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接受的信息量大大超出以往任何时代，远比古人见多识广，但是，知识多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有见识。见和识是两回事儿，见多也许可以识广，可范进之类的书呆子也不少。许多人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世界观或认识论，如果他们说自己有的话，也是别人的，自己不过当个传声筒而已。一个人如果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使有再好的记忆力，也会被外部世界牵着走，成为一个愚民。　　尤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历代政府都推行愚民政策。假如开启了民智，老百姓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政府的威信就没有了。因为这种威信不是真的威信，是高压强权。所以，洗脑是必须的。　　朱元璋对全国子民加强思想钳制，八股取士，把“四书”限制在朱熹的《四书集注》的思想框架里，参加科举考试之人不得有任何的个人见解。　　只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有了独立的思想，整体社会素质提高了，国家才会强盛。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书的目的就是让人能看清世界，做个明白人。　　概念清晰　　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寄生”的生和“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假如概念不清，事物的定义不清，思维清晰也就无从谈起。早在两前多年前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战国时期，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提出了一个引来后世无数板砖的命题：白马非马。对此，他是这样论述的：“白马为非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则形不当与，言形则色不宜从，今合以为物，非也。如求白马于厩中，无有，而有骊色之马，然不可以应有白马也。不可以应有白马，则所求之马亡矣；亡则白马竟非马。”　　想要白马，没有，只有黑色的马。没有要找的马，因此白马也就不是马了。在这里，公孙龙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他偷换了概念：本来谈论的一直是白马和黑马，后来，用“马”替代了“黑马”，下了结论。　　《六祖坛经》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佛门六祖惠能在广州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风吹幡动。一僧说是风动，一僧说是幡动，双方争辩不休。惠能说道：“不是风，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难道心不动，幡也不动了吗？　　惠能说是心动，并不意味着他睁眼说瞎话，认为幡真的没有动。　　既然“国际象棋”可以不是“象棋”，那么，“白马非马”也不见得一定100%错误。　　其实，管他白马是不是马，跑得快就行。同样的，“管他白猪黑猪，长肉快的就是好猪。”“管他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管他黑人白人，有钱就是能人。”　　公孙龙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治学态度还是相当严谨的。与赵高不同，公孙龙是学者，指鹿为马的事他做不出来。他虽然四处游说，但是，还是很有原则的，并没有投君王所好地信口开河，或者同政界名流合影为自己早势，抬高自己的身价。　　孔子的六世孙，大名鼎鼎的孔穿，曾经在和公孙龙的辩论中无以应对，吃了败仗。　　孔穿是在赵国的平原君家里遇到公孙龙的，当时，孔穿向公孙龙发起挑战：“我一直认为您是道德典范，很想拜在先生门下，只是敢苟同先生的白马非马论！如果先生声明放弃这种理论，我就做您的弟子。”　　孔子的子孙改投他人门下，这不是毁自己家的招牌吗？　　公孙龙知道孔穿不坏好意，直接点出了他的真实意图：“你别忽悠我了！我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提出了白马非马论。假如我放弃了它，那我拿什么理论来教学生？你这种要求太过分了。齐王，正好您也在，您说说，如果《齐国日报》不提您的丰功伟绩，那还能办下去吗？”　　接着，公孙龙又批评孔穿的求学态度：“想拜人为师，是因为智力和学术不如老师。现在，你让我放弃自己的学说，这是你先教我，然后再拜我为师。我们两个人，倒底谁是谁老师啊！”　　最后，公孙龙把孔子抬了出来，给自己的观点增加论据：“‘白马非马’的说法，孔子也是赞同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公孙龙讲了一个故事：当年，楚王丢了一张弓，随从们请求去找。楚王说：“不用了。楚国人丢了弓，楚国人拾了去，又何必找呢？”孔子听到了说：“楚王的仁义还没有做到家。应该说人丢了弓、人拾了去就是了，何必要说楚国呢？”　　公孙龙评论道：照这样说，孔子是把楚人和人区别开来的。人们肯定孔子把楚人和人区别开来的说法，却否定我把白马与马区别开来的说法，这是错误的。　　末了，公孙龙总结道：“先生遵奉儒家学术，却反对仲尼赞同的观点；想要跟我学习，又叫我放弃所要教的东西。像你这样的学生，我本事再大也教不了!”　　孔穿无言以对。　　其实，早在这次辩论200多年之前，孔子也曾抠字眼。《论语?子路》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在季氏那里做官的学生冉有回来比往常晚了一点，孔子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冉有回答说：“有政。”孔子纠正道：“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就是说，冉有在季氏那里办的事，孔子认为不能称为政，而只能称为事。当时，鲁国的权柄虽说已经被季氏掌控，但孔子认为大夫不应专国政；即使大夫专国政，也不能承认其为国政，而只能称为家事。　　语言只是表达人类思维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难免会有局限性。搞清楚词语的真实意义，对认识世界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不让人误解，表达同样需要精确。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叫他的太太给他做条裤子，他太太问：“你的裤子要做成什么样子啊？”他回答说：“就按我那条旧裤子的样子做吧！”他太太听了，做好了新裤子之后，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磨得象那条旧裤子一样才拿给他。　　新布料做裤子，要的是样式相同，并不是新旧一样。理解别人的话如果死板，脑筋一点儿弯都不转，反而会事与愿违。　　有位老兄希望自己要找的对象，除了年轻漂亮等条件之外，还要“认识大部分汉字”。这位老兄真的应该先搞清楚“汉字”的定义，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汉字才好。　　《中华字典》收录汉字约为8.5万个，“大部分”的意思应该至少超过半数，才合乎逻辑。“认识大部分汉字”就是说至少要认识4万多个汉字，而《辞海》不过只收录了1万多字，以此来对照，不知有几人能认识4万汉字。　　表达精确，才会减少误解。要想表达精确，首先，概念要清晰。　　人类先有了思维，然后才有了语言。语言是建立在思维的基础上的，它只是一种表达工具，同任何其它的工具一样，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当我们说出某个词或概念时，并没有意识到它是几个世纪所代表的涵义呢，还是现代的意义。我们所用的字典也是在不断更新的。　　人类社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有四、五千年了。伴随着人类问明的进步，语言文字也随着日新月异。除了专业人士，恐怕没有多少人能读得懂四千年前的文章了；同样，两千年前的智者假如听到两个普通现代人的对话，也会如坠云雾。随着人类的进化，社会日益复杂，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内容也随着扩大，语言变得趋向更为繁杂，缜密，不断派生、发明出新词，表达方式更加多样化，并且最初一些词语的概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演变。比如，“道德”、“正义”、“婚姻”、“家庭”、“财富”这些词，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现代社会，或东西方，都具有不同的内在涵义。　　走资派，修正主义，批林批孔，大字报……这些几十年前的时髦词汇，现在也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只能在同那段特有的历史相关的文章中才能够看到这些词了。　　拿“主人”这个词来说吧，SM游戏中的主人，到了社会生活中，会发现自己对“主人”的理解完全被颠覆了。　　即使像资本主义这样经常使用的词汇，随着时间的推移，概念也越来越模糊了。腐朽、没落、垂死，这些定语都可以加在前面，资本主义的概念有点儿像是是特殊职业群体——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楼主发言：52次 发图：0张 | 更多
　　问题是青铜镜会有锈斑，照不清楚。　　
　　老庄2012：　　所以，要做的，就是擦去锈迹。　　或者，换面玻璃镜子。
　　楼主写的不错，加油。　　欢迎讨论《龙腾战国》之《秦国前传》，从第一个秦人，到秦慧文王入川，这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文中有3D地图若干，欢迎讨论提出建议。　　
