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考落榜落榜不想复习想打一年工自己挣钱交学费学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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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咨询者:洪燕群
我现在是高考落榜学生,我不想复读,只有高中学历,能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
管理员解答好评率:100%
您好。国考中规定至少要大专以上。高考落榜,想复读但家里没钱供应,就想知道可不可以自己复习然后自己_百度知道
高考落榜,想复读但家里没钱供应,就想知道可不可以自己复习然后自己
望知道的好心人告诉高考落榜,想复读但家里没钱供应,就想知道可不可以自己复习然后自己报名参加高考
提问者采纳
他们有报名的消息要及时通知你。 没什么要特别注意的,所以建议你11月开始就要关注省招生网在家复习当然能参加高考,报了名,留了电话,就是一个报名时间,只是不能保证你比今年考得好而巳,不能及时获得报名启动的信息,最好跟老师或同学打个招呼。 其他的嘛也没有了,有什么事报名点会通知你的,由于你不在学校
知道智能回答机器人
我是知道站内的人工智能,可高效智能地为您解答问题。很高兴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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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急急急!现在高考落榜后不想复习了,能学习点什么,再去工作呢?_百度知道
急急急!现在高考落榜后不想复习了,能学习点什么,再去工作呢?
提问者采纳
建议上个号点的职业技术学校
同时在 学校参加 自考拿个本科文凭
!现在需要的人才是文凭+技术性=需求!~单个一样还是很难混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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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吧,很有趣的,就要我学电脑! 我妈妈知道我的成绩不好,只要你学的好,我现在就在学,学习电脑没有读书那么无聊
以现在的就业情况来看,学些实用的技术还是比较实在的,女生可以学些财务会计之类的,以后找工作各方面都容易些,男生能学的就多了啊,维修、电工、电脑维护、等等,如果有时间上点夜校自考之类的就更好了~ 其实主要还是要看自己的兴趣,从哪方面发展都有出路的。加油哦!~
学画图.C++什么的.这些就算是没文凭有技术一样有份好工作
落榜啊~!!学些有意义的,因为好多企业大专生或者本科生和技工进去的待遇不一样,比较支持第一个回答
建议你去找个工作,好好的上班
去参加快乐男生啊,一炮走红
学你喜欢的东西,有一门技术好糊口,
学开车 学电脑也可以 不过要选好专业 因为现在的电脑人才太多了 有时间的情况下最好报个成人高考一类的 最起码德有个好的文凭 如果家里条件允许的话 自己做点小生意也行 毕竟现在私企太多了
要求都很苛刻的 总之别在家里呆时间太长了 要不就什么都不想干了 祝你早日找到目标吧
先在读完大学也不一定找的到工作的。不用特意去学什么的,只要你有心边工作边学。比什么都好。祝你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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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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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高考落榜生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更新时间:
80年代的高考落榜生
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一代人的人生洗礼,或因之勃发,或就此折戟。千军万马前的独木桥将当年的落榜者和他们的梦想挡住,与桥另一头的人命运从此分岔。在当时环境下,高考失利成为了他们的人生梦魇,然而他们不能停下脚下步伐,仍然还要前行。如今的他们或消沉、或迷茫、或坚持、或珍惜。命运无常,活着也是一种勇气,但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代人的坚韧。
高考给我留下了终生阴影,我恨高考。――周鸿飞
人生的多米诺骨牌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45岁的周鸿飞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是在高考前一天,依然还有很多卷子没做,且一拿起书,发现数理化好像都没有学过似的,心里极度煎熬。“在最着急的时候忽然醒来,仍心有余悸,大汗淋漓。等确认自己是睡在自家的床上,这才长出一口气,心想,这辈子再也不用考试了,一下子轻松了。”
“三考落榜”遁入“死胡同”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但对周鸿飞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则是“高考决定命运”。
周鸿飞住在一座小城里,每天早上出去买菜都会经过那座钢筋凸露,锈迹斑斑的长江大桥,而那里有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记忆片断。
20多年前,他经常怂恿颜孟良偷出大人的二八自行车,他们一起从县中飙到大桥桥头,那时正值高中,是他们追梦的年龄。
颜孟良曾是他的铁哥们,家境好,父亲是县供销社干部,但在校园里,却只是一个矮小,戴着眼镜的“小角色”。真正的“大明星”是周鸿飞,他虽只是个农村娃,但与生俱来的青春活力让他处处散发的机灵劲,不过几次高考,将他们俩的命运以及关系,永远改变。
“当时社会上追捧诗人,我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就想学文科,结果被颜孟良给‘鄙视’了,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了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绩不好的才报读文科’,我心想,谁怕谁啊。”周鸿飞挠挠头,“事后证明我真不是学理科那块料,最后成了‘三考学生’――三次参加高考”。
周鸿飞承认,自己在学习上是有点懒,也不够集中精力,坐不住,刚上课就想下课。但面子的问题让他格外纠结,稀里糊涂读了下去,结果可想而知,1985年,他连预考都没通过。
“那一次,颜孟良也没过。”周鸿飞苦笑,“刚开始想法很单纯,既然都没过,大家都不伤面子,一起重考呗!其实颜孟良比我惨,他是连续两年没过预考,我第二年是参加了正式高考的,差8分,那一年的录取比例据说不到2.5%,你们这一代的大学录取率就高得多,幸福啊!”
