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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实录:同舟共济过台湾&——1948年鼓浪屿英华49届学生毕业旅行的集体记忆
(插图1:风华正茂
1948年,台湾&&&&左起前排:黄福华、林世岩、何文泉、陈灿星、曾福建&&&
左起后排:杨拱照、吴沧浦、陈瑞章、雷辉煌&&&&&
口述人:黄猷、邱继善、林世岩、罗温清、龚诗楠、苏祖恩、郑德辉、林永福、高恩惠、卓仁禧、黄福华、张良佐等,陈灿星、雷裕煌提供书面材料。&
时间:2011年2月25-26日 地点:省教育学院邱继善先生家
时间:2011年8月4日     地点:厦门南华路11号黄猷先生家
时间:2012年7月24日     &
地点:厦门南华路11号黄猷先生家
时间:日       地点:厦门斗西路正元酒家
时间:日&&&&&&&&&&&&&&&&地点:厦门南华路11号黄猷先生家
 &&&&&&&&&&&&&&&
口述及材料综合整理:泓莹
黄猷:这是60多年后的聚会,大家一聚很不容易,都是八字辈的人了!希望大家的回忆能很好地体现我们这两个班毕业旅行的特点,我们是两个班,第一个班是学校同意的,另一个班是自己争取来的,有点“不合法”,学校当局意见就很大。一到台湾这个矛盾就暴露了,但作为教师自然要一视同仁,两个班一起活动,这样人数众多毕业旅行,实际上是很冒险的,我们当时年少气盛,实在是太胆大,太冒失了,当时学生思想也很复杂,要是闹出一点事来是很头痛的。
日黄猷先生家合影,由左及右龚诗楠、郑德辉、林世岩、黄猷、邱继善、苏祖恩、罗温清、林永福&&&&
(泓莹摄)
我们最怕的是两班不团结,一旦闹矛盾,各走各的,我们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照顾不过来了。好在大家到头到尾很团结,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你们的邱继善老师起先也没想太多,但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他压力很大啊,四天四夜没睡,到处找学生谈话,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做了许多工作,让两个班学生和睦相处,一些事情你们学生不知道,我们将许多事情包起来了,主要工作是邱继善做的,我是比较被动的。
不过,我们当时的确有所考虑:要让学生有所得。
对一般同学是让他们开眼界,认识社会;对进步的同学还有更高一点的要求,要他们认识社会,明白社会不像学校那么单纯;对共产党员,我们则要求他们起服务作用,一是锻炼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二是要尽量要提高他们在英华学生中的威信……你们看罗温清和孙一钟两个必须天天去挑饭,为什么呢?就是要他们起表率作用,学生们都要去玩啊,英华学生中,少爷很多,他们两个就得老老实实为大家服务,总之当时是有各种考虑的……
邱继善:英华中学早在沈省愚先生时代就有毕业旅行了,我们这次的毕业旅行算是成功的——那时台湾庆祝光复三周年,正在开博览会,闽南主要中学都去了,龙海一中就和我们同船。但大家没想到在台湾是那么困难,吃饭住宿都成问题,主要没得吃啊。毕业旅游一般是策划两周活动,结果大部分学校一周就回来了,在台湾住旅社太贵。住学校倒是可以省钱的,但人生地不熟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原也是计划两周,主要是碰到台风耽搁了。
插图3& 邱继善先生在安平古堡留影
林世岩:1948年10月22日到11月17日,百来个英华中学学生跨洋过海,这是唐山过台湾啊。台湾真是宝岛,我们印象深刻,现在说起台湾还如数家珍。我们在台湾时间将近一个月,没有哪个学校毕业旅行是一个月的!
这段历史对我们一生影响太大了,在英华中学的教育史上大概也是史无前例的。以前的毕业旅行,时间没这么久,当时紧张的政治局势也和以往不一样啊。我记得当时台湾到厦门的船已经很少了,两个毕业班一百多人,安全,饮食起居都是问题啊,那时天多冷啊,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要不是他们两个,谁有这样的胆略啊。
据说福华当时拿了一块金子出来。
插图4:何文泉、雷辉煌、陈灿星在台北动物园象栏边留影
黄福华:父亲是给我一块金子带着,但我没有用,用的是金元券,刚去台湾的时候,一美金还等于四块金元券,很好用,没多久就一泻千里,不值钱喽,后来大家也用袁大头。先是金元券后银元券,当时的货币乏值之快,你是没法想象的。
插图5:林永福& 泓莹摄
林永福,我还写过一篇作文,银元券两个月准完蛋,真的。
邱继善:我们的经费其实很困难,当时的确请一些富裕的同学出了一点钱。我刚到台湾的时候,真的是四天四夜没睡觉,也没吃什么东西。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那么多人,没东西吃,没地方睡觉啊,这些当时都没有让你们知道,待到确实有东西吃,有地方住,才把一切都公开了。
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歹仔”弄来的,哈哈——那时黄猷在台湾读台北大学,我叫他到基隆来接我。我当然知道一百多人到台湾吃住都是有问题的,但有把握就是猷仔在台湾,我要他来码头接嘛,一看到他,我的心就定了。
他要不来,我就死定了。
从基隆到台北这天,一开始就没饭吃啊,当时在台湾饭店里吃饭是要交粮票的,没有粮票免谈。这时刚好有一个英华同学,外号叫“格兰爸”的来看我,我说你在做什么?他说他在学校管膳食,我说你先弄一点米来借我,我斗胆向他借了400斤米。后来啊,也没有还。
“格兰爸”很担心地说,说你这时带这么多人来,没地方住啊。
黄猷:“格兰爸”是我们英华同班的同学张文法,“格兰么”就是英文文法的意思,其实这是我们戏弄他,有时用闽南音叫他,就是牛蛋的意思啰(笑)。这个人后来是台湾著名的桥梁学家,在美国教书。&
邱继善:黄猷父亲一个朋友,办了个酒店,新建的,装修好了,还没营业,这时就借我们啰,分文不取,这就省下一大笔费用了!那时真有点乱来啊,接下去到哪里吃饭呢,有一个同学建议说,先在报纸上报个消息,造个影响吧?鼓浪屿英华中学访问团团长邱继善如何如何,第二天开了个校友会,结果还真来了不少人,解决了许多问题。不过主要还是黄猷的父亲帮了大忙。单靠我大家就饿死了。
黄猷:这个酒店的名称翻译成弟弟思(DDS),在台北博爱路81号。这是世界上很有名的酒店,还没开业。这么有名的酒店在台湾为什么开不了业呢?当时酒店挂靠弟弟思系统,请福建音专教授,澳大利亚人孟扎克做经理。台湾当局怀疑孟扎克是苏联间谍,不让他开业,合同都签完了,还是不让开业……
恰好那个屋主是认识我的,所以大家能住那里。
郑德辉:那个住处简直太好了,离市中心近,去哪里都方便啊。一个班一个楼层,我们都睡在楼板上啊。
黄猷:那时大家吃的,是请人来做的,饭煮得太硬,还常常吃牛肉,有的人不习惯。那是台北圆圈的一个小食店,卖牛肉的,是我临时叫他来做饭的。为什么我能随便叫他呢?这里有个缘故。那时我在台大读书,台大一些人被国民党抓去关,说他们是共产党,有的真是共产党,有的是假的。不过,我们作为组织总得去看他们,总是带些东西给他们吃吧。这就需要一些能耐久的东西,我当时想到牛肉店,牛肉卤得干干的,好保存,可以吃一个月。我和这个牛肉店长期交易,一个月总得请这个店卤一大堆牛肉,让探望“犯人”的人们带去。
因为我和他有一定交情,才叫他来煮饭的。
罗温清:去台湾这104个学生,要没有黄猷先生,早就饿死了。那是1948年秋天,“228”事件才发生一年多,台湾人对大陆去的人还是充满仇恨。我们这些刚从厦门来的学生也受到牵连。主要是一般的餐厅不肯办伙食,大米和蔬菜也不肯卖给我们,没有这个牛肉店,我们还真的要挨饿。当时在台北的饭菜,是我和一钟去圆圈挑来的,我们做总务嘛。每餐都是这样,说是承包,他们却不送饭,我们两个,一个挑饭一个担菜,挑回来分给大家吃,两个班都是这样。
郑德辉:啊呀,那个跑堂是女的,一钟叫她“日月英”,相传她一次可以端八盘菜上桌,孙一钟天天和她一起端菜,也不知道人家名字,见大家叫阿英,他就叫她日月英。听说一钟回到厦门,那个女的还写信给他,哈哈。
林世岩:当时厦门没见过这样的女服务员嘛。一钟就和她“狗沙”(闽南语:暧昧猫腻的意思)嘛。
罗温清:我们住在博爱路81号那个三层楼的酒店,二、三楼各住一个班。师生都睡地板,为了学生安全,规定学生晚上七点半后回来者,罚打扫厕所,当时有一位同学违反规定被罚。
卓仁禧:当时不允许自由活动,要出去必须请假。
