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国医大师朱良春临证精华
&国医大师朱良春临证精华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编者按&&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是一位学术建树颇多、理论联系实际、影响深远的中医临床大家。他行医75年，学术经验丰厚，尤其对风湿病和肿瘤等疑难病症疗效卓著，并有众多的独到经验和济世良方，我们特设专栏详细介绍他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
&&&&&&&&&&&&&&&&&攻补兼施善用虫药治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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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凯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肿瘤专科&&
　　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医大师朱良春就撰文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论点，强调中西医各有所长，辨证论治是中医的根本，结合西医学的辨病，疗效会更加提高。朱良春先生对虫类药悉心研究数十年，研制的新药“益肾蠲痹丸”对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的治疗有突破性的发展；指导学生研制的鲜动物药“金龙胶囊”治疗肝癌、胰腺癌、食道癌、肺癌、卵巢癌等肿瘤，治疗重症风湿病如红斑狼疮、硬皮病、皮肌炎、干燥综合征等都有突破性的进展。今就朱良春先生治疗肿瘤病的丰富经验作一介绍，以飨同道。
　　扶正祛邪&&&相互结合
　　朱良春认为，肿瘤的治疗大法，不外扶正与祛邪两方面。早期祛邪为主，佐以扶正；中期攻补兼施；晚期则以扶正为主，佐以祛邪。由于肿瘤发现时，多为中晚期，必须攻不伤正，时刻注意阴阳气血之调燮，尤应侧重补脾益肾，方可缓解症情，延长生存期。
　　1.扶正&&在祛邪的同时，必须根据患者阴阳气血的偏虚，予以调补，才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症状，稳定病情。
　　●温阳益气&&由于阳气不足是肿瘤发生的重要原因，加之患病后长期使用清热解毒药，或放疗、化疗后，体气大虚，而出现疲乏困惫，恶寒肢冷，口淡不渴，二便清利，舌白，质淡胖，边有齿痕，脉细弱无力，一派“阳虚气弱”之象，治宜温阳益气，药如黄芪、党参、附子、肉桂、白术、干姜、山萸肉等，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改善症状，抑制肿瘤发展。
　　●滋养阴血&&肿瘤在中晚期由于阴血耗损，多见头眩、心悸、口渴咽干、烦热不安，舌边尖红，或舌绛无苔，脉弦细而数的“阴虚内热”之证，治当滋阴养血，药如生地、川石斛、天门冬、麦门冬、女贞子、旱莲草、白芍、阿胶、北沙参、西洋参、枸杞子等。如舌质红绛转淡，渐生薄苔，说明症情好转，预后较好。
　　●补脾健中&&长期使用清热解毒，或活血化瘀、攻坚消癥之品，脾胃大伤，脾阳不振，形瘦，纳呆，腹胀便溏，舌质淡胖，脉细软之“脾胃虚馁”之证，治宜补脾健中，药如香砂六君汤加山药、薏苡仁、鸡内金、红枣等，以增强体质，改善症状。
　　朱良春指出，临证应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的整体观念，按照八纲辨证为基本方法，具体分析每一个患者的正邪盛衰、寒热变化，然后依据八法而立方。是以补为主，或以攻为主；寒热药物的搭配，孰多孰少，均依病情而定。对经治疗缓解后的患者应遵照“大积大聚，衰其半而止”的理论，对峻猛攻药应减之或断续用之，以保证正气不衰竭。总之，应遵循“病有千变，医亦千变；病有万变，治亦万变”的原则配方。使治病如同打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里“彼”就是疾病，“己”就是药物及其配伍。
　　2.祛邪&&肿瘤是“内有有形之积”，多有癥瘕癖块存在，癌细胞不断分裂增殖，肿块压迫周围血管、神经而出现疼痛、梗阻，甚则腐烂、坏死，而见发热、出血、昏谵等症象。根据症情，朱良春采用下列三法以祛邪抗癌。
　　●清泄热毒&&凡见发热，局部红肿热痛，口干，便难，苔黄或糙，质红，脉弦数之“热证”者，均宜清泄热毒，常用药为野菊花、蚤休、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金银花、地龙、甘中黄、山豆根、山慈姑、生大黄等。如伴见胸脘胀满，泛呕纳呆，乃兼夹湿浊之象，需加藿香、佩兰、川厚朴、郁金、姜半夏等芳香宣化之品。如发热加剧，烦躁不安，或有出血倾向，舌质红绛，脉洪数的“血热证”者，应加犀角、鲜生地、牡丹皮、赤芍、生地榆、鲜石斛等凉血养阴之品。朱良春认为，“血热证”多见于病情加剧或晚期癌症患者，凡见舌红绛无苔，脉弦急的，都是病情恶化的先兆，预后多不良。
　　●涤痰散结&&朱丹溪曰：“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的多是痰”。《类证治裁》：“结核经年，不红不肿，坚而难移，久而肿痛者为痰核，多生耳、项、肘、腋等处。”朱良春根据古人对人体肿块的认识，认为以上古人的论述，符合恶性淋巴瘤的临床所见，认为痰是多数肿瘤的致病因素，因此涤痰散结是治疗肿瘤的大法之一，常用药物为生天南星、生半夏、守宫、僵蚕、蜂房、川贝、海藻、昆布、紫背天葵、白芥子等。
　　●化瘀软坚&&肿瘤质坚，推之不移，高低不平，肿痛，舌质紫暗，脉坚涩呈“瘀积癥癖证”者，皆可用此法，常用药物为三棱、莪术、水蛭、虻虫、蟅虫、桃仁、红花、丹参、赤芍等，可以改善病灶周围的血液循环，促进抗癌药物的渗透，使肿瘤变软，有所缩小，减轻疼痛，缓解症状，控制发展。
　　辨病辨证&&相辅相成
　　朱良春为中医大家，却从不排斥西医学，而是与时俱进，提倡中西医的结合，体现了中医自古就有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气魄。他十分推崇中西医汇通派人物张锡纯，认为张氏“中西医结合疗效好，阿司匹林加石膏”的做法虽然囿于时代，有其局限性，但其革新精神开一代新风，难能可贵。在肿瘤治疗方面，朱良春在辨证的基础上常加用莪术、水蛭、蜈蚣、壁虎、蟅虫、干蟾皮、蛇蜕、蜂房、全蝎、半枝莲、白花蛇舌草、茯苓等经现代药理学证明具有抗肿瘤作用的中药，尤其是莪术，朱良春认为可用于多种肿瘤，不仅能直接破坏肿瘤细胞，而且还可增强细胞的免疫活性，从而促进机体对肿瘤的免疫作用。
　　在骨转移癌治疗上，朱良春认为治疗上要充分考虑以下原则：祛除病邪一痰毒，瘀血；扶正补虚一通经活络，益气养血，补益肝肾；随证变化。朱良春根据骨转移癌的疾病特点，拟定“骨痛方”如下：制南星、补骨脂、穿山龙、骨碎补、淫羊藿，以及地龙、露蜂房、半夏、川芎、虫等。该方主要功效是化痰散结、温阳通络止痛。主治各类恶性肿瘤的骨转移疼痛，有协助止痛的作用。上药经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均有抗肿瘤作用，其中制南星、补骨脂、骨碎补等有较好的止痛作用，因此经临床应用有较好的协助止痛作用。临床用其治疗骨转移疼痛有效率达70%，配合其他止痛药联合使用可明显减少止痛药的剂量，减轻毒副作用。
　　善用虫药&&&良方奇效
　　朱良春因擅用虫类药物治疗疑难杂症，加之其所著《虫类药的应用》一书，饮誉医坛，蜚声海外，故今人有“虫类药学家”称之者。虫类药有特殊的破积化瘀作用，许多经现代药物实验证明有抑制癌细胞作用。以下为朱良春在临床治疗肿瘤中常用之虫类药物，如：僵蚕、壁虎、地龙、虫、蜈蚣、蝼蛄、凤凰衣、蝉蜕等。
　　现附上几个朱良春治疗肿瘤的有效经验方，供同道们在辨证论治中参用。
　　●肝癌验方
　　蟾龙散(蟾酥5克，蜈蚣、儿茶各25克，参三七、丹参、白英、龙葵、山豆根各250克，共研极细末，每服4克，每日3次)有活血化瘀、散结消瘕、清热解毒之功，并能镇痛。
　　●食管癌验方
　　利膈散(守宫、全蝎、僵蚕、蜂房、代赭石各30克，共研细末，每服4克，每日2～3次。)有宽膈、消瘤、降逆之功，能缓解梗阻，改善吞咽困难，延长存活期，部分食道狭窄减轻，或癌灶消失。临床用此方治十余例食管肿瘤患者，均获佳效，一般服药2～3天后即明显改善症状。对不宜或不愿手术者尤为适用。
　　●胃癌验方
　　胃癌散(蜣螂虫、硇砂、西月石、火硝、虫各30克，守宫各30条，绿萼梅15克，冰片5%，共研极细末每服1.5克，1日3次)功能理气止痛，攻毒制癌，破血祛瘀。
　　●乳腺癌验方
　　“乳癌散”(炙蜂房、苦楝子、雄鼠粪各等分，研极细末，每次服9克，水送下，间日服1次)。用于治疗乳癌初起。临床服本方1个月可使坚核趋向缩小，连服2～3月，轻者即愈，稍重者则需连续服用。
　　在肿瘤门诊曾遇一乳癌患者，术后化疗后复发，胸壁结节数个，色紫暗，无痛，厌食，胸闷不舒，腰软痛，大便黄成型；检查见少量胸水，体质状态差，消瘦，神疲，舌淡红苔白微腻，脉弦有力。不同意再次化疗。即给予中药健脾补肾之剂(太子参15克，当归5克，生地15克，香附5克，地榆10克，茯苓10克，泽泻10克，山萸肉15克)，以扶助正气，同时服用“乳癌散”。此后2月内，中药处方随证加减，“乳癌散”装胶囊，每次3克，每日3次，口服，连服2月。胸壁病灶开始略有缩小，胸闷减轻。检查胸水消失。
　　●恶性淋巴瘤验方
　　“消瘤丸”(全蝎100克，蜂房、僵蚕各200克，共研极细末，水泛为丸如绿豆大，每服5克，每日3次)，有软坚消瘤、扶正解毒之功，坚持服用3～6个月，多能见效。（）
&&&&&&&&&&&&&&&&&&&&急性热病先发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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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良春学术经验传承研究室&&
