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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代尧：理解“三个自信”的三个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十八大报告阐明了三者的相互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与之相对应，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也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归结起来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贯穿其中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理论以及所确立的制度的高度自信。“自信”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表达的是一种对自己身份、能力、成就及价值的信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观察，自信一定有其历史条件和客观基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是对于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和文化、近现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成就，以及中国在全球体系中实现文明复兴的明确意识与坚定信念。本文从我们为什么可以自信，为什么需要自信，以及自信何以保持三个维度，对此作出探讨。&一、何以自信：历史之源与现实之基&自信是需要“家底”的，自我估量过高，是自大；过低，则成了自卑。执政党和民众是自信中的主体，“家底”则是自信中的客体。正确的自信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主体的态度要不偏不倚、实事求是，既不自大，也不自卑；二是客体本身必须是真实存在的，即自信的“理”和“据”必须充足充分。我们的自信从何而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指出：我们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概括起来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源于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文化传承、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心理认同。第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是长时段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这是“三个自信”的历史文化源泉。中国文化是一种内聚式发展的文化。所谓内聚式发展，指的是中国的农耕汉文化在遭遇周边少数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文化冲击时，以包容的姿态吸收他们的先进之处，同时保留自己的核心内容，从而把外来文化都融合到同一文化体系之中，形成了共同的中华文明。因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内部整合机制、向心力和凝聚力。“三个自信”之所以不是执政党或部分民众的自信，而是一种“全民共识”和“全国同心”的状态，与其传承了中华文明的内聚力直接相关。如果没有内在的整合机制和凝合文化，这种普遍的自信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地域辽阔、多种民族共存，人口众多，之所以能够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前沿，是因为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和融合性。与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世界大帝国不同，中国内聚式的发展道路及其相应的发展文化，能够在吸纳外来事物的过程中保存自己并不断增强活力，最终形成民族凝聚力。正是因为5000年沉淀下来的内聚式文化的传承，中华文明在近代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反复冲击下并没有消亡，而是在借鉴和吸收外来事物的过程中，反复“试验”，最终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走上了繁荣富强的复兴之路。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正式这种内聚式发展模式的产物，因而可以在普遍范围内获得认同与支持。第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是对中时段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发展历程之深刻总结的结果。1840年鸦片战争后，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中国走上了一条曲折的现代化之路。从19世纪中期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历了三次现代化的努力。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当时的现代化限于器物层面，没有推动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革新，最终以失败告终。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推动的现代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广大民众，加上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最终流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足，以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连串的失误和挫折。洋务派的现代化，在英风美雨之中执着于船坚炮利的梦想，未能吸收西方制度和文化为中华文明所用，谈不上“聚”因此更谈不上“内聚”式发展；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得西方制度文化之形却未得工业化之实，广大民众更是在现代化努力的范围之外，有“内聚”之尝试却无“内聚”之成功；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现代化，过多借鉴苏联模式，在建设道路上没有能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实际相结合，实际上没有能够“聚”他国社会主义经验为我所用，因此也没有完成对中华内聚式文明的传承。