黄猷:你们记得吧,就是昆林,当时跑出去,回来被黄绍统关禁闭,他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呢。(笑)
插图6:卓仁禧和黄猷 (泓莹摄)
郑德辉:邱继善是学校指定的带队,从头到尾最清楚,到台湾请黄猷先生出来帮忙,要不就麻烦了,这两班,英华中学49届春季和秋季的学生,可以说囊括了英华中学学生中的精华和骨干,学代会的、学生会的、足球队、剧团,主要都在这两班。国民党教官的孩子也多。中共地下党员,大部分也在这两个班,闽中的、城工部的、闽西南都有。这两班一动,厦门足球似乎都不能踢了,运动队校队的人都去了嘛。
学校当局很不高兴。
卓仁禧:刚到台湾的时候,我们请同学们将带来的钱,尽量多交一点出来,由班里记账统一管理,不要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这是邱继善先生告诉我的,我们毕竟只有十七岁,邱先生是有经验的人,他说你尽量将钱收上来,免得让大家花光了。
&&&&&&他第一个晚上就叫我把钱收好……邱先生对我们真好。
他们那个班是明正言顺来台湾比毕业旅行的,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造反造出来的。他们是高三下,我们是高三上,按理是不能去的。但我们觉得应该去,主要这是一个机会,现在不去,以后就难说了,就吵着要去,当时校长许四福(许四复)是不同意的,我们一直争取,但校长仍然不同意,只好决定再次“造反”,自己去。
我们这个班历来就比较爱造反。高一时候曾经带帐篷到厦大露营,那时也不容易啊。我们当时的教官已经不是黄笃灶了,换人了……他也不敢说什么,我们决定去了,抬着帐篷到山那边露营。
林世岩:那时我负责做饭啊。
卓仁禧:对。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要把大家安排好才能睡嘛,因为我是班长。大概到了十二点,学校派音乐老师蔡苍泽来,找到我,说希望能将学生动员回去。我说为什么?我们都已经出来了。他说明天上午教育厅派人到学校巡查,少了一个班不好,若要说明是野营,那就是说学校同意,可是学校并没有批准啊。
明天早上8点还是回去吧,蔡先生说,待教育厅巡查完,你们才回来露营。名正言顺……我和班上的几个人商量之后,决定六点半起床,八点之前回学校。帐篷不收,两个人留守在厦大,其他人回学校应付教育厅巡查。
大家都很团结啊。这也算是造反的经验:造反也是要讲理的,不是一撒野就野到底。要看情况,这次算成功了,学校没有处理,我们也达到目的了。第二天,就是周六下午,我们回到露营地,渡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周一回学校上课,完全没有耽误功课。
我们读高二时还有一次:我们组织到集美去踢一场球,全班都去。他们是校队,我们只是一个班队,这次活动也很成功。
有这两次活动成功做基础,我觉得我们有把握组织全班去台湾。
我是班长,开了几次班会。第一次是吹吹风,第二次就很认真啦。我们有43位同学,居然没有人说不去。但学校不同意啊,怎么办?一切筹备只好都在秘密中进行,但邱继善先生是知道的。他是我们班主任,很有威信,也很了解我们的情况,他同意我们去,但学校不同意,他不能表态,他是受聘于学校的,不能公开支持我们。我们要考虑邱先生的处境,当时曾世弼先生也是支持的,他并没有教我们的课,但他和邱先生很好。曾先生看我们筹画去台湾的事,故意装作不知道。
我想,坚决走,不能再犹豫了,当然我不敢跟我爸爸说,他肯定不同意,我只是和妈妈说了,妈妈没有什么表态,我想两个家长有一个同意就行了嘛。
当时轮船的售票点在轮渡附近的自来水公司楼上,我到那里去询问船期。他问我买什么票,我说统舱,统舱便宜啊,大家带一张席子就行了嘛,有的同学连席子都没带呢。他说这样哦,一张票一块钱美金,或者两块金元券。那天,我就花86元金元券买了43张票。
林世岩:你哪来的钱啊?
卓仁禧:不就是43元美金嘛,因为金元券不断贬值,那时厦门买菜已经开始用美金了。售票的人说你用什么钱都可以,现在就可以交,我就交钱了。买完票,我巴不得船马上走啊,生怕夜长梦多。我问他什么时候有船,他说后天。我回来就与班上的一些骨干说了,票是在手了,但不能传出去,样样都得保密。
那天下午,从厦门到基隆的船大概三点半开。我们那天早上,上到第四节课,所以学校毫无察觉。他们想,上到第四节课,不像造反的样子嘛。哪里想到我们行李都准备好了,一点半上船,我当然很准时啰。
郑德辉:其实都心不在焉啊,像吴沧浦那样永远不倒的优秀生,简单的题目都做错了……&&&&&
卓仁禧:大约两点半的时候,一些家长来将他们的儿子叫走了。比如救世医院的苏医生,他的儿子叫苏仲仁,我和他是好朋友,知道他很怕他爸,怕得不得了,结果他爸爸坐小船从船舷上来,把他“抓”回去了,这很可怕,谁知道下面还有多少家长要来呢?我挰着一把汗。
过了半个钟头,我自己的爸爸来了,当然他是不会自己来的,叫我们店里一个职员,到码头来叫我要回家。说是学校打电话给我爸,说我是学生头,要我动员学生不要去台湾。我说现在不行,大家都已经在船上了。我对他说,我现在回去,算什么呢?不能回去!
他回去告诉我爸,爸爸不再说什么了。
最让我高兴的是,当我上船的时候,看到邱继善先生已经在船上了。心想学校不让我们去,邱先生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我非常佩服他啊,他和我们不一样,他是老师,不听话学校是可以开除他的,他是拿工资的啊。
我和他点个头,他也和我点个头,我们都不说话,心知肚明啊,但我家派人来,他是看到的,也听到我们的对话。听到我说不能回去,他不吭声,也不和我说任何话。
这时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生怕家长一一将同学们都叫回家去,不料半个小时后,苏医生居然亲自将他儿子送回来了。还有周绍色,他爸爸是中学老师,怎么叫回去我不知道,送回来时我倒是看到了。爸爸们将儿子送回来了,看来是都没有什么意见了,我也没走。
三点半船准时开了,我很高兴,点了一下人数,只少了个林俊彬。
插图7:林世岩& (泓莹摄)
林世岩:我当时是穷学生,那天下午挟着书本要去上课,刚刚到八卦楼,被同学拦住了,说回去回去,回去拿衣服,我们要去台湾!去台湾旅行,对我来说像做梦一样。哈哈,我家穷啊,母亲在鼓浪屿姑娘楼做工,一个月就那么几十斤米(注:因货币贬值,当时发工资多半以米代钱)一个人要养三个孩子,这就要去台湾啊,我甚至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当时我说我没钱啊。不要紧不要紧,他们说,有多少就带多少!
那天下午将近4点,我们到三丘田码头下船,(笑)早些日子听班里同学议论他们那班要以毕业旅行代考试,我们班是要考试的。但同学们都希望去毕业旅行,当时我们学校有钱的学生多,交通银行的、同英布店的。大部分读英华的孩子都是高层的。而我是苦学生,放学要为姑娘楼的番仔挑水,暑假要替他们种花,看孩子,我真是不敢想啊……
去台湾,衣服一拿就可以走啊,这不是做梦是什么?
船开的时候,同学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唱“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船一出港风浪大了起来,就吐得一塌糊涂,我们有的睡在厕所边,有的睡船舱边上,大家都睡地板嘛……
卓仁禧:船终于开了,很高兴。我们从来没坐过这样的大船。鼓浪屿的孩子,天天看着大船来来往往,一次也没坐过。我们的船朝北边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到台湾做什么,我一点概念也没有,住哪里,也不知道,大家钱也带得不多,怎么办?这一夜我睡得不太好。第二天早上,听到有宁波口音的人说,起来起来,天亮了。
我这才恍然觉得我们是睡在人家舱口,人家是买了票的。
当时还不知道台湾人说的是厦门话呢。早上靠岸是10点左右,我听到苦力说话,我们居然都听得懂,看来这地方离厦门不远嘛,心里不禁安定了几分。再一抬头,我们的黄猷老师站在趸船上招手呢。
插图8:1948年台湾基隆码头
那时我的心啊,全然安定下来了。看到黄猷先生,别提我们有多高兴了。当时我并不知道黄猷先生是中共地下党,但都知道他不单书教得好,人品也很好。心事茫然中看到黄先生,真是高兴得很。
林世岩:是的,那时是黄先生在码头接我们。
黄猷:你们的邱继善老师打了个电报叫我来接啊,还加了一句,要带钱来!
林世岩:邱先生,您怎么知道他有钱啊?
邱继善:没钱也得去弄嘛。
黄猷:这点我理解,知道国内没有台湾钱嘛,要带一点钱来用嘛,所以我两个袋子要装得满满的才敢来的嘛。他在电报里说你们都没有新台币,叫我带钱到码头来接,也没有说你们有多少人。我接到电报觉得很奇怪,要带钱,一定是要带比较多的钱罗!到码头一看,嚯,原来甲板上有那么多人!
