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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雍县农村经济转型的老凹坝新坐标
特约记者 周春荣
黄金梨丰收。满树枝叶盖不住，一批梨子露出来。
纳雍县农村经济转型的老凹坝新坐标 农民要从庄稼地里的土坎下冲到土坎上，经验往往是：退，退到一定位置再发力，一跃就上了土坎；跳高运动员要跨过横在眼前的横杆，经验往往是：退，退到一定位置，一跃就跨过了横杆。 无论是运动员从书本上得来的理性经验，还是农民从实践中总结得到的感性认识，都以铁的事实说明：退，不是放弃，而是选择！ 退地还湖湖泽民 洪家渡上的新“艄公” 现在，守在纳雍县老凹坝乡码头上的农民李平，几乎每天都在接待游客，一般十来人就可开船。 根据客人的需要，他得把客人送到洪家渡水库下游的六圭河大桥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再送回来。一个来回要好几个小时，除了油钱，他每天挣三、两百块钱不成问题。 他起航的码头，在武佐。 游客自上而下走完一百多级石梯，就到了船边，李平张罗大伙坐稳当了，就启动机器，然后一个调头，平平稳稳地开始了“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水上之旅。 这样的日子，从前几年就开始了。而在这种日子开始之前，他心中对不确定的未来充满了“？”。而像他一样的移民更是不在少数。 土地上退出来的“江湖” 1140米，是洪家渡水库关闸蓄水后最终能够达到的最高设计水位。 洪家渡水库涉淹区域内的纳雍县老凹坝乡武佐河，是纳雍最低点，海拔只有1050米。 比较这一组海拔数据，不难看出：在武佐，在海拔1050米—海拔1140米的高程之间，那些耕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土地必将被浩淼无边的湖水包裹。 移民李平、丁桂学、刘金伦等的大部分土地都是被淹的对象。 武佐土地原本就不多，老街村村干部刘金伦说，武佐片区包括新山、新街、老街几个村，人口超过千人，人均只有几分地，“少的5分，多的也不过七八分”，这一淹，生活的指望给淹没了。 因为土地少，李平刚刚接到移民消息的时候，心里确实对未来充满了茫然，甚至恐惧。 那时，还是10年前。 要是不淹，用那些土地栽点瓜瓜菜菜，加上打一点零工，这日子还能马马虎虎将就过；涉淹的土地交给国家建设水库，以后靠什么生活？ 这不但是李平的忧虑，也是像他一样的大多数水库移民的普遍忧虑。 李平的土地在涉淹区，但房屋还在，他成了移民中的“后靠移民”——所谓后靠，就是人不搬出原居住地，涉淹的土地按规定补偿。 2008年夏天，关闸蓄水洪家渡水库开始试水1140米的设计高程。雨季里，一连多天暴雨注入库区，水面天天见涨，不多久，水面逼近设计红线。移民们的土地退出来之后，湖水将它们淹在水底，原来的土地上面变成了浩淼的“江湖”。 守着“江湖”，他们何去何从？ “靠水吃水”的美丽转身 水涨上来了，淹住了原先的几岔河床，绿得像碧玉，高峡始出平湖。 水涨上来了，原来长在河岸半崖上的枝枝蔓蔓伸到水中，鸟雀栖在枝蔓上不停啁啾，带来了新奇的视觉感受和听觉刺激，人们经常都会到湖边玩乐，享受这难得的自然景观。 李平那时就想，搞一条船，专门“对付”这批玩乐的人。就这样，他领了证，置了船，开始了新艄公的生活。有游客到，就在水面上摆渡；没有游客，就把船靠在码头上。 有弄游船的，当然也有养鱼的、捕鱼的、卖鱼的。 移民胡德安、胡维华置了网箱，在平湖上养起了鱼。网箱放在深水中，鱼苗放在网里，经常划了船去管理管理，长得一段时间，就可以起网卖鱼了。这也是一笔收入。 武佐大桥桥头的刘金伦、丁桂学等移民则弄一条小船，平时划到库区里捕鱼，然后把捕来的鱼制成“火把鱼”出售——捕将上来的一、二两之间的小鱼，将肠肚去掉，洗净，用竹签一条条串在一起，放在柴火上烘烤，烤熟后风干，鱼就变得金黄金黄的，挂在门前出售。开车路过的人看到了，停下车，一番讨价还价，装走了几串，拿回家用油炸着吃。 