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视角?聚焦中东政治版图（下）&
秩序重建，谁主导？（权威论坛）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成为中东局势变化的重要节点，脆弱的力量平衡被打破，极端势力趁机兴起，地区局势动荡，政治版图碎片化加剧。未来局势如何发展，取决于诸多力量的博弈
李绍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br&哈桑?纳法（埃及开罗大学政治系教授）&br&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俄罗斯独联体研究所高加索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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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黎巴嫩古城苏尔的凯旋拱门。　　右图：日，联合国观察小组在伊拉克―科威特边境进行拆弹演习。 　　日，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撤回班加西的难民。 　　日，巴勒斯坦示威者与以色列警察发生冲突。 　　日，伊拉克议会通过了新一届政府内阁名单。 　　战火中的叙利亚小镇。　　“9?11”事件余波冲击中东政治版图　　李绍先：“9?11”事件以来，导致中东政治版图坍塌的因素主要有三：首先是伊拉克战争。伊战严重打破了这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平衡，什叶派翻身掌权，库尔德自治区事实上处于准独立状态，而伴随美国在战后对伊旧政权的彻底清算，逊尼派上层精英基本上都被赶到了新政权的对立面。伊战还严重破坏了中东地缘政治的平衡，战后隐约出现了两个相互对抗的集团：一个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联盟，另一个是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集团。战后伊拉克局势持续动荡和地区危机背后，都充斥着两大集团的角力。此外，2011年中东局势动荡给极端组织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而奥巴马政府的所谓“战略再平衡”政策明显减轻了国际恐怖主义承受的压力，其负面效应还将持续显现。　　哈桑?纳法：中东政治版图的塌陷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从历史上看，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可以看做中东地区现代政治发展与民族国家建立的起点。19世纪至20世纪，英、法、意大利等国介入中东地区事务，并进行殖民分割，中东地区的政治边界并非沿山脉或者河流划分，许多民族被分割到不同的国家境内，形成边界地区多民族混居的现象；另一方面，原本统一的阿拉伯民族被划入不同宗主国统治，使其民族意识带有较强地方色彩，最终导致阿拉伯世界被分裂为几十个国家。这些为中东地区的碎片化埋下了深刻的历史伏笔。　　从现实来说，“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成为中东局势变化的重要节点。萨达姆统治被推翻后，原本什叶派与逊尼派、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的力量平衡被打破，而美国人却没有能力帮助伊拉克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导致伊拉克陷入持续的动荡中。脱胎于“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借助叙利亚危机壮大，威胁地区安全。　　地区大国对不同政治势力的支持加剧了这一现象。在叙利亚危机中，沙特阿拉伯曾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提供资金与武器支持；而在目前利比亚的乱局背后，沙特、埃及和阿联酋支持世俗力量，而卡塔尔和土耳其则对宗教背景的民兵抱有同情心。　　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9?11”事件后，美国决定首先要改变近东与中东的政治格局，然后是北非。为此，西方国家在2001年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2003年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2011年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与此同时，叙利亚的内部冲突也被激发，北非与波斯湾国家的伊斯兰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活跃起来。这样在广大的近中东与北非区域出现了不稳定区，它主要包括阿富汗、巴林、埃及、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叙利亚与突尼斯。利比亚现在处于完全崩溃的边缘，伊拉克出现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巴以冲突激化，导致加沙地带平民大量伤亡。　　碎片化加剧地区安全局势动荡　　李绍先：政治碎片化产生两大影响：一是现有国家的边界失控。伊拉克和叙利亚边界形同虚设、完全失控，叙利亚和黎巴嫩边界几近完全失控，叙利亚与约旦、土耳其和以色列的边界，以及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约旦边界部分失控。种种迹象显示，100年前开始形成的地区政治秩序正在崩溃，新的地区秩序何时建立、如何建立成为严重问题。二是极端势力肆虐，威胁地区及世界安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及“支持阵线”等极端组织活动空间明显加大。除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外，“基地”组织分支在中东及周边广大地域内形成“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拉克―阿拉伯半岛”和“北非―非洲之角索马里―西非尼日利亚”两个大三角，严重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安全。　　哈桑?纳法：碎片化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极大地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动荡。中东地区各国联系紧密，一国政局变化会对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地区产生重要影响。利比亚战争后，宗教力量成为主导该国未来走势的重要因素。以班加西为中心，利比亚的宗教势力不断向外扩展，埃及是其人员和武器渗透的重要方向，这对埃及的国家安全构成重要的挑战。也门、伊拉克等地的动荡也不断对周边地区的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其次，宗教势力、原教旨主义兴起。西方的介入打破了原有的权力结构，使得部分国家出现权力真空，这一点在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叙利亚部分地区非常明显。