说好到台湾毕业旅行的班级,是学校定了,叫邱继善带的,后来居然两班都走了,学校就叫黄绍统跟着去了。事先我都不知道,学校后来写信告诉我,说另一班学校不同意,你就不要管了。我当时就很紧张了,都是学生,怎么能不管呢?其次,当时中共地下党厦门市委也不同意我们和英华闹矛盾。王毅林和郭荫堂都写信来,说处理这件事要慬慎,不要因此与学校搞坏关系,英华中学这个基地很重要,我们是以英华为基地串起侨师和其他学校的学生运动,而许春草是我们重要的统战对象。
黄绍统后来还跟邱继善说,我来是要监督你的,看你搞什么名堂?实际上是因为学校派他带这个毕业班,他又顺便把你们带上了,正因为他是你们班主任,才不好多说话。我压力也很大,一是要照顾所有的学生,二是要注意英华中学的形象……
邱继善:我知道他一定带钱来的,他也知道我一定是空手的。&&&&
& 插图9:黄猷与邱继善(泓莹摄)
我们这种关系你们是不了解的,他知道我空手来的,他曾空手来找我,我也曾空手找他。他有时也很惨啊。我们去南平考大学的时候,他先到,我船票先给他用了,后来我的船沉了……好容易才到目的地,到的时候他在菜馆请我,很讲究礼数啊。吃完之后,说要来考大学啊,我的钱已经花完了,接下去看你的。哈哈,他就这德行啊……
那时台湾政治空气还很紧张,我们不说自己从厦门来的,到了台南就说我们是台北的,到台北说我们是台南的。
龚诗楠:台湾人对当时社会很不满,对国民党印象非常坏。我们穿英华校服,黑衣服戴黑帽,帽子上有银校微,这是英华的校微嘛。火车上的台湾人不知道,就说,这些人啊,都是来扫荡米粮的,瞧,那两个袋子做得那么大,就是用来装米的嘛!中山装口袋很大,我们的校服样式是有些像中山装的。我笑笑说,不是啦,我们是厦门来的学生,毕业旅游,来玩的……他说,呵呵,厦门在哪里我没什么印象。你们一定是鹿港的。厦门的口音有点像鹿港嘛-------说明他们对社会确实不满,反正他们看到穿中山装的就认为是来刮米的。
插图10:陈灿星、黄福华、雷辉煌、何文泉在台中公园合影
黄猷:中山装有四个大口袋,台湾人就把中山装叫中山袋。这是笑话,也看得出台湾人当时和国民党当局的对立情绪。
林世岩:不过,台湾人当时有个特点,对闽南人特别亲切。那天我在车上,有几个老人家很奇怪,说我们怎么说他们台湾话,很高兴啊,说小兄弟啊,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说我们台湾话?
我说我们是厦门来的学生,到台湾来毕业旅游。
他们说,小兄弟啊,咱是有相同祖宗的,不要以为我们仅仅是台湾人而已。他们说,我们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们的根在唐山,有的是漳州祖,有的是泉州祖----我们和他们说起话来很亲,情感上很快就融为一体了,否则碰上说北边话的,就完全不一样----他们特别反感北方人。
他们是这样说的:小兄弟啊,我们的祖先说了,浊水河要是变清了,那就是日本人要败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知道啊。我们当时迎接国军,是满怀激情来迎接自己的亲人,要回祖归宗啊。没想到我们送走一群狗,却迎来一群豺狼。一来就是接收,封条一贴,三青团国民党,一来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掠夺财富,贪官污史各占山头,拼命搜刮财富,不顾台湾人的民生问题,国民政府一过来,我们的米价就直线上涨,我们生活得比日本人统治时代还糟糕——
插图11:当年淡水湾
插图12:如今淡水鱼人码头(泓莹摄)
他们这么一说,我就明白国民党当时欠台湾人民的账。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知道今天台湾为什么会有民进党。我当时就感触很深,原来还想写一篇报道呢。
插图13:张良佐(林世岩供稿)
张良佐:有一天,我和游永铭去理发,我是厦门人,游永明是浦城人,不会说闽南话。我先理完发,用闽南话问多少钱,他说600(旧台币)。我们是一起出门的嘛,我就坐在那儿等着,一会儿游永铭也理完了,他用普通话问价格,理发师说,800,笑死人了!
插图14:高恩惠&&(泓莹摄)
高恩惠:我们在台湾看了两次电影,第一次是我们几个人去,我们当时都穿的是军训的学生服装,那次,买的是半价票;后来我们用集体的学生证明,结果是七折……为什么呢,呔,因为我们穿军训服,他们以为我们是警察啦,警察是有特权的,哈哈,国民党的名声很坏啦。因为这两次都是我经手买的票,记得很清楚。
黄猷:当时是48年了,时局很紧张了,国民党从台湾调了许多糖和粮食到大陆打内战。台湾是宝岛,土地肥沃,之前是从不缺粮的,一旦缺粮,老百姓就反了……不过,台湾人的确不打闽南人的,对北方人态度总是比较坏。
张良佐:不过,也有例外,我们都爱钓鱼,七嘴八舌地问价格,不知谁冒一两句日语,结果他们骂我们日本奴才。有点鄙视的意思。
林永福:也有不一样的,我当时也会说几句日语,台湾人都会说几句嘛,所以我们光讲闽南话也不行,还得要说一点日语,才认为我们真是台湾的。当时排外不是单排北方人,是对所有外来人不好。
黄猷: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闽南人也有到台湾做公务员的,他们恨的是这个。如果一般老百姓,就不是这样。当时很多北方公务员怕挨打,还躲到老百姓家里去,后来台湾的许多读书人,还有个思想,争取要与闽南人合作。
的确因为国民党的政策和二二八事件,才会有所谓台独。
插图15:1919年台北新公园,如今的228纪念公园(图片来源:王雅伦《法国珍藏早期台湾影像》)
李登辉就是一个例子,他原来是共产党员。应该说他思想转变的过程是这样的:他在日本大学读了一半,回到台湾,到台大读书,算起来和我是同年段但不同学院的同学。他当时很苦闷,因为没有什么出路,我们这边说他家里是汉奸这是抬高他了,李登辉的父亲,台湾人叫宪兵补的,日据时代,台湾警察之类的人都是这样的,他们并没有日本的公民权。李登辉是在看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参加共产党的,沈崇事件他也上街游行,陈实保留的照片还在嘛!李登辉和我们人大教授方珍是同学,方珍当时就叫陈实,陈实跟他睡上下铺,李登辉不懂中文啊,所以写论文的时候要陈实帮忙。
泓莹:他不懂中文?
黄猷:是哦,他长期在日本读书,懂日文而已,回台湾才读中文。二二八事件之后,他的思想就变了,不过,他现在也还承认他是共产党。他当年是正式退党的,所以我们骂他叛徒是过份的,给他办入党和退党手续的人还在天津。当年,也不知谁去向杨尚昆说李登辉中共党员是假的,杨尚昆跟项南提过这个事。后来顶南跟我说了,我说他们乱讲,谁介绍李登辉入党我都很清楚----总的来说,李登辉是代表了二二八事件之后,在对国民党当局失望中萌发出台独思想的台湾人。
台独啊,日本留学生多,日本人支持,国民党不支持的。
插图16:台北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泓莹摄)
罗温清:我们当时都穿校服啊,黑衫黑裤绑腿。出门要整队,有时还要跑步,英姿飒爽。我们去参观台湾光复三周年博览会,博览会有三个会场,展品很多,令人目不睱接,接着到圆山动物园参观,这个动物园比厦门中山公园的动物园规模大得多。动物种类繁多,有大象、老虎、骆驼、大斑马等。
插图17:1948年的台湾总督府&
因为经费问题,有时就买九十几张票。火车站也纳闷,觉这队人,兵不像兵,学生不像学生,到底是什么弄不清楚,他们检票不太严格。但台北火车站清洁明亮,乘客依次上车,整齐有序,给我们良好印象。台北没有乞丐,妇女就业多,百姓守法,爱憎分明,文明朴素。感觉社会管理不错。
林世岩:在台大读书的英华47届一些同学来接待我们——我们真是近距离接触了台湾,和十几个学校联欢、打球,足球赛篮球赛,我们胜了好多场啊,这些记录都还在吧。高山族同胞有一个在台湾运动会上万米跑第一的人,也来与我们联欢。
郑德辉:我们和台湾学生踢球,成绩一般是四比一或七比五,台湾学校的足球水平和英华中学不能比,英华中学的足球是有名的,平时我们课间十分钟也踢球,这种“比赛”,叫单双号。为什么呢,钟一敲,这十分钟要充分利用,来不及,就以单双号分队,所以这样的球赛叫单双号。
足球,在学校时是两个队,在台湾就拧成一个队,打遍了他们一些学校,几乎没对手,黄老师一直叫我们不要打太多啦,
黄猷:已经赢了七八场了嘛,总要给别人留点面子。
林世岩:从北到南,我们开阔了眼界,和台湾人融为一体,台湾土地好肥沃啊,我们在公园里还看到沃土中的蚝壳――原来台湾的土地是从海里升起来的。
那时天很冷了,我们也没有什么钱。但我们没有一天是空闲的,一个月之内参观了二三十个大工厂,包括许多重工业,比如铝厂别人是不能参观的,我们也去看了,还有机械厂、樟脑厂、烟厂、有酒精厂,从重工业到轻工业,总之是近距离广泛接触台湾社会……
林永福:我来补充一下:还有水泥厂、由母页岩提炼石油的工厂、水力发电站……还有洗衫裤的什么厂啊,脏衣服从这里进去,从那边出来,熨好的衣服啊,当时感觉很奇妙!