“但你们那时的大学生包分配,才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考,我们早就是毕业就失业了。”记者开起他的玩笑。
“哦,那倒是。”周鸿飞想了想,又说,“不对,你们机会多……”但久久也说不出什么。
周鸿飞没想到的是,自己无意中已踏入了命运安排好的一条死胡同――多舛的补习、重考之路。等到第三次高考时,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家人,这次行了。但发榜那天,周鸿飞三个字却依然未能出现在县委门口那张红纸上,总分比上次还少了3分。走在回家的路上,五味杂陈,双腿发软,如遭雷击,大病6天。此后,周鸿飞从一个活泼外向的人活脱脱变成了一个阴郁、多愁善感的人。
周鸿飞说:当时的年轻人对考大学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熟悉同校复读的两个男生,先后复读参加了8年高考。而那年头是限制报考年龄的,所以这两人每年的报考年龄都是“20岁”。“作假呗,但周围的人都能‘理解’,也没有人会去举报。”周鸿飞感慨,“8年,日本鬼子都投降了!他俩读到了当年的好多同学大学毕业,有的同学还分来当过他的老师呢!”
“当时大家都很疯狂。”周鸿飞从烟盒里里抽出一只烟,很快,一缕缕烟雾开始在他蓬松的发间缭绕,“我们班还有几个同学,在离家两百多里远的地方找了一家学校复读,主要是想避开一切熟人,他们只求高考后能金榜题名,一鸣惊人,有的人甚至不但改了名,而且把姓也改了。”
命运下的自我放逐
班主任的儿子吕万鹏在周鸿飞眼中曾是个反例,吕家是当地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家里为了让他接受到最好的教育,频频转学,从本地读到涪陵,再到重庆,人们形容是“从南半球读到北半球”,但高考还是落榜了,经受不住打击的吕万鹏后来去泸州卖袜子,经常在泸州医学院那一带捏着一把袜子边走边甩边叫“卖袜子咯,卖袜子咯,五角钱一双,买了袜子走”。
周鸿飞不止一次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了吕万鹏,在外面卖袜子,每次醒来都是一身冷汗。但该来的始终要来,周家在农村,家里看他考了三次都不中,逐渐失去了信心。颜孟良则发了狠,从高二重新读起,再战两年来准备高考。于是,一对好朋友原本平行着的的命运轨迹线由此渐行渐远。
“母亲当时在文庙给我求了一张签,下下签,大意是说我命中没有功名这顶帽子,应该出去打工了,那时县里已经有人去深圳了,有一些还赚到了钱;而颜家求到的是‘忽有魁星来点额,词倾三峡涌波涛。许你定做蟾宫客,脱下兰衫换紫袍’。”周鸿飞言语中露出不少惆怅,“他这几句我一辈子都记得住,自己的反而不记得了,他的确是早换了紫袍了。”
“我们被高考淘汰下的这群人的命运是残酷的,简单说,考上就成了干部,这是普通人唯一的出路。”周鸿飞眼神惨淡,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考不上的,像我这种农村的只能当农民或者出去打工,当然,城镇的学生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家待业,慢慢等招工,但国企人满为患,大多数人只能进入小型集体企业,大都是一些乡办工厂。”
那年秋天,周鸿飞就背起铺盖卷,跟着家乡的几个熟人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那时的车太挤了,我们是爬窗户翻进的火车。”周鸿飞说,车内塞满了人,厕所堵塞后,里面的粪水顺着过道流过来,整个车厢臭气熏天。
到了深圳他才发现,南方也不完全是天堂,找工作处处碰壁。为了节约钱,他经常穿上最厚的衣服,睡在桥洞下面。坚持了40多天后,他终于挺不住了,辗转回到家乡。
那时的周鸿飞万念俱灰,“父母总是说一些话来打击,说我怎样没用,我找了很多份工作都不成功,我知道这和遭受几次高考失利的打击,性格变得自卑有关。每当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会感到不安,不太敢和别人说话,其实更多的是怕说错话做错事,又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话题。其实我很恐惧自己为什么变成了这种性格,想自己变得活泼外向些,可真的很难。”
曾有亲戚介绍周鸿飞去环卫所做临时工,大夏天里他推着垃圾车都要戴着帽子,遇到昔日同学,不敢抬头。好在等到了县里肉联厂招工,周鸿飞进了工厂。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大斧头砍猪脚,五六十公斤的桶,每天要砍40多桶,右手肿得抬都抬不起来,已经数不清我砍坏了了多少把刀。以前读的书一点也用不上,当时真的很灰心。”周鸿飞将手中的烟用力嘬了几口,然后,用中指,将那烟头弹出一道抛物线。
高考阴影一生相伴
到了90年代,昔日考上大学的同学们陆续毕业了,大多分配到机关单位和大型国企,这些都不断刺激着周鸿飞的神经。
“学生们朝夕相处,嘻嘻哈哈,但经过一场高考后,分数线以上的人成为‘天之骄子’,分数线以下的人只好自谋出路,我可是用一辈子的时间才体会到了。”周鸿飞说着叹了口气。
周鸿飞也有过机会,厂里几次提干,工作能力和业绩都是排在前面,但往往到了最关键的一步,都会因学历不够遭到一票否决。
周鸿飞回忆,在80年代,那些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可谓“鲤鱼跳龙门”,一个村甚至一个乡的亲朋好友都会奔走相告,经济实力稍微好一点的,还要大放鞭炮,摆上酒席庆贺一番,不亚于过去中举人的排场,而城里的学生考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记得颜孟良考上大学时,他们家在大街上放了三挂一千头的鞭炮,并花钱请了电影队,在中学操场上挂起银幕,连放三晚电影,那可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啊。而没考上的那些人,家庭条件好的还有让父母提前退休,匀出一个顶替的机会,但大多人都只有自谋出路,并且还会被人瞧不起,