　　糊涂账　　1938年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给蒋介石，历数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的种种贪赃劣迹。蒋介石没有理睬，他再次上书。国民参政会也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得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介石不得已设宴请傅斯年，问傅斯年对他是否信任，傅斯年回答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么说。”　　老傅其实还有很多想说，但觉得场合不合适，没好意思说出来：“我最信任的是我老婆，收入都给她保管。本来，她的亲戚朋友我也都信任，可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信任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别再跟我提相信了！”　　信任人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模糊。科学的态度，是对一个人分开考虑，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方面是可以信任的，有的方面则不行，要分场合和具体情况，更不用说相信某人就相信他任用的人。　　很多时候，人们对发生的事情只有一种模糊的认识，因此，处理事情时也难以切中要害，往往会以偏盖全。这种错误不只是个人会犯，政府也会如此。一人犯罪，全家株连，中国古代的这种株连制度使许多无辜受害。　　本来，西周初年没有株连之法。从周公旦开始，周朝有一个法制观念：恶恶止其身。也就是说：一人犯罪，一人担当，不累及亲戚。到战国时期，才开始有了株连。　　战国初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颁布了《法经》，法经是中国历史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它这对后世的法律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经》规定：对杀人者处以死刑，其家族也要受到株连；并且，按照杀人数量的多少，扩大株连范围。　　中国古代的法律远比现代严苛，那时没有什么《民法》之说，有的基本上都是刑法。法律的严酷，不仅在于对犯法之人，对同其有关联的人员也有株连，因一件案子数百人被杀的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汉末名士孔融被杀的时候，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也未能脱身。当时，孔融的大儿子九岁，小儿子八岁，两个孩子虽小，却很懂事，一点也不害怕。孔融问使者：“我的两个孩子能不能放了啊？”孩子在旁边听了，插嘴道：“老爸，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最极端的，是明初的方孝孺一案，株连十族。　　方孝儒是当时学术界的名人，建文帝以师礼相待。建文三年，建文帝的四叔燕王朱棣造反。当时，朝廷征讨朱棣的檄文，均出自方孝儒之手。因为他号召力强，朱棣夺取政权之后，想让他草拟登极诏书。不料方孝儒拒不合作，披麻戴孝，痛骂不绝。朱棣威胁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儒毅然说道：“便十族，奈我何？”　　朱棣盛怒之下,竟不顾军师姚光孝“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将其门生连同其九族全都杀了，罹难者达八百余人之多。　　也许是在这样的法律之下囚犯太多了，统治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对在押犯实行赦免，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株连一方面大赦。　　所谓大赦，就是政府把整个境内所有的罪犯全部赦免，在押犯全部回家。它不是针对某种罪名的，只要朝廷赦令规定的，即使是死刑犯人，也可以被赦免回家。如果某人的罪行是在大赦令下发之前犯下的，即使以后发现了，也在赦免之列，不会被惩罚。　　大赦之名起于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大赦罪人”（《史记?秦本纪》），中国见于史册最早的赦令是《春秋》所载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肆大眚”的意思就是释放罪人。　　从西汉到元朝，基本上是平均不到两年大赦一次。时间长了，大家发现大赦已经变成习惯性的、经常性的，是可以预估的，因此，许多犯罪分子事发之后就藏起来避风头，等待大赦。像《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包括宋江在内的不少人就是抱着这种心理的。　　无论是株连还是大赦，都是一笔糊涂帐，不少人因此钻空子。东汉末年，河南有个名叫张成的擅长看风水，预测吉凶，平日靠着风水法术勾结宦官，汉桓帝也时常找他卜卦问疑。他预测出朝廷即将颁布大赦令，于是就唆使自己的儿子去杀人。　　张成的预测，多半不是占卜的结果，而是有上层的内幕消息。再加上皇帝还向他咨询专业知识，如果说他自己能够引导政府发布大赦令，也不足为怪。　　张成的儿子杀人之后，当时的司隶校尉李膺把他抓了起来，不久果然遇赦豁免。李膺非常愤怒，把张成的儿子杀了。和李膺有矛盾的宦官就怂恿张成的徒弟牢修上书递状，揭发李膺等人笼络太学生和游士们，交结各郡生员，彼此互相通气，结成奸党，诽谤朝廷，惑乱民心。汉桓帝大怒，下令各地逮捕党人，也由此为导火索酿成了东汉末年的党祸。　　大赦的频率一直到了明朝才开始降低，明朝大概是五年发布一次大赦，清朝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好，平均14年才大赦一次，而且，更多的是采用部分赦免，就是对在押犯人的处罚减轻一等。　　大赦的原因，有时是为了求个吉利，比如说新帝登极。有时是为了普天同庆，比如皇帝亲政或是结婚生子了。如果遭遇大的水、旱、蝗灾了，也会大赦，希望以德行来感动上天。　　中国历史上大赦原因最离奇的一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时的一次大赦。当时，北齐和北周两国实力相近，死掐了多年。斛律光是北齐名将，位居丞相。北齐后主高纬听信谗言，自断臂膀把他杀了。宇文邕听到斛律光的死讯，高兴得跳起来，下令大赦，以庆祝敌人这桩冤狱。宇文邕灭亡北齐之后，下诏追封斛律光为上柱国、崇国公，并指着诏令对众人说：“此人若在，朕岂能至邺。”
　　大赦的另一个原因是想收买人心，时局动荡、皇权不稳定时，大赦的频率往往比较高。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当政时期，是大赦频率相当高的一个时期，从684年到702年，不到19年的时间内，大赦达26次之多，当时的不法分子肯定非常开心。武则天这么搞，国家的正常秩序会出问题的，怎么司法？大部分死刑犯都等不到秋后问斩就被赦了。作奸犯科的进去不久就出来，真正遭难的是那些政治犯，被酷吏当场折磨致死的。　　对改造好的罪犯行优惠，是可以的。但大赦就不同了。唐太宗曾对侍臣说：“古语曾说：‘大赦天下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一年两赦，善人喑哑不能言。’养恶草害了嘉谷，赦免罪人，害了良民。所以，朕就位以来，没有多次赦免天下，就是担心小人依恃大赦轻犯刑法！”　　大赦多了，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并没有好处。时间长了，统治者也发现问题了。本来是好事，体现自己的皇恩浩荡，结果，得到好处的却是那些屡教不改的恶人，倒霉的却是遵纪守法的老百姓，他们受了害连政府都不给他们申冤。可是，总也得体现出天子的身份来，因此，就需要把打包在一起的大赦细化一下，看看哪些是不能赦免的。后来，大赦变成了限制性赦免。　　从魏晋南北朝，大赦最常见的时候，政府开始专门划定一些罪行，这些罪行不能赦免。统治阶级认为，某些重大罪犯不能赦免。北齐时，专门设定了重罪十条，犯了这十条重罪的人遇到大赦也不得赦免，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十恶不赦”。十恶主要针对的是犯上作乱，对统治秩序有严重危害的行为。　　后来，谋杀罪、故意杀人、强盗、抢劫这些重犯也都被划入了不能被赦免之列。慢慢地，不被赦免的罪行越来越多，伪造货币、私铸铜钱、伪造货币、造假酒、贩私盐，都不能被赦免。　　大赦消亡的过程，是一个从混乱、模糊到清晰区分对待犯罪行为的过程。　　现在很多东西看不明白，就是因为算的是糊涂账。　　比如说，会计师事务所去查账，对方公司的会计把帐本拿来，上面写着，本年度支出：156，479，38元，但是，没有具体条目。这样的帐目，没有人可以说是否合理。　　从小开始，就被灌输爱的教育，但到了不惑之年，我却越来越搞不清楚到底该爱什么，这些爱之间有什么关系？人都爱自己的孩子，但假如孩子得了流感，难道每个家长也都会爱屋及乌，盼着全世界每个人都得流感？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一个人救了你，你会因感激生爱。因为别人爱我、对我好，所以我才爱他。儿女爱父母，未必天经地义：从小身受父母虐待的孩子长大了，很难对父母产生由衷的爱。　　假如我们所在的单位总是让我们超时工作，报酬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那我不会对它有感情，只会想着早些跳槽。　　更多的时候，爱是需要时间的。世界上比我们父母高尚的人很多，但我们更爱我们的父母，是因为日久生情。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与亲朋好友相处数十年，因此，我们之间有了爱。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因此，我们爱这片土地，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爱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东西。
　　不见五陵豪杰墓　　无花无酒锄作田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挂羊头卖狗肉　　清末，立宪之议大开，各省纷纷选举议员组成省议会以期行民主之制。张怀芝身为将军，素来以勇敢见闻，当他听说一班文人瞎闹，要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期时，带领军队冲进议会。众议员正群情激奋，忽见如狼似虎的官兵顿时哑炮。张见此情景，很是得意，登台发表即兴演讲：“诸君都是文化人，必然明白官为民之父母的古训。现在，我是官，诸君是民，也就是说，我相当于你们的父亲，你们就好比是我的儿子。父亲有令，儿子必须遵守，不然则为不孝。先人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诸位不可能不知道吧！所以还是请诸位好自为之。”　　当官的喜欢自称百姓父母，那是因为想让老百姓听话，教育起来名正言顺，父母对子女，打骂随意，不必顾忌。　　张将军枪杆子在手，其实不用以古训做借口，直接说“我是你爸爸”也没关系。不过，喜欢拿着枪棒和儿女讲道理的父母并不多。张将军毕竟是代表政府出头的，不能像土匪一样野蛮，至少说起来像回事儿。　　很多时候，真正的原因不好冠冕堂皇地说出来，只好找个能说得出口的原因。政府不给设红灯区，就开洗头、按摩房。公款吃喝不好，就改成招待。收取贿赂违法，就给人写几个字，拿点儿润笔费。　　说到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历史上对宗教的打击就是例子。　　当局对佛教最大的几次打击被称为“三武一宗”之难，“三武一宗”指的是这几次事件的主角：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柴荣的谥号是“睿武孝文皇帝”，庙号是“世宗”。 　　谥号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的称号，始于西周。周公旦和姜子牙有大功于周室，死后获谥，这是谥法之始。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谥号带有评判性，相当于盖棺定论。 　　