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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分立中的灾荒救济——年河南救荒的研究.pdf 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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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加载中，请稍后...1942年，面对河南大饥荒，国民政府的领导们是如何反应的？这场灾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_百度知道
1942年，面对河南大饥荒，国民政府的领导们是如何反应的？这场灾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丧失权力的道路。”费正清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他补充说：“国民党是逐步走向没落的，我的上述结论也是逐步形成的。”　　　　回到1942年的现场，在那场导致30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300万人死于非命的灾荒中，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已为后来的政权崩溃埋下了伏笔。　　　　预警　　时至1942年7月，来自不同管道的消息，通过电文、私人信函、媒体报道将河南灾荒严重的情形，不断传递到战时国民政府高层官员们的耳中。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接到了驻洛阳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的电报，报称：“河南素称农产丰稔之区，乃今岁入春以还，雨水失调，春麦收成仅二三成，人民已成灾黎之象。近复旱魈为虐，数月未雨，烈日炎炎，千里赤地，禾苗既悉枯槁，树木亦多凋残，行见秋收颗粒无望，灾情严重，系数年所未有，尤以豫西各县为最。人民生活不堪其苦，相率逃灾。”　　　　何应钦将这封电报中的内容转给了全国赈济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许世英。　　　　两天之后，创刊不久的南阳《前锋报》，针对河南各县均已成灾之现实，以社评的方式呼吁政府“灾象已成，迅谋救济”。报纸评论相当尖锐地指出，“如政府坐视不理，一任其如往时一样的浪费，那么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遗即辗转于饥饿线上，或饿死，或流徙，北战场上亦将无协军抗敌之人了。事甚严重，情亦甚迫，吾人决非故为大言，以耸听闻。负责当局其速图之！”　　　　8月14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亦致电中央赈委会孔祥熙委员长，许世英代委员长称：“查豫东各县上年荒旱，颗粒未收，街（蝗）虫遗卵，今春孵化蔓延之速，势若燎原，以致鄢凌（陵）、扶沟、西华、太康、淮阳、鹿邑、杞县、宁陵、商人（水）、项城、沈邱、太和、临泉等县先后呈报发现蔽薪盖野，禾稼被食殆尽。……迄今各县秋收绝望，民命堪虞，数百万灾黎鹄待赈济。”　　　　豫籍国民政府参议员郭仲隗则收集了灾民所食雁粪、榆树皮、观音土等，在10 月30 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当众展示，并领衔联名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大声疾呼政府救济灾民。同时，他还奔走于财政部、粮食部等中枢主管机构，呼吁、敦促豁免军粮，减轻民负，赈济灾情。　　　　党、政、军、民各路人马沿着政府有效的沟通渠道，将河南重灾的消息传递到决策中枢。　　　　失真　　在所谓黄金十年（）的快速发展期中，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积累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应急救灾体系。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翌年，西北的大旱曾令当时的国民政府手足无措。之后国民政府在1930年10月公布了《救灾准备金法》，规定国民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1%为中央救灾准备金，省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2%为省救灾准备金。　　　　1931年，江淮流域暴发百年不遇大水灾，灾情遍及23省。南京国民政府乃改变以往救灾政策，以中央政权为中心，制定计划，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将整个救灾过程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下，并设立专门的赈务委员会，专门负责赈济事务，其委员长一职由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　　　　江淮水灾的救援，被国民政府财政顾问杨格认为是“有效的大规模行动”。　　　　从确立救灾制度，到全国动员，乃至赈灾方式的创新，国民政府在其后的数年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1942年的各种警报显示，对于刚刚遭受过水灾的河南来说，当年的旱灾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　　　　但这一次，当足够多的灾难信息开始预警的时候，中央政府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曾向蒋介石报告河南灾情，蒋听后要李赶快去见何应钦，但何的反应却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显然得到了更多的消息和汇报，但他的反应更加出人意料。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回忆称，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　　　　蒋介石生气自有道理。此前的1941年，为了稳定战时经济，国民政府要求田赋征实，这一年河南在受水灾的情况下，田赋征实小麦108万担、征购305万担，分别占全部国统区征实、征购小麦的34%和36%，均为后方各省第一。　　　　1942年10月的参政会上，国统区21省中照核定数额完成征收者仅有11省，而仅有半壁江山的河南亦名列其中。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湛特此对河南粮政局进行了表扬。　　　　这样一个征粮业绩如此优秀的省份，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灾区呢？　　　　