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书剑飘零的岁月之三
转载岳南先生的这篇文章，因为其中写到了战时重庆的国立编译馆和成都的华西坝“五大学”。&
谨以此篇——
献给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
1947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的韦启美所作&《青纱帐里游击队员逞英豪》&&&&&&&&&&&&&
&&&&&&&&&&&&&&&书剑飘零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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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国四大文化中心纪事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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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都重庆的学术城
在迁往重庆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中，坐落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师生，无疑属于此次行动最为迅速、从容的先行者。
当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最后的胜利”这一抗战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演讲之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便自庐山返回南京，镇定的举行中央、浙江、武汉等三所大学联合招生考试。考完之后，催促教授赶快批阅共一万余人、六万多份试卷，同时督工昼夜赶制木箱。期间经校方研究，最终确定迁往重庆。
此时学校正在放暑假，罗家伦出人意料地命令手下连发电函，催促正在休暑假的师生紧急返校，为迁校做准备。这个决定在当时受到不少人的质疑，一位叫陶德曼的德国驻华大使，一直在调和中日问题，于是，有些人便用陶氏名字的谐音取笑罗家伦，谓之曰“陶德快（逃得快)”。随着淞沪抗战爆发，8月15日和19日，日军两次空袭南京，中央大学遭日机轰炸，数位校工被炸身亡，损失惨重，罗家伦的做法才得到政府当局和社会人士的理解与支持，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表示愿意无偿装运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罗家伦立即派人携款赶赴重庆，选取校址、租赁房舍并着手建造简易平房以备西迁。
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旧址
8月下旬，以中央大学为主导的所有的试卷批阅完备并算好的分数，招生通知发布。9月，一千多只坚固的大型木箱赶制完成并开始装载图书仪器，分批运往下关码头搭乘民生公司货轮沿长江向西南进发。其中有件很笨重的仪器，即航空工程系试验飞机模型必须的一个风筒，大约值20万美金，其中最大的一件机器无法分拆，约有七吨多重。如此笨重的庞然大物，无可以载重的汽车，如何运上轮船成为一大难题，几次试运都未成功。面对越来越紧张的局势，负责运输的航空系主任罗荣安教授对罗校长说，风筒不运走，我决不离开南京。最后，历经曲折，终于把这个庞然大物移到了下关码头装上了轮船。到当年10月下旬，中央大学所有的图书仪器已全部装运一空，学校宣布人员物资正式西迁，文、理、法、农、工、医、教育七个学院的新老学生1500余人，教职员工1000人，连同家属在内，共约4000多人，分批由南京抵达汉口，转乘轮船向重庆进发。
有些遗憾的是，中大农学院从美国和澳洲等地巨资引进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品种却无法全部装箱带走，只能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随着图书议器西迁，再现了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景况。此时已是11月中旬，上海失守，战火在向南京蔓延。令校长罗家伦和众师生感动的一幕出现了，农学院畜牧场余下的教职工派代表王酉亭老师傅对罗家伦说，这些良种家禽家畜，是学校师生多年耗尽心血培育出来的，是中大今后教学与科研中必不可少的试验动物，也是国家未来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职工们愿将这批宝贝全部从南京迁到重庆，绝不流失丢弃，更不留下成为日寇的盘中餐。深受感动的罗家伦当场表示，尽快设法，全数西迁。
&延至12月9日，南京已成了围城形势，中大畜牧场负责人王酉亭带人到南京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高价雇了四条大木船驶至下关，畜牧场职工全部出动，把鸡笼、兔笼置于乳牛背上，分羊群、猪群、牛群3队赶出挹江门，至江边于枪炮声中匆匆上船向西挺进。这一大队家禽家畜在浦口上岸，由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英国约克夏猪扛着北京肥鸭，荷兰牛驮着德国长毛兔……沿南京至合肥的公路浩浩荡荡前行。南京沦陷后，这支“大军”沿大别山北麓公路西行，过平汉路，继尔沿桐柏山南麓，行程约三千里抵达宜昌，此时离开南京已一年有余。宜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深为教职工们坚韧不跋的精神所感动，同意挤出舱位并不收运费，输运这支特殊的“大军”至重庆。