插图18:1948年高雄水泥厂
卓仁禧:这是在医院,我们参观了台大医学院,看到洗烫衣服用滚轮,规模非常大。第一个参观的厂是樟脑厂吧,看到他们用老式的方法生产。台湾出樟脑树嘛,用水加热去蒸木头,水蒸汽结晶后就变成樟脑。台湾的很多工厂与本地资源丰富有关啊,我们还看了烧碱厂,台湾用电方便,日月潭发电,当时水电就很便宜,烧碱厂只要有电有盐有水就可以分解出烧碱了嘛,还可以出副产品盐酸。成本很低,规模很大。这个烧碱厂当时应该在世界上还算是有点规模的吧。
插图19:当年樟栳厂中的大樟树
插图20:当年的南北樟栳厂
在台北还参观了金属铝厂,这是造飞机的原料嘛,我记得矿石是一粒一粒的,从中东运来的,练成铝锭,规模也很大。我们在鼓浪屿哪里见过这个?所以我说是开了眼界啊。
要承认我们是小地方啊。我们在厦门没有条件看到大工厂,厦门当时没有几个像样的工厂,除了电厂,包括鼓浪屿电厂,因为我父亲就是股东之一,所以多少了解一点。知道厦门这些厂有几台机器,什么人在管等等。当时还有自来水厂,黄奕住家的,总之当时厦门真正像样的大工厂是没有的。我们到台湾去,觉得与厦门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业发达。
当然,和上海就不能比了,我当时对中国工业布局还是有些了解的。
最重要的,当然是参观博览会。我记得台湾当时的省主席是魏道明,之前是陈仪,陈仪被蒋介石杀了嘛……博览会地点在总督府。我看了一天,很认真地提问题,我用厦门话,他们回答问题用日语,当时在台湾,只要读过初中生日语都说得很好。他们对我们说,我们是本地人,用日语回答方便些。他们居然觉得用日语方便些!这样规模的博览会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们到淡江中学赛了一场球,和他们的校队踢球,胜了。淡江中学也是英国长老会办的,和英华一样。
黄猷:这两个学校过去就有来往。
&&&&&卓仁禧:到淡江中学要坐火车去,很方便。台北公园是我们自己去的,还有植物园,也很漂亮。在台北我还请过一个假,有一天晚上,我跟邱继善先生说有三个人要去听音乐会,因为我们对音乐很有兴趣,歌唱得不错。恰好台北这个音乐会演奏的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最后有大合唱《欢乐颂》,那正是我们最喜欢的。于是我、陈惠定和吴沧浦,我们三个人就请假去听了音乐会。
当时台北房子一般就是两层楼,最高的是七重天,就是七层楼,我们也去看了,在厦门当时可看不见高楼。台北呆了一周,我们开始往南,第一站是台中糖厂。台湾当时主要出口产品,一是糖,二是大米,糖的价格比大米高,所以我们去看了糖厂。从糖浆怎样结晶到白糖。台中甘蔗很多,糖很好。
插图21:1948年基隆火车站
林世岩:那天我们去日月潭,三点就起来坐火车,七八点就到了日月潭山下,七点多坐的货车,就是畚斗车(卡车),搁着木板做的凳子。坐在车一看下去,深隆隆的,好容易才上了山。一个多小时才到日月潭,景色特好,同学们有去游泳,有的去划船。邱老师带我们去和高山族的人联欢。
高山族的人非常热情,有个酋长叫毛信孝,他们当时都在深山里打野兽,插着刀,穿皮衣,两个公主很漂亮,跳土风舞、唱歌,一个人拿个大竹杠,下面埋个缸,盖着大石板,高低不平,用竹杠来敲,发出不同的声音,我们就是这样唱歌跳舞的。
这个毛信孝啊,现在居然是毛王爷了。
插图22:高山族酋长毛信孝
我去年又去台湾,特别去了日月潭、特别去了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我要去找那个地方,但去不了了……他们说,毛信孝,现在叫毛王爷了。据说是因为蒋介石有个“行宫”,就是休养所嘛,在日月潭,他常和宋美龄来休养。有一次碰到大台风,宋美龄哮喘发作,很严重,医院很远,叫不到医生。紧急之下,结果是毛信孝用特效药治了的,据说这种药浓缩了山林里各种动物的胆汁等精华,很好的治哮喘的药,宋美龄是信西医不信中医的,可是命是要的啊,不得已只好吃了,结果一吃下去就见效,不喘了。
她就继续吃这药,病居然全好了,蒋介石就封他为毛王爷了!我又问毛公主,他们说毛公主后来从商,生意做得很大,现在死了……当时到日月潭还参观了当时可以说是最先进的发电站,引日月潭的水发电。
黄猷:那时其实都很落后,两个发电站合起来就那么37万千瓦。
插图23:鼓浪屿少年唐铭和阿里山姑娘毛公主(高恩惠供稿)
卓仁禧:日月潭给我的印象是湖很大,我们年轻啊,到处跑。高山族服饰和普通台湾人不一样,他们身上都插着毛。不知是什么毛,高山族的人当时不会说普通话,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
我们三四个人跑到湖边玩,其中有后来在厦大的黄志善,他年龄比我们大一点,不是和我们一起在鼓浪屿长大的,读高二才从南洋回来,他是从印尼回来读英华中学的。我注意到他居然能和高山族的人说话,他说高山族的话他的确听懂了一点。我问他你怎么懂啊?他说他们的话有点像南洋的马来语。
插图24:黄福华& (泓莹摄)
黄福华:整个南半球的土著都是马来族,台湾高山族也是一样的,比如结婚叫“勾引”(闽南音),很有意思。当时我们遇到的高山族酋长毛信孝有三个女儿,最小那个最漂亮,是他和日本女人生的,后来,又被日本人娶走了。
插图25:高山族女人表演“杵歌”
卓仁禧:高山族人有独木舟,但我们几个人不敢多说话,怕出问题。后来邱先生来了,他说要雇一个大船,让同学们一起游湖,然后请他们跳舞,这是要付钱的。我们先坐船游日月潭,然后看他们跳舞。日月潭实在是非常漂亮。
黄福华:跳舞那个是大女儿。
插图26:当年的高山族大公主毛文娟
罗温清:接下来的行程,每每要到哪里,邱先生就叫我和善扬打前站,去找人,解决吃住问题。比如到高雄就是去找黄笃灶先生。黄老师曾经在英华中学任教官,他为我们解决在高雄的吃住问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黄笃灶先生曾回厦门与我们几个同学叙旧,谈到往事,十分亲切。
郑德辉是领队,他当时目标很大,总是抛头露面,所以我以为他是班长。我和一钟那时是总务,邱继善先生和黄绍统先生是带队老师,高恩惠是会计,负责管钱。
郑德辉:说我是队长,其实我是吃便饭的。原来两班各有班长和领队,一是陈建功,一是卓仁禧,到台湾后,两班有点小误会,邱继善先生就来做我的工作,说我在两班都呆过,就多做点工作,让大家平平安安回厦门,他封我个“总领队”,也就是起个谐调作用吧。我天天带队出去,带队进来,其他后勤都是别人做的。收钱买票都是他们做的,邱先生只要求我点好人数,因为,丢一个人回去就不好交代了。上火车要点人数,下火车也要点,所以我很紧张,认真得不得了。生活方面,好在有黄猷先生,解决了许多问题。钱,当时是这样的,你能出多少就多少,也有出一块的。我家里也不是很好过……
我们这班的票是我和班长去买的,收了钱才去买票。
当时台湾各个学校都有从英华来的毕业生,有的是学生,有的是教师,这些校友确实帮了很大的忙。黄笃灶抗战时是到缅甸作战的十万远征军之一,出生入死,可是回来之后,什么也没有,也就是一个下士,到英华来做教师。
卓仁禧:我们住在高雄中学,然后去往台南参观,首先是看郑成功庙,第二看盐田。涨潮进来,退潮晒干……高雄之后,台湾之行差不多了。从高雄再回台北,就是准备回厦门了,当时找船是有困难的,我们的钱也快完了。我们等船回来,真是很焦心啊。当时没有大轮船,我们一度想坐大帆船到福州,再走路回厦门,当时的确有这样的打算。要分好几船走,但不行啊,想想很险,福州到厦门几百公里,我们要走几天?当时大家都没钱了,怎么走?