　　朱良春先生经典理论深厚，他好学多思，遍览群书，博采众家，善于汲取他人的经验和理论，为我所用。
　　博采诸家之长
　　朱良春首先深研经典，然后博通诸家。强调继承和创新，继承是基础，创新是发展。朱良春认为不熟读经典，深入钻研，精思敏悟，通过实践，融会贯通，是不可能得其精髓而有所造诣的。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辨证的客观方法，集中体现在四大经典著作中，朱良春对四大经典及部分医学著作进行了深入的学习研究。朱良春经典理论基础扎实，有些经典中的条文至今仍能背诵如流。
　　朱良春对经典著作的学习分为四步，强调对于经典著作，一定要精读，读懂、读透。朱良春对金、元、明、清和近代名家之著述，无不博览，从中汲取他人精华，为我所用。如他十分推崇张景岳《类经》，认为斯书彰明经义，很多精粹论述，对临床有指导作用。他对明代孙一奎所著的《赤水玄珠全集》深为折服，赞赏他学本灵素，又善于融会变通各家之说，在临床上孙氏强调以“明证”为主，于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字，朱良春认为这是既辨病证，又辨病位和层次的辨证要领，执此则“证”自“明”矣；孙氏在学术上不存偏见，对于前人之说，总是择善而从，用其长而去其偏，这种治学方法，非常值得后人学习效法。对朱良春影响较大的还有张锡纯先生，《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许多有效方剂，对朱良春应用于临床也发挥了很好作用。
　　急性热病&先发制病
　　朱良春对急性热病的治疗，提出了“先发制病”的论点。“先发制病”是从各种热病独特的个性出发，见微知著，发于机先，采用汗、下、清诸法，从而控制病情发展，达到缩短疗程、提高疗效的目的。热病起病急骤，变化迅速，其传变大多由表入里，由卫气到营血，治疗在于早期正确辨证，“截断扭转”，使邪去病缓。朱良春对通利疗法在温热病的应用尤有体会。温热病是多种热性病的总称，许多急性传染性热性病都概括在内，也包括了具有卫、气、营、血证，而又不属于急性传染病的感染性疾病，如败血症等。在《内经》中，对热性病的治疗原则就提得很明白；汉代张仲景其所著《伤寒论》对热性病用六经来归纳分析，从理论和实践上发展了热病治则；金元四大家中刘河间对热病治疗主张辛凉法以表里双解，这是温热病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转折点；明清两朝众多医家对温热病的理论和临床治疗方法又有了推进和发展，特别是吴又可的《温疫论》，提出了一整套治疗瘟疫的理法方药，指出：“瘟疫以祛邪为急，逐邪不拘结粪”，对后世医家治疗瘟疫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良春认为，温热病之应用下法，作用主要是逐邪热，下燥屎，除积滞在于其次。但不能妄用、滥用下法，要下得其时，下得其法，根据缓急虚实斟酌适度，才能发挥下法特有的作用。朱良春认为温邪在气不从外解，必致里结阳明，邪热蕴结，最易化燥伤阴，所以及早应用下法，最为合拍。通下岂止夺实，更重要的是邪热去而阴津存。通利疗法在于迅速排泄邪热毒素，促使机体早日康复，可以缩短疗程，提高疗效，这是清热祛邪的一个重要途径，无论邪之在气、在营或在表里之间，只要体质壮实，或无脾虚溏泄之象，或有可下之症，或热极生风，躁狂痉厥者，均可通下逐秽，泄热解毒，选用承气、升降散之类，或于辨证论治之中加用硝黄，达到釜底抽薪之效。既能泄无形之邪热，又能除有形之秽滞，一举数得，诚治本之道。但纯属卫分表证，恶寒较著而热势不甚，或年老体弱、孕妇或妇女经期，则宜慎用。
　　在解放前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朱良春即将通利疗法用于治疗乙脑、伤寒、肺炎、菌痢等温热病。乙脑极期，纷纷出现痰浊阻塞气机，蒙蔽心窍，高热稽缠，神昏惊厥，痰鸣如嘶，舌苔厚腻，便秘或便通而不泄泻者，均可使用夺痰定惊散，药后往往一泄而解，痰消神清，热亦下挫。而朱良春采用聂氏以《寒温条辨》之“升降散”(生大黄、僵蚕、姜黄)为主而制订的“表里和解丹”和“葛苦三黄丹”治疗伤寒、流感等温热病，收效显著，疗程多在3~10天之间，剂量小，服用方便，无副作用。在肺炎的治疗中，于辨证论治方药中加用大黄，肠腑疏通，上焦壅遏邪热，痰浊自有出路，且大黄有多种成分，能抑制细菌生长。凡痢疾初起，因宿有积滞，里热较甚，通利疗法的应用更可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常用生熟大黄为主药的“痢泻散”治疗痢疾及泄泻，服用方便，价格低廉，奏效显著，可以推广应用。
　　在中医诊法上的创见
　　朱良春认为，中医学有许多理论、方法是前人摸索出来的。如何进一步探索新规律，更好地提高辨证察病的水平，是当代中医的职责。朱良春躬身实践，善于继承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加以提高升华，颇多创见。朱良春以“肝开窍于目”为理论基础，同时又受到《本草纲目》秦艽条下引崔元亮《海上方》用秦艽治黄疸，述其症状“目有赤脉”的启示，而认识到肝脏的病理变化可以通过眼睛观察。朱良春曾系统地观察肝炎病人眼底血管的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随着肝炎病情的加剧、好转或恢复，眼血管的色泽、扩张、弯曲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凡肝炎患者，其球结膜血管不仅充血，而且还有如锯齿状的弯曲出现，病症向愈的患者，眼血管变化亦随之消失。
　　又如朱良春根据《灵枢五色篇》“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之启示，认为子处不仅指子宫，且包括男性生殖系统，创“观人中的色泽与同身寸长度之差距”来诊察男女生殖系统病变的方法，并经300例临床观察，发现正常人“人中”长度与中指同身寸基本相等。凡是不相等的，无论男女生殖系统均有病变，且差距越大，症状亦愈明显。“人中”短于同身寸者较为多见，在男子往往有阳痿、早泄、不育、不射精、子痈、狐疝等病，在女子则有经、带、胎、产诸多病变；“人中”长于同身寸者常为子宫下垂；若兼人中沟深者，常为子宫后位；浅者多为前倾；宽阔者多为子宫肌瘤。人中部位的色泽亦有诊断价值，凡色黧黑者，多为肾阳亏虚；色青者多见腹痛有寒；色赤者内有郁热。“人中”诊法包括其颜色诊及人中与中指同身寸之差距，对临床辨证论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慢性杂病培补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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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良春学术经验传承研究室&
&&&&●肾中真阳是生命活动的生化之源，倘肾阳衰，肾气虚，则百病丛生。同时慢性久病，也“穷必及肾”“久必及肾”。故许多慢性久病治疗，培补肾之阴阳，常能有显著疗效。
　　●朱良春创制了“培补肾阳汤”，由仙灵脾、仙茅、山药、枸杞子、紫河车、甘草组成，治疗多种慢性杂病，均取得良好效果。
　　肾中真阳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
　　中医所称的慢性杂病包括多种病程较长、体气偏虚的疾患。这些疾病在辨证论治上虽涉及的脏腑较多，但在久治不愈、缠绵难愈的情况下，有不少患者每多出现肾阳虚衰的征象，经采用“培补肾阳”法后往往取得显著的效果。朱良春强调,“肾中真阳”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是人身生化之源，命门真火的盛衰，对机体、发病、疗愈及生殖、发育、成长、衰老等过程，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密切的关系。
　　“命门学说”在中医体系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命门之名，始见于《内经》：“命门者，目也”，与后世所说之命门，不是同一个概念。其学说始于《难经》，而完善于明代，《难经·三十六难》谓：“命门者，谓精水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基本上指出命门的作用及其重要性。迨至明代，名医辈出，对命门学说大加阐发，如赵养葵认为命门是“人身真宰”；张景岳以斯“为元阳、元阴所自出”；孙一奎指为“造化之枢纽”，都以命门作为十二经之经主，其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清代陈士铎《石室秘录》更具体指出：“命门者，先天之火也，心得命门而神有主，始可应物；肝得命门而谋虑；胆得命门而决断；胃得命门而能受纳；脾得命门而能转输；肺得命门而治节；大肠得命门而传导；小肠得命门而布化；肾得命门而作强；三焦得命门而决渎；膀胱得命门而收藏；无不借命门之火以温养之。”由此可以看出命门的真阳，是人体一切机能活动的动力，五脏六腑的功能得以正常运转，都有赖于命门真阳的温养煦绾。倘若命门火衰，真阳不振，不仅将出现一系列阳虚征象，而且还会影响整体病变。因此，“肾中真阳”是人身生化之源，机体生命的根本动力，对生命和健康的维护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研究初步表明：它与现代医学的肾上腺、性腺、肾脏和其他一些内分泌器官等的功能有关。对于肾阳虚的病人，采用培补肾阳的药物，不仅有调整肾上腺皮质代谢的作用，同时也有调整能量代谢的作用，从而说明它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不是抽象的假设，中西医学理论是有其内在的联系的。
