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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血的畜生，人的性命在你的眼中不过是个数字而已。
　　SB楼主，鉴定完毕
　　有这么一个段子，文革中，老乡都被组织起来，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让他们批判腐朽的就社会，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直白点就是诉苦，于是老人们你一言我一句的说，旧社会多惨多苦，说着说着，最后都说，还是 60年那三年苦啊，就没那么饿过
　　加油，饿死人数量已经从一千万变成九百九十九万啦。。。。　　再过一百年，就可以将某人屁眼洗干净了。
　　@lty4991 3楼
15:26:17　　本来都不屑于搭理你这种畜生，不过今天想骂人：尼玛使用屁眼生的你　　-----------------------------　　作者：糯米牛 时间： 15:15:37 　　冷血的畜生，人的性命在你的眼中不过是个数字而已。　　-------------------------------------　　冷血的是你们俩，没有影的事情炮制出来就不是冷血？　　30万和3000万在你俩眼里真一样？
　　岳飞在此 20楼
19:20:06　　地方县志跟你户籍管理有狗屁关系？地方县志记录死多少人是有多少尸首记录多少死亡，又不是根据你户籍来定 　　-----------------------------　　地方志记载饿死三千万了么？
　　@胡瓜 12楼
19:22:29　　加油，饿死人数量已经从一千万变成九百九十九万啦。。。。　　再过一百年，就可以将某人屁眼洗干净了。　　-----------------------------　　精神病，你的屁眼干净么？
　　@robot_sjd 9楼
17:05:24　　有这么一个段子，文革中，老乡都被组织起来，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让他们批判腐朽的就社会，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直白点就是诉苦，于是老人们你一言我一句的说，旧社会多惨多苦，说着说着，最后都说，还是 60年那三年苦啊，就没那么饿过　　-----------------------------　　这是一个段子，你们老师教你把段子当历史么？
　　1995年《中国灾情报告》：　　非正常死总计1039753人（包括饿*死的人）　　年饥荒情况(人)　　年营养性疾病卖儿送女非正常亡　　8 17853　　688 374890　　万010　　资料来源：《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267页 　　　　　　　　
　　地方志有些地区人口减少的确很大，但是未必都是饿死的，而且基本上是集中在某些地区。　　而信阳损失一百万则完全不真实，如果损失那么多，那么后来的数据就没法写了。
　　《大庆市志》
　　志书名:大庆市志　　篇名:第二篇
人口　　章名:第一章
人口状况　　节名:第一节
人口来源　　正文:　　第一节
人口来源　　大庆市的人口来源，可分当地人口和参加石油会战外来人口。当地人口主要来自安达县、　　肇州县、肇源县和红色草原牧场，他们中除原来居住在蒙人生计地的蒙人外，其余多来自辽宁、　　吉林和河北、山东等省。据 1936年的《安达县志》记载：“本县居民大抵来自奉(原奉天，今　　辽宁)、吉、冀、鲁等省。”　　1960年石油会战开始后，人员分别来自全国37个石油厂、矿、院、校。据统计：松辽石油　　勘探局5644人，多来自陕西、辽宁、吉林等地；玉门石油管理局6299人，多来自甘肃等地；四　　川石油管理局2395人，多来自四川一带；北京 149人，新疆石油管理局1831人，青海石油勘探　　局1320人，银川168人，北京、西安等石油院、校811人，黑龙江省1609人，都分别来自所在单　　位和地方。另外又从沈阳、济南、南京等军区接收转业军人 29479名，其中有湘、鄂、皖、豫、　　苏、赣、粤等省籍人。 1964年还从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 20个市、县招收徒工　　3000余名，1972年前后又从大兴安岭一带转来上海、浙江等地知识青年 11000多名，所以，大　　庆人口的来源可以说遍及全国各省、市和自治区。　　大庆地区人口到1936年约 1万人左右，1946年解放后，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人口逐渐增　　多，到1953年，户数 1.4万余，人口 8.2万多。1960年随着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人口增加到　　20.5万余人。后来连年调入石油职工，到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大庆已有人口32.3万　　余人，4年增长了57.4%，平均年递增14.3%。　　志书名:鹤岗市志　　篇名:第三编
人口　　章名:第一章
概况　　节名:第二节
1949年后人口　　正文:　　第二节
1949年后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鹤岗市人口逐年增加。日鹤岗市人民政府调查：全市　　人口总数52 475人，其中男性30 874人， 占59%；女性21 601人，占41%。 人口的分布：东山　　7 203人，西山14 193人，南山8 564人，兴山5 968人，新街基14 937人，山河村959人，义和　　村492人，郭安屯159人。总户数11 893户。1952年末全市人口增至79 501人。　　1953年全市人口增至102 304人。1954年末全市人口增至132 472人。1957年全市人口增至　　207 212人。年全市人口在30至40万左右。1970至 1977年全市人口由41万增加到48　　万。1978年至1985年全市人口由50万发展到58.8万。　　《鹤岗市志》
　　志书名:鹤岗市志　　篇名:第三编
人口　　章名:第二章
人口增长　　节名:第一节
人口的机械增长　　正文:　　　　第一节
人口的机械增长　　1949年全市迁入人口22 438人，迁出人口18 683人，机械增长3 755人，机械增长率97.26‰。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0年至1952年)平均每年机械增长9 878人，平均机械增长率115‰。　　“一五”计划时期(年)平均机械增长17 709人，平均机械增长率128‰。　　年，平均机械增长57 807人，平均机械增长率 182‰，其中：1959年机械增长　　人口100 146人，人口机械增长率319.06‰，是鹤岗市人口机械增长量、机械增长率最高年份。　　鹤岗市人口机械增长快的主要原因是工业(特别是煤炭工业)发展速度快，急需大量劳力。　　这些劳力本地解决不了，主要靠招工。1958年以前招工的方法是有领导有计划的进行。1958年　　至1960年的“大跃进”年代，用人计划失去控制，盲目招收从农村自流出来无户口、无粮食关　　系、无证件的“三无”人员，造成人口激增。　　1961年至1969年，全市人口连续9年机械减少，共减少86 512人，年均减少9 512人。其中：　　1962年人口机械减少38 800人，是鹤岗市人口机械减少最多的年份。　　年全市人口机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贯彻中央“调整”方针，精减职工回乡下乡　　。1960年10月至1965年6月鹤岗矿务局共压缩城镇人口93 419人，其中职工 59 981人，职工家　　属33 438人。按下放回乡时间分，精减职工人数为：人；人；1962　　年13 735人；人；1964年84人；人。　　
　　志书名:鸡西市志上卷　　编名:第三编
人口　　章名:第一章
人口规模　　节名:第一节
总人口　　正文:　　第一节
总人口　　据《黑龙江古代简史》记载，距今6 000年前鸡西地区就有肃慎人在此繁衍生息，经过历史　　上3 次民族大迁徙，特别是清初对“白山黑水”之间的“龙兴之地”实行军事监管的封禁政策　　后，该地区便逐渐荒芜。1881年，清政府撤销封禁政策后，鸡西地区才又重新开发，居民日渐　　增多。1908年，鸡冠山一带有100 余户人家。1915年，全地区总人口增加到38 921人。1925年，　　穆棱铁路建成通车后，梨树镇成为重镇，梨树沟、黄泥河子和滴道沟相继开发煤矿。至1931年，　　人口增加到61 816 人。1936年，林密铁路通车后，鸡西、滴道、麻山等地的居民也越来越多，　　到1941年伪鸡宁县成立时，全县总人口89 574 人。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鸡宁县　　有家庭户20 999户，人口145 276人。　　新中国成立后，鸡西县人口出现出生率高、死亡率低的繁衍局面。到1952年底，全县人口　　增至141 675人，比1949年底增长10.9%，每年平均增加4 655 人，平均每年递增3.5%。1953年　　后，由于人口失控，出现建国后第一次生育高峰，人口出生率连续5 年达到50‰，再加上机械　　增加人口近2万人。到1957年底，全市总人口增加到262 603人，比1952年底增长85.36%，每年　　平均增加24 186 人，平均每年递增13.1%。同年，中共中央发布节制生育的指示，但在1958年　　“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人口又出现失控，到1962 年底，全市总人口增加到442 506 人，比　　1957年底增长68.5%，平均每年增加35 981人，平均每年递增11% 。1963年2月，成立鸡西市计　　划生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1964年2月，各区、公社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相继　　建立相应机构，控制人口工作网络基本形成，并抽调干部和卫生技术人员深入工矿、区社宣传　　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重大意义。1965 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始实施节制生育的各种措施。
　　人口迁移是存在的。
　　删了嘛？　　
　　所谓饿死三千万这本身就是人祸。中共建政前三十年就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黑暗到惨无人道，人口居然能从四亿增长到八亿，平均寿命从三十多岁上升到六十多岁。没天理啊！　　
　　岳飞在此 20楼
19:20:06　　地方县志跟你户籍管理有狗屁关系？地方县志记录死多少人是有多少尸首记录多少死亡，又不是根据你户籍来定　　-----------------------------　　@真相历史2015 24楼
16:34:55　　地方志记载饿死三千万了么？　　-----------------------------　　地方县志大跃进后饿死人超过4千万
　　@真相历史2015 30楼
16:51:15　　志书名:鸡西市志上卷　　编名:第三编
人口　　章名:第一章
人口规模　　节名:第一节
总人口　　正文:　　第一节
总人口　　据《黑龙江古代简史》记载，距今6 000年前鸡西地区就有肃慎人在此繁衍生息，经过
历史　　上3 次民族大迁徙，特别是清初对“白山黑水”之间的“龙兴之地”实行军事监管的封禁政策　　后，该地区便逐渐荒芜。1881年，清政府撤销封禁政策后，鸡西地区才又重新开发，居民日渐　　增多。......　　-----------------------------　　专找情况好的干嘛？卑鄙无耻老狗
　　两三年时间，四千万个尸体，咋埋的？浩瀚过程，必须全民参与吧？
　　反了吧　　
　　@cr361
19:12:38　　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　　——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直接对话　　文/宪天　　《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于今年7月5日——7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会议除邀请我国学者出席外，还邀请了若干西方学者与会。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教训”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在讨论这一议题时所谓“饿死三千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为此会......　　-----------------------------　　@岳飞在此
