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梯形上底与下底的和是15厘米，高是8.8厘米，面积是______．_百度知道
一个梯形上底与下底的和是15厘米，高是8.8厘米，面积是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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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2，=66（平方厘米）．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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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文物出国(境)展览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但是也由此加大了文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对文物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对此，国家文物局根据地方文物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于2002年1月印发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全国有64件国宝此后永久不准出国展览。本公子搜索网络资源，罗列名单、照片、简介与馆藏单位如下，分享于同好。 1、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阎村。陶质彩绘，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陶缸绘有鹳鸟衔鱼，旁边竖立一件石斧的画面，作者用白色在夹砂红陶的缸外壁绘出鹳、鱼、石斧，以粗重结实的黑线勾出鹳的眼睛、鱼身和石斧的结构，画面效果粗犷有力，绘画具有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造型特征，是一件罕见的绘画珍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陶鹰鼎，属新石器时代，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通高只有36厘米，但看上去显得威武而雄壮。鹰的前胸为鼎腹，饱满粗壮，器口开在鹰的背部。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勾状。鹰鼎整体结构简洁，体积感很强，鹰的双足和尾部为鼎足稳定地撑柱于地，后收的双翅围过鼎的中后部，形成一种前扑的动势，配上鹰头部的大眼、利喙，使这只鹰显得威风凛凛，桀骜雄猛的气势。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后母戊铜鼎，属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亦称“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据考证，后母戊鼎应是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一说为商王文丁为其母而作；另一说为商王且庚、且甲为其母而作。此鼎型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有“青铜之冠”之称。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4、利簋，属西周早期，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圆形，侈口，鼓腹，双兽耳垂珥，圈足下附有方座，造型庄重稳定。以云雷纹为地，腹及方座饰兽面纹，圈足饰夔纹，兽面巨睛凝视，森严可怖。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述及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与《尚书·武成》、《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5、大盂鼎，属西周康王时期，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鼎高100.8厘米、口径78.3厘米、重153.3千克。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盂（人名），殷代因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相传此鼎后归周雨樵，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实等数类，大盂鼎属于瑰异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其居首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6、虢季子白盘，属西周，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镇虢川司出土。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重器。此盘造型奇伟，原器高39.5厘米，上口呈长方形，口长137.2厘米，腹下敛，平底，曲尺形四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衔环兽首两个，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此盘自道光年间出土后曾被当地农人用以喂马，后县令以数钱据为己有。几经动荡，此盘被刘铭传觅得，极为珍惜。在其后几十年内，觊觎此盘者不乏其人，刘氏后人将盘重埋地下，远避他乡。解放后，刘肃将此盘掘出献给国家。自此，虢季子白盘才得以重放异彩，供世人欣赏。虢季子白盘先曾藏于故宫博物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7、明代凤冠，1957年北京市昌平县定陵出土。定陵出土的凤冠共四件，三龙二凤冠、九龙九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各一顶，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各2顶。冠上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冠上所饰珍珠、宝石及重量各不相等，最多的一顶上有宝石128块，最少的95块；珍珠最多5449颗，最少的3426颗，最重者2905克，最轻者2165克。冠上嵌饰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博鬓，这些部件都是先单独作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组合成一顶凤冠。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有花丝、镶嵌、錾雕、点翠、穿系等项。点翠面积大（四顶凤冠上有翠凤23只，翠云翠叶翠花多达数百片），宝石镶嵌多达400余颗，大小珠花及珠宝串饰的制作也不少。最后的组装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序，各饰件的放置，几千颗珍珠的穿系，几百颗宝石的镶嵌，诸多饰物于一冠，安排合理。凤冠口衔珠宝串饰，金龙、翠凤、珠光宝气交相辉映，富丽堂皇，非一般工匠所能达到。凤冠上金龙升腾奔跃在翠云之上，翠凤展翅飞翔在珠宝花叶之中。凤冠是皇后的礼冠，在受册、谒庙、朝会时戴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六龙三凤冠，通高35.5厘米、冠底直径约20厘米。龙全系金制，凤系点翠工艺（以翠鸟羽毛贴饰的一种工艺）制成。其中，冠顶饰有三龙：正中一龙口衔珠宝滴，面向前；两侧龙向外，作飞腾状，其下有花丝工艺制作的如意云头，龙头则口衔长长珠宝串饰。三龙之前，中层为三只翠凤。凤形均作展翅飞翔之状，口中所衔珠宝滴稍短。其余三龙则装饰在冠后中层位置，也均作飞腾姿态。冠的下层装饰大小珠花，珠花的中间镶嵌红蓝色宝石，周围衬以翠云、翠叶。冠的背后有左右方向的博鬓，左右各为三扇。每扇除各饰一金龙外，也分别饰有翠云、翠叶和珠花，并在周围缀左右相连的珠串。整个凤冠，共嵌宝石128块（其中红宝石71块、蓝宝石57块），装饰珍珠5449颗，冠总重2905克。由于龙凤珠花及博鬓均左右对称而设，而龙凤又姿态生动，珠宝金翠色泽艳丽，光彩照人，使得凤冠给人端庄而不板滞，绚丽而又和谐的艺术感受，皇后母仪天下的高贵身份因此得到了最佳的体现，为定陵中出土的凤冠之首。 三龙二凤冠，即孝端皇太后凤冠，高26.5厘米、口径23厘米，凤冠共用红、蓝宝石一百多块，大小珍珠五千余颗，色泽鲜艳，富丽堂皇，堪称珍宝之冠。 九龙九凤冠，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重2320克，有珍珠3500余颗，各色宝石150余块。此冠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9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8只点翠金风、后部也有一金凤，共9龙9凤。后侧下部左右各饰点翠地嵌金龙珠滴三博鬓。这顶豪华的风冠，共嵌红宝石百余粒、珍珠5000余粒。 十二龙九凤冠，冠上饰十二龙凤，正面顶部饰一龙，中层七龙，下部五凤；背面上部一龙，下部三龙；两侧上下各一凤。龙或昂首升腾，或四足直立，或行走，或奔驰，姿态各异。龙下部是展翅飞翔的翠凤。龙凤均口衔珠宝串饰，龙凤下部饰珠花，每朵中心嵌宝石1块或6、7、9块不等，每块宝石周围绕珠串一圈或两圈。另外，在龙凤之间饰翠云90片，翠叶74片。冠口金口圈之上饰珠宝带饰一周，边缘镶以金条，中间嵌宝石12块。每块宝石周围饰珍珠6颗，宝石之间又以珠花相间隔。博鬓六扇，每扇饰金龙1条，珠宝花2个，珠花3个，边垂珠串饰。全冠共有宝石121块，珍珠3588颗。凤眼共嵌小红宝石18块。 8、嵌绿松石象牙杯，属商代，1976年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象牙杯高30.5厘米，是用象牙根段制成，因料造型，颇具匠心。