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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背景，银行员工必须穿工装上班，有时候下班也懒得换，哥哥---$---一天下班的傍晚，我逛超市，几个大妈一路跟着我啊，硬是叫我服务员，问我这蔬菜是不是今天新上的，我回答：我也不知道啊，然后几个人就把我围攻了！穿工装的人，伤不起啊
楼主有说夏天么，2楼？
夏天穿西装热死么
银行不是穿西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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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行政治理标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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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转载]黄河岸边的孩子———一个亲历者的回忆（下部）
& & 第十二章 &
扒车历险记
勇敢其实是一种平淡，一种希望，一种依靠，一种信念组合的产物，往往还带有鲁莽和幼稚。”
——耳顺箴言& &
上次从北京回来后，我和外出就结上了缘。
同宿舍的两个同学坚持要步行长征，我刚回来就背着行李迎着朝阳又出发了。
哥儿几个自嘲地说：“咱们不是红军，就体验一次大青山游击队长途跋涉的艰辛吧。”
这趟去北京，我们是机械化和步行结合，断断续续地走路和坐车在包头和呼和浩特耽搁了时间，到北京已经是1966年的年底。路上那些艰难困苦就别提啦，我们在北京的红卫兵接待站里，一口气待了俩月，在那儿过了个春节。到正月初五，才依依不舍地动身返回巴彦高勒。学校里冷冷清清，老师同学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们留下的人滑冰看书，安静地度过了一个冬天。阳春三月学校里开始人来人往了，大家渴望着恢复往日的学习环境，可是电台和报纸不断发布的最高指示，却预示着更大的革命浪潮即将到来。出门眼界开阔了许多，我就喜欢给同学们讲外面那些新鲜事情，同学们看出了我的变化，都说：“小疙蛋又往高拔自己呢。”
春天到了，巴彦高勒最明显就是风沙小了，各种树木的叶子，像变魔术似的一转眼就长了出来。天空中飘浮着杨柳树白色的絮籽，弄得人们不断地打喷嚏。这几天下了一场小雨，校园里的空气显得非常清新。
全国的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低潮，可是他们的造反精神却鼓励了各地的工矿企业，那些工人们也革命造反了。&
可能是杞人忧天，有些同学和我的看法一样：“工厂不生产，农民也不种粮食，咱们不得饿死？”内蒙首府呼和浩特闹得很凶年都没过，两派斗得你死我活，学生和工人观点对立，传说都动了武器，还死了人。大家都在抢上风，中央也在过问。我们在基层，那股风还没吹到这里，学校里的人基本上是逍遥派，同学们囚在宿舍里，大眼对小眼地聊天吹牛，有些人还天真地等着毛主席再接见呢。一天晚上在宿舍，大家感慨着：“不读书不上课，连下乡实习都没有，无聊啊···。”一个同学站在床铺上提议去北京：“每天这么待着多没劲，走吧，再去远处看看。”说起出门大家都乐意，不过，目标是哪儿怎么行动呢？有人说：“小疙蛋去北京多次啦，这回听他的。”嘿嘿，我成了队长了，“那就听我的，咱们这次目标是上海，走远点。计划吗···从北京到天津再去济南，然后到南京好好玩玩，最后去上海，怎么样？”宿舍里一片欢呼声表示赞同。至于外出的方法，人们议论纷纷：“这么多人，扒客车会被发现，怎么办？”“要是靠买票，没到天津就光光的啦，还不算吃饭呢。”有的同学担心：“现在罚款可厉害呢，你们说咋办？”一个和我去过北京的同学跳下床来，大嗓门几乎是在喊：“咱们扒货车走！”这个提议真好，其他人都没意见。“一致通过，马上行动。”年轻人说走就走，人们立刻收拾东西，背上挎包准备出发。既然是队长就强调一下：“这回出远门大家要节约，各自带好钱包不能出一点问题。”我是轻装素身，把收集的毛主席像章用一块红布包起来，装在裤兜里就行了。他们问我干嘛带这些东西出门，“万一碰到好的像章可以交换一下，有用。”
钱吗不多，好朋友是我的后勤部长，他那里都带着。有个同学从家里带了五个硬烙饼，大家分别掰开装了起来。队长倒是一身轻松，啥也不用管。“走吧弟兄们，出去闯一闯世界。”
货运站在巴彦高勒新区，从学校出发已经八点多了，黑天走小路他们可不如我。路过烈士陵园的时候，大家都挤在一起，我觉得后背冷飕飕的，看着那些坟包，恨不得一步就跨出去。大约一小时，我们到了磴口铁路货场。
货场停着两列火车，黑暗中看到有一列货车是敞篷货车，很多车厢上面都用篷布盖着，车长的守车挂在最后。我们商量着：“这趟车方向朝东，咱们就上这列货车。”看好了一节车厢，篷布绑得严严实实，仔细看还是两层呢。我蹭蹭蹭就爬了上去，“嘿，就是它了，弟兄们跟我来···”话音还没落呢，从篷布下面钻出两个解放军，他们用枪对着我：“干什么的？”“我···们是学···生，想要去北京。”借着篷布下面漏出来的亮光，军人打量了一下，对我严厉地说：“这是军列，下去！”我看到篷布下面装着东西，有一小块空地放着两把椅子。我从梯子上下来，“怎么回事，那上面有人？”同学们着急地问，我有点丧气：“这是军列，有军人拿枪押车呢。”“那咋办？”前面发出了“叮叮咚咚”的敲击声，“别急，我去打听一下。”一个检车工人走过来，“同志，有去北京的车吗？”那个工人师傅在黑暗中看了看我们，问道：“是老保吧，到北京告状？”我含糊其辞地应付着他：“啊···是，嗯···。”那个列检对我们说：“今天就这趟火车了，到明天早上，才有一列煤车上来。”“这是军列啊···，”我们有些犹豫。“军列？我看看···”他翻出一张表格，用他的灯照着说：“啊，前十节是，后十二节不是，革命的战友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吧。”随后哼着“打虎上山”的京戏，敲敲打打地走了。“打虎上山”的音乐刺激了大家的勇气，“对，咱们就上这列货车。”
我们避开载有军人的车厢，钻到了后面一节货车的篷布下面。车里什么都没有，尽是些铁架子管子角钢什么的，好像从什么地方拆下来的。大家各自找了栖身的地方，蜷缩在那里算是安顿好了。就等火车“呜呜”一叫，就万事大吉了。“哎呀，像章，像章不见了！”我忽然发现，裤兜瘪瘪的，里面的红布不见了，那里包着所有的纪念章哪。“不行，我得下去看看···，”同学们嘱咐着：“快点啊，可别把你丢了。”每次一轮到我，他们就爱说这句话。我嘀咕着：“我这小疙蛋，今天是领着你们出门哪。”从篷布下钻出来，顺着把手一节一节地下来，周围黑黑的什么都看不见。试着用手摸着地下，全是路基上的小石块。“这到哪儿去找？算了吧···丢就丢了。”我丧气地准备回到车厢去，忽然听到“手提红灯四下看···”，“哎，师傅，师傅···，”我小声地招呼着他。“徒儿，我在这里···。”这家伙，不知怎么就站到我的身后，嘴里还拿腔拿调地说着。“师傅，你吓了我一跳···刚才有没有看见一块红布？那上面别着好多的纪念章？”“红布？没有啊。”检车师傅很认真，他比我还着急：“你好好想想在哪儿丢的···？来，我帮你照照。”我俩向前走着，列检师傅那个李玉和式的灯电不足了，发出的光就昏暗的一小团儿。连着找了好几节车厢，我是彻底没有信心了：“找不着，算了吧。”“哎，小伙子，你刚才不是上了押车军人的车厢吗？到那儿看看。”那个车厢前，在微弱的灯光晃动下，捡车师傅一眼就发现了金光闪闪的红布。“你看，红布不就挂在梯子上吗。”我爬上去把红布拿下来，原来是脱下来的线头，拽着挂在梯子的螺丝上了。
回到后面车厢，我摸索着最大的毛主席像章，准备摘下来送给他。可能是听到了动静，那个军人端着枪摸着黑悄悄地跟着我俩，“不许动，你们是谁？”一声大吼，把我们吓了一跳：“你是谁？啊，啊···解放军同志，我们是列车检验人员，怎么有事吗？”军人看了看，怀疑地问：“列检不都是一个人吗，怎么你们···不是倒腾什么买卖吧？”“这是我的徒弟，带着他出来，多教他一些本事。”军人打断了列检师傅的话：“有几个盲流想扒车，你们注意一下。”说完转身走了，师傅朝着他的背影回答着：“好的，好的。”