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接过中华文明火炬的同时，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取得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第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是对短时段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中国共产党解决旧问题、处理新问题的能力之心理认同积累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中国近现代以来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总结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层面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制度架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保留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又吸收借鉴了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最终升华了内聚式发展的中华文明。1985年，邓小平在回答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的提问中充满自信地说：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成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历史是最好的证明。三十多年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综合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快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成绩面前，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回避改革与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改革意识，不断推进改革和发展模式的调整。1997年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上升为政治发展方略，并明确提出尊重和保护人权。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7年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2012年十八大把民主、自由、法治、公正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并且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和有效性，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以改革解决前进中出现的问题的决心和能力。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理论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世界产生日益增长的影响。近些年，国外不少专家学者、政治家都以“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中国经验”等命题探寻中国成就的秘诀和根源。据中国外文局对外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十八大期间，国外媒体共发表十八大的英文报道2516篇，比十六大期间的1410篇高出78%，比十七大期间的1473篇高出71%；发表十八大的中文报道2559篇，是十六大时1005篇的2.5倍，是十七大时1352篇的1.9倍。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世界感到强烈震撼，中国党和政府对新旧问题的解决既有决心又有办法，我们应该从中获得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力量。&二、为什么需要自信：实现文明复兴与应对结构性压力&面对当今世界体系及其产生的结构性压力，中华民族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复兴，必须要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首先，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复兴必须建立在“自决能力”以及相应自信的基础之上。汤因比通过对人类历史上诸文明的研究得出结论，文明的衰落在于“自决能力的丧失”，并归纳了若干“自决的失败”之表现，如“模仿的机械性”、“对短命制度的崇拜”、“放纵和骄横”、“对胜利的陶醉”等。（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描绘成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边缘、半边缘国家在发展道路、文化、制度等多个方面受到中心国家的结构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中国在从边缘、半边缘向中心运动的过程中，必然面临“自决能力”的考验。纵观当下盛行于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及其对应的社会治理方式和国家制度设计，如集权主义的计划经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激进自由主义观念、安于现状和自我满足的极端“中国模式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未能正确应对世界体系结构性压力的产物，和汤因比指出的自决失败的种种表现如出一辙。实际上，汤因比所谓的“自决”，本质上是在强调人、制度、社会机体等因素所具有的创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始于创新，并将改革精神一以贯之。解放思想，尊重实践，鼓励创造，尊重基层与群众的首创，构成了中国改革独特而鲜明的品格。改革没有完成时，创新也就不能止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理论体系和制度设计，已为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进一步大胆探索，不断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留出了巨大的创新空间；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需要这种足够大的空间。只有牢固地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才能进一步提高“自决能力”，从而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其次，中华文明不得不与其它文明碰撞的现实，使得对作为文明融合产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成为必要。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并提出文明冲突论。文明的冲突固然在所难免，但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与融合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文明的多样性，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近代以前中华文明辉煌于世，正在于她能以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吸收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为我所用，形成内聚式发展的文化。