这个“武”字可不是白叫的，按照谥法的解释，“武”是给那些克定祸乱的帝王的。被称为“武”，在世的时候一定是有武功的，看看汉武帝刘彻、光武帝刘秀、魏武帝曹操、晋武帝司马炎，哪一个不是武功赫赫！　　不过，动武用兵是需要钱的，钱又不能从天上掉下来。要想把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有两种方法，一种明抢，这种方式适合乱世时用；一种是文雅一点的，被后人称为聚敛，像汉武帝一样，下个《告缗令》想办法搂钱。这是两个基本的方法，除此之外，前面的这几位皇帝发现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抄和尚的钱。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十四岁开始率兵征战，灭大夏、北燕、北凉，破柔然，结束了北方自西晋末年开始的16国乱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了统一北方霸业的少数民族人。　　当时，北魏的皇亲国戚和王公贵族、民间州府、地方百姓都以修建寺庙，以信奉佛事为荣。贵族之间的比富，甚至到了比谁的寺庙多，谁供养的和尚多的地步。当时的佛门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清规戒律，和尚也是很懂得享受生活的，并且，由于和尚可以免除租税、徭役，社会财富很大一部分流向了佛门。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但是，兵源不足，粮饷短缺，开战没有底气。公元446年，锐志武功的北魏太武帝下达了灭佛诏书——“长安城内所有沙门一律诛杀，所有经卷全部焚毁，所有寺庙分给王公贵族做宅第！”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灭佛运动是由北周武帝宇文邕发起的，他归拢了北齐，继拓跋焘之后再次统一了北方。　　宇文邕是一位励精图治、雄才大略的皇帝，性格果决。平时身著布袍，夜寝布被，无金宝饰物。他如果发现宫殿内有华绮装饰，便会立即下令撤去。他的后宫，仅有嫔御十余人。他致力於校兵阅武，每次征战都身先士卒，深得将士崇敬。　　当时，距离拓跋焘第一次灭佛已经过去了100多年。　　拓跋焘去世不久，佛教在北魏大地上再度繁荣。到了北魏宣武帝年间，民间州府修建的寺庙达到了13700座！北魏宣武帝元恪的皇后胡氏是个狂热的佛教份子，和当时南方的梁武帝萧衍可谓是天生的一对儿。元恪死后，胡氏的儿子孝明帝元诩即位。当时，元诩只有五岁，身为太后的胡氏临朝摄政。其时北魏统治危机四起，北方边镇守将和州郡官吏腐化贪污，府户、镇人积忿已久，胡太后却迷信佛教，大建佛寺。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的营建也在她的统治时期达到高潮，在其故乡甘肃陇东兴建南北石窟寺也是在她支持下兴建的。北魏政府因崇尚佛教奢侈浪费导致公私穷困，民不聊生，政权岌岌可危。　　面对兴盛的佛教，宇文邕认为：人民信佛，供养出家人会不专心于生产；出家人没有财产，不从事物质生产不用交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于是，他决心废除佛教。　　废佛活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政府收回了境内3万多所寺院，200万僧尼还俗，政府的钱袋子一下子鼓了起来。　　第三次“灭佛”是唐武宗发起的。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纳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宇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再加宫廷内部的王权斗争与佛教发生牵连，社会上流传着有“黑衣天子”将要得位的谶语，因而促使武宗采取了大规模的灭佛措施，史称“会昌法难”。因此，唐武宗决定灭佛，以解决财政困难。他下令，除长安、洛阳等保留规定的少数佛寺外，其余的寺院一律拆毁。此举计毁大中型寺院4600所，小庙宇4万所；26万多僧尼被迫还俗，把寺院奴婢收为两税户的有15万人，数千万亩教田被没收。　　前面“三武”灭佛，都有佛道两家相争的因素在内，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对道教很有好感，想借本地宗教来亲民，太武帝甚至号称“太平真君皇帝”。唐朝前期几个皇帝本来是亲道教的，因为他们和道教祖师爷老子都姓李，两千年前是一家。唐高祖李渊还把老子追认为祖先，谥号为“圣祖”。武则天当政后，对意识形态的东西也不放过，为了排斥道教，大力提倡佛教。后来李家的人想拨乱反正，造成了第三次法难。　　第四次法难，周世宗柴荣则是直接奔着钱和兵源而去。后周世宗继位后，僧尼功令渐弛，以致寺僧浮滥，直接影响到国家赋税、兵役。另外，大量金铜用于制造佛像，致使铜钱出现短缺。周世宗下令废除全国寺院30360所，僧居两万多处，迫使僧尼还俗回家，自谋出路，并下令将寺庙铜佛全部熔毁铸钱，利于商品交换和促进经济发展。　　僧尼可以免除徭役、兵役，但却需要其他人供养。换句话说，自己没有产出，纯粹只有消耗社会财富。为了稳固地获得供养，寺院就要占有大量农田和房产，甚至还放高利贷，普通百姓因此容易失去生活保障。出家人都是成年人，自己在寺院享福，孩子、父母谁来养？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一个国家十分之一的人天经地义地不劳而获，势必大大影响国家经济。几百万人出家就会严重影响人口增长，在那个年代，人口是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北魏太武帝禁佛之前，仅洛阳就有寺院1400所左右，僧尼数万人。史书记载“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侵夺细民，广占田宅”。这些僧尼们自己不劳而获，靠着别人供养而养尊处优。宇文邕征服北齐后，四万多所寺庙被赐给王公作宅第，一切经像尽毁于火。寺院财产、簿录入官，寺院奴婢全部释放。近300万僧尼全部被勒令还俗。唐武宗禁佛时，历史记载“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全国的寺院居然还有15万奴仆。周世宗禁佛时的经济形势也差不多。　　战争首先需要兵源，一个个成年男子都去当和尚了，谁来当兵？壮劳力都去当和尚了，不种地、不交税，靠别人养活，政府哪能容忍这种行为？但是，明着抢钱抢地太损害政府形象，所以，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以好的名义做幌子，实际上做坏事，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现实生活中很多。　　以前羊肉贵，狗肉便宜。“挂羊头卖狗肉”用来比喻以好的名义做招牌，实际上兜售低劣的货色。1940年，我们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其中就曾尖锐指出：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　　现在，很多挂着考察引进的“羊头”，“卖”的是公费旅游，捞美钞，泡洋妞的“狗肉”。　　很多官员都有高雅的爱好，写字画画，颇有名家风度。题字的润笔费，动辄数万元。看看拍卖会上的名人书法，上万元的已经是精品了。
　　其实世间都是明白人，逐名为利而做糊涂事。　　
　　可实际上，这些开国君主却个个心狠手辣。东晋末年，刘裕准备受禅代立。因为民间有谶语云：“昌明之后有二帝”。于是，刘裕先命令人缢死当时在位的晋安帝，然后再立一个宗室司马德文做傀儡皇帝——晋恭帝，以应谶语中所说的二帝。　　一年半之后，刘裕将晋恭帝奉为零陵王，完成了以宋代晋的过程。公元421年九月，刘裕命人“逾垣而入，弑帝于内房。时年三十六”。司马德文从禅让到被杀，只活了一年零三个月。　　梁武帝萧衍受禅后，有感于禅让的血腥，东晋末帝、刘宋末帝均不得善终，于是假腥腥地准备将齐废帝萧宝融送往南海巴陵，让其自生自灭。萧衍以此来问大臣范云，范云虽不以为然，但低头不语；萧衍再问大臣沈约，黑心肠的沈约引用了曹操的名句“慕虚名而处实祸”来回答，劝梁武帝萧衍当机立断，不可心存“妇人之仁”！南齐末帝萧宝融将政权交出，七天之后，便被“菩萨皇帝”梁武帝萧衍结果了性命！　　李唐代隋，也是禅让。　　隋末天下大乱，李渊想当皇帝，但是，又不想成为众矢之的，于是，他采取了迂回策略。　　当时，杨广还在位，只不过因为到处都是造反的农民军，他不敢回首都长安，躲在了扬州。　　李渊占据长安之后，拥立13岁的代王杨侑为帝，隋炀帝被他推举为太上皇。他没有公开打倒隋炀帝，没有推翻隋朝，而是作出了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这样，把杨广架空，自己则挟天子以令诸侯，做什么事情都名正言顺。　　半年之后，杨广被宇文化及缢弑，傀儡杨侑失去了利用价值，李渊决定取而代之。　　隋恭帝杨侑发布了一道诏书，说是唐王有大功于天下，理应做皇帝。现在我效仿古人，把皇帝的位置让给贤能的唐王。　　如果就这么接受了皇帝的位置，未免显得过于迫切和明显，李渊装模作样地表示不能接受。李渊这么一辞让，群臣赶紧上表劝进，态度恳切，一副捶胸顿足的样子，好像如果李渊不当皇帝，天一定会塌下来。　　于是，隋恭帝再次、三次恭送皇帝玉玺，李渊再次、三次辞让，群臣再次、三次上表劝进。　　仪式终于结束了，李渊心满意足地登上皇帝宝座。　　如果自己称帝，别人也都可以这么做。禅让就不同了，这样做说明自己是法定的继承人，以后别人也等着自己李家禅让吧！　　五代的后梁
朱温本来是跟着黄巢造反的，后来看形势不妙，受了朝廷的招安，还被唐僖宗赐名“全忠”。他认为这个名字是个好兆头，“人王中心”，岂不是说自己有帝王之命！　　经过二十年的苦心经营，朱全忠凭借汴州优越的地理条件，逐步吞并割据中原和河北地区的藩镇，并挟持了唐昭宗。当时，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藩镇大将都以兴复皇室为由兴兵，朱全忠于是派人杀害了昭宗，立年仅12岁的辉王李柷为帝。　　当昭宗被弑的消息传到在外的朱全忠耳中时，他表现得很吃惊，紧跟着号哭于地，说道：“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回到东都洛阳后，他伏在昭宗的灵柩上恸哭流涕，并且进见李柷，自陈杀死昭宗不是自己的心意，请求讨伐乱臣贼子。可是，一转身，他就让手下把昭宗的几个儿子德王李裕、棣王李、虔王李禊、沂王李、遂王李、景王李秘、祁王李琪、雅王李、琼王李祥全都勒死了。　　朱全忠急于传位禅让称帝，密令亲信蒋玄晖等人商议筹划。蒋玄晖与柳璨等人商议：由于魏、晋以来，都是先封大国，加九锡之礼、特殊的礼遇，然后接受禅让，应当依次序进行。于是，先授给朱全忠诸道元帅之职，用以表示有先后次序。朱全忠觉得这些人办事太磨蹭了，很不高兴，蒋玄晖吓得赶紧加快进程。　　进封魏王，并加九锡之礼的诏书下来之后，朱全忠却再三上表辞让。过了两天，朝廷颁诏允准朱全忠的辞让，可这时朱全忠把大梁府舍改为宫殿了。李柷颁下禅位诏书后，朱全忠仍是再三辞让，以致朝中大臣、藩镇乃至湖南、岭南呈进奏笺劝朱全忠即帝位的接连不断。　　宋朝开始，一方面是理学的功劳，一方面是统治者吸取了前代的教训，加强了中央集权，再加上少数民族的武力介入，禅让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朝代更叠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禅让的历史。美化禅让，是让老百姓安分守己，不要早反。天下是我的，如果有品行兼优的，我可以让贤。但是，这可能吗？　　为什么禅让，因为最高领导人道德好。皇帝都是道德典范，这就可以在舆论上避免别人来争皇帝。　　统治者只希望别人对自己歌功颂德，说是太平盛世，自己是尧舜再世。历代统治者在维护自己的统治上立场是一致的，相同的观念会一直传承下来。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也难怪社会风气总是报喜不报忧了。即使是惨痛的灾难事故，只要从适当的角度看过去，也会成为鼓舞人心的好事。事故不怕，难得的是处理得当。　　像司马迁那样写当代史，不倒霉就怪了。汉武帝只是把他宫刑，处罚还算是轻的。后来，北魏的开国元勋崔浩，破大夏，征柔然，灭北凉，可以说是北魏建国的第一功臣。但是，就是因为在修《国史》时秉笔直书皇族拓跋氏的隐私，招致灭族大祸。