侈口薄唇，中腰微束。杯身一侧有与杯身等高的夔龙形把手。杯身有雕刻精细的花纹且具有相当的装饰性，上下边口为两条素地宽边，中间由绿松石的条带间隔为四段，第一段为饕餮纹三组，两侧有身有尾，眼、眉、鼻镶嵌绿松石。第二段是杯身纹饰的上体部分，二组饕餮纹面部结构清晰，兽口下面为一个大三角纹，三角纹两侧有对称的夔纹，头朝下尾向上。饕餮的口、眼、鼻及三角纹都镶嵌绿松石。第三段刻三个变形夔纹，眼部镶嵌绿松石，第三、第四段是用三道绿松石带相隔。第四段的三组饕餮纹眼鼻同样是镶嵌绿松石。一、二、四段都是饰以三组饕餮纹，但形态却各异。这件象牙杯，采用了浮雕、线刻、镶嵌等多种手法，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9、晋侯苏钟，属西周厉王时期，1992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八号墓出土。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上都刻有规整的文字，共刻铭文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铭文可以连缀起来，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此套编钟14件，并抢救回归。1993年初，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现藏上海博物馆。 10、大克鼎，属西周晚期，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法门镇任村出土，原器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大克鼎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与此鼎同出的还有小鼎七件、盨二件、钟六件、鎛一件，都是膳夫克所作之器。因此称此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西周孝王时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由于窃曲纹如同浪峰波谷环绕器身，因此又叫波曲纹。鼎腹内壁上铭文共28行290字，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克对祖父师华父的颂扬与怀念，赞美他有谦虚的品格、美好的德行，能辅协王室，仁爱万民，管理国家。英明的周天子铭记着师华父的伟绩，提拔他的孙子克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第二段是册命辞，周天子重申对克官职的任命，还赏赐给克许多礼服、田地、男女奴隶、下层官吏和乐队，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和赏赐，乃铸造大鼎歌颂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的在天之灵。此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现藏上海博物馆。 11、太保鼎，属西周初期，传清道光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通高50.7厘米、口径23×36厘米，方形，二直耳，耳上各有两个立虎，器身上有棱脊与纹饰，腹内有“太保铸”三字，此太保系辅佐周成王的召公奭。现藏天津博物馆。 12、河姆渡出土朱漆碗，属新石器时代，1977年浙江河姆渡遗址T231出土。食器，木质、敛口，呈椭圆瓜棱形，圈足略外撇。口径10.6×9.2厘米、高5.7厘米、底径7.6×7.2厘米。外壁均有一层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有光泽。经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鉴定为生漆。朱漆碗的发现，说明至少在六、七千年之前，我们的先民已将天然漆用于装饰生活器具的表面。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13、良渚出土玉琮王，属新石器时代，1986年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出土时，平正地放置在墓主关骨的左下方，是一件神圣崇高的玉制礼器。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黄白色，有规则紫红色瑕斑。器形呈扁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的射，中有对钻圆孔，俯视如玉璧形。琮体四面中间由约5厘米宽的直槽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四节。这件玉琮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堪称“琮王”。琮是一种用来祭祀地神的礼器。看良渚文化的玉琮，它的形状内圆外方，中间为圆孔。专家们推测，它可能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方象征着地，圆象征着天，琮具有方圆，正是象征天地的贯穿。在当时，每当丰收或祭日时，就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良渚先民就用它来与天地神灵沟通。因此，玉琮是良渚人所用的宗教法器。这件玉琮的制作，技术高超，可称神工鬼斧，是良渚文化玉器的瑰宝。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4、水晶杯，属战国时期，1990年杭州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出土。高15.4厘米，敞口，斜壁，圆底，圈足外撇。素面无纹饰，透明，器表经抛光处理，器中部和底部有海绵体状自然结晶。此杯是用优质天然水晶制成的实用器皿，国内罕见，其制作技巧和工艺水平令人惊叹。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5、淅川出土铜禁，属春秋中期，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通高28.8厘米、器身长103厘米、宽46厘米。禁为承置酒器的案，其器身以粗细不同的铜梗支撑多层镂空云纹，十二只龙形异兽攀缘于禁的四周，另十二只蹲于禁下为足。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用失蜡法铸造的时代最早的铜器，其工艺精湛复杂，令人叹为观止。现藏河南博物院。 16、莲鹤铜方壶，属春秋中期。1923年于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大墓出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原器通高126厘米、口长30.5厘米、宽24.9厘米。此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有盖、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在春秋时期青铜器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有的是以鸟兽合体的形式表现，虬屈蟠绕，布满壶体。圈足上每面饰相对的两虎，器盖口沿饰窃曲纹。 壶颈部四面均有龙（兽）形耳，两正侧面作回首反顾之龙形，有花冠形角，体积很大，冠与身躯均有镂空的精美花纹。壶腹下部四角又有附饰的有翼小龙，作回首向上攀附之状。兽角翻卷，角端如花朵形。圈足下有双兽，弓身卷尾，头转向外侧，咋舌，有枝形角。承托壶身的兽，和壶体上所有附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相互应合，共同在观者视觉上造成壶身轻盈、移动的感觉。此壶原为一对，一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藏河南省博物馆。 17、齐王墓青铜方镜，属西汉时期，1980年山东淄博大武乡窝托村南古墓五号陪葬坑出土。镜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重56.5千克。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两短边又各铸二钮。每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背又饰有夔龙纠结图案，卷曲交错自如。这件大型铜镜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就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时用的。现藏淄博市博物馆。 18、铸客大铜鼎，属战国时期，1933年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又名楚大鼎或大铸客鼎。楚国青铜炊器，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耳高36.5厘米、腹深52厘米、腹围290厘米、足高67厘米、重约400千克。圆口，方唇，鼓腹，圆底，三蹄足。颈侧附双耳，耳的上部外侈。腹饰一周突起的圆箍。箍上饰模印花纹，双耳和颈部外壁饰模印菱形几何纹，足根部饰浮雕旋涡纹。鼎口平沿刻铭文12字，刻铭开头即是“铸客”二字，故依惯例以开始二字名之，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吉语，又因此鼎在数千件楚器中最为雄伟，堪称楚王重器，特冠一“大”字，是现存周代以来最大最重的鼎。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19、朱然墓出土漆木屐，属三国时期（吴），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漆木屐前面是有一个孔栓绳子，后面有两个孔作成木屐的形态。这个漆木屐和现在的木屐样子差不多，是目前中国最古老的漆木屐，它距今1700多年，当年在日本展出时候还引起了轰动。由此也可看出，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中日之间就有了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朱然墓漆木屐没有出土以前，一般认为漆木屐是日本人最早发明的，通过朱然墓漆木屐的发现，证明木屐是在中国通过唐文化东传到日本，最后被日本逐渐使用。