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内聚式发展的文明，既吸纳了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适性的制度文明和发展模式，又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创新。例如，现代市场经济是20世纪人类社会在经济制度方面创造的最大文明成果之一，中国大胆吸取和借鉴这一制度文明成果，并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坚决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文明融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即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提出“三个自信”的必要性在于，在世界各种文明相互竞争的背景下，只有建立对实现文明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既不走盲目排外、因循守旧、保守落后，使文明“去共性化”的弯路，也不走照抄照搬他国经验和模式，使文明“去个性化”的歪路，才能保留中华文明内聚式发展的优秀基因，才能在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保存、发展和振兴中华文明。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就没有通过文明融合来复兴中华文明的可能。再次，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压力造成的国内外挑战，也使得坚持“三个自信”成为必要。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利益格局不断调整，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度不断提高，同时国内的改革事业进入攻坚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前所未有。从国际上看，虽然全球合作向着多层次、宽领域和全方位的方向拓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互惠互利进一步加深，但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因素始终存在。中心国家的经济科技优势所带来的经济竞争压力以及由此外化出来的发展道路压力、文化压力和制度压力长期存在，唱衰和遏制中国的声音仍有较大市场，既增加了中国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民众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从国内来看，30年来中国积极应对全球化并摆脱边缘、半边缘地位的努力，推动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大转型。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渐突出，社会利益分化持续加剧，网络时代的到来对应对转型时期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更高要求，信息时代的国内舆情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的并存在促进社会多元化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否定或阻碍改革开放的“左”倾思潮和主张全盘西化的极右声音始终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和诋毁之声时有出现，部分民众信心不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因此，面对国内外挑战以及与之相应的困惑和质疑，更需要树立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自信心，继续推进中国的发展进步。&三、自信何以保持：解放、自觉和中国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既是现实的，也是必要的。怎样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则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第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创造活力。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的演讲中提出的这“三个解放”，既是中国接下来深入推进改革和发展的要求，也是未来我们保持“三个自信”的必要条件。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文明舞台上将扮演什么角色？保罗?肯尼迪认为中国将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亨廷顿预测中国将与欧盟一起充当主角，汤因比期望中国成为世界统一的中心，沃勒斯坦则期待中国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体系上发挥重大作用。这些理论和思想大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然而，我们自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旗帜，成为凝聚中国人民建设幸福美好生活的动力，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需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是尽善尽美，尚需更加成熟和定型。面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的艰巨任务，我们必须自信而不自满，继续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开放，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创造活力。对此，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必须坚定改革开放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第二，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认识和处理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在当今世界体系中，中心国家的强势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形成了巨大压力；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体系，西方理论和思潮也会更加汹涌地进入中国。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能否保持文化自信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大问题。