“看看那些上了大学的同学们,随便一个人都比我活得滋润,颜孟良毕业分在了邻县财政局”。周鸿飞开始变得失落,虽然颜孟良也会偶尔去看看他,当年的老朋友见面后,表象上依然是热情如故,但谈论的话题却越来越少,两人之间已有了隐约的一丝隔膜和尴尬。
周鸿飞拖到了30多岁才结婚,但最让他放不下的却是当年一起复读时的那个女孩子,她正是周鸿飞当年坚持复读的动力。在寒冷的冬天,她总是早早起床,到学校图书馆顶着寒风排队,仅仅是为了让周鸿飞多睡半个小时。她话不多语,但经常会留下一张小纸条,悄悄地塞进书里:飞,你不要着急,即使你考不上我还是会跟你的。
“当时她妈看不起我,到我们家闹过几回。我恨自己太脆弱,因为如果自己再考不上,不知道今后会去哪里,我不能带着她一块儿流浪……那女孩最终考上了江苏的一所大学,后来留校,有过一次婚姻,现在已经出国。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一定要去复读到考上为止。”
至于周鸿飞自己,工厂后来效益不好,6年前就买断了工龄,被逼得二次南下广东。他做的时间最长的是软件销售,每月2000元底薪外加提成。可是,读过大学的职员工资往往比他高出很多,这给周鸿飞带来不小“刺激”。
打工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他最后还是决定回家,就这样,周鸿飞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每天二两烧酒、几碟小菜的日子。妻子白霞不止一次埋怨过他,叫他该找已官升副县长的颜孟良看有没有门路,但周鸿飞每次都是扔出一句话:“不管他愿不愿意帮,能不能帮,最重要的是我丢不起那人!”
周鸿飞去年得了糖尿病,妻子要他改掉常年不运动的坏习惯,多去散散步,但他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事,县城里熟人多,且都爱在滨江路转悠,老遇到还是觉得丢人”。
“多大点事儿啊!这么多年了,谁还记得?谁又在乎?”白霞觉得这个和自己一起生活了10多年的人愈发不可理喻。
“我在乎,因为我一直是个失败者,尤其不想碰到颜孟良。我没‘鸿飞’,他没‘孟良’,你瞧,我们俩这名字取得多差。”周鸿飞一脸愁容。
18 一个逐梦人的“老人与海”
“知识改变命运”?不管他的一路艰辛算不算成功,他也从未怀疑过这句话的力量。勤劳朴实的农家子弟也有梦想的资格,也有飞翔的权利,知识的天堂人人平等,绝非脱离实际的天真。
“年纪大了就爱琢磨以前的事”――段永生这样解释他的话语内容老是谈到以前,“尤其是在酒的催化下”,他笑着补充道。看得出他的笑容里并不全是喜感,当他愿意给别人讲到往事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毋宁说是在向酒杯倾诉。
逐梦人:“不认命”的梦
43年前,段永生出生于四川青神县一个农村家庭。“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是家里长辈反复唠叨的信条。
然而,段永生并没有成为幸运儿,1989年、1991年,他两次高考都失败了。
“我一心想考大学,给了自己很大压力,高考那3年,过了春节就开始头疼得厉害,后来不参加高考了,症状就消失了。”段永生的“命”让他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斗中黯然退出,“当时的升学率绝对不超过10%,我在班里学习不是数一数二,但也是前十名,同学曾说我压力不那么大,不那么用功,也许就考上了。”
在家自责了一年后,段永生放弃复读,回家“认了命”,做了一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种菜和卖菜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我的农活并不好,这不是我擅长的。” 段永生外表纯朴,身体也稍显单薄。“但我也从来没想过要种一辈子地,读书的想法一直在心中挣扎。”
当时国内自考勃然而兴,“高考”梦一直没有熄灭的段永生于1994年8月份报了自考大专,“我们这里文科只有两个专业,就是中文和秘书,当时就想找个稳定的工作,我以为秘书好就业,就选了秘书专业。”
自此,除了种地、卖菜和做一些体力活的临时工外,段永生每天都给自己“挤”出6个小时看书,这在当时一直被邻里上下视为“有志向”。
1996年年底,他考完了最后一门,次年如愿拿到了自考大专学历。那年,段永生父亲重病去世,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花了不少钱,经济状况更糟糕了,老人的愿望是能够看到段永生成婚,孝顺的段永生与亲戚介绍的一个女孩见面后成了家。段永生回忆这段时光时仿佛只愿意很快掠过:“从见面到结婚,一共就见过3次,前后1个月时间。”
自考大专毕业后,段永生曾去报考当地公务员,但当时规定,自考毕业的大专生,没有资格报考公务员。想到村上的小学去教书也未能如愿。
大专学历没有换来稳定的工作,因此,妻子对于段永生读书的愿望开始越来越不可理解。在段永生眼里的这个“农村妇女”,不仅认不了几个字,更对段永生反复解释的“读书的意义”也从来听不进去,当时把丈夫挤出钱买的书都扔了,还烧了一部分。
直到2002年到江苏打工前的7年,段永生才不再学习和考试了,而是种田卖菜、当搬运工、建筑工人等。“谋生”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生活主题。
