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大维德象耳大瓶真赝图片对比（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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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维德象耳大瓶真赝图片对比（下篇）
上篇我通过图片对比的形式，从器型这个环节也是瓷器鉴赏的首要环节，对大维地瓶的造型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找出了家祖当年仿制时所故意留下的破绽。下面在分析对比鬼谷下山图罐之前，再具体地分析大维德瓶的纹饰破绽和铭文来历。
首先，辅助纹饰上，瓶口第一层菊纹，无论是菊花还是叶片，都不是元代的时代特征；第第三层的莲花纹也不是。请欣赏并对比家藏元青花菊花纹大海碗的菊花叶片纹、外菊花纹内龙纹酒匜的菊花纹、三顾茅庐梅瓶肩部莲花纹的图片——
用一句话概括——大维德瓶的这三种纹饰的画法太糙太简单了，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留白，完全是一马糊的画法！尽管都看似很繁复，但却失去了细致与精致的时代特征，倒数第二层的牡丹纹也是如此。
主体纹饰上，上面的云凤纹，行家一看就知道，云和凤纹的大小比例不当；凤颈部的羽毛看起来如同一对小翅膀，而真正的翅膀又画得过于僵化，这都不是元代正确的画法！
中间的海水云龙纹也是比例失调，过分强调云纹，而最重要的龙纹又画得很简单和僵硬，没有灵动的感觉！这个在没有对比单独看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所谓的专家在内，不仅不以为然，反而还会对这样的画法赞不绝口呢！但就怕货比货，一比高下自明！下面的海水与云纹画的交错混乱，完全失去了天地间的空间感。紧接着下面再画一层海水就纯属多余和滥竽充数了！因为为了显示器型的复杂，故意搞出八到纹饰来，结果就只好反复画同样的纹饰了。而真品却只有七层！
最下面的杂宝纹是最离奇的画法，元代的标准画法都是云托杂宝，但这件却把云省去了。而且，我在前面博文中讲过，云托杂宝纹永远都是放在肩部的，如同三顾茅庐纹梅瓶一样，但这件却故意画在最下面了，这是不符合元代的时代特征的！
说完了纹饰上破绽，最后一个话题就是下面图片中所示的六十一个字的铭文了——
这六十一个字的铭文可了不得啦！不仅成为大维德先生和波普先生等故人的断代和定性为元代真品的依据，而且还是现代很多专家学者考证的内容！当然啦，这个也是民国琉璃厂的那些行家里手们否定它为（明早期）真品的依据，理由不外乎两个，一个是这种把大量的铭文写在器身显眼部位的做法，是在清朝才出现的！二是铭文中有几处错别字！出现错字或者别字的情况如果是民窑小品倒无所谓，但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如此重要的礼器上！其实，民国琉璃厂的行家们是对的！后来到现在的所有人都错了，不仅完全不顾这些错别字，也不管其中两个人物张文进与胡靖一之间的逻辑关系，还都无一例外地附和着洋大人不说，还可劲地为那些错别字找各种开脱的理由，还有好事者亲自去做实地考察，更写出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呢！想想真是觉得好玩！比起这件器物本身要好玩得多！
那么这些铭文的来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爷爷奶奶很明确的讲过这个故事——
要讲这个家族故事，这里就不得不说到张氏家族在唐朝安史之乱后首次改名换姓南下长沙后，这种改名换姓的事情在元朝还在继续，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掩饰自己是帮蒙古人打天下的张家后人！尤其是以制瓷业为生的这支张家后人为了不因为受人歧视而影响生意，在整个大元时代都是隐姓埋名的，而在宫廷里做官的那一支却无此之忧患！家祖张文进兄弟虽然世袭家族爵位，但作为制瓷大家，他们并不在朝中做官，所以他们对外也都是改名换姓的。
既然是大家族，肯定有大家族的规矩，改名换姓也是如此！自安史之乱后，张家就有一个规矩——但凡遭遇特殊或者不利于家族的时代，张家一律改姓“胡”！在整个大元时代，宫廷做官之外的张家制瓷人的处境一直都是不太平的，原因不言自明。在元晚期至正年间，由于政局不稳，战乱连年，张家更加不会以真面目示人而引火烧身。而事实也是如此，张家制瓷人尤其是当家的领军人物都改姓“胡”，直到明初因为张家中医药那支族人与朱元璋关系密切、朱元璋又很崇拜唐太宗唐玄宗，所以，御窑创始家族后人——中华第一制瓷大家——技艺高超的张家制瓷人，又深得朱元璋的“赏识”并被召进御窑厂，成为明朝御窑厂开办时的主力后才逐步恢复张姓，到了明末清初和火烧圆明园后，张家大部撤离北京到上海，所有张家人又都改回了胡姓，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几年后我爷爷被人追杀，逃难到我奶奶家里，才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了奶奶！直到他们有了我父亲才恢复张姓，这里面的关系很复杂，还牵涉到我的身世，我暂时不想细述，留作后话！
言归正传吧！张文进在主持经营大元御窑期间一直都是姓胡，他真实的名字只是在他主持经营御窑晚期的至正八年出现过!