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思路和“天下之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他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费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才会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才能获得在新时代条件下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首先要求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其他多种文化，这样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地适应，和其他文化之间建立取长补短、和平共处、联手发展的关系。文明多元并存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全球化不可能消除文明的多样性。中国应坚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同时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为构建国际文明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三，合理构建社会理想，凝聚中国力量。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不能没有社会理想的引导，用哲学人类学家米切尔?兰德曼的话说，人的生命活动“需要一个指引方向的榜样或理想以供参照”。黑格尔也强调对民族的认同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精神”，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独特的历史演进历程，“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总是取决于该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性质和形成”，“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必须体现这一民族对自己权利和地位的感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91―292页）在当代中国，建构一个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的社会理想，对民族共识、民族精神、民族自信的凝聚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进步有深远意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人们对未来的关注以及关注的程度就会有所不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实现“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大的社会理想。没有社会理想，就不会有动力；同样，找不到实现社会理想的途径方式，就不会有自信。如何实现“中国梦”？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清晰地描绘了中国人民的社会理想及其实现理想的现实路径和精神力量，有利于保持和增强全体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裸官产生之所以出现这种“裸官”、“逃官”现象，总的来说，有六大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我们的某些官员信仰上出现了危机；二、是监管制度不健全，给了贪官们可乘之机；三、是官员的权力过大，给贪官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四、是社会风气不正，导致很多拉贪官下水的“纤夫”存在；五、是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睁只眼闭只眼，给了贪官们 “可持续”钻空之机；六、是大量的贪官被发现后，因为种种关系不被处理或轻微处理，致使“进行中”的贪官胆大妄为、前赴后继。背后现象裸体官员“裸官”现象在一些官员中早已暗中流行。在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之时，将妻儿全部移民海外，既便于将腐败所得转移出境，又为自己腐败行为一旦暴露留好后路。即使不慎“翻船”、外逃又未成功，一人“受过”，也可保得家人安全富足。而事实上，“裸官”如庞家钰未能出逃而落网者，远少于成功出逃者。“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跑了就了”，似乎已成了贪官们心照不宣的“心诀”。而成功外逃，则又说明贪官的准备是行之有效的。从贪官们的早早准备到最后一跑了之，折射出问题的另一面，这就是我们有关方面的没有准备。因为没有准备，于是在与早有准备的贪官的较量中，有关方面是顾此失彼，贪官则游刃有余，更甚至在贪官逃之夭夭之后，有关方面才如梦方醒却已措手不及。贪官的堕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的过程，其间不可能没有蛛丝马迹。至于他们为外逃所作的种种准备，更是不可能真的人不知鬼不觉；这一切本来恰是对有关方面的提醒、警示，可惜的是有关方面竟然视而未见。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是早有准备的贪官们骗过了没有准备的有关方面，不如说是有关方面的没有准备给贪官们的早有准备提供了可趁之机。历史特性裸体官员有人把“裸体做官”者形容为中国官场上的“野鸽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身上具备有一些“野鸽子”的特点：其一，他们妻子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孤单一人，没有“家”的感觉。其二，他们四处吃“野食”。因为自己有退居的地方，也就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四处吃“野食”，能贪则贪，能捞则捞。其三，他们随时可以“飞”走。由于他们是孤家寡人，身边没有什么拖累，一旦出现对自己不利的风吹草动，自己随时可以拍拍翅膀“飞”走，根本不用考虑自己“飞”走之后的影响。“裸体做官”现象，无论其是否存在腐败事实，其裸体做官的行为本身，说到底反映了这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出了问题，也反映出他们根本不打算和自己的人民患难与共，而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在任何国家，官员不忠于自己的国家，这都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裸体做官”现象在不同地方多次出现，实际上使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安全均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同时也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严重影响。