我上车前，再三塞给他最好的像章，列检师傅都推辞了：“能攒这么几个宝贝也不容易，给我小儿子要个小的就行了。”他捡那枚最小的像章别在自己的胸前，催促我说：“好啦，快上车吧，再有十分钟，火车就开了。”
昏昏沉沉地不知道睡了几觉，觉得手脚冻得发痛。同学们相互问着：“到了什么地方？”我迷迷糊糊中依稀记得，列车在一个什么地方停了好长时间。“现在是下午四点，是不是到了···呼和浩特？”我们中唯一有手表的同学，报出了珍贵的时间信息。大家鱼贯地钻出蓬布，搓着手动着腿呼吸着车外的新鲜空气。“你们是干什么的？谁让你们在车里的？”没想到我们几个一露面，就被那两个“解放军叔叔”盯住了。一开始挺凶，后来看我们不像小偷，就大声地吆喝：“这是军列，快下去吧。”我们只好从两边的梯子挨个爬了下来。没想到我们下了车，又爬上去十几个人，火车就开了。我们这个后悔呀，一个同学冻得哆哆嗦嗦，还没忘了总结一句：“咱们···还是太老实···了，就···不下车，他···敢开枪？”我也说：“要是···敢开枪，我早就把···他的枪···夺过来了。”大家一起笑了：“还夺啥呀，早把你突突啦。”反正拿枪的不在，说点大话还是可以的。
都说集宁是个山口，气温比其他地方低许多，这回我们可有了深刻体会。巴彦高勒气温已经二十度，
杨柳都飘絮了，可这里的树木还是光秃秃的不见叶子，加上天色灰蒙蒙，车站两边房子东倒西歪，就是冬季的感觉。车站的墙上贴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决定”，大喇叭里播放着“革命军人个个要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有些奇怪，怎么集宁这么多人扒车？还都是工人。几个穿着满是油污工作服的人来问了：“你们是哪派的？”一听他们的问话，我想起那个师傅说什么“老保···”，就赶快回答：“我们是老保··。那几个工人点了点头：“是革命战友，也是去北京上访的吧？”我又抢过话来回答：“没错，是去北京。”一个人告诉我们，他们是呼铁局的火车司机，是在这里护送大家上车去北京的。“站房里有好多解放军，他们是拦阻大家上车去北京的。只要火车开着，你们拼命冲上去就行，他们不敢生拉硬拽。”这对我们可是个考验，要在火车行走的时候扒车上去，我们几个瞪着眼睛相互看着：“这不是成了铁道游击队？”
“哪趟车先走？”工人师傅指着不远的一列货车对我说：“那列闷罐车大部分是空车，你们提防那些军人的拦阻，想办法先上去，省得车开了还要跑。”“走，快走，”几个人跑得比兔子还快。看到有人跑向火车，车站里跑出许多军人，他们白天夜间值班，大头鞋皮帽子加上军大衣穿得特别臃肿，根本跑不快。闷罐车都用铁丝摽着门，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把一辆车门的铁丝就掰断了。同学一起来推，“哗哗”门开了，“快上，快上，”我们很快就上了车，一个瘦点的同学差点就让解放军同志拦住，大家揪着胳膊把他弄上来。看来部队的同志是有命令的，只要你上了火车就不再管了，他们只是负责拦阻。
“哪趟车先走？”工人师傅指着不远的一列货车对我说：“那列闷罐车大部分是空车，你们提防那些军人的拦阻，想办法先上去，省得车开了还要跑。”“走，快走，”几个人跑得比兔子还快。看到有人跑向火车，车站里跑出许多军人，他们白天夜间值班，大头鞋皮帽子加上军大衣穿得特别臃肿，根本跑不快。闷罐车都用铁丝摽着门，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把一辆车门的铁丝就掰断了。同学一起来推，“哗哗”门开了，“快上，快上，”我们很快就上了车，一个瘦点的同学差点就让解放军同志拦住，大家揪着胳膊把他弄上来。看来部队的同志是有命令的，只要你上了火车就不再管了，他们只是负责拦阻。
火车“呼哧呼哧”的开动了，速度那个慢呀，和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拍子，和老人散步差不多。我探出身子向前看，那个和我说话的司机就在火车头上，他回过头对我还招了招手。上访的工人们是见车就上，我们伸着手也拉上来不少“革命战友”，解放军战士们也就拦阻一下，最后还是所有的人都上了火车。这时，你才听到汽笛响了起来，速度也开始加了。我们向那些解放军挥着手，“再见，再见···，”也是和那个冻死人不偿命的集宁，说声再见！上车的工人们和我说，他们觉得中央处理内蒙古的问题不符合实际，那个什么“···三司”就是个“坏分子”，一个老工人激动地说：“难道要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把军队都弄乱，这文化革命就算成功了？”多少年后，历史对是非对错作出了判断，人民的眼睛还是雪亮的。上访的工人们说：“我们到北京，一定要请中央领导再听听我们的汇报。”我们几个感慨着：“他们的决心可真大啊···，”大家的嘴嗫嚅着，半天才说出来：“要是咱们，可真不敢哪。”
终于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大家坐在丰台车站的椅子上盘着腿商量着：“天安门照相，参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还要去天坛，颐和园，动物园，北海···怎么也得三天。”“那就待三天，来了几次，都没好好玩儿一下。”我想了一下对大家说：“统计一下钱和粮票，要有备无患。”算了一下钱不是问题，每人有十多块钱，粮票四十二斤。一个同学拿出一张十斤粮票晃了一晃，那上面的蒙文看得清清楚楚。“不对，要全国粮票。”“什么全国粮票？”问题很严重了，走的时候太仓促，七个人的队伍只有十二斤全国粮票，连两天都不够···还去什么上海。那个时代，各地的粮票都不一样，也互不流通，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外地就餐和购买食品类的东西。“没有粮票，干拿钱也不管用啊。”大家一筹莫展地坐在那里，车站里一个扫地的中年妇女告诉我们：“站台上卖食品的小车，那是不要粮票的。”我们大喜过望，买好了三天的面包，大家的书包都是鼓鼓囊囊的。这回可是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没有问题啦，“弟兄们，出发！”
北京还是红色最多的地方，除了巨大高耸的紫禁墙外，红标语，红横幅，红招贴，红袖章，就是最有代表的了。那些店铺门楣窗棂都改成了鲜红的颜色。碰到不知是什么人，说话还是红色语录。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这个季节逛北京真带劲，一方面气候好，另一方面地方上闹得正凶，来北京人少。不像去年红卫兵大串联，北京到处是人山人海，走在街上挤都挤不过去。我们采取先远后近的方式，先坐公共汽车去颐和园和动物园。那里的景色真好，看着碧波荡漾中的亭台楼阁，听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还有那些“毛主席语录”的歌曲，两种滋味混在一起，真是别有风味。在动物园的山林景观中参观狮虎猴鸟，除了在门口看到两个群众组织相互指责的大字报外，没有什么事情干扰了我们的心情，大家玩得还算开心。