　　杨坚也是他外孙“禅让”的，自古因果报应冥冥之中注定的　　
　　做个记号，慢慢看
　　老庄2012：　　北周和北齐都是脱源于北魏，东魏西魏分别被北齐和北周禅代，北国双雄高欢和宇文泰控制了着北方。最后便宜了杨坚。　　都是禅让啊！
　　流行的观念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面对当时的思想争论，曾问金岳霖：“哪一派代表着真理？”金岳霖没有正面答复，他沉思后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的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长久。”殷海光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和可靠的思想呢？”金岳霖说：“经过自己的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大家都说好才是真的好”，实际上，事实往往不是这样。二十世纪下半页的中国，曾流行过几样东西。　　首先是“打鸡血，治百病。”“打鸡血”，就是抽取小公鸡的几十毫升血液，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据说，小到咳嗽、感冒发烧，大到半身不遂、脑中风、不孕不育，包括牛皮癣、脚气、痔疮等，“打鸡血”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只有你想不到的病，没有治不了的病。　　那一阵子，大小医院，甚至公社乡村的卫生院、医疗站都是人满为患，抱着公鸡撸着袖子排着队“打鸡血”的人缕路成条，一时间竟造成小公鸡因紧俏而涨价缺货。　　也许是这种保健方式技术含量比较高，不好普及。1983年左右，一种无比神奇的东西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以比现在任何一种产品费力做广告都难以达到的超高“入户率”进入了亿万家庭，这就是“红茶菌”。　　那时节，“红茶菌”和电视机一样成了一个家庭的必备件，那情景甚是壮观：家家户户客厅的桌子上都摆放着一个大玻璃缸，形状不同、大小各异，里面盛满了美丽的橙红色液体，液面上漂浮着一片圆圆的、肉乎乎的、很有质感的“海绵状”白色菌类物体，这块海绵就是神奇的“红茶菌”，又有一个通俗的名称“海宝”，据说是从红茶中培育出来的精华。　　据当时的传言，其作用深不可测，可以说是法力无边，无所不能。不只是治百病，还是一种万能保健品。据说，常喝这种东西可以防治癌症、心脏病、脑血管病，可以调理肠胃、滋补肝肾，能防止肥胖、斑秃、萎缩性胃炎、便秘等等，能够延长性年龄、减少更年期障碍、帮助消化、润滑肠道，治疗消瘦等。　　那时候，朋友们来串门，不是沏茶待客，而是奉上红茶菌，一边品尝着一边讨论谁家培养的味道更好、更正宗，互相交流着培养心得。　　“打鸡血”和喝“红茶菌”的风潮退去之后，又一种易于操作的保健术开始粉墨登场，这就是也曾领过一段风骚的“甩手疗法”。　　顾名思义，这个疗法如何操作呢？简单的很，找块儿立足之地，双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就开始甩手吧，3岁小孩都会的动作，甩手次数无一定之规，一般甩个2、300次，多的甩到1000次更好，那个场面也很壮观，那才叫做全民健身，爷爷带着孙子，爸爸带着女儿，万手齐甩，地动山摇。　　不用说，“甩手疗法”也是百病皆治：难言之病，一甩了之。
　　接下来该说君子兰、气功了吧。
　　pachyrhizus：　　气功是国粹啊，后面会谈到的。　　至于君子兰，如同阮孚私藏的绣花鞋，虽然伤财，但纯属个人爱好。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算是有了真正的第一把手。两前多年来，为了那个位置，无数精英前仆后继，做皇帝真的很好吗？　　事实上，皇帝这个职位干起来其实很不舒服。　　首先，当皇帝受拘束，人身自由受限制。“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不过，身为国字第一号公民，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微服私访这类故事多是戏说。皇帝一个人跑出宫去，是违反组织纪律的。战国以前还好，气氛比较开放，很多诸侯国本身就不大，还比不上现在的一个县，人口少的只有几万人，老百姓也不是太把国君的权威当回事儿，国君相对有较多的人身自由。　　人越是有权有势，越是珍惜自己的性命，大统一之后的中国皇帝很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秦始皇在未统一中国之前，曾遭到荆轲行刺。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多次巡行天下。即使在重兵护卫之下，仍然在博浪沙遭到张良及其聘请的力士的刺杀，幸亏当时力士掷出的铁椎误中副车，秦始皇才又侥幸逃过一劫。　　动不动就偷偷跑出宫去的皇帝多是找乐子，像经常造访名妓李师师的宋徽宗、留有“游龙戏凤”故事的明武宗这类不在乎身后名声的轻薄之子才会做出这种事情。　　第二，皇帝难得有爱情。要找个门当户对的老婆，对皇帝来说实在是件困难事儿。　　虽然后宫佳丽无数，但即使想进去当个最底层的丫鬟，也不是件容易事儿。以清朝来说，选秀首先要严格审查旗属与年龄，不在旗的想参加选秀，势比登天。为皇帝选妃的不是皇帝本人，而选择的标准也不是以貌取人。身材苗条的往往会被认为不适合生育子嗣而被排除在外。历代皇帝对皇后感兴趣的少，不只是因为审美疲劳，更重要的是经过层层筛选之后的皇后必然是端庄严谨之人。　　后宫中的妃嫔多了，必然要有一套管理制度。到了明代，这套制度变得非常严密，连皇帝的性生活时间都受太监限制。明朝管理皇帝卧房事务的机构称为敬事房，最高的负责人称为敬事房太监，其任务是安排、记载皇帝和后妃的性生活。在皇帝和皇后同房时，敬事房太监必须详细记录年、月、日，以作为受胎的证据。　　皇妃和皇后不同，皇帝所宠爱的妃子都各有一张绿牌，即末端染绿的名牌，在侍候皇帝吃晚饭时，敬事房太监会把十几张或几十张名牌置于大银盘中，和晚餐一起端到皇帝面前，等皇帝餐毕，他就跪在皇帝面前听候指示，如果皇帝无意找哪个妃子过夜，说一句“退下”即可。如果皇帝要找哪个妃子过性生活，就把这个妃子的名牌翻转过来，放回银盘。敬事房太监退下后，把名牌交给别的太监，他则通知这个被选中的妃子香汤沐浴，做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皇帝就寝的时间到了，被选中的妃子会被送入皇帝的寝宫。然后，敬事房太监和另几个太监就守候在皇帝寝宫外面，等候皇帝过性生活结束。规定的时间到了，太监就会高呼“时间到了”。皇帝如果没有回声，他就再次呼叫，如此反复三次，一定要把妃子背回去。明朝的这种制度，很难考证是从何时开始的，直到清朝，还承袭着这种制度。　　由此看来，敬事房太监在皇帝的性生活这个问题上权力很大。虽然从表面上看，皇帝的性生活决定于自身的意愿，但是，在名牌放置、准备工作、运送妃子、掌握时间、档案记录等具体环节上都可以钻空子，做手脚。妃子如果得罪了敬事房太监就可能倒大霉，所以她们对敬事房太监都很巴结，常给太监们一些好处。　　此外，在后宫中，皇后具有很大的权力，皇帝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妃子的住处，事先要有皇后的文件通知那个妃子，文件上还要盖皇后的印信才算有效。如果没有这个文件，皇帝即使到了妃子门外，也不能进入妃子的房间。在后宫中，皇后对皇帝和妃子的交往拥有否决权。　　在性生活问题上被臣下说不规矩，那是相当丢脸与难堪的。历史上不少皇帝尽管实际上荒淫无度，但真正愿意背一个“淫”名的毕竟不多。整个明朝，只有武宗全然不顾这些制度，肆意淫乐。而有些皇帝则是偷偷摸摸地纵欲，如微服外出冶游。清朝时，作为离宫的圆明园未受到这种制度的约束，所以乾隆帝就常到离宫去搞“性自由”了。　　第三，做皇帝的没有隐私。历朝都有专职的人负责记录帝王的言行，这种记录在唐朝叫《起居住》，清朝时称为《实录》。乾隆皇帝弘历在位60年，做的事情太多，光记载他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就达1500卷，据统计，共有13，580，136字，还未计标点符号。这是什么概念，司马迁的《史记》，其中皇帝的本纪篇幅大概在10，000字左右。记录是不给皇帝本人看的，因为其中有些不良记录，怕皇帝看了，干扰记录的真实性。所以，帝王们看了以前历代帝王的《起居注》后，总会小心自己的言行，以免落后人口实。　　一般人哪受得了这个！　　第四，时刻防着被人推倒，精神压力太大。　　皇帝宝座坐上去诚然不易，下来也非常之难，要么病死于龙榻，要么被另一个“英雄”武力赶下台。活着让出皇帝宝座给自己儿子的，凤毛麟角。拿唐宣宗来说，大臣请他早建太子，他一听此言便满脸不高兴：“若早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越是有权，越是视权力为命根子。皇帝老儿最怕“下岗”，那些禅位去做太上皇的，实乃形势所迫，不得不尔。　　同社会其他群体相比，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这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2岁。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35岁，因此，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低。可是，35岁的平均寿命中包括大量的夭折人口，事实上，古代人均寿命低主要是由于极高的出生儿死亡率造成的。如果除掉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57岁。众所周知，生下来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57减去39，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低18岁。　　有人说：“最是无情帝王家”，这话是不错的，帝王家一般都罕有亲情。政治斗争最残酷，为争夺皇位，对兄弟亲人痛下杀手的皇帝不在少数，也就难怪被王世充缢杀的隋炀帝之孙越王杨侗死前在佛祖面前焚香祷告：“从今以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　　开国当然不容易，但如果刚刚结束战乱，在一个朝代的上升阶段，老百姓都想安居乐业，这种时候一般是太平年代，皇帝比较容易做。像西汉的文帝、景帝，东汉的明帝、章帝，唐朝从太宗到玄宗，北宋的真宗、仁宗，明朝宣宗，清朝的康雍乾三世，都是命好，赶上了好时候。　　