不惟蒋介石不信，国民政府的高层人士中，对河南灾荒的真实成分持怀疑者不在少数。　　　　掩耳　　“恰好这几天以来，天雨适时，各地农作物皆欣欣向荣，本年粮食产量必然特别增多，岁收丰稔，可以预卜，可谓得天助。”　　　　日，西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召开全国粮政会议时，心情相当不错，除了“天助”，他在演讲中列出的有利因素还有“人助”——来自美国的5亿美金的援款。同一天，蒋介石的光辉形象出现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蒋介石认为，“天助和人助都有了，但还需要自助”。　　　　“我们的政府对于人民真是所谓仁至义尽，如果连到这一点征粮的要求都持异议，未免太不自助了。这样的人不惟政府无法宽容，就是社会全体亦应鸣鼓而攻，羞与为伍。”蒋介石对各地的粮政局长们说，“抗战已经五年，政府对于人民有余的粮食，仍旧没有废止市场交易，在合法范围内，仍许其自由买卖，而且关于征收征购的办法，还很虚心的向地方征求意见，现代世界六大洲中，在战时的国家，无论何国，亦找不出如此宽大为怀的一个政府。”　　　　这真是过于直率的肺腑之言，翻译一下这位统帅的言下之意：考虑到在打仗，政府的粮食政策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好的，如果老百姓不主动纳粮，那就是全社会的败类，应该马上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各省的粮政局长们听明白了，他们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灾荒中的河南开始叫“苦”连天，有些地方农民已经开始吃草根、树皮，却仍要面对新一轮的征购。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公推刘基炎、任劭鲁、杨一峰三位代表组成灾情请愿团，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但蒋不仅拒绝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之后，杨一峰发现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竟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蒋介石并未注意到他的前线战场上正在发生的灾荒，或者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最关注的事情“一是征兵，二是征粮”。　　　　河南处于中原主战场，驻扎着汤恩伯、蒋鼎文率领的40万军队。在这次粮政会议上，河南省官员和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湛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将河南1942年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但会后徐湛大笔一挥，将250万石改为250万包，于是实际征收军粮数额变为335万石。　　　　蒋介石并不相信河南官员的报告，他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露了个人态度。　　　　“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　　　　当年9月6日，在西安王典召开军政会议时，蒋介石更在演讲中痛斥各地军粮办事人员不努力。并当场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35%，兵役也占35%，其他占30%。军粮局以后不准向部队发给军粮券，必要交给实物，并且要如期如数交到兵站，不得借口粮食缺乏，来推诿责任。在蒋介石看来，“军队谎报欺蒙之习，现在到处难免，流弊所及，不仅骗上官，骗同事，骗部下，而且他还要骗自己 。”　　　　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政洲当时跟随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和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赴西安参会，一路上眼见人民纷纷西逃，沿途饿殍载道——“李主席目睹此况，始觉灾情问题之严重，会后归来，虽会商种种救灾办法，可惜为时已晚，多属缓不济急。”　　　　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后来跟《大公报》总编王芸生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国民政府农林部、粮食增产委员会之后的统计显示，1942年河南的稻谷收成在四成上下，而实际收成仅有一成，这个数字则是河南当局虚报而至。　　　　河南的确在瞒报，蒋介石猜对了开头，但却猜错了结果。　　　　于是，在灾情快速蔓延的同时，河南省政府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后来回忆说，前一任务才是主要目的。他从洛阳出发，一路调查荥阳、郑县、新郑等六县征粮与灾情。在荥阳的官绅会上，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而哭起来。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痛哭失声，跪地叩头，求免军粮。　　　　张仲鲁更亲眼目睹方城城外的人市，“一对夫妇，无法生活，妻被出卖，当分手时，妻呼其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夫听此话，大受感动，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成千上万的灾民开始逃离故土，远在重庆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得到不少传教士发来的消息，他在这一年10月26日发出的报道中称，“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他忘了加上第3个原因——“国民政府”，当灾难向着更为严峻的方向发展时，国民政府高层的一系列错误判断和决策，更像是火上浇油。　　　　用不了多久，白修德就会发现：这最后一根稻草是如何加上去的。　　白修德经过一个县接一个县，一个村接一个村的统计，发现40个受灾最严重的县仍然有800万百姓活着，他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如果新粮到五六月份还不能接上，那么还将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　　　　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文件一层层上报到重庆后，呼声已经变得十分微弱。被正义感和良心所折磨的白修德决心设法要见到蒋介石并告诉他河南发生的一切。　　　　