外逃首选裸官最喜欢外逃的国家是加拿大2000年以来，外逃腐败分子多根据自身的实力和关系往往选择自己避难的国家。小贪官，往往是周边国家：那些涉案金额相对较少、级别低一些的贪官，往往首先选择逃往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这样，他们的逃亡和生活成本都不会太高。不太发达的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那里的一些国家正处于转型期，有的国家法制不很健全，这些贪官往往会隐姓埋名，靠赃款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对大贪官们来说，往往选择一些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移民国家，是他们的“最好”逃亡地，比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人数统计裸官数量裸体官员在2012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国内著名反腐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谈到广受社会关注的裸官问题气愤的说：从媒体曝光的情况看，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有 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对这些官员，他们应该及时向组织汇报，其配偶和子女到国外去定居留学，费用从何而来，是谁提供资助的？经过全面调查摸底，截止到2014年，广东共有“裸官”2190名，其中市厅级干部22名，占约1%；处级干部301名，占约13.7%；科级以下干部1867名，占约85.3%。由于历史、地缘和人文等原因，广东“裸官”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等地。外逃贪官有4000人或更大关于中国贪官外逃，2003年来被媒体频繁引用的一组官方数字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这实际上只是被检察机关掌握的一部分，精确的数字应该比这个庞大许多。在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顿、温哥华、多伦多，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超豪华轿车、珠光宝气的中国男女，并已形成了一个圈子。这些人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行踪诡秘。不过，在高档餐厅里，人们也偶尔可以听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时谈论，说当初出来时弄的钱太少，还应该多拿一些，因为现时外逃的官员搞的钱又大大超过了他们。外逃资金是50亿，还是2000亿由于贪官外逃现象严重，使中国“损失资金50亿”。这是2002年初中国官方杂志《半月谈》公布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仅包括官方记录的立案的赃款。如果算上那些没有立案的，或者没有暴露的，这个数字也许会翻上10番、20番。一边是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的尴尬处境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他们估计年外逃资金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但权威分析认为应该是约530亿美元（约44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177亿美元，每年外逃数额占GDP比重的2%。虽然“权威分析”比《半月谈》提供的数字已经高出许多，但比起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仍显得太少。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分别为：1997年总金额为364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经济专家樊纲更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因为资金通过香港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易如反掌。香港廉政公署2002年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境洗黑钱集团，再经与警方成立特别调查小组联手进行足足一年的深入调查后，正式起诉8名人士，包括宝生银行一名前高级经理。警廉的联手调查显示，该个涉及贪污的跨境“洗黑钱”集团，自1996年至2002年被捣破的5年来，总共清洗的款项高达500亿港元。这还只是被查获的一个洗钱通道。另一个被查获的洗钱通道是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山镇刘氏兄弟的地下钱庄，他们以“一条龙”服务闻名。这个地下钱庄在交易方式上很简单，往往是交易完成了还不知道对方是谁。由于交易量巨大，他们的成本无形中也大大降低，因此吸引了不少企业前来进行交易。这个地下钱庄在3年内资金流转总规模达到了20多亿元。而远华走私案主嫌赖昌星则将120亿元人民币的走私收入，通过地下钱庄付往加拿大。也有人指出，每年从中国以各种方式洗出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按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式，资本外逃额即中国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增加部分的差值。每年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中这一“误差与遗漏”亦有一两百亿美元，多年累计下来，数额已逾千亿美元。一些经济学家估计，由于“误差与遗漏”仅仅是被政府所统计的那一部分，更多的资金流出没有记录在案，因此这一数字可能更为惊人。另有统计显示，过去3年，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从1998年的147亿美元大幅飚升到2000年的643亿美元。这笔钱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地下钱庄的“洗钱”活动。这还不包括通过留学渠道外逃的资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中国已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中国人事部也透露，至2003年止，中国在外留学人员总数达46万人，分布在全球至少103个国家和地区。据资料，在英国留学的费用，一般而言，研究生、本科生每学年平均学费大致在5000至 16000英镑（6万到19万元人民币）之间；美国许多大学一年的费用在1万美元至3万美元（8万到25万元人民币）之间；在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全日制学位以及研究生课程每年的学费在1万至2万澳元（4万到8万元人民币）之间；而加拿大的学费一般每学年在6000加元（3万元人民币）左右。
鉴定方法堵死“裸官”升迁之路后，如何确认一名“裸官”，就成了重中之重。实践操作中，各地还将特殊情况“裸官”与“半裸”区别对待。比如，作为国内首个预防腐败地方法规，日实施的《汕头经济特区预防腐败条例》中，就对“因工作需要，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和子女均移居国（境）外的”裸官予以豁免。2011年，浙江曾在全省专项排查“半裸官”，即将范围扩大到配偶和子女一方移居海外的所有干部、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职工。对“半裸”与“裸官”的区别处理，亦有争议。2014年3月，广州市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媒体求证涉嫌违纪的荔湾区岭南街道办原党工委书记谢国滔身份是否为“裸官”。对此，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回应，谢确已移交司法机关查办，其妻子在2010年移居香港，拥有香港居民永久居住证，但其子办理的是读书签证，在外留学，未移居国外，“不算纯正意义上的裸官。”此言一出，舆论多有质疑。作为反腐学者，任建明更担心的是，在任职限制下，“裸官”会有瞒报的强烈动机，因此对领导干部报告事项，要增加抽查比例。事实上，多名落马官员曾瞒报“裸官”身份。