去北海公园的路上，我们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中南海北门很多人在静坐，有的还打着横幅，解放军战士围了一圈警戒线。“看，我们一起来的人在这里胡闹呢。”北海公园正在向外排水，那里的湖水浅极了，坐在小船上就能捞到河蚌。公园里大喇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曲——“造反有理···！”听着歌曲，我信心百倍地捞了两个大河蚌，看那样子足有两三斤。很多的人和门卫打个招呼，就举着河蚌出了门。我要它们也没用，只知道好玩儿。走到门口守卫不允许往外拿，我争辩了几句，人家根本不理你。一气之下，我就直接扔在门前的石板地上。两个大河蚌，露出那没有了硬壳的软体，一点一点地移动着，寻找自己的骨骼。这时围上来几个孩子，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戴着红小兵的袖章，哭着蹲在那里看着摔碎的蚌壳。听着女孩儿的哭声，我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出了公园大家都替我说话，骂这个北海公园不讲道理，“啊，熟人就行，我们就不让拿，为什么啊？”心里乱糟糟的我走向公园大门，几个小姑娘已经把大门的地下打扫干净了。那个流着眼泪的小女孩儿看到我就说：“大哥哥，它是一个生命，长那么大多不容易啊。”我无语低着头在门口待了好半天，也算是对河蚌认错了。多少年以后，我反省着自己，“当时的行为，就是那些文革中青年的缩影，没有目标，不知对错，没有方向，只有鲁莽。”
在北海公园外面歇着，一天没吃饭了，我们坐在马路边上，一个同学给大家分着从学校带来的干烙饼，他不断地叨叨着：“可不能浪费啊，再不吃就饲气了。”饲气就是馊了、坏了的意思。一辆三轮车从我们的面前走过，蹬三轮的是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五十多岁的人。他不断地回头看我们，一个同学发现了：“哎，同学们，你们看那个人一直在盯着我们，不是有甚问题吧？”大家相互看了看议论着：“没有甚呀？”“我们也没乱扔东西？”“谁也没说这路边不让坐啊？”
事情说来就来了，蹬三轮的师傅走了过来，还带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你们是学生？”我站起来对他们说：“是。”“哪里的？”“内蒙。”“哎呦，还挺远的。”“是。”我努力少说，不被对方抓住话柄。“跟我来吧，到对面，不远儿。”那个年轻人真是个当领导的料，说出话来就像下命令，但是能感到他并没有恶意。我站起来跟在他后面，他却招手示意让大家都来，同学迟迟疑疑地跟着来了。马路对面有一个不小的饭馆，从那飞檐斗拱的造型，就知道是和北海一个时期的。我们走进饭馆，正面挂着一幅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巨幅照片，墙上贴着毛主席语录“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饭店的桌椅板凳全是红的，连那门窗都被油漆刷的通红。一进门就听到“东方红食堂向红卫兵学习，向外地的红卫兵致敬”的口号声。原来这个饭店叫东方红食堂，工作人员排成一排，喊着口号欢迎我们呢。大家看到一张圆桌前摆着七个凳子，桌子边放着七个大碗，里边是热气腾腾的大米汤，中间还放着一盘用白菜芯切的细丝。经理对我们说：“红卫兵战友们，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为你们准备这些了。”感激的眼泪快掉下来了，大家硬撑着对那个经理说：“谢谢您，真的谢谢您。”“要感谢就谢我们张师傅吧，是他向我提议的。”张师傅就是蹬三轮的那个人，他的老家在陕北神木，后来当兵转业留在北京。刚才他听到我们说话，和他的家乡话有很多相似之处，引起他的注意。不管怎么样，老张对西北人抱有深深的家乡之情。在那个饭馆里，除了大米捞饭的米汤免费外，什么都是要用钱和粮票的。“我看到你们坐在马路边上啃着干烙饼，那东西干的咋往下咽呀？我就跑回来向经理请示，没想到经理安排好，还亲自出来了。”我们内心被他们的善良重重撞击着，大家低着头坐在那里喝米汤，我在想：“这喝的哪里是米汤，分明是人家的一片真心。”“你们在北京还要待几天吧，明天还来吗？”张师傅殷切地问着话，大家看着张师傅，异口同声地反问：“明天能来吗？”张师傅笑着和饭店里的师傅们鼓着掌：“随时欢迎你们，内蒙古的红卫兵小将。”
晚上为了省钱，我们商量好到北京站的候车室去睡觉。这就必须在六点以前赶到，去抢占长条椅子。头一天一切顺利，从北海回来大家各就各位，把鞋脱下来垫在书包下，然后用带子捆起来，钱和粮票掖在裤腰上的缝里，“放心地睡吧，包你万无一失。”车站的椅子是木板条的，中间隔开三个空挡，我和好朋友头顶头，我得意地说：“真比接待站的条件还好。”
可能是头一天大家去的地方多了人们太累了，晚上睡觉竟然一动没动，等我睁开眼睛同学们都去盥洗室洗脸去了。“今天的计划是先照个集体相，再参观故宫。那里头太大，也费时间，估计看完也得下午了，捎带看一下景山公园。咱们再去北海东方红食堂喝一次米汤，也就一整天了。”我这个领队还得发挥作用，早上对大家讲了一天的行程。一切都按计划来，七个人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集体像，参观了故宫。故宫的宏大和无数的珍宝，引诱的大家做了几天的好梦。在景山公园，就在崇祯皇帝自尽的歪脖树下，我们还探讨了很多的历史问题。
来到北海的东方红食堂，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老张还没下班在那里等着呢，“快来快来，坐坐。”我们都成了老熟客了，别的服务员也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大家也不客气，自己就到米汤锅边下舀子，盛米汤喝。一个同学舀得慢，嘴里还念叨着：“要想捞稠的，慢下勺头子。”我接着他的话说：“转圈一疙捞，稠的往哪跑。”那锅底真的很稠，乱乎的就像粥一样。老张一面招呼着进来的顾客，一会儿又回来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地看着我们，一直到同学们离开。我们挥着手眼睛模糊地离开了北海那个饭馆，大家都说：“真是个好人···北京还是好人多。”坐在无轨电车上，大家还议论个没完。多少年来，我都没忘了那个老张，那碗米汤是他对家乡的一份情感，更重要是他身上中国老百姓的那份纯真和善良。
我们又回到宝贵的栖身之地—北京站的候车室。照例每个人都如愿地抢占了一个椅子档，可惜今天相互都不挨着。同学们横躺竖卧地睡在椅子上，隔山探海地聊着天。一个同学大声地说着：“今天可累了，这叫四大怂，就是耕过地的牛，下了杆的猴···嗯嗯，吭吭。”我们还等着后面的话呢，却戛然而止了。大概是后面的两句不太好说出口，只能用吭吭结束他的感慨。
我是汗脚，穿得又是胶鞋，这些日子鞋里已经综合了世界上最难闻的味道。“哎···，我说，小疙蛋，你就不能洗一下脚，还有你那双臭鞋？”隔着两排椅子，足有三米距离，一个同学还在那里报怨着。“还非得洗洗？”我不情愿地从椅子上起来，心想：“这床可不能丢了，我得找个人看着。”旁边有个鼻涕邋遢的老汉坐在地上，我掰了半个面包和他达成协议：“帮我看好这个椅子档，就半个小时。”这时我才发现，他身上的味道比我的脚可大多了。我跑到门口，那儿有个盥洗室，十几个水龙头哗哗地流着水，人们进来出去的洗漱着。我也顾不上旁边梳头洗脸的人们，只管拿起鞋来，自顾自地往里冲着水。臭鞋里的水花溅到左边人的漱口杯里，也飞到右边那些正在抹着雪花膏女人的脸上，招来大家一阵声讨：“你这人···太不像话了···好不好讲点功德。”刷牙的男人斜着身子，递过来指甲盖大小的一条肥皂头，示意我用它来除臭。“小伙子···味道很浓的吗，”他看我的眼神似乎有些嫌少，嘴里流着白沫子，用含混不清的上海话讲着：“向毛主席保证，这些足够的啦。”鞋洗完了该洗脚了，我把脚抬到水池子里这才知道什么叫汗脚，真能让自己晕倒。都洗完了我穿着湿鞋，啪叽啪叽地回到我的椅子面前。替我看座的老头并不站起来，又向我伸出他那和沟里的泥一样黑黢黢的手。我用手不断地扬着示意他起来，可他看都不看，只是伸着手等着。半天我才明白：“噢，看座费涨价了。”赶快从同学那里拿半个面包递给他，人家才磨磨蹭蹭地回到他靠墙的地盘去了。今夜候车室里人比昨晚多，我心里还想：“怕是吵得人休息不好了。”鞋湿凉的很，躺下一会儿就脱了它，这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哎，你看到我的像章没有？”我那个好朋友过来问我，“昨天好像你还戴得好好的···。”我努力的回忆着，“怎么，没啦？等我给你找一找。”我坐起来看着自己光着脚，再低头一看，哎呀，这回可轮到我了。“谁看到我的鞋啦？”大家这才警觉起来，赶快各自清点财产，还好损失不大，“一枚像章一双鞋。”“唉，我不戴就好了，那是我最好的一枚，”他懊悔地叨叨上没完。我得先想办法解决走路的问题，一个同学跑着去崇文门花市，给我买了一双两块多钱的“懒汉鞋”，就是那种塑料底松紧口的布鞋，那个年代这样子还挺时髦的呢。“哎，大意失荆州，还没走出北京，就花了冤枉钱。”大家都警惕的互相告诫说：“看来我们在车站待得太久，已经被人盯上了，今天晚上可不能再大意了。”