　　但同时应该强调，人之所以生，生命之所以能持续，健康之所以得以维护，实质上基源于水火之相济，阴阳之合和。倘若真阳没有真阴，就失去了物质基础，真阴没有真阳，就消亡了一切动力。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阳互根”乃是生命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脏腑百骸的生化之源，正是由于肾脏中的真阴(水)、真阳(火)矛盾运动而产生的。这二种力量，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的保持着相对的平衡状态，健康才能维护。倘若某一方面出现了偏盛、偏衰的现象，疾病就会立即发生，甚至某一方面遭到完全破坏，生命也就随之终结。因此在重视“肾中真阳”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肾中真阴”，这是辩证的统一，也才符合于辨证论治整体观念的原则精神。
　　培补肾阳在慢性久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肾为先天之本，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所以它是调节各个脏器功能的中心，平衡维系机体矛盾统一的主宰；而肾中真阳，更是生命活动的生化之源，它能温养脏腑，煦绾百骸，肾阳振，肾气足，则精神充沛，百病不生。倘肾阳衰，肾气虚，就必然神气衰惫，倦怠无力，百病丛生。同时慢性久病，体气亏虚，传变及肾，也必然耗损肾之阴阳，所谓“穷必及肾”“久必及肾”。因此，许多慢性久病在治疗上，都与肾阴阳亏损有关，而培补肾之阴阳，往往能起到比较显著的作用，这是事实，但后人片面地理解了朱丹溪“阳常有余”，是妄动之相火，实际上是病理的火，即邪火，并不是指人体的阳气。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阳不足再辩》已言之甚明。
　　朱良春还进一步强调说：“夫胃为五脏六腑之海，而关则在肾，关之为义，操北门锁匙之柄，凡一身之气消长约束攸赖。故许知可云：‘补脾不如补肾，谓救本之义莫先乎此也’，诚万古不易之良法。”(《类经》)综上所述，结合临床体会，在许多慢性久病处理上，如果“从肾论治”，特别是肾阳不振，使用“培补肾阳”这一法则，往往可以收到满意的效果，就是这个道理。在临床上我们遇到不少劳倦内伤之证，从辨证上来说有阴虚的一面，如专事滋阴补肾，则恢复甚慢；倘以培补肾阳为主，佐以滋肾，则阳生阴长，奏效殊速。所以“培补肾阳”法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上，是有其比较显著的作用的。
&&&&据此，朱良春创制了基本方，名为“培补肾阳汤”。方由由仙灵脾、仙茅、山药、枸杞子、紫河车、甘草组成，临床加味治疗大便溏泄或久利不止者，以及肾阴阳俱虚而带下绵注或经行量多者，腰痛、浮肿、哮喘、遗精或小便频数者，阳痿早泄及心悸怔忡，失眠、更年期综合征，均取得良好效果。()&
&&&&&&&&&&&&&&&&&&&&&痛风之浊瘀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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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良春学术经验传承研究室&&&
　　痛风是一种以关节红肿疼痛发作性的疾患，根源在于嘌呤代谢紊乱，有原发性和继发性之分。古代亦有痛风之病名，金元时期著名医家朱丹溪就明确提出痛风之病名，其多部著作中均有痛风的论述，影响深远。《丹溪心法·痛风》篇中说：“痛风而痛有常处，其痛处赤肿灼热，或浑身发热”，“骨节疼痛，昼静夜剧，如虎啮之状”。对痛风的病状作了生动的描述，与现代痛风病的描述非常相似。
　　朱丹溪认为痛风属中医痹证范畴，但又不同于历节风。对于痛风的病因病机，朱丹溪已经认识到有受寒涉湿等因，他认为“彼痛风者，大率因血得热，已自沸腾，其后或涉冷水，或立湿地，或扇取凉，或卧当风，寒凉外搏，热血得寒，污浊凝涩，所以作痛，夜则痛甚”。并认识到病人有种特殊的病理产物“污浊凝涩”，瘀滞脉络。朱丹溪是“湿热论”的倡导者，因此在痛风治疗上，提出了“以辛热之剂，散寒湿，开发腠理，其血得行”的治疗原则。
　　朱良春对痛风的研究颇为深入，曾对经典及诸子百家于痛风的论述，详加分析，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探索思考而提出了“浊瘀痹”的病名。朱良春认为，中医之痛风是广义的痹证，其病名与现代西医的痛风相同，但概念有异，所指的疾病不一定是现代医学的痛风，如以此诊断，易于中西混淆。他认为，痛风性关节炎多见于中老年人，形体丰腴，或有饮酒史，喜进膏梁肥甘之人，关节疼痛以突发、红肿、夜半甚为特征，且有结节，或溃破溢流脂液。该病受寒受湿是诱因之一，但不是主因，湿浊瘀滞内阻，才是其主要病机，且此湿浊之物，不受之于外，而生之于内。因为患者多为形体丰腴之痰湿之体，并有嗜酒、喜啖之好，久则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升清降浊无权，因之痰湿滞阻于血脉之中，难以泄化，与血相结而为浊瘀，闭留于经脉，则见骨节肿痛，结节畸形，甚则溃破，渗溢脂膏；或郁闭化热，聚而成毒，损及脾肾，初则腰痛、尿血，久则壅塞三焦，见恶心呕吐、头昏、心悸、尿少、肤痒、衄血等症，甚呈“关格”危候，即“痛风性肾病”而致肾衰竭之症。凡此种种，皆因浊瘀内阻使然，并非外风所为，故称“浊瘀痹”。朱良春之“浊瘀痹”理论，形成于约上世纪八十年代，此与我国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逐渐改变，病因亦改变有关。此理论和病名的提出，是对痛风学说的创新，是在继承中的发展，为本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依据，指导着临床痛风性关节炎的治疗。
　　依此理论、病因，创立痛风的治则，那就是“泄化浊瘀”，审证加减，以便浊瘀逐渐泄化，而血尿酸亦随之下降，从而使分清泌浊之功能恢复，而趋健康。所用“痛风方”中：土茯苓、萆薢、薏苡仁、威灵仙、泽兰、泽泻、秦艽是泄浊解毒之良药，伍以赤芍、地鳖虫、桃仁、地龙等活血化瘀之品，则可促进湿浊泄化，溶解瘀结，推陈致新，增强疗效，能明显改善症状，降低血尿酸浓度。而以上方制成的“痛风冲剂”，经六年来系统观察，大多数病例在服药2～3天后，症状有显著改善。
　　后经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实验证明，痛风冲剂对因微结晶尿钠所致大鼠实验性痛风观察中，给药组2小时后大鼠的足踝肿胀消退，明显优于模型组，类似于秋水仙碱对照组。毒性试验证明，痛风冲剂对机体是安全可靠的。“浊瘀痹”理论是朱良春在古代中医痹证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引申，使痛风理论和实践更符合当代临床实际。（）&
痛风之“浊瘀痹”论&&&&&&&&&&&&&&&&&&&&&&&&□
南通市中医院国医大师朱良春学术经验传承研究室&&
　　痛风是一种关节红肿疼痛发作性的疾患，根源在于嘌呤代谢紊乱，有原发性和继发性之分。
　　古代亦有痛风之病名，金元时期著名医家朱丹溪就明确提出痛风之病名，其多部著作中均有痛风的论述，影响深远。
　　《丹溪心法·痛风》篇中说：“痛风而痛有常处，其痛处赤肿灼热，或深身化热”，“骨节疼痛，昼静夜剧，如虎啮之状。”对痛风的病状作了生动的描述，与现代痛风病的描述非常相似。朱丹溪认为痛风属中医“痹证”范畴，但又不同于历节风。对于痛风的病因病机，朱丹溪已经认识到有受寒涉湿等因：“彼痛风者，大率因血得热，已自沸腾，其后或涉冷水，或立湿地，或扇取凉，或卧当风，寒凉外搏，热血得寒，污浊凝涩，所以作痛，夜则痛甚。”并认识到病人有种特殊的病理产物“污浊凝涩”，瘀滞脉络。
　　朱丹溪是“湿热论”的倡导者，因此在痛风治疗上，提出了“以辛热之剂，散寒湿，开发腠理，其血得行”的治疗原则。
　　朱良春对痛风的研究颇为深入，曾对经典及诸学百家于痛风的论述，详加分析，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探索思考而提出了“浊瘀痹”的病名。他认为，中医之痛风是广义的痹证，其病名与现代西医的痛风相同，但概念有异，所指的疾病不一定是现代医学的痛风，如以此诊断，易于中西混淆。
　　朱良春认为痛风性关节炎多见于中老年人，形体丰腴，或有饮酒史，喜进膏梁肥甘之人，关节疼痛以突发、红肿、夜半为甚为特征，且有结节，或溃破溢流脂液。受寒受湿是诱因之一，但不是主因，湿浊瘀滞内阻，才是其主要病机，且此湿浊之物，不受之于外，而生之于内。
　　因为患者多为形体丰腴之痰湿之体，并有嗜酒、喜啖之好，久则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升清降浊无权，因之痰湿滞阻于血脉之中，难以泄化，与血相结而为浊瘀，闭留于经脉，则见骨节肿痛，结节畸形，甚则溃破，渗溢脂膏；或郁闭化热，聚而成毒，损及脾肾，初则腰痛、尿血，久则壅塞三焦，见恶心呕吐、头昏、心悸、尿少、肤痒、衄血等症，甚呈“关格”危候。即“痛风性肾病”而致肾衰竭之症。
　　凡此种种，皆因浊瘀内阻使然，并非外风所为，故称“浊瘀痹”。朱良春的“浊瘀痹”理论，形成于约20世纪80年代，此与我国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逐渐改变有关。此理论和病名的提出，是对痛风学说的创新，是在继承中的发展，为本病的临床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依据，指导着临床痛风性关节炎的治疗。
　　依此理论、病因，创立痛风的治则，那就是“泄化浊瘀”，审证加减。以便浊瘀逐渐泄化，而血尿酸亦随之下降，从而使分清泌浊之功能恢复，而趋健康。