对此，罗家伦在他的《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是像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对于这一场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在一个公开场合慨而言之：“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都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精光；中央大学却搬得精光，连畜牧场的牛羊都从南京赶到了重庆。”于是，中央大学“鸡犬不留”的故事迅速传遍山城，在当地军民和逃难的民众中引起了震动，它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巨大的潜在力量——中国是不会亡的。
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后，在北郊沙坪坝建造校舍开课，与重庆大学为邻。1938年暑期，中大招收新生及二年级转学生，由于地处战时陪都和亚洲抗战指挥中心的重庆，一时名家云集、名师荟萃，全国众多优秀学子踊跃报考，共录取千余人，在校学生一下猛增到2000多人。学校在附近地区建了分校校舍，使抗战时期的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国内办学规模最庞大、系科设置最齐全、师资力量最雄厚、综合实力最强盛的全国最高学府。1939年5月，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曾追踪中央大学在松林坡的新校区投下多枚炸弹，炸毁了学生食堂和其它一些建筑。面对一片惨景，师生泰然处之，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学习的热情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有所增加，学校在炸弹下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自1902年建校以来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鼎盛时期，培养的大批优秀人才遍布全国与世界各地。抗战时期在重庆中央大学执教和求学的师生中，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人数多达一百多位，雄居全国单所高校之首，使重庆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成为院士和科学家的摇篮。而这一时期的中央大学附属中学也是人才辈出、桃李遍天下，中大历史上培养的40多位两院院士，有一半出自重庆时期的中大附中学生。从此“沙坪坝”铭记于中大和中大附中校友心中，其办学遗址也成为海内外中大和中大附中校友们故地重游的寻梦之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秋，罗家伦校长离校后，顾孟馀、蒋介石、顾毓琇、吴有训先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任期中，曾主持修建了重庆著名的国立中央大学“七七抗战大礼堂”，当年周恩来副主席、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威尔逊将军、英国前首相和工党领袖艾德礼，以及马寅初、郭沫若、老舍、曹禺、冯玉祥将军等许多名人曾在此参观访问和对中大师生作精彩演讲。当年在台下听讲的，有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有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以及“两弹一星”功勋朱光亚、任新民、黄纬禄、赵九章等众多重庆中央大学的杰出学子。如今，重庆大学A区校园内的原国立中央大学“七七抗战大礼堂旧址，就是重庆丰厚抗战历史文化的有力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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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七七抗战礼堂”
&&&&&&&&&&&&&&&&&&&&&&&&&&&&&&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在沙坪坝的校舍
&&&&由于重庆在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要地位，继中央大学西迁之后，其他高校长和科研机构纷之沓来。战前重庆只有三所高校，抗战爆发后迁往此地的各类高校达39所，占全国高校数量的三分之一强。除国立中央大学，另有中央政治大学、复旦大学、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国立山东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医学院、私立东吴大学、私立华中大学、私立江沪大学、私立湘雅医学院、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著名高校皆迁往重庆设坛授课。因沙坪坝不堪重负，有些晚到的学校只得另觅新址。一时间，重庆市区与周边的沙坪坝、北培夏坝、江津白沙坝、江北盤溪等地学府林立，大师云集，吴梅、胡小石、陈望道、周谷城、顾颉刚、洪深、吕振羽、陈子展、章靳以、曹禺、马宗融、梁宗岱、方令孺、张志让、叶圣陶、童第周、徐悲鸿、林风眠等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来此任教或受邀演讲，为战时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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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时画的奔马
