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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安徽省造光绪元宝市场价格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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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安徽省造光绪元宝市场价格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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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两广总督张之洞获准清廷批奏，成立广东造币厂，试铸&光绪元宝&银元。随后
各省相继设局仿铸，安徽是继广东、湖北、浙江、北洋之后铸造银元较早的省份之一。时任安徽巡抚的邓华
熙，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向清廷呈奏&安徽制钱缺乏，请仿广东、湖北筹铸大小银元，以济钱荒，而挽外
溢之利&。此赛获准后，即派候补道员潘汝杰赴沪同德因丽人订购全套造币机器，筹划建厂。同年四月十四
日，安徽银元局正式成立，在安庆东门城内鹭鸶桥制造局旧址兴建银元局造币厂。两次息借商银73600余两，
用于购买造币机器，兴建厂房。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厂房竣工，机器就位。参照广东，湖北银元的重量、成
色，于三月开始试铸大小银元。七月十二日，安徽银元局将第一套银元试样呈递清廷，清廷览察后复旨：&
览奏办理各节尚属周妥，惟银元试样龙纹尚欠精细，易起作伪仿造之弊。着邓华熙督饬局厂各员，认真经理
，精益求精，务使纹理缜密，易分真伪，以期通行无阻&。邓遵旨派督办预收各地铸款，饬属领用。又派候
补道员为总办，住局监察，严法执纪，各有责成。整个工艺流程分为校准、熔银、碾片、冲饼、光边、烘洗
，冲印花纹，验币计装，包装入库等多道工序，依序进行，各司其责。
安徽银元局是在原火.药局旧址上扩建的，而火.药局&原在枞阳门内新塘中央（旧为宛在亭），因建银元局
移北门外马山。&具体方位，在安庆老城的西南角，包括现迎江区政府、人民路小学、三中及市立医院部分
，以及人民路由市立医院至锡麟街这一段路面，有相当规模。安徽银元局仿广东造币厂规模建造，拥有技术
员工近500人。下设铸模、校准、鎔银、碾片、舂饼、光边、烘洗、印纹（冲压）、修理（配）等车间，置办
机器有20多部。后来银元局改办铜元局，交接机器有一个清单，包括英国卧式单火门二号锅炉二座、省煤机
二座、广东印花机三部、英国卧式三十匹马力引擎一部、大化铁炉一座、英国大车床一部、打风机大小二副
、英国二号钻床一部、摇纱桶机八部、英国三号小刨床一部、光边机四部、英国大号印花机一部、舂饼机一
部、英国双头舂饼机一部、剪头机二部、英国用皮带小碾片机三部、舂铜渣铁碓一座、英国手推压钢模机一
部、磨刀石机二部、德国大磨床一部、英国抽水汽机一部，等等。而自1898年3月开铸，到1899年6月停产，
短短15个月时间内，安徽银元局共铸币600万枚左右，平均月铸40万枚，天铸1.3万枚以上。其规模可想而知
由枞阳门进城，往南至造币厂巷（后名），未近大门，就可以听到隆隆的机器声。如果是晚间，穿过幽幽夜
空，还可以看到隐隐电灯的光亮。不过当时安徽银元局的电力，主要用在铸币生产，供厂区照明的电源，非
安徽造光绪元宝_ 历年成交记录：
清代安徽省造光绪元宝每元当--成交价：RMB1,632,500---成交日期：
1898年湖南省造光绪元宝------成交价：RMB2,365,000---成交日期：
1898年二十四年安徽省造------成交价：RMB1,324,800---成交日期：
清光绪二十四年安徽省造光绪--成交价：RMB1,494,500---成交日期：
光绪二十四年安徽省造光绪元--成交价：RMB1,268,800---成交日期：
1900年福建官局造光绪元------成交价：RMB1,680,000---成交日期：
二十四年安徽省造光绪元宝三--成交价：RMB1,246,400---成交日期：
光绪二十四年安徽省造光绪元--成交价：RMB1,356,500---成交日期：
二十五年（1899年）安徽------成交价：RMB1,345,000---成交日期：
户部光绪元宝库平二钱银币金--成交价：RMB1,800,000---成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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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造光绪元宝-征集负责人：杨总