“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利比亚宗教势力、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起都与碎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反过来，他们的存在又加剧了碎片化趋势。　　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一系列中东与北非国家的崩溃都是在合法政权被推翻后发生的。原政权被推翻后，当地长期形成的建立在各种政治力量与宗教集团，以及当地民众阶层基础上的政治体系遭到破坏，并引发国内和地区利益的再分配。在这一过程中，逊尼派与什叶派冲突加剧，特别是在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不同派别的情况下。美国、法国与英国等西方国家以及土耳其也被拉入该过程中。西方在中东的干涉已经产生严重后果，利比亚完全陷入无秩序状态，伊拉克处在崩溃边缘，叙利亚合法政权只控制着全国30%的领土。　　近期恢复地区稳定面临重重挑战　　李绍先：重建坍塌的地区政治版图是一个棘手的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三个因素将直接影响未来新的地区政治版图的构建：一是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采取什么措施、发挥什么作用，地区主要国家特别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将如何行动；二是极端势力特别是所谓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势力能否得到有效的遏制；三是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大变局未来如何演变。　　哈桑?纳法：首先，埃及被称为“中东地区的稳压器”，在未来中东政治版图重建中少不了埃及的参与。作为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埃及与中东地区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国都有合作，并曾一再发挥中间人的作用。日前的巴以停火，埃及的作用就不可小视。随着未来国内局势逐步稳定，埃及能够为结束地区冲突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政治解决是最为稳妥、最为有效的重建路径。当然，这有一定的困难，不同国家间、一国内不同的政治、民族和宗教派别都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如何实现各自利益诉求的最大化，各方应该在政治解决的框架内进行协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很好的政治解决方案，这令人遗憾。　　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近期要恢复中东与北非的政治版图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那里正在发生的混乱，没有任何一方力量能够进行有效的控制与干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已经控制了伊拉克与叙利亚的油田，抢劫了一些大的银行与相当数量装有美国武器的军火库，变得很难控制。当然可以通过减少对极端组织所控制油田原油产量来控制其资金来源，但是土耳其对此不感兴趣，因为极端组织控制的叙利亚油田出口的原油价格非常低。美国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主要是为了扶持库尔德武装，而在叙利亚，美国想保留这一组织以对抗巴沙尔政权。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形势下，伊斯兰极端分子很难被真正击溃。　　域内外大国须发挥建设性作用　　李绍先：大国的作用至关重要。若要恢复和重建稳定的中东政治秩序，大国需要在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全力、有效打击、遏制甚至消灭长期在该地区肆虐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极端组织；二是顺应探求适合阿拉伯世界自身发展道路的潮流，帮助而非干涉阿拉伯国家自身的发展进程，以消除极端势力和思潮得以产生的土壤。应当指出的是，当前中东大乱局的出现和地区政治版图的坍塌，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随意发动战争、动辄干涉地区国家事务的结果。　　哈桑?纳法：“大国”意指两个方面，一个是本地区内的大国，如埃及、土耳其、沙特等，再一个则是国际范围内的大国，如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对于这两个层面的大国，他们应该发挥不同的作用。　　由于中东特殊的地缘及历史、宗教背景，地区大国很难在冲突频发的情况下抽身事外，他们应该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而不应该成为某种势力的支持者或者“金主”。西方媒体指出，目前利比亚陷入了“代理人战争”，我认为这有一定的道理，利比亚的局势已经不是单纯的国内冲突，而成为地区大国间的较量，这种变化不仅不利于冲突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复杂化。　　就区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作用，我认为目前的军事介入对于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解救雅兹迪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美国、英国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能够为地区稳定创造条件。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贫穷、落后是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所以通过经济合作和支持给予中东国家更多“造血”能力，才是真正实现地区稳定的基础。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世界大国，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帮助中东国家实现经济发展。　　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在中东与北非，世界各大国完全扮演着不同角色。美国同自己的欧洲亲密盟友法国与英国，是导致上述地区不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利比亚，在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该国已经分裂成三个部分：的黎波里塔尼亚（西部）、曾兰尼加（东部）、费赞（南部）。现在极端伊斯兰分子的数量急剧增加，已经构成了对毗邻的埃及与阿尔及利亚的现实威胁。