武佐片区涉及库区建设的移民多达506户，他们共退出土地3100亩，以“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为国家水利工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退地还湖，湖水泽民。 像刘金伦、丁桂学、李平等移民一样，许多人依托高峡平湖，或摆渡挣钱，或养鱼挣钱，或捕鱼挣钱，或在岸上搞“农家乐”挣钱。与种地时代相比，“靠水吃水”的他们，收入大致增加了2至3倍。 据老凹坝乡政府统计，在后靠安置或分散安置的移民中，他们“靠水吃水”，目前从事水上养殖的有18户，经营加工的有31户，就地经营其它小本生意的有40余户…… 从事库区水产养殖的胡德安、胡维华投资约5万余元养鱼，鲜鱼外销贵阳、织金等地，也有过往客商临时购买的，每年盈利大致3万元左右。 该乡党委书记吴道国说，继对农房进行立面改造之后，目前政府正在引导当地移民在库区岸边开办农家山庄“一条街”，招揽各地游客垂钓、游乐、吃饭，让移民们失去土地而不失信心。 “后靠”处置的大部分移民没有“移”出他们的故土，尽管他们失去了土地，但由于转型得当、及时，他们已经赢得了未来，并且还将继续。 退粮还果果丰硕 今秋多收“三五斗” 夏秋之交，平寨的黄金梨熟了，梨树被坠得低低的。 梨子个头不小，树叶子盖不住，大都暴露在太阳底下，金黄金黄的。 外地客商早就从把握信息的平寨农民经纪人那里得到梨子成熟的消息，从外地直接把小货车开到平寨村的机耕道上，搬下台秤，吆喝着收梨。 每天一早，村民吴贤元和妻子何群远就背上箩筐，赶到自家地里，挑熟透的梨子摘了，然后送到收梨客商的台秤旁等候过磅，1 块钱一斤，拿现钱。 卖了一箩筐，他们又转回地里继续摘梨，摘满后又背去过秤，然后拿钱。 这是夏秋时节里充满动感的一个特写镜头。 而在夏秋之交那段时间，在纳雍县老凹坝乡平寨村平坦如砥的土地里，几乎家家都在摘梨交售给水果商。水果商收满了一车，马上运出去，送到城市的水果市上。 村支书吴儒文回忆说，那一阵子，整个机耕道上的车子排成了长龙，收梨的忙不停，称重，计价，算账，付钱……整个过程中，老板一直眉开眼笑，整个平寨坝子地里，到处一派人声鼎沸。 一亩地大概种梨树40株，一株梨树少说产鲜果40斤，水果亩产值至少就是1600元。吴贤元、何群远的梨树地共11.9亩，水果收益大概就是19000元。 “种梨树不费劳动力，不用追肥，不用薅铲，成熟的时候只管卖水果就是了。”何群远说，她们在树子下面套种白菜、地萝卜等，薅铲蔬菜的时候，自然一并就给梨树松了土，追肥的时候，树根也间接得到了营养…… 水果换回了粮食，保住了土地种粮时候应有的收益，而树下接茬种植的四季蔬菜就是净赚的钱。今年水果到了盛产期，每家每户无疑多收了“三五斗”——单是吴贤元家，水果加上蔬菜，今年将近要赚50000元。 如果种玉米，一亩地的产值不到1000元，还要花钱买化肥，还要栽要薅，除了锅巴不得饭。“现在改种果树套蔬菜，每亩土地的产值最少也是3000元，是种玉米的3—4倍。”吴儒文说。 这个账，吴儒文当初曾为吴贤元他们算过。如今，吴贤元他们再也不用吴儒文帮着算账了，他们自己会算。 退粮还果＝腾笼换鸟 上世纪80年代，农业生产“一条路走到天黑”的传统组织方式，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落地而进入历史另册，“包产到户”取代“大锅饭”，农民获得种植的选择权、出工的自主权。改革的正能量一时让农村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农村经济获得的绝对增量，一再证明了改革的正确性。 但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回眸反观，农村当初所获取的经济实力提升，大都不是缘于产业转型、技术加盟，而是来自于体制束缚解除后的硬打苦拼，说白了就是勤劳换粮食、苦干兴家业。 然而，这种方式所能获取的经济增量是有限度的，它的增量极限就像一块石板——稍有经验的农民都知道，一块石板盖住一根正在萌生的豆芽，一旦生长着的豆芽遇到石板，它是再怎么也突不破限制了。与豆芽生长遭遇石板压制类似的是，当勤劳和苦干所获取的增量到顶，转产转型也就成了必由之路。 平寨村退粮还果的自觉尝试，就是一种大胆的转产转型。 