2013年10月，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在广州出庭受审，检方指控，其涉案总金额达到1.7亿。《中国青年报》报道，吴湛辉其实是一名“裸官”，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仕途，甚至组织人事部门都不了解、掌握相关情况。2007年，吴湛辉被任命为东莞市政府秘书长。2011年10月，他被省委组织部列为拟提拔市领导职务人选差额考察对象并予以公示，期间遭举报，经查实，才发现吴已是“裸官”。对此，任建明建议，对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事项，凡是关键岗位、一把手、重要部门领导职位，应全面实施复查。此外，不如把步子迈得更大些，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公开，让社会公众来一起监督。此思路也与中纪委的相关反腐设想相吻合。2013年底， 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中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向南都记者解密“反腐新规”时称，接下来，将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抓紧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加强报告核查结果的运用和违规惩戒力度。防范对策贪官裸官追求的是资金财产 凸显监管的重要性应该说“裸体做官”是一个预防腐败机制建设领域亟待攻克的“技术难题”。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无疑有助于抑制腐败问题的发生，相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却会给腐败的滋生提供条件。1995年中国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2006年修改后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也明确，“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及有关情况应当报告”。虽然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实际运作的情况看，效果却不甚理想。因为没有相对独立的负责申报制度的执行机关，各个行政机构自行其是，缺乏统一性。没有严格的执行制度和执行标准，执行起来随意性大，甚至敷衍了事。缺乏可操作性，执行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民主性，往往是填完表格就完事。缺少事后的公开和公正。执行过程缺乏科学含量和严谨度，对申报材料没有必要的统计和审计过程，申报结果与实际情况相比往往水分过大，难以反映实际情况。再加上需要申报的是官员，负责登记备案的也是官员，于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潜规则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可能。这就给“裸体做官”制造了便利条件，甚至是为官员转移财产提供了方便。这些观点说明了问题所在，中国现有的干部选拔制度造成监督和被监督者之间一团和气的局面，法律制度被虚化，这样不管制度如何设置，最终效力会大打折扣。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并不在于“彻查”，也不在于“备案”，而在于充分的透明。可以断言的是，只要真正做到公开和透明，那些“裸体做官”者，也就真的会变成了众目睽睽之下的“裸体”，他们再想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从容不迫地为自己外逃做准备，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深圳出台限制裸官规定 “裸官”不得任正职日，深圳市出台《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以规范对各级领导干部用权、用钱、用人的监督为重点，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制度漏洞，在推进防腐倡廉建设方面再开多项中国国内先河。重点引人注目的是，深圳特别强调，凡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在发布会上，深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谭国箱将这类官员称为“裸体官员”。禁裸现象日前后，深圳监督官员下猛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取得永久居留权的“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一把手”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深圳这一举措深得网民支持与拥护，网上一片叫好声。裸体官员深圳此举开了监督官员之先河，打中了“裸体官员”之七寸。公众可以理直气壮地监督：谁“裸”谁下台。打破了“裸体官员”一边在国内做官，一边大搞腐败，捞个盆满钵盈并观察动向伺机脚底抹油———做逃跑的黄粱美梦。笔者（王捷）认为，监督官员的好规定应该在全国推广，别让其偏安于一隅。这是其一。其二，“裸体官员”把妻子儿女移民国外，自己在国内做官大搞腐败，并伺机逃跑，是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背叛和不忠，没有资格担任领导干部。深圳只禁止“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一把手’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有些缺憾和不足。笔者认为，禁“裸体官员”应扩大到副处级以上实职和实权官员，这样才杜绝腐败“裸体官员”。其三，要细化“裸体官员”不得担任“一把手”的规定，使该项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具体来说，如何识别“工作需要”和“非因工作需要”，如何预防、发现、监督和惩处“裸体官员”，需要配套制度，防止部分“裸体官员”钻空子，防止有漏网之鱼。其四，好制度还需要公众参与，要赋予公众对官员和“裸体官员”的相关信息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明确六种情形人员不列入考察对象，其中包括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裸官。限裸初文2009年9月，十七届中纪委四次全会公报中称，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2009年11月，深圳出台规定力推廉政 "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2010年1月，中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强调，要扩大官员财产申报的范围，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了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2010年2月，监察部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强调要加强对预防腐败重要问题的对策研究。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办法。