19:20:06　　爷只见你一个东西自己说人污蔑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没饿死几千万，说什么是户籍管理登记出错，地方县志跟你户籍管理有狗屁关系？地方县志记录死多少人是有多少尸首记录多少死亡，又不是根据你户籍来定　　-----------------------------　　@cr361
15:19:28　　小流氓先生，您咋不懂法律呢？也不懂逻辑啊！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没饿死几千万”这句话真流氓啊！“谁主张谁举证”，我说您杀人了，拿出证据一一被人以证据否决，难道还非要说您拿不出能证明您没有杀人的证据就说明您杀人了？咋自证？把您每一秒所为都详细列出来、而且都有确凿证据证实？　　“饿死上千万”亦然，那些右派造的谣，被孙先生和我们驳斥得无话可说（孙先生当然厉害，即使我的文章水平差一点......　　-----------------------------　　@山丹丹开花2000
11:17:20　　要“官方公布”，显然在我国现在体制下，是不现实的。但以一种默认，允许社会社学公开发表三年人祸的情况，已经是我dang一种十分实事求是的行为了，如果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这事实是捏造或无限夸大的，那些作者们岂不是要“惹官司”？既便是西方也不能允许呀！　　-----------------------------　　@cr361 42楼
11:42:29　　“诛心”，是失德、败德、缺德行为！　　明明官方公布有数据，你们不相信，就请光明正大地说，为什么这样偷偷摸摸地否定？　　杨继绳、金辉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偷偷摸摸的——按他们的逻辑，他们本来是不承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的，但是他们敢光明正大、光明磊落地质疑吗？它们不敢！于是它们转而在国家统计局没有直接公布的死亡人数上做文章，而且“研究”的是它们“发明”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我已经分......　　-----------------------------　　官方公布什么数据？官方在什么地方公布的饿死人数据？在任何公共媒体公布吗？历史教科书写了吗？人民日报登过么？没有啊，是在党的内部党史公布，遮遮掩掩，偷偷摸摸，是谁不敢正大光明？你丫狗，杂，种，倒打一耙
　　各地饿死人情况举例：　　△ 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干部，将该市所属农村的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人农民冤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 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了。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带领工作组前去处理，并发放了五百万斤救济粮，可是一百一十万人按人头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寿县人口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万，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个人民公社六万余人划给威远县以及少数外流者不算，多数饿死了。　　△ 从重庆沿长江而下，行不多远就是以“鬼城”著称的丰都县。那里八点七万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成了名符其实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因“大炼钢铁”使“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　　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里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里死了一个。　　△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结果“反瞒产”搞得如此彻底，有的农民家里仅剩几把米，不得不藏进尿罐里以免被搜走。为让“私藏”了粮食的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环江县驯乐区委甚至下令“灭火封锅”，逐门逐户将炉灶贴上封条，连取暖的火也一律灭掉。在寒冬腊月里，区委派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挖得野菜、剥得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为饿死鬼。　　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环江县水源区委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当忍无可忍的饥民到水源区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韩祖文不仅不开仓放粮，反下令开枪镇压，事后还诬称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 　　从一九六○年初开始，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十六万！ 　　△ 凤阳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四点○五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占百分之十一强，一个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　　△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官方坦诚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　　△ 其实，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连安徽省委也说不出准确的数字。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五百多万。三百多万是个下限。　　△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开会、毛泽东夺得领导权而闻名。但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后，遵义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本书作者朋友的一位亲戚，全家八、九口仅一人活了下来。
　　△ 毕节地区也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一九五九年在毕节地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金沙事件’（金沙县严重死人事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一九六八年，本书作者的一位朋友到金沙县工作，当地人告诉他：一九六○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了大约四分之一。　　△ 武山县位于兰州和天水之间的铁路线上，渭河从中穿过，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是几十里宽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浇灌土地，在饱受乾旱威胁的甘肃省，属于丰饶地带。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肃省委表彰的“红旗县”，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饿殍的鬼域。……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大白菜和烂土豆。社员虽然多少还藏了一些粮，但坚持到六○年二、三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队劳动改造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何之明这时已被调到县办工厂，有“城镇居民”的口粮，无饿死之虞，回村看望老乡时还能接济他们一点。可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老乡成批饿死。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东。　　△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这与目前已披露的各县的死亡数不符：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一九六○年一年里就饿死九万八千人，每四个人中死了一个！在那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而“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县（市）“有十五个”！　　实际上，内部还有一本帐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到达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工作组组长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六四七户，息县五一三三户，固始县三四二四户。”　　△ 一九六○年十月，罗荣桓元帅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罗没细谈山东农民饿死的详情，因在庐山会议上直言批评毛泽东而被打倒的彭德怀元帅却多少知道一些。当时他正被软禁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今清华大学与颐和园之间）。有一天，一老一少母女俩到了彭蜗居的地方，她们是步行乞讨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京城的。那母亲一见到彭的一位警卫战士就哭喊道：“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人把树叶都吃光了，都逃出来了……”　　△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
　　梁志远1960年先后到安徽亳县三个大队调查人口数量的情况：　　梁志远，1930年生，安徽亳州人。1948年参加革命，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先后任亳县人委（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县委农村工作部生活福利科科长。他根据保留下来的近百万字的《农村工作笔记》，就“大跃进”在亳县的一些情况作了一次回顾，下面是节录其中的一小段：　　“1960年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死亡人数做到有数，要我安排一个大队进行人口死亡比例调查。我分姓名、性别、年龄、死亡时间、死亡原因等内容拟好提纲，交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等人去古城公社李沃大队调查。该大队原有3130人，日到5月8日共死亡771人（不含外流死亡在他乡的），占总人口数的25.3%。我向县委汇报后，县委认为‘死亡比例太大，选点不准，重新选点调查’。接着由县委书记亲自选点，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中等大队，我派县委生活检查组李运曾等人前去调查，结果该大队从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1人，占总人口数2980人的29.15%。1960年底，我又在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了偏重的大王、支庙等6个村庄，它们原有127户，共575人，两年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1.5%，死绝的18户占原户数的13%。其中小李庄原有75人，死亡36人，占原有人口的48%；小许庄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