“我一直有走出家门远行的梦想,但父亲病重和邻居打工被骗的经历让我到2002年才走了出去。” 段永生看来,如果自己早几年到南方打工,也许境况会不同。
到了江苏,段永生做了一名销售人员,虽然他了解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这一工作,但为了让家人改善生活,他还是做了2年保险业务员,虽然业绩不好,但他一直坚持着。家庭的重担,妻子的抱怨,小孩的嗷嗷待哺让段永生感到人生路越艰辛,自己的梦想之灯越阑珊。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联系上了当年一起参加高考的老同学李晓伟,想推销出一份保险。与段永生同年参加高考的晓伟,考上了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两个起点相同的年轻人从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李晓伟如今已经在沿海做一个建筑公司的部门经理,早已有房有车。
那次重聚,改头换面的老同学、活生生的高考成功者、一个被“知识”改变命运轨迹的人和自己干杯,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夜色,段永生自己把自己灌醉了。
段永生的学习梦重新再次被点燃。
我是谁:回到原点的命运
与高考失之交臂的段永生开始自考本科,为了让自己生活在“学习氛围”里,他费劲心思进了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后勤服务公司,当了一名教学楼管理员。
每个月工资540元钱,工作用心的他连续3年评为后勤先进工作标兵。随后,他把妻子也接了过来,做了一名清洁工,学校的饭菜不贵,但两口子经常自己做饭,因为这样更省钱。
学院内一名姓黄的老师曾给段永生介绍了工资更高的工作,但段永生推辞了,他说自己要学习,在学校工作工资低一点无所谓,黄老师被段永生的求学精神打动,便建议他直接考取研究生,“有研究生学历更有竞争力,有的学校规定本科过7门就可以报考研究生。”
段永生忽然激情满怀,开始不辞辛苦熬夜复习。2005年,他报考了四川大学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考试,这一次因为专业课分数差一点,未能如愿以偿。第二年,他报考了四川农业大学,日,38岁的段永生收到了该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公费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一个从高考独木桥被挤下的农民工忽然成了硕士研究生,段永生认为自己的命运将彻底改变,他觉得人生的转折点到了,他原工作单位江苏技术师院甚至开了座谈会,请他做报告,还开了欢送会。那一刻,老段几乎觉得天地开阔,“知识的殿堂,对谁都是平等的”,他深信不疑。
妻子也不再埋怨他,还花700元为他买了第一部手机。“我有点范进中举的感觉,感觉自己成为了榜样性的人物,当时想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安排一份理想的工作肯定没有问题了。”段永生逢人就喜欢讲到当时这段可以叫做“辉煌”的人生。
不过“风光”的日子很快过去,段永生用他蓝色的研究生毕业证书夹起了自己的各种证书,包括高中毕业证、打工时获得的模范员工证书、在四川农业大学获得的二等奖学金证书等等,也包括结婚证,只要有招聘会和招聘信息,无论江苏还是四川,他都去试试。学校各种招聘会进进出出都有老段的身影,略显苍老的体态在一群活泼的年轻人里显得有些突出。
“没有面试机会,回复都是年龄太大,专业不对口。公务员考试的条件,基本上都是35岁或30岁以下,我也没法报,托人找过几个企业和学校,也都因为年龄等问题没有成功。” 现实给段永生泼来一次次冷水,一所他曾去做过先进事迹报告的当地技校也婉拒了他的求职要求。
2009年9月,段永生在博客中写下一篇《只是个梦》:“3年的研究生生活结束了,研三就已经开始找工作了,但投出去的简历如石沉大海。近40岁的中年男子,又是研究生,正是年富力强,干事创业的黄金时期,怎奈知识怎么没有改变我的命运?”
段永生从来没想过考上研究生还会找不到工作。现实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已经把江苏当作了第二故乡的他:想改变自己的身份?那只是个梦。
梦想搁浅:一个不敢戴眼镜的人
回乡吧,段永生觉得自己特别想家。
夫妻俩外出打工时,青神县家中就剩下78岁的老母亲和15岁的儿子。老母亲炒了土豆丝,对儿子在外面吃的苦头很心疼,喃喃地挂在嘴边:“6个孩子里最喜欢永生,因为他最孝顺、最上进。”
段永生与妻子的房间只有十一二平方米,老旧的家具上摆着一排书,除了专业书籍,大多是人物传记和讲述“如何做一个成功的人”。
段永生家中还摆着八九个样式各异略显陈旧的行李箱,替代家具用来储存物品,“这些都是我们从学校捡回来的,现在的学生不知道怎么了,好好的东西就扔了。”妻子和儿子的衣服也大都是从毕业季的“学生市场”上淘来的。
然而在家乡的段永生感到很尴尬,基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人情冷暖考验着段永生的承受力。“在村民眼里,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书呆子’――地没种不好,考了状元城里也不要你,还不是回来了。”
由于多年的伏案学习,让段永生的眼睛高度近视。为了避免看到村民异样的眼光,在万不得已必须出门的时候,他也是一大早就出门,一出门就把眼镜摘掉,在出村之后才戴上眼镜。一回村,他就再次摘掉眼镜。“生怕熟人说,毕业回来啦?”
