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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会计：西口”移民在推动包头城市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西口”移民在推动包头城市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走西口”移民在推动包头城市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2010 年12
阴山学刊YINSHANACADEMICJOURNAL Dee.2010 Vo1.23No.6
"走西口"移民在推动包头城市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管理学院,内蒙古包头014030)摘要:包头市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清朝至民国年问,以旅蒙商为主体的"走西口"
移民大潮直接推 动了包头旧城的形成;促进包头商业和金融业的兴盛,土地关系的变化和社会风尚 的变迁,使包头成为"皮毛
动百业兴"的商业城市.关键词:"走西口";移民;包头;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一l869(8-04 清代至民国三百余年间,内地农民浩浩荡荡的 出口外,有的经商,有的务农,有的从事手工业,人们
习惯上将这一移民现象称为"走西口".但具体"西 口"指什么地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刘忠和
在《西口辨》一文中对"西口"的理解作了详细的归 纳和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Jl 笔者更赞
成"西口"泛指说,即"西口"不是某一地区的特指, 而是指山西以北,河北张家口以西,内蒙古与山西,
陕西交界的长城各口.内地农民从这一区域深入绥 远,包头,伊克昭盟,阿拉善盟等地经商,农垦以及从 事手工业的活动即为"走西口".
"走西口"成为推动包头城市化进程中的第一 个移民高潮."走西口"移民将包头作为一大落脚 点与包头的地理位置有关.包头北依大青山,南傍
黄河,东临绥远,西接鄂尔多斯大草原,为重要的水 旱码头.1923 年京包铁路通车后,更成为东西南北
的交通枢纽和贸易集散地.到民国年间,商贾云集, 经济繁荣,成为西北地区一大商业都市.而包头由
个普通的黄河渡口发展为一座近代化的商业城市,以旅蒙商为主体的"走西口"移民功不可没.
,促进包头旧城(今东河区)的形成清朝至民国年间的"走西口"移民,旅蒙商起到 98 引领的作用,特别是口外城镇的形成,旅蒙商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城镇居民的主体.包头旧城的 形成最好地诠释了这一特征.包头旧城所在地区,
明后期为土默特部右翼部落驻牧地,巴氏蒙古族以 畜牧业驻牧于此,无农业定居者.清初康熙帝亲征 葛尔丹,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
地区.史料记载当时包头旧城荒草丛生,未成村落.然而就在这次亲征途中,康熙帝看到了沿边蒙古地
和内地的不同,开始允许内地农民到口外开垦种植. 于是山西,陕西等地汉民走西口来到土默川垦植,经
商.到雍正年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而西, 私向蒙人租地垦种&&,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皆
有汉人足迹"-".这些人一部分到包头东河地 区定居下来,并与当地蒙古族发生矛盾.史料记载 清"雍正三年(1725
年),内地商民来此贸易者在西 水沟搭帐房居住,被蒙民戕害投诸河.呜于官以达 政府.此后商民均由政府发给龙票,由国家保护
之."&地方此后,内地商民持龙票者大量涌入 包头地区,他们以昆都仑,西脑包,井儿坪为中心,开
始搭帐篷居住,后变帐篷为庐舍,逐渐形成村落. 乾隆嘉庆时期,内地商民大多聚住今东河村,因
山西代州(今山西代县)人居多,故东河村又名"代 州营子".其他分散在东脑包,西脑包,南龙王庙和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张淑利(1975 一),女,内蒙古鸟兰察布人,硕士,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 管理学FE~'1 教授,论文有《清末民
初晋商由盛转衰原因探讨》等 南海子一带.乾隆一年(1737
豫发生严重灾荒,大量流民走西口来到土默特右翼六甲地区,形成包头村.当时,村内主要有东衔(今
东门大街)和西街(今解放路)两条街,街内商户林 立,其中包头最古老的六成行,广盛公和如月号都坐
落在东街.而居民住在东西街的台地上,俗称"梁 上".嘉庆十四年(1809 年),包头发展为水陆交通
要道和物资集散地,商业日益兴盛,萨拉旗厅在包头 设置巡检,改包头村为包头镇.随着商业的发展和
城市的繁荣,设于萨拉旗厅的包头镇巡检难以控制 包头镇局面.于是道光十六年(I836 年)设立大行,
又称公行(包头商会前身),公行负责维护包头镇商 业秩序和地方治安.到光绪年问,包头已成为我国
西北皮毛集散地,市内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成为典 型的商业城市.市内有以商号命名的街巷,如长胜
街,复成元巷,太平官巷,复兴玉巷等;有以集市形成 的街巷名,如牛桥街,炭市街,草市街,车市街等等.