征集单位：上海润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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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南北差异与认同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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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南北差异与认同缺失
& &&&文学评论家李洁非在《皖人之我见》一文中说，安徽人乡党的概念和意识比较淡薄，他乡相逢，安徽人虽不免也会叙叙旧，但彼此很少会藉同乡之谊，而使关系向更深一层发展。这一点我也深有感触，颇以为然。笔者近年来于京沪两地求学，所到之处，安徽人不可谓不多，可总觉得安徽同乡之间，尤其是皖南皖北的同乡之间，缺乏认同和信任，彼此成朋结党、互帮互助的情况更是少见。目前我所居住的宿舍楼外有一块小黑板，上面经常会发布一些老乡聚会的信息，两年来全国各个省份的老乡聚会通知轮番登榜，就是不见安徽的踪影。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依我的看法，这件小事说明安徽人缺乏一种对省域共同体的认同感。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安徽人省域认同缺失是经过长期的心理积淀所形成的。而形成这种心理积淀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建立在自然—文化—历史基础之上的南北差异。
& && &安徽的南北差异简直是整个中国南方与北方、南人与北人之差异的一个缩影。从地图上看，长江与淮河横贯安徽，将其比较均匀地分割为淮北、江淮和江南三块。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无论是以秦岭淮河来划分，还是以长江来划分，都不能简单地说安徽属于北方或南方。作为一个整体，安徽处在跨越南北的地理位置上，其一省之内的南北差异问题也由此产生。具体来说，淮北属于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广袤无垠、一马平川；江淮之间以丘陵为主，绵延起伏、逶迤曲折；长江以南则多崇山峻岭，层峦叠嶂、郁郁葱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淮北人与河南人、山东人比较类似，生性耿直，豪爽仗义；江南近于江浙，其人文质彬彬，灵活内敛；而处于江淮之间的安徽人则比较中庸，既有江南人的细腻，又兼具淮北人的粗野。
& && & 地理环境不仅会塑造群体的性格特征，也会影响个体的气质习性，安徽历史上所出的名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从北向南差异显著。梁启超说，“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安徽北部沿淮河一带，虽然幅员辽阔平坦，但土地贫瘠、旱涝频发，历来是叛军草寇聚义起事之地。所以，像曹操、朱温、朱元璋这些造反起家的开国之君都诞生于此，绝非偶然。安徽中部合肥周边以及长江两岸，平畴沃野，河湖交错，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安逸自足的环境容易孕育保守企稳的思想，所以在这里生长的名人多为历代王朝的支持者、股肱大臣，如以正直清廉闻名于世的包拯，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以及淮军和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位于长江以南的古代徽州地区（包括今天的黄山市全境、宣城市的部分地区和江西的婺源）又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这里地少人多，俗话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徽州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经商入贾，从而创造了徽商三百年的辉煌；另一方面，徽商“贾而好儒”的传统加上灵山秀水的浸润，使得该地文人辈出，自宋以来，就有“天下文人半徽州”之说，朱熹、戴震、胡适是徽州文人的杰出代表。