现藏马鞍山市博物馆。 20、朱然墓贵族生活图漆盘，属三国时期（吴），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盛食器，直径24.8厘米、高3.5厘米，木胎，盘内壁及底髹红漆，外壁及底髹黑红漆，内外颜色有区别。漆盘内的画面分为三部分：上面为宴宾图；下面为出游图；中间部分又包括三个画面：右侧为驯鹰图、中间为对弈图、左侧为梳妆图。现藏马鞍山市博物馆。 21、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属北魏时期，1965年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每块长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2.5厘米。漆屏风用木板制成，出土时较完整的有五块，遍涂朱漆然后作画，有黄色墨书榜题和题记。屏风两面原皆有画，入葬时朝下的一面腐蚀严重，原貌难以辨别，向上一面保存较完好。图中所示为尚能拼合的第一、第二块向上的一面。第一、二块屏风画用栏界分为四层。第一层六个人物，为帝舜恪守孝道的故事；第二层三个人物为周太王妃太姜、周武王母太姒、周文王母太任的立像；第三层两个人物，为鲁师春姜及春姜女像；第四层六个人物，为班婕妤辞成帝同乘辇故事。以上故事多出自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帝舜事迹见《史记·五帝本纪》，所画内容与汉代以历史人物故事喻世教民的传统相承袭。所画人物用黑线作铁线描，脸、手涂铅白，服饰器具用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色渲染，画风与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十分相似，面相则已见南朝“秀骨清相”之端倪。而以漆或油彩作画比在纸、帛上作画更为不易，可见漆工技艺高超。这件屏风不但在当时属于上品，在现存北朝文物中也是难得的精品。与屏风同出的还有四个石雕屏趺，当初是插立屏风用的，每件边长约32厘米、高6.5厘米。屏趺雕刻极精，但内容与屏风画没有联系，均与佛教有关，说明当时北魏佛教十分兴盛。现藏大同市博物馆。 22、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属北齐时期，1979年山西太原娄睿墓出土。《鞍马出行图》位于墓道西壁中栏、作长卷式展开：风嗖嗖，旗猎猎，远征的人儿出发了！莫道行程远，何惧路奇艰，手执弓，身佩剑，扬锐气，策骏骑，纵然千山万水，也要勇往直前。马嘶鸣，回首望，召唤身后的马队，快加鞭，紧跟上，越过前方的大山，将是我们的猎场……整个画面层次分明，构图新颖，人物生动，表情逼真，生活气息浓厚，表现技法娴熟，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精绝之作。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23、涅槃变相碑，属唐代，山西省临猗县大云寺遗物。石雕碑高302厘米、宽87厘米、厚25厘米，大云寺寺宇早毁，碑于1957年移入山西省博物馆陈列。碑为螭首龟趺，额部雕众神将护持之须弥山。碑正面雕涅磐故事六图，上部四图——左面为“纳棺”、“临终遗戒”，右面为“荼毗”、“送葬”。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24、常阳太尊石像，属唐代，山西省运城盐湖区安邑镇道观遗物。像高150厘米，以白石雕造，形象丰颐，神态和穆。右手持扇，左手扶几，盘坐于长方石座上。座的四面刻有铭文及供养人姓名。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25、大玉戈，属商代前期，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玉质仪仗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堪称“玉戈之王”。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26、曾侯乙编钟，属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这套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8根圆柱承托，构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含可以拆装的构件)达246个。短架(左)长335厘米、高273厘米、长架(中、右)长748厘米、高265厘米。编钟是古代打击乐器，也是象征拥有者权位的礼器。主要流行于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曾侯乙编钟共65件，分为八组：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l件。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千克。钟体总重2567千克，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4421.48千克。编钟的悬挂有三种方式：下层钟用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中层钟用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上层钟用插挂式，是以插销入挥、串钩钟钮。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曾候乙作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搏钟的铭文则记载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彝一事。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悬技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钟铭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 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了中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错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极和2根彩绘撞钟木棒与钟同出。据此并经实验判定，这套钟的使用共需5人：3人双手执小模，掌奏中、上层钟；2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木架和部分挂钩系复制，其余均为原件)。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27、曾侯乙墓外棺，属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外棺采用透雕、浮雕、圆雕等技法，彩绘色彩艳丽、对比强烈，用笔自然流畅，文饰有云纹、三角形纹等，尤其以龙纹变化复杂，最具特色，系铜框架里嵌厚木板构成，重七吨半外棺的装饰并不华丽，但设计者十分细心：外棺一侧的下方，还开了一个门洞，有人猜测，这也许是为了让主人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此外馆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器形最大、体量最重，并与金工结合的一件特大型漆器。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28、曾侯乙青铜尊盘，属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尊高33.1厘米、口宽62厘米、盘高24厘米、宽57.6厘米、深12厘米。尊敞口，呈喇叭状，宽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蕉叶向上舒展，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和谐又统一。在尊颈与腹之间加饰四条圆雕豹形伏兽，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兽沿尊颈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长舌垂卷如钩。尊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 盘直壁平底，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饰蟠虺纹，与尊口风格相同。四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龙首下垂。四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首伏于口沿，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僵硬感。出土时尊置于盘内，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为一器，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时酌以献尸，宾礼时酌以饮客。 整套器物纹饰繁缛，穷极富丽，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透视有若干层次，系用失蜡法铸造，即先用蜡做模，模外做范，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这一发现，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尊和盘均铸有“曾候乙作持用终”铭文。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29、彩漆木雕小座屏，属战国时期，1965年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通高15厘米、长51厘米、座宽12厘米、屏厚3厘米。