　　大饥荒记事之十七　　迟死不如早死　　朱良管区水田敬老院集中了不能参加大跃进的12名老人。1960年春节前已经饿死了8个，春节刚过，夏运华就不能动弹了。虽然未死，生产队等不及了，安排人挖坑，队干部说：“把她埋了算了”。　　当场有社员说：“她还没断气，埋不得吧”。　　队长坚持自己的意见：“毛主席的政策嫌中国人多了，要叫死一些，莫说死一个，死一百个比球淡”。　　抬夏运华去埋的时候，身体并不僵硬，还是软的。　　李春栓是仓上管区石关生产队的老年社员，已饿得气息奄奄，苟延残喘，生产队秦姓支书安排挖坑，准备掩埋。　　有社员说：“埋不得，还没断气”。　　支书说：“反正也没饭吃，等一会迟早都是死，埋了算了”。　　兴隆管区付家生产队社员付光宗的妻子有一天出去找吃食，几天不见回来，自此下落不明，不见踪影，家中丢下四个孩子，大的8岁，老二6岁，老三4岁，最小的2岁。付光宗眼见自己和孩子迟早是个死，迟死还不如早死，1959年12月的半年月内将4个孩子带到山上岩洞里整死2个，在自己家里勒死２个。　　社员的生命权掌握在生产队干部手里，生产队干部把社员看作大跃进的工具。无用则弃之，有用则留之。这是大饥荒致死人命的一种情况　　（摘自《大饥荒记事》，作者简介：蔡金石，男，1941年出生于陕西省白河县双河乡，从教24年后陕西电大毕业从事党史研究，参与编写《解放白河》（资料现存白河档案馆），《中共白河县党政军统群组织史资料》第一、二、三卷（），《白河县教育志》）
　　[转帖]官方资料/大饥荒都江堰惨状: 沟死沟埋，路死插牌　　诗源 于
21:12:1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大饥荒都江堰惨状: 沟死沟埋，路死插牌　　来源:都江堰市政协文史资料　　http://www./department/zhengxie/article.php?content=39368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灌县少饿死人之谜　　口述：王宝玉 徐振汉 肖燮章　　整理搜集：杨慕文　　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随之而来，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群众饿死的历史悲剧。四川是这场悲剧中的“高潮”，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250万人，毫无悬念地成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口减少最多的省榜首。然而，政治形势如此严峻，粮食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灌县县委、县政府减少上交粮食数量，开仓向老百姓赈粮，灌县因此而少饿死了数万人……　　.............　　灌县的惨状　　这其间，灌县（今都江堰市）和全国各地一样，“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现象在广大农村大肆泛滥，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恶果。　　“大跃进”期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在经济上实行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农业社的土地、劳力、林木、耕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归公社所有，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经营，私养牲畜全部折价集中饲养，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社员吃饭不要钱，月月发工资；大肆砍伐树木、“大办钢铁”和搞“大兵团作战”，炼钢铁，深耕薰土；农田上搞不切合实际的“万斤亩”运动，在耕作形式上进行瞎指挥，劳民伤财。　　人民公社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大锅饭”和“三高、五风”等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粮食产量连年下降。1959年和196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分别比1958年减少4774万斤和9242万斤,但粮食征购任务却又增加了,分别占到当年产量的44.24%和49.86%,当时提岀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社员的”口号,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后,造成了农民口粮严重短缺,一些生产队公共食堂岀现了断炊,城镇人口月供应也降低到19市斤。再加上1959年“反右倾”提出“大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的极左政策，社员财物被“一平二调”，农村耕牛、毛猪大量死亡，农村土特产品和蔬菜生产大大下降，市场上各种副食品基本断绝，城内和乡场上商铺基本关闭，农民一个个黄皮寡瘦，愁眉苦脸。由于口粮严重缺乏，营养不良，致使许多农民以糠麸和野菜度日，甚至还有吃树皮草根和“观音土”充饥。在农村，“三病”（水肿病、闭经病、子宫脱垂病）普遍流行，到处出现饿死人现象，全县人口大幅度下降。1959年全县总人口394265人，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和迁移、外岀等减少到317656人，减少了76609人。特别是一些偏僻地区，如当时的泰安、两河等乡（现在的青城山镇和大观镇），非正常死亡人数更为突出，泰安乡1958年总人口4435人，到1962年仅有2198人，减少一半以上；一些农户全家死绝，有一生产队社员基本死完，其余少数社员被迫流离逃荒，客死他乡，该生产队消失至今；当时还有死亡在家中数月无人知晓的，“沟死沟埋，路死插牌”，种种惨状，骇人听闻！　　“麻起胆子”开仓赈灾　　、1961这三年粮食大饥荒，当时灌县县委书记陈彬、县长王宝玉等领导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全县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字逐年上升的原因是口粮严重不足。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要解决人民的饭饱问题，县委、县府领导和基层干部万分焦急,费尽心思，一筹莫展。　　“大跃进”运动开始，国家大搞“三线”建设项目，当时鱼嘴电站、汶川的映秀和耿达等电站上马，调来大批工人，后勤工作即大批的粮、油、肉、副食等，指定由灌县负责保障供应。再加上城内其他一些工矿业大量上人，那时城镇供应人口就有数万人，最多时高达12万人以上。　　1960年至1962年期间，鱼嘴、紫坪铺等工地开始下马，人员几乎每季度都有减缩，时多时少，难以计算。那时粮食的年度供应计划,是按照上年年末人数编制,县委核定后,由粮食局负责供应,这就在粮食供应计划编制上有了“作假”的机会。当时王宝玉县长向县委书记陈彬建议，何不把这减缩人员结余下的城镇供应粮用于农村解决饥荒？陈彬也认为是好主意，马上召开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并向时任温江地委书记的宋文彬汇报灌县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要求增加农村供应标准，把城镇减缩的人口供应结余粮食用来安排农村生活，宋书记当即点头同意，还说城乡粮食供应指标可以统一包干使用。回县后，研究决定，指名由时任县委财贸部长的徐振汉负责操作，和粮食局一起具体安排落实，并要求严格保密。徐振汉部长和粮食局肖燮章局长深感责任重大，决心不负重托。　　这样，在1960年到1962年期间，采取“弄虚作假”，将减缩城镇人口结余下的粮食储备在仓库里（当时俗称“打埋伏”），加上地区安排的指标，每年春荒、夏荒和春节前，开仓安排群众的生活。1961年的腊月二十八、九，王宝玉县长还和粮食部门及公社的干部在几个山区等公社研究增拨口粮指标，赶填粮食供应本，及时发给农村的口粮就有360多万斤。要求年前必须发到社员手里。　　在这三年粮食饥荒时期，冒险用这减缩城镇人口结余下的粮食和城市副食品供应压缩等方面的粮食共有1656万斤，开仓赈荒，用到农村，安排社员生活，缓解了全县农民缺粮的燃眉之急；县、社、粮食部门还利用糠麸造“糠麸丸”、“茶糖醋合剂”、“豆面糖合剂”等，赈救浮肿病人。以上举措，不知救活了多少饥饿、病危的父老乡亲！　　“东窗事发”　　1964年，被全县人民称颂的县委冒险“开仓赈灾”的善举，暴露了。7月中旬，由中共中央西南局派出工作组，到灌县进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复查，认为灌县“五反”运动走了过场，王宝玉“与工作组不合作，唱对台戏”；同年10月，在“小四清”运动中，由工作组主持的县委扩大干部会议上，宣称“灌县县委是不可信赖的”。县委书记陈彬、县长王宝玉受到了大会批判并宣布停职，徐振汉和肖燮章等也不同程度的受到“深刻检查”的处理。次年5月5日，中共温江地委组织部通知：报经省委批准，免去陈彬县委书记、王宝玉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职务。县委常委7个成员只留下一人，其他全部靠边站，由工作组代替县委，并建立了新的县委班子。　　后据陈彬书记讲，在当时“运动”开始后，迫于压力，地委领导不敢承认表态同意过，只有县委、县府承担责任。当时，承办这项工作，因要保密，只有陈彬、王宝玉、徐振汉、肖燮章等少数领导和粮食局内的两个具体工作的干部知道，没有专门帐本，减缩人员口粮数，后未用完数就充入库存了。　　事件至今已过去近50年了，笔者采访王宝玉、徐振汉和肖燮章三位老领导时，他们都还记忆犹新，都胸怀坦荡地说：尽管当时动用国家粮食不合法，但在那个特殊年代，为了赈救饥饿的农村父老乡亲，尽量少饿死人，我们觉得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坦诚地向全县人民说，当时县委、县府领导包括粮食局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敢保证没有谁在这粮食“结余数”中，为个人谋私利而乱动用过，虽然当时县委两位领导因此而罢了官，我们也因此而受批判检查，但是为全县老百姓做了件好事，代民受过，还是值得的，我们都无怨无悔的﹗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作者：我哥号 时间： 21:51:33 　　转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中央工作组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据工作组调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　　报告称，死亡人数中男多女少。据1959年9月底统计，全区共有人口8042097人，其中男4081717人，女3960380人，到1960年4 月统计，全区实有人口7647874人，其中男3769499人，女3878379人，改变了原来的男多女少的情况。固始县死亡的人数当中，男的占72.3%，女的占28.7%。另据平舆、汝南等8个县死亡人数统计，男的占56.6% ，女的占43.4%　　报告称，壮年劳动力死亡多。潢川县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54.7%，固始县青壮年占67.9%，淮滨县6大队死亡的1464人当中，劳动力占54.2%。与此相关的是造成很多孤儿。仅固始县七一公社就有370多名孤儿，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就有200多名孤儿。　　报告称，各地有一些死绝户。