可是，中国历史上这种好时候实在太少，大部分时间都是乱世。这种时候，当皇帝的心理压力远比公司董事长的压力大。心理素质不过关的，整天担惊受怕，身体健康状况直线下滑，早日撒手西归的有，被人推下台的有，丢了江山的有，知难而退，主动撂挑子的也有。宋徽宗在强敌压境的危难关头，就选择了退位交权。可惜，即位的钦宗赵桓没有能够扭转颓势，父子二人一同做了金人俘虏，戴着侮辱性的“昏德公”和“重昏侯”帽子，屈辱地熬尽残年，客死他乡。　　第五，权力不能滥用，要平衡各方面的力量，甚至要看大臣的脸色。　　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实权掌握在权臣、外戚、宦官手中。像唐高宗李治，想把武则天立为皇后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汉书?霍光传》：“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　　汉宣帝刘询即位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去谒见祖庙。那一日，宣帝乘坐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霍光坐在马车一侧陪侍。宣帝对身边的霍光非常畏惧，惶恐不安，就像有芒刺在背上那样难受。此后，宣帝见到霍光，总是小心翼翼。等换了张安世驾车后，宣帝才感到无拘元束，行动自由了。　　在很多情况下，皇帝也只好：“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了。　　当今社会，要想忽悠老百姓，必须借助媒体。媒体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一个企业，如果不做广告，那几乎是不可能做大的。除非，掌握着不便于让公众知道的资源。　　举例来说，根据上市公司年报，仅仅饮料行业内销售费用最多的十家上市公司，2011年在广告方面的花费就达到了93亿元，有的公司广告投放甚至超过净利润一倍多。　　　　食品饮料行业产品同质化很严重，已经到了“不吹不行”的地步，有的企业甚至就是靠巨额广告费用“吹出来”的，而这些销售成本最终还是会折算到产品价格中去，让消费者买单。　　产品的质量相差不远，而钱都流到媒体去了，生产厂家的利润低，往往最终破产。以往大做广告的，如三株、秦池、爱多，早已成了昨日黄花。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顶　　
　　数下流人物，还看今朝。　　
　　老莊2012：　　下流和上流是很难分清的。岂不闻：昨日堂上客，今日阶下囚。
　　荒诞不经之事　　唐朝末年，有一次闹蝗灾。大片的蝗虫飞过，遮天蔽日，蝗虫所经过的地方庄稼被吃得一干二净。在位唐僖宗李儇听说了，担心京城附近也遭殃，没了粮食吃的老百姓会会闹事，连忙询问灾情如何。首都的地方长官京兆尹杨知至为了讨好僖宗，以显示其天恩浩荡，炮制了一个谎言：“这次蝗灾可谓是百年一遇，蝗虫来时遮天闭日。不过，这些蝗虫到了京城附近却没有吃粮食，都抱着荆棘死了。”大臣们听他这么一说，纷纷向僖宗道贺，僖宗竟然还真的信了。　　蝗虫也会得厌食症？还是在其它地方吃多了，暴食之后运动过度，导致非正常死亡？后一种理由听起来应该更合理些。　　历史上有许多类似的荒诞不经之事，统治者为了标榜自己与众不同，往往把好事都和自己拉上联系，如果实在没有，就自己制造奇迹，把自己捧上天。不过，这些奇迹往往不合常识。其中，最有趣的莫过于武则天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了。　　武则天其实并不叫“武则天”，她姓武名曌。这个名字是她自己起的，“曌”这个字也是她自己发明的。“则天”是她失去权力，被迫移居上阳宫后，儿子中宗李显给她上的尊号，全称是“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临终前留下遗嘱，令去掉帝号，改称皇后。于是，“则天大圣皇后”便成了她的谥号。　　在中国，只有男人才能当皇帝，女人只能吹些枕边风干政。即使汉初的吕后掌握了实际权力，自刘邦死后实际统治了西汉政权16年，也没有敢于站在前台，而是推出了自己的儿子和幼小的傀儡做缓冲。　　武则天不同，她的追求比吕后更高。但是，以女人的身份正经八百地坐上龙椅，这不符合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传统，因此，她心里很不踏实。　　公元690年，在称帝之前，武则天下令，天下姓武氏的人都蠲免赋税徭役。不过，武不是大姓，拉拢的人不够多，并且，大多数人用不上。要像牢牢抓住权柄，还是要从上层着手，把当官的都变成自己人。　　公元692年一月，武则天接见了派往各地使臣所推举的人，不管这些人资历背景如何，一律试用，全部封了官。试用官员的制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人们对这种新生事物的评价是：“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欔推侍御史，升脱校书郎。”　　如此做法，也是迫不得已。高宗在位后期，武则天虽说也培植了一批亲信，但数量毕竟还少，大多数官员身受李家皇恩浩荡，难以坚定地站在武氏一边。因此，武则天只能破格提拔人才。毕竟，自己提拔起来的人，知遇之恩加上利益诱惑，足以让他们不会站错队。　　帝王之所以能够号令天下，靠的就是两样东西：胡萝卜和大棒。阶级斗争远不如党派斗争残酷，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可以和平共处，但党派之间的斗争却是你死我活。对李家人及其支持者，武则天手中的大棒毫不犹豫地抡过去。几番大棒打击之下，对方死伤殆尽，这时，发现多了大量的胡萝卜，正好可以拿来拉拢亲信。
　　武则天的担忧，被不少有心人看出来了，投机分子开始粉墨登场。　　公元697年，有个叫朱前疑的人上书说：“臣梦见陛下活到八百岁。”武则天立即封他为拾遗。朱前疑得了甜头，不久又说：“臣梦见陛下的白发变黑，掉了的牙齿又长出来了。”武则天于是升他为驾部郎中。他出差回朝途中路过嵩山，又上奏书说：“臣听到嵩山高呼万岁。”武则天加赐给他粉红色的算袋。当时，他的官职还不到五品，只能穿绿色的服饰，因此，他将粉红色的算袋佩戴在绿色官服之外。武则天因此事改称嵩山为神岳，封嵩山神为天中王，授给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的官衔，禁止在山上打柴放牧。　　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自然也要想法给姑妈造势。用什么办法呢，这不用想太多，历史上这种例子车载斗量。武承嗣找人在一块质地上乘的白石上刻上“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把紫石捣成粉末掺上药物将字填平，使其看起来不像是近代的作品，然后指使雍州人唐同泰上表献石，声称这石头是从洛水中获得的。武则天看了大喜，将这石头命名为“宝图”，提拔唐同泰为游击将军。不久，武则天亲自祭拜洛水，接受“宝图”，然后又祭祀于南郊，告谢昊天上帝。为了答谢上天的厚爱，也为自己拉赞助，688年七月，武则天宣布大赦天下，大批罪犯被无罪释放。跟着，把“宝图”改名为“天授圣图”，洛水改名为永昌洛水，封洛水神为显圣侯，禁止在洛水上打鱼垂钓。将天授圣图出现的地点命名为圣图泉，泉的旁边设置永昌县。　　既然天后如此喜欢吉兆，下面的人也不遗余力地讨其欢心。有人献上有红斑的白石，李昭德问他祥异在哪里，他回答说：“由于它有赤心。”李昭德刁难道：“这块石头是赤心，那别的石头都造反吗？”听者大乐。　　有一次，襄州人胡延庆用朱砂调漆，在一只大乌龟的腹部写道：“天子万万年。”以此冒充天生神物进呈朝庭。李昭德指斥其伪，用刀将那几个字一刮而尽，并要求将骗子胡延庆交付司法机关治罪。武则天听了汇报后说：“‘天子万万年’，这人也没啥坏心眼啊！”传令不予追究。　　有一年到了秋后处决的时候，刑部监狱中在押的死刑犯们不想被杀，他们设法在监狱的墙内外各造了几个巨人的脚印，长达五尺。到三更半夜，这群犯人同声大叫，监狱官前去查问，死囚们说：“刚才有圣人现身，身长三丈，面色金黄。这个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死罪是被冤枉的，但是不必担心，皇上圣明，马上就要大赦天下。’”这一离奇的事件马上被汇报给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传令禁军实地考察，发现确有几个巨人的脚印，因此认为天意如此，于是大赦天下，赦免了死囚们，并改元为“大足元年”。　　武则天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她临朝称制以后，下令禁止人为屠杀，除了逢年过节或是有婚丧之事的时候可以开荤，平时让老百姓都改素食。幸好苏东坡生活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北宋，否则，“东坡肉”这道名菜我们现在恐怕没有口福享用了。　　不让人吃肉，这种事情是难以禁止的。当时的老百姓住的大都是平房，养鸡养猪很正常，在自己家改善生活，外人很难知道。这种禁令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老百姓也不怎么把它当回事儿，只不过想办法犯法不被发现而已。　　即使高官，也不怎么在意这条禁令。有一次，武则天派御史娄师德外出办事。娄师德在一家饭馆就餐，厨师上了一道肉菜。娄师德问：“天下禁止杀牲，怎么还会有肉？”厨师说：“豺狼咬死了羊，只好取肉享用。”娄师德笑道：“这个豺真懂事，见了我这样的大官就去咬羊，正好给我解馋。”过了一会，厨师又上了一条鱼。娄师德又问鱼从何来，厨师回答说：“鱼也是被豺狼咬死的。”娄师德听后大声训斥厨师说：“你这个
的家伙！豺狼不会潜水，自然不会咬死鱼。为什么不说是水獭呢?”　　为了显示自己确实是老天爷的最爱，武则天还别出心裁地养了一只猫，让它和鹦鹉生活在一起，带它们一起出来供百官观赏。也许是传观的时间太长了，猫失去了耐心，把鹦鹉吃掉了，武则天十分尴尬。堂堂天后，怎么如此糊涂，如果事先把猫喂饱，就不会发生这么煞风景的事情了。　　公元696年，唐军同契丹作战时屡遭败绩，武则天下令把囚犯编成军队上战场。这种创意以前纣王也曾有过，结果不但没有挽救帝国的命运，还成了后世的笑柄。这一次，多亏了陈子昂，才免除了一场不知是何结果的闹剧。　　当权者头脑一热，什么离谱的事都能做出来，中国近代也不乏这种事例。　　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国家领导的首肯，并批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到了6月17日，又提出“两年超过英国”，领袖非常高兴。因为是领袖亲自批示的，文件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大家听后既兴奋又茫然。兴奋的是落后的中国，能够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茫然的是大家不知道如何赶超，英、美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无人知晓。　　具体的东西也有，那时候，报纸上登出，某第亩产稻谷超过12万斤。一亩地不过600多平方米，也就是说，亩产的粮食一平方米接近200斤，这是个什么概念？把米粒平铺到地上有10厘米厚，还是不带杆子和稻穗的。据说，当时有人去取经，想看看这么多粮食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当地政府只好让人把刚收割的稻穗堆在地里，平地上堆了一米多高。