此座屏为木质，周身髹黑漆，用朱红、灰绿、金、银等色漆彩绘。外框长方形，其中透雕和浮雕了五十一只动物，包括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蛙二只，鹿、凤、雀各四只。透雕部分由两约对称的图形组成，两组图形完全相同，构图十分稳定。每组图形都以双凤、双鹿围绕着一个中心——鸷鸟搏蛇。底部浮雕以纠结的蛇、蟒和蛇吞蛙为主要内容。除边框为直线外，鹿、凤和蛇的轮廓均为曲线，形成有动感的韵律。各种鸟、兽、蛇、蛙都以写实方法表现，但它们的动态和身上的羽毛、斑纹毕竟是理想化的，因此比自然更具有规律，也更美。如左右两只鸷鸟各衔蛇两条，我们可以想像在乌嘴下挣扎的蛇是如何丑陋，但这两条蛇都盘成对称的花结，委婉自由、玲珑剔透，是座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件座屏在艺术上极为成功，历来被艺术史家看成是楚国漆工艺品的代表作。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30、红山文化女神像，属新石器晚期，1983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女神庙主室西出土。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牛河梁的女神庙。庙址由南、北两组建筑组成，其中北组为主体建筑，南北十八米余，东西宽近七米。墙壁经过彩绘，室内发现有大量的人物塑像碎块，有头、肩、手以及乳房等部位的残块，均属女性。头部真人大小，面涂红彩，双眼镶嵌青色玉片，这是中国最早的女神像。现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31、鸭形玻璃注，属北燕时期，1965年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重70克。淡绿色玻璃质，质光亮，半透明，微见银绿色锈浸。体横长，鸭形，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背上以玻璃条粘出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得放稳。此器造型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32、青铜神树，属商代，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土青铜神树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干高384厘米、通高396厘米。树座略呈圆锥状，底座呈圆环形，上饰云气纹，底座之上为三山相连状，山上亦有云气纹。树干接铸于山顶正中，干直，树根外露。树干上有三层树枝，每层为三枝丫，枝丫端部长有果实，一果枝上扬，果上站立一鸟，两果枝下垂。在树桠和果托下分别铸有火轮。在树的一侧，有一条龙援树而下，龙身呈辫索状马面头，剑状羽翅。从造型来看，该青铜神树应是代表东方的神木“扶桑”。 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有学者认为这棵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现藏三星堆博物馆，在汶川大地震时，青铜神树当时不停地摇晃，但由于被一根银色钢丝绳牢牢地固定在玻璃罩内，底座也用牢固的螺丝钉加固在大理石底座板上，所以在8.0级强震中没有倒下。 33、玉边璋，属商代，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通长54.5厘米，遍体满饰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祭祀场面。 图案上下两幅对称布局，内容相同，最上一幅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戴铃形耳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脚穿翘头靴，两脚外撇站成一字形。第二幅是两座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在圆的两侧分别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在山形图案的低部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仿佛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第三幅是两组S形勾连的云雷纹。云雷纹下的一幅也是三个人，穿着和手势与第一幅相同，所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脚呈跪拜的姿势。第五幅又是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幅相同，所不同的是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璋，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勾状物横在两山之间。这些图案反映出古蜀人在祭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和大山，而且天神已有反应，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这是要赐福于下界的表示。现藏三星堆博物馆。 34、摇钱树，属东汉，1990年四川绵阳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通高198厘米。整体由基座、树干、树冠等共二十九种部件衔接扣挂而成。基座为红陶质，树用青铜浇铸。树冠可分七层，顶层饰凤鸟为树尖；其下二层的干与叶合为一体，饰西王母、力士和壁等图案；下部四层插接二十四片枝叶，向四方伸出。饰龙首、朱雀与犬、象与象奴、朱雀与鹿以及成串的钱币等图案。树杆直径约1厘米，叶片最长约15厘米，最短为10厘米，每片树叶厚约2毫米，树高度应在1米左右，为三向八枝。所谓三向，即为摇钱树枝杆被分为三层共八片枝叶，呈对称分布。
特别有意思的是树杆上有造像，高约5厘米，宽约2.5厘米。两侧各有一条飞龙，龙长约6厘米。人像站立状，身着袍衣，双手下垂合于腰前，整体造型美观而大方。细看枝叶，每两片为一对，有如芭蕉叶的，叶片上铸有圆形方孔钱，每钱相互连接，铸有一人作弯腰伸臂捡钱状，叶片外侧四周犹如太阳的光芒，延生出许多长短不一的万缕细丝；有如椭圆形的，一头为乒乓球大小的圆环，两侧铸有飞龙，龙头顶着钱币，两龙之间用钱币连接，叶片外侧如同刺猬般的短刺所包裹。现藏绵阳市博物馆。 35、铜奔马，属东汉，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墓面出土。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马超龙雀”，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骏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龙雀。龙雀似乎正回首而望，惊愕于同奔马的不期而遇，这简直就是古人“扬鞭只共鸟争飞”诗句的真实再现。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 雕塑的重心显然经过了极其周密的计算，稳稳地落在踏鸟的一只足上。作为具有三维空间的圆雕作品能取得如此非凡的艺术效果，作者想象力之卓越、构思之新颖以及铜铸工艺运用之巧妙，都令人惊叹不已。“马踏飞燕”是汉代艺术家高度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和高超艺术技巧的结晶，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5年武威市将“马踏飞燕”定为象征武威腾飞的城标；1986年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布什总统来华访问，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原大仿制24K镀金青铜仿制品“马踏飞燕”作为国礼赠与来访的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原邮电部发行的JP32纪念邮资明信片、1997年发行的1997-3《中国旅游年》纪念邮票、普通邮资明信片以及联合国1996发行的一套邮票中的一枚均以马踏飞燕为邮资主图。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36、铜车马，属秦代，1980年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共两乘，一前一后排列。经复原，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制作年代约在陵墓兴建时期，即公元前221—前210年间。铜车为单辕双轮车，辕长246厘米，轮径为59厘米，车舆分前后，平面呈凸字形，凸突部分是御手所坐之处。铜御手高51厘米，重52公斤。其神态恭敬中又有一丝得意，充分表现出一个高级奴仆的心理。车室的后面有门，左、右与正前辟有三个窗户。正前窗板为镂空的菱形花纹，窗板可以开启，便于主人与御手互通信息。两侧窗可以前后推拉，窗板亦是镂空菱形纹，从室内可以观察到车外的情况，但外面的人难以看清车内。蓬盖面积达2.3平方米，将御手也罩在下面。蓬用铜骨架、铜条支撑，上覆以绢帛。 4匹马的高度为91—93厘米，长度为110—115厘米。4匹马的重量也不相同，分别为177公斤、180.7公斤、183公斤和212.97公斤。四马神态各异：中间的两匹马昂首正视前方，两侧的马略侧视，张大鼻如喘息状。铜车马在制作上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粘接以及子母扣、纽环扣、锥度配合、销钉连接等各种工艺。钻孔的最小直径为1毫米，饰件多处用如发丝的铜丝，窗板的铜片仅厚至0.12—0.2厘米，车辆头的内孔滚圆，就象车床加工的一般。铜车马的许多零件都与现代使用的相似，如车门、前窗用的活动铰页，其形状与今日门窗上使用的活页非常相似；系马肚子、马颈的套环采用了策扣连接，策扣与今日人们用的腰皮带上的策扣完全相同。现藏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37、墙盘，属西周中期，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家村出土。