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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安仁镇访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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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至6月我们在安仁镇采访，共采访了12人。但有的老人耳聋，又不识字，无法交流；还有的老人已失去记忆，亦有所述之事没有多大价值。我们感谢刘源、廖吉森、李国孝、刘学全和李金萍诸位先生给我们提供极其珍贵的资料。此外，仁安镇庄园博物馆吴宏远和傅敏先生将所有“庄园档案”完全向我们开放。我们选择了一些访谈实录及少数政府文件进行拍照和整理。我们共拍摄了档案材料245页，但因年代久远，一大半纸页已墨迹模糊，难以考辨，甚为可惜。兹择其中可辨识者整理一部分。这些过去的和现在的实录都属口述史料，因其真实而十分可贵。然而这些实录由于叙述人的特定观点、采访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记述和传闻之误，故又在某些地方有违历史的真实。凡此均请读者进行比较和判断，我们不附加任何评说，以期保存历史原貌。
谢桃坊　& 伍文
2010年7月22日
（一）廖吉森先生谈安仁镇轶事
廖玉廷公馆在天福街，我们拜访了廖玉廷幼子廖吉森先生。廖先生生于1933年，在本镇文采中学实践毕业，以后从事医务工作，因先生文化程度高，讲述有条理，熟悉安仁镇掌故，为我们提供了镇上已罕知的轶事。
201069访 问 人：谢桃坊　伍文
访问对象：廖吉森
地&&& 点：廖吉森客厅
时&&& 间：2010年6月 9日上午
&&&&&&&&&&&&&& 2010年6月22日晚上
整&&& 理：谢桃坊
廖氏家族原在安仁镇势力最大，共有田产千余亩和众多街房。清代末年刘氏家族才到安仁镇定居，后来刘湘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主席后，刘家的势力渐渐发展。刘氏家族为了巩固在镇上的地位，便考虑与廖氏家族联姻。刘文彩的奶奶嫁与廖尊三，刘文彩的四哥之女嫁与廖维。刘氏家族发展起来，但“廖半场”的地位并未改变。
父亲廖玉廷有妻三房。我们共有三兄弟，三姐妹。我出自二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刘家与廖家的年轻人都很相好，两家的一些子女在重庆北碚兼善中学读书。这些年轻人接受了新思想，属于新派人物，他们互相间十分友好，男男女女一起玩耍，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这些青年学生回到家乡带来新的风气，但老一辈的家长们看不惯，表示反对，禁止他们之间的男女情谊交往。我的二哥廖性善被父亲叫到堂前责问，二哥不承认错误，表示不屈服于家庭的压力。父亲罚他在堂前下跪，他非常气愤，而且以为从此不好再见年轻朋友们，于是他将火柴头（含硫化磷的毒物）弄了很多，泡在水里吞服，次日早晨便死在堂前了。二哥是以死来抗议的。
在安仁镇的军阀和富绅一般都有三妻四妾。这些太太们经常邀约在镇上茶馆聚会，吃茶、吃饭和打麻将。她们若在茶馆打牌，其他的茶客都散去。在她们的附近街旁是有卫兵保护的，四下散开，不许闲人去接近这些太太。总的说来，安仁镇的社会风气是好的，没有听见这些姨太太有什么绯闻，但内部的事情有些却是难以知道的。
安仁镇容易遭水淹，民国时期每年七、八月斜江河涨水，镇上被淹，斜江小船可行到街上。红旗坝水深一两尺。自崇庆元通到刘氏庄园刘墩子处像一条土埂，地势较高，不被水淹。天福街地势也较高，不被水淹。涨水时附近居民将猪羊牛寄在我们家，水退了再牵回去。
斜江河两岸是油沙土，向北靠大邑城为泥地。安仁场是很大的米粮仓，成为大米的集散地，从水口、灌口、马湖等山区的米商来安仁镇米市买大米，运到各处。米市周围及后面有许多猪圈了，为肥猪市场。米市傍的同庆茶楼（袍哥楼）一楼是大米和肥猪的大市交易场。二楼接待大行商，很多商人出身袍哥，所以交易就在同庆茶楼。
刘文彩归里以前，安仁镇的袍哥有三支：敦仁公、仁义公、义安公。刘文彩成立公益协进社将它们统一起来。
同庆茶楼旁边是星廷戏院，隔壁是花园，有一二十间房屋，接待各码头袍哥重要人物。他们在同庆茶楼吃茶，住花园。刘文彩有重大密事相商都在花园内。
安仁镇本有川剧班社，是码头上办的星明科社。谢文新的师父宋书田，唱小生戏，作戏文，是老一辈演员，负责科社；管事是李培成。省内著名川剧演员也应邀来演出，例如岳春、筱桐凤、周企何、周慕莲、竟华、竟环都经常来。四十年代星明社垮了，刘树成又成立新的科社，名新又新。新又新剧院在成都市祠堂街。新又新社经常回安仁镇演出，也到邛崃、乐山等地。著名演员到安仁镇住在花园内，其余的住戏台或别的地方。
20104620世纪20年代刘湘授意安仁乡乡长郑炳章在镇上修建公园。公园在天福街，建了一些楼台亭阁，面积很大，因管理不善，渐渐荒废。刘维三便在公园内建报本祠。城隍庙和东岳庙也在天福街公园旁边，并排一起。城隍庙的大钟是明代万历年间铸的，庙内塑有鸡脚神、无二爷、送子娘娘、刀山、油锅等冥府传说故事。东后庙的大梁为明代天启年间所建，庙门口有码头上摆的两桌场伙（赌场），进山门是四大天王，后为十殿，东岳大帝，大殿是三大佛像，庙前是扯谎坝，逢阴历一、四、八场期。坝内为法管产，作为庙上收入。
公园内有一幢房屋，共五间，是乡公所。张爷庙在公园前面，关帝庙在公园末尾。袍哥喜欢夏天在关帝庙吃茶、打牌。单刀会也在此举行。
卢寺在刘文辉公馆背后，解放初改为粮食仓库。寺内有女和尚――削发者，有发者为尼姑，共十几个。寺有四重殿，大殿两边各有四个泥塑菩萨，两三米高；中间三尊大佛是坐着的。
在安仁镇兴盛之前，大邑县的经济重心是一新（场）、二唐（场）、三灌口（鹤鸣山附近）。唐场原有马邦。成都的货物运到唐场再由马邦运到康定。唐场经济繁荣，能在此买到木器、丝绸、玉器，其他各镇是买不到这些的。安仁镇兴盛后取代了附近场镇，成为大邑县的经济中心。
安仁镇刘氏家族在成都的一位军阀，曾暗中与四川大学一位女学生相好，但她在成都常同一位男同学往来。这位军阀便将女学生安置在安仁镇钟显廷家监视起来。女学生的男朋友不久也来到安仁镇，设法与这位女学生取得联系。他们在一个夜晚私奔了。消息很快传出，镇上全体戒严，满街都是兵士，每家每户搜查。我们家也有兵士来查问，问有无外地客人来住，但兵士不敢进来搜查。我们回答没有客人来，兵士便走了。过了一两天，韩场有一对青年男女被打死，安仁镇上传开了。刘文彩说：“讲什么，哪个做好事，把他们埋了就算了。”从此，没有人再谈论这件事。
（二）刘源先生讲述父亲刘文彩琐事
安仁镇刘文彩的儿子刘源，于1924年出生于镇上刘氏故宅。现在刘源先生居住于安仁镇新区。先生早年耳聋，近年双目失明，惟有保姆康德秀可以用手指在先生手掌上写字，始可互相沟通。2010年4月6日上午10∶30我们到先生新居采访，已无法与先生交流。康德秀取出其平常与先生“交谈”的所记下的有关其家族之事的数十页杂乱纸页。我们取得康德秀同意后，借回分类整理，兹择要抄录。