　　所用“痛风方”中：土茯苓、萆薢、薏仁、威灵仙、泽兰、泽泻、秦艽是泄浊解毒之良药，伍以赤芍、地鳖虫、桃仁、地龙等活血化瘀之品，则可促进湿浊泄化，溶解瘀结，推陈致新，增强疗效，能明显改善症状，降低血尿酸浓度。（)&
&&&&&&&&&&&&&&&&&&&&&擅用虫药解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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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良春学术经验传承研究室
　　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潜心研究虫类药数十年，为国内较早系统研究虫类药的佼佼者。虫类药是动物药组成的一部分，形体较小，多数属昆虫类。由于它是“血肉有情”“虫蚁飞走”之品，具有独特的生物活性，所以历代医家都较重视。从文献记载来看，虫类药始于《山海经》《内经》。汉代张仲景之《伤寒杂病论》，其中运用虫类药的方剂，法度严谨，寓意良深，如下瘀血汤、抵当汤(丸)、大黄虫丸、鳖甲煎丸等方，对后世应用虫类药起着示范、推动的作用；成于汉初的《神农本草经》，是总结虫类药医疗作用最早的书籍，其中列载虫类药28种，占全书所载药物的8％，占所收动物药(65味)的43％。说明在汉代对虫类药的使用就已取得宝贵的经验。此后，代有发展，东晋葛洪《肘后方》，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将虫类药更广泛地应用于内、外、妇、儿各科，所用品种，有所增加。宋代许叔微的《本事方》，也较多地应用虫类药，创订“麝香圆”，对类风湿关节炎、风湿关节炎、坐骨神经痛之疼痛剧烈者，颇有缓痛之效，后世多引用之。迨至明代，李时珍全面总结药物治疗经验，在《本草纲目》中收载虫类药达107种，占动物药(444种)的24％，使虫类药得到很大的扩展。随后清代温病学家如叶天士、杨栗山、王孟英、吴鞠通以及善于应用活血化瘀方药的王清任等，诸师们敢于革新，广泛应用虫类药治疗各种疾病，给后世留下不少珍贵的经验。近代善用虫类药的医家主要有张锡纯、恽铁樵、章次公诸先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界非常重视虫类药的应用和研究，不仅广泛应用于内、外等各科常见病、多发病，而且还用于治疗恶性肿瘤、血液病、心脑血管疾病、结缔组织疾病、肝肾疾病、神经精神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等诸多疑难杂症、沉疴痼疾，使虫类药别开生面，大大地发展了它的应用范围和经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朱良春在年于《中医杂志》发表了《虫类药应用之研究》的连续报道，1981年出版了《虫类药的应用》，1994年增订重版，《朱良春虫类药的应用》2011年再次修订出版，受到同道们的赞许。
　　朱良春在深入研究历代虫类药功效后，结合自己的应用体会，把虫类药的功用主治，并根据其配伍不同，概括为如下10个方面：
　　攻坚破积
　　虫类药具有攻坚破积或软坚散结作用，与这些药物咸软、辛散、以毒攻毒的药性特点有关，可用于治疗痰核、瘰疬、癥瘕积聚等症。机体的脏器发生病理变化，形成坚痞肿块，如内脏肿瘤、肝脾肿大等，也宜用此法治疗。此类药物如牡蛎、海蛤壳、海浮石、鳖甲、蜈蚣、全蝎等；方剂如仲景鳖甲煎丸用虫、蜣螂、鼠妇、蜂房等治疗“疟母”(疟久肝脾肿大)，《医学心悟》消瘰丸用牡蛎配伍浙贝母、玄参等治疗瘰疬，近人用全蝎、蜈蚣、斑蝥诸药治疗癌肿等。
　　活血祛瘀
　　虫类药以其蠕动之性，飞灵走窜，具有搜剔络中瘀血，推陈致新之功，广泛应用于机体循环瘀滞或代谢障碍，出现瘀血征象者，尤以妇科为常用，如血瘀经闭、产后瘀滞腹痛、癥瘕等症，因妇女以血为本，病常瘀血阻滞。常用药物如水蛭、地鳖虫、穿山甲、鼠妇、五灵脂等。《神农本草经》论水蛭“主逐恶血，瘀血，月闭，破癥瘕积聚，无子，利水道”，可见其效之著。方如仲景抵当汤(丸)用水蛭、虻虫等治疗热性病瘀热在里，其人如狂(精神错乱)；大黄虫丸、下瘀血汤用&虫等治疗诸伤血瘀或妇人血瘀腹痛、经闭等。现也常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等见血瘀症者。
　　息风定惊
　　息风定惊是虫类药的另一功效，适用于温热病热极动风、小儿惊风、肝阳化风等所致的眩晕昏仆、抽搐痉挛、项强肢颤，或风阳挟痰、痰热上扰之癫痫，风毒内侵之破伤风等症。常用羚羊角、水牛角、牛黄、石决明、地龙、全蝎、蜈蚣、僵蚕等药；如大青膏用蝎尾、乌梢蛇等治疗惊痫，止痉散用全蝎、蜈蚣等治疗急慢惊风、流脑、乙脑昏迷、抽搐等。
　　宣风泄热
　　一些虫类药具有宣风清热、化毒透疹作用，用于热性病早期，邪热郁于肌表，发热、疹发不透等，如蝉蜕、僵蚕等药。升降散用僵蚕、蝉衣治疗温热病；消风散用蝉衣治疗风热瘾疹等即是此意。
　　搜风解毒
　　爬行虫类性善走窜，长于治风，有搜风通络，解毒止痛之功。其效宏力专，常用于风湿顽痹、头风诸疾，更可用于大风、历节，如麻风病、风湿关节病之类。药如全蝎、乌梢蛇、白花蛇、僵蚕、地龙等，方如苦参丸、搜风散。如许叔微麝香圆用全蝎、地龙等治疗白虎历节诸风疼痛；叶天士用蜣螂虫、全蝎、地龙、蜂房等治疗周痹等。
　　行气和血
　　气郁血滞，出现脘腹胀痛诸症，可用行气和血之虫类药治疗。如乌龙丸用九香虫治疗肝胃气痛；《孙氏集效方》《圣惠方》及王孟英等用蜣螂虫治疗膈气吐食、大便秘塞及吐粪等症。
　　壮阳益肾
　　部分虫类药甘咸性温，或为血肉有情之品，能温补肾阳，强壮筋骨。肾阳不足的畏寒肢冷、腰膝酸软、阳痿不举、宫冷不孕、尿频遗尿等症均可使用。如露蜂房、鹿茸、海狗肾、紫河车等，《本经逢源》称鹿茸“专主伤中劳绝，腰痛羸瘦，取其补火助阳，生精益髓，强筋健骨，固精摄便，下元虚损，头旋眼黑，皆宜用之”。蜘蜂丸用花蜘蛛、蜂房治疗阳痿、遗尿等。
　　消痈散肿
　　毒邪壅结，导致痈肿、恶疽、顽疮等，每用此法治疗。如《救急方》用蜒蚰治疗足胫烂疮；《直指方》将斑蝥用于痈疽拔毒等。
　　收敛生肌
　　痈疽溃疡，久而不愈，需用收敛生肌之品。如《普济方》屡用五倍子治一切诸疮；各种金疮或跌仆外伤出血，尝用虫百蜡，朱丹溪盛赞其为“外科圣药”。
　　补益培本
　　诸虚之中，唯阴阳为甚，需长期调养方能补之。常用的补益培本虫类药，如补益肺肾之冬虫夏草，补肾纳气之蛤蚧、紫河车，滋补肾阴之龟板、养血补血之阿胶、温补肾阳之海马、鹿茸、桑螵蛸等。治疗肺肾两虚之虚喘，宜用“参蛤散”，肾阳虚衰之阳痿、遗尿或小便失禁，尝用桑螵蛸、蜂房、海马等。
　　朱良春上自《本经》，下逮诸家，尽力收集有关虫类药的古籍史料和现代研究，辨伪求真，大胆地加以引伸发展，使一些虫类药的配伍与应用赋予了更深广的内涵，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如蜂房，《别录》谓其“治恶疽、附骨痈”，可使“诸毒均瘥”，能治“历节脱出”，故它是一味攻毒疗疮，散肿止痛的佳药。但在临床实践中，朱良春发现它能温阳益肾，用治清稀带下和阳痿不举，具有显效。凡带下清稀如水，绵绵如注，用固涩药乏效者，于辨证方中加蜂房，屡获佳效。朱良春认为：“带下清稀，乃肾气不足，累及奇经，带脉失束，湿浊下注所致。利湿泄浊之品，仅能治标，而温煦肾阳，升固奇经，才是治本之图”。朱良春用蜂房温阳益肾，每每伍以鹿角霜、小茴香等通补奇经之药，配伍独到。
　　若带下因湿热下注，又有肾阳不足见症者可在清泄湿热方中加用蜂房，亦可奏功。对阳痿证，除肝经湿热，致宗筋痿而不举者外，凡劳倦伤神，思虑过度，精血亏损，下元不足而致者，均可采用朱良春创订的“蜘蜂丸”治疗，该丸由花蜘蛛(微焙)、炙蜂房、紫河车、仙灵脾、肉苁蓉温肾壮阳，以振其痿；熟地配紫河车填补肾精，以复其损，为治阳痿不举之良方。蜂房确是一味价廉物美的止咳化痰药，每用蜂房末3克(小儿酌减)，鸡蛋1只(去壳)，放锅内混合，不用油盐，炒熟，于饭后一次吃下，每日1～2次，连吃5～7日可获满意疗效。
　　又如地鳖虫，朱良春认为它是一味性能平和的活血化瘀药，凡血瘀经闭，癥瘕积聚，跌打损伤，瘀血凝痛，用之均有良效，其特点为破而不峻，能行能和，虚人亦可用之。朱良春研制的复肝丸(地鳖虫、红参须、紫河车、广姜黄、参三七、炮山甲、鸡内金、虎杖、石见穿、糯稻根等)治疗慢性肝炎或早期肝硬化，症见肝脾肿大、胁痛、面色晦滞、肝功异常、症情顽缠、久而不愈者，针对“久痛多瘀，久病多虚”及肝郁气滞，血瘀癖积的机理，方中以破瘀散结的地鳖虫为主药，配以消症破坚的三七、穿山甲，佐以行气解郁止痛的姜黄、郁金，伍以消滞健脾之鸡内金，复入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的虎杖、石见穿、糯稻根，更参用红参须、紫河车培本元，补气血，以扶正治本，达到攻不伤正，补不雍中，寓攻于补之目的。江苏省南通市传染病院临床观察证实了该药能增强细胞免疫功能，能改善脂质代谢，增加肝脏血流灌注和供氧，促进肝细胞再生，减轻肝纤维增生，促使肝功能恢复正常，肝脾回缩，调节白、球蛋白的比例，使HbsAg转阴率达75％，地鳖虫确是治疗慢性肝炎、肝硬化的一种有效药物。
　　朱良春还擅用虫药治疗疑难杂症，曾治不少肿瘤患者，尤其是食道癌患者，效果殊为显著。朱良春认为食道癌在病理上有鳞癌、腺癌之不同，在辨证上有虚实之分，早中期多表现为气滞、痰聚、血瘀、毒踞的实证，晚期则因病程缠延日久，进食困难，而致气阴两亏虚实夹杂。他拟订通膈利咽散，由水蛭、炙全蝎、炙蜈蚣、炙壁虎、炙僵蚕、炙蜂房、制海藻共研细末而成，每服5克，每日3次，用西洋参(阳虚气弱者用红参)煎汤送服，治疗中晚期食道癌，能控制进展，或可临床缓解，延长生存期。上列虫类药均有消坚破结、解毒化瘀之功，西洋参补益气阴，提高机体抗病能力，扶正祛邪冶为一炉，宜其功宏。
　　朱良春认为，虫类药的应用具有十分广泛的前景。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去发掘新药，开辟应用的新天地；要注重剂型改革，做到既方便运用，又提高疗效，努力拓宽虫类药应用之新途径。()&