& && &安徽的南北差异还体现在行政区划的沿革上。从历史角度看，皖南皖北分属不同行政区管辖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它们同属一地的时间。安徽南方和北方首次属于同一个行政区管辖是在明朝，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把现在的江苏、上海和安徽划归在同一个辖区之下，称“南直隶”。到了清初，“南直隶”成为“江南省”，后来顺治皇帝为了加强统治，防止地方势力做大，将江南省分而治之，分别称为“江南右布政使司”和“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改“江南左布政使司”为“安徽布政使司”，安徽正式建省，省名由“安庆”和“徽州”二府首字合成。这样算起来，安徽淮河两岸与长江两岸同属一地的时间是三百四十多年，而安徽南北被分割管辖的时间有多长呢？即使从秦朝开始算的话，也有将近两千年。另外，在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安徽沿江和沿淮一带往往成为南北对峙的前沿。三国时期，安徽北部属曹魏南部归孙吴，双方在合肥一线对峙激战；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以及宋金时期，南方王朝和北方王朝大体上都是以淮河为界形成长期对峙争战的局面。
& && & 可以说，今天安徽人的省域认同感低，与皖南皖北的自然人文差异和历史上长期对峙、分离所造成的集体心理暗示不无关联。南北朝时，中国南方人称北方人为“索虏”，北方人则称南方认为“岛夷”；宋代以后，北方契丹、南方蛮子的笼统叫法一直被沿用到清初。与此类似，在今天安徽民间老百姓的口中，皖南人被皖北人称为“南蛮子”，而皖北人则被皖南人称为“北侉子”。在有关安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网络论坛里，常常会见到皖南人与皖北人相互抱怨甚至对骂的帖子。皖北人蔑视皖南人是权力傲慢、王道正统的心理反映，因为皖北上承中原文化，自古就是安徽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从来都是由北向南推进的；皖南人蔑视皖北人则是为富笑贫、读书人自命清高的传统使然，因为与全国的历史发展趋势一样，安徽的经济与人才重心也是逐渐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
& && &一个人的进步需要自信，一群人的进步则需要认同。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经历了以血缘认同为主到以地缘认同为主的转变。在现代社会，家庭宗族谱系已经不那么重要，而国籍身份、省籍身份则与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地缘认同是维系一定地域内的群体凝聚力、向心力的纽带，是归属感得以形成的保证。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地缘认同是软实力的体现。软实力与经济发展等硬实力是互为表里、互相促进的关系，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应该是二者同时都得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连续数年经济总量中部落后、人均GDP全国垫底，而且还包括由南北差异造成的省域认同缺失。
& && &对于一省而言，通过经济发展来提升辖区民众的自信心、自豪感，便可以弱化地区历史文化差异对省域认同的不良影响。具体来说，以信心促认同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一个省的整体实力强大，比如山东、江苏；二是一省之内具有一个主导性的强势力量（通常是省会城市），并且这个力量在全国也不算落后，比如湖北、河南。安徽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第二种模式是比较实际可行的选择。安徽省会合肥“为皖之中”，不南不北，方位比较尴尬，在淮北人眼里它是南方，而在江南人眼里它又是北方。不过，正是这种“亦南亦北”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平衡省内差异、增强省域认同方面与武汉、郑州等城市相比，具有更好的区位优势。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在合肥作为省会的六十多年来，不仅在合肥带领下的安徽始终位于中东部地区的穷省之列，就连合肥自身的经济发展在省会城市当中也属末流。于是，合肥作为省会的事实反而进一步削弱了省域认同感。南方人抱怨“北方”的合肥消耗了资源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耽误了长江沿岸安庆、芜湖等城市的发展机会，由此，皖南部分地区为了谋求自身发展，积极“脱皖如苏”、“脱皖入浙”，对安徽的省域认同逐渐疏离。皖北人也不买合肥的账，对他们来说，“南方”的合肥占据了发展资源，却没能担当起带领他们致富的责任，从而大批的皖北人不得不舍近求远、背井离乡去沿海城市打工。