访 问 人：谢桃坊　伍文
访问对象：刘源
地&&& 点：刘源家客厅
时&&& 间：2010年4月 6日上午
整&&& 理：谢桃坊
20世纪20年代，刘文辉的部队在江津兵变时，他的一个营长被打死了，他（营长）的儿子成了孤儿。刘文辉把他（孤儿）交给我父亲。我父亲把他带到庄园养起来，还供他读书。我不认识那孩子，是我回去时，兄弟告诉我的。因为他们是同学，在一起读书。有一次我回老家，看见他和一个男孩在一起玩，他们都穿童子军服。我问老四那是谁，我以为是外面来耍的同学。兄弟说他是刘绍武的三女婿。刘绍武在江津兵变时差点被打死，王营长去救他，结果王营长被打死了。因为他们没有成婚，不好住刘绍武家，刘文辉就叫我父亲照顾他的生活。这个男孩只知道刘绍武的三女不喜欢他。他小学毕业都十五六岁了，大概是1944年参加远征军走了，多年都没有消息。1964年从北京来了一封信，上面写的是王壮云。我不知道是谁，我拆开信看，称呼我“三叔”。他在信里说，他叫王士元，现在改名王壮云。我才知道是他。他说，听说六老爷（刘文辉）当了林业部长，去会他。六老爷给他说我在政协工作。他就给我写信说，他准备到成都来会我。过了不久，他到成都来了，带了一个女的来，说是他爱人，耍了一天。他说复员回老家，当司机在运输公司上班。在文革时，我走投无路，给他写过信，信被退回来了，说查无此人。到北京我也去找过他发信的那个地址，也没得这个人。
从叙府（四川宜宾）撤回安仁，留了些人在那里处理善后事，有些人就趁火打劫，收到钱就走了。其中有个姓赵的，人比较老好，对我父亲忠心，收了几千块钱后，回安仁交与我父亲。我父亲就把他安排到崇州当管事，管理那里的田产。有一次，我看见他头上包着白纱布来找我父亲。见到父亲后，他流着泪说，他的二老婆打他，把头打烂了，叫总办（刘文彩）帮他出头管一下他老婆。因他岁数大了，背也有点弯。他二老婆年轻，身体又好，人比较凶，经常打他。所以他只有找父亲哭诉。我父亲听了，当时气得脸都发青了，说那还了得！马上就要去崇州。我当时觉得好玩，一个大男人会被一个女人打破头，觉得稀奇，就要和父亲一起去看一看。我父亲到了他家，他老婆听说总办来了，赶忙出来迎接。父亲见她后，用竹竿打她的屁股，边打边说：怪都搞出来了，敢打自己的男人！问她以后还敢不敢，她赶紧说不敢了。我父亲停了手，叫她起来，教训了她一通，说若敢再犯，看我怎样收拾你。从那以后，他二老婆再也不敢打他了。
以前刘文彩和李光普的关系很好，所以才把李光普的兄弟做刘文彩的副手，当公益协进社的社长。他们都跟到刘文辉走亲共的。刘家兄弟目标大，好多事情不能自己亲自去出面。刘文辉又通过别人和李光普和共产党联系，只有到重庆会周恩来才是他亲自去。刘文彩与共产党的事多数是由李育滋去接头。李家兄弟和刘家兄弟，都是反蒋阵营里面的人。三爸看过四川的全部历史资料，里面没有写刘文彩在宜宾杀过共产党。宜宾有个赵一曼被国民党搞地下活动的杀害，也说是刘文彩干的。
（九）李李记述李氏家族故实
访 问 人：谢桃坊　伍文
访问对象：李国孝
地&&& 点：安仁镇新区李国孝住宅
时&&& 间：2010年6月9日中午
李育滋公馆在安仁镇革新村，据说其幼子李国孝先生住在公馆附近。我们到革新村果然见到一座完好的公馆。村民说李国孝先生上午曾回来干农活，现已回到镇上新居民区。我们驱车回到镇上新区见到了李国孝先生。他身体健壮，正吃午饭。他边吃饭，边和我们谈话。李先生谈到他父亲很节俭，其公馆距镇上约三华里，遇下雨道路泥泞，李育滋为爱惜新的水胶鞋（当时半统水胶鞋价格很贵），竟赤脚走到镇上，洗了脚才穿上胶鞋。李育滋很有才干，文化较高，他担任公益协进社副社长时，负责处理日常具体事务。协进社的社长刘文彩因文化低，不善于讲话，每当处理重大事情时，李育滋和刘文彩并排坐于上座，由李育滋讲话并提出处理事件的办法，然后征求刘文彩的意见。刘文彩表示同意，说很好，就这样办。李国孝先生将其堂姐李李著的《走出川康》（黄河出版社，山东济南，2009年出版）给我们看。李李是作家，现居澳大利亚。她在书中详细记述了其父亲李光普和叔父李育滋及安仁镇李氏家族的历史。因此书现不易见到，我们征得了李国孝先生同意拍摄了部分资料，择要整理如下。
们李家的祖辈是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迁到四川的。最初住在洪雅县，后全家迁到大邑县安仁镇定居，在此世代务农。先辈的遗风是：为人处世，敦崇仁义，安守纯良，恢宏光绪，尊重伦常，树立修身、齐家、爱国之观念。
大邑县安仁镇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镇，二十世纪初，它仍旧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形成的平衡。虽然它和成都之间仅靠一条泥巴路联系着交通，但中国社会各方面变化的信息，仍通过各种渠道传到这里。不少立志上进的年青人陆续走出大邑，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求发展。父亲的堂叔李先春（我叫他幺爷爷），是我们李家第一个到成都求学的人。他毕业于成都甲等工业学堂化工科，先后在大邑、乐山、仁寿等地担任盐场场长和知县、知事等职。李先春的发展，让李氏家族看到一条新出路，一条追求上进、摆脱贫穷之路。
1910年代末，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乡间小路上走着一个身着自制粗布衣服的青年，穿草鞋的赤脚又红又肿。他就是我的父亲李光普，李家又一个外出谋求发展的青年。此时，他已是四川省高级工业专科学校应用化学专业的学生，寒假快完，正去成都上学。从安仁镇到成都，起早贪黑要走一整天，他无心欣赏周围优美的田园风光，只顾埋头赶路。
我的爷爷是安仁镇的普通农民，因为会些中医，在这穷乡僻壤被大家尊称为李太医,他的名字倒还被人忘了。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受穷，他省吃简用、精打细算，让三个儿子从小上私塾。即使孩子们长大一点，必须参加田间劳作和打草喂猪，祖父仍要求他们劳作之余，致力于学习。所以兄弟三人练得一手好字，虽不能说满腹经纶，也可谓熟读诗书，懂得中国的传统道德，明白做人的道理。
受族弟李先春的影响，爷爷深知外面的世界才精彩，所以当父亲刚刚长大，即以他绵薄的财力，把父亲送到成都求学。读书期间，父亲过着清苦的生活，爷爷给他的生活费，仅够勉强糊口。
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父亲勤奋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后历任大邑县实业局技士、局长。
父亲十八岁到成都读书前夕，按照旧俗由爷爷包办娶了个比他大的农村小脚姑娘，并育有二子一女：大姐李洁芳、大哥李国康、三哥李国宁。&&