据潢川县仁和公社的陈湾、杨集、彭店等5个大队统计，死绝户为238户，占原有2373户的10%。陈湾大队因死亡人数过多，把原有的51个村庄合并为41个村庄。　　报告称，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万围大队、生产队干部死亡占8.8%（204人，死亡18人），社员1515人，死亡404人，占26.7%；左围干部死亡占11.8%，社员死亡占15.24%。该县城郊公社杨波大队共有156户,没有死人的31户,其中干部13户，炊事员4 户，磨面的1户。该大队前店生产队共31户，没有死人的6户中就有干部5户，炊事员1户。　　“五类分子”（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上述左围大队统计，该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3%，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31%，坏分子214人，死亡8人。　　信阳饿死人最多的时间是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这4个月。1月后还在继续饿死人。　　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日提供的报告称：　　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比例为14.5％，谈店大队黄营生产小队小黄营食堂原是四个村庄21户、96人，死5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53％，死绝了两户，现在这四个村庄并为一个村庄。徐营子一家4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原有23户、119人，死51人，死绝3户。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36具尸体。　　全社10月半开始停伙，到12月7日，共停伙53天。县里干部都知道，不敢说。
　　倒下的“树筒子”姓甚名谁　　2010年，在大饥荒发生50周年之际，本书作者查阅五、六十年代数十卷档案，走访白河县双安村数十位村民。他们对长辈、亲人、近邻惨死的情状记忆犹新。一个不大的双安村在半年之内有105位亲人离开了我们，他们的名字是：　　卫延庆　　卫延庆妻　　卫延庆女　　卫延庆女　　王牛儿　　王牛儿妻　　龚仕银子　　张隆田　　卢正业母　刘老汉　　（此10人时属双安一小队）　　杨运兴　　杨运兴妻　　石昌贵　　　石昌贵妻　　余权能　　杨秃子　　　余权能妻　　余狗子　　余权山　　闻大兴妻　　汪兴子　　　唐尚全大哥　　唐尚全二哥　余隆江　　余隆海　　　张延生　　（以上16人时属双安二小队）　　方从华　　邹大龙女　　邹大友女　　蔡女儿　　方从茂　　夏从秀　　　方大蛋　　　方小蛋　　（以上8人时属双安三队，一、二、三小队现属双安村一组）　　顾思友　　张宇高　　　汪剃头　　　曾延公　　曾瞎子　　曾牛儿　　（以上6人时属双安四小队）　　刘道理　　刘　田　　　张绪发　　　姚驮子　　姚吴氏　　吴响手　　　刘应模　　　刘应召　　查篾匠　　大老王　　（以上10人时属双安五小队）　　曹天录　　程应子　　　程茨娃　　　程珠儿　　姚老二　　卢正业　　　卢正宽　　　程五娃　　（以上8人时属双安六小队，四、五、六队现属双安村二组）　　舒世和　　蔡如海　　　蔡如江　　　蔡如意　　蔡金申　　杨耀美　　　蔡金珍　　　蔡金贵　　蔡金木　　蔡金土　　（以上10人时属双安七小队）　　陈玉山　　陈玉田　　　陈发富　　　林疯子　　（以上４人时属双安八小队，七、八小队现属双安三组）　　杨玉珍　　（此1人时属双柳一小队）　　蔡良先　　钮传凤　　　蔡聋子　　　　蔡如秀　　王心举　　余才兴　　　石光荣的侄女　石光荣　　（此8人时属双柳二小队）　　洪玉春　　（此1人时属双柳三小队）　　高仕太　　高立山　　　王　氏　　　高立云　　王　氏　　蔡良品　　　余才升　　　邹　氏　　王先地　　王先地女　　王先地子　　程远太　　程王氏　　程运太女　　王老四　　　王老四妻　　（此16人时属双柳五小队）　　赵恩厚　　王贤德　　　王贤德妻　　汪孔瑞母　　（此4人时属双柳六小队）　　赵光厚　　（此１人时属双柳七小队）　　夏寡子　　（此1人时属双柳八小队）　　舒世才　　（此１人时属双柳十小队）　　（时双柳一、二、三小队，现属双安村四组，时双柳五、六、九、十小队现属双安村五组，时双柳四、七、八小队现属双安村六组）　　105名亡人名单的提供者主要有：　　朱兴仁　1920年生　时任双安生产队长，坐牢后平反，2010年8月病故　　邹大发　1918年生　曾任双安三小队长　　余顺意　1920年生　从1959年开始担任双柳生产队会计，后任村文书　　张隆厚　1939年生　曾任双安一小队会计　　周先泽　1938年生　曾任20多年生产队会计和村文书　　张隆荫　1940年生　曾任双安一小队会计　　余顺权　1942年生　曾任双安二小队会计　　蔡金林　1942年生　双安村民　　付家地　1939年生　曾任双安八小队会计　　曹应财　1942年生　双安村退休教师　　（摘自《大饥荒记事》，作者简介：蔡金石，男，1941年出生于陕西省白河县双河乡，从教24年后陕西电大毕业从事党史研究，参与编写《解放白河》（资料现存白河档案馆），《中共白河县党政军统群组织史资料》第一、二、三卷（），《白河县教育志》）
　　罗定事件　　日，经何天静介绍，我采访了黄显标。黄显标，罗定人。广东省监察厅监察专员。他一见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了。学得文武艺，卖给帝王家。拿它的工资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听出他说的是牢骚话，他良知未泯，还是谈了一些情况。　　首先是反瞒产，逼着干部多报产量。把干部集中起来报产量，不说多不让回家，逼着干部说假话，虚报粮食产量。反瞒产和反右倾结合起来，不多报就是右倾。新惠县委书记党向明没有多报产量受批判：“新惠是粮仓，单季不超千斤，别的地方怎么办？”虚报，浮夸，造成粮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着是1958年大吃大喝，大炼钢铁。当时的口号：“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广东省全省一天三顿干饭吃了三个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连吃带浪费。有人问这么个吃法够不够，就要受批判。　　到1959年初就没有粮食了。　　1958年叫罗南县（罗定和郁南合并的），饿死人最多的是郁南。其中4个公社最为严重：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台公社。其中又以千官为最。山区饿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肿。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动，一般都是死在家里。有的趴在路边等死。我们生产队长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个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发现死人后开始抢救。大人饿死了，留下不少孤儿，民政局收容的孤儿建立孤儿院有几栋楼。对将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疗，调粮食吃稀饭。集中起来后，稀饭吃得太多了，又撑死了一批。　　省委书记陶铸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实际是让下面在统计饿死人数字时要控制。　　事后，罗南县委书记傅正时被判死刑，但没有执行。1980年代平反后当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党委书记陈文被判无期徒刑。罗定事件后重新核实田亩，减轻负担。　　黄显标不愿详谈，第二天从广东省资料馆里看到不少关于罗定事件的历史资料：　　据中Ｇ江门地委书记张进齐日向地委的报告，从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其中纯水肿死亡的3436人，水肿加其它疾病死亡的3918人，其它病死亡的10052人。在死亡人数中，劳动力6223人，占死亡人数的35.9％。最严重的地区是原郁南县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泗纶6个公社，共死亡8566人，占总人口的4.6％。桂圩公社死亡率达6.92％，建城公社为6.49％。另外还有因瘦弱不能劳动的有3万多人，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有20万人左右。从发生时间上看，这6个公社1月死亡711人，2月死亡932人，3月死亡1162人，4月死亡1623人，5月死亡1027人，6月死亡884人，7月死亡607人，8月1日到15日死亡301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较多的一个公社，据地委调查组调查，这个公社1960年1月到8月死亡1278人，其中劳动力589人，占死亡人数的45％，占劳动力总数的5.6％。在全公社的129个生产队中，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15％以上一个，12%以上9个，10％以上7个，8％以上14个，6％以上26个，6％以下72个。另据三个大队调查，全家死亡的有10户，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儿的家庭65个。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留下孤儿180人无人照管，情况极惨，解决罗定问题的工作组来了以后，将这些孤儿集中抚养。　　建城公社永高大队社员曾北数临死前两天，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群众谈起来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愤。弃儿一度极为严重。县委、县人委和各机关门口都发现被弃的小孩。半年以来，全县先后发现劏小孩，吃死尸，吃人肉的事件7起。劏牛腿，割猪耳朵、割猪尾巴的现象也不少。偷窃和凶杀事件增多。　　由于浮肿、瘦弱、饿死等现象发生，劳动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种植面积的55％，大片田地丢荒。插下秧的田有40％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1957底有生猪11000多头，1960年8月只有1000多头。　　当时还有食品买卖，但价格高得出奇。桂圩是一个小圩镇，每逢圩日，有一百多个扶着棍子来做小买卖的人，东西很少，价格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鱼仔一斤达2.6元。一个鸡蛋3角，一只鸡5元，连小蛇仔、蚱蜢、小虫也有人捉来卖，有人生吃小蛇、蚂蚁、蚱蜢。肚子饿，能吃的东西都吃。农民出卖家私、衣物现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队有44.7％的家庭出卖过家私衣物，其余是无东西可卖的（本书作者注：和其它地方比起来，广东还是比较开明的，在其它省是不允许做小买卖）。　　在死亡发生的时候，县委书记傅正时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清醒头脑，科学分析，划清界限，分清水肿，不要大惊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断粮才叫因水肿而死。并说：“报多了水肿、死亡，你们（指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责任，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吗？”5月3日，在罗平召开的公社第一书记战地会议上，各公社认为水肿、死人情况严重，根据傅在电话会议上提标准统计，有水肿病人8947人，死亡915人（实际远不止此数），但傅正时认为数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实”，结果，将水肿病人压缩到2325人，死亡人数压到606人，其中与营养有关的仅14人。事后总结教训时有人说：“罗平会议是杀人不见血的罪恶会议。这个会议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对饥饿进行抢救，反而千方百计地捂盖子。”　　