1943年，英国剑桥大学现代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受英国皇家学会派遣来到中国，与中国学术界、科技界交流并给予道义和实际的支持，中国人的抗战精神与学术、科技界的在逆境中奋进的身影，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重庆的科学》一文中，颇为细致地谈到了他观察到的情形，认为无数开凿在山坡岩石中的防空洞应该被提及并受到表扬，而在这座雄踞于群山之中的城市里，临时房屋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在遭受轰炸的地方。人们的生活并不像有时描绘的那样沉闷，中国人民自身永恒的诙谐幽默和天生的魅力总是使生活令人愉快，整座城市和人民保持了战时的应有的尊严。
&&&&在教育、学术机构云集的沙坪坝，李约瑟看到，国立中央大学和相邻的重庆大学都在努力促进理学科目的教学。中央大学化学实验室，在高齐宇教授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等比比容和酸、碱、盐对有机化合物的光学旋度影响的研究，同时也研究飞机用的油漆和喷漆技术。物理学家也非常活跃，曾对吴健雄的成长起过关键性指导作用的施士元教授发明了制造氧化铜整流器的方法，同时他也研究用钨钢制造永久磁铁的方法。数学物理学也没有被忽视，张宗燧博士（以前是拉尔夫·福勒爵士的学生)正积极进行介子理论的研究，他的论文已通过英国科学访华使团送往皇家学会。在嘉陵江畔的北碚小镇上，李约瑟访问了迁入此地的18所教育与科学机构，其中包括中央研究院迁来的两个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与气象研究所。由王家楫博士领导的动植物研究所有20多名研究人员，王氏本人除了担任所长，还指导原生动物学部的研究，其他部分的研究人员则从事着鱼类、昆虫分类、生理（呼吸、分泌、鸣声等等)以及用鱼类及狸藻属植物捕虫草扑灭孑孑以及植物学各科的研究。气象学所人员较少，在吕炯博士的领导下，正在从事定期释放气象气球等工作收集观测资料。另外，北碚小镇还有两个极其重要的政府机构，一个是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编译馆，一个是隶属于经济部的中央工业试验所。编译馆由著名学者陈可忠博士主持，正在从事大规模的标准化工作，以解决科学术语的中西文翻译问题。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鉴于中国语言和思想与西方的巨大差异，这是一件极其困难又重要的事情。编译馆雇佣的人员不少于200人，其中139多人是大学毕业生，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学者和卸任的大学校长。李约瑟看到，已有15种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学、矿物学、胚胎学等科目的翻译著作已经出版，尚有32种著作已翻译完毕正在准备印刷，另有33种卡片索引式的样本正在紧张地整理翻译中。除了翻译工作，编译馆还负责审查全国中小学校等使用的教科书，编纂百科全书和辞典，间及书籍的翻译（中西文互译)和发行经典著作的选集，出版面向大众的的普及教育小册子等工作。在正式翻译出版的书中，有斯特宾（Stebbing
)的《现代逻辑导言》，德·布罗格利（De Broglie)的《新力学中的量子化理论》，西德尼（Sidney
)和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等。在李约瑟看来，“除了苏联政府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政府支持过这样大规模目的明确的学术事业。”但负此责任的政府人员告诉他，编译馆在原有的规模上至少还要扩大一倍，这令李氏深为震惊并为中国政府的魄力和学者们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战争面前自强不息感到欣慰。
&除了教育科技的辉煌，战时重庆也是中国文化艺术的鼎盛之地，产生了大量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高质量文学艺术作品，田汉、陈鲤庭、崔嵬编导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阳翰笙的《塞上风云》、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孔雀胆》……赵丹、白扬、凤子、张瑞芳、秦怡等表演艺术家也得以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走向成熟；画家徐悲鸿、张善子、傅抱石、林风眠、李可染等也于重庆画坛得以施展高超的技艺并受到国内外瞩目；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一时唱遍大江南北，鼓舞士气，振奋民心，山城重庆作为抗战时期各种文化思想碰撞交融最为显著的独特的文化中心之一，成为一道永恒的风景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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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坝上的中西学堂
历史上的重庆与成都一直是巴蜀的首邑，抗战军兴，重庆以中央大学为中心的沙坪坝和以复旦大学为中心的北碚夏坝，与成都的华西坝，号称鼎足而立的“文化三坝”。&&