二爸李育滋从二十四军军事政治学校毕业后，曾任排长、盐务查验局局长等职。1940年，因祖母的坟墓被崇州市（原崇庆县）恶霸黄鳌抄掉，父亲恳请二爸辞官回家，支撑门户。于是二爸便回到大邑县安仁镇，为李家谨守后方，并致力于为家乡的发展出力。他不爱夸夸其谈，态度严肃，善思而不苟言笑，常让人有望而生畏的感觉；他思维敏捷，遇到棘手的问题时冷静而机智；他还是个非常善良的人，远近亲戚和乡邻只要有困难，他都乐於救济。安仁不少乡亲得益于他的帮助，他也深受乡亲们的爱戴。
从西康建省开始，李氏家族就分居于三地，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彼此关心、相互支持，虽然每个人都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却又同心同德，为川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尽力。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家乡大邑县安仁镇。
离安仁镇七、八里地，有一所这里唯一的、办在寺院里的官学（区别于私塾的现代学校）“光相寺小学”，它培养了不少学生，李家的孩子大多在这里读过书。但因为没有正规教室，孩子们都在庙宇的大殿上课，那里仍保存着一些奇形怪状的佛像，孩子们总有些害怕；而且仅仅一所小学，已经无力为安仁镇所有适龄儿童提供学习机会。
三十年代末，李先春离家远去康定时，仍挂念着安仁孩子读书的问题，建议李家再建一所小学。果然，不久之后，就由李光普出资，李育滋主持，创建了安仁镇“春花小学”。学校由父亲的族弟李万树取名，他采用李先春的“春”和李万华的“华”（古文“华”与“花”相通）作为校名。学校建在李育滋的公馆后面，共有四间教室、两间文体用品房、一间礼堂和两间办公室，还有操场。这是安仁镇的第二所官学，也是安仁镇第一所有正规校舍的现代学校。最初只有一、二年级，后又增设三、四年级，共有学生一百多人。每天早上，学生们须在总理（孙中山）遗像前由老师教读总理遗嘱，曾在这里学习过的学生，有人至今尚能背诵些许。
1945年，安仁镇还没有电灯，晚上到处一片漆黑，有钱人家也只能靠荧荧油灯照明。那时，刘文彩正筹办文彩中学，李育滋也参与了筹款。万事俱备时，却欠东风，刘文彩为学校没有供电设备发愁。李育滋知道后立即向康定的李先春求援，正好李先春修建的升航水电厂第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就把一台乃飞厂（LifeCo）造的立轴轴流式水轮机及3相230伏25千伏安同步交流发电机不远千里运到安仁镇，电机暂放于刘湘家，交由李育滋赠给文彩中学，文彩中学也得以顺利开学。这是安仁镇开办的第一所中学，李育滋因此担任了这所中学的副董事长。这部发电机一直为文彩中学师生输送光明，直至60年代。
大名鼎鼎的刘文彩是个半文盲，他任公益协进社总社长期间，在公众面前讲话经常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很多时候只好请二爸代他出面讲话。因为李育滋哥哥和刘文辉的特殊关系和他的足智多谋、很有文才，在安仁地区也很有威望, 刘文彩请他任公益协进社副总社长。他还担任安仁镇学会会长, 主管光相寺小学、春花小学和文彩中学, 那时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文”的方面, 努力为安仁镇营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
公益协进社在川西势力很大, 共三百六十个分、支社, 掌控十万人马和一万多支枪,& 遍布川西十七个县市，东起宜宾西到康定长达千余公里的地域 , 都是公益协进社的势力范围。中共地下党为了打开川西的局面, 决定“利用地方势力, 保护革命同志, 争取社会上层人物参加革命。”他们知道, 如果能够争取到公益协进社的支持将会有很好的效果。共产党曾希望能说服刘文彩, 得到他的支持, 但刘文彩态度坚决, 表示决不与共产党合作。就连刘文辉的劝说, 他也不听, 还说他在宜宾就杀过共产党员, 在大邑又派人杀了共产党员萧汝霖, 共产党不会放过他。于是, 地下党把希望寄托在李育滋身上, 1948年, 邹趣涛曾以民盟的身份找过他, 他静听了邹趣涛讲话, 却没有表态, 对邹以礼相待, 也欢迎邹常来家叙谈。从此, 邹趣涛不时前来李公馆, 李家也不向外透露此事。川西地下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周鼎文, 也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做李育滋的统战工作, 希望利用公益协进社的力量为地下党的斗争创造良好的条件。
1949年3月刘文彩病重去了成都，李育滋任公益协进代总社长, 全面接管公益协进社的领导权。地下党认为时机已到, 他们首先派人找到李育滋早以参加新民主主义同志会的哥哥, 由他哥哥按照地下党的要求写信给李育滋,此信由地下党员肖伍英亲手交给李育滋。其实，李育滋早已在思考自己应该何去何从，收到哥哥的信后，他表明了支持革命的态度，正式和共产党有了往来, 此后，中共地下党员常有人在他家出入。&&&&&&&&&
文彩中学建成后，由于刘文彩不善言谈, 开始时还到学校去过几次，因多次说话出丑, 后来就很少到学校，学校的一切事务多由副董事长李育滋处理。那时，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先后来到该校, 如廖友陶、胡德如、施幼贻、刘露、刘开扬、石有余等，他们带来不少进步书籍，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暗中宣传革命思想。1949年秋，地下党员郑兴华发动师生们闹学潮，提出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矛头直指校长宋思孔。宋思孔立即报告国民党县党部，说校内有共产党煽动师生闹事，县上派了管教育的督学带了几名军警来到安仁镇准备抓捕“ 闹事者 ” 。宋思孔得意忘形，随即就在学校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大骂师生中了共产党的毒。那时的情况异常紧张，军警们个个荷枪实弹，正打算抓人。李育滋慢条斯理地走上台，质问校长，说：“今天开会我怎么不知道? 是不是校长要接管学校了?” 宋思孔顿时张口结舌。李育滋对大家说：“ 我们安仁镇办一所中学不容易，大家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你们教师要好好教书，学生要努力学习，可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吗? ”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听说学校有共产党闹事，真有这回事吗? 被我查出来，我可对你们不客气。如果是别有用心的人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妄想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不起，堂堂文彩中学可不是谁都可以信口开河、随心所欲的地方。