这种转型，就是所谓的腾笼换鸟——笼还是那个笼，鸟已经不是那个鸟，同一块土地上种下的，已经不再是玉米、洋芋，而是梨树、白菜、黄瓜、番茄、大葱、大蒜，是市场的需要。 这种转型的时间起点是2008年。 日，老凹坝乡政府出资，吴儒文领着平寨的几十号村民前往贵阳市乌当区永乐乡“取经”，重点看了艳红桃。艳红桃果型大，单果重达300多克，色泽美观，果肉香甜，这让长期泡在土地里种玉米洋芋的平寨人开了眼界，他们觉得，永乐农民不种粮，依然不缺粮，原因就是转了产。 在永乐，农民吴贤达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现代农业，称赞之余，联想到平寨——与乌当相比，平寨村土地绝对优势；再比较气候，两地也相差无几。他心里有底了。虽然知道“南橘北枳”的道理，但他最终还是买了几株桃树回家试种。 从乌当区取经回来后，几乎没有费什么周折，几场群众会就统一了平寨农民的思想，大家顺利完成了“腾笼换鸟”。 当年冬天，在老凹坝乡政府的引导下，村支书吴儒文倡议村民，成立平寨村果蔬专业合作社，30多户农户加盟，走“退粮还果、果下种菜”的立体种植路子，450亩果蔬基地很快种下16000多株梨树。之后，农民们开始在树下种辣椒、西红柿、白菜，以短养长，长短相济，“信息”、“技术”、“市场”、“订单”等等概念也随之进入了他们经营土地的词典。 而今，梨树到了盛产期，农民一边卖水果，一边卖蔬菜，赚了个钵满盆盈，乐了个眉开眼笑，从根本上迎来了土地转产的“减工降本、提质增效”时代。 “退粮还果”要向外“扩张” 今天，退耕还果农户已经发展到196户，退出来种果种菜的土地达914.2亩。 果进粮退，事半功倍。平寨退耕还果农户用5年总结出了这个“另类农业”经验。 10月4日，平寨村坝子地里，刚刚卖完地萝卜的何群远又开始种植大葱。在土地的两端钉上木桩，木桩之间牵上线，何群远就开始开沟、栽葱，“个把月就可以卖了”。 何群远的身后，是她家今年新修的平房，几十格，估计不下400平方。吴儒文说，房子是他动员村民修的，一共十多家，为以后搞农家乐作准备。 吴儒文的思维让乡党委书记吴道国特别看好。 吴道国说，坝子村与平寨寨接寨、土接土，但农业转型却泾渭分明，坝子那边还是老把式，平寨这边已经成了“退粮还果”的典型。 一个地方的路子怎么走，领头人很关键，吴道国准备把坝子村与平寨村并村管理，好让“果＋X”的平寨模式移植到坝子村，带动一片、带富一片。 吴道发一直以种菜为业，今年种了15亩。他曾经采用照明电源培育蔬菜秧苗，再将秧苗移栽到地里——采用这种办法培育辣椒秧、白菜秧、番茄秧等，能够抢农时，保证土地收一茬种一茬，时时有新鲜时蔬上市。 从乌当区回来后，吴道发被推举为平寨村果蔬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负责技术“传帮带”，为“退粮还果”做出了贡献。如今，要把坝子村也“同化”成为“退粮还果”村，吴道发无疑还要挑起技术的“大梁”，而吴儒文的任务则是“游说”。 对退耕还果的农户，政府在改变他们农业传统的过程中，作了两重有意义的引导：一是为退耕土地修了机耕道，便于机耕、运输，二是退耕前三年，每年定期给予退耕转产扶持资金，每年每亩土地补助150元。现在，机耕道已修建多年，补助也基本“断奶”，他们的“退粮还果”已进入农业经营的常态。 如今，在“退粮还果”还要向坝子村“扩张”的情况下，政府当初的政策引导还将持续在坝子村发酵。 如果两个村统一了同一个产业转型模式，那么，平寨、坝子自然就会放大成为老凹坝“退粮还果”的地理新坐标。 退耕还草草即粮 退耕还草 “糠箩跳米箩” 街上村大寨村民组的苗族农民杨明兴是闻名遐迩的养牛能手。他退耕地20亩承包地，改种牧草紫花苜蓿、多年生黑麦草，配套养牛，年年有得赚——当农民却不再种包谷，买大米还要挑优质的，他说，“不好的米，我还不要”。 土地不种粮食改种草，楼上无粮饭甑装的却是白米饭，杨明兴算是“糠箩跳进了米箩”。 而在杨明兴所在的大寨村民组，几乎家家都是这种“糠箩跳进米箩”的款式。 10年前，杨明兴虽然也养牛，但像“冻配”、“黑白花”、“牧草”、“干平圈”等等科学概念，他根本说不出几个。2003年，乡党委政府引导农民转产，首先选择具有养殖传统的大寨村民组“试水”。 