后来弄到一条船,大中轮。
插图27:1948年台湾基隆火车站一瞥
那天大中轮七点左右出基隆港,九点就遇到台风了,推进器空转,碗筷都掉到地上了,永福不是有这样的记叙么?
龚诗楠:风浪真大,我睡在通道,摇过来,摇过去,吐得要死,我还是会游泳的,都说会游的人不晕,还是晕啊,过了十一点钟稍好一点,但还是摇到天亮,我爬起来说,到厦门没有?结果,发现船还在基隆港。
插图28:罗温清& 泓莹摄
罗温清:回厦门,究竟要从高雄还是从基隆走,我们的确费了很大周折。那天从基隆到出发,碰到台风,大家晕得死去活来,甚至都准备好了一齐死,今后一百多人同天做祀。
黄福华:据说是船太轻压不住风浪,说回来载煤,这样才能镇住风浪,当时他们是这么说的。那时听说高雄有船,我们就要求退票到高雄去坐回厦门的船,他们说,这是勘乱时代,你们到这做什么,骂我们啦,结果邱继善老师说打,他们几个就领头去了,记者就拍照,消息很快就见报了。
高恩惠:退票起先要给支票,我们说不行,要现金,再打,这才全退了。
插图29:龚诗楠&&&
龚诗楠:邱继善先生啊,很好斗你们知道吧。我们在台北的时候,住在那个三层楼,有一天,他风风火火跑进来,说,你老子的,碰到美国兵,三个人喝醉了,坐三轮车,也不好好坐,他们要踏着玩,欺负三轮车夫啊,我看不过去,堵住他的轮子,揍了他们一顿,溜了回来,哈哈。
高恩惠,那时他和绍统,分开跑,邱先生先回来,那天我看门,他急急地问,绍统回来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眉飞色舞说给我听,那天我正看门呢。
卓仁禧:大家都头晕呕吐,我不怕,不晕,但不知要怎么办,船返回基隆港。让我们大家下来,船不开了,走不了了,这么多人要吃什么?
插图30:1948年基隆码头
邱继善先生叫我到基隆去申请粮食,申请的理由是我们是到台湾来旅游的中学生,买不到船票,没钱了也没粮食了,希望给我们以补助……那时去的是两个人,另一个是谁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心里直嘀咕,哪有这样的好事儿。但他们还居然批了,给我们米票,不到半个钟头,就批了,同意。
我拿给包饭的餐馆,吃饭就不要钱了,这个米是政府给穷人预备的?总之吃饭不要钱了,菜金自己出而已,否则大家都没钱回去。
邱继善:黄猷的父亲是著名的法律顾问,是明治大学毕业的,对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法律都很熟悉,他的介绍信,不是介绍信,就是他的名片,写几个字,就可以到粮食局调粮出来,他是电力公司、铁路局等部门的法律顾问,在粮食局也是可以说上话的。
铁路局也是用他的介绍信,我们票就很好买,反正英华的学生算是比较有钱的,就连日月潭什么的也都去了,没钱是少数的,比如林世岩,但世岩也去的,邱先生就有这点好吧(笑)。
插图31:邱继善、黄猷、林世岩& (泓莹摄)
黄猷:当时具体帮忙的是庄奕馨,是国民党农业局的小官,但这个人来头很大,是老共产党员,1923年就在日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了。他是台湾人,后来到厦门做了许多抗日工作,1933年党组织破坏之后就散了。当时我祖父病了,还曾经请他来代禾山中学的校长。他是老实人,后来王芃生替国民党组织了一个专门对付日本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庄奕馨是少将研究员,负责在杭州筹备迎接美军登陆问题,后来美军不是在日本使用了原子弹,就不存在登陆问题了。他没事儿干,就回来了。去接受台湾,他是老实人,没有什么权力欲,结果就和李万居在一起。
李万居是青年党的,也是这个研究所的少将,曾经驻越南。
李万居主持台湾省政府的新生报,后来被国民党踢出去,办了个光论报……庄奕馨起先跟着他在新生报做事,他是很低很老实的人,就在那里做总务主任。但突然国民党发胜利勋章,李万居和庄奕馨都是有胜利勋章的,那时台湾人都大吃一惊,说小小的报社,社长和总务主任居然都是功臣。他们根本不知道,庄奕馨和李万居在抗战时候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庄奕馨是读农业的,粮食局的李连春和他相识,所以他去找李取粮。
卓仁禧:我们在台湾又呆了一个礼拜,后来一些事不是我办的,就不太清楚了。那天,好像就是说高雄有船,没说是登陆艇,大家又赶到高雄来,10点坐火车第二天到高雄。那时年轻不懂啊,我坐在车厢边打瞌睡……
我们那天到了高雄,5点多还是6点上船,我细细察看了高雄港。这是世界上著名的军港,口小腹大,奇特而壮观。如果有航母在这个瓶颈沉下去,整个港就变成死港了。
我们的船离港时,时间六点半,我看了表的,看得很清楚。天还没黑,夕阳西下,晚霞红得很。我一直站在船尾,天黑才进船舱,第三天到厦门,看看表,好家伙,夜里三点半,比我们来台湾的快多啦,才九个多小时。高雄离厦门比较近,看地图上就很清楚。
到达厦门不能进港,船是停在厦门和金门之间一个什么地方吧,天亮之后才又住里靠一点,换了舢舨就回来了,没有经过鼓浪屿,因为到青屿肯定要经过鼓浪屿嘛。
高恩惠:1948年11月22日,招商局货轮108号是停在厦门港附近的大屿岛,这时,已经是63岁高龄的王世铨先生和欧阳琦老师,从鼓浪屿三丘田乘舢舨渡海到船上来看我们,大家十分感动……
卓仁禧:回来以后,很快要上课了,记得是圣诞节前吧,郭荫堂先生坐在图书馆等着我,我以为自己肯定挨批了,当时有人说我们会受处分的嘛。但郭荫堂并没有批评我,他只是说,你们回来了,回来就好,收收心,静下来好好读书。
他还是蛮好的,他说可能你得作一次短短的表态,检查一下,你们没听学校劝说,擅自冒险出门,这是不对的。所以那天全校学生在操场集合,我就说了,我说我们这次没有得到学校的同意就出去,这是不对的,希望大家不要学我们等等。很短,一两分钟,很快就结束了。这个大会,所有的学生都在,是许四福校长主持的,我就给他敬个礼,他没有再追究我的责任。
林世岩:我们在台湾每一段故事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当时为了退票,跟大陆行打架那个事儿。我的记忆是到高雄之后,时间很紧迫了,大家又没钱,听说基隆有一个船要到福州,就赶快坐车到基隆。我们原本是要从基隆回厦门的。那时一心要回家了啊,天冷,衣食无着,大家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还记得那晚,船遇到台风转回来,没法退票,大家要去和大陆船行打架,邱先生对我说,世岩,你在船上呆着,看行季。我就看啊,我当时很乖啊,因为是贫苦生,要多做事儿,常跑腿啊,我负责卫生,还管理生病的人等等。邱先生知道我穷,很疼我,又拿了一点钱给我,我不敢拿。
邱继善:他家困难我知道,母亲给人家洗衣服嘛。那时做教员也是有家访的,回到厦门的时候,我交代过管钱的人,别人要还钱,林世岩是可以免的……
林世岩:我们还在台北的时候,国镇住院。邱先生也往院,黄先生叫我去他家取饭去医院给邱先生吃。黄先生,感觉您家很简易朴素啊。
邱继善:日本人的建筑都是这样。
黄猷:你们的邱先生住院啊,是他自讨的。那天忙完到我家来,不吃饭,喝白兰地配巧克力,一下子就发烧了,哈哈。
邱继善:我被他害死了……四天没睡没吃,待学生食宿安排好了,才松了一口气,到他家。他母亲问我,善仔善仔你要吃什么?他对他母亲说,这个人啊,是个老酒鬼,黄夫人白兰地就搬出来了,他父亲呢拿出这么大的巧克力,当时很少看到这么好的巧克力,就喝白兰地配巧克力,一下子就发烧了。
林世岩:太燥热咧。您是太累了,我们话说回来。那天船不能走,大陆行不肯退票,那天我在船上,我和高恩惠看行李,不一会儿大家就操回来了,说快点,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台北,手忙脚乱收拾东西,通宵坐火车从基隆又回到高雄,就坐那只后来所谓的“国民党军舰”。
罗温清:第二次到高雄,总算解决了,我们坐的是招商局的船,108号,原来是美国登陆艇改造的货船,船里没有武器了,都躺在甲板上,原本运兵和坦克的船底,后来用来载马的……
黄猷:什么甲板,是船底罗。
林世岩:马屎味很浓啊
插图32:罗温清、林永福、苏祖恩、黄猷、林世岩&&
(泓莹摄)
罗温清:那“登陆艇”前板不密,海水从船头灌进来,大家只好坐在船尾。船票也是黄先生解决的。我当时拿了这个钱去买了船票,剩了一点钱,买了许多台湾的水果罐头,还剩一点钱将在书包里,邱继善先生说你带回去交曾世弼先生。
我就带了一书包的台币回到厦门,交给曾世弼先生。
那时船不能入厦门港,善扬的父亲是交通银行的行长,知道他回来了,开着交通银行的摩托艇过来接他,邱先生叫我跟他先回去,到南田巷,把这包钱交给了曾世弼先生,曾先生反过来又交代我去路头等邱先生,叫他暂时不回学校,到南田巷来。
我略做整理,就去等邱先生,他果然就没有直接回学校……
邱继善:没有黄夫人那个钱我们都回不来,猷仔有功,不过我的功劳比他大,为什么呢,我们向他母亲要金手镯买船票,手镯是从她的手腕上撸下来的啊。也只有我有办法,估计他是拿不到,他名声早就太坏了啦。在厦门就这样了,有一次他母亲问我,善仔善仔,这猷仔有没有交什么坏朋友啊,钱怎么用得凶?钱倒是不要紧啊,她说,我是怕他交到什么坏朋友,走了歪路。
我当时就想着坏了。他搞地下工作,一贯花自己家里的钱,实在花得太多了!比如有一次协大的地下党员经过厦门,他又想从母亲那里取钱,他母亲对他已经很警惕了,他脱口就骗说是我要借的,这家伙,用我的名义借钱也不告诉我。后来我去他家,他母亲看到我就问,善仔,这钱够用不?后来我才省悟过来,赶快说够用。所以在台湾啊,一百多人的路费。单他出面还是不行,只能我出面的,否则又怀疑他交了什么坏朋友,没法说,这个人啊……
“文革”在建阳麻沙审查干部的时候,他去我也去了。审查到最后啊,才真是吃力,全省重要的反革命都在麻沙啊,有一张写我的大字报,长长的,从三层楼挂到楼下,说的就是邱继善1948年带人去台湾的事儿。那天我变成麻沙的名人哈,省里那些最大的“反革命”全部集中到麻沙清队啊,我是最小的,但因为这大字报,身份就陡然高了起来,哈哈。