谁要说真实情况，就说谁被扣上“个人主义”、“否定大跃进”、“看成绩一团黑”、“居心不良，别有阴谋”、“想叫县委坐牢”、“想搞垮我们，叫坏人上台”等帽子。县监委书记崔德志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去检查，发现有几个食堂断粮停伙，情况严重，回来向县委汇报，傅正时不相信，反而批评崔德志“以后看问题要全面一些。”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第一书记王淑宜于日在一次会议上汇报了自己在罗圩大队调查的情况：死24人，水肿86人。话还没说完，傅正时就顶了回去，说：“王淑宜给高要七区事件吓坏了。”并说“这是阴谋”，“这是否定前任书记的成绩”。王淑宜是1955年高要七区死人事件受处分，1960年7月从高要七区调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当书记的。4月底，另一县委书记肖轩风去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现死亡1370人，其中直接与粮食有关109人，向县委汇报，又受到批评。与此同时县民政科长把同样的书面材料送给县委书记杨树槐，杨不仅不重视，反而说：“这是严重右倾，立场不稳，观点不明。”还说：“全县与粮食有关的死亡才20个人，你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怎么会有109人？”硬要公社党委把109人改为6人才接受这个报告。　　傅正时在地委开会时得知省委尹书记、地委张书记要到罗定县检查工作，于7月3日打电话给县农业办公室主任刘德风交待，水肿人数、死亡人数、粮食数要上下一致，前后统一，按罗平会议的数字为准。县农业办公室按这个意思给各公社打电话，要求各公社按县委的数字向省委汇报，并把数字一致落实到大队、小队。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后，公社党委开了四个会，按县委分配的死亡47人非正常死亡7人（其实当时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队。　　令人不解的是，一边大量饿死人，一边大量的粮食放在仓库里不给老百姓吃。直到1960年6月底，罗定县粮库里仍存有1100万斤稻谷。但是，除了县委第一书记傅正时和分管财贸的书记杨树槐以外，其它人全不知道有这些粮食。加益公社党委书记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哭诉说，过春节有几个大队断粮，曾三次打电话给傅正时，请求每人给半斤米过春节，傅不接电话。 　　罗定是蔡廷楷的家乡，蔡廷楷的亲属中也有饿死的。据当地传说，是蔡廷楷的亲属把真实情况告诉蔡廷楷，蔡廷楷再告诉周恩来，事情才得以揭露，问题才得到解决。其它地方没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或者即使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而这些人物并不关心家乡，盖子就揭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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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9:4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庐山会议50周年祭 　　谢文斗　　2009年9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　　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市区年的资料计算，年累计，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5496万人，占总人口的1.66％。其中：　　万人,占总人口的0.77％；　　万人.占总人口的0.58％；　　万人，占总人口的3.83％；　　196l年1692万人，占总人口的2.57％；　　万人，占总人口的0.28％。　　各省市区5年累计非正常死亡人口：　　四川省（含重庆）,1262万人；　　安徽省,620万人；　　山东省,560万人；　　湖南省,364万人；　　河南省,361万人；　　江苏省,334万人；　　河北省,297万人；　　甘肃省,213万人；　　贵州省,199万人；　　湖北省,174万人；　　云南省,157万人；　　辽宁省,150万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128万人；　　浙江省,117万人；　　上海市,84万人；　　青海省,80万人；　　北京市,70万人；　　内蒙古自治区,58万人；　　陕西省,48万人；　　黑龙江省,40万人；　　福建省,35万人；　　广东省（含海南）,34万人；　　山西省,29万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9万人；　　江西省,21万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20万人；　　天津市,10万人；　　吉林省,2万人。　　人口非正死亡率在2％以上的地区是：　　青海省,1961年46万人,占总人口的21.8％,1960年21万人, 占总人口的8.43％；　　安徽省,万人,占总人口的13.8％,万人, 占总人口的4.92％；　　四川省（含重庆）,万人, 占总人口的9.08％,万人, 占总人口的7.37％；　　贵州省,万人, 占总人口的7.09％,1961年62万人, 占总人口的3.81％；　　甘肃省,1960年87万人, 占总人口的6.99％,1961年66万人, 占总人口的5.45％；　　宁夏回族自治区,1961年13万人, 占总人口的6.4％；　　内蒙古自治区,1961年58万人, 占总人口的5.08％；　　山东省,196O年279万人, 占总人口的5.36％,万人, 占总人口的3％；　　河南省,万人, 占总人口的5.32％,1961年97万人, 占总人口的2.02％；　　湖南省,万人, 占总人口的4.99％,万人, 占总人口的3.65％；　　湖北省,万人, 占总人口的4.65％；　　北京市,1961年32万人, 占总人口的4.4％，1958年23万人，占总人口的3.64％；　　辽宁省,1961年98万人, 占总人口的3.9％；　　广西壮族自治区,1960年68万人, 占总人口的3.47％,1961年39万人,占总人口的2.01％；　　河北省,万人, 占总人口的2.83％；　　江苏省,万人, 占总人口的2.78％,1961年93万人，占总人口的2.19％；　　云南省,1960年47万人, 占总人口的2.46％　　浙江省,1961年61万人, 占总人口的2.32％。　　……
　　据金辉著《“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记述：　　凤阳县委书记陈振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１９６１年２月１日）中说，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惊人。　　据统计，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两年，共死掉６０２４５人，占农村人口的１７．７％ 。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５３７５９人，死去１４２８５人，占２６．６％，小溪河公社死去１４０７２人，占２６.９％。　　宋集公社原有４７４３人，死去１１３９人，占２４.２％。武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４１００人，死去１６２７人，占３９.７％。　　打庙公社夏黄庄原有７０死掉４８人，占６８.６％。全县死绝的有８４０４户，占总户数的３.４％。死、跑而空的村庄２７个。　　小溪河公社曾有２１个村庄无人而空了。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２０户，死绝４户。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１２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乐家３４口人，死去３０人。　　作家王立新19８０年代曾赴凤阳采访过，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１９６０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　　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凤阳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张少柏化名石求明，日上书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凤阳的情况。　　此信作为反动信件转回到凤阳县委，县委责成公安局查办。其中写了“女儿将母亲活埋”和人相食的个案----“大溪河郑山生产队社员常介翠的母亲有病，常介翠去找生产组长花光翠要点面给她母亲吃。花却说：‘还给她饭吃呢！都快要死了，还不如趁犁田的人中午回来把她埋掉算了！’常不同意。花说：‘你不同意，就死在家里，埋在家里。’常介翠无法，只好把没有断气的母亲埋掉。”　　陈振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又透露：　　凤阳板桥公社拖拉机站王站长在日晚在科局长整风会议上说：1959年我在板桥公社浙塘大队整社，汇报人死问题时不敢说是因缺粮，就说是因卫生工作没搞好。　　一个妇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县长)汇报后，季派工作队夜里把这个妇女捆起来送到公安局，说她破坏社会主义。从板桥回来看到一个坟堆上有六七具尸体。　　1960年凤阳考城大队王家凤说：“西泉发现人吃人了，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他不让汇报，还叫查，说：‘吃人的人是坏人’。”　　去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县领导）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人，关死33人。　　同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　　（摘自碧薇萍长篇连载《饿饭年代》）
　　1959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共有72人饿死：　　死者姓名 性别 现家属姓名 死者与家属关系 备注　　1 　李兴奎 男 　李传如
祖父　　2 　吴德勤 男
父亲　　3 　吴永厚 男
吴向发 　　　父亲　　4 　吴根林 男
吴向发 　　　弟弟　　5 　吴二毛 女
吴向发 　　　妹妹　　6 　吴德荣 男
吴向能 　　　祖父　　7 　吴德金 男
吴永宽 　　　父亲　　8 　吴德才 男
吴永宽 　　　三叔　　9 　吴老友 男
吴永金 　　　三弟　　10 余才运 男
余思礼 　　　祖父　　11 余黄氏 女
余思礼 　　　祖母　　12 余敦山 男
余思礼 　　　父亲　　13 余思义 男
余思礼 　　　二哥　　14 余思信 男
余思礼 　　　弟弟　　15 吴冯氏 女
吴向明 　　　祖母　　16 吴永应 男
吴向明 　　　父亲　　17 吴小油 女
吴向明 　　　妹妹　　18 吴二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19 吴三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20 李成奎 男
李福寿 　　　父亲　　21 李王氏 女
李福寿 　　　母亲　　22 吴德润 男
吴永明 　　　父亲　　23 吴德桐 男
吴永明 　　　二叔　　24 吴永冠 男
吴永明 　　　大哥　　25 吴少山 男
吴桂霞 　　　祖父　　26 吴德炳 男