此盘为西周恭王时期作品。器形宏大，制造精良。微氏家族器具，通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深8.6厘米。墙盘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作的铜盘，因作器者墙为史官而得此名。盥洗器，此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敞口，浅腹，圈足，腹外附双耳；腹部饰凤鸟纹，圈足部饰两端上下卷曲的云纹，全器纹饰以云雷纹衬地，显得清丽流畅。盘内底部刻有18行铭文，共284字，记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重要史迹以及作器者的家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最长的一篇铜器铭文。铭文首先追述了列王的事迹，历数周代文武、成康、昭穆各王，并叙当世天子的文功武德。铭文接着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从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到史墙。颂扬祖先功德，祈求先祖庇佑，是典型的追孝式铭文。人们从微氏家族的发展史中，可看出周王朝对殷商遗民采取的政策。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家村出土。盘铭也是一篇很漂亮的书法作品，其文体使用简明整齐的四字句式，这是已知时代最早的带有较明显骈文风格的铭文作品。现藏陕西省周原扶风博物馆。 38、淳化大鼎，属西周早期，1979年陕西咸阳淳化县史家塬出土。该鼎通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重226公斤。平沿、方唇，口沿二直耳，耳圈大而高，饰夔纹。宽体垂腹三柱式足，腹外壁有三个半圆形大耳，与三柱足相对应，腹上部饰兽面纹三个，每一兽面纹之下又各浮雕出一牛首，每柱足也饰浮雕兽面。该鼎形制浑厚，造型生动，纹饰奇伟。此鼎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腹壁上铸有三个半圆形大耳，这种形制的铜鼎为特例，至今仅见此一器。它是迄今所见西周青铜器中最大、最重者，也是迄今出土的圆鼎中最大者。其他著名的西周青铜重器如大盂鼎通高102.1厘米，口径78.4厘米，重153.5公斤，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都稍逊一筹。淳化大鼎是研究西周早期周人分布和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重要资料。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39、何尊，属西周时期，1963年陕西宝鸡东北郊贾村出土。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口圆体方，通体有四道镂空的大扉棱装饰，颈部饰有蚕纹图案，口沿下饰有蕉叶纹。整个尊体以雷纹为底，高浮雕处则为卷角饕餮纹，圈足处也饰有饕餮纹，工艺精美、造型雄奇。铜尊内胆底部发现了一篇12行122字的铭文，残损3字，现存119字。铭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成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这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训诫勉励的文告，而其中“宅兹中国”更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40、茂陵石雕。西汉茂陵霍去病墓之大型石刻，是一批具有无穷艺术魅力的古代石雕艺术珍品，是两千多年前汉文化遗产，举世无双的古代雕刻艺术杰作。这批作品构思超凡，题材多样，富于大自然的山野情调，意象博大深沉。特别在表现各种动物的造型上，惟妙惟肖，生动传神，皆蕴含着饱满的生机，或腾跃或宁息，生态万般，无不各具其妍，韵致宛若。质朴而有灵趣，力雄风雷，气势浑厚磅礴，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石刻表现手法洗练，雕凿勾勒并用，以意运斤，精微入化。相石拟形之构思，有石破天擎，神全意足，浑若天成之妙，乃我国古代雕刻艺术，以写实象生与写意并重之优秀范例。作品风格凝重刚健，恢宏含蓄，是一批最能代表中华民族雄厚气质的艺术瑰宝。现藏陕西茂陵博物馆。 原置于陵墓前方的主像“马踏匈奴”，高168厘米、长190厘米，以一匹刚武雄健、气势轩昂、庄重有力、威风凛凛的战马将一龇牙咧嘴、仍手持弓箭垂死挣扎的匈奴踏于腹下为题，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霍去病战功的赞扬，象征着正义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雕刻手法朴实浑厚，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大胆的想象力。揭示出为霍去病建冢刻石的主题，寓意极为深刻。 卧牛长260厘米，宽160厘米，成功地表现了牛的温良驯服，粗壮有力的特点。神情安祥宁静，显示出坚韧耐劳、质朴敦厚的性格，圆睁的眼睛，肥大的喘息的鼻和宽厚的嘴，使牛的形象更为真实而生动。西汉时牛仅在军事意义上次于马，而在生产、运输、交通等方面都已普遍使用。由于牛力大于人力，牛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弥补了战时劳动力不足。反击匈奴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多少精壮男子奔驰沙场，同时国内还有兴修水利、宫殿、陵墓、苑囿等役事，农田耕作人力匮乏不言而喻，是牛，填补其间，发挥着重大作用。《史记·大宛列传》载，李广利西征大宛出敦煌时人6万，牛就10万，说明战时马匹不足也以牛代之，牛在军事上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牛的辛勤劳作，是汉王朝迅速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反击匈奴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茂陵石雕不可能没有劳苦功高的老黄牛。 41、河姆渡出土陶灶，属新石器时代，1977年河姆渡遗址T243出土。夹砂灰陶，通长55厘米、通高25厘米。俯视呈鞋底形，火门上翘，椭圆形圈足。内壁横安三个粗壮支丁，三丁分别置于两侧正好对称，一丁置于后壁。两侧外壁安有一双半环形与两侧支丁连成一体。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42、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代陕西西安大秦寺遗物。西安碑林第二室里立着一通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著名石碑，由唐建中二年（781年）僧景净撰，吕秀岩书并题额。高279厘米，宽99厘米。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上有楷书三十二行，行书六十二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这块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沿着于阗等西域古国、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碑文虽系波斯传教士撰写，但他的中文功底极其深厚。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43、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唐代，1970年西安南郊唐代窑藏出土。此壶仿游牧民族的皮囊式水壶造型，通高18.5厘米、口径2.2厘米、足8.8×7.1厘米。扁圆腹，莲瓣纹壶盖，弓形提梁，一条细镀连结着壶盖与提梁，上口敛而底部呈扁弧形，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一周，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条结，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是壶的重量，周身看不到焊缝。最令人称奇的是在壶身中央，壶腹两侧面用模具冲压舞马图，突出于壶面的、金色的、奇异的马。这匹马身躯健硕，长鬃披颈，前肢蹦直，后肢弯曲下蹲，口中叼着一只酒杯，其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据考证，这是一匹正在舞蹈的马。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44、兽首玛瑙杯，唐代，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又称镶金兽首玛瑙杯，通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酱红地缠橙黄夹乳白色缟带的玛瑙制作，上口近圆形，下部为兽首形，兽首圆瞪着大眼，目视前方，似乎在寻找和窥探着什么，兽首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而面部却似牛，所以不能认为造型完全出自写实的手法，但看上去安详典雅，并无造作感。兽首的口鼻部有类似笼嘴状的金帽，能够卸下，内部有流，突出了兽首的色彩和造型美。此杯琢工精细，通体呈玻璃光泽，晶莹瑰丽。整个杯的造型与动态，描述了全神贯注、飞驰疾奔的猛兽向前突冲的一瞬间，曲尽其妙，令人心动。而兽嘴镶金的工艺处理，也是匠心独运，它金光闪闪，克服了兽嘴处材质色泽太深的不足，使兽首的造型之美更为突出。这件国之重宝，象征着财富和权力，是一件高贵的艺术品，同时它也很可能是中西亚某国进奉唐朝的国礼，意义非同一般，是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中诞生的一件重要文物。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45、景云铜钟，唐代，陕西省西安景云观遗物。