战时的成都接待了外地迁来的八所高校，其中有五所集中在华西坝——除东道主华西协和大学，规模较大者有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和北平的燕京大学。与重庆不同的是，因这五所大学皆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学校，时人习称为“抗战五大学联合时期”。尽管后来中央大学的医学院、农学院也迁往成都华西坝设坛开业，但人们还是对最具气势、规模并有一些神秘色彩的五所教会学校感兴趣，并对这几座一度被称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遣队”投以好奇、崇敬中伴有几分迷惑甚至仇视等等不同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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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西大学钟楼
华西坝位于成都南郊，1910年由美国基督教会派员在此选址兴建的华西大学校园美丽广阔，一时被誉为难得的“天堂”。与华西坝不远处，便是1896年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发展而成的四川大学，因四川大学在成都处于本土主人地位，与上述学校互通往来，师生相互交流、切磋，形成了一个土洋结合、东西文化交融的独特的文化中心。吴宓教授曾为成都联合办学撰写了一副对联：“众志成诚天回玉垒，一心问道铁扣珠门。”较为切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以及师生积极向学的坚毅卓绝的精神风貌。
卢沟桥事变之后，燕京大学以美国基督教会创办为由，仍留在北平。当北大、清华等高校流亡西南后，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沦陷区学子的求知要求，燕大招生规模急剧扩大，从以前奉行精英教育，每年招生不足百人，到1938年7月录取新生605人，为历年之最。到1941年，燕大学生的注册人数达到了创记录的1128人。只是好景不长，日晨，珍珠港事件发生不到半小时，驻平日本宪兵队包围了整个燕大校园，并于当日强行接收，包括校务长司徒雷登等一批资深教职员和11名学生被逮捕，所有英美籍教职员被作为战俘押送到了山东潍县集中营。全体学生被赶出校园，美丽的燕园沦入日人之手并充作伤兵医院。
日军的暴行并没有斩断燕大的血脉，一批逃离沦陷区的燕大师生历经千辛万苦，先后到达抗战后方四川，在各界人士的热心支持下，借用成都华西大学校园继续办学，原北平燕大教务长梅贻宝被推举代理校长。日，成都燕京大学正式开学并进行招生，成渝两地学子闻讯纷纷投考，人数达三千之众。但限于当时的办学条件，只能招150名，加上从北平辗转奔来的原燕大学生，共364人。因南下的原燕大30余名教员无法满足教学需要，在梅贻宝主持下，特地邀请了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六位学术大师前来开课和作短暂讲学。燕大教授的待遇历来月薪以三百六十元为限，为表达燕大师生对上述六位学术大师的崇敬之情，校方特别将月薪增至四百五十元，超过了燕大代理校长梅贻宝的奉薪。
&史学大师陈寅恪
尽管如此，由于战时物价飞腾，教授生活依然极端艰难，陈寅恪作为享受特殊津贴待遇的部聘教授（每科在全国只聘一人，教部发一份薪水与研究费)，有“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的诗句，可见当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严重，以及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境况。与昆明、重庆两地相似的是，成都亦在战火的笼罩之下，且经常遭受日机轰炸。陈寅恪携家初到成都时，居住在燕大租赁的一排民房的二楼，同住的还有其它燕大教授。当时李方桂住在楼下，陈寅恪女儿陈流求等几个孩子从自家的地板缝里，就可清楚地看到李家炒菜做饭的情景，由此可见其房舍的寒陋。
&&&&因居住条件糟糕，生活困顿，陈寅恪原来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急剧下降。如阅毕学生的考试卷，按常规要把每个人的分数一一登记在成绩表上，因表格较小，印刷质量又差，陈氏无法看清，为免登记错格，只得叫女儿流求协助完成。稍感幸运的是，后来上课地点由陕西街改到华西大学文学院，陈家搬入华西坝广益宿舍，居住条件得到改善，陈氏身心才得到些许安顿。从陈流求的回忆中看到，陈寅恪仍然每学期从开学第一天起就准时夹着他的布包袱走出家门，步入教室。而这个时候，陈寅恪夫人唐筼的心脏病不时复发，又整日为柴米所困，一家老小仍旧是苦不堪言，未久即病倒。日，陈寅恪在致信傅斯年一封信中说道：“弟全家无一不病，乃今日应即沙（淘？）汰之人，幸赖亲朋知友维护至今，然物价日高，精力益困，虽蒙诸方之善意，亦恐终不免于死亡也。言之惨然。”
虽“言之惨然”，但陈寅恪的教学仍一丝不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据燕大历史系学生石泉与李涵回忆，陈寅恪刚到燕大时，所开的课为“魏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两门。自1944年秋季始，又继续开设“唐史”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两门大课。由于陈氏讲课内容精辟，极富启发性，前来听讲者不仅是校内学生，整个华西坝其它几所大学的教授都云集而来，欲一睹其讲课时的风采神韵，因而关于陈寅恪乃“教授之教授”的声名继清华园兴起之后，又在成都高校广为流传。据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载，陈氏1944年“编年文”，计有《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长恨歌笺证》、《元微之悼亡诗笺证稿》、《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白香山琵琶行笺证》、《元微之古体乐府笺证》。”蒋天枢按：“以上文十一篇，皆在成都作。有关元白诗之文九篇后皆收入《元白诗笺证稿》中。时先生生活最困难，亦眼疾日益恶化之时。”