在不少人眼里,回到“原点”的段永生,不再被划入“成功者”的范畴―――尽管在学哲学专业出身的段永生看来,“成功的标准各有不同,从某种角度上说,能考上研究生,弥补回高考的失败,也就成功了”。
他分析自己,觉得也许是专业学得太窄了,“但‘知识改变命运’这句格言,要说有点毛病,就是我现在发觉知识还是需要分类,想要从事的职业和自己的专业可能不对口,但并不是没法‘改变命运’。”
有人直接对他说,“你太天真了”。但倔强的段永生为此很困惑:“怎样想才不天真呢?继续打工,继续当农民,就不天真?应该在家种地,当个勤劳的牛,做个勤劳的马,这样,没人说你傻和天真了!”他肚子里有气:自己的求学梦并不算荒唐,荒唐的是世人的眼光。
但让段永生考虑更多的,是以后的路怎么走?究竟干什么?他愿意改变自己的学历观,不再好高骛远――“研究生学历,农民工品质”。段永生这样描述他理想中的工作:并不一定非当大学政治教师,但最好收入稳定,属于“脑力劳动”,且“专业对口”,好让自己的所学派上用场。命运也给他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数天前厦门一所民办学校的负责人特意来面试段永生,之后为段永生发来了聘书。“不少毕业研究生抱怨自己的工资不如农民工,而我愿从农民工做起。”段永生觉得,是他这句话打动了面试他的人。
然而,段永生想了半天,也概括不出到底什么是“农民工品质”?他说:“我遇到夜里摆地摊的,能买就多买一些,东西都不贵,从不还价。心想,家境要是稍微好一点,谁会大冷天夜里摆地摊?我们这样经历的人,能理解人!”
学校负责人说他没有工作经验,让他从辅导员做起,段永生答应了:“我要努力工作和学习,争取早日当上老师。”不过他强调,希望自己不是因为特殊经历找到了工作,而完全是凭自己的本事。
在和老段聊天的过程中,他经常会提到“农家子弟”这个词。“对农家子弟而言,都想通过求学改变命运,但这种改变命运的方法几乎和其他方法一样难。”他说,“虽然很多人觉得考试并不是选拔人的最佳方式;高学历也并不一定代表高能力,但是,这确实是农家子弟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
现在段永生最放不下的,是老母亲和儿子。儿子的学习每况愈下,性格内向,还迷上了网络游戏。段永生不打骂孩子,但儿子要辍学外出打工的想法仍然让他气得手直哆嗦:“虽然没有直说,但是从他的话语中我感觉出自己的经历影响了他,他现在觉得读书没什么用。我自己的蹉跎命运,不能再让儿子重演。”(本文人名皆为化名)
对于那些从“独木桥”上跌落的人,高考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失败。时代给了他们重新奋起的机遇,也让其对待命运更加珍惜。
独木桥下有方舟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大学毕业不久吧?”徐元武微笑地打量着记者,“你们一路顺利升学,我是真羡慕啊!”
1984年的高考,对于勉强能将26个英文字母写全的徐元武来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滋味真切而又残酷。
当年,要想取得高考资格,先须经过预考。徐元武所在的文科班应届生有40来名,最终通过预考的只有他和另外两人。可即便如此,最终的结果却也是全军覆没――“英语蒙得40几分,数学50分,”徐元武距大专录取线有20分。
“很失落,也迷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三亲四戚的是多么盼着徐家出一个大学生啊!我索性在外面游荡了好几天,想要避开他们的目光。”徐元武提起往事,苦涩瞬间涌上心头。
时代给了他另一条路
“我想复读考大学,这样才能改变身份。”徐元武同当时很多农村落榜生一样,一门心思“鲤鱼跳龙门”,他回到家中,首先决定的便是重头再考。
读书要花钱,那时的徐家日子过得紧巴。母亲过世得早,除大哥自立门户外,徐元武和两个弟弟都只靠着父亲务农和帮人下力气过活。
一直以来,徐元武都是凭着自己挣钱读书。“每个假期,我都在渠江边上给人家打杂,搬建材,一两个月挣个百来块,全年的学费才算是有了着落。”
徐元武开始琢磨起复读生活,眼瞅着又得去打工挣学费了。当年8月5日,村支书找上门来,说村里推荐他去参加考试。“村干部只跟我说是考经济方面的,却连考试科目、性质都讲不清楚。”
原来,1983年,国务院下令一级政府建一级财政,第二年,华云工农区(现华蓥市)首次面向社会招聘财政干部。
徐元武起初还以为是会计辅导员招录,不感兴趣,没特别上心,“根本没有复习就直接进了考场。”
对于刚经历大考折磨的人来说,这些题实在小菜一碟,徐元武很轻松就拿下了第一名。“考后的日子一切如常,只是镇里财政所开始让我帮忙填写经济普查表。”
8月19日,财政局通知徐元武立刻去报到,他这才回过神来,原来市里要从参考的40人中遴选19名到财政系统工作。“我此前对财政局一概不知,连方向都找不到,单位地址都是打听找到的。”
因为成绩排名靠前,徐元武和另一个考生被留在了局里。“当时想法很简单,有了工资就不愁温饱,自己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复习,准备来年的高考。”
一日午休,徐元武重温教材,领导站在身后,他却浑然不知。
“还要准备考试啊?”