今天瞒着我开会我先不追究，现在知道共产党在闹事的人就赶快上来给我说清楚。 ”这番话把宋思孔镇住了，他什么话都不敢再说。李育滋又接着说：“ 一校之长是干什么的? 就是叫你来管理好学校的，今后谁准许共产党到学校来搞宣传，或者校内发生什么不轨行为，必先以校长是问。” 据当时站在二爸身边的共产党员萧伍英回忆，那时师生们紧张得一身大汗，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李育滋却泰然自若、威风八面，讲完后，他问：“ 宋校长有什么还要说的?” 宋思孔低头哈腰、哑口无言。李又说：“ 学校有学校的规矩，以后有情况要及时向我报告。” 然后亲热地拉着督学的手，说：“ 走，我们喝茶去。” 一边走一边说：“几个学生对校长不满，我早就知道，校长却小题大作，辛苦你们了。” 督学受宠若惊, 和李一起离开学校，几个军警也紧跟其后。他们到公益协进社去大吃大喝一顿，这事就此了结。不久李育滋就撤销了宋思孔的校长职务。
宋思孔被撤后，文彩中学的师生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加入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李国藩在学校后门弄枪时，不小心枪响了，这枪声使本来就不平静的文彩中学又添紧张气氛，李国藩赶快躲回家去。乡长刘明高派人调查，知是李国藩所为，立即派两名团丁到乡下抓人。李育滋得知此事，怕李国藩太年轻，万一经不起严刑拷打，说出地下党的情况来，岂不坏了大事，于是赶快往李国藩家走去。二团丁正一前一后押着李国藩走到三根石梁处，那里是一条很窄的小路，过路的人对面相逢都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去。李育滋见状心知肚明，对李国藩喝道：“ 宿二(李国藩的小名), 下午了还朝街上跑什么? 还不给我滚回去!”李国藩一听，知道是来救自己的，转身拔腿就跑。二团丁慌了手脚，又不敢持枪去追，忙说：“李二老爷，这是刘乡长叫我们来抓的。”李育滋两眼一瞪，发话道：“明天我去安仁喝茶，叫刘乡长来见我。”第二天李告诉刘明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那是李国彦不小心弄响了枪。”李国彦是个老实人，共产党的事什么都不知道，被抓去打了一顿，即被救了出来。
1949年10月，中共全国八大游击纵队之一的川康边游击纵队，在发动的“ 二?五 ”减租运动受阻后，进而在大邑县组织武装暴动。大邑县参议会召开会议，决定请国民党省政府派兵镇压。李育滋是县参议员, 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深知此事非同小可，散会后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地下党员，自己则去了成都，远离这是非之地。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组织了数千武装，以邛崃县长薛奉发、大邑县长徐元勋为正副清剿司令，将大邑县的王泗乡、三岔乡、元兴乡团团围住。由于地下党事先听了李育滋和各渠道传去的情报，及时将外地力量撤走，只有部分本地人员留下来坚持斗争。
清剿队挨家挨户地搜查，共产党员萧国珂、钱载重来不及转移，被清剿队抓住, 两人被就地枪杀。一些掩护共产党员的农民也惨遭杀害，其中还有一个怀孕的妇女，就连过路的两个牛贩子也被当成共产党员杀害了。顿时，大邑地区上空黑云滚滚，安仁镇也垄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里。一天黄昏，在夜幕笼罩下十余个地下党员由萧伍英带路，悄悄转移到安仁镇，他们敲开了李家的后门。萧伍英等焦急地恳求李育滋的妻子孙氏说：“李二奶奶，外面情况太紧张，到处都在杀人，我们十几个人的命只有靠李二老爷才能救了，麻烦你去找他回来拿个主张。”孙氏连夜坐鸡公车赶往成都。李育滋得知此情况和哥哥商量，两人都觉得, 李育滋应该鼓足勇气，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帮助共产党和乡亲们度过难关。于是，他一早动身，下午就赶回安仁镇家中。等在家里的共产党人正焦急万分，见到他回家都异常激动，一颗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萧伍英急步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 李先生，太感谢你了，我们共产党决不会忘记你在危难之时出手相救。” 其他人也上前来，一一和他握手，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决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 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胜利后我们一定为你请功。”，“ 李先生，你有胆有识、有情有义，革命绝不会忘记你。” 李育滋等他们说完之后，才慎重地向地下党员们表示：“ 我一定和你们患难与共，你们安心躲在这里，外面风声太紧，千万不可随便出去。”他把地下党员安排在落成不久的新公馆里，这个宅院气势宏伟, 进门就看到大厅上挂着“望重龙门”四个烫金大字的匾额，那是请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专门为他写的。新公馆与旧宅间还有一夹墙相通，所以比较安全。他还叫人在围墙上凿了不少枪眼，这是考虑到万一被清剿队发现，便于抵抗。从这些准备，不难看出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下定了和共产党人同生共死的决心。至今这些枪眼还在，它们见证了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也是李育滋冒死掩护共产党员的铁证。
第二天，李育滋镇定自若地到安仁镇公益协进社喝茶，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密切关注各路信息，并派人暗中在自己公馆周围放哨站岗，以保证躲在家里的地下党人的安全。后来又陆续来了些地下党员，家里大约共掩护了二、三十人，其中有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派到大邑来任川康边临工委书记兼政委的李维嘉、川康边游击队副司令员周鼎文、川康边游击队崇大新支队指导员陈万堂和戴万泽，他们都是国民党悬五千大洋捉拿的要犯。不久，川康边游击纵队的领导人几乎都陆续来到李家，李家自然便成了川康边游击纵队的指挥中心。&