日傍晚，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自昆明辗转来到成都燕大，得以与老友陈寅恪相聚一校。吴宓之女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中这样记述道：“父亲与寅恪伯父四年多不见，感到寅恪伯父显得苍老，心里很难过。使他更为担心的是寅恪伯父的视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劳累过度，而战时成都的生活又何其艰难！从父亲当时《日记》中的片言只字，也可看出一二：‘晚无电灯，早寝’、‘无电灯，燃小菜油灯’、‘窗破，风入，寒甚’、‘晚预警，途入驰奔’、‘旋闻紧急警报，宓与诸生立柏树荫中，望黯淡之新月，远闻投弹爆炸之声’。‘又说：“父亲很清楚，对于寅恪伯父来说，视力是何等的重要。然而，使父亲最为忧虑和担心的事，不久还是发生了。”
据《吴宓日记》载，日下午，吴步行至华西坝，“访寅恪于广益学舍宅。始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而夫人与幼女亦皆病。”越二日，陈寅恪入医院治疗，因瞳孔之内膜已破出液，后虽经手术治疗，但均告失败，最终导致双眼失明。时燕大代理校长梅贻宝前往医院探望陈寅恪病情，陈氏大为感动，对其曰：“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有存。”许多年后，定居海外、已是80高龄的梅贻宝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道：“我至今认为能请动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讲学，是一杰作，而能得到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战争的酷烈，使中国本土与外来的教会学校缩小了距离与心灵的隔膜甚至歧见，学者与学者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增长，彼此的心靠得越来越近。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最终得以缔结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与东西文化的沟通与相互理解、尊敬是分不开的，“成都五大学”便是人类文明中一个示范性显例，也是促进国际反西斯联盟缔结的力量和文化因子（文/岳南。本文刊于《华夏地理》2010年8期）
《华夏地理》2010年8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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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怀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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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近访施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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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士元教授，时年九十有三，上海崇明人。一九二九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法国，师从居里夫人从事核谱学研究，一九三三年获博士学位。他是居里夫人杏坛下中国唯一的一位（物理）学生；而“美籍华裔居里夫人”吴健雄又是他的学生。他是我国最早从事核物理研究的科学家，最早出版核反应理论著述的专家。他为我国核物理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弟子中中科院院士已达十二位之多。在他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子女中，院士、教授、博士辈出。
暮年的施士元，与小女儿施蕴中同住，笔者最近拜访了他。
他比较清瘦，但面色红润，眼睛很有神采，十分痛惜的是他患类风湿关节炎多年，先不良于行，近年双手五指僵硬不能伸直，双腕向内弯曲，给生活带来不便。施老独住一间面南的房子，卧室兼书房。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视机，屋里杂陈着书籍和资料，简朴得令人咋舌。有趣的是他的床前挂着好几幅风景油画，内侧墙壁上有几十幅照片拼起一幅地图那么大“照片方阵”，那是近一个世纪来他与亲人、师友、学生们的照片精选“大拼盘”，大概是他寂寞时可与其面对面的交流吧。当然，最醒目的是室中央最高处的镜框里悬着一张令人肃然起敬的具有文献价值的老照片：巴黎大学阶梯教室里，二十五岁的施士元朗读着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钍和锕的β谱研究》后，正站在讲台上进行答辩，答辩委员会是三位六七十岁的巴黎大学老教授，左边是诺贝尔奖得主P·贝拉，右边是发现锕的著名物理学家A·特比扬，指导老师、答辩委员会主席居里夫人坐在中间，矜持地微扬着头，那神情像为他的弟子精彩的答辩而自豪。