吴向军 　　　祖父　　27 冯长友 男 　　　　　　　　　　　　 绝户　　28 冯小二 女 　　　　　　　　　　　　 绝户　　29 冯云毛 女 　　　　　　　　　　　　 绝户　　30 杨世英 女 　　　　　　　　　　　　 绝户　　31 吴永昌 男 　　　　　　　　　　　　 绝户　　32 潘秀英 女 　　　　　　　　　　　　 绝户　　33 吴小成 男 　　　　　　　　　　　　 绝户　　34 吴二毛 女 　　　　　　　　　　　　 绝户　　35 吴德立 男 　　　　　　　　　　　　 绝户　　36 吴永恩 男 　　　　　　　　　　　　 绝户　　37 吴德刚 男 　　　　　　　　　　　　 绝户　　38 徐乃兴 男 　　　　　　　　　　　　 绝户　　39 徐乃韶 男 　　　　　　　　　　　　 绝户　　40 徐之太 男 　　　　　　　　　　　　 绝户　　41 余敦海 男 　　　　　　　　　　　　 绝户　　42 余陈氏 女 　　　　　　　　　　　　 绝户　　43 余小富 男 　　　　　　　　　　　　 绝户　　44 余自明 男 　　　　　　　　　　　　 绝户　　45 王福汉 男 　　　　　　　　　　　　 绝户　　46 李明奎 男 　　　　　　　　　　　　 绝户　　47 李福喜 男 　　　　　　　　　　　　 绝户　　48 李刘氏 女 　　　　　　　　　　　　 绝户　　49 李小毛 男 　　　　　　　　　　　　 绝户　　50 徐安义 男 　　　　　　　　　　　　 绝户　　51 徐小照 男 　　　　　　　　　　　　 绝户　　52 吴永清 男 　　　　　　　　　　　　 绝户　　53 吴小成 男 　　　　　　　　　　　　 绝户　　54 吴二娌 女 　　　　　　　　　　　　 绝户　　55 吴大孩 男 　　　　　　　　　　　　 绝户　　56 吴云毛 女 　　　　　　　　　　　　 绝户　　57 陈友来 男 　　　　　　　　　　　　 绝户　　58 陈刘氏 女 　　　　　　　　　　　　 绝户　　59 吴松山 男 　　　　　　　　　　　　 绝户　　60 吴华厚 男 　　　　　　　　　　　　 绝户　　61 吴王氏 女 　　　　　　　　　　　　 绝户　　62 徐乃珍 女 　　　　　　　　　　　　 绝户　　63 吴小油 女 　　　　　　　　　　　　 绝户　　64 吴舍毛 女 　　　　　　　　　　　　 绝户　　65 吴四毛 女 　　　　　　　　　　　　 绝户　　66 吴向山 男 　　　　　　　　　　　　 绝户　　67 吴桂氏 女 　　　　　　　　　　　　 绝户　　68 吴永才 男 　　　　　　　　　　　　 绝户　　69 吴王氏 女 　　　　　　　　　　　　 绝户　　70 吴永堂 男 　　　　　　　　　　　　 绝户　　71 吴马氏 女 　　　　　　　　　　　　 绝户　　72 吴向成 男 　　　　　　　　　　　　 绝户　　合计 72人 分别在1959年农历十月、十一月死去。
　　贵州山区俗称“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经济落后，人民贫穷，可是县委书记们一样要“放卫星”。　　为向上交账，便对农民横征暴敛，夺走他们最后一点口粮，其中以思南、余庆、印江三县为最甚。农民们面对动不动就捆人、捕人的政权，只能任其摆布。　　一九六○年初，三县农民相继断粮。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夏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成万成万死去了。　　一九七○年春，清华大学一个毕业生从北京来到贵州山区的一家小工厂工作。　　他的顶头上司、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他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 　　一九六○年冬天，中央有人去贵州，劫后余生的农民拦路呼救，这才惊动上面。　　中央监委派了工作组到了那相邻的三个县份。第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被枪毙后，另两个县的书记随即畏罪自杀，自行了断此一大案。 　　贵州死人，也是全省性，并不止于东北部那三个县。　　一九六八年，上海复旦大学一个毕业生到贵州西北部的金沙县工作，那里的人们告诉他：在“困难时期”，该县几乎家家死人，全县大约饿死了四分之一。　　在中共的“革命圣地”遵义，笔者知道有户人家，全家八、九口人，只有一个活过了那场饥馑。　　（摘自碧薇萍长篇连载《饿饭年代》）
　　父母回忆1959年　　59年的噩梦，似乎早已经离我们远去。　　陈年旧事，还提它干嘛。　　经历过那个年景的人，小孩子已经变成老人，大人们多数已经作古。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在5000年文明史里，要记住的大事很多。1959年发生在河南信阳的那一幕，似乎算不了什么大事。　　眼看着2059年快要到来。届时，有谁还会在意100年前发生的事情？59年，很快就会被遗忘了，如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的父母似乎也快忘却了那段记忆，从来没有主动跟我讲59年的事情。　　今年父亲61岁，母亲60岁，年初一吃饭的时候，在我主动问起当年的情形时，才肯谈起当年的情形。　　“要是真的没有就好了，”母亲淡淡地说道：“我大姨、五姨两家，加上我二叔、三叔共四家人，就不会饿死二十多口人啦。”　　母亲表情很平静。毕竟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她当时只有13岁，她甚至都记不其那些死去亲人的名字以及准确的数字。　　饿死，是个什么概念？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无法想象是什么样子。　　“饥饿的人先是拼命喝水，全身浮肿。在死的时候，身体里的水全部排出来，瘦得象皮包骨”----我父亲是这样描述饿死的情形。　　“我也快饿死了，要不是我舅娘把我娘仨接到蔡岗。那时我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了。”　　1960年年初的一个夜晚，父亲的舅娘从光山县孙铁铺蔡岗村偷偷来到息县李塘农科站，把我奶奶、父亲、叔叔接到了他家。这一住就是一年多。　　当时父亲的舅舅在粮管所上班，在光山县开始向农民发粮的时候，就让舅娘把他姐姐一家接了过去。　　那时息县还没有发粮，在40天没有粮食吃的情况下，眼看着一家人就要死去。舅娘这一去就等于救了父亲一家的命。　　“真的饿死很多人吗？”我问父亲，我不敢告诉他在中国很多人不知道“信阳事件”，还有一些人表示怀疑。　　“死很多人，象刘楼村饿死的一个活人都不剩。”妈妈说。　　“蔡岗村120多人59年饿死只剩下50多人，”爸爸说到：“农科站算最好的了，100多人才饿死10多人，因为村子靠河边，不在河边的住在山岗（注：丘陵）的人饿死得很多。”　　象农科站这样分布在河边的幸运的村子，在信阳并没有多少。到底饿死多少，作为农民，父母亲也无法知道1959年信阳地区到底饿死多少人。“估计有饿死一半人吧”，父亲这样回答。　　5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断粮约40天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人间惨剧？针对网上有些人的疑问，我问我的父母：　　“是不是因为旱灾导致的饥荒？”　　“59年是有旱灾，而且比较严重。咱村靠河边，稻子也没有收成。但黄豆收了不少，还有红薯。山岗只收红薯。要是不上交不浪费的话，就算山岗也饿不死。”　　“上交？浪费？”我问。　　“58年是丰收年，59年粮食上交的粮食任务比58年还要多”，父亲说，他还记得59年信阳地委书记叫路宪文。　　“不交不行哪？”我问。　　“不交，就打死你”。我妈抢着回答。她小时侯由于我外公是大队会计，她经常跑到村里看热闹，看那些干部们在打那些不愿意交粮的干部。“公社、县里也这样，你外公这样告诉我。不吹不行，吹得太大交不出粮也不行。经常有干部被打死。”　　“那浪费呢？”我问。　　“大队把仅剩的一点粮食集中起来，吃大食堂。开始几天，8个人一桌，象过年，有干饭吃。没高兴几天，粮食没了，就喝稀饭，稀饭到后面稀得可以当镜子照，找不到几个米。最后实在没有米了，就断粮了”　　“红薯呢？牲口呢？”　　“红薯大队收起来后，由于太多，也没有放在地窖里。就堆在地上，全部烂掉了。牛到处跑，没人管。猪统一圈在大队里，没东西喂都饿死了。”父亲答道。　　“干嘛不杀牛？”　　“干部不让杀。咱村蔡芳的爸爸，59年偷偷杀牛。把牛肉藏在水里，冬天冷，肉没腐烂。　　“有一次半夜偷偷煮牛肉时被村干部抓住，被打个半死，还被脱光衣服，丢在雪地里一晚上。他命大，没冻死。后面被送进牢房，他因为做牢还保住了命。他女儿和老婆也没饿死，不知道怎么活过来。可能是牛肉没有全部交上来。”　　“不会逃荒呀？”　　“干部盯得很紧，路口有人看着。农民胆子小，不敢向外跑。也有少数胆大的。我有个小姨，就向南跑到湖北麻城，离咱那一两百地，就没饿死。”我妈回答。　　“有没有吃人肉的事情？”　　“哎，年初一说这事情不吉利。肯定有。我五姨的女儿饿死了，那都是60年了，国家开始发粮了，但每天也只有点稀饭可以喝。稀饭里捞不出几个米粒。　　“五姨说女儿还活着，一是可以继续领两份稀饭，另外就是把女儿的肉自己吃了。”　　“人肉真的很香吗？”针对网上有些人对细节的质疑，我问母亲。　　“很香。你外公吃过，他说的。59年有一次到包兴公社开会，上面不管饭。外公跟几个大队干部很饿，看到有个中年妇女摆个篮子在包兴街上卖肉，就问她是什么肉，她说是猪娃（小猪仔）肉。　　“上面蒙着一层布，肉切成一个个小块，每块2块钱。每人买了一块煮了吃。觉得特别香。吃完后觉得不对劲，这肉咋这么香呢，再一细想，当时哪里还有猪娃，肯定是人肉。”　　“人肉是否会越煮越涨大？”　　“没见过，只是听吃过人肉的人讲，人的肉皮越煮越皱。”　　“还是别讲了。大年初一的。”父亲叹气说道：“没有哪个朝代比59年更残酷，有东西不让吃，冤哪！”　　我也不愿意再讲了。我只是觉得，饿死的人都会进天堂吧，但愿在那里，他们再也不要品尝饥饿的滋味。　　如果有来生，祝愿千万别投生在中国这片苦难的土地。他们不是蚂蚁，总应该留个名字给活着的同胞吧。　　摘自《饥饿的农村》作者：碧薇萍
　　南雄之灾　　广东省南雄县始兴公社也是一个饿死人较多的地方。地委工作组郑群、成家英、张乐民日提供的《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违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据地委工作组在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并在其中6个大队反复查对后统计，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止，共死亡2016人占原有人口20819人的9.9％。1959年死亡率（死亡人数／原有总人口数）是：周所大队为9.9％，南山大队为7.8％，黄所大队6.5％，上升大队5.5％；1960年死亡率是：黄所大队6.9％，南山大队5.2％，周所大队5％。死亡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其中1959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53.7％，1960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46.7％。黄所大队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440人（其中1959年死亡217人，1960年死亡223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2％，其中全家死绝的有5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9户。罗坡小队42户人家死亡40人，占原有总人口229人的17.5％其中全家死绝的2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2户。这10个大队除了上述死亡以外，还有水肿病人570人，妇女闭经495人，子宫下垂379人。　　此外，未经地委工作组调查、而在6月26日始兴片（原始兴公社）总结三反整社会上揭发出来的死人情况也十分严重。全公社统计（上述10个大队在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5070人（1959年死亡3075人，1960年死亡2035人），占全社原有人口83977人的5.91％。其中男2591人，女2479人。按阶级成份分：贫农3154人，中农1400人，富农305人，地主211人。从年龄结构看，1－15岁1394人，16－40岁668人，41－50岁629人，51－60岁901人，60岁以上1478人。　　死亡原因：据被调查的6个大队死亡的1580人分析，被打成重伤死亡42人，被斗、打罚而被迫死亡的17人，水肿病死的553人，干瘦死的129人，老弱死亡199人， 婴儿死亡32人，麻疹病死亡78人，心脏病死亡120人，痢疾死亡40人。　　死亡时间：0，2月192人，3月328人，4月316人，5月257，6月245人，7月240人，8月342人，9月240人，10月224人，11月237人，12月274人；8人，2月400人，3月600人，4月379人，5月338人。　　