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很多人不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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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很多人不值得同情
“文革中被打倒”是个很光荣的词，见诸于很多老干部的回忆录和媒体文章，也是老干部悼词中常用词汇之一。社会也对这些曾经在枪林弹雨下舍身闹革命的功臣良将，在文革中受到的待遇给予了同情。他们的浮沉被当作全面否定文革的重要理由，抹黑文革的文章很多出自这些人或者后代之手。
打倒这个词是文革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充斥着媒体和口号中。
打倒一词，在特殊的背景下有着特殊的含义。比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清政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是表达人们对厌恶或反对方的一种愿望。
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倒地，而是暂时性的失势、受冲击，或者叫做离岗。对他们被打倒的抱屈是建立在他们正确的基础上。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无法无天的口号是文革造反派们的心理支持。
按照以前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每个人都要接受它的洗礼。
文革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人物，又对无产阶级本身和封建文化进行革命。
官员作为政权的统治者历来是社会变革首当其冲的群体，这种秋风扫落叶式的革命必将对他们形成很大的冲击。
文革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落后的封建文化与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较量的战场。在这场革命的斗争中，有人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人成为斗争的败北者，有人靠边站被边缘化，有人受到冲击。他们的倒下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环境条件，几乎很少是无辜的。
一．文革前倒下的老干部
1954年高铙事件：高岗、铙淑石、郭峰。
1958年，刘伯承、粟裕、萧克等因教条主义被撤职。
1958年庐山会议事件：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邓华、洪学智。
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受牵连：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
1964年的四清运动：一大批戴帽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和基层干部被打倒。
1965年罗瑞卿（军内权力之争）、陆定一（66年２月匿名信事件）、杨尚昆（６５年窃听事件）。
1966年５月前中央文化领域革命及二月提纲事件：彭真、肖向荣、邓拓、吴晗、廖沫沙、周扬、夏衍、林默函、齐燕铭、田汉、郑天翔、蒋南翔、刘仁、林峰、范若愚、万晓塘、张淮三、林铁、卫恒等一大批政界及文化界人士倒下。
如果要算账的话，这些人不能算在文化大革命身上，应当算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一线中央领导人以及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头上。
二．文革期间曾经倒下的老干部
1966年7月内蒙古事件：乌兰夫（基本没倒，一直担任中央委员），始作蛹者是刘少奇。
1966年８月前刘少奇工作组：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首的一大批大学校长及学生被打成右派。这是刘少奇文革主要错误之一。
1966年8月刘少奇事件：刘少奇（1969年去世）、邓小平（文革中三起三落）。文革初期最积极的两个人在运动的大潮中被打倒。
1967年1月陶铸事件：陶铸（1969年去世）、王任重（1975年恢复工作）。应属文革派内斗的产物。
1967年“二月兵变”：贺龙（1969年去世）、廖汉生（1972年任军科政委）、许光达（1969年去世）、黄新庭（1975年任装甲兵司令）、刘震（1973年沈阳军区副司令）、王尚荣（1974年任副总长兼作战部长）等。至今讲不清原因的文革事件之一。
1967年3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被打倒。此事属于历史存疑事件，能否定为叛徒难以说清，但在报上登栽《反共启事》却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如果认可了他们签反共启事可以出狱的话，刘胡兰、方志敏这些把牢底坐穿和刘格平这些坚决不签反共启事出狱的所谓坚强共产党员就是错误的。