农民运动领袖、川康边游击队斜江支队司令员王汉卿，也是国民党悬重赏辑拿的要犯。他在元兴乡被特务发现，并被跟踪至三岔乡，他只好转道安仁。从安仁镇到李家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院子后面，有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竹林, 王汉卿转辗走入林盘，闪身躲进了李家。两个特务眼看王汉卿进了竹林就不见踪影，再看看这家高墙耸立、气派不凡的院子，他们不敢贸然撞入，一打听，才知道是公益协进社代总社长的家。他们你看着我、我瞧着你，半晌说不出话来，心想，这里的主人怎么可能掩藏共产党要犯呢? 他们在竹林里里外外转了两天，一边寻找一边悄悄地观察，想看看共产党要犯会不会从这个院子走出来。但两天过去了，怎么也找不到王汉卿的踪影，他们最终认定王汉卿是从别的路逃跑了，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李育滋把王汉卿掩护在家里三天，等两个特务走了后，才让他换了学生的衣服转移出去。&&&&&&&&&&&&
1949年10月30日，大邑县长徐元勋被自卫队击毙后，大邑地区的清剿势力群龙无首, 一片混乱，川西地下党撤退到山区的人员又纷纷回到坝区，李育滋家也就更加热闹起来。中共川西地下党动员李育滋以公益协进社代总社长的名义召开各分支社长会议，李积极赞同，并亲自筹办，在自己家中召开了这次会议。会上由共产党员出面宣传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号召与会者弃暗投明，将功补过。这个会效果很好，分化了国民党和地方敌对势力，扩大了共产党的统战对象，到会人员纷纷留下名片，表示要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11月12日, 在李家由陈万堂主持会议，宣布将川西地区原地下武工队组编为川康边游击队崇大新（崇庆、大邑、新津）支队。为了配合解放军进军川康，中共川西临工委决定统一整编队伍，公开打出旗号。此时急需大量资金购制游击队的红旗、臂章、胸章，以便于配合解放军解放川西。那时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式样，地下党从收音机里得知后，他们画出图形，叫李育滋设法制作。李的几个谷仓因长期支持共产党，有的里面的粮食已卖光, 有的也所剩无几，时间又很紧迫，他只好四处筹措经费购买到布料，并组织人在家里缝制出数十面五星红旗、数千枚游击队员的臂章和胸章。为了赶时间，李家的女眷也亲手参与缝制红旗。
重庆解放后，为了争取更多地方势力与国民党脱离，减少解放军进军川西的阻力，陈万堂请李育滋带着崇大新支队副指导员董国福(解放后任新津县长、乐山专区、内江专区副专员)一道去上安镇，与颇有势力的李鹏举谈判，争取他靠拢共产党，在解放军到来时配合攻打胡宗南军队。谈判成功后，董又跟着李育滋走乡过境，有李的保护，安全地回到安仁镇。
从1949年秋到12月安仁镇解放，川康边游击纵队领导人多次在李育滋家召开各支队负责人会议，布置工作，印刷各种宣传品，院子里大家扭秧歌，表演话剧，一派欢快而繁忙的景象，俨然是解放区的模样。李育滋被这种气氛所感染，原来新生活是这么美好，这么充满活力，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支持共产党的工作中。此时，掩护在家的地下党人和来往开会的人不断增多，他每天要用二十个大洋为他们安排生活，上街买菜都用鸡公车推；为了掩人耳目，谎称家里来了很多侄儿的朋友。为了给中共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开始，他将设在重新场的粮仓卖掉，卖得的六十石米全数交给地下党，以后，家里其余的三个粮仓又陆续卖出，以解决几十个人的生活费和地下党的经费开支（这些事，在八十年代的党史工作会议上都得到了当时地下党员的确认。），他多年来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钱财已所剩无几了。1949年12月下旬，解放军进入大邑县境，经中共地下党党代表陈万堂同意，李育滋在安仁镇文彩中学操场主持召开欢迎会，会上首先由崇大新支队政委致辞，再由解放军代表讲话，他作为安仁镇开明士绅致欢迎词。1950年元月，他又与陈万堂徒步赶到邛崃桑园机场，参加川西人民庆祝解放的大会。
1950年初，大邑县的一些地主和土匪武装相继叛乱，余如海组织起“反共救国军” ，李泽儒、郭保芝也拉起队伍叛乱，反叛者李鹏举杀了到他家征粮的六名工作干部。他们还准备围攻大邑县城，形势十分严峻。大邑县城无险可守，县委撤退到崇庆县。原安仁镇镇长刘明高派人请李育滋去议事，想叫他一同反叛。李拒绝了他的煸动，还叫来人转告刘明高，说：“ 与共产党作对是不会有好下场的，难道几个虱子就能把一床被子顶得起来吗? 还是好好跟着共产党走吧。 ” 共产党对他的态度很重视，怕万一李育滋此时不和共产党一条心，要控制川西的局面困难就会很大。他们特地派李国藩去安仁镇暗中观察李育滋的动向，当大邑县委了解到他的态度后，才放心留在崇庆县。
李育滋深信，自己诚诚恳恳与共产党合作，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共产党员，倾其所有支持共产党的活动，自己一定会有“好下场”，有个光明的前途。经历二十多年在家乡的发展，他为自己在国家政权大变动之时的选择充满了信心。
1950年春节，曾受到李育滋掩护的共产党员们一同来给他拜年，感谢他在王陵基镇压“ 二?五减租 ”的白色恐怖时期的救命之恩，谁能想到这份救命之恩后来换得的却是杀身之祸。那是李育滋和家人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春节后，人民解放军在安仁镇收编十余万胡宗南军残部，大邑县的领导人邀请他搞后勤工作。他们说：“李先生, 你对安仁镇周围很熟悉，收编胡宗南十多万人马，后勤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决定由你来负责，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们。” 他听了非常高兴，立即积极动员安仁镇附近的士绅出钱出粮，并派专人收购干谷草、木柴和蔬菜，安排被收编官兵的住宿和生活。十几万人的吃和住不是小事，他每天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心情却很舒畅，从不说一个累字。
1950年3月, 中共大邑县委在举行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 安排了爱国民主人士代表二十八人, 李育滋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