陕西省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座雕铸着飞天、龙、狮、独角兽、蔓草和云朵的大铜钟——极为珍贵的唐“景云钟”。它是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铸造的，高247厘米，口径165厘米，距今已有1300年，但敲起来，声音仍清脆宏亮，音韵优雅浑厚，听了使人心旷神怡。现在人们在除夕之夜听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年钟声”，就是景云钟的录音。 46、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唐代，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锡杖由唐懿宗供养，长196厘米，重2.39公斤，用金2两，银58两。杖身4轮套12个环，中饰柿蒂状忍冬花结座，上托流云仰莲，5钴杵及智慧珠。锡杖尊体由复莲八瓣组成，锡杖下端有三栏团花纹饰，栏之间以珠纹为界，极为精细，杖身中空，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手持法铃立于莲花台之上，个个憨态可掬，神情动人，锡杖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 杖首用银丝盘曲成双桃形两轮，轮顶有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其中四个大环象征四谛：苦、集、灭、道；十二小环则代表十二部经。杖头为双轮四股十二环，四股以银条盘曲而成，每股套装雕花金环3枚，股侧铭刻：“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重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郧，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臣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这枚锡杖是佛教世界的权威，为佛门法器中的至宝，属佛祖释迦牟尼，是世界锡杖之王。《锡杖经》云，佛告诸比丘：“持此杖即持佛身，万行尽在其中”。1987年4月，封闭一千多年的法门寺地宫神秘之门被打开，此锡杖随着被发现。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47、八重宝函，唐代，1987年四月初八佛诞日法门寺地宫出土。八重宝函的最外一重，是一个三十厘米立方的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由于是檀香木所造，难抵年月侵蚀，发现时已朽腐残破，仅余下的盒壁四周，有释迦牟尼说法图、阿弥陀佛净土图及礼佛图等描金加彩浮雕。第七重宝函以银铸成，四壁以平雕刀法刻有“护世四大天王”像，顶面有行龙两条，为流云所围。四天王形相栩栩如生，持弓执箭，各有神将、夜叉多人侍立，极其威严，使人肃然而敬。凝目而视，彷佛诱人追随函壁的画像驰骋三界，遨游九重天。第六重宝函为素面盝顶银宝函，是八个宝函中最特别的一个，宝函通体素净，不加丝毫雕刻绘描而浑然生辉，出土时有绛黄色绫带封系。第五重名为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第四重宝函则为六臂观音盝顶纯金宝函，外型均与第七重宝函相近。外壁凿有如来及观音画像，或饰以双凤?翔，配以蔓草纹，或刻上金刚沙弥合什礼佛的图景，造型逼真而细腻。两个宝函的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精湛。第三重宝函为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第二重宝函是金筐宝钿珍珠装武夫石宝函。两函外形近似，通体以珍珠、宝石嵌饰，并雕上花瓣图案，极其华丽精美。不同之处，是前者以金铸成，后者则以武夫石磨制而成。
第一重宝函即佛指舍利所藏立之所——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塔顶为宝珠型，四面檐角翘起，阁额及檐下均饰菱纹。塔四面开门，门周布鱼子纹，门下部有象征性飞梯至塔座，小巧玲珑，金碧辉煌。塔座中立一小银柱，用以套置佛指舍利。八重宝函精雕细琢，美不胜收，但它的价值，不仅在平雕刀法、宝钿珍珠装及盝顶这些古代工艺，还在于刻凿在四周壁面上的文殊、如来造型，正是佛教密宗内蕴的深刻表现，是密宗文化艺术史的一幅剪影。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48、铜浮屠，唐代，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该鎏金浮屠原置于地宫前室的阿育王塔内，通高53.5厘米，底座长宽各28厘米，二层长宽各24厘米，三层长宽各19厘米，房檐长宽各23.51厘米，重7.4千克。为模铸成型，精致玲珑，四角正方形亭单层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渐收的护栏，每面护栏正中有弧形踏步。塔身四面各开一门，正面门外左、右各列一力士。门额以上铺作和人字形斗拱，门两侧各开一处直棂窗。顶为单檐四角攒尖形，铸有瓦垅，檐角略翘。再上为印度式的、高耸的塔刹，由刹座、刹身、刹顶和刹杆组成，刹底为须弥座，往上为依次渐小的六个相轮，相轮以上有宝盖、圆光、仰月及宝珠，气象十分庄严、写实，是我国古代高超手工技艺的绝妙佳品。 塔内盛放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一枚，第四枚佛指舍利就在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的棺盖内。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49、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属战国时期，1974年河北平山县出土。通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环座径31.8厘米，重18.65公斤。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部有两牡两牝四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这件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另外，四条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50、中山王铁足铜鼎，属战国时期，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鼎为子口内敛，上有云形钮圜顶盖，两侧有一对附耳，腹部稍鼓，中部有凸弦纹一道，平底，下为蹄形铁足，此器铜体铁足的铸造技法在国内十分罕见。鼎壁与盖部云钮以下、足部以上，刻铭文77行，每行6字（盖上二字，腹部凸弦纹以上三字，以下一字），唯末行1字，共469字，是已发现刻铭战国铜器中字数最多的。内容记述了该鼎为王十四年所制，斥责燕王哙让位相邦子之，遭致国破身亡，颂扬自己的相邦司马，辅佐少君谦恭忠信，以及率师征燕，夺城数十座，扩大疆土数百里的功绩。告诫嗣子汲取吴国吞并越国、越国覆灭吴国的教训，要警惕周围敌国等。内容可补史籍之不足，是研究战国及中山国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铭文构字秀丽、刀法娴熟，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51、刘胜金缕玉衣，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整套“玉衣”形体肥大，披金挂玉，全长188厘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玉片为岫岩玉制作，玉片的角上穿孔，用黄金制成的丝缕把它们编缀，故称“金缕玉衣”。上衣呈绿色，玉质莹润，下身为灰白和淡黄色，整体主要分为头罩、上衣、手套、裤筒和鞋等五部分。从外观上看“玉衣”的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模一样：头部由脸盖和脸罩组成，脸盖上刻制出眼、鼻和嘴的形象。组成脸盖的玉片绝大部分是长方形的小玉片，双眼和嘴是在较大的玉片上刻出，鼻子是用五块长条瓦状玉片合拢而成，惟妙惟肖。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构成，各部分都是彼此分离的；前片制成胸部宽广、腹部鼓起的体型，后片的下端作出人体臀部的形状。裤由左、右裤筒组成，也是各自分开的。手部做成握拳状，左右各握一璜形玉器，足部作鞋状。一些玉璧，以及饭含、佩带之物等。前胸和后背共置玉璧18块，并有一定的排列方式。在“玉衣”的头部，有眼盖、鼻塞、耳塞和口含，下腹部有罩生殖器用的小盒和肛门塞，这些都是用玉制成的。另外，颈下有玛瑙珠48颗，腰部出玉带钩。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52、长信宫灯，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县陵山出土。灯体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重15.85公斤。采取分别铸造，然后合成一整体的方法。通体鎏金，灯体是一位跽坐掌灯、优雅恬静的宫女。中空，整体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组成，各部均可拆卸。宫女着广袖内衣和长袍，左手持灯座，右臂高举与灯顶部相通，形成烟道。灯罩由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以调节光照度和方向。灯盘有一方銎柄，内尚存朽木，座似豆形。器身共刻有铭文九处65字，分别记载了该灯的容量、重量及所属者。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故名“长信宫灯”。据考证，此灯原为西汉阳信侯刘揭所有。刘揭文帝时受封，景帝时被削爵，家产及其此灯被朝廷没收，归皇太后居所长信宫使用。后来皇太后窦氏又将此物赐于本族裔亲窦绾。此灯做为宫廷和王府的专用品、礼品，可见它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长久以来，长信宫灯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而广受赞誉。