带一百多人去台湾,那时台湾正是没得吃的年头啊,他们说我带一百个人坐一只荷兰轮船去台湾,一些事情还编得有鼻子有眼,荷兰船按规定那晚是没东西吃的,说我不依,要打他们,结果船长才来求我――荷兰人就请我去住头等舱,这倒是真的,头等舱待遇很高的,随时都有咖啡的,不要钱的,你们就没完没了地来喝咖啡嘛。
罗温清:这船很大,听说蒋介石后来去台湾,坐的也是这船,有五千吨吧。
邱继善:到了台湾,大家没东西吃,你们居然有办法到省政府去申请,马上就批下来,我们居然还能住三层楼的旅馆,不要钱的,从北到南,重要的地方,别人不能进去的,你们都去参观了,连飞机场都去参观了,派头吧。
说我们回来遇到台风,船行不肯退票,叫学生去打架。打完才退票。
其实啊,那时我实在是不得已,手镯换的钱拿来买票,船要再不走啊,再过两天我们这些人就饿死了,说道理没用,那个大陆行在台湾很出名,老板是上海人,很古怪啊,他们后台很硬的,我叫罗温清去交涉解决,他说邱先生,不行啊,人家不答应。
我想一想,叫应钦来,带五六个人一起去。我跟去了,我没说让他们打啊,我只是说,票一定要退回来,否则不要回来找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说你们几个,去,都去,否则我们没饭吃,也没法回去厦门。这句话的确比较毒啦,哈哈。应钦你们是知道的,结果说不了三句话就打起来了。那些人最爱这个了,有得打架,又有邱先生做后台,乒乒乓乓就一阵打喽,我站在那儿指挥。这才讨回船票钱。
欧阳百川也是有功的,他是报社记者啊,你们也不知道我动用了多少人:我还叫了台北的特务头,因为大陆行背景很厉害的,他们的后台是政府啊,而特务管警察,一定是很灵的。我对欧阳说,明天报社一定要弄一篇稿,说大陆行怎么不对,学生怎么维权,头版出来,先将他们的气焰压下去,他们就安静了。欧阳百川果然很快就发表了文章,总体影响不错。
黄猷:欧阳百川是公论报的记者,你知道他是谁吧,是石码欧阳牧师,欧阳谋的儿子。那时正在读台大,半工半读在《光明报》做记者。后来我回来,他也跟着回来了。
邱继善:后来我们又赶到高雄,“坐国民党军舰回来”。其实是那种很大的登陆舰,做民用。我们碰上了——这条最严重了,这下当然说不清了,文革清队的时候,我一再解释说这是货轮,已经改造过了,他们说那是你们说的,明明是军舰嘛!
那时我很“伟大”的。
罗温清:我们用黄夫人的钱买的船票,文革中则说我们坐的是国民党军舰回来,胡说八道,这是招商局改造的货船嘛。
邱继善:是啊,说国民党军舰108,还说是不要钱的。这是亦阳说的,也是你们班同学,他没有捏造,只是有些偏颇而已,大概那时有什么难处吧,我们不知道。结果邱继善在麻沙出名了,单单这条我被整了一周,这样折腾也好,很多事儿就因此想起来了,哈哈,否则还真忘光了。这些学生啊,后来叫我写证明的,有上百个吧,新疆的、西藏的、全国各地都有。我真是写得手软,起先是复印,后来就用油印,这些油印的东西有什么用啊,我那时自己还是反革命呢。
黄猷:解放前并没有两岸概念,后来审查,说你们去台湾干嘛,我们说,那时去台湾就像去上海一样嘛。
邱继善:话说回来,这船当时的确已经不是军用船只了,但票也不是随便人能买的,要靠关系,那时钱实在不够啦,黄猷说他也没办法啦。
我们只好去撸他母亲的金手镯。那是很重的手镯,纯金的……我们回来后收钱,钱在贬值啊,收来的根本不够手镯的钱。后来老人家九十多岁回大陆养老,就住在这屋里嘛。我来看她,她看到我就说,善仔,这手镯让你们拿去换新台币,换来换去就不成钱了嘛,等于没了嘛……那些钱都小掉了嘛!
插图33:郑德辉&&
(泓莹摄)
郑德辉:的确如此,回来请大家交钱,那钱一天天贬值,最后这些钱用报纸包,用麻袋捆……当时我可不敢作声啊,国民党的钱真的不值钱啊。
林世岩:这位老人的心胸真宽啊,当时可真是不得了的。
邱继善:因为有许多人帮我们,我们的情况比其他学校好了许多,这是真的。那时很困难,你们不知我有多艰苦,我和许四福交涉,解释很久哦,他说我要分裂学校啊……
郑德辉:那时我们两个班,有两面旗子,原本一班到泉州,一班到台湾,他说您有预谋,两面旗子一面A、一面B,说这是要与他过不去。当时,这两个班太优秀了,有一些人建议两班都去,一些人说不行,因为校队,这两班合起来比较多,当时每个班主任还签字,大家就傻傻的签了,写了一大堆理由,并表示同意,只有欧阳琦写了个“不反对”。这是我一个个拿去签的。
他们都知道您压力很大,和许四福有矛盾。
邱继善:我觉得自己和他没矛盾啊,早就知道他有进步关系,还去问过王毅林,王毅林说不清楚,所以他是冤了我的。当时许扬三要去美国,叫我负责招生,是他特意交代的,说你就是负责人。他怎么就觉得我与他过不去呢。另外一班要去,当初我是坚决反对的,后来主要是仁禧吵的,他做班长嘛,整天像孩子一样来缠我,邱先邱先的叫,装疯卖傻的,真是拿他没办法。
他整天像小孩子一样磨缠,啰里啰嗦的。你说要怎么办?到底去还是不去,我是经过考虑的。当时倒是没想到四福的问题,同意不同意当时在我自己,学校的秩序当时是我控制的,有把握就去,没把握就算了――我没想到他要怀疑,我当时什么事都是与陈洪之曾世弼商量的,这个事我也是和他们两个商量的。因为有什么活动,地下党的事儿,他们会找我,他们是地下党员嘛,要罢课什么的也是和他们商量的。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毕业旅游是成功的……
插图34:龚诗楠、苏祖恩、黄福华&&
(泓莹摄)
龚诗楠:这不是单纯的旅游,实际上是毕业实习,或者说是社会实践。就我个人来说收获很大。我小时候就喜欢敲敲打打的手工活,到台湾之后,看了这么多工厂,在厦门你是看不到的,我看得很细啊,比如炼油过程,感觉还像昨天似的,先打石头打碎,然后水洗,油水再去提炼,这一切在我脑海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就是那个时候下了决心要学工科的。记得大概是解放后十一月份,我接到保送到福建医学院的通知,没有去,我还是想学工业,下决心考厦大学机械,后来转航空,毕业后分配到航空工业部,我在这方面还是很有成就的,应该说台湾行对我一生启发非常大,或者说是打下一个基础吧。
卓仁禧:我们当时不过十七八岁,了解不多,现在八十多了,再来回忆这些,一些记忆也模糊了,我相信永福的日记,那是最真实最准确的。不过,总的感觉还是有的,我觉得当时的英华中学,思想潮流比较新,比较开放,对学生影响比较好,虽然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邱继善:这个,沈省愚先生有功劳啊,外国人办的中学,我们好像与别人不一样,其他教会学校没有沈省愚先生和邵庆元先生的创造力。这两位先生特别包容、博爱,我们总是比内地那些封建的渣滓要民主、独立、要有创造力。据说英华中学早年,尤其是沈先生来之前,听话的人比较多。沈先生来之后,提倡自由平等博爱,英华中学与内地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是没人管了嘛。他有办法对付洪显理,当时课外活动十种,一个人只能参加两种,三种以上就要申请。
沈省愚先生很严格,也很宽容。
黄猷:鼓浪屿英华中学;&#这十班,出人材是有背景的。主要是厦门沦陷之后,教会力量弱了,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也撒了,党化教育的失败在于政治教育过头,就不是素质教育了。这十年,党化与教会都弱了,比较有自由发展的天地,爱国思想又给大家压迫感,令人发愤向上。
怎么来界定沈省愚先生呢,我觉他接受的是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套传统,又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教学方法则是个性教育,所以起作用。毓德中学福姑娘那一套是羔羊教育,在英华是行不通的。
林世岩:那时的校歌就很好,沈先生写的嘛,充分体现出他的教育思想。
插图35:64年后黄猷先生家相聚,由左及右:林世岩、卓仁禧、罗温清、黄猷、郑德辉、林永福、高恩惠、龚诗楠&&&&
(泓莹摄)
              &&&
2011年11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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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初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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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2日四稿(仍为未定稿)
注:&本文图片除署名外为黄福华等拍摄,林世岩供稿
              林永福(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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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信 在华联轮上
1948年10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突接通知,必须赶在11点前到码头集中,搭轮赴台。匆忙带了日常用品、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侄孙寄买的钓鱼杆的钱,赶到码头,分坐几只小舢舨,陆续登上华联号客轮(5000吨级)。学生们买的是C等B船票,被安排在船后部“吊秤”边的甲板上。既无房间,又无床铺,要席地而卧。被席还要自备。由于大家出门仓促,全班竟然没有一人带草席,真是糟透了!