不过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东局势上完全发挥着另外一种作用，他们致力于使地区局势重新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而不是利用武力手段来强行改变国家的政治结构与进程。逐步、渐进式的改革已经在埃及进行着，也有希望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开展起来。　　（本报记者韩晓明、王云松、张晓东采访整理）&　　　　回声　　中东局势可能更加糟糕　　在西亚北非局势动荡3年半后，我们正在目睹的极有可能只是一场长期、代价沉重、你死我活斗争的初级阶段；事件极有可能朝着更加糟糕的方向发展。中东是动乱的温床。其大部分人民在政治上孱弱不堪，并且一贫如洗，前途渺茫。宗教和世俗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并且互相冲突。此外，国家身份通常与宗教、宗派和部落身份冲突，并且被后三者压制。　　外部的作为和不作为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加剧了逊尼派―什叶派冲突，其结果是该地区其他许多分裂社会的冲突纷纷抬头。除了巨大的人道灾难和生命损失，中东动荡最直接的副产品是严重而频繁的恐怖主义――不但在中东内部，而且正在走向世界。能源生产和运输受到了干扰。　　决策者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局限性。对目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在新地方秩序出现或冲突各方都筋疲力尽之前――中东与其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需要管理的状况。　　美国应该意识到，替代有缺陷的集权主义可能会带来更糟的影响。民主并不是万能的，中东地区的民主机制可能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建立。不成熟的民主体系、对权力的有限监督，以及无法妥协的传统，其结果是民众遭受折磨。一条规律是，推动变革式的政治改变比直接推动变革发生要好。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　　美国试图抽身适得其反　　奥巴马总统试图让美国从中东的许多场冲突中抽身的做法只会加剧这些争斗。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伊拉克乱局、叙利亚内战、利比亚加速解体以及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倒台，都代表了美国领导地位的失败。其结果是，华盛顿的地区盟友纷纷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他们基本上要靠自己，因而力图根据自己特有的地缘政治需要和利益来左右中东地区局势。在争权夺势的各个舞台上――特别是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现在的利比亚，冲突的火种被撩拨得越来越旺。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东问题高级研究员史蒂文?库克、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雅各布?斯托克斯和亚历山大?布罗克　　仅凭主观愿望无法解决问题　　美国本来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帮助伊拉克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美国不应完全撤走本国军队，并因此对伊拉克事务进行政治疏离，而是应该寻求在该国继续保留安全存在，同时展开强劲的外交接触，以便提供和平解决该国问题所需的核心安全支持。　　相反，伊拉克各邻国却认为伊局势是一场零和权力斗争，但未能认识到伊拉克哪个族群都无法完全控制或战胜对手。地区大国竞相填补美国撤军留下的真空。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表明，美国无法凭主观愿望使中东问题消失。　　――美国前驻伊拉克大使扎尔梅?哈利勒扎德　　　　本版图片均来自人民视觉&　　版式设计：张芳曼&
　　《 人民日报 》（ 日
(责编：袁勃、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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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使命与担当：国际秩序变革下的中国战略---党建网
当前位置：&&>&
使命与担当：国际秩序变革下的中国战略
&&&&来源：《党建》杂志2015年第6期：
　　战后70年，在国际秩序深刻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新时期的“负责任大国”积极应对
　　使命与担当：
　　国际秩序变革下的中国战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王鸿刚
　　精彩导读
　　●美国的“例外主义”和冷战思维让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大打折扣。新兴力量的崛起进一步松动了战后秩序的根基。
　　●各国应共同探寻更加有效的国家和全球治理方略，共筑权责共担、各尽所长、公平正义、全面持久的全球秩序新框架。
　　●中国新时期的对外战略全面展开，基本形成以“中国梦”为统领，以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根基，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为主线，以形成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目标的系统战略布局。
　　70年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硝烟中，各国携手创建了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70年后，在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恪守各国对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承诺，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思考。中国作为战后秩序基本原则的积极维护者，一方面与其他国家一道坚定捍卫有关二战的正确历史观，另一方面还担负着推动国际秩序不断优化完善的历史责任。
　　战后秩序为何难以为继
　　当前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式确立的，其突出标志是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建立及其对国际事务的长期管理。历经70年沧桑，支撑这一国际秩序的若干核心原则仍在持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一是“主权独立”原则。《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明确规定“不干涉内政”，为民族国家间关系的处理提供了规范，构筑了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面貌。二是“各国平等”原则。《宪章》明确规定“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不断推进提供重要的法理依据。三是“集体安全”原则。《宪章》对使用武力的条件做出明确限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系列危机事件的升级恶化。四是“大国协商”原则。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被赋予引领责任，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时力争兼顾公平与效率。五是“发展”与“安全”并重原则。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千年发展议程”等具体规划的制定旨在帮助落后国家摆脱贫困。