请看图片——
这不仅是家祖张文进的真名实姓，而且还是他本人亲自书写，连同这个青花人物纹梅瓶的所有纹饰之绘画，都是出自他的亲笔！对于外人来说，很难把他与胡姓的制瓷大家联系起来！由于本人的疏忽与大意，这个底款曾经过早地暴露，加上民间藏家手里很有可能还有同类底款的真品现身过，所以导致这个底款的仿品很早就出现了，我个人就看见过不少，但都与真品的上述刚劲有力的笔触有很大出入。我把这个底款公开，也好让朋友们自行对比鉴定。
仅有上面一个底款所包含的时间和人物信息，还不足以让民国的家祖来臆想出六十一个字的铭文来！那么请再看家藏中一件张家私家窑口所烧造的钧瓷大罐底部铭文——
这一件窑变红釉钧瓷大罐的烧造时间晚于上面梅瓶三年，也就是张文进兄弟决定停止经营御窑的那一年，世代笃信佛教的张家，为在中秋节举行家族传统佛事，而专门为设在张家祖殿里面的私家佛堂所烧造的佛前礼器。前面文章讲过，这是张文进为了纪念自己的制瓷生涯即将结束而作，同时也是有意把自己的真名实姓留给历史而特意制作的个人纪念品之一！&但这件钧瓷上的铭文并没有出现张文进三个字，而是出现了“护国大元帅胡靖一打供”的铭文！也就是说，从字面上很容易理解，这件器物是护国大元帅胡靖一供奉的佛前供器。那么这位“护国大元帅”是谁呢？外人确实很难想到的——胡靖一就是张文进本人！而“护国大元帅”也不是什么官职，只是张家从元代老祖宗张柔及其子张弘略张弘范等先祖那里世袭的爵位！
把上面两件器物的铭文联系起来，谜底就迎刃而解了！遗憾的是，由于对这个家族秘史的无知，更多的是基本常识的欠缺和语句分析能力的低下，导致了对大维德瓶铭文“胡靖一元帅打供”截然相反的理解——居然被认为是供奉元帅胡靖一的！还言之凿凿地考证这个胡靖一是什么道教神仙类的人物！其实，稍有一点逻辑常识的人就应该能分析出来，大维德瓶上的铭文前后两个名字指的就是同一个人——前面说“张文进喜舍花瓶”，结尾又说是“胡靖一元帅打供”，“舍”就是施舍出钱烧造供器，谁施舍出钱？肯定是供奉者胡靖一自己啦！还有最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是：小学生都应该知道——“元帅胡靖一打供”是汉语中最最简单的主语谓语的关系，没有一点可能是倒装句！只不过民国家祖在这里买了个关子，耍了个小聪明，在胡靖一前面没有使用家族世系爵位的全称，而是只是随意加了“元帅”二字而已！但就是这么一点小关子，居然能让后世如此多的所谓专家学者为之神魂颠倒！我不禁要问三个字——至于吗？？？最后就是61字铭文中出现的几个地名都是家祖不想暴露真实家世而随性编造的，真实地名在这件家藏珍品钧瓷大罐上呢！我真是不由得怅怅地感叹——究竟是在什么样的一种魔鬼心态的驱使下，会让如此众多的人犯下如此极端的低级错误？？？为什么很多毫无艺术美感的东西，只要被挂上釉水入窑烧造出来，就会让很多很多的人失去基本的理性并为之疯狂？？？这些都仅仅只是单纯属于个人眼力不济的问题吗？？？
朋友们可能会发现，那个罐子照片的中间被我打上了马赛克，因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家族窑厂的窑名！我暂时还不想暴露它！08年我口头上曾经讲过这个窑口的名字，后来就在新仿品上发现了它！不过，仿造者没能见到这个铭文，是根据我的发音写的，其中有错别字！犯了和仿造我口述的珐琅彩特殊底款一样的错误！所以说，自08年北京展览后，这些年我真实领教了仿造者的厉害！他们都是挖空心思无孔不入的！直到现在，还有仿家不时联系，要出钱购买我家藏器物的照片！当然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以前对这个很反感，如今见得多了，也无所谓了。要仿就仿吧，有人仿说明有市场。我也想通了，说不定那可能是他们的生计和活路吧！
到此，可以说，大维德瓶所有的仿制信息和密码都已经彻底破解啦！应该说是绝对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当然裴光辉先生绝对不会太吃惊的，因为是他在看了展览后首先否定了自己之前随大流的主观判断，并首次提出质疑的！如果说当年对鬼谷下山图罐的质疑有巧合成分的话，那么几年之后又对大维德瓶等的质疑以及他从善如流及时自我修正的精神，完全证明了裴光辉先生是当代中国最具真知灼见和道德良知的瓷器鉴赏艺术大家！我们两个同属民间学者、独立鉴赏者、虽然素不相识，但因此却结下了珍贵的友谊！作为我此生难得的好朋友好兄长好老师，在此我要再次向他表示我诚挚的敬意！
下篇博文我会在就鬼谷下山图罐进行对比鉴赏，请朋友们继续关注！谢谢大家！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转载]张量冠：揭秘元代御窑和元代官窑制造真相
元青花，古相博陵第牌款，红绿彩瓷器，典故资料，学习帖。了解后，对捡宝有一定的帮助。。。大元御窑建立——元代制瓷业大发展的背景
如同现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元朝是蒙古人主政，因为他们喜爱用金属器、不喜欢用瓷器，所以元代没有御窑。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与臆想，与对大唐时代重金银器之说如出一辙！这种以偏概全的说法所暴露的并不是对历史简单的无知，而是对整个中华瓷器制造历史以及瓷器在中华古代文明中的“人造天成”的神性涵义缺乏最起码的认知！而这两朝瓷器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不仅空前的发展，而且都达到了各自的历史新高度，都在自己的特色领域里，创造了中华瓷器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