& && &近年来合肥一路走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合肥不靠江不临海，不是全国交通枢纽，在周边有效距离内又缺少相应的城市群支撑，加上与中部其他省会城市如武汉、长沙、郑州等差距太大，如此诸多的不利条件，使得合肥的发展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对安徽政府来说，平衡省内南北差异、增强皖人省域认同，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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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人之我见(李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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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方文艺出版社《东西南北中国人》2007年1月第一版
安徽简称“皖”，似乎也并非允当。“皖”之谓，据说是得于皖山、皖水、皖国。说起“皖山”，人罕有闻其名者，其实它就是天柱山，在江北潜山境内，古时候叫皖山；天柱山也算得一处旅游胜地，小有名气，但我们若跟人说起“皖山”，人却多不知所指。“皖水”乃长江一条小支流，源出天柱山（皖山），以山而名，短短地流淌数十公里后，在皖口（安庆附近）入江。秀气是蛮秀气的，但小得可怜。皖山、皖水尽管世名寂寞，但好歹都还存在，可以寻访，而“皖国”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它是周朝一个诸侯国，也小得可怜，地域也不出潜山县境。总之，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来代表从地理到民风民俗都很驳杂的安徽，实有些勉强。
不单“皖”这个简称，作为正式省名的“安徽”，我觉亦不甚妥帖。
“安徽”作为地名的历史，还不到350年。清康熙六年七月甲寅（1667年8月3日）改江南左布政使司为安徽布政使司，析江南省属之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七府，广德、滁和三直隶州来属，是为安徽建省之始。“安”者，安庆也，“徽”者，徽州也——只因七府之中这两府列名在前，便顺口叫作了“安徽布政使司”。
……（略）
说来说去，是为着明白一条：安徽很杂。据我观察，安徽人之间，“乡党”的概念和意识，都是较弱的。安徽人他乡相逢，虽然也不免略微地彼此叙一叙，但似乎到此为止，颇少以此为纽带而使关系有更深一层的发展。当年在大学，同伴有八位同学来自安徽，但谁也没听到我们用安徽话交谈过——其实这很正常，并不存在一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所通用的、有着统一风格的“安徽话”，所以大家只好讲普通话。这跟别的省份大不相同。我有两个四川朋友，一个来自重庆地区，一个来自川贵交接的山区，照理说隔得相当之远了，却丝毫不妨碍他们一见面就大讲特讲其四川话。安徽人显然做不到这样。淮北话跟河南、山东话更近一些，江淮之间（或曰淮南）口音与南京话比较像，安庆及其以西的发音命名有湖北话的味道，至于歙休黔祁一代操何口音我就不太清楚了，想必会有一些浙赣的韵致罢？
……（略）
先从合肥说起。
合肥成为安徽的省会，安庆人首先不服气，许多安徽人也都不满意。清代，安徽省会一直是安庆，民国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安庆。抗战爆发后，省会临时迁立煌（今金寨），胜利后迁合肥。安庆临江，扼长江中下游之咽喉，水路极便；陆路交通原虽不发达，但只要肯修，变得很发达诚非难事。安徽虽被淮河长江两条大河分作三大块（淮北、江淮之间、江南），但安徽人不傻，私心都愿意别人将它主要看作一个长江省份，都愿意安徽的长江色彩更重一些。
1958年，毛泽东来安徽视察，曾希圣乘机奏了一本，想移省会于芜湖，但被毛泽东坚决否定了。（略）……（毛泽东）道是：“合肥不错，为皖之中。”后面大约讲了兵家必争一类的意思。总之，毛泽东选省会，看重军事政治价值，不是经济地位；这样，曾希圣欲以芜湖取合肥而代之的想法，自然不获恩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就像新中国定都北京一样。
如今，时过境迁，诟病者多以为十年安徽经济无以与江浙比肩，与省会选址脱江入淮，只是安徽重心北移、失却长江省份一员之地位、经济圈定位失当有绝大关系。对此，我虽说不出什么道理，但感觉不差。其实，单看纬度，江苏全省北部边界比安徽更北，南部边界不比安徽更南，但其省会选在南京，遂令全省重心偏南且置于沿江地带，其地缘色彩和经济意味与安徽便明显不同——须知此二省份明代和清代全为一体，且安徽布政使司初设之时，省会寄治江宁（今南京，当时江苏布政使司省会为苏州），直至乾隆年间方移安庆。
……（略）
但毛说合肥为兵家所必争，却是事实，大有根据。合肥有座逍遥津公园，阔水环绕。
读过《三国》的人都知道，此即曹操猛将张辽逞威处。建安二十五年（215年），孙权驱十万大军围合肥，守将张辽偕乐进、李典等以区区七千之众敌之，张辽于逍遥津畔自晨战至午后，神勇非常，吴军大败，孙权几被捉，是役乃以“张辽威震逍遥津”留名史册。