当时提出的转产方式是“退耕还草、草畜配套”，农民退出土地种草养牛，政府协调退耕还林补助款补助农民，一补三年。当时的牛市行情特别供不应求，外地客商每个场天都要到牲畜交易市场上大车大车地运牛到广东出售，一场几十头，养殖农民场场卖空。 政府有政策，杨明兴有劲头。作为村民组长的他，组织大寨组32户苗族群众集体退出耕地种草养牛，“粮农”到“牧民”的角色转变一步到位——当时，杨明兴细算一账：“家里的土地全部种草，家里人全部参与养牛，一年出栏2—3批，每年不低于15000元的纯收入……” 10年前养牛，每年能增收15000元，种粮却只能混个饱，在“粮”与“草”之间，农民得出了“有草便是粮”的结论、作出了退粮还草的选择。 而今，不要说杨明兴这个种草养牛老把式如何赚钱，单是他的儿子田庆荣，今年前8月就赚了整整7万块“真金白银”——如果以种粮论，不知要种多少地、出多少力才能拿到这7万元！ “我今年只种了一小点包谷，收来还不够喂鸡。”眼下养有6头牛的田庆荣说，“去年到如今，牛价一直居高不下，圈头的这几头牛少说也要值八九万元”。 以前种包谷，吃的是包谷；现在种的是草，吃的却是大米。种草养牛所引发的观念变化，最终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实质性变化！ 牵“牛”要牵“牛鼻子” “牵牛要牵牛鼻子。”这是谚语化表达中的哲学命题。田庆荣不懂哲学，但懂这个理。 10年前，大寨村民组的苗家人经常都是帮别人做活路过日子，帮别人一天工，主人家管一顿中午饭，晚上回家时拿个20元工钱。现在她们几乎都不帮别人打工了，而是紧紧牵住“牛鼻子”不放手。 和村里许多人一样，杨明兴开始大规模养牛时没有本钱买进能繁母牛。政府观察到这一资金瓶颈后，以50万元担保金撬动信用社的500万元小额贷款，养牛农户不再需要其它任何担保和抵押，就可以向信用社贷款。 资金上有了政府和信用社的联袂支持，种草上有了退耕还林的补助，技术上有了畜牧部门的品种改良、圈舍改造、疫病防治支撑，杨明兴和他的同胞们紧紧牵住了“牛鼻子”。 养牛改变了大寨村民组的生活，也改变了杨明兴的人生。他说，连省长的手他都握过。“有一次，省长来到老凹坝，要找我了解养牛情况，殊不知，那些警卫把我拉开了。省长看不见我，到处问，后来他们才把我领回省长身边汇报情况，我还和省长握了手……” 大寨村民组只是依靠种草养畜富裕的一个典型。 在老凹坝乡，约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留守者大多是老弱农民。政府从种草养牛方向破题，以典型示范开路，激发这些留守农民的转产热情，带出了一批养殖专业村、专业组，果几盖村、水淹坝村都是典型。 统计表明，如今，老凹坝乡共种植优质牧草4850亩，其中，水淹坝村1650亩、街上村1200亩、唐家坝村1500亩、大河湾村500亩，全乡出现4个种草养殖专业村，畜牧产值在农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达到23.35%。 以养牛为突破口，养殖延展到山羊。何家院村十组建起了占地30余亩的养羊场，规模养羊360只，大河湾村则成立专业养羊合作社，目前存栏山羊300只。 十年磨剑 畜牧三“变” 杨明兴不仅能养好牛，而且还能医治牛。 养牛人多了，遇到牲畜发病的农户也多，杨明兴就成了“医倌”，出诊一次，人家得给点意思意思，三百两百的收入经常有。单这一项，他每年也能挣个五、六千元。 养牛能挣钱，但养牛也苦。按杨明兴判断，有三种人养不了牛，或者不能养牛：怕日晒雨淋的人不能养牛，擦脂抹粉的人不能养牛，迷恋牌桌的人不能养牛。大寨组的农民都在杨明兴所说的“三界”之外，家家种草，户户养牛，现在成了名符其实的养牛专业村，种草达到400亩，养牛89头，其中种草最多的是魏家学。 村子里的杨春林、杨春勇兄弟是唯一没有养牛的小青年，他们去福建打工，看到一老板加工牛肉，每斤卖到90元。消息传回大寨，杨明兴就有了想法：“目前我们缺的就是牛肉加工……”坐在一旁调研的乡党委书记吴道国说，这个事情，党委政府看到了，正在想…… “关注民生、转型农业、提升农村”是老凹坝乡党委、政府的初衷，它体现为四个“民”字：顺应民意，集中民智，体现民主，实现民享—— 顺应民意，就是做民心所向之事；集中民智，就是让群众智慧融入农村经济社会建设中；体现民主，就是还权于民，让群众在参与中决策在实践中实现螺旋式上升；实现民享，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惠及群众。 