想想都觉得悲哀，现实中建立在某种错误意识上的历史分析与判断，竟然与真实的历史原貌会南辕北撤，这太不应该了！不仅仅是误导那么简单的事实，充分说明国人长期来的历史观是有很大问题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多好。可是，要真正做到这点就太难了！导致本来就属于宫廷秘史文化范围的中华御瓷史上的谬论何其多也！&
亦凡收藏的元代“古相博陵第”款至正八年青花张氏谨记瓷牌
长45.3 cm&
x& 宽&31cm
早在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大元”之前，财政并不宽裕。作为世界最大宗主国的大元皇帝，忽必烈深感无力负担日益沉重的对内对外的珍宝“赏赐”！要知道，元朝的疆域可是一直都到西亚欧洲大陆的，虽然大蒙古国的四个汗国暂时还没有承认忽必烈为大汗，但欧亚大陆的附属国不计其数，每年朝廷都要举办各种名义的大型活动，需要大量的珍宝赏赐给前来祝贺的内外官员和归顺的欧亚贵族。同时，即便是在平时，为了安抚各个民族部落的属国首领，各种赏赐都必不可少。这也是忽必烈决心南征灭金灭宋攫取财富的强大驱动力。
在公元1279年完全消灭南宋的前一年，1278年底，朝廷听取了重臣张柔之子——张氏家族大本营所在的保定顺天府总管张鸿略的建议，决定开办浮梁磁局，在景德镇设御窑烧制瓷器。除了满足朝廷日常用瓷和祭祀礼器之必需品外，御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烧制“赏赐”用瓷。&
亦凡收藏的元代“古相博陵第”款至正八年青花五彩张氏谨记瓷牌
cm& x& 宽 31.4
&&&于是制瓷大家族出身的张弘略，即于第二年被朝廷封为“江西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帅府第设在抚州。后经常在景德镇常驻。当时饶州土匪强盗非常猖獗，在景德镇等地经常杀人越货。张弘略当即亲率精兵，将劫匪全部剿灭。从此景德镇始得安宁，四周各地的窑户自此后纷纷落户景德镇。
祖宗张弘略也在平定盗匪后，亲自在景德镇珠山南侧为御窑选好窑址，以张氏家族窑工为班底，正式组建大元御窑。可以说，大元御窑的快速设立并很快建成投入生产，张氏家族功不可没！而家祖张弘略，更是大元官窑的直接创办者。
从至元十六年到至元廿九年这14年间，家祖张弘略一直都是浮梁磁局的上级主管，直接对朝廷负责。此后，无论浮梁磁局的官员如何变动，大元景德镇御窑的督造官都一直由张氏家族的人担任。即便是晚期家族惨遭报复，祖宗张珪去世后全家多人被无辜株杀，但御窑仍旧还是在张家的实际控制之中。这是后话，下篇详述。
建立御窑的时代，也是外贸需求大大增加的时代。不仅仅是西亚欧洲对瓷器的需求日益加大，国内官家富豪的内需也是水涨船高。被张柔父子亲自负责建立起来的元大都等重要城市，已经成为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商业活动十分兴旺。官方与民间的需求不仅推动着景德镇官窑的发展，同时民窑也不断壮大。张氏家族不仅承担着烧造御窑的任务，而且自家开办的私家窑口也都非常红火。
元代御窑发展概况
大元御窑的重要的任务，就是烧造宫廷御制器物。忽必烈的御器尽管也是生活类用器如酒具类，但这类器物景德镇民窑的青白瓷、越窑的青瓷等都还不能为宫廷大量提供档次很高的贡品。忽必烈大量需要的，是用来赏赐各个属国首领贵族等人的赏赐品和礼器供器类。这些必须打上大元皇家风格和忽必烈个人意志的器物，民窑口是无法完全承担的。
从至元十五年浮梁磁局建立、至元十六年扫除匪患，选址建窑，至元十七年正式烧造到至元三十年为止的整个忽必烈时代14年间，加上随后元成宗十四年，即公元1280年至1307年共28年，是大元御窑发展早期阶段。御窑烧造的赏赐类器物主要是白瓷、青白瓷类；器型开始也是以蒙古族的金银器为原型的生活类器物，早期阶段的品种还是比较少的。至于青花瓷器，肯定不会是御窑这个时期的重要品种。即便有，也是启蒙阶段。但是民窑青花瓷肯定早已经出现，因为早在唐朝，民窑就已经出现青花了，到了大元，应该是早于御窑发展的。这个时期的大元御窑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中晚期的发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探古思幽辑录的各种博陵第品牌
此后大元御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分为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从元武宗至大元年即公元1308年到元顺帝于公元1334年，罢免浮梁磁局为止的约26年，是中期官窑阶段。此后从公元1334年元统二年到公元1352年至正十二年初共18年，是由张氏家族接管并主导的“非官非民”性质的自由发展阶段。说它非官，是因为朝廷停办，不再拨一分钱反而还要征税；说它非民，是因为张氏家族管理者仍旧还是朝廷命官享有俸禄，还可以继续独享“御土”的开采和使用权，而且这个时期的瓷器品质之高和品种之多是完全与御窑身份相匹配的。
中期阶段御窑随着大元朝的鼎盛也进入了大发展时代.从元成宗开始，蒙古四大汗国才正式承认大元皇帝为蒙古大汗，朝廷瓷器赏赐也开始包括这四大汗国在内。赏赐品种主要还是青白瓷类的酒具。成宗在位的14年间，御窑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但青花瓷这个品种应该还不是主流品种。以烧造成熟的、高档的、大型的青花瓷器为分水岭，把成宗时期划归御窑发展的早期阶段。