我们继续按照自己的路线图行事，先去了美术馆，然后去军事博物馆，那里没有开馆又掉头回到历史博物馆。在长安街新华门前，同样有内蒙来的工人在静坐，汽车缓慢地绕着开了过去。历史博物馆高大的展厅里有些凌乱，工作人员走来走去，里面正在调整展览的内容。我们看着图板上正把什么刘少奇，邓小平···以及那些打倒的中央领导人的照片拿下去。大家走马观花地看了看，就跑到外面去坐着，因为里面的气氛让人太压抑了。同学们在历史博物馆的台阶上议论着：“过去那么多打江山的人，现在就剩下三四个了。”“我看照片是取下来了，可文字还都有呢。”“那是没来得及，你说，我们的历史总是在改···那后代们···。”我发现自己说话走了嘴，马上关门。一个同学思索着：“今天才打倒的，难道在历史上···这个人物就不存在？”我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太阳晒得人懒洋洋的，说着说着就躺在博物馆外面宽大的台阶上睡着了。大概歇了足足一个多小时，可能是穿了新鞋精神振奋，我一下子就醒来了。看着他们还在迷糊，就喊道：“走吧···走啦。”大家经过前门，顺着繁华的道路东张西望地向南而去，前面就是我们在北京最后一个目标—天坛。
北京凡是皇家重地，那园林就是极好的。天坛里两人合抱的大树比比皆是，古松翠柏郁郁葱葱。自古天坛就是皇帝祭天的地方，我们站在这圆圆的祭坛上，真有一种离天很近的感觉。“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顺着石板向回音壁走去，忽然响起了同学在身边唱歌的声音，虽然来了好几次，还是不由自主地去找身边的人，其实是同学们在对面试验回音壁呢。
天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在祭坛的汉白玉栏杆上满是砍砸的痕迹。中心大殿的门窗油漆斑驳，到处都有乱刻乱写的笔画和打倒什么人的标语。我们走到大殿里面，一股恶臭熏得大家扭头就走，有十几滩大便散落在地上，尿渍到处都是。同学们捂着鼻子：“这···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刚才的景象破坏了大家的心情，我们无心再看决定提前收工。走到门口还特意对公园的管理人员，讲了里面的情况。没想到他们翻着白眼回答说：“我们人少管不了许多，那些都是外地人弄脏的，你们要是看不过去，帮着打扫打扫啊。”大家当时真有心思帮忙，把这里头弄干净，可是一看管理人员的样子，我们扭头就走了。&
正要出大门，迎面来了一对老夫妇，老头穿着很旧的浅灰色风衣，戴着眼镜腰板挺得笔直。老太太穿着一件驼色的外衣，紧紧地靠着老头。我们一看，就知道是极有文化修养的人，不由得肃然起敬。他们步履蹒跚地推着一辆四个轱辘，那种用竹子和藤条编成的儿童车，哗哗作响地来到公园里。我们分开两边为老人们让路，礼貌地问候着：“是要到上面去看看吗？”两位老人笑了笑点了点头。大家互相看了看停住了脚步，马上回过头来帮他们。有两个人连推带抬地，把那个摇摇晃晃哗哗作响的小车弄到了天坛的平台上，其他同学扶着两位老人慢慢地从台阶走上去。“小伙子们，真要谢谢你们啦，···。”老头老太太看样子都快八十岁了，听口音是南方人。老太太告诉同学们，“我们是···学建筑设计的，退休了。只要有时间就来天坛看看，前几天老头儿身体不舒服，一个礼拜没来啦。”老太太很健谈，她指着祈年殿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这个天坛从选位规划和建筑设计，还有祭祀礼仪和乐舞，都是依据古代《周易》和阴阳五行学说来的。啊啊，······我说的这是古人对‘天’的看法，对上苍的愿望······。哦，他们当然是封建迷信，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老爷子讲话慢条斯理，他看我们都在认真地听他的老伴讲话，所以也插了几句：“天坛建筑向人类······展示着特有的寓意···它艺术表现手法······是绝无伦比的。”老爷子有些气喘，老太太心疼地说他：“少说两句，我来给小伙子们讲好吗？”她转过身来指着脚下：“你们来看这个圜丘，它的尺度和构件的数量，反复使用了‘九’这个数，强调的是与‘天’的联系。因为人间九最大，世间天最大。啊，······天大地大毛主席最大，我那是比喻。祈年殿以圆形和蓝色象征天，殿内大柱及开间又分别喻意一年的四季、二十四个节气十二个月和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古时候，一天分十二时辰，每时辰合两小时。象征天上的星座，恒星等等。天坛集古代哲学、历史、数学、力学、美学、生态学于一体，是我们古代先人留下的精品代表作。”在这个祈年殿的旁边，两位老人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奥的历史文化课。大家告别老两口，向门外走去，老远了还看到老太太从车里拿出一个拖把头，向我们挥舞。
大家慢慢走出天坛公园的西大门，右拐向北而去。正阳门迎着我们，雄伟的身姿矗立在前门大街的北端。我们议论着：“老两口的感情真好，七八十了还一起出来散步。”“他们推着那个小车一定是孙子的，可孙子呢？”“孙子？肯定岁数比我们都大了。”“哎，我怎么看到那个小车上有个装水的小桶和铁簸箕。”“他们拿着这些到公园来干什么？”这时一个同学忽然想到：“我说弟兄们，咱们把老人连车带人地送到那个高台子上，他们一会儿怎么下来呀？”“啊是，怎么就没想到呢？”很快七个人又跑回了天坛公园。门口的小房子有人探出头来喊：“你们出来进去地干什么？”根本没人搭理他，我们一溜烟地直奔平台上去了。“哗啦，哗啦。”祭坛的大殿里发出了声响，我们打开门一看，原来两个老人弯着腰，在打扫里边的粪便。“我们来···您放下，我们来干。”说实在的，我们确实不好意思了，抢着老两口手中的工具，替他们把活干完。这时人家已经把地上的粪便都铲了起来，装在一个布袋子里，把地上的尿渍也用纸擦了几遍。老爷子指着袋子说：“那些脏东西，出去就扔了。”老太太对我们说：“天坛，多好的古建筑啊，咱们可不能毁了它呀。”大家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可今天面对这耄耋老人，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们小心翼翼地扶着他们，抬着小车，慢慢地走下天坛祭台，顺着小路陪着两位老人走出公园。我觉得有些恍惚，“哎，小路两边的大树怎么都是弯着腰的？”一个瘦高的同学回答得好：“那是在向老两口行礼致敬呢。”我们看着两位老人慢慢地推着晃晃悠悠吱吱嘎嘎的小车，穿过了马路向西边小巷子里走去。太阳已经偏西，落在灰色平房屋脊的后面。大家准备走了，那个平时很少发火的同学走到小房子外面，郑重其事地喊了几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你们在这里给北京丢脸，丢人！”
往回走，前门大街的霓虹灯开始闪烁，同学们勉强忍住才没有跑进烤鸭店里去。我提醒大家：“今天没有热米汤啦，回车站的椅子上，啃咱们的面包去吧。”
明天去天津，一切都提前商量好了，“要去看大海，要吃狗不理包子，要在海河里游泳。”同学们轻松地说：“坐北京到天津的短程快车，五分钱就到了。”