目前，种草养畜的民生载体在老凹坝乡已经具备成熟的发展模式：改造圈舍，改良品种，草畜配套，注重防疫，抓紧市场。 十年磨一剑。经过10年的“打磨”，老凹坝畜牧业出现了三个明显变化：一是传统饲养向科学饲养转变，放养变成圈养，杂草饲养变成牧草饲养；二是零星饲养向规模饲养转变，“看一个牛是看，看两个牛也是看”的规模化观念成型；三是耕种型饲养向销售型饲养转变，“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种田”的观念变成了“种草为养牛，养牛有奔头”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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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2版：地理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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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貌相似 口音习性相近
相距千里 秀山为啥号称小成都
　　秀山平坝良田万顷，颇为富庶。
　　成都平原有都江堰滋润，秀山坝子也有古堰巨丰堰灌溉。
　　重庆40个区县中，秀山县很独特。古诗有云：“蜀道有时尽，春风几处分；吹来黔地雨，卷入楚天云”，生动描绘了秀山“襟黔带楚、连接四省”地理位置。　　同时，秀山也堪称另类，在地形地貌、说话口音、饮食习惯、建筑风貌、心理及思维模式等诸多方面，竟与千里之外的天府之国成都有着惊人相似之处。　　两地为啥有着如此多的暗合与相似？重晚地理周刊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访。&&&&&记者&丁香乐　　秀山仿佛小号成都　　今天，从秀山坐火车直达成都，约12小时；30年前，换乘车船，约3天时间；解放前，跋山涉水，约一月，近1500公里。这一西一东两个城市，有着诸多惊人相似之处，就像孪生姐妹。　　一惊　　除了大小，两块坝子处处暗合　　记者搭重庆至广州列车出发，沿渝怀铁路，列车扎进群山，桥梁、隧道一个接一个。5小时后，火车过酉阳龙潭，豁然开朗，两旁炊烟缭绕，良田桑社连到天边。列车播报，经过的是秀山平坝。　　在秀山县城，随便拦住一个成年人问，无不称秀山是小成都，秀山坝子与川西坝子，像得很。对比资料：成都平原由岷江、沱江冲积而成，秀山坝子则是梅江、平江的冲积平原；两地海拔均在340米上下，秀山坝子也是一个小盆地，四周有山；成都平原有都江堰滋润，秀山坝子数万亩农田，也有古堰巨丰堰灌溉。　　成都平原约6000平方公里，西南第一大平原。秀山坝子约180平方公里，在10万平方公里的武陵山区中，首屈一指。秀山民俗研究家刘济平说，只有大自然能让两块相距遥远的平坝，如此神奇地处处暗合。　　二惊　　物华天宝，两城市堪称锦官城　　不光地形地貌，两块平坝上的两座城市，也有惊人相似之处。　　成都处于天府之国核心，是名副其实的川西经贸中心。秀山县城为渝、湘、黔三省市通衢，系武陵山区商品最重要集散地之一。　　成都有著名护城河府河，秀山县城也筑有城墙，梅江水环绕三门，护城河天就。成都多植木芙蓉、水芙蓉（莲花），简称蓉，锦官城誉满天下。秀山县城及附近也有种植木芙蓉、水芙蓉习俗，今随处可见。民俗研究家刘济平说，两个城市，其实都堪称锦官城。　　徜徉秀山县城老街老巷，感觉与川西坝子建筑风格极为相似。巷子宽窄不一，幽深雅静，静行中，忽闻身后脆脆“丁零零”声响起，有人骑着自行车轻盈地擦肩而过。　　三惊　　光听口音，秀山成都仿佛邻居　　“好烦哦！”“怎么搞起的嘛！”在饭馆，在公园，在办公室，每当记者听到这一句句绵软的秀山口音时，第一反应就是，难道身在成都？　　