1968年１月清查“五、一六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红卫兵五大领袖。这批人一直没有平反。这是文革整人又被整的一批人。
1968年“杨余傅事件”：杨成武（副总长一直保留）、余立金（1974年任空军第二政委）、傅祟碧（1974年北京军区副司令）。此事纠结着隐私和军队权力之争，是文革存疑事件之一。
1971年林彪事件：黄勇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雪峰、陈伯达、梁兴初、龙书金、程世清、南萍、袁升平、刘丰、黄志勇、温玉成、郑维山等。这批人是文革前期的积极者，最终倒台很可能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他们的倒下不是文革本身，而是受重大事件牵联。
三．老干部大部分是失宠或暂时性下野
１、1969年８月战备疏散显示，靠边站的老干部仍在保护中。
由于中苏关系紧张，为了保护老干部，合理配置中央领导机构以做应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
毛泽东离京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刘少奇和徐向前到开封，陶铸到合肥，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王稼祥去信阳，陈毅去郑州，邓小平去南昌。
周恩来、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留在北京。
后来这些被疏散的人员除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徐海东因病死于疏散地外，其它均在73年前回到北京。
２、从1969年九大中央委员名单中可以看出，受文革冲击的基本是刘少奇的“白区党”一派。
　　中共九大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其中军队开国将帅中央委员80人，候补中央委员40人，共计120人。
&从八大进入九大的中央委员：23人，包括八、九大连续2任委员：21人。
元帅：林彪、朱德、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
&大将：粟裕、肖劲光、王树声、张云逸、徐海东
上将8人：王震、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杨得志、韦国清、韩先楚。
中将1人：张达志。
&九大新任中央委员57人：上将5人：王宏坤、王新亭、陈士渠、李天佑、彭绍辉。
中将33人：王秉璋、王辉球、孔石泉、邝任农、皮定钧、刘兴元、陈康、陈先瑞、李作鹏、吴法宪、吴瑞林、张才千、张天云、张池明、张国华、张翼翔、邱创成、邱会作、杜平、苏静、余秋里、周赤萍、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曹里怀、曾绍山、曾国华、曾思玉、温玉成、谭甫仁、滕海清。少将19人：丁盛、龙书金、刘丰、刘贤权、江拥辉、江燮元、李震、李水清、李德生、吴涛、汪东兴、邱国光、高维嵩、鲁瑞林、程世清、谢家祥、任思忠、王淮湘、南萍。
&八大中央委员在九大降格：2人：上将：邓华上将、王恩茂中将降为后补中央委员。
&新任中央委员57人：上将5人，中将33人，少将19人。
因文革运动中被靠边站的军队将帅没有选上九大代表的有：
彭德怀、贺龙元帅。
罗瑞卿、黄克诚、谭政、许光达大将。
宋任穷、叶飞、张经武、张爱萍、刘震、王尚荣、乌兰夫、肖克、肖华、吕正操、杨成武、杨勇、苏振华、洪学智、张宗逊、周桓、钟期光、李志民、宋时轮、廖汉生、万毅。
逝世的7人：罗荣桓元帅、陈赓大将、刘亚楼上将、李克农上将、赵尔陆上将、甘泗淇上将、阎红彦上将。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整肃的主要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派”，军队干部受影响的主要是文革前的彭德怀事件和文革中的贺龙事件。而且受牵连的干部大部分在文革期间被重新起用。
３．1973年中共十大开始重新启用老干部。
十大选出了１９５名中央委员和１２４名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共产党人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包括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廖承志、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茄、曾希圣等。
４．1975年第四届人大大部分老干部已经全面复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为朱德，副委员长为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副总理。
邓小平升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位置，党、政、军三方面都超过了张春桥。
在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四届人大起用了一大批老干部执掌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