“我完全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白修德后来回忆说，“我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　　　　回到重庆的白修德四处求见国民政府的高官。国防部长何应钦坦率地告诉他：要么是白修德在撒谎，要么是别人对白修德在撒谎。司法部长谢冠生则告诉他，只有蒋介石才能解决问题。花了5天时间，白修德最终通过宋庆龄得以见到中国的最高统帅。　　　　一张狗吃死尸的照片，最终令蒋介石行动起来。　　　　日，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亦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撑。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这位国民政府的掌舵者终于承认了河南灾荒存在的现实。他本应做更多事情来挽回一切，但这一天他暴露出自己的虚弱和无力，他祈求上帝来救他于危难之中。只是，这个国家留给他做试验的时日无多。　　　　促使国民政府最终行动起来的因素，除了真实的灾情，恐怕还有顾虑国际影响，更实在的则是害怕影响即将开始的美国援助。但是当一个国家最终的决策者，要通过西方记者依靠私人关系突破重重障碍，才会重新判断灾情，做出救援举措的时候，实际上则宣布了政府行政体系的失败。没有可靠的情报系统，没有负责任的行政官员，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决策系统——这一切的责任最终需要蒋介石来买单。　　　　运送粮食的火车终于加快了速度，但是蒋所掌控下的国度却要冲出轨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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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饥荒发生在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 “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TheodoreH.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河南官员掩盖真相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出后，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刨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一些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1942年，就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到了关键的时刻，全国人民一致对外抗战，后方的支援尤为重要，但当时河南爆发了大饥荒，死亡人数达300万之多！1942年，豫北、东、南30多个县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区域已被日军占领，剩余的豫中、豫西尚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1938年，黄河决堤泛滥，这让我们记住了洪水，记住了蒋介石，更记住了日本。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以水代兵”之法让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黄河水淹没，我们暂不考虑此次洪水对日军的影响，应该考虑的是89万河南百姓。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黄泛区很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决口。大水之后，撂荒的土地又发生了蝗灾。庄稼被啃个精光，眼看着仅存的一点庄稼被毁，百姓有苦难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半的时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已经枯竭，许多农民破产逃亡。其实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的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当时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甚至完全绝收，一场特大的饥荒就爆发了，这决不是偶然。但是蒋介石对1942年的河南大灾却不管不问，他不想百姓，只顾自己的利益。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汇报灾情时，他说不知道。其实，他早知道，只是不想负责任。月河南刚开始有灾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前方军粮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减少河南的征粮数额，另一方面决定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运往河南以备军队之用。但蒋介石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只是为了解决河南军队的粮食问题，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很少的征粮数额而已，置灾民于不顾。1942年10月，这时冬季来了，天气变冷，灾民很多都逃亡了，百姓的死亡率也迅速上升。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实施救灾工作的最重要时刻，此时也可以阻止灾情的蔓延，但是事实却相反。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粮数额，蒋介石不但不见他们，而且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实地进行考察，也承认河南灾情真的很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也对河南的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要求采取措施。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河南灾情的重视，救灾的延误加深了百姓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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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恶化后，各地受灾百姓与战争难民一起大批涌入国统区，加快了国统区社会生态的失调，国统区百姓的粮食负担进一步加重。