跑秀山至酉阳的中巴车售票员谭敏霞说，秀山话与成都话都拖声嗲气，与阳刚的重庆话大不同，多年来一直有成都人前来看稀奇。秀山县委一老领导介绍，1983年四川省委一主要负责人初次来视察，对秀山人一口成都腔惊讶不已。次日早晨该领导到街头试图探个究竟。结果发现，秀山人连吃早餐方式都跟成都人一样，喜欢将油条撕成一截一截的，泡在豆浆中吃下。　　刘济平说，秀山平坝人口音独特。比如在秀山坝子几十里以外的酉阳、龙潭等地方言中，传（chuan）和床（chuang）、转（zhuan）和壮(zhuang)等不分的现象相当普遍，而在成都话、秀山话中，发音区分泾渭分明。　　四惊　　待人接物，习气颇为相似　　秀山人勤奋精明。不光口音，秀山坝子人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方面与成都人也颇为相似。　　成都人全国闻名的假打一面，在部分秀山人身上也能看到。与人喝酒时拍胸许诺，“欢迎来我家玩”。但某日接到电话时，却往往先问你在哪里，真来了，就推说自己在外。别人问叫什么名字，有秀山人爱答“叶大辜”，实际这是秀山反话，意即“大姑爷”，占人小便宜。　　秀山县城遍街茶楼，多是专心致志玩牌的。成都人发明了“血流成河”的麻将玩法。秀山则出了一本叫《三六胡》的书，介绍字牌上千种玩法，毫不逊色于成都麻将。　　得名初探&省城效应是主因　　两个相距遥远且环境条件迥异的地方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采访中记者随机咨询上百秀山人，找遍全市及成都相关人文研究机构和专家，都没得到一个系统答案。成都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学院老师介绍，秀山受成都这种影响非常罕见。　　土生土长的63岁秀山人刘济平退休前是一位中学历史、地理老师，致力于南方少数民族民俗民情研究已数十年。目前，他正专门探究，秀山为啥被叫做小成都。　　一探　　正式得名约有百年　　刘济平说，小成都称谓始于何时，出自何人之口之笔，目前尚无任何资料可查。　　虽无资料可查，但有两点可以确定：一是光绪版《秀山县志》（1890年）中没有出现小成都这个词，表明之前不曾有此称谓。解放前后，秀山是小成都一说，已开始广泛流传。据此判定，小成都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　　二是最先提出这个词的人一定对成都和秀山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绝非臆造。刘济平说，近年来一些学者也给了秀山一些其他称谓，但都未能被世人认同，唯独“小成都”流传广泛，称之者众。　　二探　　省城效应靠近成都　　为啥秀山人百年前要给自己定位小成都呢？考证历史，或许能说明问题。　　秀山自古被视为蛮夷之地。直至清乾隆元（1736）年，秀山建县，开始办学，正式告别原始部落般的生活。读书人参加科举，需去省城成都，秀山仁人志士自此终于走了出去。他们惊讶地发现，成都坝子跟秀山坝子竟如此相似。有意无意间，秀山人在口音、饮食、服饰等方面模仿成都人。　　刘济平说，虽然当时也有秀山人去重庆、湖南、贵州等地经商，但毕竟读书做官才是王道，传播力更强。省城效应加相似的地理条件，给历史上初次大规模接触外界的秀山以极深影响，久而久之，秀山成了小成都。　　三探　　优越感加剧成都化　　秀山成都口音明显的人，主要是集居坝上的人们。他们对自己生活条件、习惯有着很强的优越感。刘济平说，这种优越感加剧并维持着秀山坝子的成都化。　　秀山坝上人生活悠闲，自诩坝上人，对平坝以外者，统称山上人。直辖前，秀山坝上人都以有成都亲友为荣，当地称之为在省城找“代理人”。一位在成都某医院工作的秀山人，家乡的县领导、普通群众到了成都，都会转弯抹角找关系去联络感情。相反，当时一位在重医附一院工作的秀山人，虽然其所在医院技术条件远超成都那位老乡，但直辖前几乎无人问津。　　刘济平说，这种优越感加剧秀山坝子成都化，影响越来越深。秀山人不光表面学成都，骨子里也越学越像。　　责编&万鹏&美编&黄明强&责校&罗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