经学生代表向船上总务交涉,才借到4条水手用的草席,横铺在甲板上,挤上10几个人。经再次交涉,总务才勉同意学生们可到餐厅睡沙发。我睡在甲板上,风浪逐渐增大,海风寒冷刺骨,船又摇摆利害,实在无法入眠。
1948年10月23日 星期六
欲眠又醒,似醒如眠。凌晨3点,风浪甚大,时有浪花溅入甲板,茫茫长夜,何时天亮?睡不着的同学咒骂老天不作美。一直挨到上午8点,大家只好起床,肚子开始饿了,船上没得买东西吃。
9点,我开始呕吐,只好强撑着身体,爬上救生船里躺着,开始大吐特吐。吐完了,顿觉身轻了一半。真受罪!经学生代表一再交涉,船方才允许日供二餐:第一餐下午2点,第二餐下午6点。学生们非常气愤,快要翻脸时,船方才答应第一餐早上10点,第二餐下午5点开饭。
我躺在救生船里,无力下来,早餐由曾福建君拿来一碟菜和鱼,二碗白米饭,我没胃口,只吃了4口饭,过了半个钟头,头晕,又吐了4次,平均吃一口吐一次。
10点半,海水极黑,有人告诉我,这叫黑潮,船已经靠近台湾。远处有山,我猜大概是澎湖列岛吧,晕晕然不知何时入眠,一觉醒来,竟是中午12点。精神恢复了,就在甲板上挥笔写下这赴台旅游的第一封信,就算是《旅台游记》的序言吧。此信妥为保存,到台湾参观时,我会继续写信将所见所闻向家中诸亲人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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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信 船到基隆港
10月23日下午3:45,船一步步迫近一个雄伟的港口。旅客们告诉我,这就是台湾著名的深水港――基隆港。突然间,由港内急驶出一艘红色小艇,船上一军人挥舞着红旗,船立刻停驶、抛锚。小艇驶近时,那位军人用国语呼喊:“现在美军在试炮,要等到4点钟以后才解除。”
小船绕船一周后,消失在基隆港内。
过了不久,海关人员、引港人员先后登船,船慢吞吞地驶入港内。基隆港很险要,两边都是山,用钢筋水泥块填入海中展伸出去,像铁钳似的,留着一个入口处。码头全是钢筋水泥建成的。浮桥上盖有五层高的大楼,并筑有铁路,火车可直达码头,货物堆积如山,交通非常发达。厦门太古码头与它对比,真是小巫见大巫,至少比太古码头大上10倍!
下午5:30,我登上基隆港码头,行李自提,码头上搬运工人皆穿号衣,等待客人叫了,提搬行李,甚有礼貌。没有厦门码头强行提搬行李的现象。
6:15我们登上基隆火车站的车厢里,乘车一个钟头,经过8个站。
7:15到达台北车站。全程车资240台币,折合金圆券才0.15元,便宜得很,简直有点令人不敢相信,但这是事实。
晚上7:15到台北站,下车让同学们自己找吃的。我到台北站食堂吃最便宜的晚餐。晚餐后,同学们连夜赶路,晚上11点总算赶到住宿地――台北市博爱路,借宿一间大咖啡厅的地板上。长途旅行,洗脸漱口等,搞到午夜后一点多钟才就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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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封信 游览台北市
&1948年10月24日 星期日
早晨,我与张景权同学私下找到一间上海点心店吃早饭。11点,我与张景权、邱继如两位同学找一间价钱比较便宜的食堂吃午饭。饭后,步行游览台北市、路两旁的房屋、道路,都是用水泥筑建的房屋内部,大多数用木材,木头味道很浓。
我们一行三人走延平西路,草席、草帽店很多。一条大甲席要卖8万元。我的侄孙及邻居托买钓鱼工具,价目为:竹竿每支1500元、轴心1500元、轮1500元、绳子4500元。计算一下,他们托给我带来的钱额只够买一付而已。待回去时再买吧。
今天是联合国庆祝日,有游行。
我们走到一座皇宫似的雄伟建筑物,询问路人,才知道是总督府。它已建筑近50年之久,是这次台湾光复三周年纪念博览会的第一会场。
我们三人参观了台北机械公司。
1948年10月25日 星期一 博览会开幕
今天是台湾省博览会开幕典礼。我们集队参观了第一会场、第二会场和第三会场。参展东西多种多样,目不暇顾。顾此失彼、走马看花地浏览一通。有些展品叫什么名称,我也叫不出来。
接着,我们集队步行到动物园参观。圆山动物园比厦门中山公园动物园大得多,动物种类繁多。有大象、老虎、骆驼、大斑马等。
1948年10月26日 星期二  到淡水
早饭后,整队出发,搭火车到淡水参观。台北市与淡水,好像厦门与鼓浪屿。我们组织足球队、篮球队与淡水中学比赛。结果足球队以6:0胜,篮球队以21:14胜。午饭后搭1:30火车,2:45返抵台北。紧接着于3点正,又集队到博览会场参观。大家搞得很疲倦。
第四封信 台北观感
1948年10月27日 星期三
在台北参观游览已3天整,先后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台北市市容整洁,商业繁荣,工厂林立,是台湾省的省会,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内外人来人往,各种人物都有。我初步感觉到台北与厦门对比其特点有三:
第一个特点:没有看到乞丐,人人皆有职业。
第二个特点:市民们守法精神非常好。
第三个特点:妇女就业多。不论车站、商店、食堂、工厂等均有女职工,似乎使人感到女多于男。
但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台湾人与外省人两者界限分明。台湾人认为:凡是不会讲台湾话的都是外省人。我们这批来台旅游参观的学生们,穿着黑色校服,讲厦门方言。其实,台湾方言就是厦门方言。有的带点漳州腔。台湾的学生和市民们,都以为我们是铁路学校的学生,都把我们当为台湾人,讲话都像自己人一样,毫无顾虑。交谈之中,充分流露出对外省人的怨恨。我去商店、小摊买东西,有时小贩,店员卖了东西后,对我讲:“要记住,总有一天!”