&&&&&&&&&&&&&&&&&&&&病证结合思想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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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祥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难能可贵的原创
　　国医大师朱良春早在52年前提出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江苏中医》1961年1月），相继又对“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关系的探讨”（《中医杂志》1962年3月）作了全面论述，这一业医者耳熟能详，乃至普通患者家喻户晓的学术思想，具有高度科学概括性，先进且可操作性强。“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朱良春在《中医药的现代化要突出原始创新》一文中指出“突出原始创新精神，中医药学才能得到突破性的发展，才能屹立于世界医学殿堂”。饮水思源，朱良春能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首先倡导的“病证结合”就是现代中医界的原始创新，是继《伤寒论》六经辨证，温病学派卫、气、营、血辨证以及近代祝味菊《伤寒质难》中正式提出“八纲辨证”之后的又一座丰碑。
　　病证结合的宗师
　　朱良春早年在上海中国医学院学习，师从章次公先生，章次公先生办学的主张是“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朱良春曾给我们讲述，随章次公先生侍诊在上海世界红十字会医院，章次公任中医部主任，还有一位李帮政先生任西医部主任，是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但中西之间不但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交流，互相学习。章次公先生所主张的“双重诊断，一重治疗”，也就是中西医分别诊断，然后用中医药辨证治疗，与这段工作积累是分不开的。朱良春称章次公先生是“能发挥自由思想，所谓独立思考者也”。受章次公先辈影响，朱良春治学兼收并蓄，与时俱进，思想前卫，注重实践，且信息意识强，不断积累创新。宗“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多能提出独立见解。已故中医学家姜春华先生评朱良春治学“中西理论湛深”。
　　记得早年跟朱良春学习时，指导我们在熟读中医经典基础上，要求的必读书目中最主要的有《医学衷中参西录》《经方实验录》等，跟朱良春抄方、实习中也常见朱良春应用张锡纯所创方剂加减，每获卓效而印象极深，如用“秘红丹”治疗肺结核咳血久治不愈，“解毒生化丹”治疗阿米巴痢疾等。气管白喉是危急的病候，常因假膜堵塞气管和喉组织水肿致窒息死亡，朱良春运用蠲痰（促进呼吸道分泌亢进使假膜易于脱落）、泻水（改善喉间水肿）拟定病证结合的“利气夺命散”（牙皂、礞石、月石、明矾、芫花）使1~2度气管白喉患者避免手术痛苦。中毒性心肌炎中心肌受损、呈断裂状为致死的主要原因，朱良春从病证结合应用“七厘散”取得显著疗效。朱良春对虫类药治疗疑难性疾病的临床研究，如益肾蠲痹汤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著《传染性肝炎的综合疗法》，创复肝丸治疗肝硬化，更是开创了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典范。
　　朱良春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从临床到理论，探索其内在的统一规律，创造新的诊疗体系”。并认为“中医辨证、西医辨病各有短长，因此必须给予有机结合，证候是机体的病理反应，疾病是症状产生的原因，两者有因果关系，临床实践证明，证病紧密结合，具有重要意义，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精髓应重点掌握，但它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要国粹主义，隐讳自己的缺点，有破才有立。”可见如果没有博大的胸襟、包容开放的心怀，以高瞻远瞩的目光，认真实践勇于革新的精神，是难以提出这一影响深远的时代命题的。
　　经典的传承与发挥
　　朱良春注重中医经典学习，也倡导“病证结合”。他在《对&金匮要略&两个方证之我见》（《江苏中医杂志》1982年5期）中指出“仲景学说是伟大的真理，科学的预见，为中医学术的发展应深入探讨，从中找出规律性东西，从而和现代医学结合使之出现一个新飞跃”。
　　《金匮要略》黄疸篇载“男子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小建中汤”，此条所指之“黄”是“黄疸”还是“萎黄”，历代医家纷争诸多，当今教课书也认为“属虚劳范围的萎黄证”，但仲景为何不将此条列入虚劳篇？是错简？抑或他故？朱良春从病证结合考虑，发现部分黄疸患者，临床并见心动过缓，当属胆红素刺激迷走神经之故，多见于黄疸后期、黄退而未净，乏力神疲，心悸怔忡，脉细缓而迟，或结代，心电图出现心律失常，颇合胆-心综合征诊断。从中医辨证认识，是肝病传脾，胆邪及心，苦思对证方药确以小建中汤较为恰当，此方建中益气，调和营卫，兼可治心，颇合“损其心者，调和营卫”（《难经·十四难》）。
　　朱良春曾治疗一男性，32岁患者，患黄疸性肝炎3个月，经治疗黄疸大部消退，但目黄仍较明显，唯感心悸不宁，胸膺刺痛时作，舌苔花剥，脉细缓而结代，心电图示窦缓及室性早搏，肝功轻度损害，脉证合参，乃肝邪犯脾，气血亏虚，脉络瘀阻，予益气化瘀，建中和营，药用桂枝、白芍、生芪、当归、丹参、红花、天花粉、生地、怀小麦，服20剂，脉转调匀，目黄渐退，精神趋振，复查肝功正常。故朱良春认为此处小建中汤所治之“黄”仍为“黄疸”而非“萎黄”（不排除异病同治），乃治黄疸的变法。受此启发，我们在治疗胆囊疾病引发胆绞痛并通过神经反射引起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导致心绞痛。心律失常，面色萎黄，心悸怔忡，脉细缓乏力，应用小建中汤可有助缓解症状。还有反复心衰所致之“心源性黄疸”，胆红素增高，肝功异常，乏力困顿，心悸脉缓，面色萎黄者，应用“损其心者，调和营卫”之小建中汤往往有效。
　　朱良春对《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气分”证和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也有独到见解，认为此方证为寒邪凝聚，气滞不通之候，实基因于心阳式微，心气内结，在肺源性心脏病及风湿性心脏病心力衰竭患者中最易发生。曾治61岁女性，夙患肺源性心脏病，3月前因咳喘、心悸腹水治疗月余，诸恙已平，近因受寒、劳累，诸恙复发，咳喘剧烈，夜不能卧，心下坚满，按之如盘如杯，腹大如鼓，下肢浮肿，小便不利，面色灰滞，舌质紫暗，苔薄，脉沉细。辨证为心阳不振，大气不运，水邪停聚不化，予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原方，连进五剂，咳喘遂平，心下坚满已软，腹水渐退。
　　继承经典是创新的基础，但经典也不是真理的终结。朱良春从病证结合出发，从民间发掘出金荞麦治疗肺痈（肺脓疡），挽救了数以千万计患者的生命，改写了《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所载“始萌可救，脓成则死”的记载。而且金荞麦治疗肺痈的疗效远超过《金匮要略》所载的葶苈大枣泻肺汤、桔梗汤以及《千金方》所载之“苇茎汤”，成为当代治疗本病的首选，西药抗生素更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病证结合的集中体现及更高层次，是对经典的发扬及超越。
　　国医大师朱良春精研传承经典，首创“病证结合”。卓越的继承，成就了超群的创新。正如我南京中医药大学已故江育仁老师对朱良春的评价：“才智天生，思维超人；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病证结合，见解英明；虫类研究，誉满杏林。”朱良春所创病证结合，概言之，是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强调“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中医辨证为体，西医辨病为用”。尤其在充分了解西医学的长处之后，更要充分认识到西医的局限性。不过分强调西医病名之下，简单分型，而背离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应突出有机结合，防止将鲜活的辨证论治，变成僵死的教条，使之机械化、庸俗化。让“病证结合”学术思想发扬光大，为中医学事业的发展及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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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良春治神经系统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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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文&&潘峰&&胡世云&&尹克春&&朱剑萍