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考古学和冶金史的研究专家一致公认，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堪称“中华第一灯”。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53、铜屏风构件5件，西汉，1983年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现藏广州南越王博物馆。 朱雀屏风铜顶饰：立于屏风两侧转角的顶上。朱雀顶上有管状的插座，是用来插雉鸡羽毛的。朱雀昂首展翅，伫立在方座之上，全高26.4厘米，双翅距24.5厘米。其通体鎏金，自颈以下及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方座四面饰有火焰形纹。朱雀为汉代四神之一，主南方，以朱雀作顶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思想观念。 人操蛇屏风铜托座：通高31.5厘米、横长15.8厘米。结构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两个大小相同的扁长方套筒组成的活页，可作90度展开，为屏风右翼障的下转角构件。下半部为力士托座，取自“越人操蛇”的传说。力士身着右衽褐衣、短裤、跣足。两眼圆瞪，眼珠外突，口咬一两头蛇。双手操蛇，双足跪坐夹蛇，五条蛇相互绞缠，玲珑通透。是两千多年前越人抓蛇吃蛇形象的再现。原通体鎏金，并有黑漆绘线，现仅留斑点。 蛇纹屏风铜托座：高23.4厘米、长46.45厘米、宽29.4厘米。是屏风正间两边的托座。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套筒，如“之”字形，用来套入屏风的柱、枋；二是支托，由三条相互绞缠的蛇组成，蛇体正中两面各伸出一个，以保持屏风的平稳。蛇是古代越人崇拜的图腾，由此可见这是一件有地方特色的器物。 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通高33.5厘米、通长27.3厘米。是屏风两边屏障下的托座，原有鎏金。半蹲在托座上的蟠龙，昂首曲体盘尾，四足踏在由两条蛇构合成的一个支座上。两蛇各卷缠一只青蛙。蛙张口暴目，力图挣脱状。龙口大张，口内有一只两前肢攫住龙的口缘，头向前伸，好像逃脱了恶蛇的侵袭，得到龙的保护，状态安详。此托座将龙、蛇、蛙三者结合一起，是一件极具造型艺术之美的文物精品。蛇、蛙曾是古越人的图腾，而龙是中原人崇拜的四神之一，蛇缠青蛙，龙踩住蛇保护青蛙，似乎在讲述某个传说中的图腾神话故事。 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高16.7厘米、宽56.3厘米、厚4厘米，两面造型一致，为双面兽形。双目圆突、高鼻、张口露齿、状若微笑。头顶出双角，两眉和耳后鬓发飘向两边，如三束飘带相互绞缠，正中和两侧各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插入雉羽为饰。下鄂两侧伸出插榫，以固插在屏风顶横枋上。整器通体鎏金，兽面顶的双角、眉毛、卷云纹均用黑漆勾勒轮廓线，管壁上刻有顺序数目。 54、角形玉杯，西汉，1983年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通高18.4厘米，口径5.8—6.7厘米。口沿上微残，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浸斑。仿犀牛角形，中空。口呈椭圆形，往下渐收束，近底处成卷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杯口沿阴刻弦纹一周，杯身以浅浮雕和双钩法饰勾连云纹。纹饰自口沿处起为一立姿夔龙向后展开，纹饰绕着器身回环卷缠，逐渐高起，由浅浮雕至高浮雕，及底成为圆雕。在浮雕的纹饰中，还用单线的勾连雷纹作填空补白。器体轻薄，抛光琢制俱佳，集浅浮雕、高浮雕、圆雕艺术为一体，是明代以前唯一一件汉代遗作，在玉器史上占绝对重要的地位。现藏广州南越王博物馆。 55、人物御龙帛画，战国中期晚段，1973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号墓出土。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幅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与棺材之间，应是引魂升天的铭旌，因年代久远已呈棕黄色。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僵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圆目长啄，昂首仰天。龙体之下有游鱼。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画中人物比例相当准确，使用单线勾勒和平涂于渲染兼用的画法，技巧已越成熟。人物略施彩色，龙、鹤、舆盖基本上用白描。画上有的部分用了金白粉彩，是迄今发现用此画法的最早作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56、人物龙凤帛画，战国中期晚段，1949年湖南长沙东南郊楚墓出土。又名“晚周帛画”、“夔凤美女图”，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呈长方形，质为深褐色平纹绢，以写意手法绘人物及龙凤。画幅中是一位侧身直立合手祈祷的贵族妇人，身着宽袖长袍，细腰垂譬，神态虔诚，花袍上饰云状花纹，妇人脚踏一半月状物，似为龙舟，亦可释为弯月，妇人前上端绘有高颈昂首、尾翎卷翘、轻盈飘逸向上飞跃的凤鸟，与凤相对应处绘有伸脚卷尾、躯体弯屈、扶摇升腾的黄龙。根据当时楚国的习俗并结合文物考证，此画的妇女形象即是墓主人，作品的主题是表现龙凤引导死者即墓主人灵魂升天。人物合掌祝祷，神态庄重虔诚，处于静态；与动态的龙和凤形成对比，使整个画面构成对比中的和谐。此画在丝织品上以墨线勾勒，用笔流畅。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57、直裾素纱禅衣，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交领、右衽、直裾式、袖较宽，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重49克，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织造技术之高超，真是天工巧夺。禅衣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出土谴册称其为素纱禅衣。纱，是我国古代丝绸中出现得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经单纬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其经密度一般每厘米为58根至64根，纬密度每厘米为40根至50根纱。密度稀疏，孔眼充满织物的表面，因而质地轻薄，古人形容“轻纱薄如空”、“举之若无”，一点都不夸张。上乘的纱料，以蚕丝纤度匀细见长。素纱禅衣每平方米纱料仅重15.4克，并非因其织物的孔眼大，空隙多，而是纱料的旦数小，丝纤度细。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有一个专用计量单位，叫旦（全称：旦尼儿），每九千米长的单丝重一克，就是一旦。旦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素纱禅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旦，而现在生产的高级丝织物还有14旦，足见汉代缫纺蚕丝技术的高度发展。它反映了当时高超的织造工艺技术，为国内所仅有，它是西汉纱织水平的代表作，更是楚汉的骄傲。这件纱衣应属于辛追，辛追是汉代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死于公元前186年，享年50岁。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58、马王堆一号墓木棺椁，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棺椁用巨大的木板制成，置于墓底正中。椁室上下四周塞满木炭和白膏泥，上面层层填土夯实。 彩绘黑地漆棺，长256厘米，宽118厘米，通高114厘米。黑地彩绘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二层，棺为梓木材质，斫木胎。内髹朱漆，其中棺内右侧板中上部朱漆上，用黑漆笔画草率勾出勉强成型的奔马和人物。外表以黑漆为地，用朱、白、黄、等色彩绘复杂多变的云气，云气之中，饰“仙人降豹”、“怪神操蛇”、“怪神弹奏 ”、“怪神射鸟”、“仙人静坐 ”、“怪神对奏”、“怪神骑马”等图案。值得注意的是，此棺纹饰与图案大都采用汉代新兴的堆漆装饰技法，云纹的轮廓线显著高起，因而立体感强，具有浮雕的艺术效果。 朱地彩绘棺，长230厘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朱地彩绘棺为马王堆一号汉墓木椁中出土的四层木棺中的第三层，棺为梓木，通体内外髹朱漆。外壁在朱漆上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黄白等明亮的颜色，绘出龙虎相斗、双鹿腾云、双龙穿壁，以及仙人、云气、仙鹿等，整幅画面充满海外仙山与神仙洞府神秘迷离的气氛，并以此表达吉祥升仙的主题。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59、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西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帛画覆盖在一号墓即辛追墓的内棺上，呈T字形，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画面上中下三部分分别表现了天上、人间与地下的场景，体现了西汉初年的神仙方术思想，学者认为帛画的作用是接引死者走向天国。华盖以上为天上部分，所绘以神、龙、日、月为主。正上方的神，人首蛇身、披发而坐，其蛇尾缠绕在他身下。神话中女祸、伏羲、烛龙都是这种形象，但传说中由烛龙镇守天门，这与天国部分正下方的两扇开启的大门相对应，所以他极可能是烛龙神。