景德镇的张家民窑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在忽必烈早期。除了国内外贸易商品瓷，张家民窑开始接受官家的青花瓷订货。这些官家主要是蒙古贵族中深受朝廷重用的色目人，以及西亚欧洲的商人。这些人在宗教审美上都是喜爱蓝色调的青花瓷，所定制的瓷器应该是以小型的生活用具为主，还没有较大型的酒具，如梅瓶玉壶春瓶等。他们自己前来景德镇订货的目的不过是以弥补宫廷赏赐之不足，以及满足西亚欧洲市场的需要。这个时期尽管有市场需求，但产量肯定是极为有限的，纹饰也很简单，青花发色也应该还偏黑偏暗。
据我们家族回忆，到了元成宗这个时期，是元代极为强盛的时期，内外贸易十分繁荣。张氏家族的私家窑口所生产的大量生活用瓷包括青花瓷器，除了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外，还有元大都等地的贸易市场。各种肤色的客户开始穿梭于景德镇。青花早在唐朝就已经烧造成功，但由于没有得到市场的审美认同、国内需求不大，加上青料短缺，长时期遭受冷遇。一直被抑制的青花瓷，开始在元成宗晚期，首先在张家私窑口发展成熟并兴盛起来。
由于中原蒙古色目人及西亚欧洲贵族的钟爱，在元成宗晚期到元武宗四年间，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瓷器发展非常迅猛，客户越来越多。那个时候，都是西亚贵族自己带着青料过来订货。由于青料短缺，以至于张家窑口出现不自带青料者不能订货的规矩。后来张家花巨资从西亚订购了一批当地的青料，这种限制订货的情况才得到改变。
张家青花瓷器得声誉越来越高，于是这些西亚贵族便蜂拥而至。张家窑口应接不暇，不断从北方老家调兵遣将前来支援。青花瓷器从仿造蒙古金银器酒具等生活用品开始，逐步过渡到来样定制。器型也由忽必烈时代的小物件，发展到大型酒具等，并在西亚欧洲上层贵族社会流行开来。
这个“青花风暴”很自然地随即就波及到了御窑，朝廷也开始定制青花器物作为赏赐品。有一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可以帮助我界定青花进入官窑的准确时间。搞清楚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是青花瓷这个崭新的品种正式进入御窑的历史时刻，同时也是标志着元代青花瓷艺走向成熟的历史时刻。
这个重要的家族人物就是张珪。作为开国元勋的张氏家族，在祖宗张柔之后，第三代还出了个四朝元老——张珪。他就是张弘略之弟、伐宋有功的张柔第九子——著名将领张弘范的独子，他也是元代著名诗人、书法家。这个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高风亮节的一代名臣，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家族从远古到清代最为重要的“张氏家族三十灵性人杰”之一。
据家族史记载，祖宗张珪在其父去世后，于忽必烈时代后期就进入朝廷。在元仁宗当政的十年间，作为四朝重臣，前后多次获得皇帝皇后的重赏。最早在元仁宗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公元1312年，就获得了美酒及酒具的赏赐。其中就有一批酒具是很成熟高档的青花瓷器，而且还有档次最高的宝石蓝釉器物。这个家族传说，被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出土的一处窖藏实物所验证！这也就直接证明了，大元御窑烧造元青花的时间，肯定在在仁宗登基的公元1311年之前、最晚也应该是在元武宗在位的至大年间，青花瓷器在御窑就已经烧造得非常成功了。
由于有张家民窑青花的先期成功，御窑就可承接张氏家族民窑口的成熟技术。同样是张家班的御窑，是可以很快就烧造出质量较高的精品青花器物的。再说，御窑如果需要人手，是可以随时再作补充调遣的。所以，青花瓷器在大元御窑的发展就没有所谓的起步阶段。这就如同当年的大唐两朝御窑一样，绝对是在张氏家族民窑基础上一步到位的。只有这样祖宗张珪才能在仁宗即位的第二年，就获得最高档次的青花瓷器的赏赐。与第一次赏赐品不一样的是，后来第二次赏赐品中，青花类器物就出现有“赏赐”铭文。
通过家史结合保定出土窖藏实物来分析判断，把大元御窑正式烧造青花的时间定在公元1310年、元武宗至大三年比较合适。而张家民窑口的青花烧造，至少还要提早到公元1307年元武宗继位的那一年。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年一直都说——大元时代应用西亚青料烧造的青花瓷器，首先是在张氏家族的民窑口烧造成熟的，时间是元武宗继位的第一年。随后在元武宗至大末年，御窑开始烧造青花。到元仁宗初年，就已经能烧造宝石蓝戗金这类顶级品种了。
曾力收藏的元代釉上红绿彩岁寒三友纹玉壶春瓶
因此，如果说，晚期风格的元青花可以称为“至正型”，那么在元中期阶段就很成熟的元青花风格只能称为“至大型”了。至于“延佑型”之说，还是显得勉强。因为延佑年是从公元1314年开始的，比公元1311年祖宗张珪得到青花器物赏赐的时间，要晚三、四年的时间。所以，我认为，“至大型”要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甚至有可能更早而不可能更晚。
因为张氏家族有史以来所奉行的“不求荣华富贵，但求天地良心”的古训，自古至今奉行踏实做事、低调为人，总是甘愿默默奉献，把个人与家族的辉煌成就大隐于世。虽然成就了家族的香火，但也因此才有了后世无穷尽的猜测与困惑！如果把张氏家族的御窑文化史推上前台，很多历史的悬案，都会迎刃而解。这也是我最终做出决定的重要原因。至于有没有人相信，那就不是我的事了。我也不太在意。因为我信奉这样一句神性真理——我说了，我拯救了我自己！