&&&&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素以善治风湿病、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疑难重症蜚声海内外，但对于他善于治疗脑和脊髓等神经系统疾病却介绍很少。笔者有幸跟师学习，现将此类诊疗经验分次报道如下，并请同道指正。
　　治疗着眼于心兼及肝肾
　　中医之脑髓病，内涵甚广，包括现代医学之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心身医学等方面。古人对脑之功能，早有认识，如《灵枢·经脉篇》：“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灵枢·海论》：“脑者，髓之海。”《素问·五脏生成篇》：“诸髓皆属于脑。”《指玄篇·修仙辨惑论》：头为“元神所住之宫，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谓之谷神。神存则生，神去则死。日则接于物，夜则接于梦，神不能安其居也。”
　　朱良春认为，脑髓病从治疗来说，则应着眼于心，兼及肝肾。因为《内经》：“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
　　如高热烦躁、神昏谵语、中风昏迷、小儿惊厥，谓之热陷心包、痰蒙心窍，宜清心开窍之安宫牛黄丸；痉厥者，用紫雪丹。头目眩晕、烦躁易怒、血压偏高、失眠多梦、魂神不安，谓之肝阳偏亢，宜平肝熄风之羚羊钩藤汤。阳虚气弱、肾精亏损、阳痿遗精、筋骨无力、行步艰难，属肾阴阳两虚者，宜补肾填精、壮阳益肾之龟龄集等。
　　这些药都是动植物并用的。他认为，由于虫类药的生物活性强，在诸多脑病辨治时，如能加用虫类药，多能提高疗效。
　　脑血管畸形术后认知功能下降案
　　在临床中，因脑血管畸形导致的脑出血需要神经外科手术治疗，但术后由于边缘叶刺激、脑叶或海马等功能区的损伤会遗留认知功能障碍，轻者反应迟钝，重者丧失时间、空间、人物定向力，不能辨认亲人。
　　朱良春认为脑血管畸形属先天不足，责之于肾，手术损伤脑髓，亦伤及肾精。肾为先天之本，先天不足，后天失养，髓海不充，加之外科手术中电凝、压迫、缝合等止血方法，损伤脑络，络脉不通，则血与津液循行受阻，痰瘀互阻清窍清空，则神机不用，故出现昏不识人，不辨亲疏之症。
　　他认为在辨证上，此属“虚中夹实”之候。因其虚，必须培补气血，滋养肝肾；因其实，气血瘀滞，必须活血化瘀。据此，拟订“健脑散”一方，临床观察，疗效满意，并可兼用于老年痴呆症、中风后遗症、严重神经衰弱症。
　　处方：红参、制马钱子、川芎各15g，地鳖虫、当归、枸杞子各21g，地龙、制乳没、琥珀、全蝎各12g，紫河车、鸡内金各24g，血竭、甘草各9g。
　　上药共研极细末，每早晚各服4.5g，温开水送下，可连续服2～3个月。一般服1周后，即见明显食欲增加，睡眠较安，头昏神疲好转，随着服用时间的延续，症情可逐步向愈。
　　病案举例：郭某，男，21岁，日因“突发意识不清3天”入院。
　　患者于3天前中午，被工友发现躺在宿舍床上，不省人事，呼之不应，起病过程不详，遂由工友送至某医院就医。测血压120/70mmHg，查体：神志不清，烦躁，双眼睁开，向下凝视，呼之不应，不能对答，右侧鼻唇沟及右侧额纹不对称，伸舌不配合，右侧肢体肌张力增高，左侧肢体肌张力正常，颈抵抗，病理征未引出。查头颅CT示：左基底节区脑出血并破入脑室。
　　脑血管DSA造影显示：左侧颈内动脉末段发出后交通动脉上方闭塞，颅底周围有少量新生网状血管，右侧颈内动脉造影显示右侧颈内动脉末段稍变细，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变细，经前交通动脉向左侧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脉代偿供血；左侧椎动脉造影显示脉络膜后内侧动脉后外侧动脉供血区血管增粗迂曲，并经皮层动脉和后骈周动脉向顶叶逆行供血，造影诊断为烟雾病。
　　神经外科给与侧脑室引流，甘露醇脱水，立止血等对症处理，2周后病人意识清醒，但不辨亲疏，智能下降，头昏头胀，定时、定向力下降，大便偏硬，舌质红，苔干少津液，脉软。
　　辨证为先天肾精不足，气血两亏，痰瘀痹阻脑窍，兼有热化，予“健脑散”加生地30g，石斛30g，玄参30g。
　　患者出院，回老家口服以上中药。1月后，电话告知已认识家人，但计算力、判断力仍较差；3月后，来广州复诊，意识、智能已完全恢复正常。
&&&&偏头痛案
　　本病原因甚多，但均与肝阳偏亢、肝风上扰有关，某些患者病情极为顽固，用一般药物殊无效果，朱良春拟定了“钩蝎散”，经40多年的实践观察，疗效比较满意。组成：全蝎、钩藤、紫河车、地龙4药各等份，共研细末，每服3克，1日2次。一般当日可以奏效，待痛定后，每日1次，或间日服1次，以巩固疗效。
　　久痛入络，故使用全蝎、地龙活血通络止痛；久痛必虚，加用紫河车平补气血阴阳，又可防虫类药耗伤气血，加之钩藤可镇定止痛，本方气味平和，适用于各类顽固性偏头痛，久服不耗伤气血。
　　病案举例：梁某，女，55岁，反复偏头痛20年。患者多方求医，迄未控制，每月发作1~2次，每次持续3天，疼痛时右侧太阳穴呈波动性头痛，口服“头痛散”、“芬必得”等暂时缓解。近来因头痛严重口服大剂量“芬必得”导致消化道大出血，血红蛋白下降至72g/L，大便潜血（4+），遂收住院。经用洛赛克、成分输血等治疗病情稍稳定，血红蛋白恢复至102g/L，但头痛时作，面色苍白，少气懒言，大便呈黑色软便。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无力。
　　日会诊：全蝎、钩藤、紫河车、地龙各30克研粉，每服3克，1日2次，并给与黄土汤+田七粉6克冲服。当日患者头痛即减，出院后继续给与“钩蝎散”+田七粉1克口服。
　　2周后，患者已无明显头痛，嘱减半量继续服用1个月。1年后患者又带其他家属来门诊看病，知其口服1月后，未再复发。
　　脊髓炎瘫痪案
　　在《朱良春医集》中曾介绍“龙马起废片”治疗唐山地震脊髓外伤性截瘫患者，效果较好。笔者在临床中使用该方加减治疗带状疱疹脊髓炎遗留一侧或双侧肢体瘫痪，也取得较好效果。
　　龙马起废片组成：制马钱子0.15克，鹿角片0.4克，乌梢蛇、炙地鳖虫各1克，地龙、露蜂房各1.5克，此一日量。可装胶囊或研粉、制片均可，分3~5次口服。
　　病案举例：招某，男，28岁，日初诊。因“腰痛1月，头痛伴左侧肢体疼痛乏力半月余”入院。
　　患者头顶及左颞部胀痛，发作时有爆裂感，伴恶心欲呕，视物模糊，左侧肢体疼痛乏力，时有口周麻木，左胁及腰部带状红疹疼痛，口干口苦，近半月来腹泻，里急后重，泻后腹痛，黄稀便，甚至水样便，6~7次/天，纳眠差，小便可。舌红，苔黄腻，脉滑数。
　　查体：面红，球结膜充血，左侧转颈耸肩乏力，左侧肢体疼痛，活动受限，左上肢肌力3+级，左下肢肌力3级，左踝关节以下浅感觉迟钝，四肢腱反射（3+）。左侧踝阵挛（+），脑膜刺激征（-）。
　　急性期先给与无环鸟苷、糖皮质激素等抗病毒保护神经等治疗，中药给与龙胆泻肝汤加减，治疗2周后，患者带状疱疹消退，仍留有左侧下肢无力，不能站立，阴茎无勃起。仍有左侧颈肩、左侧下肢疼痛，舌质红，苔薄白，有津液，安排出院随诊。
　　处方：桑寄生15克，独活15克，秦艽15克，细辛5克（渐增至10克），川芎15克，当归15克，生地30克，苍术15克，桂枝15克，茯苓30克，杜仲15克，牛膝15克。并冲服龙马起废片原方。
　　上方加减2月余，患者已无疼痛，左侧下肢肌力恢复正常。已有晨间阴茎勃起，可从事既往工作。
　　朱良春强调治疗脑髓病应善于选用马钱子，该药味极苦，却能开胃进食，性极寒，却能宣通经脉、振颓起废。炮制方法一般用水浸去毛，晒干，置麻油中炸，取一枚用刀切开，观里面呈紫红色为度。用量每日量0.3~0.6克，入丸散效果较入煎剂为佳。
　　难治性面瘫案
　　朱良春认为周围型面瘫病程在1个月以内仍未缓解者，为痰瘀互阻经脉；久病入络，非虫蚁搜剔不能直达病巢，常用防风、赤白芍、僵蚕各10克，制白附子8克，煎汤送服善于祛风通络的蜈蚣粉2克，每日2次，收效甚速。
　　若医者贪功，使用激素、电热理疗、火针、电针劫伤阴液，则需顾护阴液，重用白芍、石斛以养阴柔肝熄风。若迁延失治，病程长达半年以上，疗效欠佳，朱良春自拟“平肝祛风汤”（全蝎、僵蚕、菊花、荆芥、钩藤、石决明）内服，配合外治法，即以马钱子、白附子按2：1比例研为细粉，用伤湿止痛膏贴于地仓穴（左瘫贴右，右瘫贴左，24小时更换），每在1周左右可获痊愈。
　　病案举例：黄某，女，28岁，因左侧面瘫24天于日初诊。
　　患者因起居不慎感受外邪，左侧面瘫，辗转诊治，24天仍遗留左侧面瘫，闭眼露白，刷牙时口角流涎，既往给与强的松、针灸、抗病毒等治疗。口干，舌质红，苔少。脉弦。月经量少。辨证为风痰入络，兼有阴分不足。
　　处方：天麻15克，生白芍20克，炙白附子8~10克，蜈蚣粉1克（渐加量至2.4克，冲服），全蝎粉2.4克（冲服），&&蝉蜕15克，僵蚕12克，石斛15克，生甘草6克。每日口服一剂，并在煎剂中取1/3量浓缩，同时在患侧进行离子导入。10天后完全恢复。（/09-4）
&&&&&&&&&&&&&&&&朱良春治上消化道肿瘤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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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剑萍 郁兆婧 吴艳秋 南通市良春中医药临床研究所 潘峰 广东省中医院
　　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从医70余年，在治疗恶性肿瘤，尤其是上消化道肿瘤方面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笔者有幸一直随诊朱老身边，对于其治疗上消化道肿瘤的思路、经验有一定体会和心得，现总结如下，以飨同道。
　　中西医结合治肿瘤
　　在肿瘤的治疗过程中，朱良春一贯提倡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原则，这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并非搞中医西化。众所周知，就杀灭癌细胞力量而言，西医的手术、放疗、化疗三大手段很有成效，短时间内中医药在这方面是不可比拟的。但肿瘤的治疗目标是阻止和减轻患者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延长较高生存质量条件下的生存期。