一九二九年施士元从清华大学毕业，通过了首次江苏省官费留学考试，被派往巴黎大学。当他知道居里夫人就在该校任教时，施士元大胆地给居里夫人写信，表达希望到她的研究所学习的愿望。两天后，居里夫人便约他到她的镭研究所面谈。施士元先将他的导师、著名科学家叶企孙教授的推荐信交给居里夫人。居里夫人表示欢迎，说：“按照规定到我们所的人要经过考试，你是通过官费考试而来，情况特殊，就免试了。”就这样，施士元荣幸地成了居里夫人的门生。
施老十分健谈，且记忆力惊人。他说，他是居里夫人晚年的学生，居里夫人对学生要求很严，她在实验室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任何材料不允许带出室外。这是铁的纪律。她要求所里人员工作有序，比如在离开实验室前把实验台面收拾干净，仪器用品整理好归位，从某一处取出的东西，用完必须归到原处，从这些基本素质抓起。当施士元初上实验台时，她谆谆告诫他：千万不能用手去碰放射源，要使用工具，防止手指被灼伤；在接近放射源时要戴器具（铅盾）护胸，同时要屏住呼吸，防止吸入放射性气体。
居里夫人为了保证施士元的实验顺利进行，斥巨资为施士元购置实验设备，并将实验室旁她个人使用的小实验室让施士元居住。在居里夫人精心指导下，施士元将研究论文交给居里夫人评判，在她的指导下，施士元前后在法国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三篇论文，还在法国《物理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施士元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后，居里夫人设酒会向他祝贺，并真诚地希望他能继续留在她的实验室工作。当时施士元以公费到期为由婉谢。居里夫人劝慰他“不必担心经费，以后的生活费由我负责想办法”。因施士元已与两个同学约好学成回国，最后还是决定回来了。一九三三年夏，施士元取道苏联回到祖国。他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他与居里夫人的永别。直到一九七八年，施士元到德国参加一个原子核国际会议，顺便再访巴黎，当他再来到当年的镭研究所时，已经人事皆非，当年的同事都已去世，研究所也变成了居里夫人博物馆了。
一九三三年回国后，二十五岁的施士元任中央大学物理教授兼系主任，他不无自豪地说：“我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吧。”从此，施士元便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六十年的杏坛生涯，桃李芬芳，他精心培养了一大批物理学栋梁之材。目下，他的学生中已有十二位是中科院院士，还有一批人成为我国研制“两弹”的中坚力量。其中有核物理学家吴健雄。吴健雄曾动情地说：“真正把我领进物理学的人是施士元教授。”自一九七八年，吴健雄每回国内都要来拜访施士元。
抗战岁月，中大西迁。一九四五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许多人想了解原子弹是何物。施士元做了一系列科普报告，并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明原子弹为何有如此威力。蒋介石闻讯，亦令相关人员要求施士元作制造原子弹计划书，后不知何因，不了了之。
一九四六年中大迁回南京，施士元担纲筹建物理系。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准备逃往台湾，当时中大校长周鸿经准备将中央大学迁台，将两只大木箱送到物理系装运实验设备，施士元坚决反对，他坚定认为，到台湾没前途，共产党得天下也要重用知识分子的。他暗中设计，叫实验员把厚重的德文图书装满箱，再由二楼推到一楼，木箱碎了，仪器没法运走。后来中大理、工、文等系都没迁，保存了一大批师资和设备，迎接解放。
全国解放后，院系调整，施士元一直在南京大学执教。一九五七年，他受命创建核物理专业。一九六○年出版《核反应堆理论导论》一书，普及原子能知识。此书较长时期都作为反应堆设计人员的入门教材。他神秘地告诉我，五十年代毛主席到南京视察，他作为民主人士被接见，他向毛主席说“原子弹不是纸老虎”。说到这里他自己也笑了起来。
一九八八年施士元八十岁时退休。那时他的类风湿关节炎日趋严重，难以工作。他不甘寂寞，八十岁始自学油画。他作的一百多幅油画，现在有的挂在墙上，有的堆在地下。他希望有一天能变成画册，与读者见面。
施老十分健谈。他与我一谈两个半小时，不喝一口水。我夸他身体健康，向他讨教长寿秘诀。他说他一生无不良嗜好，不烟不酒；生活规律，适量活动；要乐观，心胸要开阔，人际关系要平和，淡泊名利。他说他年轻时用过一个笔名叫“万乙”，是“万一”的谐音，万一遇到不顺遂的事，要从善豁达。
谈到名利，我想到施士元没有入选中科院院士，遂试问他是不是有点遗憾。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施士元认为，新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的科技水平将会有长足发展和提高，他希望年轻的中国物理学者在不久的将来能获诺贝尔奖，圆他们老一辈物理学家们的梦。
薪火相传，青胜于蓝。
施士元的家，是个教育之家，科技之家，人才辈出之家。已过世的老伴毕生从事中、大学教育。他的第二代第三代几乎都在从教或进行科研工作。有的成为院士和博士生导师。我称羡他的子女都成才。施老谦和地说，“所幸子女都人品端正，都在为人民服务，没有什么不好的。”
写就本文，我送给施老审阅。施老对文中提到的人名、地名、数字等作了核实，特别是对行文中一些修饰语，甚至从其他材料中转引来的对他稍加揄扬的文字全部删去，同时将我采访中转述的文字，全部恢复他原话，变得严谨和平实得多。施蕴中告诉笔者，她父亲对自己平生的业迹，从不喜欢他人做任何夸饰……这就是施士元，一位可敬可爱的老教育家。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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