在车站里，那个丢了像章的同学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他告诉了我们，大家做好了抓小偷的准备。人们早早就躺在椅子上，书包不像以前捆着枕在头下，而是放在身体和椅子的中间，同学们把脸对着椅子背眯着眼睛，让别人看不到是否睡着了。一切部署好了，就等贼人进网了。过了十二点，候车大厅就要关掉一半的灯光，这时是那些“贼客”开始活动的时间。大约一点钟，就听到有人大声呵斥：“你跑不了了，还想偷什么？”这是自己人的声音，同学们围了过去，把戴着帽子的小偷挤得没法动。“我什么也没偷，你们就放了我吧。”那个“贼”也就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他在那里哀求着。“没偷？你的手都伸进了我的书包，哪能放你走。”“说，昨天的像章是不是你偷的？”“是···。”“像章呢？”“俺换了馒头吃了。”“你···，”我那个同学紧紧抓住小偷的一只手，抬起另一个胳膊，巴掌看着就下来了，“大哥，你就饶了俺吧，俺家是河南驻马店的，家里年年遭大水，队里的田都被淹了，俺全家都跑出来了。”“谁听你编瞎话，搜搜他，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一个同学揪掉了他的帽子，忽然露出了两条辫子，“你是女孩儿？”人们惊奇地愣住了，后面吗···和所有的电影结局一样——女孩儿被放走了。大家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椅子上，把书包和鞋捆在一起，枕在头下很快地睡着了。只有我们善良的当事人还在那里叹气，为那个女孩子偷走的像章遗憾，更为这女孩儿将来的前途担忧。
大海和包子
天津，在我们这些内陆的孩子眼里，别提多么有名了。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很多都和天津分不开。像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溥仪被日本人从天津骗到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孙中山逝世在天津等等，都和这个城市有关。那时候天津市是华北轻工业中心，大家趋之若鹜的“三转一听”，像飞鸽自行车，牡丹牌缝纫机，海鸥牌手表，这“三转”都是天津生产的。凡是要结婚的年轻人，一想起来就心里痒痒。对于我们还有个原因就是，磴口县有一个来自天津的医疗队。他们技艺精湛，对当地老百姓相当负责。只是医生们的口音很特别，加重了我们对天津这个城市的好奇。不过，真正让大家能记住的，还是“狗不理包子”和塘沽边上的大海。
上午十点到了天津东站，一下车就看到海河上的大桥。那个桥很奇特，是个可以开启闭合的钢架桥。站在桥上朝下看，海河的水又清又亮。“哎，哥儿们，游泳，先游泳吧···，”我一见到河水就想下去好好地凉爽一下。“往前走走看，一会再说，行不行？”同学们推着我，走过了当年法租界的百年大桥，就到了解放路上。警察告诉我们向右拐是和平路，拐过来一看，什么百货大楼、劝业场，商店一个挨着一个，那个琳琅满目，不由得你不心动。我们是学生，懂得自己的身份，所以只观赏不购物，随便地看看而已。没想到向前走，抬头看到渤海大楼上挂着一个用纸糊的，巨大的人头模型，青面獠牙瞪眼嘬腮，足有一层楼高。脖子下面有大幅标语：“打倒刘邓路线的干将李雪峰”。有人从我们身边走过，还说着天津俏皮话：“李雪峰莫着急，爷们打得就是你···。”同学们议论着：“这里也待不成了，看都热闹起来了。”天津人就是喜兴，两派辩论就像邻里斗嘴，俏皮话一串一串的。旁边还打着鼓敲着镲，笑嘻嘻地就像过十五摆花灯呢。我们走得有些口渴，大家顺着汽车站就向西走去，这里房子挨房子，大概是进了张家婆婆、李家奶奶的地界了。正好一个临街的窗户里，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我一探头，里面有一位老奶奶正在接水。“老奶奶，我们能喝一口水吗？”“这水好贵呀···。”“水还贵？”都说这贵那贵，说水贵可是第一次听说。“哎，大城市的人就是小气···。”看到有一群人围着窗户，一个戴红箍的大娘跑来了，“小伙子们，有嘛事呢？”“要碗水喝····。”“哦，来我家，来我家。”街道大娘把我们几个领到不远儿的一个小院儿，院子里就有个水龙头，下面是个石头做的水槽。我们哗哗地洗着头，喝着水，还听着街道大娘的话：“那个老婆婆，一个人过，全靠政府每月三块钱的补助，人家可是从北京那大衙门里出来的，现在落魄了，红卫兵小将千万别计较啊。”告别了街道大妈，我们又拐到解放路上，那个中国银行的对面，有个小门，里面是个金融博物馆。这里倒冷冷清清，我们正要找个地方喘口气，进去一看，呵，那老古票子还真多，保存得那个好啊，就像新的一样。我们几个累了，就在屋子里的地上坐下，拿着那里的白瓷水杯轮流喝着竹子暖瓶里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天的水。把门的老头看了看我们没有作声，眯着眼睛不知想什么好事去了。我又想起了刚才的老婆婆，“一个月三块钱，咋活呀？”“吃得少···可是这煤、电、水都要钱哪。”“是呀，要不人家说水贵呢。”“我刚才还···，真不应该。”这事使我们对社会底层老百姓的概念，又加深了一步。大家歇了一会儿，就着凉水吃了一些面包，“走，游泳去···。”同学们兴致勃勃地绕到河边，我迫不及待地把衣服脱了，像条鱼一样钻到水里，游了几个来回。挥手喊着他们：“太好了，快下来呀。”这几个人磨磨蹭蹭地下了水，就像洗澡一样，往自己身上撩了了撩水，就在那里晒起太阳来了。那天大概是周末，海河边上钓鱼的人很多，凡这游泳的人，就是人家的天敌，就我这一扑腾，惊得那些鱼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天津的太阳升得早所以下去得也快，还没玩儿够呢，&天色已经发暗了。有人提醒大家：“快，快，忘了狗不理包子啦？”我们打听了，狗不理包子的地址是和平区山东路77号，和平路和赤峰道交口附近。大家甩开两条腿，“边问边走吧。”我们紧赶慢赶，到了“狗不理”包子铺，人家已经下班了。那时候，国营企业叫“到点上准点下，活干那里都放下，明天来了再聊天，工资一分拉不下。”门口一块大牌子上详细地介绍了它的发展历史和名称的由来。
“狗不理”创始于1858年，在清朝咸丰年间，武清县杨村有个叫高贵友乳名“狗子”的人，十四岁在天津刘家蒸吃铺做小伙计，狗子心灵手巧加上师傅们的精心指点，包子的手艺不断长进，练就一手好活。三年满师自己开办了一家专营包子的小吃铺——“德聚号”。他的包子，肥瘦鲜猪肉佐以排骨汤或肚汤，加上小磨香油和特制酱油，精心调拌成馅料。包子皮用半发面，在搓条和放剂子之后，擀成薄厚均匀的圆形皮，用手指精心捏折，同时用力将褶捻开，每个包子有固定的15个褶，褶花疏密一致，如白菊花形。
　　高贵友手艺好做事认真，名声很快就响了起来。吃他包子的人越来越多，都戏称“狗子卖包子，不理人”。久而久之都叫他“狗不理”，把他所经营的包子称作“狗不理包子”，而原店铺字号却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大家非常失望，一个同学自嘲地说：“行啦，肚子没吃上，可眼睛看了个饱。”看来都是由于我在海河里游泳，把时间耽误了。我不好意思地问大家：“咱们到哪里去？”同学们没好气地说：“能去哪儿？当然是东站候车室，你不想花钱还想住在在好地方，可能吗？”
天津东站候车室里的椅子，可不像北京那样宽大，都是小格子只能坐着，最多是斜靠着。大家一晚上都没休息好，早早地就起来洗了脸，在站台上舒展身体。我因为昨天浪费了时间，弄得人们没吃上包子，心里觉得惭愧，早上特意在站前广场，请同学们吃了一顿大饼豆浆油条。天津的大饼烙的特别好，不软不硬，卷上油条能让你吃出大饼的面香和油条的松脆，再喝一大碗浓浓的豆浆，别提多带劲了。大家打着饱嗝，满意地拍着肚子，这是我们出来的几天，第一次正式用餐。