2010年4月，中央政治局审议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2010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提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2010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裸官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召开会议，审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同时必须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保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暂行规定》分别对适用范围、适用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情况报告、任职岗位规范、办理公共事务回避、办理因私出国护照和往来港澳台地区的通行证件、申请因私出国(境)或者移居国(境)外等事项及其出入境证照的管理、违规行为处理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暂行规定》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廉洁自律的制度创新，对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特别是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暂行规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使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管理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既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又注重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保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管理具有重要作用。适用人员范围确定存利益冲突应回避因私出国手续严格违规者视情节处理《暂行规定》适用于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但经组织批准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国家特需高级科技人才和通过其他途径回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除外。存利益冲突应回避规定适用人员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组织(人事)部门书面报告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有关情况，在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时也要及时报告。规定适用人员办理的公共事务，涉及其配偶、子女移居国家和地区的，应当向本单位主管部门主动说明情况；存在利益冲突的，应当自行回避，或者由主管部门责成其回避。因私出国手续严格《暂行规定》适用人员办理因私出国护照和往来港澳台地区的通行证件、申请因私出国(境)或者移居国(境)外等事项，及其出入境证照的管理等问题，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办理或者申请上述事项，由有关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后处理。选拔任用规定适用人员，应当在考察时全面了解规定涉及的相关情况。违规者视情节处理《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规定适用人员违反规定，应当视情节轻重，采取批评教育、组织处理、追究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等方式予以处理。《暂行规定》授权各有关主管部门根据规定精神制定实施办法或者具体规定。广东措施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全票通过《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一条规定：“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湖南表态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湖南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并向媒体开放。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说，党和公务员的纪律对于“裸官”问题是有非常明确规定的，官员个人和家庭的重大事项都要进行申报。《公务员法》以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领导干部亲属是否具有外国国籍，是否和外籍公民有通婚情况，均要进行报告。周强说，他的个人情况都已经向组织汇报，不存在“裸官”的情况。社会难题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2012年《法治蓝皮书》。其中,“裸官”监管调研报告再次受到关注。蓝皮书认为，如何监测公职人员的不法资产转移，以及如何核实公职人员的海外资产状况,仍是“裸官”治理的难题。自2009年9月起,上至中央,下至各地、各级部门,针对“裸官”贪腐问题，以平均每年一至两部的速度出台相关文件,规定了“裸官”管理的适用对象、申报内容、管理机构和不实申报的处罚措施等。蓝皮书指出，尽管我们承认，并不是配偶和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所有“裸官”都是腐败官员，但是同样要承认，“裸官”是贪腐的高危人群。事实已证明，大量贪官为谋求后路,的确提前将配偶子女移民国外，财产转移国外，以便东窗事发时出逃海外。一旦出逃，由于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差异，引渡贪官往往事倍功半。蓝皮书认为，公职人员作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公权力的行使者，将配偶子女和存款转移至境外，孤身在国内任职就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不信任，其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度就非常值得怀疑，也就很难指望其能恪尽职守。蓝皮书还指出,尽管制约“裸官”的现行规定数量并不少，但这些规定都缺乏法律权威性。这些避重就轻“掸灰尘”式且华而不实的处罚措施，不足以遏制“裸官”现象的蔓延。颁布的规章越多，规章的权威和效力越趋于递减。首先，这些规定都是内部监管,难以实现真正的监督。其次，申报内容只是本人陈述，缺乏核实申报信息的相关配套制度和手段，无法确定申报内容的真实性。此外，相关规定几乎都未涉及申报之后是否应向公众公开，从而使申报失去了最重要的监督途径——外部监督。财产申报与监督，是治理“裸官”最重要的内容。因为问题“裸官”往往涉及资产转移情况，部分“裸官”在财产转移方面存在洗钱行为。而公开、透明是监管“裸官”的最好措施。蓝皮书指出，大多数规定都未明示申报内容是否应对外公开,内部式监管特点突出，这无异自己监管自己,缺乏监督不言而喻。申报内容“一般应予保密”更是匪夷所思。蓝皮书认为，“裸官”监管缺乏实质内容，即“裸官”的境外财产情况。因此，所有公职人员都应申报境外财产情况。以中国现有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无力赡养在国外定居的配偶子女，也很难负担配偶子女在海外求学的费用。