　　顶　　
　　外行看热闹　　篮球场上，球队大比分领先，某个明星球员也正打得顺手，有可能创造职业生涯的得分新高时，教练却把他换下场去，很多人对此颇为不解，觉得教练不近人情。其实，这正是教练保持球员竞技状态的一种方法：就像一把刀，不要使得过分，不要用钝了，要让它总是保持锋利。球员如果总有一种渴望突破的状态，那才会有追求，有提高的欲望。如果轻易达到了目标，就失去了进取的动力。　　大多数球迷看比赛是看热闹，批评教练只能说明他们对球员缺乏了解。在旁观者的位置上指手画脚、信口贬低别人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把他自己放到那个位置上，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教练是内行，不但对战术了解清晰透彻，知道对手的情况，对自己球队中每个球员的特长和个性也很了解，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很多人认为古代两军对垒，人多的一方多半会获胜，这种判断纯属瞎猜，外行的想法。其实，决定战事胜负的往往不在兵力的多寡。有人曾经统计过，成吉思汗一生共进行了60多次战争，很多时候是以少胜多。　　楚汉彭城之战，项羽3万骑兵把刘邦的56万大军打得一败涂地。项羽一生七十余战，只有一次兵败垓下，而当时的情形已不是仅仅靠用兵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了，已是大势所趋、无法避免。　　冷兵器时代，影响胜负手的因素有很多。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士气对战事胜负的影响非常大，一个优秀的将领会在决战前激起士兵对取胜的欲望，他们甚至会允许士兵抢劫百姓。没有取胜欲望的队伍即使人数再多，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这种情况在昆阳大战和淝水之战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两军对垒，单一兵种即使占有人数上的优势，也很难战取胜训练有素的混合编制部队。秦能统一中国，就是因为具备先进的部队编制。秦始皇陵墓陪葬二号坑是合成兵种军阵，其中有六个兵种：远距离攻击的步兵弩兵、快速远距离游击攻击的骑兵弩兵、防止敌人近前的长枪兵、突袭格斗的战车兵、近距离格斗的戟兵、中距离攻击的弓兵。以上各兵种在军阵中混合编制，互相依托。　　大规模的战争，钱粮等后勤补给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秦能统一天下，也是因为先吞并了蜀地，有了充足的人力和粮食、物资供应，慢慢从七雄之一变成超级大国，为吞并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人多还是有用的，但这只是在其它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才起作用。　　最重要的还是将领的指挥才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话一点都不夸张。看看中国战争史就知道，为什么会有常胜将军之说，就是因为乐毅、白起、韩信这些人真正懂得如何取胜，他们在对获胜没有把握的时候，一般会避免同对手交战。敌进我退，敌疲我打。仗不是说打就能打的，要看是否能打得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打不过对方，那就不打，先躲着。一个优秀的将领，能够非常清晰地知道敌我双方的情况对比，从而采取合适的策略，在合适的时间击败对手。　　装备的重要性很少有人提及，事实上，兵器、铠甲对一支队伍的战斗力有相当大的影响，历代法律都规定私藏甲仗为大罪，汉初大臣周勃甚至因此含冤而死。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和王世充在洛阳交战时，他想了解王世充军阵兵力分布情况，率几十精锐骑兵冲入敌阵，一直冲到敌阵背后，势不可挡。估计这种描述有夸张的成分，不过，这也说明了李世民等人的装备很好，否则不可能生还。　　如果不是身为帝王，李世民无疑也会以名将的身份名留青史。　　李世民征战多年，除了征
没有结果，618年同薛举的第二次交锋是其唯一的一次失利。不过，当时恰逢世民得疟疾，把军事指挥权委托给了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告诫二人说：“薛举孤军深入，粮食不多，士卒疲惫，假如来挑战，小心不要应战。等我的病痊愈后，再收拾他们。”可是，殷开山没有听他的指示，列阵出战，仗着人多不加防备。薛举偷袭唐军背后，唐军大败。数月之后，薛举病死，李世民率兵逼降了他的接班人薛仁果。　　在中国古代的众多名将中，最擅长以少胜多的是南朝的陈庆之。古代将领的名气，不只是战绩，当时的局势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成为开国元勋，留名青史的机会要大得多。如果再能够以弱胜强，扭转局势，更是声名显赫。陈庆之默默无闻，只是因为没有在改朝换代之际扬名立威。　　他的武艺很差：“射不穿札，马非所便”。当时的皇帝梁武帝萧衍是个棋迷，陈庆之是他的陪练，下了二十几年棋：“高祖性好棋，每从夜达旦不辍，等辈皆倦寐，惟庆之不寝，闻呼即至，甚见亲赏。”　　公元527年，陈庆之跟随曹仲宗北伐涡阳。北魏派遣宗室元昭等人领军五万救援，前军部队赶到驼涧。陈庆之建议夜袭，另一将领韦放则认为敌军的前锋部队都是精锐，不易取胜。陈庆之最后说你们都不去我带我那两百人去。于是，他带领自己的二百部属，长途奔袭四十里，一夜之间击败了北魏的先头部队。
　　当时北魏的朝廷因帝位产生内讧，重臣尔朱荣领兵占据洛阳，杀了幼小的皇帝和皇太后独揽权势，身为皇族的北海王元颢以本朝大乱为由降梁，并请梁朝出兵助其称帝。萧衍于是封元颢为魏王，并以陈庆之为假节、飙勇将军，率兵7000人护送元颢北归洛阳。　　梁武帝有点儿开玩笑，七千人够干什么的？当时，北魏境内有百万之众，这就像派一个连和一个军去开战。陈庆之带领自己的区区七千部队，开始了神话一般的北伐之旅。　　元颢与陈庆之乘北魏空虚之际，首先率军攻占了荥城，随后打到了梁国城。北魏守将丘大千有军队七万人，构筑了九座城堡抵抗。陈庆之仅仅用了大半天时间，就逼得丘大千请降。　　此后，元颢任命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率军西进，直指洛阳。据守荥阳城、拥有七万大军的杨昱，不但没有挡住只有七千人的陈庆之，反而成了俘虏。　　很快，北魏的二十万援军在元天穆等人率领下包围了荥阳城，陈庆之率三千骑兵背靠荥阳城，击溃了元天穆的大军，元天穆落荒而逃。随即，陈庆之又进击虎牢城，尔朱世隆弃城逃走。　　此时，陈庆之距离洛阳只有一步之遥，但他没机会攻打洛阳了，因为洛阳守将元延明直接投降了。元颢于是进入洛阳，改元大赦。　　当时陈庆之手下只有七千骑，而魏境内兵力约有百万之众。陈庆之带着他的七千骑兵，从南梁边境开始，在魏领土内进击一百四十日，其间激战四十七回，水、陆、山、城市攻坚作战，每战皆胜，共攻陷三十二座城池，造成了洛阳极大的震撼，魏军甚至弃城而走，洛阳变成了一座空城，北魏孝庄帝单骑出逃，可见当时情形之狼狈。更让人吃惊的是陈庆之占领了洛阳后所率的七千骑几乎没有损伤！以至当时有人评论：“以七千兵即能陷落洛阳的人，古今仅此一人。”　　陈庆之想乘胜追击，收复北方。他请求元颢向梁武帝萧衍要求增兵，安丰王元延明却对元颢说：“陈庆之兵不过数千，您就已经很难驾驭了，现在再增加他的兵力，他还怎会肯听您的命令呢？您大权一失，受人挟制，大魏的宗庙也就要覆亡了。”元颢于是没有采纳陈庆之的意见，又担心陈庆之暗中向梁武帝上表汇报情况，便自己给梁武帝写了一封表文，说大局已定，当地需要的是安抚，因此不宜增兵，使百姓惶恐不安。梁武帝于是下令援军都停在边境上，不再前进。　　出逃的孝庄帝在尔朱荣的宽慰之下，定住了心神，尔朱荣也聚集了数十万大军回来围攻洛阳，陈庆之和元颢各守一处。陈庆之三日之中打了十一仗，杀伤甚重。可是，另一方的元颢却一败涂地，向南逃奔。孤军作战的陈庆之只好率兵东归。路上遇到河水泛滥，陈庆之的士兵大部分被淹死、冲散，他只好逃回建康。　　如果在占领了洛阳之后，萧衍能够看清北魏当时内部存在的危机，果断地派梁军主力北上协助陈庆之，也许历史就是另一番模样了，他自己也很有可能免于饥饿而死的命运。　　即使是像侯景，八百骑渡江生擒了梁武帝这样的人物，也曾大败于陈庆之手下。公元536年，东魏的侯景统率七万兵马入侵楚州，俘虏了刺史桓和；接着又向淮河的上游地区进军，当时任南、北司二州的刺史陈庆之击败了这支东魏部队，侯景狼狈而逃。　　虽然说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过，专家的说法却说法却时常令一般百姓听起来如坠云雾之中。　　毒胶囊被曝光后，某专家对媒体言：“如果长期、大剂量食用含有铬的食品或者药品，会慢性中毒，表现在神经系统、消化系统上。但如果吃一种药或者两种药，一天吃6个胶囊，一天3次，一次吃两个，也没有吃掉多少铬。所以，对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冷静，不要恐慌，不要把它说成很大的危害。”　　面对北京、成都等地的多个知名茶叶品牌曝出产品存在农药残留问题，一与茶叶有关的协会秘书长解释道：“农药残留”和“农药超标”是两个概念，不能说有农药残留就是不安全的，要看是否在标准规定的范围之内。
　　顶　　
　　元天穆二十万与白袍陈七千有没有相遇都没定论。　　教科书做文章是有传统的。　　
　　上流与下流分要看中间距离。　　自古风流同下流　　
　　老莊2012：　　关于陈白袍的战绩，本来只是参考了《资治通鉴》。听兄一说，去对比了一下《梁书》和《魏史》中的相关资料，发现确实有疑问。　　多谢指正。
　　极端化倾向　　在儒家典籍中，中国上古时代的尧舜是全人类的楷模，人性优点的集成产品。在他们身上，没有一丝人性的弱点，更不用说缺点了。拿舜来说，即使违背了法律，私下把犯罪的父亲放走，也是大义所在，无可指责。　　至于末代皇帝，那就对不起了，虽然同样名留青史，但背的是千古骂名，遗臭万年。以纣王为例，他其实是相当有作为的一个君主。他开拓了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商朝疆域的扩展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有助于华夏大地的生产力发展。他曾推行一系列革新措施，如反对神权，改革旧俗。　　但是，历史是成功者书写的。在周朝的官方宣传中，纣王变成了一无是处的暴君。　　这种人物塑造方法，写流行小说还可以，编进历史教科书就欠妥了。　　前文曾经提及，在选择接班人这个问题上，说禹没有私心缺乏根据的。禹再位晚年，为儿子的竞选拉足了赞助。　　当时政府高层之中，皋陶是个合适的人选。他是东夷部落的首领，名声相当大，和禹是同一辈的人物，也是舜的左右手。更重要的是，他的年纪也不小了。果然，禹指定他为接班人后，皋陶无福消受，去世了。　　不过，皋陶有个争气的儿子——益。益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专家，他在辅佐大禹治水的十三年中，总结各地原始农业经验，开辟焚林造田，开发荒地。他指导百姓在高阜平原种植粟类作物，在低洼水湿之地试种水稻，凿挖水井，为人民做了很多实事。　　当时的制度是禅让制，不是家传，禹不是傻子，这个规矩不能在自己手里坏了。他要顾及个人名声，因此装模作样地传位给了益。可益在最高统治层内却是光杆司令，哪是羽翼丰满的启的对手？　　