名，后经体检合格，才回家告诉我，说他参军已经合格了。那是海军第一次在四平征兵，一共征四十人，入伍前一天的晚上，财政局开了一个欢送会，我也应邀参加。当时的财政局长刘德太亲自主持欢送会，席间领导和同志们都是热情洋溢的评价他的工作，中肯地提出希望。通过欢送会可以看出，虽然他到财政局时间不长，同志关系都很融洽，领导和同志们对他的印象很深，都有一种惜别之情。欢送会结束后我们两个回家已经很晚了，彼此都是毫无睡意，这是他入伍前在家里的最后一个晚上，从明天起天各一方，手足之情的兄弟即将分别，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弟弟生于一九四二年，小我六岁，在我十岁他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子三人相依为命，从那时起他就把我这个小哥哥作为他的人生靠山，哪个小孩欺负他他都要告诉哥哥去报仇。记得我到鲍家中心小学读书时，第一个周六回家，尽管没钱，也要买上几个二分钱一个的玻璃球给他带回去。我到卡伦读书最想的就是他，一闭眼睛就仿佛看到了他的模样。他入小学后，更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早日读书成人。一九五五年他小学毕业，到县城去考初中，我请假陪他到县城，可惜他名落孙山。家里仍不失望，他一连考了三年，终于于五七年考入县城初中，总算如愿以偿，那年他已经十六岁了。他考入农安中学时我已调公主岭地委工作，每次回县工作尽管囊中羞涩，也会领他到饭馆吃点饭。往四平搬家时，也是遵照妈妈的嘱托把他带在身边供他读书，有时要交学费、书费家中没钱，他嫂子就外出去借，从不让他为难。这时候往事浮现，悲喜交加，看到亲人即将离去，心头格外酸楚；看到他立志成人，也是张门之幸。　　
那一晚上几乎是全家都没睡觉，第二天一大早我拎着提包送他去报到，先到市政府，市政府很重视，给他带上大红花，用市政府唯一的一台轿车，送到设在线路器材厂新兵集中地，从此他便走上了漫长的军旅生涯，入伍后分配在北海舰队旅顺基地工兵团。　　
　　老同志，您的经历很丰富！　　持续关注！
　　其实那是个很特殊的年代，生活在今天的人有几个了解当时的生活呢？！希望可以和大家共享。
　　夫人的坎坷工作之路　　　　
下面介绍一下我的夫人。夫人名叫刘国荣，一九三三年农历十月二十九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父亲是一位医生。一九四七年因为跑土匪，全家从农安县哈拉海迁到滨河区新立村。解放初期由于家境贫寒，加之她父亲的封建意识，她从小就没有念过一天书。一九五零年曾在长春市私人办的裁缝学校里学习过，后因生活困难和父亲的牵挂，毕业后就直接回家了。　　
一九五四年我们结婚后，她渴望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但是由于家在农村，没有就业条件，再加上老人的思想观念陈旧，她的渴望始终没有实现。进城之后，目睹家庭的困难情况，走出家门，找点事做，挣点钱弥补家庭经济不足的思想更迫切了。但是谈何容易，两个孩子太小没人照顾，她自己又没有技术。　　
当时她的决心很大，不管困难多大，工作多累也要出去。于是，开始在一区卫生队（当时原四平市设三个管理区，省农机管理区为一区，联合化管理区为二区，道里为三区），找到了一份工作。卫生队有几台缝纫机，开了个被服厂，她就作缝纫工，把两个孩子扔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有时下班回来晚了，两个孩子就头枕着门槛睡在地上了。看到此情此景做父母的哪能不流泪，不长时间卫生队的被服厂就黄了。一直到一九六零年，地委机关成立了一个托儿所，又到托儿所上班。地委机关服务站也有一个被服厂，听说她会做缝纫活，就把她调到了被服厂，可是到了六三年被服厂也黄了。　　
就是这么三起三落，对她的精神刺激很大，每次回家都是泪流满面，她多次让我和公安处领导说说，帮助解决家庭困难，就是不好意思张口。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有一次我去吉林市开会，她鼓足勇气找到当时在公安处办公室任副主任的杜大钧同去，要求帮助解决她的工作问题。杜大钧很负责，当即给她介绍到公安处管辖的四平市三道林子劳改队，做临时工。劳改队办了个小化工厂，负责给上料，挑两筒原料上跳板。刘国荣这个人非常刚强，只要有活干，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都能受。从家到劳改队能有四五里地啊，中间还隔着一条河，每到汛期河水都齐腰深。她不敢涉水，到水里就头晕，他们同志在水里扶着她过独木桥，有时加班太晚就住在劳改队。那时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营养不良，她体质非常弱，有的同志形容她，来阵风都能刮倒了。就是那样，她也不叫苦、不说累，坚持上班，每月才挣二十四元钱，加一个夜班才挣几角钱。更使她苦恼的是，正因为付出体力过大，营养跟不上，她又患了肺结核病，检查身体发现后，单位让她休息，作为临时工，让她休息本身就意味着辞退，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又面临失业，她难受极了。后来再经复查，便由我冒名顶替代她去检查，勉强骗过单位，维持上班。后来还是公安处出面给她调换了工作，继续作被服工作，条件算好一点。　　