参战部队本身也消耗了大批粮食。民国时期，中国还没有能力构筑机动化的军事后勤体系。军队沿用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军事后勤的古老方式，即包括军粮、马草甚至是兵源补充在内的军事后勤，大部分由军队驻扎省份供给，即所谓的“就地取材”，以节约运输损耗。河南境内在抗战时期，长年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驻防，这构成了压在河南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河南出兵出粮的数量都位列全国第一。这样的沉重负担，即使是风调雨顺，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军队向民间的过度索取，使民间的抗灾能力已经接近于零，许多农民早已陷入破产的边缘。一旦天灾来临，饥荒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舆论——在国际压力下才开始救灾1942年10月，临近冬季，灾民死亡率急遽上升，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拒不接见。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痛哭着陈述河南灾情，仍然得不到积极回应。事实上，不是蒋介石对灾情装聋作哑，而是他对河南战争形势太过悲观。蒋介石基本上把河南当成一块随时需要放弃的领土。因此，“不让粮食资敌”的心理使蒋介石一方面尽量在河南搜刮，另一方面打算在最后时刻来临时甩手把千疮百孔的河南抛给日本人。《大公报》重庆版刊发了发自灾区的报道后，立刻遭到了国民政府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同时对灾情相关的信息严密封锁，加大新闻审查力度。新闻管制引起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采访真相，他在河南灾区深受震动，大街上、田野中倒毙者随处可见，无主的野狗肆意啃咬死尸。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白修德从灾民的口中听到了人吃人的恐怖故事，对当地灾民来说，人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白修德的灾情报道首先在《时代》杂志上刊出，此时宋美龄正在访问美国，而且在美国国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表达对印度饥荒的同情，更讽刺的是宋当时的身份是印度灾荒救灾委员会主任。1943年3月底，一心希望面陈灾情的白修德辗转找到宋庆龄，在她的帮助下才终于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完全否认了白所说的关于灾区的一切，当白向他展示野狗刨咬死尸的照片时，蒋介石才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灾情确已严重。白修德的报道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关注。为了向美国展示其开明的形象，也为了给国内舆论一个交代，蒋介石顺势给自己找了台阶下，一面夸奖白修德比他的任何一个调查员都称职，一面开始高调救灾。事实说明，一旦政府有所行动，灾民的死亡便会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那位灾区传教士的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自你回去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军队也拿出一部分余粮，全国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酷政——弃民保军、假救灾真夺粮其实在1942年年底，国民政府已经同意拨给河南2亿元赈灾，但又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这显然是一个社会管理与军事诉求相冲突的政策。中国自古代起，就强调先免后赈的救灾顺序，赈济的同时不免赋税无异于折腾灾民。2亿元的数字听起来很大，但是当时灾区的粮价飞涨，2亿元即使全买成粮食，只能购得2000万斤，300万灾民每人只能分6斤多。国民政府的银行系统在此期间还曝出数起特大发国难财的贪污案，2亿又被各级贪污官员刮走了一层。而在征粮方面，国民政府却沿用了之前的刚性征收措施。在军民交困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军人口粮，蒋介石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300万灾民人均被抢走了110多斤小麦。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去，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政府派人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地方的保丁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甚至出现过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的惨剧。蒋介石在河南大灾中弃民保军、假救灾真夺粮的做法，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此时，中国共产党的陕甘宁根据地接收了不少河南灾民。蒋介石的爱将、31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抗战抗灾的紧急机制下，汤恩伯在重灾区拉夫抓丁，不但大建官署，还驱使大批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农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权力囤积走私，大发国难财。河南百姓将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在大灾面前也毫无担当精神。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能坚持到麦收，就能吃到新粮活下来。但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灾的紧要关头，各县县长却怕冒风险，紧捂公仓，不放一粒余粮给灾民，看着灾民饿死。纯属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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