单单三国时代，以合肥为中心，魏吴便拉锯六十年，大小战争数十次。合肥距长江也就一百来公里，历代但逢隔江而据的时候，合肥一带便成为南北中国之间的缓冲区，你来我往，争斗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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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艹无语 于
10:10 编辑
前篇收阅《万科》（总第567期）。本期为“合肥：一个高速城市化样本”专辑中的文章，作者袭明的《安徽：南北差异与认同缺失》。
后篇作者李洁非
仅供参考本人申明：未夹一个字私货对于心术不正，理解能力差的跟贴吐槽，和本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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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艹无语 于
10:11 编辑
下面是《皖人之我见》(李洁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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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人好斗。“文革”间，是武斗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在我又长期生活经验的三座城市合肥、上海和北京当中，合肥人最爱打架。在上海四年，很少见人打架，遇有口角，双方骂也骂得，却都很“理智”，互相回避动手的可能——这就是北方人所常嘲笑的上海人的“胆小”。北京人往往显得胆子很大，之所以用“显得”二字，是在我看来北京人的胆大全然表现在声势上，凶霸霸的，揎拳捋袖，似乎拦都拦不住，而实际上，如果你在北京街头碰上这么一幕，十之八九苦等半天也不见真正动起手来，最后事情便不了了之——自然，气势上谁都不输的。跟上海人、北京人不同，合肥人不爱嘴上较劲，似乎觉得唇舌的理论纯属多余，未等三言两语就按捺不住，冲上前去大打出手。
这不单说明合肥人容易头脑发热，也很符合其粗野少文的民风。我觉得合肥人天性中有一种排斥文明的潜意识。比方说，随地吐痰虽然是中国各地的普遍现象，不过别处似乎仅仅是长期缺乏文明意识所形成的不好习惯，但在合肥，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刻意为之的含义，尤其那些不可一世的痞子们，大庭广众下，痰不光吐了，且须弄出很大动静来，“扑”的一声，又大又远，声色极壮，教人知道他不是好惹的。还有许多类似的举止。骑车者越逢人稠之处，骑得越快越猛，在人群中绕来晃去，炫耀车技的同时显示他的霸气。公然毁坏公物，以使人们领略他强出头的派头和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有这类角色，进出教室从不用手，飞起一脚将门踹开或关上。学校以外亦然，无论公园、马路或广场，公共设施很少能够保持完好，路灯经常被弹弓击碎，很多躺椅的木条也生生地被踹断。合肥人也不惯说客套话，“请”、“劳驾”、“对不起”等字眼在合肥的原生态口语里是没有的，路上遇见人多挡道，只会直通通地喊道：“让一让，让一让！”语气完全不是请求，是命令或呵斥。两人意外撞了肩膀也从不会听到有谁说一声“抱歉”，而是立刻对视一眼，试探对方的情绪，随时准备吵上一架。一个人如果说话客客气气的，喜欢用谦词，在合肥汇显得很古怪，很酸（合肥话管它叫“烧道”），别人先替你感到不好意思起来，像是做了什么丢人的事……当然，这都是多年以前我没有离开合肥时的情景，现在的合肥人，想必也被文明所浸染，以至于变了味了吧？
换个角度看，粗野少文并非缺点。至少，合肥人不虚伪，不矫情，一点也不。后来我到上海、北京生活，突出地感到这两地虽一南一北，民风迥异，却都不脱虚伪矫情，尤其北京人。一般都认为上海人不实在，可据我体验，北京人的不实在尤有过之。上海人的精于算计尽写在脸上，令人当时就无法忍受；北京人却掩饰地极好，脚下使绊子脸上带笑，占便宜还要不失体面。合肥人不会虚的，要拿要取与心计无关，弱肉强食，或靠膂力或仗势力，是敌是友也一如江湖般原始简单，很直截了当。受此之累，我初至上海、北京时防人之心全无，吃了不少的苦头。
尽管可能没什么道理，我仍觉得合肥能出一个刚直不阿的包拯并非偶然，或者这么说：包拯的确像个合肥人的样子。一般以为北人性直，南人心诈。依着中国地理的一般概念，合肥算是“南方”范畴。若如此说，合肥人铁定是南人里的异类，他们其直如矢的性情，使很多北方人相形见绌；只不过，北方人的直性子通常源于淳朴，合肥人绝不淳朴，他们的直硬，主要缘自粗野与狠暴。这正是江淮文化的特色。像包拯，虽然是龙图阁大学士，高级知识分子，可是他留给世人的印象，直来直去，刚猛可畏，绝无文人气质，整个儿一士大夫阶层的另类——也许只有合肥才出得了这号“文人”。