历史往往很多时候绝对出人预料，元代青花瓷器的发展就是这样。按照家族史，从元仁宗时期开始，青花瓷器的发展超乎想象！也许是沉寂得太久了吧，一旦有机会，就来了个彻底的大爆发！
从元仁宗当朝的公元1311年到元顺帝1334年废止浮梁磁局、改由张氏家族正式接手这个23年间，御窑青花赏赐品的发展之快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尤其是元仁宗、英宗在位的13年间，简直不可思议！
从保定窖藏实物来看，仁宗最早赏赐给祖宗张珪的青花器物上，还没有出现“赏赐”二字。不过在7年后的另外一次赏赐中，就有了这种“赏赐”铭文的青花器物，而且还被珍藏传承至今。仁宗当朝只有十年，从历史记载看，祖宗张珪七年后第二次获得美酒和酒具赏赐，而这一次的器物却与前次有巨大得差别！到仁宗晚期那个时候，大元御窑的青花数量也许不会很大，但工艺之高和品种之多，超出了想象！表现在：一是带有“赏赐”铭文的器物远不是单纯的青花器，而是高温青釉开光青花龙纹。“赏赐”铭文也是用青料书写，器型也是之前所未见，新颖别致。
这件新型器物说明，元仁宗晚期的青花已经和其它颜色釉结合，产生了单色釉加青花品种了。这同时还说明，高温单色釉这个品种也是在元仁宗时代出现并成熟的。
在这次的赏赐品中，还有一件造型也是特别与众不同的青花风纹酒具，是一件极具西亚伊斯兰风格的弯月兽耳把瓶。以上两种形制至今都不见第二件。单从造型上看，元仁宗时代的青花瓷器就已经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而青花的发色，却已经从开始的浓艳过渡到淡雅。
第二个表现就是釉里红品种单独出现了！第一次赏赐器物里就已经有了青花釉里红品种，但釉里红发色还较为暗淡.但到了第二次，釉里红单独出现的时候，其发色已经是近乎鲜艳完美。器型还是酒具类的玉壶春瓶，我曾经在雅昌博客里发过其图片。
第三件是一把釉里红执壶。除了这类大型器物还有小型的青花高足杯、匜等共十余件，和第一次赏赐一样，也有一件珍贵的枢府釉印花玉壶春瓶。这也是家族唯一的一件此类器物，弥足珍贵。但唯独不见青花釉里红器物。家史对此的解释是，因为烧制难度太大，青花釉里红品种在元仁宗时代一直未能得到很大的发展，说不定还停烧了呢！于是釉里红就顺势发展起来。
在元仁宗十年间，除青花外，宝蓝釉戗金、单色釉、颜色釉加青花开光、釉里红等新品种的快速崛起，为随后十余年御窑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至于第一批被窖藏后未能被家族寻获，可能与后来发生在家祖张珪后人身上的那场恶意仇杀有关！知道具体窖藏地点的人死于非命才使得家藏遗失。这种惨痛之事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史上远不止这一次，后面还有类似情况发生！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家藏虽然从家族散失了，但能够在几百年后完好无损重见天日，实在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最重要的是，能够与家史传说相吻合，并成为家史传说的历史证据。尤其是能够在今天为我书写家史作证，就已经发挥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了，兴许这也是家族祖宗的神授天意吧！
简要地说，这个大发展过后，元朝宫廷开始为争夺皇权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皇室不断移主，在位最长的不过五年，最短的只有一个月到八个月。御窑发展一直处于元仁宗时代的规模，青花类仍属亮点之作受到追捧，但品种却再无多少创新。并且还时烧时停，总体停滞不前、基本乏善可陈。因为篇幅所限，就不多说了。
不管政局如何动荡，景德镇御窑及民窑青花的发展，却始终控制在张氏家族手中。即便张珪之后朝中再无张氏重臣，但张家毕竟是个超级大家族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仍然还是有人身居高位，其中就有张盛、张昌、张旭等张柔第四代直系后人，继承保定顺天府世袭职位，张旭还担任朝廷监察史。地方上保定顺天府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
公元1334年元顺帝因为宫廷腐败、财力不支，撤销浮梁磁局后，元代朝廷以感恩张柔以及愧对张珪为由，实则为了应付朝廷的捉襟见肘，把赔钱的御窑变成赚钱的工具，就把御窑全部家当恩赐给了张旭的两个儿子——能书善画的张文进、张武进去独立经营。在提供贡瓷的同时还要征收税赋，从此大元御窑进入晚期非官非民的特殊阶段。从公元1334年至1352年至正十二年初的共18年时间，张氏家族谱写了独立发展大元瓷艺的辉煌篇章。