虽然继续上班了，但是她在思想上的病情包袱却日益加重，最后真的病倒了。这简直是雪上加霜啊！有一天我领着她去精神病院看病，走着去都走不动了。还是同志们把公安处的小车调来拉着她去的。在精神病院X光室透完视后，医生竟在透视单上写明“胸肺正常”的字样，当时刘国荣就说医生没给透好让我去问一问医生，我只好向医生说明情况，向他询问。医生态度非常好，对我们的询问不但没有反感还热情将我们让进他的办公室，拿出多个病例片子向刘国荣解释说：“你肺部有一个钙化点，我们已看出来，这说明你曾经患过肺结核病，但现在已经好了，为了不增加病人的思想负担，所以没写在病例上。”听了这些后我们才感到如释重负，一颗心才算落了地。刘国荣更是精神一振，来时坐车，从医院出来竟然徒步回家了，前后判若两人，看来人的精神作用真是了不得，一个人失去精神支柱什么都完了。　　
再到后来劳改队办的厂子也都不行了，临时工一律辞退。后经三区生产自救办公室的介绍，又到线路器材厂作临时工，来回能有十五六里路，贪黑起早的步行上下班，一直到我工作调到东丰县公安局，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前全家随之搬迁到东丰县，这时情况才有些变化。　　
因为我在公安局做领导工作，帮忙的人自然也就多了，尽管是临时工，不存在工作调动问题，还是通过商业局安排在饭店工作，在那个吃肉都凭票供应的年代，能在饭店工作，全家都沾光了。从一九六六年家搬到东丰至一九七八年迁回四平，整整干了十二年，这十二年她一直在饮食服务公司这个系统，调来调去。　　
刘国荣这个人脾气不好，非常倔强，对于不正之风她看不惯，有时甚至和领导吵架，不接触后进层，这是我们全家人共同的一个特点。因此有些人错误地认为，领导干部家属似乎好像有什么依仗似的，便借转正调资的关键时刻挑起了风波。刘国荣患过肺结核，早在四平精神病院确诊钙化了，可是东丰县医院又给她透出肺结核，她很生气，想起来就哭。特别是听说转正需要检查身体时，精神就更紧张了，思想包袱就更重了。记得检查是在县医院进行，事先挑选几名医生作体检，商业局的干部亲自在场，跟踪检查，搞的很神秘。我便将县医院的院长李茂林同志请到公安局请他帮忙，无论如何也得通过体检这一关，院长亲自出马，体检还能通不过！然后又找劳动局，反正费了不少波折，终于如愿以偿，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六日在东丰县饮食服务公司转为国家正式职工。实事求是地讲，按着政策，刘国荣是完全符合转正条件的，有的人想借机报复她的动机落空了。　　
工作转正，是她一生当中的大事，标志着她做临时工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所以我再从东丰调回四平时，就不用费那么大周折了，就是通过劳动部门，对口调到四平市饮食服务公司的，一直在饭店工作。当时她已经四十六七岁了，在饭店端盘子端碗实在不方便，我就有意想把她的工作调动一下。这时我已经调到四平市公安局工作了，说来也巧，有一次市委副书记齐山同志，组团去沈阳参观学习市场管理经验，其中就有城建、公安、卫生、商业等部门领导，因为我分管治安公安局由我参加，到沈阳市正好把我和城建局长李志远分配在一个房间住，公安、城建经常打交道都很熟，晚上没事提起话我就说，李局长帮帮忙把我夫人工作调一调，他问想往哪里调，我说最好调到自来水公司去，他说自来水那个地方，我说了也不一定好使，干脆调公园算了，正适合女同志。我说那好一言为定，回去我就办手续。就是这么简单，要按着现在这个风气，简直是不可思议。他没抽我一支烟，没喝我一口酒，从沈阳回来果真办了手续，工作调到儿童公园，现在看来这一步是刘国荣晚年生活得到保障的关键一步。　　
回想起两手空空从家乡来到四平，从四平到东丰，颠沛流离了大半辈子，为了这个家，也是为了我，她不但一点福没享着，却吃了不少的苦，我深深感到我这一生，我工作每前进的一步，都是和她无私奉献分不开的。因此，这次她的工作调动，也算是我对她的回报吧，使她退休后，精神上得到安慰，生活上有了保障，无忧无虑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吧！　　
<span class="count" title="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