由于饥饿，1959年很少出生人，1960年几乎没有出生。　　始兴公社干部打骂刑罚群众成风。上至公社党委，下至包产队，上级打下级，干部打群众，处罚的形式无奇不有，残忍至极，如：捆绑、罚跪、罚立正、吊打、电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泼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枪毙、戴高帽游街示众、设劳改队、罚劳役、罚款、没收财产等。　　据6月下旬南雄县委召开的始兴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揭发，犯有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干部，1959年有508人，占干部总数的17.6％。受捆绑吊打等恶刑折磨的群众1118人；月违法乱纪干部有725人，占干部总数的25％，受捆绑吊打的群众2038人，其中有名字登记当场打死的1 人，被打伤后死的有53人，被迫死亡的20人，被连续扣粮食指标而饿死的21人，共95人。其中贫农60人，中农19人，富农3人，地主13人。　　另据地委工作组对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自1959年以来，这10 个大队殴打、捆绑过群众的干部有328人，占干部总数的43％，受摧残的群众1069人，占这10个大队社员总数18803人的5.9％，其中当场被打死的1人，打成重伤后死亡的49人，被打罚被迫致死的20人，共70人。　　地委工作组对南山、寨头、周所、石下、黄所、上升6个大队被打死、逼死的59人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五保户、10岁小孩，也有70多岁的老人。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被捆绑丢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丈夫被打死妻子改嫁，有的父母或儿子被打死剩下孤老或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3月，上升打队现役军人家属陈美伦因饥饿偷了一些青菜，被大队总支副书记郑某和队长李某打成重伤后拖入黑屋锁上，当晚死亡。这个大队的东头坪小队贫农军属刘宏富因患水肿病要求队长配点花生煲药治疗，队长不准，他就去田里挖了一点花生。被治保主任发现，捉去打成重伤吐血死亡。高昌大队刘庆辉，70多岁，队长张某怀疑他偷鸡，将他的胡子拔了一半并且打成重伤，然后两餐不给饭吃，又罚他挑塘泥，开夜工，两天后自杀身亡。该队社员林志弟夫妇被大队长怀疑偷鸡，打成重伤致死，留下一个11岁小孩和81岁老母。东风大队中农社员曾顺霞，19岁，因饥饿有点小偷行为，被大队长曾某多次召开群众会斗争、拷打，又扣口粮，被迫偷青菜。1960年3月一个晚上，曾某将曾顺霞用绳子捆绑丢到河里活活淹死。黄所大队贫农小孩丘生俚，12岁，因被扣口粮，被迫偷了一点花生芽，被包产队长丘某严刑拷打，用木棍打断左手，用石头砸破10个手指，还用刀割去一个指头，打成重伤后几天内死亡。该大队黄屋小队队长芦某，全队社员几乎全被她打过，连她叔父也被她扭着耳朵让其跪下，直接被她打成重伤致死的有4人。南山大队队长张某，自1959年以来，亲手殴打群众36人，其中被打成重伤而致死的4人，被迫致死1人。寨头大队女社员龚富园，1960年春天在队里插秧，因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收工时跑在前头，在这个队工作的供锁社干部林某说她迟到早归，对她拳打脚踢，当场被打倒在地，滚下水圳，湿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数月的小孩因没奶吃不久也死了。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某仅月，就殴打群众70人，其中，打死1人，被迫致死1人。为什么这个公社的干部这么残酷地打人呢？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某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他认为能打人的干部立场稳，干劲大。　　毁民房，建新村。1959年10月，以朱某为首的公社党委决定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共拆民房105户、932间、粮仓一座、大祠堂18座，总面积2万平方米。上围是过去地主集中地，是始兴县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砖、石墙。朱某要求群众一天搬完，四天拆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他们用180斤炸药、360个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由于天气寒冷，防寒烤火，焚毁了大量的木材，大量物品被毁。被拆掉住房的群众，有的住牛栏，有的住粪寮，有的住烂屋。在建新村的过程中，规定每天评出下游队。下游队的人被罚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评不出下游队就由队长顶替。不下班不准社员回家，不开工的不开饭，不积极的扣饭。病号不准请病假，只吃二两米。吃饭只准五分钟，吃不完的不准吃。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公社党委书记邓某公开号召：“懒婆懒汉，不积极不听话的，可以罚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负责，打死他当掉了一片树叶。”他亲手打了14人。　　1959年下半年以来，多数大队主要劳动力一餐吃2两米，二、三等劳动力一餐吃2两、1两半米，少的只吃7－8钱米。很多食堂长期“盐水挂帅”（饥饿无奈时喝淡盐水），公社党委会上有的委员提出请求县委拨粮食，朱某说：“谁不要脸谁去县委要粮食！”1959冬和1960春之间，粮食最紧张时，朱某擅自决定全公社停发口粮一个月，公社留下8万担粮食不下发，要社员自己解决。本来粮食和食油指标很低，又层层克扣，1959年9月，县委发给这个公社口粮1000担，公社全部扣下作“工业用粮”。1959年12月，全公社口粮41619担，到12月底只发下41200担，扣下419担，1960年2月，县里发下粮食43337担，公社又扣下3646担，先后扣下社员口粮5065担。公社党委还把1959年各大队卖粮款60多万元全部扣下，一文不发，致使全公社一年没有发工资，社员有病也没钱治。　　在南雄县始兴公社，社员饿死，干部却大吃大喝。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这个大队群众说：“大队干部是老虎，小队干部是老鼠，社员挨饿成瘦猴。”公社党委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中监委处长实报安徽饿死300万人遭批 　　日 14:41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米鹤都　　原标题：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　　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本刊特约撰稿/米鹤都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高规格的，以朱德、董必武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组织部在北京西单北大街198号合署办公。当时中组部已经在这个院里面了，两个部门的行政后勤管理合成一套。当时中央组织部大约有300人，中监委大约有120人，在五层的大楼里中监委占一、四两层。　　我父亲李坚那时任中监委农村工作处处长，负责检查处理在三农问题上违纪违法的省级官员。我家也随之搬进位于西单的组织部宿舍，但是生活方式全然不变。　　记得中组部大院里有一个行政楼，是座1920年代建造的小洋楼，我对之记忆清晰。因为1958年大炼钢铁，在那楼后面修了一个小高炉。我曾亲手摸过中组部、中监委干部们炼出来的所谓的“钢”。其蜂窝状的外形，经常让我联想到商店里卖的萨其马点心，只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我当时6年的人类社会生活经验，我知道那不是可以吃的东西，但是不懂得，那些有知识的大人们炼出这些东西，却又丢弃在院子角落里废弃不用，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个年代，身处京城的我决不可能明白这一切狂热行为的后果是什么，也想象不到中国的基层百姓将会为此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我只知道父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整日沉默寡言；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是一连几个月被派往各地。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身边所有的人都变得郁郁寡欢，因为吃不饱饭。接下来，人们改变了问候的方式，经常以挽起裤腿，互相按压一下皮肉是否浮肿，来代替传统的“吃了吗”的寒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十来岁，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可是能记住的就是挨饿。我记得小学生一个月才给十几斤粮食的定量，印象中整天用秤称米蒸饭、熬粥什么的，就觉得老也吃不饱。饿得面黄肌瘦的我，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一个字“吃”，脑海里常常把机关大院炼出的废钢渣，幻想成为大块的萨其马。　　那时期，自己感受深的也有几件事。一件事是中央机关组织到内蒙古打黄羊，大家分黄羊肉。我父亲是个部门头头嘛，那年头的领导就得照顾点儿别人，所以他分的是羊的肺和脖子，没什么油水。但是炖出来的那个汤，觉得特别香。　　另一件事是那年夏天，我父亲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住在离家不远的民族饭店。吃早餐前，他特地跑回家，带上我一起到饭店餐厅，把他饿肚子节省下的一张餐票给我用。饭后他问我，吃了几个花卷，吃饱没有？我说，我吃了6个，但没有了，所以还没有吃饱。其实我哪里知道，很多孩子却因为缺少一口粮食而永远失去了生命。　　困难时期是何时结束的，我不清楚。只是有一次学校食堂宣布，从今天开始，又可以敞开吃饭了。那一顿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不记得到底吃了多少，总之吃完饭，我已经撑得站不起来了，只能蹲在地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挪回宿舍躺下。　　当历史进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说它相当于一颗亿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决不为过。　　1967年的北京城，大字报可以说无墙不在。当时有个干部在中组部的院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称：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总计饿死3500万人……很快那张大字报就被人清除掉了。　　虽然中组部大院和大字报那时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在短时间内，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在上千张毛笔书写的大字报中注意到那一段文字。但是，这消息却在中组部院内逐渐传开。　　我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数字，只不过对3500万是个什么级别的“当量”并无感觉，因为在当时混乱多变的环境中，我们全家都面临着自身的生存焦虑。谁知，这个数字却直接关联着我家的命运。中组部、中监委院内的大字报写道：李坚是反党、反中央政策、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坚是刘邓黑司令部领导下的黑帮分子，思想右倾，主张包产到户，主张在政策制定上考虑农民利益等等。　　