　　由上述原则所支撑起的战后秩序，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不仅维护了世界总体和平，而且为各国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构成战后秩序的这些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往往打了折扣。例如，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事情仍时有发生，“各国平等”原则的实现一直有很大局限性等。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战后秩序仍有不完备的特征，并包含一些干扰性因素。不完备，是指这种所谓的战后秩序其实并非真正的全球秩序。正如基辛格在其《世界秩序》中所言，战后秩序脱胎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有很强的西方色彩，而除此以外，世界上还同时存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区域性秩序。另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干扰性因素。一是美国的“例外主义”。美国虽是战后秩序的重要缔造者，但美国只是将其当做霸权工具，按照自身好恶对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随意做出解释和滥用，并绕开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我行我素。可以说，战后秩序的衰落与美国的“任性”有很大关系。另一个因素则是始终难除的冷战痕迹。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的对峙极大地削弱大国之间的合作氛围；冷战结束后，美国同欧洲、日本等国的安全同盟不仅没有解体，反而不断强化，矛头暗中对准中俄，始终给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与此同时，新兴力量的崛起，也在不断冲刷着战后秩序的根基，使这一秩序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和非西方国家的群体崛起，造成传统权力结构失衡，各方围绕权力重新分配的战略博弈明显升级。经济全球化让各国之间日益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不仅使传统的国家主权变得模糊，还带来了金融安全、移民问题、气候变化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对于这些新出现的全球性非传统议题，战后秩序明显应对乏力。文化多样化则使国际社会的价值判断和战略选择更难统一，西方文化、亚洲文化、伊斯兰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与冲突融合，正悄然改变着战后秩序的话语氛围和法理基础。时至今日，虽然战后秩序总体框架仍在，但基础已明显松动。
　　战后秩序带来哪些深刻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战后秩序的松动进一步加剧，并带来深刻的战略影响。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大国关系失和，战后几十年来大国稳定格局面临考验。大格局下，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拉拢盟友对中国实施封堵，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上升；围绕乌克兰局势俄罗斯与西方展开激烈博弈，美欧对俄实施严厉经济制裁，双方关系跌至冰点，一些人预言欧亚即将上演“新冷战”；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龃龉不断，日本加紧修宪、备战，令人担心“一战”或将在百年后的东亚再度上演。
　　热点问题失控，凸显战后管理机构的能力赤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甚大，表明管理国际金融秩序的相关机构已难以确保全球经济有序运行。近年来，涉病、涉恐、涉网等多领域挑战更是层出不穷：埃博拉疫情的爆发，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防控机制的薄弱；全球恐怖主义再度回潮，“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南亚、非洲恐怖组织遥相呼应，国际社会迄今缺乏良策；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乏善可陈；网络无序状况也异常突出，社交媒体成为恐怖极端组织的舆论阵地和招募平台，各国激烈争夺网空规则主导权。
　　经济增长失速，全球发展难题更加突出。由于长期以来全球发展高度失衡，安全困境对各国发展的制约日趋明显，以及新一轮全球经济谈判的分散性和竞争性，全球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始终不足，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饱受经济萎靡困扰，并在苦苦寻找新增长点和新型发展模式。
　　各国治理失据，无形中削弱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内根基。在美国，继“占领华尔街”的青年运动后，种族矛盾严重激化，已爆发多次大规模社会抗议；欧洲多国负债累累，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外来移民不满情绪上升，欧盟信誉饱受考验；中东“阿拉伯之春”造成各国长期动荡、民生凋敝。2014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前100名的国家中，有30多个国家爆发了较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各种各样的国内困扰迫使各国政府更加“内向”，忙于独善其身，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和投入明显减弱。
　　凡此表明，延续70年的战后经济、政治、安全、社会秩序已越发难以为继，世界正处于旧秩序将退未退、新秩序将出未出的转型过渡期。
　　未来的国际秩序将走向何方
　　这种将出未出的新秩序究竟是什么样儿？对此，恐怕还一时难以给出明确答案，因为历史不会线性发展，未来国际秩序将主要取决于各方的战略选择。综合目前各种因素，我们仍可大致勾勒出未来国际秩序的几种可能前景。