徐元武一惊,连忙合上书本,“嗯。”
“都当干部了还考什么?用不着了。”
此时的徐元武,虽在机关上班,但却是合同制,户口也还在农村,一切似乎都没改变,更没意识到自己已成了国家干部,仍然希望通过考试让自己读大学、吃“皇粮”。
1985年,国家招考税务干部,徐元武又偷偷看起了书,领导再次开导他说:“我们局虽然是招聘干部,合同三年一签,但你放心,你和大家待遇都一样。而且只要考核的时候不出大问题,这个岗位就是稳当的。”
这一次,徐元武总算是安了心,他不再坚持一定要走高考独木桥了。不过,他没有就此把书本撂下。
“我俩是高中同学,但是谈恋爱还是在工作以后。”徐元武的爱人杨丽萍告诉记者,“那阵子,他就喜欢抱着书看,每次约他,包里都有几本书装着。”
1986年,徐元武考上了函授的财务专业,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了财会知识,“我把函授当大学本科来念,那时真的叫做挑灯夜读,不敢有丝毫怠慢。”
此后,他又在四川省委二党校进修了两年的在职本科,还到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学习了3年在职的经济管理……
徐元武说,虽然高考没有进去,但自己始终在寻找一切机会,圆“大学梦”。
机遇与困难都会珍惜
在财政局的办公室里待了6年,徐元武当年的同事这样评价他:收发、文秘、打字……所有看似不起眼的工作都被他做到了极致。
“那时候的人一般看不起打字员,但同事们却都待我很好。”徐元武坦言自己格外勤奋,“我总是把份内的事情完成后,就帮着各个科室写公文、打字,连会计学会、珠算学会的杂事我都帮着去干,确实辛苦,但从中收获很多。”
由于语文功底不错,领导安排他试着写单位工作总结和年初计划,慢慢地,徐元武开始挑起了大梁。到后来,连财政局每年的预决算报告都由他操刀。
徐元武一门心思把头扎到充实的工作中,这样的时光简单而反复。他沉浸于这样的状态,也满足于这样的状态,干好本职工作,这是他唯一的想法。
1990年,上级决定把25岁的徐元武派驻阳和乡任财政所长。对这突如其来的提拔,徐元武显然毫无准备,“那时候我正在办公室整理资料,听到通知,简直一头雾水。”
虽然有了官衔,但开头的日子却并不顺利。那时的阳和乡仍然是纯粹的农业社会,在那里,徐元武真切体会到基层工作的艰辛。
“虽说我是农民娃,但自打校门出来就在机关工作,对农村工作完全不熟。”徐元武花了很大力气去摸情况,乡里领导关系复杂,各有各的打算,这让他遇到了麻烦。“但凡有好处的时候,头儿们都来争相过问;一旦遇到棘手的事,不管找谁都是推诿卸责。”
徐元武对此不理解也不适应,情绪长时间陷入低谷,甚至好几次都怀疑未来无望。他来到渠江边,想起当年为求学而艰辛打工的场面,脑海中又闪过高考弄人,以及后来的意外招考……“要知足,要珍惜,我总这样对自己说。”
尽管碰到了不如意,但徐元武仍一如既往勤奋着,走村入户搞数据调查,逐一筛查账目情况,把财政所的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
机会再次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一年后,徐元武被推荐到华蓥市委党校学习,参加首届中青干部培训班,并于8月入了党。1992年,全省大规模进行撤乡建镇,阳和镇也换了领导班子,徐的工作阻碍大大减少。到后来,“上头没人”的徐元武相继被选为该镇的副镇长、常务副镇长、镇长。
“他年轻又肯干,总是下到田间地头,凡是重要事项都亲自抓。”徐元武当年的光景至今都还为基层的老同事们提起,“他主管农田水利,省里的现场会跑来我们这儿开;主管民政工作,省上也总把我们排在头两名。”
2001年底,广安市公选县级干部,因为有财政的工作经验,几个朋友建议徐报考市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徐元武挡不住朋友们的再三劝说,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却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多名颇具实力的竞争对手,被选中了。
“头三个月,大家都觉得他是乡坝来的,还有些另眼相看。后来他跟同事一起座谈,对很多专业问题都讲得头头是道,大家自然也就无话可说。”说到徐元武,财政局的干部们都印象深刻。
徐元武分管的是财政局对农工作。他要求对所有项目进行精细化管理;每季度召开一次工作会,让每个职工梳理思路;还定期把局里的工作情况向省厅主动汇报。很快,广安的财政支农工作便在全省排到了第一。
徐元武说,自己对过往的很多节点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每走一步,都是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我都倍加珍惜。”
在财政局里度过了7年,后来,组织上又相继安排徐元武到市移民办和水利局(现水务局)主持工作。好友善意提醒他,说那是“烫手山芋,不好干”,但徐元武想:“我就是个高考落榜生,要不是运气好点,现在可能还在种地,怕啥子?”