起初,我并不以为意,但是这“总有一天”4个字,老在我耳边鸣响,引起我的警惕。琢磨这4个字的含意,注意观察,终于发现:外省人在台湾好像高人一等,身穿洋装、绸缎,脚穿皮鞋,走起路来昂头挺胸,目中无人,耀武扬威。对台湾人鄙视无礼,不讲修养。反观台湾人,所穿衣服都是布做的旧衣裳,赤足走路,明显低人一等。
外省人如此享福,台湾人如此困苦,对比是鲜明的。就连我也对外省人的骄横跋扈,深恶痛绝,极为反感!有一次,我买东西跟台湾人讲厦门话,一个外省人用国语骂了我一名,我以牙还牙,也用国语骂他一句“臭他娘屁!”这个外省人非常惊讶。我讲:“我是厦门人。”他楞了一下,赶快对我说:“对不起!错把你当台湾人。真他妈地见了鬼!”顿时我领悟了台湾人讲的“总有一天”就是“拭目以待”。外省人与台湾人的矛盾这样深,不知何时才能解除?这美丽可爱的宝岛――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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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封信 在台中参观
1948年10月28日 星期四 到樟栳厂
今天主要活动参观台湾樟栳厂。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该厂据说是世界最大的樟栳厂,只让参观一些大机器、大锅炉、看不到具体的生产操作过程。我们看得目瞪口呆,莫名其妙。工程师向我们介绍:第一大间制造室,把樟树里的樟栳油蒸溜出来,制成樟栳油和副产品,然后进入第二大间:除水份杂质,榨压成樟栳制成品。
参观后赠送每人一本台湾樟栳业概况,二块樟栳。
1948年10月29日 星期五 到北投
今天主要活动是参观台北大学及医科附属医院。大家精神疲乏,都想休息,不想参观。因此,下午安排到北投洗温泉。北投是风景优美地方,温泉分男女浴室,男浴室还分大众池与个人池。有皮肤病的人不能进入大众池。能进大众池的人只能是健康的人。浸泡在有硫磺味的温泉中,令人心爽神怡,血液流通,解除疲劳,真痛快!
1948年10月30日 星期六 到台中
上午乘9:45火车由台北到台中,下午3:15分抵达台中火车站。出站后,5:30赶到春安菜馆吃晚饭。一天坐车,头晕晕然,肚子叽咕叫。看到饭就狼吞虎咽,一扫而光,肚子好像还吃太饱似的。
台中物价比台北市便宜。晚上我与张景权、邱继如同学到市面上参观。张、邱两位同学各买一双日本的军用皮鞋,每双2000元。我虽然想买,可惜袋子里没钞票,干瞪眼。
1948年10月31日 星期日 游日月潭
上午3:15分起床。3:30分集队,4点到春安饭馆吃早饭。冷风刺骨,身抖不已。5:10乘火车,8:30到外车埕。8:45到乘货车改装的所谓公共汽车,驶往日月潭。我分配坐在第二辆公共汽车上。汽车盘旋而上,我无事可做,拿着写信用的夹木板,在上面画“正”字,计算一下,汽车盘旋而上共转240个拐弯,驾驶时间1小时又5分钟。到在山上,下车走到日月潭。
据介绍,所谓日月潭,实际上是一大一小两个潭。大的叫日潭,小的叫月潭。好像地球与月亮一样,互相辉映。潭在山顶上,海拔2400公尺。
我们纵情荡舟于日月潭上,10点半,我和白萃毅、张景权、邱继如、龚诗楠等七、八位同学租了小舟,划到潭中一个小岛(光华岛),上岛休息。我与诗楠等几位同学,跳下日月潭中碧绿而有点冰凉的水中游泳。好像在鼓浪屿大德记、港仔后泳场游泳似的,只可惜没有柔软的沙滩。游倦了上岛休息,不游的同学尽情潭中荡舟,别有一番情趣。
由于我们独自行动,在潭中游泳荡舟,失去了随着大队到对面山上高山族村庄与他们联欢、观看“杵歌”表演的好机会。
下午3点,由日月潭乘车下山,到外车埕参观大观水力发电站。6点到火车站乘火车,9点回台中市。
1948年11月1日 星期一 自由活动
上午原定参观航空制造厂,因风闻近日台湾社会有些动荡不安,工厂接到通知,禁止参观。因此,今天让大家自由活动。我就乘此机会,把这几天到台中市后的所见所闻记下来,整整写了两个多钟头。
今天发生一件与每个人都有关的大事――就是金圆券贬值一半。
第六封信 扎营高雄市
1948年11月1日 星期一(下午)
参观台湾省文学院。看到的只是一所破旧房屋、稻草、耕地等等,真是令人扫兴!
参观后,开展球类友谊赛。足球队比赛结果:平局;篮球比赛13;8获胜。
1948年11月2日 星期二 扎营省中
上午由台北乘8点火车,下午2:10抵达高雄市,扎营高雄省中。学校午饭开过了,我们迟到,只好吃稀饭当午饭。午饭后,我们几个鼓浪屿的水鸭子,嗜水如命,路进学校的游泳池,既游泳也洗澡。下午举行足球赛,英华中学的足球是海内外闻名的。我们根本不把高雄中学足球队放在眼内。比赛结果5:1胜。
晚上,与山地同胞(即高山族)开联欢会,山地同胞能歌善舞,尽欢而散。我向山地同胞学会“杵歌”的调子。我们在高雄中学大礼堂住宿,每人用两条长凳合为床铺,蚊子特别多,又大又凶,嗡嗡叫个不停,只好用衣服蒙面而眠。翌日起床,腰酸背痛,真够呛!
1948年11月3日 星期三  参观三大工厂
清早5:00起床,7:00早饭,8:00出发,步行参观了高雄市的铝、铁、机械三大工厂,往返奔波,步行2个多钟头,衣服上尘埃至少有一寸厚。回到学校赶忙“洗尘”。下午原定参观水泥制造厂,因同学们走不动,改为自由活动,这正是我补记日记的好机会。
1948年11月4日 星期四 参观炼油厂
参观炼油厂。上午由高雄乘车,历时3点20分。车到了搞子头,再步行20分钟抵达台湾炼油厂。工程师的讲解,含糊不清。让厂内老工人来讲解,通俗易懂,对比之下,工程师像个呆子,没实践经验。经打听,原来厂内的所谓炼油工人,个个都是炼油专业的大学生,待遇高。
参观者,严禁抽烟。
据介绍,该厂每日总产量1500吨,汽油占50%(日产800吨)。有一座飞机油炼制厂,被盟军炸坏,只要稍为修理,即可炼油。但美军工程师供故推诿,说什么缺少零件等等。拖延两年,一直到今年4月才修建复开工。工人让我们目睹炼油情况。炉内火焰滚滚,温度很高。用铁扦插一只鸡进去,烤不上多少时间就熟了。
参观高雄港。下午4:30,个别行动。我们一行,步行一个半钟头才到达高雄港口。纵观整个高雄港,十分雄伟壮丽:两座山夹着一条江,奔流出海。港口很窄,只能让一只船进出,两只船无法并行进港。港口外,筑二条钢筋水泥长堤,像虎头钳似的,护着港口。怪不得高雄港被称为世界上著名的军港。
回来时,途中迷了路,幸亏途中碰到一位高雄中学高一年级的学生,把我们引回原路,指点方向。我们又走了两个钟头,回到学校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
1948年11月5日 星期六 到台南参观
上午5点起床,5:30早饭,6:00-8:50乘火车抵台南市。参观下列各处:
1、8:55 参观台南盐场。
2、9:10 参观台碱第二制造厂。
3、9:45 参观安平古堡。
4、10:30 参观赤嵌城
5、11:30 参观新建的孔庙。
6、11:45 参观成功祠。
7、13:35 参观新营造糖厂、酒精制造厂。
今晚开了个重要会议。10:30全体开会,讨论离台回鼓问题。来台容易返鼓难,问题一大堆,主要是路费问题。动员同学们互助互借;或找台湾亲戚朋友借钱;或赶快写信回家,速汇款来台;或由老师想办法筹集回鼓路费等等。会议一真开到午夜,毫无结果。今晚辗转难以入眠。
     第七封信: 滞留在台,返厦难
1948年11月6日至17日
10天来乱了套。想返厦,缺少钱,心急如火,无奈何!我的日记也被打乱,不知记些什么好,只能归纳如下几条:
一、每位同学不断写信,向家中求援,盼家中能速汇款,以救燃眉之急,但收效甚微。
二、黄猷老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笔钱,大家正在额手称庆,忽悉船票涨价3倍!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三、时有台风警报,厦门驶台船少。每日都派出“探子”打听消息。据称有鹭江轮与大中轮由福建驶台。邱继善老师主张乘鹭江轮,学生代表主张乘大中轮。最后,买大中轮于17日下午4点登船。当船驶出台湾不久,遇到狂风大浪,无法前进,只好退回台湾港口。
           结束语
滞留在台,饥寒交迫,心急如焚。最后,经设法向招商局租来一艘运输船(是美军战后剩余的登陆艇,卖给招商局当运输船)中字108号,才算把我们这批受苦受难、狼狈不堪的学生,运送返厦。该艇是运送牲畜的,艇中马粪满仓,臭气冲天、无椅无床。人处其间,困境可想而知!
船一出港口,风大浪高,上下摇晃。在这如睡似醒中,我幻觉到:将来学生中可能有些要当官,因马粪一冲,官运被剋,当不了大官;那些“孔子妈”学生,闻了马粪臭气,可能成不了专家、教授、学者;不知哪位同学,将来如果经商,必将应着厦门谚语:“脚踏着屎会拾着财”而大发其财!是真是幻,到将来,历史可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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