包括国防部长叶剑英，计委主任余秋里，基建委主任谷牧，教育部长周荣鑫，铁道部长万里，财政部长张劲夫，石油部长康石恩。而文革积极分子只有于会泳和刘湘屏分得了无足轻重的文化部长和卫生部长。
四．中共派系因素造成一人倒下多人受牵连
中国新政权自建立以来，始终存在着留苏派与国内派、红区党与白区党之争，也存在着各个山头势力派别的争斗。这些不同的派别都有具体的代表人物，只要代表人物出事，势必牵联到其它人员。
比如国内派为代表的毛泽东与留苏派为代表的王明，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区党与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党。
山头主要指红军时期的各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的四大野战军及晋绥、华北野战军。
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即使在各个大山头又存在着内部划分，军政之间，两大主官之间，各部队形成过程中的系统等。
许多情况下干部的倒台不是个人因素，也不是政治原因，而是跟错了人或站错了队。
五．争权夺利失败者成为干部倒台的重要因素
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在争夺文革的领导权中败北。
陶铸系是文革小组内部矛盾的牺牲品。
贺龙系是在文革中军权斗争中失败。
簿一波等是文革期间挖出的叛徒集团。
“五、一六”分子和杨余傅事件所牵联的人是先整人后被整。
林彪系是文革主导力量争夺中的失败者。
六、干部在运动中受冲击是正常现象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摘自《学习时报》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用一个简单的算术来算一下，十年立案审查干部230万，平均每年23万，占1200万干部不足百分之二。事实上很大一部分干部是被文革所冲击而暂时失势，并不是真正的被打倒。他们大部分在沉寂一段时间后重新得到启用，而且成为文革的支持者或同盟军。
有相当一部分老干部，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是文革的支持者或推动者，是想借助文革获得更大的权力。一方面打倒别人，另一方面被别人打倒。他们是在如此反复地演绎着中国官场的博弈游戏。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说明什么？除了争权夺利以外，剩下的只能是反复无常的人格低下。
还有彭真、贺龙、陈毅、陶铸、肖华、杨成武、陈伯达等，他们的下场只是权力场的表演。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云、李先念、粟裕等这些中国政坛的不倒翁，总是选取文革中个别人的言语来表现自己文革时所受的冲击，却从来不检讨自己在文革中的一言一行。
许多人批评文革中无法无天，对干部不公平。换一种角度，在中国法治建立的今天，如果依法办事对干部进行审查，该判刑的何止百分之五十！这些人并不是政治因素，而是符合法律条文的犯罪。
毛泽东应当为中国所有曾经被打倒的老干部负总责。刘少奇邓小平应当为高铙事件、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反教条主义、彭德怀集团、四清运动、文革以前的文化运动、文革中前期的红卫兵运动中被打倒的老干部负重要责任。
为什么不给高铙平反？为什么不给所有的右派平反？为什么不为反教条主义的刘伯承和粟裕平反？为什么不给林彪集团平反？为什么不给四人帮平反？为什么只给早期红卫兵而不给后期红卫兵平反？这种选择性平反又说明了什么？
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仅仅是政治的牺牲品或官场争斗的失败者。他们的所谓“党性原则”只是谋取私利的一种掩护。这些老干部们重新上台后，马上展开了对文革的清算和对社会的掠夺。从这一点上看，这些被打倒的老干部根本不值得同情。
从人性而言，这些曾经高高在上有权有势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蒙难，那些在文革中受管制并影响子孙后代的“黑五类”，那些曾经的社会精英在文革中被迫与普通群众平起平坐，他们重新出山并恢复原有地位后否定文革和仇恨文革有情可愿，那些链接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富起来的特权阶层害怕文革也是正常心理。但是，作为一场革命运动，其功过评价要看是否有利于大多数民众，是否有利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否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
从今天权贵的表现看，这里面的许多老干部难道都是无辜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集中整肃，中国的官场会是何种模样真的不敢想象。如此广泛深入的革命受一点冲击又有何委屈可言？难道他们真的是干净的？他们在运动中不是既整人又被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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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李钟奇将军 公报私仇文革痛打彭德怀