接着，造反派们重点追查的，就是我父亲当年调查安徽等地饿死人事件的问题。造反派们认为，查出饿死了那么多人，是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最为严重的是，以我父亲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被刘少奇拿在了手里，成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质问攻击毛泽东、逼迫毛泽东认错的“黑炮弹”！　　我父亲居然是提供反毛主席黑炮弹的人，那还得了！这是我幼小心灵上的重负，一直是个心结。当时，我反复追问，父亲都不说。直到多年以后，父亲在回忆中才把此事详细说了出来。　　以下为父亲李坚的讲述。　　工作组三赴安徽　　从1954年我在华北局纪委任农村工作处副处长算起，到1965年去大连搞四清，整整11年里，我每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也就是说，我这10年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法主要是跑两头：一头是各省省委，另一头是农村基层。省委这一头是开会、听汇报，农村那一头就在公社或者生产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向中央汇报。　　当年，中国农村大批患浮肿病、大量死亡的根源，是搞人民公社，吃集体食堂，以及浮夸造假、虚报高产等等。这些因素如果是在个别时间、个别地点起作用，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在大跃进那么一个特定的形势下一起爆发，造成的合力作用就太可怕了。　　1960年春天以来，干部群众不断给中监委写信，反映安徽一些群众生活困难，有些已经得肿病死亡。之后，安徽省监委副书记刘作垣来中央监委开会，反映了安徽饿死人的问题。　　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和中监委常委们对这些群众来信极为重视。当年，委派审理处处长刘力生、信访科科长张珉和李竹林等同志到安徽潜山县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情况。8月，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情况。11月，派审理处副处长李振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等情况。但是，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仅查出问题严重，却无法查实饿死人的具体数字。　　由于安徽的问题极其严重，中监委第二书记董必武曾亲自到阜阳地区调查。为了对董老封锁消息，当地领导派汽车沿公路来回巡逻，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标志。一发现有人死在公路上，就赶快把尸体拉到砖瓦窑场埋掉，其状非常悲惨。　　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监委反映的情况，再派出以中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联合工作组到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杨海波、内务部朱农、公安部李震、中办王愈明、中监委刘力生和张珉、中组部段学夫等多人组成。不久，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副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肿病死人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仅仅一个月后，联合工作组就因此而被迫撤回。　　日至日，王从吾主持中监委会议，听取赴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和安庆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之前，王从吾向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反映了安徽省委不但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活动、向中央“告黑状”的问题。因此，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拿出安徽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少柏的检举材料，指出了饿死人的问题。曾、单二人表示承认错误。　　（未完）
　　（续）日，王从吾在中监委党委会上说：“1月2日，我与曾庆梅、单敬之谈话指出：一、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彻底揭开盖子口。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监委。三、对张少柏同志应该予以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不准对他打击报复。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当时表态，称完全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准备检查扣压人民来信的问题，并承认向中央告工作组的黑状是错误的。　　但这次会议后，安徽省委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调查了解的问题“不属实”。于是，中监委再派我带领第四次中央工作组，前往安徽。　　实地调查　　我从1960年起，担任了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我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加上多年的农村实地调查，让我既了解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也清楚一些共产党基层干部欺下瞒上的各种招数。因此我们事先就商议好，在前往合肥途中，火车到达蚌埠站之前，就突然提前下车。我、张珉、刘正荣三人分头行动，搞得前来迎接陪同的那位安徽省委干部措手不及。　　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进入村庄之后，我说明来意，群众立即向我反映了饿死人的惨状。随后，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又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这样，我掌握了第一手的情况和这些数字材料，接下来与安徽各级干部交谈就容易了。　　当时的安徽控制在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安徽两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手里。大跃进、放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粮、刮共产风、强行搜刮农民家中存粮等等，安徽都是搞得最绝、最狠的重灾区之一。待到出现饿死人的后果和责任，曾希圣所做的就是掩盖真相。　　他听说我下来调查，就派人秘密监视我们的行动。安徽发生大批人口饿死问题后，省委常务书记桂临西指示省监委要顶住中央工作组的压力，说不能从省监委这里打开缺口，并派省监委副书记陈×监督，对我们这次的中央工作组继续封锁消息。各级政府给农民规定了多项强制性纪律，如死了人不准立坟头，不准穿孝衣；活人不准逃荒，否则抓住就是流窜犯等。我调查途中，就亲眼看见一串串被绳子捆住、由武装民兵押解的逃荒者。　　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当地同志谈话，经常是到野地里个别谈话，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当地干部惧怕曾希圣打击报复的心理。蚌埠地区监委一个叫邓×才的老红军向我反映，蚌埠地区1960年春天的饿死人数在100万左右。我们又到了凤阳，找到张少柏，又到了定远，都是采取秘密私访的办法了解情况。　　之后我又乘安二飞机到了阜阳，和我同行的是安徽省监委干部李东汉。他告诉我，曾希圣把持的安徽省委大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明明连农民的口粮都不够，还要向外调运粮食。在阜阳，据地委书记魏超云汇报，当地饿死人数也是100万左右。　　即使在高压下，安徽党政军内也有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为民请命的干部。时任安徽省监委副书记、老红军翁可业，为人正直刚烈。他找到我说，要拼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说：他讲出实情后，曾希圣肯定会整他，因为前有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为鉴。他说他儿子叫翁京生，如果他被曾希圣整死，希望我能够帮他儿子找份工作，给他一条生路。我答应了他。翁可业1960年春天已经调查了蚌埠15个县饿死人的情况，他将相关的书面材料（复写底稿）以及其他人搜集整理的材料提供给了我。他还满腔悲愤地对我说：“饿死这么多人，安徽已经被曾希圣搞成什么样子了！” 汪瑜（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的夫人）等几位在省监委工作的女同志，也都支持他向中央反映情况。　　我根据这些线索，再顺藤摸瓜，下去核实。由于大搞公社化，办食堂集中吃饭，收缴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炼钢铁，以至于大食堂断炊关闭。这时，当地老百姓做饭连锅都没有，我看到农民们在家里只能用陶土瓦罐之类的容器煮些野菜树皮吃。到后来，所有长在地里的植物都吃光了。我的笔记里当时记载有许多人吃人的事例。当时那种惨状，今天的人们简直就无法想象。　　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　　经过这些工作，我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最后才到合肥与省委有关领导正式见面。　　以个人名义写报告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回到了北京。我在中监委的办公会上汇报，安徽省饿死人的数字是300多万。　　回北京后，我又派张珉、张顺参加了安徽省召开的全省监察工作会议。他们与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逐一核对了饿死人的数字，最后的总数超过了300万。　　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中监委常务副书记王从吾、中监委常委刘澜涛听了我的汇报后，让我写一个书面材料。我写出了《关于安徽肿病死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安徽饿死人的总数（截至月间）正式上报为300万。我主要考虑到两点：一是有少数县、乡我没能亲自去核实，依据的是这些县、乡报告的数字；二是事关重大，还是以稳妥保守为好。　　我将材料上报王从吾，王从吾跟安子文商议过，中监委副书记钱瑛也有明确指示。领导决定，由中监委办公厅对原报告略加修改后，以我个人的名义，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多变，中监委、中组部的领导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我这个官儿，古代叫监察御史，要想干好，就不能怕死，一要对百姓负责，二要对历史负责。万一最高领袖怪罪下来，我作为调查的执行者和报告的写作者，最直接的责任当然要由我来负。　　报告同时送交了曾希圣和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阅。据悉，他们看到材料后大怒，说我调查的情况没有先向安徽省委和华东局汇报，是告安徽省委的黑状。而且，翁可业等人后来还是挨整了。　　好在后来刘少奇同志看了报告后，严令安徽每个县都要如实报告饿死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