　　首先是“大融合”的世界前景，即各国在经济领域合作共赢、政治领域包容互鉴、安全领域和平共处、社会领域国民相亲、思想领域多元统一的光明前景。虽然这种状态有些理想化，但也并非空中楼阁，战后秩序已为这一前景提供了总体框架，各国经过几十年磨合也初步形成合作的习惯和共存的机制，这也正是当前大国关系始终斗而未破的原因所在。只要各国心存善念、积极作为，这一前景是可以期待的。
　　与之相对的则是“大分裂”的世界前景，即主要大国分化重组成彼此对立的集团，并发生难以逆转的战略对抗，世界再度陷入冷战式的两极对峙格局。由于一些国家的冷战思维难以根除，冷战期间所遗留的军事同盟不断强化，对抗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如果各国任由低烈度摩擦冲突不断升级发酵，最终导致分裂和对抗并彻底摧毁世界和平，也并非不可想象。
　　同样也不排除出现“大混乱”的世界前景。金融、网络空间、疾病等全球难题给各国的安全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全球治理机制尚不完善，各国又各怀心思、拧不成一股绳，可能迫使各国制定自私自利、转嫁危机的对外政策，最终导致各国合作应对全球危机的彻底失败，战后秩序进一步瓦解。眼下的中东已露出这样的苗头，亚洲和非洲也都有一些可能引发地区混乱的“突出问题”或“问题国家”。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地区和全球治理方略，这些难题恐怕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当前，世界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各国的战略选择将决定未来的世界能否延续和平与繁荣。毫无疑问，没有哪个国家愿意退回到大国对抗的时代，重演一战和二战的颠覆性错误；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对当前的全球危机始终无动于衷，导致所有国家都沦为输家。在当前这个各国休戚与共的时代里，每个国家都必须着眼于本国人民的根本福祉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做出审慎、理性的战略选择，共同探寻更加有效的国家和全球治理方略，进一步协调合作、共谋发展、包容互鉴、互尊互信，共同构筑权责共担、各尽所长、公平正义、全面持久的全球秩序新框架。
　　中国如何布局对外战略
　　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秩序变革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一方面，中国是战后秩序基本原则的积极维护者，坚定捍卫有关二战的正确历史观，坚决反对任何否认、歪曲、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担负着推动国际秩序不断优化完善的历史责任。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实践，中国新时期的对外战略全面展开，基本形成以“中国梦”为统领，以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根基，以坚持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等原则为基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正确义利观”等理念为指导，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为主线，以形成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目标的系统战略布局。
　　在这一布局下，中国同主要大国的战略合作与对话进一步拓展。中国提议与美国共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通过“庄园会晤”和“瀛台夜话”两次“习奥会”深化战略互信，力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签署两军规避冲突谅解备忘录。中俄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高水平推进，签订《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及西线天然气管道供气协议，确立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2000亿美元的目标；中国发表10年来第二份对欧政策文件，规划未来5-10年中欧合作蓝图，全面推进务实合作迈向创新合作；同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中国则力推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加强战略合作。
　　在这一布局下，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快速推进。中国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提倡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亚洲理念引领地区发展，以亚洲智慧化解安全难题；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构想，强化与周边各国互联互通和合作共赢，沿线多国群起响应；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亚洲经济进一步腾飞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中非方面，中国提出推动“七大合作工程”、共建“三大交通网络”等倡议，双方在铁路、矿业等领域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中拉方面，举行首次中拉领导人会晤，宣布建立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式创建“中国—拉共体论坛”。
　　在这一布局下，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应对各类全球热点问题。核问题上，中国明确阐述自己的“核安全观”，强调发展和安全、统筹和差异、自主和协作、治标和治本“四个并重”。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每年拿出2000万美元支持南南气候合作，并承诺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网络空间问题上，中国主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建立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所有这些举措和主张，都是在国际秩序深刻转型、中国深刻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做出的长远部署，是对各国平等、大国协商、集体安全、共同发展等战后秩序基本原则的维护和推进，更是在履行中国作为新时期“负责任大国”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
网站编辑：付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