元惠宗（元顺帝）登基后，于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因财力不支撤销了浮梁磁局，但并未关闭御窑，而是改由享受世袭爵位和朝廷俸禄的张家子弟张文进、张武进等兄弟“承包”御窑、经营贸易瓷器。除了上贡部分朝廷所需用瓷外，还要从内外贸易中收取一定的税赋。所以大元御窑就变成了非官非民的性质，不过这样一来，张氏家族就完全掌控了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与贸易。而其他民窑口既无实力，也不允许经营这类业务。因为最好的“御土”和西亚青料等贵重原材料都被专控。而且，这种对主要原材料的垄断局面，直到18年后的至正十二年初，张氏家族决定退出御窑经营之时，“御土”专控局面仍然没有被打破，“御土”开采权与使用权始终掌控在朝廷手里直到公元1363年南方失守。短暂的混乱后，“御土”又被朱元璋所控制。其间其它民窑使用“御土”烧造高档青花瓷器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从御土专控和西亚青料垄断这两点就可以判断，元代御窑单就青花和釉里红瓷器物，其总产量是非常有限的。其烧造时间也就40到45年，前期元朝廷主导的25年间还时烧时停。估计平均每年最多烧制50件左右的成品，总量1300来件就是上限了。后面张家经营的18年，后面几年还不以青花为主，平均到每年不会就超过70件，总产量也是在1300件上下，整个总量按最乐观估计才2600件。瓷器是极容易被毁损的器物，经过差不多七百年，全世界能够以各种方式珍藏到今天的，充其量也只在800件左右。即国外300余件，国内馆藏、民间珍藏以及还没被发现的窖藏墓葬共约500件，包括张氏家族传承至今的60余件在内。这个统计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至于有人说什么，民间元青花有几千上万，肯定是别有用心，这个留到后面再说。&
曾力收藏的元代青花莲池鹳鸟纹玉壶春瓶
自公元1334年到至正十一年底、至正十二年春，共18年间，张文进、张武进兄弟主导了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发展。张氏兄弟上任伊始，就做了两件大事。首先，在家族的民窑口为张家列祖列宗建立了祠堂，堂名仍然沿用燕赵故地张说老祖宗的祠堂名称——博陵第，以表张氏家族自唐以来一脉相承。还在御窑口专为张柔到张珪三代祖先设立了祭奠庙堂，堂名用的是张柔创建的并由张家世袭的保定“顺天府”，以求列祖列宗护佑张家窑火兴旺，十窑九成！
第二件事就是，把张氏家族的窑口进行重新组合，关停一些规模较小的窑口，集中力量办好两处规模较大的大型窑口，一是位于珠山的御窑，二是位于张家祖屋附近某地的“某某某”窑。两个窑口全部使用御土，烧造各类高档瓷器，在满足朝廷所需贡器之后，全部用于国内外贸易，朝廷因此抽取很高的税赋。
此后，御窑主烧纯青花类和朝廷所需的青白瓷类，较小规模的“某某某”窑主烧颜色釉，尤其是釉里红、宝石红青花等色釉青花类。到了青料短缺的晚期，窑变釉是其主要产品。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为什么我用“某某某”窑，不是我不知道具体窑名，而是迫不得已。早在2007年我去北京办展览期间，因为对世道人心不了解，与人交流中，说了一些家族在元代的制瓷情况。其中就有提到这个窑口的名字。没想到的是，后来在新仿元青花瓷器中，有人居然在没搞清是什么字的情况下，仅凭发音就把这个窑名当作款识写在了器物的底部！虽然其中有错别字，但也让我吃惊不小——造假者真是无孔不入！对于仿我展品中的大唐柴窑器型以及清三代器型的，我都没有这么在意过。从此我就在这些个细节上注意留个心眼。以后在合适的时机，我会把家藏中打有这个窑口款识的器物予以公示的。其写法很细致很复杂也很特别，绝对不是现在仿造者能想到的。
经过重组，两大大窑口便按照分工开始运作。从大唐御窑之后便一直厚积薄发的中华御窑家族的子孙们，便开始了走上中华民族御瓷制造史上第二次最伟大的中兴之路！
张氏家族的两兄弟带领族人，在大元御窑的基础上，短短十来年，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现根据家族传承至今的元代藏品的整理情况，介绍如下——
1、继承御窑首创的卵白釉品种，发展了釉上红绿彩、红绿金彩两个新品种。这也是上贡宫廷的品种之一。
2、继承御窑宝蓝釉戗金品种，发展了宝石蓝釉上红绿彩、红绿金彩两个新品种。进一步创新工艺——宝蓝留白，烧造了宝蓝留白龙、凤，宝蓝留白花卉等最新品种，也是贡品之一。
3、在中华御瓷历史上首创了高温单色玻璃釉宝石红新品种。这种颜色鲜红凝重的高温红釉瓷器，因为原材料难得、烧造难度极大，存世量极为稀少。在此基础上，翠青釉、酱釉、加入了金粉的紫金釉、乌金釉等名贵品种也因应而生。这些金石釉后来被康熙郎窑的仿烧成功，但发色却相隔甚远。只有明永宣朝有所超越。
4、在家族自主创新的宝石红釉上，又创烧了宝石红留白龙、凤，留白花等新品种。
5、把宝石红釉与青花结合，创烧了宝红釉青花、青釉青花、酱釉青花等品种。其中，青釉青花属于继承御窑早期品种，但也从单纯的小开光青花过渡到色釉青花相间的品种。
6、创烧了青花五彩、釉下三彩新品种，发展了停烧多年的青花釉里红品种，还创烧了浮雕刻瓷新工艺。
7、接受西亚客户来样订货烧制了一批青花大盘，还有一批釉里红大盘。其中，直径最大者达到50余公分。同时烧造了青花和釉里红超大件器物。如大罐大瓶等，其中琢器最高达50余公分。
8、继承家族金代时期的窑变釉工艺，创烧了窑变彩加红绿彩新品种。
9、充分利用家族深厚的文化艺术素养，弘扬家族列祖列宗的历史功绩，创造性地把历史典故画片引入到青花及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及单色釉青花等品种的主体纹饰中，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纹饰搭配之规范，为后世的鉴赏留下了鲜明的时代与家族特征。
10、世世代代能文善武、诗书画艺无不精湛的张氏家族子孙们，还在这个时期，创造性实现了青花及釉里红瓷器的器型，由御窑的酒具为主，向大型陈设器的转变，实现了瓷器由实用器、礼器、供器向艺术陈设品的历史性跨越！可是说这绝对是张氏家族对中华文明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曾力收藏的元代青花莲鱼纹曲流带盖执壶