　　而西医上述治疗可能带来的各种弊端却给患者的生活和生存质量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中医药则从整体观出发，辨证论治，提倡扶正祛邪，与瘤共存，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的法则。
　　朱良春指出，在术后、放化疗中配合中药可以增效减毒，有效控制肿瘤复发转移。同时有资料报道：肿瘤患者体内某些癌细胞是放、化疗和手术无法清除的，这些癌细胞在5年内有转移的可能。在这种状态下，用中药可调整人体的自身免疫功能，使之有能力将癌细胞抑制、杀灭。在近10年中，越来越多的患者已开始主动接受中医药治疗。
　　而且，中医药在中晚期肿瘤治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中，西医已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此时消除肿瘤已不是治疗的主要目的。中医药在稳定瘤体、最大限度减少肿瘤复发转移、调节免疫功能、改善临床症状、减轻放化疗毒副反应、与瘤共存、延长生命等多个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彰显了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中的价值，而且确实使很多的患者在治疗中受益。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朱良春精辟地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也是治疗取效的关键因素，更是中医治疗肿瘤的优势所在。在肿瘤的中医治疗中我们要注重辨证，从整体把握人体阴阳失调、邪正斗争的状态。
　　借助于现代医学的诊病技术，消化道肿瘤有鳞癌、腺癌、管状腺癌、髓样腺癌、弥散腺癌、粘液腺癌，高分化、低分化等之分，这些现代辨病诊断知识可明确病情的演变、发展、转归，但却不能指导中医去辨证论治，所以必须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特别是对辨病尚未细分明确又不能进行放化疗者，辨证论治尤为重要。
　　他很赞同郭博信教授的观点：我们中医要想治好病，最关键的就是不能受西医思维影响，如见炎症就消炎，见癌症就抗癌等等，按照西医的思维用中药，你很难治好病。不管西医说的什么病，你永远要抓住脉证这个核心，要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临床表现，审明主证，找到疾病的症结，立法方药，切中首綮，用宏观辨证，微观辨病。
　　上消化道肿瘤在中医属“噎膈”、“反胃”、“癥积”“伏梁”、“胃脘痛”等范畴。朱良春将其主要分为气滞痰阻、痰瘀交阻、脾虚痰阻、气阴两虚四型，正邪之强弱在治则上区别很大。例如笔者曾亲见他治一食管癌病人。患者曾于别处服用大量抗肿瘤的寒凉药后，进食梗阻、恶心呕吐持续不解。朱老从其面色白光白，痰稀如饮，神疲怯冷，舌淡暗等症着眼，断其为脾阳衰惫，痰湿中阻之噎膈，予红参、蜂房、制附片、干姜等寥寥几味，数剂后呕吐止，食管通，饮食畅，诸症得以控制。
　　此前医只辨病，却未辨证之过也。抗肿瘤草药多为寒凉之性，虽为常法，然久服寒凉，阳气衰惫，为病之变，现补偏救弊，在病情的转变之中不断辨证施治，谨察阴阳而调之，则效果立见。
　　治疗中的整体观
　　整体观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二是人体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则相互影响。
　　而且人体与自然界也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正是遵循这样的指导原则，朱良春在中医对肿瘤病人的治疗上，也一直强调要从整体出发，而非仅仅局限在肿瘤病灶本身。他指出，局部病灶与机体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肿瘤的发生、发展与机体的抗瘤能力相互制约，互为消长。局部的肿瘤灶可以对全身各系统产生广泛的影响。
　　所以肿瘤治疗中不但要消除肿瘤灶，而且更要重视机体的抗瘤能力。肿瘤灶的消除或控制可以改善全身状况，而全身状况的好转及抗瘤能力的增强又可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浸润与转移。因此恶性肿瘤的治疗：调整体与调局部要统一，调全身脏腑的机能，调气血阴阳的平和，调气机升降的
注重扶正与祛邪微观变化，强调顾护脾胃正气
　　李中梓《医宗必读》曰：“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正气虚贯穿肿瘤始终，正气不足，免疫功能失调，细胞增殖凋亡异常，才会导致肿瘤的发生。而中医学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旺则不受邪。
　　人体正气的强弱，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先天，但后天水谷精微的滋养也是生命活动的重要保证，是人体正气之原动力。所以脾胃功能之强弱，决定着人体正气的盛衰和抵御疾病的能力。只有改善脾胃功能，才能使机体的营养状况从根本上改善，从而保证正常的免疫功能，发挥抗癌作用。
　　故朱良春指出，顾护脾胃正气必须贯穿上消化道肿瘤的治疗始末。同时，在治疗过程中需把握好正邪的微观变化。
　　他认为该病的病理性质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初期邪盛而正虚不显，治疗以祛邪为主，以通为用；中期邪盛正伤，邪气损伤人体气血津液，邪愈盛而正愈虚，病势日渐加重，此时需扶正祛邪并重；后期正虚邪盛，需以扶正为主，兼治其标。
　　巧用虫药，以虫消瘤
　　朱良春为用虫类药大家，在上消化道肿瘤治疗中亦不例外。有不少人认为肿瘤治疗就应以毒攻毒，只要是肿瘤，就会堆砌大量寒凉性的抗肿瘤药、大量虫类药来以毒攻毒。也有医家认为虫类药素来有毒，肿瘤病人体虚正弱，难以承受虫类药之攻逐。其实不然，这些都是对虫类药应用的偏见。
　　朱良春认为虫类药乃血肉有情之品，性喜攻逐走窜，通达经络搜剔疏利，无处不至；另一方面虫类药又系高蛋白、高能量之品，可激活体内能量，扶助正气而调节免疫功能，故其效用佳良而可靠，能起到力挽狂澜之功。
　　如补益培本之冬虫夏草、紫河车、阿胶、鳖甲等；攻坚破积之守宫、蜈蚣、穿山甲、蜣螂虫等；活血化瘀之水蛭、鼠妇虫、地鳖虫等；行气和血之九香虫、刺猬皮等；搜风解毒之蜂房、地龙等；收敛生肌之凤凰衣、鸡内金、五倍子等；利水通淋之蝼蛄、蟋蟀等都是他治疗上消化道肿瘤的常用之药。只要辨证准确，临床配伍得当，即可取得良效，此非草木、矿石之类所不能比拟的。
　　治疗中的服药特色
　　朱良春在使用中药治疗上消化道肿瘤时的服药方法也有别于其他肿瘤。初始手术后或进食梗阻，无论是因为肿瘤压迫梗阻还是术后疤痕萎缩而进食困难者，前3个月多以汤剂、散剂为主，每次5～15ml，含服慢饮，每日数次，一帖中药可根据患者情况服1～3天，待能进半流食物后逐渐加量，约一个月或可达到每日一帖，待半年后视患者体质恢复的程度、肿瘤控制的进度、肿瘤标志物下降的速度来决定递减中药。由每日一帖减至一帖药服一周以巩固之。一般以3～5年以上为妥。
　　如常用之守宫（又名壁虎），研究显示对食道癌、胃癌等具有较好的疗效，然而于大队汤剂之中，常规剂量则显病重药轻，超剂量又畏其毒性致害，口腔距食道、贲门都很近，守宫研极细末，用蜂蜜调之，用蜜丸之意，缓缓含化。
　　一则可使药力直达病灶，就近祛邪，而不伤无过之地；二则用蜜调之可缓和守宫峻烈之性；三则可使药物粘附于病灶局部，充分发挥药力。
　　临床上，晚期上消化道肿瘤病人，一般都以进食困难为主症，故在临床上笔者多采用中药保留灌肠方法，每日2次，每次100～200毫升，点滴半小时，一般患者都能保持1～2小时甚至半天。通过1～2周治疗后，大多都能缓解病情，特别是肠梗阻的患者效果更是明显。
　　当晚期病人大量胸腹水，口服一般中药不太显效时，则用朱良春经验方“消胀逐水散”装在药布袋里，用麝香少许放入神阙穴，药包覆盖其上，再加湿热毛巾加热，20分钟后麝香带着药力由肚脐传入，感到肠鸣辘辘，10分钟后取下，排尿会增多。坚持1日2次外敷，尿量渐增，腹水渐退。
　　此外，对肝转移疼痛剧烈者服用吗啡类镇痛药，易见恶心、呕吐、便秘之弊，他自拟了消癥缓痛散醋调外敷，盖保鲜膜后外加盖热毛巾使药力渗透于内，1日2次，镇痛效果明显。
　　总之，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擅用虫类药治疗各种疑难重症，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对肿瘤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对上消化道肿瘤疗效显著。笔者在此总结他治疗上消化道肿瘤的学术思想、辨证要点、思维模式、治疗经验等，希望能找出一套安全有效的治疗上消化道肿瘤的临床诊疗规律和方法，以期在临床得以推广，为中医药获得国际医学界认可提供有力的循证依据。(/23-4)
&&&&&&&&&&&&&&&&&朱良春以身试药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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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峰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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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曹东义教授主编的《挺起中医的脊梁》一书，在“难言之密在于用量”篇中谈到国医大师朱良春以身试药案例，读后使我深受启发感触颇多。