“正是这样知足沉稳的心态,让小徐少走了许多弯路。”一位退休的老领导这样评价他。
做一个干实事的公务员
2009年隆冬,徐元武到水务局赴任。这是个崭新的领域,他重新拾起了当年的劲头,钻研工作。徐元武指着办公室的沙发,“那段时间天天熬夜,困了就在这儿蜷起身子和衣而眠。”
“我记得第二天起,他就把生活用品搬了过去,好几个晚上没回家。”杨丽萍说,“后来再见他,人都瘦了一圈。”
水务局干部初次见到徐元武,都很好奇:“没见过这样干局长的,总是8点刚过就到了办公室,有时候市里有会,他也要先到局里看一眼,又抽身在中午之前赶回来。”
徐元武没有告诉别人,其实他肩上的担子很沉。在四川,象征农田水利工作最高成就的奖项是“李冰杯”,广安曾有过荣耀,但近年来,该奖却屡屡旁落。“重新夺回‘李冰杯’,市里给我下达了这样的指令。”
“要搅活工作,关键是撬动人。”于是,徐元武在水务局宣布:每个职工都要落实责任,打破“大锅饭”,实施奖惩挂钩,并要效仿财政局的做法,施行季度总结制。
记者采访徐元武的当天,正是在国庆放假中。而水务局的大楼却灯火通明,他和所有干部一道加班,为第三季度总结会的召开做着最后准备。
水务局办公室主任王建明说:“人还是过去那帮人,但获得的成绩却大不一样了!”徐元武接手的第一年,“李冰杯”就夺得了农业综合管理第二名、水利先进集体的第三名;第二年,分别得了第一和第二名;就在去年,两项第一……
记者了解到,在广安,像徐元武一样的当年高考落榜生通过发奋干出成绩的并不鲜见。他最大的体会是顺其自然:“有些东西争是争不来的,反而会让自己越来越乱。落榜生白手起家,或许更能随遇而安。”
徐元武望着窗外,思索了一阵:“那个时代,教育不如今天发达,但社会给人的机会却反而更多。比起现在的孩子,我们应该更加幸运。”
徐元武突然把目光转向记者,稍带严肃地说:“我们单位这两年也招了好些大学生,我都一对一挨个谈话。我怕他们整天挂记的都是些名啊利啊,所以我对他们要求得特别严格。”
徐元武也十分感激自己的幸福之家:“爱人支持,女儿争气,家庭和睦。”空闲的时候,一家三口喜欢踏青郊游,他还常与妻子聊起那段共同的考试时光。“要是当年我考上了大学,国家包分配,可能反而会自满自足吧。”徐元武庆幸20多年前的那场机缘分野,“没考上,自己更懂得珍惜和努力,更能够一直保持干事创业、有所作为的激情。”
只要不轻言放弃
文/本刊记者 王春
上世纪80年代,无论对于城市还是农村,录取分数线犹如一道分水岭,将大学生和落榜者进行了分层。那时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一毕业就端上“铁饭碗”,成为“国家干部”;而高考落榜生承受着巨大心理落差,用各种方式迎接命运的挑战。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轻言放弃,抓住机会,珍惜机会,在不同的岗位、领域收获了成功,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能吃苦,真好用
43岁的贺俊是西部中心城市附近一个县城公安局的一名中层干部,1987年的高考落榜生。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高考落榜的阴影在他的心中尚存。“那个时候考大学真是难,我们班60个人只考上了11个。”落榜后,他参加了公安局的招警考试。通过考试后贺俊被顺利录取,穿上了令人羡慕的警服,当了一名刑警。在工作中,他踏踏实实跟着老刑警学习侦破技巧,很快就适应了警察生活,并多次获奖。一次他只身前往贵阳抓获犯罪嫌疑人,连夜独自开车9小时将其押解回来。凭着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刻苦练就的过硬素质,20多年来,贺俊一步一个脚印,做过中队长,派出所所长,后来他从老家的山区小县调到省会附近县公安局担任大队长。
贺俊的经历是上世纪80年代众多城镇高考落榜者通过参加“招干”考试进入行政机关的一个缩影。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工作中干得风生水起。在那个文凭热的时代里,这批高考落榜生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相较一些“天之骄子”的大学毕业生,由于没有大学文凭的“资本”,他们显得更加脚踏实地,而不好高鹜远,也更具服从性,所以在基层颇受领导的亲睐,也受到同事们的欢迎。原四川省平昌县委组织部长赵建仁这样评价公务员队伍中的80年代高考落榜生:“他们有一股不服输的顽强拼搏精神,很能吃苦,非常珍惜工作岗位,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
那时进入国有企业工作是城镇高考落榜者的另一条出路。相对今天而言,那时国企竞争压力不大、收入比行政机关高的优势吸引着人数众多的城市高考落榜生。进入国企有两种途径,一是考试进入,二是“顶班”。但不管哪种方式,在工作中是否有所作为,关键还要看自身的努力程度。不少高考落榜生很珍惜进入国企工作的机会,他们勤学苦练,踏实肯干,虚心向老工人求教,很快就成了技术骨干。后来,国企迎来改制潮,有的变成了民营企业,这些落榜生因为有一身过硬的技术,而作为人才被企业留下继续工作,有的还成为业内的技术专家。
“那时的高考落榜生中不少人的素质并不差,只是因为高考录取比率太低或者因其它种种原因导致他们无法进入大学学习。当时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他们进入社会,凭借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找份工作并不难,只要踏实努力,不断学习,也会做出的一番成绩的。”一名在80年代带过好几届高中毕业班的老师说。
常学习,不懈怠
当兵退伍转业安置是上世纪80年代许多城镇高考落榜生普遍采用的“曲线就业”方式,不过即便这样,成功也只属于那些不断提升自己的人。