正当他满怀热情迎接新生活的时候，1950年10月3日大邑县宣布全县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11月4日，通知安仁、唐场作为试点, 大邑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李育滋应退押金是六十石米，(农民租种土地时，要交一定数目的抵押金，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押金一定要退还农民)但他的钱早已交给地下党做活动经费，和用作长期掩护在家的众多地下党员的生活费了，家里仅剩下五十五石米，尚差五石米。他一再向土改工作组解释，却没有一点用。
1950年11月中旬, 李育滋就被工作组关押起来。
那时大邑县的副县长兼剿匪总司令就是李育滋长期掩护在家里的川西边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周鼎文，可以说他是从李育滋家走出来就担任了大邑县的领导职务，其他受李掩护过的地下党负责人，也在附近区县担任领导工作，他们都可以证明李育滋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更可以证明他支持地下党的钱早已不知是六十石米的多少倍。可是，看来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清楚事实真相，一年前李从成都赶回去救他们时他们说的话，大概早已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李育滋一直被关押着，并为那五石米受了不少刑。
不知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大邑县的领导又把目光盯在李育滋的哥哥身上。他们知道，没有任何理由到成都去抓一个川西行署的委员，于是略施小计，用一个“请”字，猎物就轻而易举落到手里。兄弟相见，抱头痛哭，他们俩谁也弄不懂事情怎么竟会变成这个样子。哥哥说：“ 老二，哥错了，哥是不是看错人了? ” 李育滋说：“哥，我们再等等，一个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政党不可能说话不算数，他们至少应懂得取信于民的道理，说不定过几天我们就能被放出去。” 看来他说对了，1951年下半年，他作为开明士绅被推举为川西区各界人士代表，经军代表兼县委书记李天民同意，他被从牢中放出来，到成都参加川西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但是他终究还是错了，大邑县领导人的行为逻辑谁也无法用常规去推断，从成都开完会回来, 大邑县政府竟又把他关回牢房。
李育滋和他哥哥在牢里度日如年，开始，他们还怀着希望，日夜盼望曾向他们宣讲过共产党政策的人、他们曾冒死掩护过的人，能帮他们一把，可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也没有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刚刚才过了一年的、生死悠关的大事，好象谁也不记得了，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董国富曾拍着胸膛响当当地说过：“ 我就可以证明! ” 现在也是时过境迁，无需兑现了。那个经常到李育滋哥哥那里拿过钱的周鼎文，那个曾在李育滋家里躲过、吃过、领导过地下党活动的周鼎文，国民党悬赏四千大洋捉拿而李却冒险掩护起来的周鼎文，当时任大邑县副县长和人民法院院长的周鼎文，却对支持救助过他的兄弟俩的遭遇置若罔闻、见死不救。在关押期间李育滋常被拉出去斗争，工作组叫人用细麻绳把他的两个大指头反捆在背后，吊在梁上毒打，只听到鞭打声不断，他痛苦的呻吟声不断，直到昏死过去，他们才把人放下来，两个大指头已肿得象个桃子。这样的毒打是经常的事，直到有一天，两臂被吊得脱位骨折，这种特殊“ 享受 ”才告结束。哥哥看着弟弟遭罪，心如刀绞，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尽心竭力照顾残废了的弟弟。他现在什么都不再想了，只求兄弟俩能够活命就好，工作组的人看哥哥无微不至地照顾弟弟，觉得很不满意，他们斥责哥哥划不清界限，遂把两人分开关押，让他们独自去忍受身体上的痛苦、牢狱生活的寂寞和精神上的煎熬。
&一年多过去了，1952年5月, 大邑县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都已经结束。安仁镇突然宣传“杀个肥猪过端阳 ”，开始对李育滋进行更残酷斗争。他们拟出的罪状是：一，镇压“ 二?五减租 ”的罪魁祸首；二，李国清血案；三，抗拒土地改革。李不断高喊：“我没有镇压‘二?五减租’ ，是我救了参加 ‘二?五减租’的共产党员，周鼎文和很多人都可以证明。我冤枉啊!.你们现在这样对待我，将来怎么向子孙后代交待?” 但任他怎么叫冤叫屈都没有用。他们找来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要李育滋在烈日下挽起裤脚跪在碎瓦上，碎瓦戳进肉里，他两膝鲜血淋漓，疼痛难忍，稍微晃动一下，则被又踢又打。经常这样跪，他的两腿血肉模糊，已经站不起来了。有人又突然用****的枪条子狠狠地戳进他的左眼，他凄厉地惨叫一声就昏死过去，眼珠随着抽出的枪条流了出来，鲜血从眼框里汩汩地往外冒，沿着脸颊淌到地上，不一会儿，泥地上就积了一大滩血，昏迷中的他又被拖回牢房。一天，李育滋被押回自家院子等着挨斗，三个十岁多一点的孩子吓得挤在一起看着他们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爹，欲哭又不敢。他那原来炯炯有神的目光已经荡然无存，现在，左眼已凹陷下去，无神的右眼里显出的只是木然。被跪坏、打坏的双腿, 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他无力地靠着木柱坐在地上，表示要二女儿 (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 为他剪指甲。孩子怯生生地走到他面前，拉起他的手，他才全身震颤了一下，右眼里显露出一丝悲切。女儿小心翼翼地剪着已陷进肉里的指甲，怕弄痛了自己的爹，她哪里知道，她的爹早已伤痕累累、体无完肤了。父亲要她来剪指甲，只因为被吊断的双手再也不能抬起来抚摸孩子，只能借剪指甲为由，让孩子来靠近自己、挨挨自己，在两个人的双手接触之际，把他的关心、疼爱和不舍传达给孩子，作个道别吧，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了。很快，挨斗的时间到了，李育滋表情冷漠地跪在院子里，任人痛打，打倒了，再跪好，再打倒，再跪好，直至昏迷……。三个孩子亲眼目睹至爱的爹受刑的惨状, 不忍再看, 他们深深地低下头, 心如刀绞, 暗暗地抽泣着。
最后，大邑县对李育滋采取了政府审判的程序。大邑县早在1951年1月就成立了人民法院, 周鼎文任法院院长, 在他的主持法院工作期间李育滋被判“反革命”罪并处以死刑, 立即执行。李育滋表情冷漠，显得出奇的平静，他再也不叫冤、不分辩、不求饶，唯有深入骨髓的绝望。1952年5月26日， 在文彩中学操场――这个他曾经主持召开大会欢迎解放军、庆祝大邑解放的地方，他被宣布犯“反革命”罪立即处决，后被拉到文彩中学操场斜对面的田里，一声枪响，李育滋倒在散发着清香的稻田里，倒在他热爱的家乡的土地上，年仅46岁!