舜死的时候，禹曾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但“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就是说，天下人当时对家天下的概念还是不接受的。禹传位给伯益的儿子是有深意的，他不想冒险，挑战天下人的观念。禹把天下大位传给继承人的儿子，就是给人一种暗示，天下是可以当作个人的私有财产来遗传的。到时候，希望伯益也像自己一样，把位子还给自己的儿子，舆论也不反对。　　禹死后虽然把天子大位传给了益，但益和禹不是一辈的人，道行尚浅，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培植出足够的势力。益的势力范围位于山东省及其周边地区，在中原地带的势力远不如大禹父子。这也是禹选他做继承人的原因之一。　　大禹去世之后，益和启展开了部落联盟首脑之争，益失败被杀。此次夷夏之战甚为惨烈。东夷地区许多存在了几千年、规模巨大的古城都被毁于一旦，荡然无存。地下考古表明，益的失利使繁荣了数千年的日照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变成了无人区，直到几百年后的夏朝末期才有所恢复。　　另一方面，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禹如何为自己的儿子铺路，但是，那些有实力的诸侯都放弃了法定继承人益而改投启的门下，决不是无缘无故的——当初，舜的儿子就没有这么好的人脉。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后世的人物形象也是如此，英雄形象都是高大全：诸葛亮、岳飞、杨家将，不容常人给他们摸黑。到了清朝，康熙和雍正甚至下旨，禁止孔子、关公等圣人形象出现在舞台上。　　在这种情况下，人只看到光环的中心。拿体育比赛来说，人们关注的焦点全部集中在了冠军的身上，亚军瞬间会被遗忘。　　社会风气也是如此，一般人都希望听热血沸腾的事迹，喜欢说大话，做惊人之言。虽然很难在行为上成为众人的偶像，但却很希望能够借助语言的力量，让自己成为他人羡慕和仰视的对象。　　为了出名，为了获取出名为自己带来的好处，自我炒作十分流行。少年作家、美女作家、身体写作，语不惊人誓不休，为了出名不择手段。一轮一轮炒作，如同流行的菜式，但都风光不长。　　这种情况，古代就曾有过。　　东汉有个叫向栩的人，“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着绛绡头，不好语言而喜长啸。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 　　如此作秀还真起了点作用，地方官觉得向栩是个贤人，因此请他做官。开始的时候他一概拒绝，后来，官给得大了，他终于就任了。人们以为这样一个贤人一定是很节俭的，结果他上任之初就鲜衣怒马，人们因此知道这个人其实很虚伪。这时正遇上黄巾起义，向栩不但对其他官员加以嘲讽，还不想出兵平乱。他竟异想天开地建议派人去向黄巾军诵读《孝经》，说这样叛乱会自行消失。中常侍张让早就看他不顺眼，借机说他可能是黄巾军的同党，把他杀了。　　观察外部世界，看的是主流。极端的情况，代表不了整个世界。许多地方在兴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以美国科技和物质的实力，显然可以做到最高，但看起来，美国政府对此不感兴趣。上天入地并不代表社会的先进，满是山寨版说明只会模仿，缺乏创新能力。　　一个楼盘开盘宣传说2000元起价，这个价格绝不会是卖给一般人的。至于平均价格大概是多少，恐怕都有可能，一般人很难估计出来。如果一个广告，说楼盘最高价是多少，人们心里倒是会大概有数。　　1962年，杨振宁与父母在日内瓦见面。当时，杨振宁在美国，很少知道国内的实际情况。他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现在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闹水灾旱灾，动辄有几百万人丧生，现在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地，现在至少城市里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正说得高兴，他母亲插嘴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楼主写的很不错，希望不要像其他历史贴一样进来一些人乱喷，影响帖子的质量　　
　　楼主虚怀若谷，洒脱飘逸，怎会同他们一般见识呢！　　既然引导无结果，那么辱骂有何意义？　　
　　老莊2012：　　你太了解我了！　　近来事情多，一边写一边贴，所以，这篇帖子其实有些粗糙。　　另一篇要好些，也在煮酒：《你不知道的儒学》
　　反常现象　　春秋末年，吴国阖闾在伍子胥和孙武等人的辅佐下，称霸东南，第一个想吞并的就是接壤的越国。　　越国建国远比周朝要早，大概在夏末商初就已建国。不过，那时候沿海地区不如中原地带发达，经过一千多年漫长的岁月，到了越王允常时期，才开始逐渐强盛起来。　　越王允常去世后，他的儿子勾践即位。阖闾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于是趁机攻打越国。勾践带兵在檇李阻击吴国的军队，他知道实力不如对方，只能出奇招险中求胜。为此，他将国内监狱里的死刑犯全部放了出来，组成一支敢死队。吴越两军一对垒，越国首先派遣敢死队前去挑战，这些敢死队员冲向吴阵，对吴军大喊：“我们是越国的士兵，以前打了败仗，没面子回去见故人，今天就死在这里了！”说完后，齐刷刷地抹脖子了！　　对面的吴兵都看傻了眼，放松了警惕。这时，越国真正的精英部队出场了，趁着吴军茫然不知所措，一鼓作气，大败吴兵。吴王阖庐脚拇指被越军击伤，不久死于破伤风。　　都说是兵不厌诈，可勾践这一招，即使是同时代的兵祖孙武恐怕也难以防范，完全是非常规战。几千年后的肉身炸弹，从规模上同勾践相比，显然属于小儿科。　　这一招高就高在不但是奇，更有戏剧性效果。如果是阵前诈降之类的把戏，吴军多半会不为所动，受降如受敌。可这么多人临阵抹脖子，确实有着震撼性的效果。越军的先锋不应该说是敢死队，而是“捐躯队”。看着这么多敌人在自己的面前视死如归，吴军心理一定大受打击，他们以往必胜的信念已经荡然无存。　　唐高祖李渊的女婿柴绍也有过类似的演出。他与吐谷浑交战时，被敌军围困。敌人占据了高处，箭矢有如雨点般落下，唐军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柴绍无奈之下，出了个奇招。他找了两个美女表演舞蹈节目，还让手下人大弹胡人的琵琶为其伴奏。敌兵觉得奇怪，停止了放箭，转而观看部队文工团的现场演出。柴绍趁着对方没有防备，暗中派精锐骑兵绕到敌人背后进攻，大败吐古浑。　　反常的行为，往往背后有其它的意图，需要仔细分析，才能发现真正目的。　　东晋末年，桓玄废了晋安帝，自立为国君，国号楚。而这时刘裕已经羽翼丰满，他率兵灭了桓氏一族，恢复了晋安帝的帝位。此后，保全东晋社稷的大功臣刘裕牢牢掌握着朝政大权，并开始进一步建功立业。他先后攻破南燕，杀了南燕王慕容超，收复青州；南下击溃卢循，收复广州；攻克江陵，杀了割据者刘毅；力取成都，灭了割据者谯纵；直捣襄阳，赶跑了自自山头的晋室宗亲司马休之。之后，北伐后秦，不但俘虏了后秦皇帝姚泓，还灭亡了后秦。　　此时的宋王刘裕，不但位极人臣，更是武功卓著。同那个坐在龙椅上的晋帝相比，刘裕怎么都觉得那个位置应该是自己的。可这种事毕竟难以启齿。如果让自己来策划，会让人看低自己的。　　他想来想去，决定在下属们面前演一出戏。于是，他召集自己的朝臣，宴会喝酒，随口说：“桓玄篡位，我首倡大义复兴晋室。经过多年南征北伐，终于平定了天下，成就了功业，我也得到了宋王的爵位，可以使用九锡之礼。不过，自古以来，物满则亏。现在，我年纪大了，官职也无法再高了，是退居二线的时候了。我想退还被封的爵位，回到京师建康养老。”　　臣子们哪里会相信这番话，中国历史上好像还没有这种先例。大家只当刘裕是自己我吹捧兼抒情，于是纷纷对他歌功颂德，但是没有人理解他说这话的真正用意。　　宴会结束后，中书令傅亮走出王宫，突然领悟了刘裕那番话的本意，急忙转回王宫。当时已经很晚了，宫门已经关闭。傅亮敲开门，见到刘裕之后，也没有把话说白，只言道：“臣该暂且回到京师。”刘裕见傅亮出去又回来，还半夜敲门这么着急地见自己，却只说了这句话，知道他理解了自己的用意，于是也不再说别的话，马上派人保护傅亮进京。傅亮到达建康后，就以晋帝的名义征召宋王入京辅政。　　刘裕进京之后，傅亮暗示晋恭帝应该将帝位禅让给宋王，并且草拟了退位诏书呈给晋恭帝，让他亲自抄写一遍。晋恭帝欣然提笔，对左右侍臣说：“桓玄之乱的时候，晋朝已失掉天下，后来幸赖刘公才得以延续将近二十年；今日禅位给他，我甘心所为。”　　就这样，东晋时代结束了。　　　环境和人的行为一般来说是有规律的。一个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反常的行为往往预示着有不正常的事情要发生，或是背后有着不平常的东西。　　有一位妇女遭到劫持，恰好其老公打电话来，她在电话里应付了一通，说正与母亲外出。通话结束不久，警察出现，将其解救。原来，她妈妈早已去世，她丈夫在通话中，意识到妻子当时肯定处于无法正常表达信息的状态，只好借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危险。　　假若一个已婚的男人正背着妻子和另外的女人打得火热，又不想离婚，那么，他只有拼命地掩饰、再掩饰，撒谎、再撒谎。可是无论他做得怎样天衣无缝，都会从一些反常行为中露出蛛丝马迹。　　通常，无论是老公或老婆，有了外遇，一定会对自己的容貌、身材、衣着留意起来。寻常不用香水的老公，会忽然香喷喷地回家；素来黄脸婆的老婆，突然热衷减肥，还买了很多新衣服。中年的老公或老婆，故意装扮成年青的样子，花格子衬衫、女郎装都穿上了；而且对穿戴表现得很神秘，回家之后立刻换掉衣服，目的是要躲藏女人的香水气息或男人的烟味。
　　违背人类的正常感情　　齐桓公晚年，有三个人来投靠他。一个叫易牙，做一手好菜，曾经把自己亲生的儿子做了菜给桓公吃；一个叫开方，他本是卫国的太子，抛弃自己的国家和亲人来讨好桓公；还有一个叫竖刀的，把自己阉割了来接近桓公。齐桓公很信任他们，而管仲却不以为然地说：“按照人之常情来推断，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人，以及自己的身体的？这三个人的所作所为都不合人情，一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请大王不要接近他们。”桓公不听，造成三人专权，桓公最终自食其果。　　齐桓公曾和管仲一起把公子昭立为太子。易牙受到桓公夫人之一长卫姬的宠幸，在桓公面前进言，结果，桓公答应易牙立长卫姬的儿子无诡为太子。管仲死后，桓公的五位公子为了接班人的位置争得不亦乐乎。齐桓公死后，易牙进宫，与竖刀借助宫内宠臣杀死诸大夫，立公子无诡为齐君。桓公其他的几个儿子不服，互相攻战，以致宫中无人，也没人敢去把桓公装尸入棺。桓公的尸体丢在床上六十七天，尸体上生出的蛆虫都爬出了门外。　　假如一个人做出的事情不合乎人的正常感情，除非他是变态或是精神不正常，否则必然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为了讨好上司，把自己的老婆也奉献出来的，官场职场中的这种人，决不可能是真心爱自己的上司。像易牙那种把自己的儿子做成大餐给齐桓公吃的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情？　　齐桓公身为春秋的第一位霸主，也被小人忽悠了。幸运的是，继承他家业的还是他的儿子，虽然不是自己遗嘱上指定的那个儿子。他的后人就不同了，被人忽悠得把家业都给了外人，从姜太公传下来的齐国家业，改了姓田。　　春秋后期，齐国大夫田乞向百姓征收赋税时用小斗收进，赐给百姓粮食时用大斗。