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业第一人：王韬
林语堂曾经称赞王韬是“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王韬是江苏省苏州人，他的父亲为乡村塾师，亦是饱学之士。王韬少年聪慧，从父苦读古代经史。1847年，王韬父亲在上海设馆授徒，也有学者推测他为英人所设的墨海书馆服务。次年春天，王韬至上海探望父亲，在墨海书馆首次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及两个女儿会面，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这次相见时，麦都思盛意邀请王韬留墨海书馆工作，但王韬却未应邀。第二年农历六月其父去世，王韬因经济窘迫，遂应聘至墨海书馆，从此接触西学，耳目为之一新，一生事业始发轫于斯。
王韬于1870年重返香港，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为《华字日报》撰稿。不过，这份由外国人掌控的报纸当然不会为中国人说话。他颇感言论不自由的束缚，很多自己的政见不能得到充分表达。四年后，他在友人黄平甫帮助下集资买下原英华印书院的印刷设备，成立了中华印务总局。随后又创办了《循环日报》。这是第一份“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新闻政论性报纸，也是清末第一份传播改良主义思想的报纸。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人自办报纸出版时间最长也影响最大的。王韬担任首任《循环日报》主编，他与香港报业人士交往甚密，比如《华字日报》的陈廷蔼等都是其好友，良好的人脉关系使他在报业声望很高。中国知识分子古来就有“清议”传统，王韬在报纸上以“遁窟废民”、“天南遁叟”、“欧西寓公”等笔名撰写的政论文章大都刊登在“中外新闻”栏目里，据学者研究约有上千篇，大概分为三种内容：一是评说国际时事和中外关系；二是呼唤社会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方面；三是议论社会生活中如防火、防盗、禁赌、赈灾等实际问题。他还邀请了郑观应等具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写文章，痛陈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主张学习西方，变法自强。《循环日报》的新闻版分“京报选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等栏目。除日报外，每月另出月报一册，选择重要新闻和评论文章汇编而成，单独发行。《循环日报》还有固定的商业性专栏，如“香港目下棉纱花匹头杂货行情”、“公司股份行情”、“船期消息”等，商业经济信息占了一版、四版两个版面，新闻占了二版全版和三版半个版面。全报约一万八千字，商业经济交通信息占一万一千字，新闻占七千字。由于经济版适应了香港、广州及澳门地区华人贸易的需要，成为了报社的主要收入来源，使之能长期维持经济独立。
经过多年办报，王韬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他在许多论文中阐述了办报目的、报纸职能与作用，报纸应该坚持的立场及主笔的遴选等。他提倡报刊应发表自由言论，彰显其民主议政的职能；主张加强报刊信息沟通的功能，担负起“广见闻、通上下”的桥梁作用；还强调报刊应当“辅教化”，明确其去恶扬善和开启民智的社会责任。他特别呼吁报业从业人员应该道德高尚，通晓古今，因为报纸不仅要“博采群言、兼收并蓄”，传播新知识，而且要评论时事，开启民智；“纪事”和“述情”两方面都要求报人有“通才”的业务素质。
王韬以《循环日报》主编身份，应日本《报知新闻》邀请，1879年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月的访问。这次访问被认为是“中日两国新闻工作者之间的第一次交流”。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他深刻感受到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发生的巨变。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国内的文字、文化、风俗甚至政治生活领域都存有中国古风，所以他总情不自禁将两国加以互相比较。他认为，中国应该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政治变革经验，提倡西学，发展工商业和新式交通事业。但是，他也对当时日本社会盲目崇拜西方、全盘西化等种种做法持否定态度。日本之行使他思考了很多，后来写成了《扶桑纪游》一书。他晚年时中日关系紧张，发生甲午战争，他由于对日本社会状况有较深入的了解，所以能够提出对付日本的诸多方策。
王韬于1884年重归故国，主持格致学院，后来发展为岭南大学，曾经为国内培养了许多人材。王韬在这一段时间，曾经与洋务派的丁日昌、盛宣怀等官宦交往甚密切，但他更多的精力放在著书立说上，写了不少文章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发展近代民族工商业。他反对闭关自守，呼吁变法图强以挽救民族危机。
1897年秋，王韬阖然长逝于上海寓所。
[注]王韬（）：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原名得宾，1862年改名韬，字紫诠，号仲韬，又号天南遁叟、蘅华馆主等。
1.下列对作品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5分）
A．王韬曾经为香港《华字日报》撰稿，自己的政见无法得到充分表达，这是他自办报纸的动因之一。
B．王韬担任首任《循环日报》主编之后，身体力行，经常在该报纸发表政论文章，针砭时事，主张西化。
C．王韬在业界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报纸又办得内容丰富务实，形式多样，因而能长期保持经济独立。
D．文章写王韬应《报知新闻》的邀请前往日本进行访问一事，从交流角度突出了他是中国报业第一人。
E．文章写王韬主持格致学院，与洋务派的盛怀宣等官宦交往，照应前文，表现王韬对教育的重视与开明。
2.文中说“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为什么？请简要分析。（4分）
3.林语堂称赞王韬是“中国新闻报纸之父”，你赞成吗？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看法。（6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25分）
悼夏丐尊先生
犹忆二十六年秋，“卢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像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后来我扶老携幼，仓皇出奔，辗转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各地。夏先生始终住在上海。初年还常通信。自从夏先生被敌人捉去监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写信给他，免得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见他回信的笔迹依旧遒劲挺秀，我很高兴。字是精神的象征，足证夏先生精神依旧。当时以为马上可以再见了，岂知交通与生活日益困难，使我不能早归；终于在胜利后八个半月的今日，在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说是“抱恨终天”的事！夏先生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导师”，这些话一定有许多人说，用不着我再讲，我现在只就我们的师弟情缘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与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他听到请愿，也许暗呜叱咤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你的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你设法了。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其实做得很好），所以不许学生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嬉皮笑脸，同他亲近。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夏先生后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从日本回来就同夏先生共事，当教师，当编辑。我遭母丧后辞职闲居，直至逃难。但其间与书店关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故自我离开夏先生的缘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体，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事都要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担忧。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解的忧愁！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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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于重庆客寓。
1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本文主要记述了夏丐尊先生教授作者时的儿件往事，语言平实，情感真挚，表达了作者对夏先生的感激和缅怀之情。
B．文章开头写夏先生分别时“愤然”的回答和“凝注的目光”，作者却笑他多忧，流露出对夏先生消极、悲观心态的不认同。
C．“木瓜”本是因批评学生招致反感而得的外号，但当学生们看到他把学生的请愿全当作自己的请愿时，绰号就变成了爱称。
D．文章写李先生并非“走投无路，遁入空门”，而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行大丈夫事”，这彰显了李叔同先生的高尚品质。
E．文章名为“悼夏丐尊先生”，却用了大量笔墨来写李叔同先生的行为品性，既有对比，也有类比，突出了夏先生的品格。
12．第二段在记述夏先生赞美李叔同先生的话后，作者为什么说“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6分）
13．文申多次提到“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的“多忧善愁”源于他的爱，他的爱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分析。（6分）
14．作者把李叔同先生与夏先生的教育方式分别称为“爸爸的教育”和“妈妈的教育”。你喜欢哪位先生的教育方式？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悼夏丐尊先生