上述一些创新品种的烧造，占去了十多年的时间。到最后三、五年的时间，因为西亚青料短缺严重，即便是家祖通过朝廷渠道，也难以为继。于是，张氏兄弟又开始了二次创新——为了彰显家族瓷业的高贵品质，决定不追求数量，改搞家族品牌化小型化生产模式。这个时期，不需要青料的窑变釉品种开始出现大香炉等超大型器物，当然这也跟张氏兄弟的奉释信道，自建庙宇有关。大型供器基本都是为自家佛堂道观而烧的，最后才被保存下来。
可以说，张氏家族始自隋唐时代的“张家造”品牌，以及始自北宋金代的“博陵第”品牌，到了元末张氏兄弟时代，才真正成熟壮大起来。为了节省青料，在继续少量烧造精品青花类高档精品器物的基础上，两大窑口重点打造了青花五彩和窑变釉两个新品种，并在这两大类器物上打上了“博陵第”和“某某某”等款识。
在这个创烧家族品牌的时期，元代的对外贸易已经陷入瘫痪状态，除了少量的维持海上贸易外，陆上外贸已经停止。所以，这类烧造量很少的珍贵名瓷，基本上没有流入海外。除了有收藏嗜好的张氏家族，本着延续窑火为后世留下样品的家族传统，每个式样都必留一件外，其余为数不多、顶多几十件都被国内的官家富豪所购藏。2007年，我在北京还看到了一些窖藏真品面世，和家藏特征完全一样，感觉特别亲切。倍觉遗憾的是，自己没有实力让这些张氏家族的游子回家团聚。当然了，只要有真品现身，马上就有仿品面世，如今这类的新仿品太多了！
因为祖宗张文进到后来健康不佳眼疾加重，加上西亚青料用罄、南方内乱不止、贸易不畅，尤其是朝廷的税负反而是越来越重，等等原因，张氏家族制瓷业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于是在公元1352年即至正十二年春节大团圆过后，张氏兄弟向朝廷修书一封，决定退出御窑经营退休养病！
张氏家族的私窑窑口也缩小规模，专烧档次较低的其它民用品种，以及国产青料器物。但是还留下了定居景德镇的家人为朝廷管护御窑，并在朝廷有命时，少量烧造一些非青花类别的宫廷用瓷。从此，张氏家族在大元时代辉煌的制瓷史宣告结束！
该年春节大团圆之后不久，张文进、张武进兄弟与张家大家庭的骨肉同胞依依惜别，但同时又深情相约——待到下一个政清人和的时代，御窑家族的优秀子孙将再次相聚景德镇！
随后张家大队人马，除了决定留居景德镇两大窑口的和留守御窑的外，其余分别返回抚州、南昌、南京、杭州、泉州等老根据地。其中张文进、张武进兄弟及家人回到抚州张弘略将军府故居。住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躲避战乱，又在山里面修建了多座道观庙宇，全家改名换姓，以释道身份隐居山中。他们不仅安然躲过了元末之乱，还帮助安置了很多逃难的人们。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在庙堂开办义学。
后来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也在景德镇开办御窑，张氏两兄弟的后人是首批御窑骨干。其中的故事以后在明代篇详细讲述。
首创人物故事纹饰
大元御窑后期出现的历史典故人物画片系列，是张文进、张武进兄弟纯粹为纪念家族自远古以来的列祖列宗而精心创作的。正如我现在根据家族长者口传心授的家史，及丰实的家藏来重写张氏家族御窑史，意义是一样的，都是张氏家族孝子贤孙们传承家族辉煌历史之举。所以每个历史画片背后的时代，都有张氏家族优秀祖先的影子。
例如“鬼谷子出山”是为了纪念鬼谷子、张仪师徒，“萧何追韩信”是为了纪念张良等等。
曾力收藏的元代釉里红题诗玉壶春瓶
另外，还有现在的人还没有搞懂原始出处的典故——携琴访友。其实，那是为了纪念张氏家族在远古时代，因善射而得赐张姓后，发现不同长短的弓弦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而发明了乐器——“琴”而出现“携琴”典故的。这个主题不仅有“以琴会友”纹饰，还有“携琴担酒觅知音（知音难觅）”等纹饰的画片。
其它比较著名的有“三顾茅庐”，“汉景帝探细柳营”、“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单骑救主”、“张生与崔莺莺”等，此外更有比较少见的“君臣同乐”、“礼遇贤达”、以及释道人物纹等等。元瓷上面所有的画片全部取材于张氏家族的有关历史人物故事。年代跨度很大，从西周一直到元代。目前，仍有包括“鬼谷子下山”、“三顾茅庐”、“携琴访友”图在内的多件精品传世。特别难得的是，“萧何追韩信”釉里红梅瓶仍被珍藏至今，是家藏中仅有的三件釉里红人物故事纹中的一件，弥足珍贵！&&&
下面谈谈瓷绘人物故事等纹饰中，几点比较重要的时代特征，及家祖在清末民初仿造元青花的情况。
1、主体纹饰的人物的画法——脸部线条交待很细腻、清楚、脸型宽圆，官员服饰交待清楚，有束腰和束胸两条束带，手指和鞋子的画法交待清楚。
2、主体纹饰的动植物搭配——鸳鸯与莲花相配，鱼与水草相配，互不混搭。
3、辅助纹饰：八宝纹（杂宝纹）——必须画在肩部即主题纹饰的上方，而绝对不会落在最下面。八宝必须位于云头之上，寓意“云托八宝”，是莲托八宝这个经典纹饰中简化而来。这个画法及寓意被明清御窑所继承。
大的方面就谈这些，至于细节表现还很多，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叙述。
晚清民国仿制
由于元青花纹饰有上述三个主要的时代特征，所以，到了晚清民国的仿制大潮来临时，张氏家族自然也就不会放过利用家藏品的便利条件，来仿造元代青花瓷器。不管市面上把它当作什么时代的东西，反正它绝对是因为有市场，尤其是日本人喜欢，才被仿制出来的。