东站站台里有一列货车停靠在最里边，我和大家商量：“看来这就是咱们的目标啦。”如何判断它行进的方向？正好有一个穿着铁路工装的妇女在那里给铁道另一边的客车车厢加水，我走过去恭敬地问她：“老师傅···，”“你说嘛？”对方显然很不高兴，我连忙改口：“大婶儿···，”“你这人不懂礼儿啊，嘛叫大婶儿？谁是你家婶子！”我被人家劈头盖脸地卷了回来，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队伍里有个同学老家是河北人，知道一些天津人的讲究，赶快走上前去，说着半通不通的天津话：“姐姐，他是外地人，不懂咱天津的例儿，您就别和他计较了。”这几句讲得好，对方算是稍微平静了，我们这位同学一看有门儿，就接着来吧：“姐姐，您就在这儿工作吗？铁路员工多好啊。”对方没有搭理他，只是把着龙头继续给车厢加着水。我的同学一看，这得继续呀，不知道怎么冒出一句话来，“姐姐，姐夫在家好吗？”“你这倒霉孩子怎么说话呐？嘛叫姐夫？···谁叫姐夫？···谁是姐夫？···你那眼睛是干嘛的？···长在脸上是出气儿的？”一阵炮轰，他也败下阵来。身后的同学扯扯我的衣服：“今天碰了个心不顺的，快算了。”我们大家转身要走，没想到那个女工倒问起话来：“我说，你们是干嘛的？···盲流还是学生？”“我们是学生。”“学生有那样问话的吗？出门在外礼貌可不能留在家里。”大家只好站在那里，听她训话。“看你们人都还老实···，哎，你们的口音是哪儿的人？”“内蒙古，”“怪不得···，”后面的话人家没有说下去，可潜台词大家都明白了。我有些急了扭头就走，没想人家换了口音，用东北腔喊起话来：“哎，哥们，受不了了？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不就是想打听车次吗？”“我们想去塘沽，这···？”“逃票啊？”“穷学生，没钱有啥办法。”“那干哈，这列车是等着进塘沽港的，哥几个就上去等着吧。”说完把帽子提在手里，露出了卷在头上的小辫子。她把水龙头一关，人家走了。
我们上了火车，里面装的都是出口商品的箱子，大家坐在木箱子上议论着刚才的事。“看见没？人家是大姑娘，你管人家叫老师傅···那眼睛是出气的？哈哈哈。”大家开始笑话我，咱当然不傻，赶快反击：“那，他还问人家姐夫哪···。”我把目标转移到另一个同学那里。那个同学不服气：“出门三辈小，见了姑娘叫大嫂。谁想到今天碰了个侃货！”这侃货是内蒙骂人的话，就是楞子的意思。“嗨，出门在外，嘴可不要伤人。”“你还别说，这姑娘真是东北人，你看她说话那冲劲，准没错。”“一开始，她那一口天津话把咱们还真蒙住了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列车就开了。塘沽离天津东站几十公里左右，火车一会儿就到了，也是我们太大意，所以一下车就被车站逮住了。
“说吧，从哪里上的车，准备到哪里去？”坐在货场那堆石头上的是个年轻的铁路工作人员，胳膊上印着“货场保卫”四个字的红袖章说明了他的身份。“我们是学生，从内蒙古来的，想看看大海。”他故意抬了抬左臂，好让我们看到他的红袖章。“学生？谁知道你们是不是阶级敌人，还是什么逃亡地主？”这小子一看就对我们有敌意，话说出来就好像要激怒你。我左右观察了一下，看看哪里能跑出去，铁路货场和码头根本没有围墙，这里到处都是路，要想出去很容易。“这小子找打，不行就来硬的。”我在学校就是个蔫坏的主儿，今天手又痒痒了。我蹲在地下假装系鞋带，顺手就捡了半块儿砖头。“你要干嘛？想打架？”没想到这家伙就是个六耳猕猴，早就看到我的动作了，他虚张声势地喊了几声：“老张，老张···快过来，你干嘛呢？”不过态度倒是缓和了一大半。“刚才和你们开玩笑，这学生吗，自然是没钱了···。”看到我放下手中的砖头，他也松了口气。
我一看咱们俩手抓，两手都要硬啊，收买他一下看看怎么样。“我这里有好像章，大哥，你自己挑吧。”我把红布在手里摊开，音在喊，“小四儿，你在哪儿？”这个叫小四的顿时又变过来脸，他一边回答着喊声：“我在三号货位，你快来吧。”转过脸来又说：“你们谁也别想跑，今儿非罚你们个百八十块的不行。”我心想：“这小子真是个白眼狼三花脸啊，就得给他点厉害瞧瞧。”我低着头把红布放进了裤兜，两只手捡了两块大砖头，特意在眼前挥舞着。别的同学也意识到要有所准备，也在地上找着趁手的东西。我发现那个家伙紧紧盯着我们几个，渐渐地，那个喊他的声音越来越远，这回他可有些着急了，那话说得比马三立的相声都好听：“老几位的，你看你看，逗你们玩玩儿，咱可别来真的。你们要是着急，就赶快走···从这儿···港口出去，顺着防波大堤简直走到头儿···那儿就是大海了，慢走啊，慢走。”我们理都没理他，说说笑笑地离开了铁路货场。
都说大海是蔚蓝的，是波涛滚滚的，在天津的海边，我们可都大失所望了。天津的海边全是滩涂，就是灰黄的一片稀泥糊糊。一个同学看了看，不愿意再向前走，他洗了洗鞋就躺在大坝上睡起觉来。还有几个人走到海边，去抓洞里的小螃蟹，他们玩得可真起劲儿。我是不甘心，看着大海就在不远的地方，远处停泊着几艘货轮，可就是没有海的感觉。这内地人就是不懂，每天还有个涨潮没有来临呢。“走，咱们淌着水进去。”另外一个同学和我，俩人把裤子脱了，顶在头上向海里走去。大概有两三公里了，回过头来看，岸边的同学们都那么一点点了，泥糊糊都到大腿根了，还没走出这片滩涂。“回吧，再往前，也拔不出腿来了。”脚下有许多石块，布满了寄生的贝壳，我的脚被它们划破了，只好一拐一拐地回到岸上。
来到海河边上，彻底地洗了洗身上的泥，大家都说“天津这个地方太繁华，看看就行了，不是我们这些穷学生待着的地方。”“那好，我们走吧。”七个人统一了意见，“该向下一个目标，山东济南府出发了。”
& 4 飞车独影
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巧，我们来到塘沽站，正好就有一列煤车。它刚刚起步，蒸汽机车“呼哧呼哧”的正在使劲。大家也没商量，我就“蹭蹭蹭”先爬了上去。后面跟着两个同学也抓着梯子的把手，站在货车的梯子上。可他们回头一看，那四个人还在站台上发呆呢。他们俩迅速地下了车，真危险，那惯性带着他们随着火车跑了十几步，我在上面都替他俩捏着一把汗。他俩也没经验，挥手要我下来。这时火车已经加速，声音从慢慢的“呼隆呼隆”转向急促的“呼隆隆，呼隆隆”。你再听“呜···”火车头鸣笛时间那么长，我就知道下不去了。车站上同学们的人影越来越小，铁路两边的电线杆“嗖嗖”的向后面跑去。呼呼的大风刮起煤渣打得脸上生疼，我才发现这是一列煤车，车厢里装的全是小煤渣。忽然我意识到和同学们一分手，一切都改变了，什么南下计划···南京、上海，都一风吹了。“哎，我怎么这样冒失呢？”这时候才知道世界上啥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怎么办？争取返回去，越快越好。”我在煤堆里刨了个坑，把自己埋进去，闭着眼睛继续想···，“哎呀，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吃什么？”我和好朋友的钱和粮票是伙着的，我大大咧咧，他比较仔细，就由他带着。我摸着自己的衣服兜，“哎？”竟然发现了一块救命钱。这大概是早上请大家吃大饼剩下的，我鼓励着自己：“人家老太太三块钱要活一个月，我有一块钱难道还找不到同学们？”
慢慢地我在煤车上睡着了，昏昏沉沉地感觉到火车停了开又开了停，这外面热了凉，凉了热，火车终于停在一个不知道的地方。碰巧列车停靠在一个客站里面的铁路线上，我眯缝着眼睛，看着车站上的霓虹灯，那字是反的，顺序也是颠倒的，我坐在煤堆上猜：“站···南···河？这是哪儿？河南？！没有河南这个车站啊，那个字不是河是···济！哎呀，到了济南了！”我几乎是从煤车上跳下来的，疾步跨过十几条铁轨，心里还在埋怨自己：“这一觉睡得才死呢，几百公里让人家跑出来了。”
车站的一站台上停着十几节绿色的客车厢，外面新新的又干净，我猜“这车准是进京的快车。”车站正在检票放人，我跑到站台上一看，车厢上挂着牌子写着“济南—北京”直快。我绕来绕去终于上了火车，跑到最后那节车厢，坐在三人座靠门口的位置。我心里这个高兴啊，“嘿，明天中午就到了北京，又能和同学们汇合了。”我到卫生间去，对着镜子看，吓了我一大跳。满脸的煤黑，尤其眼圈和鼻孔特别明显，脖子也黑的像是十年没洗澡，年龄一下大了十岁，“啊呀，这哪里是我，就是个井下挖煤的工人。”我使劲地用水洗脸，你想这干搓还能好，越洗越脏，好在把鼻子和耳朵眼儿里的煤灰算是掏干净了。