犹忆二十六年秋，“卢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像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后来我扶老携幼，仓皇出奔，辗转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各地。夏先生始终住在上海。初年还常通信。自从夏先生被敌人捉去监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写信给他，免得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见他回信的笔迹依旧遒劲挺秀，我很高兴。字是精神的象征，足证夏先生精神依旧。当时以为马上可以再见了，岂知交通与生活日益困难，使我不能早归；终于在胜利后八个半月的今日，在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说是“抱恨终天”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导师”，这些话一定有许多人说，用不着我再讲，我现在只就我们的师弟情缘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与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他听到请愿，也许暗呜叱咤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你的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你设法了。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其实做得很好），所以不许学生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嬉皮笑脸，同他亲近。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夏先生后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从日本回来就同夏先生共事，当教师，当编辑。我遭母丧后辞职闲居，直至逃难。但其间与书店关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故自我离开夏先生的缘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体，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优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事都要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担忧。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解的忧愁！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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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A．本文主要记述了夏丐尊先生教授作者时的儿件往事，语言平实，情感真挚，表达了作者对夏先生的感激和缅怀之情。
B．文章开头写夏先生分别时“愤然”的回答和“凝注的目光”，作者却笑他多忧，流露出对夏先生消极、悲观心态的不认同。
C．“木瓜”本是因批评学生招致反感而得的外号，但当学生们看到他把学生的请愿全当作自己的请愿时，绰号就变成了爱称。
D．文章写李先生并非“走投无路，遁入空门”，而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行大丈夫事”，这彰显了李叔同先生的高尚品质。
E．文章名为“悼夏丐尊先生”，却用了大量笔墨来写李叔同先生的行为品性，既有对比，也有类比，突出了夏先生的品格。
8．第二段在记述夏先生赞美李叔同先生的话后，作者为什么说“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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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中多次提到“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的“多忧善愁”源于他的爱，他的爱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分析。（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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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作者把李叔同先生与夏先生的教育方式分别称为“爸爸的教育”和“妈妈的教育”。你喜欢哪位先生的教育方式？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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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悼夏丐尊先生
犹忆二十六年秋，“卢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像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后来我扶老携幼，仓皇出奔，辗转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各地。夏先生始终住在上海。初年还常通信。自从夏先生被敌人捉去监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写信给他，免得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见他回信的笔迹依旧遒劲挺秀，我很高兴。字是精神的象征，足证夏先生精神依旧。当时以为马上可以再见了，岂知交通与生活日益困难，使我不能早归；终于在胜利后八个半月的今日，在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说是“抱恨终天”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导师”，这些话一定有许多人说，用不着我再讲，我现在只就我们的师弟情缘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与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他听到请愿，也许暗呜叱咤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你的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你设法了。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其实做得很好），所以不许学生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嬉皮笑脸，同他亲近。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夏先生后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从日本回来就同夏先生共事，当教师，当编辑。我遭母丧后辞职闲居，直至逃难。但其间与书店关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故自我离开夏先生的缘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体，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优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事都要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担忧。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解的忧愁！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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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于重庆客寓。
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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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文主要记述了夏丐尊先生教授作者时的儿件往事，语言平实，情感真挚，表达了作者对夏先生的感激和缅怀之情。
B．文章开头写夏先生分别时“愤然”的回答和“凝注的目光”，作者却笑他多忧，流露出对夏先生消极、悲观心态的不认同。
C．“木瓜”本是因批评学生招致反感而得的外号，但当学生们看到他把学生的请愿全当作自己的请愿时，绰号就变成了爱称。
D．文章写李先生并非“走投无路，遁入空门”，而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行大丈夫事”，这彰显了李叔同先生的高尚品质。
E．文章名为“悼夏丐尊先生”，却用了大量笔墨来写李叔同先生的行为品性，既有对比，也有类比，突出了夏先生的品格。
2.第二段在记述夏先生赞美李叔同先生的话后，作者为什么说“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请结合全文简要分析。（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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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中多次提到“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的“多忧善愁”源于他的爱，他的爱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分析。（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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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者把李叔同先生与夏先生的教育方式分别称为“爸爸的教育”和“妈妈的教育”。你喜欢哪位先生的教育方式？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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