事发后不久，李钟奇受到刚到任的卫戍区吴忠司令员的严厉批评。吴忠说，“彭德怀再犯错误，他也是我党我军的杰出领导之一。党有政策的，不许这种行为！你身为一个高级干部，不丢脸吗？卫戍区是党的部队，不是哪家开的！”。
李怀恨在心。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李到处讲吴如何镇压群众。中央在审查卫戍区及吴忠“文革”期间表现时，李又跳出来……
不过，李钟奇1988年还是获得了红星功勋荣誉章。几年前将军逝世的时候，中央还是给了他一定的评价。这也是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看问题，他的功绩和贡献应予客观肯定，不能一笔抹杀的。
　　1964年，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一说在“文革”期间被提升），日，江青和康生指责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在军训中支持右派，打击左派。
　　在这次讲话中，江青批评1966年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江青的这个讲话立即受到那些文革初期因家庭出身不好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中学生的欢迎，他们因此自称“四?叁派”，这些人不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激进派。由于江青的讲话打击了众多红卫兵组织，反应强烈，4月4日，李钟奇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又肯定了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这一观点受到大部分红卫兵的欢迎，由此形成了“四?四派”，这一派平民子弟较多，属保守派。以后，北京的中学，“四?叁派”和“四?四派”形成尖锐的对立。
　　日，北京卫戍区召开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谭政，大会开始前，当彭德怀被押至休息室时，李钟奇上前厉声喝问：“彭德怀！还认得我吗？”
　　未等彭德怀回答，李钟奇就打了彭德怀一个耳光，并说“你也有今天！我就是受你迫害过的李钟奇！”
　　“你怎么打人？”彭德怀斥问。
　　“就是打你这个反革命老混蛋！”李钟奇又打了彭德怀一个耳光。
　　事后，刚刚接替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将军严厉地批评了李钟奇。
　　1968年3月，北京大学出现了多个反对聂元梓的组织，其中“井冈山兵团”和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矛盾愈演愈烈，发生了武斗。3月25日，“井冈山兵团”会同北京地院“东方红”和北京农大“东方红”等红卫兵组织2000多人闯入北京大学，砸了“新北大”广播台，相继占领了北大31楼、40楼、32楼和30楼，聂元梓在谢富治和北京卫戍区的支持下，对“反聂派”大打出手。
　　3月29日，李钟奇去北京大学制止武斗，实际上是表达了对聂元梓的支持，聂元梓终于重新控制了北京大学。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为解决派性和武斗问题，开办了北京市高校造反派头头学习班。在学习班期间，天派发起召开了串联会，聂元梓参加了串联会，激烈批评了学习班。接着掀起了倒谢富治的浪潮。3月30日，担任学习班临时党委书记的李钟奇，代表学习班领导小组作了检讨，承认学习班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他说：革命小将的意见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是打中了我们的要害。4月19日，学习班举行结业仪式，李钟奇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说，办学习班的时间不要太长了，大体两个月左右。参加学习班的离校两个多月了，尤其是头头，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激烈，要有正确的领导，回校要立新功。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清华大学文革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 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