蓝皮书建议,监管“裸官”，应建立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境外的年度公开制度，公开公职人员配偶和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情况。反腐重点广州市纪委决定，2013年将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大监督力度，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进行比例为15%的抽查核实，虚报、瞒报的将被调岗或免职。2011年检察系统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追缴赃款赃物77.9亿元。广东、江苏等省的纪委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对“裸官”监督管理，严肃查办“裸官”背后的腐败案件。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2011年检察系统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同比上升27%，追缴赃款赃物计77.9亿元。“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案发前，子女就分别加入了澳门籍和澳大利亚籍，并在境外置业。罗荫国本人持有多个假身份证，用于出入国境。”广东省纪检系统一名干部告诉记者，虽然其妻子仍在国内，那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裸官”外逃、落马的案例时有发生。如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等。2012年，广东省出台《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禁止提拔把好选拔任用关， 让“裸官”无官可升，“‘裸官’是指家人都在国外,只身在国内做官的官员。”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说,“那种贪腐的官员,如果没有被发现就继续贪腐,一旦被发现了就逃到国外,而他们在逃跑之前已经把配偶子女送出国。我们要防范的是这一类。”林喆进一步指出,“裸官”的可怕就在于一旦是贪官就很有可能席卷资金逃跑,造成国家财产、国家利益的损伤,而且没有顾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也认为,“裸官”容易形成恶性循环。一方面,官员的家属、子女出国,在国外消费的现实需求迫使他腐败；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后顾之忧,腐败起来更加肆无忌惮。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中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去年末曾透露：将抓紧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加强报告核查结果的运用和违规惩戒力度，此外，制定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此次干部选拔任用透露的“反腐新规”无疑将进一步给“裸官”设置了制度上的“障碍”，也显示了中央的反腐决心。 分析认为，防治“裸官”腐败，还需让官员“裸”起来。不但让官员财产“裸”起来、行迹“裸”起来、权力也要“裸”起来。让监管“裸官”有法可依。也就是完善权力监管机制，把好选拔任用关，防止“带病提拔”，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从源头上遏制“裸官”腐败行为。政策措施日闭幕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未来是否会对“裸官”有更多制度性的约束，值得期待。对于针对“裸官”的相关规定如何落到实处，王敬波表示：“以目前的反腐态势，亟须‘裸官’官方概念、标准和惩处措施等法律层面规制的出炉。”李永忠则透露：“有关部门对‘裸官’都会进行记录和采取一定的监管措施，现在想跑出去很难了。各级组织部门和领导机关对官员‘裸没裸’大体上都掌握了。”“信息公开是消灭‘裸官’现象的一个最根本的办法，特别是官员的家庭信息公开。”竹立家也向记者表示，把官员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纳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范畴，正是反腐斗争的“国际惯例”。日，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这被视为中央查处“裸官”的重要一步。“只有完善官员及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财产登记、公布等监督机制，让官员没有脱壳机会，配偶及子女送不出去，资产无法转移，官才‘裸’不起来。”竹立家说。王敬波坦言，“裸官”腐败是当今廉政建设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具体来说，申报缺乏实质性内容、谁是“裸官”不予公开、申报不实却处罚不明，令“治裸”制度还谈不上完善。对此，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日前就《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表示：“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已连续进行了三年。与以往相比，这次填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体现了从严治党、从严治吏。通知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严格按照规定，主动地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保证填报内容真实准确。”不得担任领导职务《广东省预防腐败条例（草案）》日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明确裸官不得担任领导职务。拟提任领导干部的，应如实报告个人房产、投资、债务、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不按要求报告的，不予提任。
俄罗斯对裸官的处置
俄罗斯一项禁止公务员、国家官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拥有海外资产的法律草案日在俄议会杜马一审获通过，尽管新法案被指责侵犯人权，俄杜马438名议员仅1人弃权、437人投票赞成，通过了该反腐败法修正案。根据上述法律草案，俄罗斯各级公务员、国会议员、现役军人以及内务部、联邦司法系统、联邦毒品控制部门、调查委员会、检察官办公室和海关的雇员都将受新法约束，这些公务人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均不得在海外拥有不动产、银行帐户和证券，除非证明海外账户的资金是用于公务活动、医疗或学术研究目的，方可按例外论处。目前拥有海外资产的俄罗斯公务员，必须在日前清理自己的海外资产；未来即使是通过继承获得海外资产，也必须在产权生效一年内出售或转让有关财产。除此之外，那些离开国家岗位的人员在正式离职三年之内，也不能拥有海外资产。违反规定者，将被课以500万至1000万卢布罚款，或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内不得担任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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