和我同座的是个山东大娘，讲着地道的胶东话，带着两个五六岁的男孩儿。我看着孩子心想：“都什么天气了，还穿着鼓鼓囊囊的大花棉衣和棉裤。”孩子们一开始对周围环境生疏，都依偎奶奶身旁，这会儿，两个小东西你捅我我抓你，叽叽嘎嘎地笑个不停。“大娘，您这是孙子还是外孙？”老太太笑着说：“是俺两个儿子的，都是孙子，差仨月可捣蛋呢。”“这是去哪儿啊？”“北京，俺那两个儿都是军人，现在在北京叫啥···啊，支左。俺没去过北京，这会儿带孙子们到北京去看他们的爹，再看看北京。”“就您一个人？”“唉，小麦长得不好，媳妇们都是干部，那公社生产队里的事情多呀，一时走不开。我身体硬朗，这边送上车，到站有人接，不就行了？”老太太一面看着两个虎头虎脑的孙子，一面和我聊着天。旁边过道椅子上有个女孩，眼睛看着行李架，耳朵伸着也在听着我们的说话。列车过了徳州站，火车开始放慢速度，可能是维修铁轨，车厢有些摇晃。那个女孩儿跑到大娘这边趴在玻璃上向外看，一会儿列车平稳了，女孩子又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孩子们早就睡了，大娘把他们头对头的放在椅子上，自己在靠窗子的椅子边上单腿坐着。我尽量向过道边上让，几乎是半个屁股勉强在椅子边上挂着。我也有些困了，眯着眼睛哈着腰打盹，大娘把孙子的腿蜷起来，尽量让出地方，然后喊着我：“孩儿，往里坐，这地劲儿大着呢。”朦胧中我听到下站是沧州，然后就到天津西站了。我琢磨了半天，站起来又坐下了，“他们肯定不会在天津等着，只有北京站才是汇合地点。”
天色大亮，孩子们也醒来了，闹着要买吃的。奶奶哄着他们：“马上就买，等小车车过来，就买糖。”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进大襟褂子里面去掏钱。“哎呀，俺的钱呢？怎么就···没了呢？”大娘的脸一下子变白了，我一看老太太急的样子，连忙劝她：“别着急，您好好想想···是不是临走忘了···还是掖在那里了？”老太太在座前转着身子：“没有啊，我带着钱···那外面···还有孩子来信的信皮子，钱就在信封里装着啊。”她连忙指着上面，我帮她把一个包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老太太解开包袱皮儿，这一阵翻，“没有呀，我记着就在怀里放着呢。”我一回头，发现过道对面的女孩子不见了。我忽然想起来，她一直在注意我和老太太说话，途中还过来趴在窗户上向外看···，我心里断定：“就是她，就是那个女孩子，是她偷了老太太的钱。”
“面包、饼干，糖果还有汽水，有想买的旅客，过来挑啊。”推小车的工作人员，从上一节车过来了。孩子们一下就兴奋起来，“奶奶，我要面包···”“奶奶，我要···饼干，还要···，”老太太把两个孩子拢到怀里，“乖，咱不饿，到北京叫你爹买大面包吃。”孩子们不干，老太太拍了两下屁股，那个大的就哭起来了，弟弟看哥哥哭，也跟着大声嚎起来。“老太太，就给孩子买点吃的，看哭得多可怜。”推小车的女服务员可真会做工作，一个劲儿地劝着。“不是···我的···，”看着老太太无奈的样子，我的思想斗争着：“就这一块钱了，要是找不到同学们怎么办？···能吧，他们一准儿在北京等我呢。”想到这儿，我站起来问：“买两个面包，一包糖，两瓶汽水···多少钱？”服务员拿出面包汽水递给我，我把那珍贵的一块钱递给她，“九毛五，一块钱找你···五分钱。”我给那两个小东西一人一个面包一瓶汽水，把一小袋糖交给老太太，剩下的五分硬币放在上衣兜里。转过身来对老太太说：“大娘，我去前面找个人，你帮我看好座位啊。”
你们一定看过冯小刚《天下无贼》那部电影吧，我那时的心情和那个傻根一样，生气、无奈、咬牙切齿、最后还得安慰自己：“抓住小偷，不就把钱追回来了。”
要说我吧，开始的时候还真舍不得那一块钱，现在的人一定会惊讶得跳起来，你就为了“一块钱！”要知道，我还要回到巴彦高勒，从济南到磴口还有一千多公里的路哪。不过我想“一到了北京，就去北京站，同学们一定在那里留了人，在等着我。”想到这里心情马上就好了，“不就再等几个小时吗？”
现在思想全部集中在那个女孩子身上，“这个可恶的贼···看我抓住你怎么处置。”我一个车厢一个车厢仔细地寻找着，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餐车前一节车厢里，我一下子就看到了那个女孩儿。这家伙是个老手，看样子岁数比我大，应该有二十出头了。她大概有了新的目标，正在准备动手呢。贼的眼睛总是不停地观察周围，脑袋不停地转动。可巧她一回头就看到了我，这小子扭身就跑，餐车里人来人往，她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我在后面笨手笨脚地拨开人向前看着，生怕她没了影儿。前面是卧铺车厢，这里的人比较少，没看到女贼。跑过几节卧铺，就到了软卧车厢，这已经是最前面了，就看到那个女贼被一个列车员拦在门外。她着急地说：“我要过去···有急事。”我喊着：“她是小偷···别放了她。”
这大概是我最得意的时候了，哈哈，终于抓住了那个女贼。“好了，大娘的钱能追回来了。”我一步跨过去，拎着她的领子：“跑，我看你往哪儿跑···。”这贼都有好几招，她慢慢地蹲下去，这是在解衣服扣子，准备脱了外衣从我身子的侧面钻出去。我紧紧地用衣服勒住她的脖子：“叫你跑···，”忽然身后有人抓住了我的领子厉声说道：“放开她，你这个贼头，往哪儿跑！”
世道真是不公，一转眼，好坏人就被颠倒了。我眼巴巴看着那个女贼从我的面前被放走，她走到车厢拐弯的地方，得意地打了一个响指，转身跑了。
在软卧包厢里，列车长和一个列车员对我进行了审问。他们先把我的衣服翻了一遍，然后拿着五分硬币看了半天又还给我。“交代吧，你是哪儿的？”那个车长又高又壮，刚才就是他扯住我的领子，勒得我差一点就过去了。“内蒙古。”“内蒙古？你倒指了个远，咋不说是苏联，苏修那边的呢。”“就是内蒙的吗。”“好，那你叫什么？”我给自己提了个醒儿：“这些家伙和小偷是一伙的，对他不能说实话。”“我姓苏，叫苏秀。”“哈哈哈，俺怎么说的···他就是苏修啊，你听听···苏秀？”那个列车员讨好地对车长说：“车长真神，闭眼都能猜出他的名字。”车长带着很自负的样子继续问我：“你在哪里上班？”“上班？我是学生，还没工作呢。”“别在我面前装了，我敢断定你不是俺们兖州的就是唐山下井掏煤的。”这家伙，一板子就把我打到地底下去了。那个列车员踢了我一脚，“你小子就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产业工人里的败类。”估计他把学会的名词，这会儿都用在我身上了。山东大汉摆摆了摆手，不让他打我，“老实说，在车上得了几次手。东西藏到哪里了？”“我？”“就是你，那女孩儿刚才在卧铺车厢就对我说了，你不仅掏包，还对看见你偷东西的人威胁报复。”这回我明白了：“这就对了，那个女贼跑得快，还顺便向车长告了个黑状。”我气得在那里骂：“你们这些猪头猪脑的铁路笨猪！”“你骂谁？谁是笨猪？”列车员挽着袖子，看来今天我是免不了挨一顿暴打了。我做着准备，靠在软卧的后墙上，撰着两个拳头交叉在胸前上下动着，保护着脸和胸脯。两条腿蜷起来，提放着对方的进攻。“嘿，这小子还是个打架的行家，你看···。”大个子车长看出了我在做准备动作，笑着对我说：“估计你在井下也不是个好管的料，哼，爱打架···。”这家伙，怎么就断定我是个煤矿工人呢？“啊···明白了，是这脸上脖子上的黑煤渣子。”“车长同志，我真的是学生···，”我一五一十地说着外出的全部过程，最后为什么要坐这趟车，怎样发现了女贼···。这个山东大汉听得愣住了，他思索了半天，还把我的双手拿过去摸了摸手掌，“噢，这手上真的没有老茧···。”将信将疑地问我：“你说得话都是真的？”“不信我们到最后那节车厢去问那个大娘。”车长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可他叫来了一个乘警，对他说：“这是个逃票的学生，你们带回去看着办吧。”
乘警室就在整个车厢尾部，是邮车的前半截。他推着我一直向后走去，到了我刚才待的车厢，山东大娘还在那里眼巴巴地等着我回来呢。“哎？你们···这是在干啥？”乘警站住了：“他···，”还没等他说话，那个大娘就挤了过来，大声地用胶东话说：“这孩儿是好银（人），真的是好银（人）呐。你别带走他，俺给他做保行不行？···俺是军属，两个孩儿都在北京支左，不行俺给你磕头，求你们了···。”我的眼泪哗哗就下来了，扶着大娘：“大娘，别，别这样···。”两个小孙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椅子上也“哇哇”地大哭起来。我赶快把大娘扶回到椅子上，转身再看那个乘警，他丢下我自顾自地回去了。