　　两派经过一年多时间的 “文攻”，终于由团派于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发动了大武斗，以图压倒和消灭四派。毛泽东决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到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７月２６日１７时３０分至次日凌晨２时，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的动员部署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和约６３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决定：７月２７日上午组成以工人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宣传队冒死进驻清华。７月２７日清晨，北京市６１个单位３万多工人组成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各自单位出发，奉命开进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７?３”布告等文件的工作。该工宣队的领导人实际上由中共中央警卫部队者是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兼军代表迟群，工宣队开进清华校内，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发起宣传、喊话“攻势”，把武斗人员团团围住，进行宣讲工作。同时，开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团派队伍袭击了工宣队。工宣队有５人牺牲，有７３１人受伤，其中重伤１４９人（工人１３９人，军代表１０人），轻伤５８２人（工人５５２人，军代表３０人），被抓者１４３人（工人１０９人，军代表３４人）――没有资料公开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在这次行动中的作用，只知道团派扣留了李钟奇的汽车、司机和公文包。
1938年春天，侵华日军占领了整个平北地区后，开始在各乡修据点、盖炮楼、抢粮食，准备长久驻扎。
6月11日清晨，八路军第四纵队奉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命令赶赴冀东，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他们在郑良武和李钟奇的率领下风餐露宿，一路急行，奔赴冀东。& 上午，队伍行进到怀柔西部的沙峪村附近，一连几日的急行军，战士的脸上露出倦怠的神色。李钟奇和郑良武同各小队干部碰头，决定部队在沙浴村休息。 来到沙峪村后，支队战士迅速拿下伪警察所，侦察员又捉到了三个汉奸特务，经过审讯，得知日本华北派遣军坂垣师团教导营的一个中队，正从东南而来，朝着沙峪方向急进。&
一听有敌情，机警的战士们忘掉了几天的疲劳，围拢在李钟奇和总队书记郑良武身边。& “同志们，敌人还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到嘴边的肥肉，不能不吃，大家加紧隐蔽，做好战斗准备”。 铿锵有力的声音，一下子激发战士们的斗志，几天长途行军的疲劳烟消云散。 战士们快速地埋伏在沙浴东山嘴的两山下。11时，日军开始出现，一个、两个、三个，足足有一百二十名。十分钟过后，这一队日军完全进入了我八路军伏击圈。& “打”！李钟奇洪亮的一吼，手中的驳壳枪撂倒一个，一瞬间沙峪的山谷里，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喊杀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这宁静的小山村，听到枪炮声，沙峪和临近几个村的老百姓也跑来参加了战斗。有的救伤员，有的送弹药，还有几个胆子大的，干脆和战士一起投入了战斗。
一场激烈的鏖战开始了，这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阴暗的天空，这枪声打响了平北人民抗日的第一枪，燃起了平北人民抗日的烽火。 敌人受到突然打击，清醒过来后，立即组织了十几次反扑，战士们越战越勇，子弹越打越少。下午，我军伤亡人员逐渐增多，郑良武也英勇地牺牲了，支队参谋长李钟奇胸部中弹，负了重伤。在危急之下，沙峪村村民杨广瑞带着几个小伙子赶来，用门板把满身是血的李钟奇抬离了战场，送到南冶村进行救护。
&在战斗最激烈时，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我军战士有的用石块砸烂敌人的脑袋，有的直到牺牲时双手还紧紧掐着敌人的喉咙，有3个战士负了重伤后还打死了十几名敌人，最后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战斗持续到下午3点多钟，枪声渐稀，但五六十残余之敌仍不投降。此时八路军指挥所组织了一个排的兵力，每人带上十颗手榴弹奔向前沿阵地，在没膝的青纱帐掩护下，很快接近了敌人，指挥员一声令下，冰雹似的手榴弹在敌人群里开花，炸得日军血肉横飞，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很快被全部歼灭。
&伏击战结束后，据打扫战场统计，歼灭日军120余人，缴获步枪80多支，轻机枪3挺，掷弹筒3个。这群日军完全没想到在四海据点增兵的路上，在沙浴被我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然而，这次歼灭战，由于武器落后，弹药不足，八路军第四纵队八十多名年轻战士永久地长眠在怀柔的青山沃野，他们大部分是久经战斗考验的红军战士。今天他们长眠在沙浴的青山下，殷红的鲜血浇灌了这块土地。 平北第一枪，也打出了怀柔人的英雄气概。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沙峪村和南冶村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支援八路军痛击日本侵略者，有的为战士带路、烧水、送饭；有的主动摘下自家门板，拿出捆柴用的绳子，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抢救伤员。