&&&&&&&&&&&&刘源先生讲述母亲杨重华的一生
刘& 源& 口述　
康德秀& 笔录
时& 间：2010年6月1日
整& 理：谢桃坊& 2010年6月18日
2010年4月6日我们到安仁镇新区采访刘源先生后，因无法和先生交流。此后我们只得请康德秀（她用手指在刘先生手掌上划字，可以与先生交流）询问，刘源母亲杨重华事，经刘先生口述，康德秀记录，今整理如下。
我母亲杨重华是我父亲的填房。填房是民间的俗称，意思是原来的妻子死了，妻房空虚，需要填上空房；在书上说的叫续弦，就好比是琴弦断了要续上一样。填房的身份和结（娶）的第一个妻子一样，娶亲的仪式也一样：坐花轿，男女共同拜天地、祖先、父母、夫妻正面对拜。这和娶小老婆不同，男方只向祖先躬身站着，只女方一人跪拜祖先，还要向男方叩头，梁慧灵、王玉清就是这样。其实我父亲的姨太只有两个，就是梁慧灵和王玉清。凌君如是别人包养的娼妓，送给刘文彩的，就这样带回家，什么仪式都没有做过。照那个时候的风俗，（她）在小老婆都算不上。
我母亲杨重华在大邑县三岔乡。我外祖父杨登有是一个自耕农，为人忠厚善良，在当地小有名气。他生育了一男四女。我母亲是他的第三个女儿，相貌是姐妹当中最漂亮的一个。传说她跟我父亲到宜宾，初次到大街上观光，曾经被行人围观。后来有小说为了形容凌君如漂亮，把这个故事移植在凌君如头上。其实凌君如是宜宾土生土长的倡妓，要看她是很容易的，何必围观。
听说我外祖母生我母亲时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样东西不认识，问梦中旁人那是什么，梦中旁人说那是琴；所以祖母给她取名“梦琴”。我几岁时，曾经听父亲这样称呼我母亲，“重华”是我母亲到宜宾后，需要印名片才改的。
我母亲生于1900年农历八月十二日。十六岁时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我父亲。我母亲嫁过来后和父亲住在老屋，和我祖父母，还有我父亲的几个兄弟住在一起。我母亲十八岁时生我大姐以后基本上每两年生一个孩子；大女、大儿都是在老屋生的。
501922年跟我父母到宜宾又生了两男两女，就是在生三女时，1928年，父亲有个下级想巴结我父亲，把他包养的一个娼妓凌君如送给我父亲。我父亲果然被迷上了。母亲生小妹时，父亲开始经常不回家。我母亲就有了怀疑，又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以后找一个机会问我父亲。父亲开始不承认，问急了就说男人家三妻四妾很平常嘛。我母亲说，你要十个八个我都容得下，就是不能容一个娼妇。这样说不拢，越说越生气，就大吵了一场。母亲很生气，就带上大女搬到成都去了。父亲是把凌君如养在外面的，在外面给她买了房子。母亲走后，整个家就没得主心骨了，又有好几个娃娃，一大家子没有人管。父亲赶快到成都劝我母亲回来。母亲说，你不离开那个娼妇，我没有脸回宜宾。父亲没法，又有公事，在成都住不到好久，只好回宜宾；隔一段时间，又到成都劝我母亲回去。母亲性情刚烈，坚决不回去，又派人把几岁的二女接到成都。刚出生不久的三妹还是在叙府（宜宾），凌君如为了讨好我父亲，把三妹带过去她抚养，其实还是请保姆带。就在这时候，我的小弟在成都出生了。我们弟兄（姊妹）七个分居两地。我父亲和我母亲原来感情很好，（母亲）看到父亲这样执迷不悟，心情慢慢变得烦躁了。她原来的性情很温和。幸好在当时成都有个沈太太，是沈眉荪的第一夫人。沈眉荪在宜宾时是父亲的下级，因大夫人不能生育，在宜宾就另外娶了一个。不知他们是怎样协商的，在成都买了一个小公馆给大夫人住。她和我母亲在宜宾时就认识，听说我母亲到了成都，就来看她。这个沈太太人好，又有文化，性情豁达，常来看我母亲，宽解她。这样，我母亲的心情就好多了。这段时间，我父亲就在宜宾、成都两头跑。后来刘文辉和刘湘打内战失败、撤退，我们几兄弟跟父亲撤回老家安仁镇。我们在老家请老师，读私塾。父亲带上凌君如到雅安给刘文辉做事去了。
不到一年，他们又回老家了。父亲在老家还是忙忙碌碌的，我们人小，不知他在忙些什么。这时候凌君如在农村住不惯，要求到成都去住。我父亲说，你走了，我身边就没有人了。凌君如就把她在宜宾的表妹梁慧灵介绍给我父亲做小老婆。梁慧灵是良家妇女，认得几个字，就这样把她接到老家了。
我母亲在成都，每隔几个月都要派人来看我们几兄弟，随后向我父亲建议我们在成都读书，好考中学。（我）到成都，在家读了一年私塾，第二年就考中学。刚进中学那年，成都流行脑膜炎的传染病，我不幸被传染上了。后来送到医院，医了两个月才慢慢好起来，但是听神经受了损害，听不见了。当时成都美国教会医院有个耳鼻喉科，我母亲送我去看。那个外国院长看了，没有办法，就建议我们到上海他老师那里去看；他写了介绍信给我们。母亲给父亲说，我父亲同意了。我们在上海无亲戚，咋办？人地生疏。幸好沈太太在上海有亲戚，沈眉荪有个叔叔在上海当医生，就约起沈太太一齐去。沈太太和我母亲关系很密切，母亲把小弟拜给她做干儿。母亲带上我和沈太太，带上小弟，还有沈太太一个结拜妹子――姓方，叫方太太，她在上海有亲戚――就约起同去。1937年3月份到了上海，（我）经外国医生检查，还是不行，没办法治。医生说到北平美国教会办的协和医院（当时国内最好的医院）。从上海到了北平，经过检查，还是医不好，说是走遍全世界都不能治。这样，她们就考虑我在北京读聋哑学校。正在联系的时候，七七泸沟桥事变爆发了。开始时，她们认为只是局部冲突，想回上海住一段时间，但北平的冲突并未停止，还在扩大。不久，八月十三日，日本又进攻上海，这才引起了全面抗战。我们在上海滞留了一个多月，母亲焦得很，吃了很多苦，靠方太太在上海的亲戚帮忙，火车是天天挨炸，不敢坐；租了两部汽车，相当不容易。上海到南京只有两百多里，就足足走了一天，一大早就走起，到南京已是半夜了。幸好晚上，南京白天也是天天挨炸。在南京坐船到武汉，到了武汉才松了一口气。已是九月份了，买了两张飞机票，先到重庆。沈太太带小弟坐船到重庆，到了重庆再转回成都。经过这次逃难，母亲焦虑，又受些苦，才三十多岁，头发就白了不少。母亲这些好朋友沈太太回成都不久就病了。她人很胖，又经过这次旅途劳累，第二年，病逐步加重，就病死了。从这个时候起，母亲开始信佛，到庙子去烧香，跟一些信佛的朋友一齐去，后来越信越深，在家里布置了一个佛堂。她一个文盲，居然把经文念起来。隆莲当时就是我们家的常客，和母亲谈经说法。母亲信佛后，开始是初一、十五吃素，后来逐步增多，完全吃素。在成都遭受空袭时，母亲回老家不久，也布置了一个佛堂。
母亲自来心地善良，从叙府搬到成都以后，每年冬天都拿几石大米（约二、三千斤）给善堂，换成几升的米条子（每张有10斤、20斤）散发给穷人、乞丐。父亲撤回老家以后，有一个配合父亲在成都估衣市场买了一百件棉衣送到老家，让父亲送给没有冬衣的穷人。