今年47岁的孙宁是西部某大城市的一名处长,1982年高考落榜的他当兵后退伍安置到机关工作。和很多高考落榜就业的人一样,他就读成人高校,拿到了本科文凭,兢兢业业地工作,从科员一路升到处长。目前孙宁正在就读热门的公共管理硕士。
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流行“文凭不是万能的,没有文凭是万万不能”的说法。文凭始终是高考落榜生心中的“痛”。已经参加工作的高考落榜生们通过电大、夜大、函授、成人高考、自考等方式,拿到了大学文凭,以此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贺俊进入公安局的第二年,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警察学院刑侦大专。当时他的局长因为人手紧张,一开始不给他“开绿灯”。贺俊于是和局长软磨硬泡,很坚定地说“你不放我去读书,我自费都要去”,最后终于成行。拿到大专文凭后,贺俊又参加了高教自考的本科考试,拿到了本科文凭。前几年他还通过了堪称最难的国考――国家司法考试,拿到了律师资格证。“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结合实践经验,我感到对自己提升很大。”贺俊深有感触地说,“尤其在侦查工作中,我经常遇到法律问题,如果不是继续充电学习,光靠自己摸索,就很容易走弯路。”如今,他打算等30年工龄到了,就提前退休做律师,在另一个领域做法律工作。
在上世纪80年代,相比城市,农村落榜生的就业渠道很窄,多数回乡务农。但即便是这样,也有人不甘平庸,抓住机遇,勤奋学习,不断提升自己,获得了成功。
许振出生于川东农村,1987年高考失利,第2年他努力争,成为了乡政府的“七站八所”人员。许振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他的踏实勤奋得到了上级的信任,后来他做过党政办文书,乡团委书记。1995年他成功选任副乡长。第二年,许振拿到了函授大专文凭。“继续学习不是可有可无,既增长了知识,又拓宽了视野。”许振说。接下来他拿到了省委党校的行政管理函授本科文凭。2000年,许振通过了公务员考试,进入到公务员序列。如今,他任正科级乡党委副书记。
从农民奋斗到正科级公务员,许振用了23年时间。“不断充实自己,不放弃追求,人生道路会越走越宽。”许振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做了个总结。在仕途上比许振走得更远的那个时代的农村落榜生不乏其人,他们通过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又不断在书本上吸取知识的营养,在不断的自我提升中拓宽自己的人生道路。
有冲劲,敢闯荡
“当时搞废品收购那是高考落榜后没办法的事,后来干建筑考证是为了另谋一条生路,到最后自己做工程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日前,川北某县城的1987级高考落榜生张世屏轻描淡写地回顾过去。
张世屏高中毕业后就干起了当时很不起眼、一般人不屑的废品收购,几年走街串户后就积累了一定资金。为了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他到一个建筑老板手下干活,并且考取了监理师证。后来房地产火了,有了多年行业经验的他看准商机,自己拉队伍承包工程,把业务从川北发展到了成都。“2000年时,他买了轿车,而且在成都温江买房子定居了。”张世屏的一个同学对他很佩服。
在上世纪80年代,一大批像张世屏这样的城镇高考落榜青年走上了自谋职业之路。而在本来出路就很窄的农村,更多的农村落榜青年外出打工,然后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
出生于江苏宜兴农村的蒋锡培高考名落孙山后,父母希望他复读,继续考大学。但那时遍及神州的经商热吸引着从小性格刚强好胜的蒋锡培。他跟随二哥去杭州学修钟表。当时他最大目标是赚够5万元,然后回家造两间房子,剩余的放在银行里面存定期,吃利息。然而,当他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赚到了5万元钱时,他的自信和创业的“野心”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1986年,蒋锡培,创办了一家为大钟表厂生产零配件的仪器仪表厂。但一年后,企业因管理不善亏损100多万元,蒋锡培的第一次创业遭遇重大失败。但他没有退缩,而是四处寻找商机。当他获知电线电缆市场需求量巨大且销售价格日益增长时,就决定转向,向朋友借了10万元在宜兴开设了一家电线电缆经销部。在业内摸爬滚打3年后,他从卖电缆转到做电缆。到2008年时,39岁的江苏远东集团总裁蒋锡培身家已达25亿元。
云南大学人格教育资深学者周婷认为,高考落榜是人生一次体验的失败,而不是整个人生的失败。把它看作是苦难对自己考验的提前到来,正确面对和认识,它就会让人过早地体验并成熟起来。上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一部分落榜生承受过高考落榜的的人生失败经历,因而心理上更显坚强。家境贫寒、没有多少社会关系、无力复读、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残酷现实,使得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能吃常人不能吃的苦,善于抓住商机,在压力中不断激发自身的潜力;而且他们没有大学生失去“铁饭碗”的顾忌,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更具冒险精神,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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