烛龙的左右身侧画着五只仰天长啸的仙鹤，这是代表长寿的瑞鸟，它们使天国呈现一片祥瑞的气氛。烛龙的右边有九个红色的太阳，里面蹲伏着一只黑色的类似于乌鸦的鸟，古人称之为金乌，是古人眼中太阳的精灵。这些太阳半隐半藏在弯曲绵长的蓝色扶桑树中，而这种传说中的神树是太阳的栖息地，它生长在东海，有几千丈高。烛龙的左边则是月宫的描绘，银白色的月牙弯弯如钩，正是月初的月象。其上有一只体形硕大的蟾蜍蹲伏着，口中还含着一颗可除百病的仙草灵芝。再上面是一只昂首腾跃的玉兔，它轻盈瘦长的身躯与蟾蜍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月亮之下，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轻舒广袖翩然而舞。烛龙之下，有两只展翅相对的飞鸟，长颈短尾，这应是楚歌中鸿鹄高飞举千里的鸿雁。其下，有两只兽首人身的怪物骑在神马飞黄上，手中牵绳，向左右飞奔，绳上扯着一个呈梯形的乐器——铎，振铎作响是欢迎升天之人的最高仪式。铎之下是两个呈倒形的天门，门上两旁是神豹两只和紧守通天大道的两位守门神—司阍，现在此二神躬手相立，恭敬作揖，他们和天国中所有的神、龙、瑞兽一起，正满怀欣喜地恭迎升天的老夫人。人间部分以华盖作屋顶，上有朱雀鸟作为装饰。华盖下是神禽飞廉，这只貌似猫头鹰的怪鸟专司引魂升天。 飞廉之下则是老夫人生前的一幅出行图，这位体态丰腴的老太太，锦衣华服、环佩叮铛，形象高贵，正手持拐杖踽踽前行。老夫人身后有三个贴身的奴婢，身前则是管家跪送丰美的食物。但也有人说是炼丹的方士正献上长生不老丹，这是秦汉时流行的用汞等物质炼成的长生之药。下面的图画可能是老夫人去世后悼念的场景，这些身着长袍的男人可能是其儿孙，他们面色青蓝，神色肃穆，尽显哀伤之态，他们头上的乐器磬也正在奏出悲乐以示哀悼。地狱部分有一个赤身裸体的地神——鲧，正平托着白色的苍茫大地，他的脚下踩踏着两条巨大交叉的鳌鱼，传说中只有鲧才能稳住兴风作浪的鳌鱼，制止地震山崩的发生。地府中更有面目狰狞的怪狗和双目圆睁的猫头鹰，它们虽不吉利，却能镇压地府中的妖魔不去侵扰老太太安静的亡灵。这是一幅把神话、想象和现实生活完美统一的杰作，它无处不体现了古人对天国的想象和追求永生的幻想。同时，这位出手不凡的画家，具有超神入画的画功，帛画的内容层次分明，线条流畅，天上、人间、地狱三部分的承接转合浑然天成，动与静的图案结合自然。而且，还综合运用了后代所说的勾勒法、没骨法等表现技法，既有精细的线条，又有浑圆的涂画，挥洒自然，不拘一格，真是严谨洒脱，奇变浪漫。因而，T型帛画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难得一见的杰作，具有难以估量的艺术价值，堪称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60、红地云珠日天锦，属北朝时期，1983年青海都兰县热水乡血渭吐番墓出土。长48厘米、宽28厘米。为锦幡残片，组织为1：1平纹经锦，图案以日天（太阳神）及狩猎纹为主，并织有“去”、“昌”等文字。此织物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十分珍贵。现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61、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本续》纸本，属西夏时期，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出土经书共9册，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皮左上侧贴有刻印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封皮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全页版框纵30.7厘米，横 38.0厘米，四界有子母栏，栏距上下23.5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15.2厘米。版心宽1.2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每字大小1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包括《吉祥遍至口本续》等四种经文，白麻纸本，木活字版精印，蝴蝶装，封皮贴有书签，首页载有“集经”、“藏译”、“番译”者的名字。9册的文字达10万字，是一部保存较好的木刻本西夏文佛经。该经书的内容在印刷中有版框栏线交角处缺口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同一面同一字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有错排、漏排、数字倒置等活字版印本特征，因此这部藏传佛教经典的西夏文译本，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它的发现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现藏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62、青花釉里红瓷仓，元代，1979年江西宜春丰城县收集。通高29.5厘米，横宽20.5厘米。仓楼为亭式重檐，瓦由釉里红点彩串珠组成，飞檐、朱栋、雕栏，造型别致，华贵绚丽，充分体现了江南木构建筑的特色。脊吻塑双狮头，四角饰卷云，重脊中部各饰一朵云纹，正脊中部饰以带叶仰莲，上置扁平形矛头。仓楼系活动式装置，中有子母口覆盖于仓上，四立面下视均为四柱三间，仓楼内置宝座。正中后，以串珠组成“十”形镂孔图案，与前楼相通。两旁有亭楼，底层前后均为两柱夹仓。插板式活动仓门两侧用青料书直行楷书七言句对联，右联为“禾黍丰而仓廪实”，左联为“子孙盛而福禄崇”，横披“南山宝象壮五谷之仓”。后面柱间空档为墓铭，青料直行楷书，计12行，159字。左右亭正面墙各用红料楷书“五谷仓所”与“凌氏墓用”字。瓷匠把青白釉、红釉、褐釉、釉里红和釉下彩青花集中于谷仓之上，瓦垅栏杆均以串珠纹组成。楼阁及两侧亭楼上塑有10个优伶，有的手执掌扇，有的怀抱琵琶，有的吹箫弄笛，有的甩袖起舞。上下左右有人物18个，姿态各异。色泽绚丽，造型奇特，精绝无双。现藏江西省博物馆。 63、竹林七贤砖印模画，属南朝时期，1960年江苏南京西善桥南朝墓葬出土。长244厘米，宽88厘米，由300多块古墓砖组成，出土时分东西两块，一块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另一块为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这幅砖画纯熟地发挥了线条的表现能力，人物造型简练而传神，八人席地而坐，或抚琴啸歌，或颔首倾听，性格特征鲜明，人物之间以树木相隔，完美地体现了对称美学。 由于“七贤”在当时热衷于清谈和玄学，崇尚空灵之道，而玄学中又掺杂了许多“怡悦情性”、“自我陶冶”、“洗心养身”、“自喻适志”的道教因素，颇受知识分子的喜好，“七贤”谈吐不俗，洒脱倜傥的人生观亦博得了知识分子的赞赏，久之，便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七贤”成了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荣启期则是早于“七贤”许多年的春秋时期人物，由于其性格和“七贤”极为相似，又被时人誉为“高士”，所以，砖画中安排他和“七贤”在一起，除了绘画构图上对称的需要外，更有荣启期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现藏南京博物院。 64、“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质护膊，属汉晋时期，1995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此护膊面积不大，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经密为2200根/10厘米，纬密240根/10厘米，经向花纹循环7.4厘米。织锦的右侧保留着幅边。纹样从右侧开始是一对牝牡珍禽，雄鸟站在云纹的低部，昂首挺立。它的头顶是汉隶“五”字，胸部左云纹上悬挂着一个茱萸花纹。雌鸟站在云纹上垂首面向雄鸟，其颈上方是一白色圆形纹象征“太阴”，背上方是一个“星”字，尾部下方有一个茱萸纹。与“星”字间隔一个茱萸花纹的是“出”字。“东”字在两个云纹间隙之上。“东”字的左下方、一个云纹之上是一红色圆形纹象征“太阳”。“太阳”左下侧是一倒悬云纹，云纹凹进处，有一张口伸舌，昂首嗥叫的独角瑞兽，尾部下垂，背上长有一翅膀，可能是“辟邪”。兽角上方云纹上端是一个“方”字。“利”字隔着一个云端在“方”字左上。“利”字下方云纹的左侧是一个身着竖条斑纹、豹眼圆睁的虎形动物，后右足踩在云纹上，举步向右行，尾部高耸，刚劲有力。其尾部右侧是“中”字，左侧是“国”字。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字出自《史记·天宫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古代的“五星”指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天地回转，日月流逝，五星难以聚合。然而，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这在《天宫书》、《汉书》、《张耳传》、《汉纪》均有记载。此汉锦采用的青赤黄白绿五色，皆为秦汉以来发展广泛的植物染料所得。五色应为“青赤黄白黑”，而该锦用色为“青赤黄白绿”，其中绿应为黑，这里用了绿色，可能黑色不够亮丽而以绿色替而代之。五色的“青赤黄白黑”分别与五星的“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一一相对应。古人能在一块方寸不大的织锦上把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得如此淋漓酣畅，实属罕见，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当之无愧。该锦的织造工艺非常复杂，为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现藏新疆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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