&70多个春秋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今天当人们驱车路经沙峪东山嘴时，就会看到原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同志题写的“民族英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碑身高高地耸立在苍松翠柏之中，显得格外的庄严肃穆。
十几年前，曾亲身参加这场战斗的原第四纵队参谋长，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的李钟奇少将驱车百里，特意来到当年战斗的沙峪村，悼念在战场浴血奋战而英勇献身的战友，并在村民的帮助下，找到了杨广瑞，在杨广瑞家中，身经百战的司令员和普通的山里老汉紧紧拥抱在一起，平北第一枪，在怀柔大地谱写了一曲军民携手抗顽敌的壮美诗篇。
夺取倒马关
1937年9月我八路军取得了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捷”，全歼日寇精锐坂垣第5师团1000余人，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大大振奋了国人精神。然而，作为“平型关大捷”重要组成部分的“夺取倒马关”战斗，就发生在唐县倒马关。
　　倒马关是长城“内三关”之一，位于唐县西北60公里，因“山路险峻，马为之而倒”故得名。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倒马关在平型关的东侧，是西通平型关的要道。为确保平型关聚歼日寇，八路军115师决定在平型关战斗打响前，先期占领倒马关，以阻日寇东援，确保平型关战斗的侧翼安全。
　　9月23日115师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师部骑兵营，命其24日8时前务必占领倒马关。骑兵营代营长李钟奇从师部接受命令后，即刻返回骑兵营驻地山西五台县东营村安排部署。当时骑兵营驻地距倒马关120华里山路，而且路途是仅容单骑的山区羊肠小路，不便于骑兵急行军。为争取时间，骑兵营分成3路，于9月23日下午3点出发，向倒马关疾驰。
　　9月的冀西北夜晚，秋风萧瑟，寒气逼人。指战员们身着单衣，忍着寒冷和饥饿摸黑前行。因怕暴露目标，不能用火把照路，只好牵马徒步行军。他们克服了山路不熟难于行军的困难，经16小时急速行军，于24日早7时接近倒马关。行军中，碰到了几个从当地逃出来的难民，经打听得知，日寇已先期到达了倒马关。代营长李钟奇马上用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约有一个小队的日寇已爬上倒马关东侧古长城碉堡高地。看到此景，李营长当机立断，命一个排立即向敌发起进攻，趁敌立足未稳速夺碉堡高地。此时，又接到侦察员报告，有日寇100余人由长城北坡正向倒马关爬进。随即李营长又命一个连的兵力迅速抢占北坡高地，挡住日寇。部署妥当，一声令下，我八路军战士就像猛虎下山，直扑日寇。攻打东侧古长城碉堡高地的我军指战员以迅猛动作，向日寇突然发起进攻，采取正面佯攻与侧后包抄相结合的战术，迅速占领了碉堡高地，全歼日寇。抢占北坡高地的我军战士也急速先期占领北坡高地，并集中火力向敌猛烈开火。日寇被我突然打击，不知所措，败退下去。日寇摸不清我军实力不敢贸然进攻，残敌只好向涞源方向败退。经30分钟激烈战斗，我军歼敌70人，缴获各种武器数十件，我军伤亡10余人，圆满地完成夺取倒马关任务，确保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代营长李钟奇曾作诗一首纪念这次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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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有影射的孔子都去世2000年了还能被批倒吗批孔是映射周恩来周恩来是当代周公周公是孔子的偶像也是周恩来的楷模所以权利斗争 就要批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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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到了，，，，，，，打到了多少个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孔老二是最出名的，所以你知道他被打到了，，其他的大部分你不可能听说了
孔老二都倒下去上千年了，还用他打？像孔子这样的人物他一个都打不到。就算当时被打倒了，现在都被扶起来啦。
回答问题补充：从五四期间中国文化界非常清楚，中国不能跟上世界，主要是儒教思想文化产生对人们禁锢，毛做为这一代人，同样认这是归根到底就是出在文化上，而他自小就反感儒教礼教的男女不平等，那些对女人的压迫，特别从自己父亲身上看到封建礼教下的男权思想，对母亲的不公平.由此毛革命后，也非常注重文化上的事，得江山能击败蒋就是因为他不走封建者老路.刚得江山时，就提醒组织大家，不能如老旧封建思想一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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