晚清民国时代，又是一个御窑衰败，民窑兴盛、仿制成风的时代。张氏家族在御窑厂负责主画青花和斗彩的祖先们，最后也投身仿制大潮。&
大维德瓶被指为晚清民国时期张氏家族的仿制品
那么，宁志超瓶呢？
对于清末民初的家祖们来说，没有走很多人仿清三代或晚清官窑的老路，而是走自己的路，仿制家藏元青花。但绝对不会照葫芦画瓢，肯定会进行必要的改动，以保护家藏。这些改动首先表现在纹饰上，比如对家藏“鬼谷子下山”图罐的仿制，在很多细节上都作了大量的改动。如人物的脸型改变，鬼谷子被画成精瘦型，面部表情呆滞，仙风道骨之人被画成了重度抑郁病人；骑马官员的衣服手指都交代不清，仿佛手里还拿有东西等等。
第二个就是器型的改动。如“鬼谷下山”图罐，元代真品的器型是盘口罐，那么仿造时就会做成大口罐。元代真品的器形都是比较简约的，那么仿制时就把各种器型相互混搭，做出一些元代没有的复杂的臆想器型。比如，大维德象耳大瓶就是这样的一个在原有很简洁的器型基础上经过复杂化，形成的一个臆想器型。
第三个改动在辅助纹饰上，把云托八宝画在最下面一层，而且云头还有的画在八宝之上等。而动植物纹饰的改动主要就是，把鱼藻纹与莲纹混搭等等。都是属于家祖在晚清民国时候的仿制特征。
除了纪念家族祖宗，家祖张文进也还有自己的纪念器物传世。在经营御窑的最后一年即至正十一年，还特意利用最后的青料储存，制作了几件由他亲笔作画的高档器物。其中，有根据他自己的形象、爱好而设计的高士图，如“高士吹笛”纹等。还有以不同的方式，写下了清晰的年代与个人印记的铭文底款，如“至正十一年某月张文进造”等文字。这两类类器物都极少。张家有胎釉纹饰画工都极为精致的青花梅瓶、窑变釉罐、单色釉青花纹盘等几件珍品传承至今。这些带有张文进个人纪念色彩的铭文底款，也在晚清民国的仿制中，被张氏家族故意改动后用在了仿制品上。例如，大维德瓶的六十余字的铭文就是这样来的。其中，只有“张文进”和“胡靖一”以及“至正十一年”这三处符合历史原貌，其余都是为改动而随意发挥而已。
虽然仿制时间不长、量也不算很大，但家传的几大著名人物纹饰，龙凤纹饰，鱼藻纹饰等都有仿造。买家全部都是日本和西洋古董商人。
对于元青花鉴赏者来说，只要出现上述混乱的纹饰特征，不用再细看什么青花发色和胎釉特征，就可以先把它归结到晚清民国仿品之列，这是毫无问题的。所以真行家总是先看器型和纹饰画工。
至于属于家族仿制的那件“鬼谷下山”罐被拍出高价后，元青花新仿制品大量出现。受时代限制，加上纹饰特征，这些仿品基本都是对家祖那批清末仿品的再仿制，所以新仿品也就根本就不具元代真品特征和神韵、器型的线条也不是那么严谨规范，现代的时代感都在，是很容易辨认的。
其实，艺术品鉴赏虽有迹可寻，但并无教条可言。更不是所谓科技和机器能够一劳永逸的简单之事！科检只能作为辅助，鉴赏与鉴定永远都是人才能干得了的事情！因为古代瓷器的内涵太丰富了，唯人的智力才能甄别。把鉴定古瓷器的真赝寄托于科技与机器，实在是对人自身艺术素养的玷污之举！只要注重学习，具备扎实过硬的古代艺术品的基础知识，就可以从“型、胎、釉、彩、工、款等六个不同的大方面入手，得出最后的结论，所谓殊途同归！
为了表示对真正有真知灼见的鉴赏英才最大限度的尊重，我认为，上述张氏元青花大型器的特征，只是鉴赏的一个方面而已。虽然家族历史对晚清民国的那批仿制品记忆清晰，但具体到如今看到的每一件实物，要得出准确的是否为家族民国时期仿品的判断，还是要结合方方面面来进行综合考证。但无论如何，张氏家族在晚清民国仿制家藏元青花的历史是绝对真实的，更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文物鉴定家裴光辉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一个令我十分仰慕和尊敬的独立学者、艺术家、鉴赏家——裴光辉先生。裴先生在鬼谷下山图罐在海外被天价拍卖后，仅凭照片就提出了十大疑问，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没有敏锐的艺术嗅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扎实的绘画功底，以及对古老元瓷的深刻认识，是不可能做到的！可以说，裴光辉先生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他做了一件任何其他所谓专家都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这个伪专家盛行的收藏乱世，他是我心目中，中国屈指可数的、集真知灼见和道德良心于一身的艺术鉴赏大家！去年该罐与大维德象耳大瓶等一大批海内外的元青花瓷器会聚上海博物馆，参观实物后，裴先生不仅对鬼谷罐提出了更多的新质疑，还对大维德瓶、昭君出塞罐也提出了质疑！而且，我可以完全肯定包括裴先生所质疑的这三件在内，上博展品中还有几件都是晚清民国时期张氏家族的仿制品，其中就有来自日本的那间鱼藻纹罐！
有关这几件仿制器物的详细情况，我会在以后的《御瓷传奇》中作详尽的描述，并作真赝器物的图片对比。
文章作者：张量冠
原文标题：《大元时代——御瓷家族再创辉煌》
发布时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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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循真引》
作曲：敛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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