1949年父亲病重，到成都养病，他和王玉清住后院，我母亲住前院，也经常到后院照料我父亲；对父亲他们是保证供给，他们需要什么，母亲就叫人送去，直到父亲去世。在成都把丧事办了，（遗体）运回老家安葬。这时已是1949年10月份，把父亲葬下，解放军进入四川，接着刘文辉宣布起义。大量蒋军败兵涌向川西，四处搜捕刘文辉的亲属，把成都刘姓家族几家人的房子都抄了。我们不敢回成都，蒋军败兵很快到了老家。我们家里人都分散躲避，免得被国民党兵迫害。我们分散躲在附近几十里的地方，直到年底解放军到大邑，消灭了蒋军败兵，我们才得以回到老家。
1950年初，人民政府的各项任务就派下来了。1938年刘湘死后，我父亲就在老家大搞建设，在安仁镇新修几条街和不少街房，修三层的茶楼、戏院，猪市、牛市、米市等各种市场。1939年刘文辉曾回老家，在我家住过两三天，有一天对我父亲和几个伯伯说过一句笑话：“几个哥哥在老家都有房子，只我没有。我只有在五哥（文彩）这里挤了。”我父亲当时就说，我给你修。随即就动手修新公馆，送给刘文辉；修了两年多，1941年底才落成。1942年3月刘文辉回老家为新公馆请房子酒，在我们家住了半个多月。随后父亲又接着修文彩中学，修了近三年；接着又修建水电站，失败了三次才搞好。这些年大搞修建，把家里的经济完全掏空了，把所有的能调动的资金全调动完了，除了田地、房子什么都没有了，成了一个空壳。解放后政府已明确乡镇上的房产和田产全部没收，只留下成都的几处房屋。面对天文数字的各项任务，母亲毫无办法。此时成都的七县农协联合会叫她回去完成她在成都经管的那部分田产任务，就在1950年春节前回到成都去。她卖掉了成都所有的房子和自己全部的首饰，才把这部分任务完成了。任务完成了，母亲本应松口气，但是不行，七联要她负责完成老家的全部任务。她咋个完得成，但是七联不管这些，把她关起来，把王玉清也叫来。王玉清在老家只是管家里的小事，田产她一点不知道，我父母交给几个管事在管。叶管事也被叫去了，都说没有钱。这时我母亲他们就一直被关在里面，吃了不少苦头。大哥在老家听说母亲被关，就想到成都去把母亲换出来，不但没有换出母亲，结果他自己也被关起来了；后来还是刘文辉帮助，才完成了任务，我母亲他们才得自由。此时已是1950年末了，得到自由后，一贫如洗，无家可归。这时，七联撤销，政府就把原来关他们那两间破房子给他们住。一间大约16平米的房子隔成两半，二哥二嫂和几个娃娃住后面；前面左边安一口锅灶，我母亲就在右边用两条板凳，在上面放一个门板，就当床睡在那里。另一间约10平米的房间是王玉清和我大哥的几个小孩住。他们都自食其力、各管各的生活。王玉清做点小生意，大哥的大儿子才十二、三岁就在街上做小贩来养活他自己和妹妹。我母亲每天吃了早饭就步行十几条街到缝纫组找些针线活干，下午才回家弄饭，吃了饭已是晚上了。这时小弟在进藏部队里弄回了参军证明，母亲她们门上也钉上了光荣牌子。母亲在精神上才得到一点慰藉。我母亲本来就身体不好，有心脏病，以前医药条件好还不算严重，可现在一贫如洗，连吃饭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吃药了，只靠中医义诊，抓点草药吃。这样过一天算一天的，拖到1953年3月份，有天母亲觉得不舒服，邻居请医生来给她看了，帮她去抓药。母亲睡在床上，等邻居抓药回来看她时，已没气了。我母亲连五十三岁都没过就去世了。
（十二）王玉清交待有关刘文彩的材料
1965年2月11日，〔地主庄园〕陈列馆通过蔡场公社，把王玉清（刘文彩的五姨太）喊到陈列馆来两天，令其坦白交代刘文彩的罪恶事实。以下材料即王玉清交代的记录稿。
刘文彩大女叫刘忆云，于1938年死去，当时未结婚，婆家姓高，公公叫高汝明，在二十四军当连长，后在成都青石桥开酱园房。刘忆云烧鸦片烟，害干病死的。读过书。在家里住单独房间，住在红仓头上房间里，后被火烧，房子重新修的。专门有个康嫂（是从成都带回的）服侍。每天就是烧烟、弄吃、打牌、赶场。有时又到成都他妈处去耍。死后是用红漆花板枋子装的，满“五七”时做过三天道场。她男人当时在美国读大学，没来吊孝。到美国走时，来刘文彩处拿过钱。
二女刘婉兰，有专门服侍，她在安仁小学读小学，以后就到成都读书，后读川大经济系，解放前即与田颂尧大儿田明迁结婚。嫁装在成都办的。田明迁解放后在灌县茶叶公司工作。刘婉兰住成都东二巷。生有两个娃娃，大的是女，解放那年生的。
三女刘婉惠，后读川大（或华大）经济系，解放后还实习过会计。现已结婚，生有两个小孩。
四女刘元俊，原是王玉清兄弟（王明桂）的女，原名叫王俊英，一岁来时即带到刘文彩家。刘文彩说王玉清没小孩，就抱来作她小孩。解放时五岁（现二十岁），请个周奶奶（崇庆三江口人）喂她奶。解放后在成都后河边小学毕业，读两年民中，后在小天竺教小学一年半，后在方正街十一中读一年，于前三年毕业，考技术学校没考上，后在五世同堂街被服厂做工，缝衣扣等（系辅助工，计件工资）。于1965年春节与姜维三（王玉清的第二个男人）的儿子姜世洪结婚。姜世洪现在街道上修缮队工作。姜世洪是小学毕业，原在火电设计院搞勘察，回家后才到的修缮队。现住成都慈惠堂街34号。刘文俊现名王俊英，解放后回蔡场住几年，于1956年（或1955年）又到成都王玉清处。
刘文彩大儿刘元龙，原是田大嫂服侍，后是唐场赵嫂服侍。他一天就是烧吗啡、打牌。每天中午才起床，晚上多夜才睡，难得出房门口。婆娘是崇庆县张星枢女，王玉清来时，她已生有一个小孩。刘元龙大儿叫刘世清，1936年生，解放前一直在家读书，解放后在成都。以后就在成都卖过零纸烟，以后在街道上化工生产组做工。住慈惠堂街30号。1954年生产组发展迁出城，就不知到哪里。老二是女，叫刘化芳，1938年出生。解放后与王玉清一道住，后找慈惠堂34号李婆婆带（李系杨重华朋友），当时刘文辉每月给一些钱。以后即进桂王桥钟表厂当学徒。刘化芳现已结婚。老三是儿子，叫刘世伟，约于1940年生，现在安仁新河大队劳动。刘元龙女人是死在娘家的。刘文彩家抬去红漆棺材装，送回安仁埋的。刘元龙解放后减租退押时被扣，1951年在监狱中病重，送回他家（成都慈惠堂街30号）后死掉。
刘元华，解放前在二十四军当营长。1949年下半年刘文彩死时回家，减租退押时与王玉清等一块住；1953年调去修铁路，现不知在何地。他女人叫姜治文（是五通桥大盐商姜伯华女），解放前住成都文庙后街刘文彩公馆，管收成都公馆房钱。解放后1952年后不知她到哪里去了。大儿叫刘小春，解放时有五、六岁，老二是女叫刘小敏，老三是儿叫刘小飞（解放时一岁多），现在都不知地址。
刘元富，解放时已二十五岁，解放前与安仁余家订婚，余家有田几十亩（或一百多亩），后余家未结婚就死了。刘元富小学毕业后，病把耳朵害聋，就没读书。在家打牌，与女艺人映雪乱搞，或到成都他妈处耍。有时写点字。解放后在安仁住，以后到成都，现在成都省政协。1958年在成都与一哑巴结婚，生两个女。
刘元贵解放时十八岁，解放前一直在中学读书。1950年参军到西藏。
在新都川剧团的是刘二蛮子的女，是丫头（叫费）生的，该丫头后收进房作小老婆，解放后已嫁人，现死去。
王玉清1954年给姜维三结婚，是由左仲山（大邑人，原编二十四军，当过官，与刘文彩相熟，认识王玉清）女人，与陈子龙（省文史馆馆员）相识，陈子龙与姜维三相识，这样介绍结婚。姜维三是大地主，有几百亩田，曾留学日本，作过伪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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