就是说，收老百姓粮食的时候，以斤为计量单位。向老百姓放粮的时候，用公斤为单位。只看数量，不看单位。如此慷政府之慨，田氏在齐国深得民心，他们家族势力也越来越强大。　　田乞的慈善行为，比佛祖还要高尚。佛祖割自己的肉喂鹰，这种行为过于惊世骇俗，有邀名之嫌。想想，那老鹰的骂名是背定了。老田就不同了，他不但完全站在弱者的一边，而且把善行做得很平凡。把高尚的事做平凡，实在太不容易了。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一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菩萨一样心肠的人也许有，但却少，否则，世界上也不需要佛祖了。佛祖那样的人属于另类，权当他是神仙吧，常人还是都为自己着想的。不合常理、常识的东西需要多加留神，背后隐藏的往往是不可告人的目的。　　晏子曾多次向景公进谏，说是这样下去不行啊，齐国人民都把您景公当父母了。可是，景公不听。不久之后，晏子出使晋国，私下对叔向说：“我看，齐国的政权最终是要归于田氏了！”　　田乞在齐国属于外来人员，他的祖先不是齐国人，而是陈国陈厉公的公子陈完。因陈国王室内乱，陈完怕祸及自身，于是出国避难，到齐国定居下来，并且把陈氏改为田氏。　　晏婴去世后，范氏和中行氏在晋国反叛失败，被晋国追击。范氏和中行氏向齐国借粮，田乞一看这机会不错，可以在国际上找几个外援，于是对齐景公说：“以前，范氏和中行氏多次对齐国有恩。现在他们落难了，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啊！”于是，景公派田乞前去救援，并给他们送去了急需的粮食。　　田乞结了外援，这个机会不好找。一般来说，如果祖上是诸侯，为了自己的家业，不会得罪其他诸侯。他们对以下犯上的事，敏感得很。如果资助反政府武装，会招来各国政府的抗议，跟着而来的很可能是国际制裁，这一点，他们心中有数。　　范氏和中行氏不同，他们不是诸侯，他们就想以下犯上。因此，田乞和他们可以结成盟友。可惜，这两人后来没有成事，田乞的投资打了水漂。　　齐景公去世后，高昭子、国惠子两位宰相立荼为国君，这就是晏孺子。可是田乞不高兴，他想立景公的另一个儿子阳生。阳生平时和田乞关系很好。晏孺子即位后，阳生逃奔鲁国。田乞假装对高昭子和国惠子很顺从，每次上朝都代替参乘在车上陪侍，还时常对两人偷漏点儿小道消息：“起初各位大夫都不想立孺子。孺子即位后，您两位任宰相，大夫们人人自危，图谋作乱。”转过头来，他又骗大夫们说：“高昭子很可怕呀，趁他还没动手我们先干吧！”大夫们没有主见，纷纷表示愿意听从他。田乞看看前奏铺垫好了，于是领兵进入宫廷，赶跑了国惠子，杀死了高昭子，掌握了齐国的政权。　　不过，此时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当第一把手，而是派人到鲁国迎回阳生。　　阳生回到齐国，藏在田乞家中。田乞邀请大夫们到自己家喝酒，拥立阳生为国君，这就是悼公。悼公即位后，田乞任宰相，独揽齐国政权。　　四年之后，田乞去世，他的儿子田常接替了他的职位，这就是田成子。　　悼公死后，齐国人共同拥立悼公的儿子壬，这就是简公。田常与监止一起任左右相，辅佐简公。因为监止受简公宠信，田常不想让人分走自己的权力，心中忌妒监止，于是重新玩起了父亲田乞的老把戏来换取名声，用大斗把粮食借出，用小斗收回。果然，得到了好名声。民间都觉得他是个大善人，为他唱赞歌。　　不久，田常看时机差不多了，发动政变，把简公杀了，让简公的弟弟骜即位，这就是平公。平公即位后，任田常为宰相。从此，田家把持了齐国政权。并且，他们的宰相位置也成了世袭的，一代一代传递下去，齐王不过是个摆设。　　齐宣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康公贷即位。贷即位十四年，沉溺于酒色，不理政事。太公田和把他迁到海滨，只给一座城做食邑。　　三年之后，齐太公田和与魏文侯在浊泽相会，请求成为诸侯。魏文侯派使臣报告周天子和各国诸侯，请求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准许了这一请求。齐康公十九年，田和正式成为齐侯，列名于周朝正室，开始纪元年。
　　楼主两届“神届，魔届”客已过，流落人间话因果。　　
　　是人就应该有正常的感情，这才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假如信仰或者是主义凌驾到了感情之上，造成夫妻反目，父子成仇，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了。
　　历史上没有的 　　历史上想长生，甚至求成仙的帝王不在少数，秦始皇、唐太宗、宋
，成吉思汗都有这方面的故事，这些胸怀大志的帝王太有追求了。　　可是，成仙的没有，成仁的倒不少。晋哀帝、唐太宗、唐穆宗、唐武宗、唐宣宗、宋宁宗、雍正等帝王，都是想服用丹药来延长寿命，结果却适得其反。还有许多不明不白暴卒的帝王，死因也多同服药有关。　　用功最多，本钱下得最大，场面铺得最大的要数汉武帝了。汉武帝是16岁即位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对神仙之术很感兴趣。　　当时有个叫李少君的，伪造了自己的年龄和出身经历，自称能驱使鬼物，使人长生不老。他曾经到武安侯处宴饮，当时在座的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他就谈起从前跟对方的祖父一起游玩射猎的地方。这位老人小时候曾经跟着祖父，还能记得那些地方，这时满座宾客都惊讶不已。有一次，李少君拜见汉武帝，武帝拿出来一件古董给他看，他说道：“这件铜器，齐桓公十年时曾陈列在柏寝台。”过后，查验铜器上的铭文，果真是齐桓公时的器物。此事在宫中越传越神，大家都觉得李少君就是活神仙，应该已经活了几百岁。　　李少君对皇上说他曾经在海上游历，见到过安期生，安期生送给他一颗西瓜般大的枣。　　安期生是秦汉之际的著名术士，平时采药炼丹，吐纳修仙，济世扶困。据传秦始皇东游时，曾和他谈了三天三夜，赐给他金币价值数千万，但安期生分文未受。秦末楚汉之争时，他曾游说项羽，因项羽不能用其策，于是辞去，继续隐居修道养生，收徒授方。　　李少君说安期生其实是神仙，生活在蓬莱岛的山中。跟他有缘的，他就出来相见，没有缘分的人根本就看不到他。于是，汉武帝开始派遣方士到东海访求安期生之类的仙人，同时开始用丹砂等各种药剂提炼黄金。　　虽然后来安期生没有找到，但却大大刺激了燕、齐沿海一带的旅游业，更给一些人带来了机会。许多方士开始仿效李少君，以当世半仙自居。　　后来，李少君病死了。可是，神仙之说的虔诚信徒汉武帝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李少君是得道升天了。　　武帝宠爱的王夫人死后，武帝对其念念不忘。这时，有一个叫少翁自称有招魂术，能把死去的人招来。武帝隔着一层帷幕，果然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王夫人的鬼魂。虽然看不清真面目，也无法上前亲近，但愿望终于满足了，于是，武帝封少翁为文成将军。　　既然见了过鬼，武帝益发想见神仙，文成将军只好勉为其难，造了不少道具，可是过了一年多，神仙总也不来。文成将军见时间长了，武帝开始怀疑自己的特异功能了。这种时候，需要强化武帝对自己的信任，于是，他把一块写上字的布让牛吞到肚里，自己装作不知道，说这头牛的肚子里有怪异。把牛杀了观看，发现有一块帛上写着字，上面的话很奇怪。本想正面自己超能力，但是，这个局做得过于粗糙，布上的字迹是文成自己写的，有人认得他的笔迹，事情败露了，武帝杀了文成将军。　　后来，有人向武帝推荐了另一位骗子栾大。武帝杀死文成将军后，还是有些遗憾，为自己没有让他把方术全部拿出来而后悔，等到见了栾大，武帝非常高兴。栾大这个人长得高大英俊，很合武帝的审美观。并且，他善于察言观色，能说会道，而且敢说大话，忽悠人时丝毫不犹豫。他吹嘘曾经在海中见到过安期生、羡门高那些仙人。炼金术、不死药都是小菜一碟，即使黄河发大水，随便也能用法术堵住洪水。不过，要想见到神仙，对神仙的使者一定要尊重，要让他们富贵。这对武帝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不过，光说不练不行，武帝想看看栾大是否有真功夫。栾大取出一些棋子，他一发功，棋子竟然能够自动跳起来，在棋盘上上下飞舞。这种把戏在现在看来很幼稚，棋子是有磁性的，栾大像个魔术师，在手中或是袖中暗藏了磁铁。武帝没见过这种功夫，尤其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不像文成那样，隔着帷幕玩把戏。武帝深受震撼，封栾大为五利将军。　　过了一个多月，栾大又得到四枚金印，身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和天道将军等印信。武帝还赐给他豪宅和奴仆千人，把自己所用多余的车马和帷帐等器物分给栾大，摆满了他的新居，甚至把卫长公主嫁给他，送给他黄金万斤，把他所住的城邑改名为当利公主邑。武帝还亲临五利将军的府第，当时，前去慰问的使者，赐赠礼物的在他门前络绎不绝。　　栾大被引见几个月的时间，就佩上了六枚大印，尊贵之名震惊天下，使得燕、齐沿海地区的方士们无不激动振奋，都说自己也有秘方，能通神仙。　　过了段时间，五利将军整理行装，东行去海上，据说是要去寻找他的老师。其实，他没敢入海求仙，只是去了泰山祭祀。武帝也不是傻子，他派人暗中跟随，查验五利将军的行踪，得知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见到。五利将军回来之后，说是见到了自己的老师。武帝知道自己又被忽悠了，于是杀了五利将军。　　有个叫公孙卿的齐人杜撰了黄帝成仙的故事，武帝听了，羡慕不已：“啊！如果我真能象黄帝那样，那么我离开妻子儿女会像脱掉鞋子一样了无牵挂。”他封公孙卿为郎官，让他去请神仙。　　神仙没有找到，神仙的脚印倒是发现了几次。神仙的脚同凡人的脚也没有多大不同，就是大些而已。武帝见了也不怎么相信，把文成和五利的例子拿出来暗示公孙卿欺骗自己的下场。毕竟，脚印这东西伪造并不困难。以现在科技水平，麦田里莫名其妙地出现大规模的怪异图形，尚且无法结实呢。造一个大脚印出来，也没啥技术含量。　　公孙卿见这方法不行，又想高招。他说神仙喜欢住在高处，让武帝给他们在凡间盖几间屋子，好让他们能够小住，停留的时间长一些，这样，见面的机会就大多了。武帝于是大兴土木，建了不少宫殿。　　武帝为了找神仙投入不小，并且，身体力行，甚至西行至崆峒山。　　经受了李少君、栾大、公孙卿等一系列变故，武帝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求长生不能图简便，必须脚踏实地干实事，他开始着手用黄铜铸造一尊巨大的“金铜仙人”。这尊仙人高20丈，粗有七人合抱，就像后来自由女神那样，手臂高举，但他举的不是火炬，而是一个大盘子，名为“承露盘”，用来接收高空的“纯净水”。高空的纯净水被认为是有滋补效用的，“和玉屑饮之，云可长生。”把玉磨成粉，用它冲着喝，能够长生不老。　　这个铜人也确实太大了，粗粗一算，如果是实心的铜柱，重量至少有数几千吨。以当时的生产力来说，恐怕必须动用非常手段动员老百姓大炼铜，否则还真是难造出来。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千石”，不过几十吨而已，十二个铜人，不过几百吨。汉武帝一出手，就比秦始皇高了一个数量级。　　神仙之说，本就虚无缥缈。生命不可能到永远，宗教不过是个精神寄托而已。不过，虽说没有人见过前世来生，佛教四大名山峨嵋、五台、九华、普陀倒是生意兴隆，正纷纷在筹备上市。　　说一个人可以飞行，可以象鱼一样用腮呼吸，你会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