　　书中说：70多岁的李可（已故）先生，山西灵石人，自学中医成才，以敢于用大剂“破格救心汤”救治大量垂危病患而闻名当代。很多地方是急救找西医，慢病找中医。而在灵石县，曾经发生过西医有急症治不好，就找中医李可先生的大量事例。后来，李可因此由民间行医，转而成为第一任灵石县中医院院长。
　　他曾因给时已90岁的名医江苏南通朱良春先生开药方，引出一段佳话。李可自称是朱良春先生的学生，因为早在多年之前他就从杂志上学习朱老虫类药的用药经验，想拜师而没有机缘。有一年，在广州带学生的时候，90岁的朱老与70多岁的李可先生聊天，他们都到广州带学生。
　　朱老告诉李可先生，自己有一个多年下肢冷的毛病，每到冬季就加重，冷从骨头里发出来，很是痛苦。
　　李可先生稍事谦虚之后，为朱老诊脉，说属于肾经有寒，真阳亏虚，应当使用大剂附子治疗。附子是有毒的中药，医生们都知道不能用大量，一般都在10g以下。
　　朱老说，他自己用过附子，用15g没有问题，并且配伍当归、黄芪、丹参等温阳通脉。附子最大剂量不能超过18g，超过了就头晕、血压升高。朱老平素血压不高，而药后血压曾经达到170/105mmHg，很不舒服。
　　李可先生说：“18g用量不够。附子小量可以升压，大剂量就不升压”。他答应为朱老开处方。他经过2个小时思考后开出来一个处方：制附子180g，干姜50g，细辛30g，桂枝40g，白芍50g，炙甘草30g，红参30g，加适量蜂蜜、童便共煎。
　　行医70年，当时已经90岁的朱良春先生接过李可先生的处方，赞扬说：“很了不起，你能经过深思熟虑，尽管开这么大的剂量，我敢吃！”他马上吩咐他带的两个学生去抓药，并且到幼儿园，用糖块儿哄着小男孩儿，取了童便，煎了3个小时。朱良春先生按要求只服头煎，每3个小时服1次，共服了4次。
　　朱老服了头煎之后，量了几次血压，没有升高；又服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没有使血压升高。朱老在广州服了两服药，回到南通之后，又服了一服。到第四服，就不能再服了，口干上火，血压升高了。但是，多年的腿冷，从此之后减少了一大半，效果还是不错。
　　身为名老中医，90岁的朱良春先生，身为名老中医，敢于“以身试药”，亲身践行“神农尝百草”之教的精神可嘉。
　　朱老服用中药的案例充分说明：首先中医也在不断验药，但是中医自有中医的验药方式，这就是临床在病人身上或者医生自己服药验证疗效，也就是说中医在继续走“神农尝百草”的道路。对于中药的毒性，中医自有中医消除毒性的办法。比如篇中谈到的附子通过炮制和加蜂蜜的办法去其毒性方法。
　　其次，中医师给病人治病要有独特的经验技术和一定的知名度。李可能为国医大师开处方，是因为他的诊疗方法独特，擅用大剂量附子治病并且有较高的知名度。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独特的诊疗技术，用药平平，朱老需要找他开处方服药吗？
　　第三，沟通也很重要。首先李可自称为朱良春教授的学生，这就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再通过相互交流，比如附子小剂量可使血压升高，大剂量则有降压作用，消除了朱老的顾虑，使他愿意接受治疗。
　　第四，中医治病用药适可而止。有很多病最多是有效，根本就不能治愈，病人常常带病生存，所以在方中使用大剂量中药一定要根据病情需要，做到适可而止。(-8)&
&&&&&&&&&&&&&&&&&朱良春与台湾王金平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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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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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金平（右）与朱琬华互赠礼品
　　国医大师朱良春与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先生的交往，开始于1992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对当时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到底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讲话，解放了大家的思想，指明了经济建设的路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省南通市良春中医临床研究所正式成立。
　　那个时候的台湾，正是李登辉担任地区领导人的第一个任期，两岸关系处于动荡时期，虽然时局有时呈现缓和迹象，但是台湾同胞与大陆的往来还要受很多限制。尤其是政界要员要想来大陆交流还是相当艰难的。但是，凡规矩常有例外，王金平先生就是一个敢于越雷池、最先吃螃蟹的探路者。他的策略也很巧妙：变化身份，悄悄地来，静静地走，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了自己预定的计划。当然，他那次大陆之行，与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的医学影响力密不可分。
　　原来，王金平的夫人患有类风湿关节炎，久治未愈，很是苦恼。听在大陆的台商朋友介绍说，南通有一名老中医朱良春先生，医术高明，擅长治疗风湿病，据其所知，治愈的疑难病人很多。于是，王金平就萌生了帮夫人来大陆看病的念头，但是，有一个障碍很难逾越。他当时正任台湾“增额立法委员”职务，属于特殊政治身份，不能直接前来大陆。
　　为了帮助夫人摆脱疾病痛苦，王金平只好以“台商”的名义，从张家港坐船至南通。他想等到了南通后，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朱良春先生。朱良春给王金平的夫人问诊、把脉，了解病情，细心地开好处方，并且在汤药之外，还加上朱老自主研制的第一代益肾蠲痹丸制剂。由于时局的动荡，王金平夫妇担心多逗留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当天就离开了南通。
　　光阴如梭，转眼已经过去了20年。台湾地区在经历了李登辉之后，也结束了民进党陈水扁执政的时代，迎来了国民党马英九时期，台湾和大陆的关系也渐渐走向常态化。大陆和台湾的经济、贸易、学术等方面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
　　2011年，南通市市长张国华带团至台湾进行商贸洽谈，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书记屈宝贤、南通市台商协会会长刘景芳等一同前往。台湾的商会负责接待，在举行招待会的时候，有幸邀请到已升任“立法院院长”的王金平来参加晚宴。席间，王金平得知客人是从江苏南通来的，就欣然提起：“你们南通有个朱良春老先生，他现在身体可好？”屈宝贤回答：“朱老身体很好，现在还坚持上门诊看病呢。2006年的时候，他率子女在我们开发区开了一家专治风湿病的医院。在我们那里，得了疑难杂病，都找朱老先生看病。”王金平闻讯之后，就说起陪同夫人至南通看病的一番经历，并托屈宝贤代为问候朱老先生。
　　南通考察团回到大陆后，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在一次南通女企业家联谊会上，南通市台商协会会长刘景芳向朱良春先生的女儿、南通女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南通良春风湿病医院院长朱琬华，讲述了听闻的故事。
　　2012年6月，朱琬华应邀参加“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医药合作发展论坛”。朱良春先生嘱咐朱琬华，到台湾后去看望王金平。会议期间，经由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秘书李静宜及其先生连正世参议牵头，6月18日上午王金平在台湾立法院高规格接见了朱琬华和助手主治医师顾冬梅。席间，朱琬华向王金平介绍了医院的发展情况，赠送了医院自主研发的第二代产品浓缩益肾蠲痹丸，并代朱老向王金平夫妇表示了问候。王金平对朱老运用虫类药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中医特色治疗方法赞叹不已，感叹中医的博大精深。
　　王金平向朱琬华赠送了台湾特色的赠礼：高山茶叶和立法院特供的酒，并送描金彩绘瓷盘（松鹤延年图）给朱老以表达为其夫人治病的感激之情。晚上，王金平还邀请朱琬华和顾冬梅一行，到家里坐客。朱琬华与王金平夫妇促膝长谈，谈起当年到南通治病的往事，王金平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并拨通了朱老家的电话，互相叙旧问候，并诚挚邀请朱老中医世家祖孙三代能够到台湾坐客。
　　宽阔的海峡，隔不断两岸同胞的情谊，中医文化是连接两岸同胞的纽带，伴随着中医药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两岸中医药的交流也会日渐繁荣，感人的故事一定会越来越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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