较好的情形下，江淮大地那种气质可以产生包拯这种脖子特硬的清官，自然也有比较糟糕的时候，那就会产生朱元璋这样极其野蛮的暴君。
中国历史有一个特征，即周期性地发生南北冲突与对抗，某种意义上，王朝之更迭亦可解读为南北的消长。有趣的是，历数每次南北冲突，几乎都以北方获胜、南方被征服为结局，这或与北人尚武、北地苦寒有关。仅有的例外是在元末，一向软弱可欺的南人，破天荒地逆势而上，将蒙古人赶回沙漠之中。而这特例，即由朱元璋及其一班江淮子弟所成就。值得注意的是，由此建立起来的朱明王朝，其政治形态达到了中国历史上黯昧的巅峰。在近三百年中，明朝不但将独裁集权推往极致，更从始至终实行着特务暴政。有一本《明代特务政治》专讲这方面的情形，当时，三大特务组织东厂、西厂、锦衣卫势焰熏天，无所不为，无所不用其极，获罪的百官在也不像古代那么幸运，只是贬谪、流放了事，等着他们的是诏狱和剥皮、抽肠、铲头等骇人听闻、五花八门的酷刑。吾皖桐城派泰斗方苞，叙其同乡前辈左光斗的散文名篇《左忠毅公逸事》，便对左被魏忠贤执系诏狱、身受酷刑后的惨状有如下描述：“（史可法）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弊衣、草履、背筐，手长铲，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虽然酷刑向为中国传统特产，但论其种类与奇巧，实在也是到了明代发扬光大，无以过之。
关于有明一代统治所以这么暴虐，学界多从“封建专制最高阶段”角度认识之，但我以一个出生于江淮的人的角度，却有他想。我觉得，朱氏皇权一以贯之的雄猜、枭狠，除却其家族血缘遗传的缘故，也与这一带普遍固有的民风有着深层和不可否认的关联。比如隔了二百年这一带出现的另一位大人物——李鸿章李合肥，也在清同治二年干下了一桩举世震惊的狠事：他因李秀成部将投降，得以兵不血刃进入苏州城，不料只隔三天将太平军降王四人、降将四人及其部卒，全部杀光，据说人数达二十万之巨（疑有夸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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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艹无语 于
23:17 编辑
楼主跟合肥有仇
你瞎扯什么？这是文学评论家李洁非（合肥人）写的，
和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无知的人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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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嘛这么敏感，不要把话说的太大，能告诉我你见过什么大世面？乡巴佬！
没文化的跟我贴子，羞不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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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跟合肥有什么过节，请不要老发些负能量的东西污染我们的眼睛，这里是崛起论坛，如果你真有本事就多给 ...
你这档次还能看出什么是负面东西，初中毕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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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男，一九六一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市，一九八二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同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至今。
笔名若水。山东宁津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新华社《瞭望》杂志编辑、记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集《告别古典主义》、《小说学引论》、《城市像框》，散文随笔集《袖手清谈》、《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翻了一半的书》、《不入流者说》、《豆腐滋味》、《李洁非散文》、《书内与书外》、《书窗如梦》，中篇小说集《循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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