北京到了，站台上有几个解放军战士，他们数着车号跑到这节车厢来了。“大娘，您是不是蓬莱大王庄的？团长让我们接您来了。”另一个战士看着椅子上：“两个孩子呢，啊，和首长一样，虎头虎脑的。”我走在后面提着老太太的包袱，心里想：“这小子，溜官溜到胯沿骨上了，敢说首长虎头虎脑？”我随着军人们顺利地出了站，汽车就停在出站口上。大娘被扶进了一辆北京吉普车里，两个愣头小子惊奇地看着周围。我羡慕地围着汽车转了一圈，嘴里夸着：“这车···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坐的车···真好呀。”来了两辆吉普车，大娘问我到哪里，好捎我一程。“就在这儿，同学们等着我呢。”汽车发动了，大娘忽然想起什么来，回头问那些军人：“借俺一块钱，快，借一块钱。”然后伸出手来···硬是把钱塞到我手里。汽车开走了，我隐约听到大娘还在说：“小伙子，有机会来俺们家，在海儿边···。”
我转过身来，三步并作两步跑向二楼候车室，东西两个候车大厅根本没有我们的人。我坐在椅子上想：“我是昨天到济南，今天···今天是几号？”再一看，哎呀，我是第三天才回到北京的，怎么能在济南呆了一整天？“要这样计算，他们昨天就应该回来了。”嘿，忽然面前出现了一只黑手，我一抬头，“啊，老熟人了。”原来在车站里要饭的那个老家伙又来了。“昨天有我们的人吗？”他摇了摇头，“今天呢？”还是摇头。这回我可彻底灰心了，“行动计划是怎么定的？扒车，花钱，住宿，出行的方向目标都有，嗨！怎么没有想到万一分散，在哪儿碰头呢？”那只黑手还在那里伸着，我对他说：“我们走散了，我也两天没吃饭了···。”说到这儿，我忽然感觉到浑身没劲儿，眼前一阵发花，“是啊，真的两天没吃饭了···。”忽然我看到眼前有半块窝头，就在那黑黢黢的手心儿里。“小伙子，吃吧，吃吧。”眼前这个头发擀毡，双手黢黑，浑身散发着臭味的要饭老头，却对我表示了同情。“谢谢你，谢谢。”我接过来两三口就咽到了肚子里，要知道这并不是饥饿的表示，而是对人间善良情感的感激。
我在北京有亲戚，可那时都在挨整。来北京的时候去看过一个长辈，当时他们的院子里一片狼藉，楼上的一个什么部长的家被人抄了。在那么艰难地情况下，人家还资助了一些钱，我没脸再去了。
“应该到永定门去看看，万一他们在那里呢？”在北京站里吃了半个窝头喝了一肚子的凉水，现在好像不渴不饿了。我甩开两腿就向永定门走去，那条路很熟，可是走走就拐向了丰台，等我发现不是永定门的时候，已经站在丰台的候车室门前了。看着车站里停着一列一列的货车，我的心又动了，“干脆直接回吧，最多到大同换一次车。”说走就走，我跑到铁轨那里，在车厢上找货运卡。真幸运，找到了一列到达地点是呼和浩特，全是运送木材的平板货车。“赶快去买吃的，可别再挨了饿。”我跑到站台上，掏出那一元钱，今天小食品车里只有果酱面包，这种面包贵，大概要四角钱。我脑子里计算着：“怎么也得三天，四个不够啊···，要不来个技巧试试？”记的小时候，还是六零年自然灾害年代，我饿得实在不行了，有一个老乡卖煮熟的甜菜，他喊着两毛一片，人们蜂拥而上。当时手里只有两毛钱，我一咬牙，把钱撕成两半，挤上前去买了两片。“这个实例说明，涉及到吃，就要动脑筋。”我想旧计重用，于是把一元钱撕成了两半，卷成了两个小卷。嗨，忘了以前是大家一拥而上，那时人多，收钱的人顾不上，没想到在丰台小站上，买东西的只有我一个人。“你今天怎么只有面包？”“上面没有配下来，我没办法。”那种方形的面包四角钱···，我转来转去只是看，那个卖货的有点不耐烦了：“你这人到底是买不买？我还要去那边呢。”买吧，只有这些了。“我买两个面包。”服务员接过了我的钱，这人认真的不得了，把钱展开：“同志，你这钱不能花，得到银行去换一下才行。”我一看捣鬼不成，倒找下麻烦了。“就当五毛钱花还不行？”“不行。”“那就四毛？”这个人一看，更认真了，“你这钱不能花，我们有过通知的，要求都回收。”我扯着嗓子喊道：“你这个人···要抢人啊？”正吵吵着，车站里的警察出来了，我只好扭头就走，“唉，东西没买上，白白地丢了半个一块。”后来我想：“估计是在煤车上给冻傻了，要不怎么那样笨，把另一半拿出来不就行了？”我垂头丧气地走向列车，发现扒车的有很多人，不是就我一人。“赶快上吧，要不连个地方都找不到了。”我动了动脑筋：“这平板货车拉的都是大木头，火车停车要有惯性···在木头的前面太危险了。”我找了一个在木头后面的地方，心里算计着：“也就一天，就到了呼和浩特。”
真是没想到，五月寒流也下雪，火车一开出去天气就变了，走了几个小时就停在天镇的铁路上。这平板车不和其它的货车一样，没有车帮，寒风卷着雪花吹得我没处躲藏，只能蜷缩着等候开车。好不容易车开了，到了阳高又停了几个小时，我下去在铁路旁边跑步，跑着跑着就腿软的站不住了，我赶忙爬到大木头的后面，躺在那里喘气。就这样走走停停，等到了大同已经是凌晨了。在这里两个铁路局的车头要互换，停留的时间更长。我在迷糊中，已经有了那种飘忽不定的感觉，蜷缩的身体开始失去知觉。黑暗中有人上来用脚踢了我一下，然后在我全身上下摸索了半天，拿走了剩下的那半个“一块钱”。雪花飘飘洒洒地落了下来，我感觉心里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头脑一会清醒一会儿迷糊，“我大概是不行了，回不到学校了。”车停着，雪下得越来越大，都埋了半个身子，忽然我的头脑清醒了：“不行，再躺下去，就是死路一条啊。”这时有人上来了，我听到他们在说话：“老张，过来这里有人，唉，好像没气了。”他们是在平板车的前头，我张着嘴发着“嘶嘶”的声音，但是说不出话来，无奈，听着他们又下了车。好半天又有了动静，平板车又上来两个人：“咱们还是坐在后面保险，哎吆，这里还有一个人。”“是不是硬了？”“好像···心还在跳。”“抬下去吧，都冻僵了，放到站房里不一定还能缓过来。”原来还是那两个人，我被他们抬下车来，绕过了好几列火车，才把我送进大同站的候车室。“嗨，这人还有救，你看他眼睛睁着嘴还在动。”我眨着眼睛感谢他们，人家看着我说：“这屋里暖和，好好躺着就没事啦。”那俩人身上一股机器油的味道，肯定是个工人。一个人背着个油渍麻花的书包，他看着我想了想，从书包里拿出个掺着麸皮的长馒头，他掰了三分之一放在我的身上，把那些掉在我身上的渣滓，都捡起来放到自己嘴里，然后扭头走了。我也不知道躺了多长时间，三个还是六个小时，真的缓过来了。先是腰腿活动起来，后来胳膊能弯曲了，我在木条椅子上躺着做体操，慢慢地坐了起来。我使劲搓着两条腿和胳膊的皮肤，然后狼吞虎咽地吃下了那个好心人留下的黑馒头，喝了几乎一桶的热水。
我躺在椅子上不能动的时候，好几个要饭的孩子围着我转悠，可能他们觉得我已经是个死人，身上的一块馒头是对那个死者的祭奠，所以最终也没拿走那救命的口粮。
原谅我在恍惚昏迷之中，没有记住那两个好心人的模样，直到今天我也只能认为，“就当做是老天爷来救我，挽救一个顽固不化的冒险者吧。”
很快恢复了一些体力，在大同搭上了一列到乌达的货车。我吸取了教训，专找闷罐车坐，管他三七二十一呢，撬开门就钻进去，就这样一天就回到了磴口。我摇晃着身体，走在巴彦高勒的街上，不知怎么又摸出了那个五分钱的硬币，买了一根三分钱的冰棍，有滋有味儿的嗦啰着，这时我才觉得这凉凉的冰棍，是世界上最甜的。（剩下的二分钱，我保存到上了班工作以后。有一次洗衣服不知怎么，那个宝贵的钢镚一下滚到了地沟里，我掏了一下午，也没有找到，只好作罢。）下午回到了学校，正好碰到大伙房的大老张，他系着围裙拿着面笸箩，看见我高兴地咧嘴对我说：“混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你宰（这）浑身臭烘烘的，又到哪哪儿搁搅（捣乱）去了？”那天晚饭我打了三份糜米饭，把那个灯盘子装得满满的，一个人回到冷冷清清的宿舍，坐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吃了个干干净净。
数天以后，我们分开的那几个同学，陆续回来了。我的好朋友生气地说：“以后别见货车就上，多危险！害得我在天津等，又回北京找，没想到你早就回来了。”这回出门儿另外几个同学总结了一条经验：“咱们就坐票车走，逮住就是没钱，你看我们不是济南太原绕了一圈？现在这个年代，谁又能把学生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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