随着商业的发展,包头人口也在急剧增长.道光中 叶,包头镇只有人口一万人左右,到咸丰,同治年问 仅3O
年的时间,就发展到三万人,新增人口多数从 商.光绪年问,全城已有人口六万余人.一"民国 年间,随着京绥铁路延修到包头,包头更成为水陆交
通要道,东西南北商品的集散地.1923 年,包头镇 改为包头设治局.1926 年又改为包头县.全县分 四大区,每区辖乡村若干.1937
年包头沦陷后,日 伪将包头县改为包头市.由于遭到日伪的掠夺,包 头市商业已现萧条之势.包头市"东北门大街多驼
户,西北门大街多农户,最贫不足以称市.全市以粮 食,皮毛,布匹,砖茶为大宗.洋杂货次之.市场有
中市街及穿行店两处,设置未备,商业萧条,仅有零 星小贩命馆卦摊而已,反不如街衢之繁盛,不足以称
市场.城内分为七镇,共辖街巷一百一十七,二千零 八十处院落.每院一个门牌号.每院至少一个房东
或两三个房东不等,除天方镇均为回民居住外,其余 六镇各族杂处."-j'卷.地理志该史料反映出包头当
时各族杂处,人口集中.尽管商业萧条,但仍存昔Et 繁荣景象的影子.房东和住户的关系则反映出典型 的移民城市特征.
二,推动商业,金融业的发展 包头作为重要的水旱码头和交通要道,成为匹 北地区的贸易中心和物资集散地.大批内地移民到
此经商贸易,包头自然地成为旅蒙商发家致富的风 水宝地,包头也逐渐成为"皮毛一动百业兴"的商业 城市,商业,金融业快速发展. 早在l7
至18 世纪,内地人民就已经"走西口" 来到塞外经营商业.内蒙古西部商业活动开始由边 外深入到草原腹地.18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封禁
令"的松动,越来越多的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人 民来到口外经商,尤以山西人居多. 当时,蒙古人称这些商人为"买卖人",内地人
叫旅蒙商.旅蒙商最初是以行商的形式出现.他们 主要用骆驼或马驮载茶叶,绸缎,米等货物,前往草
地交换蒙民的马,牛,羊等物品.后来,随着资金增 多,规模扩大,内地商人开始改变春人秋归的"雁
行"贸易方式,在塞外定居下来,开设各种各样的货 栈和商号进行贸易,逐渐由行商转为坐商.包头在
乾隆,嘉庆时已有三义公,丰昌,东顺城,源茂升,祥 盛号(祥盛瑞),广昌永,复信魁,义和公,仁义全,广
家商号,这些商号一面进行固定交易,一面深入草原腹地流动经商.:51'e26) 随着商业的繁荣,咸丰,同治年间,包头已有专
门负责经营管理商业活动的同业行会.光绪年问商 业行会最为兴盛,有九行十六社之称.其中九行有
皮毛行,杂货行,油粮行,陆陈行,牲畜行,蒙古行,货
社;做鞍鞯之业的义合社;木工团体鲁班社;制作白皮的合义社;从事染色业的义仙社;从事粉糖业的清
水社;从事饮食业的仙翁社;从事铜铁业的金炉社; 做白毡,毡帽鞋袜之业的梅檀社;从事画工之业的绘
仙社;从事山货小摊的恒山社;理发社;宰杀牲畜的 得胜社以及制作点心干货的合义仙翁社.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后,包头发展成为西北
地区最大的羊毛市场.大毛商均为山西人,商业十 分繁盛.包头商业几乎为晋商所垄断,大部分为皮
毛店,粮店以及专营蒙古和西北各省贸易的商号. 晋商收购的蒙人货物,有的自运到国内各地和口岸
销售,也有的就地转售给外国洋行.祁县乔家独资 的一大批复字号商店,称雄当地,最大的是复盛公,
历史悠久,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因商业发达,促使钱庄业十分发达.从事此业 务者仍以山西祁县,太谷人居多.包头的钱庄成立
较早的是山西乔家的复字号,包括复盛公,复盛西, 复盛全票号.后又相继开设了公和源,公和泰,兴盛
号,兴隆长等票号.这些票号业务范围广阔,北京, 天津,上海等各大商埠均能汇兑,信用度很高.1919 年至1927 年,包头有钱庄21
家,其中山西人开设的 99 就有18 家,每年所做汇兑款项总额达2000 万元以 上.但这些旧式钱庄,随着西方洋行的渗入和近代
新式经营方式的出现而逐渐走向衰落. 三,促进土地关系的变化 包头地区的土地,在明嘉靖年问属于土默特部
右翼部落驻牧地,巴氏蒙古族以畜牧业驻牧于此. 清统治者为了驱使土默特兵丁为其服兵役打仗,批 准土默特定编披甲兵5000
名,康熙初年又制定了 每兵一名,给地五倾的政策.此即为蒙民的"户口 地".清初分配的"户口地",虽然为兵丁的"养赡之
资",但蒙民素以游牧为主,对农田耕作不善经营, 因而除了供牧放自家牲畜外,所余土地即招垦收租,
以租自养.随着内地"走西口"农民不断地涌人包 头,包头单一的游牧经济被打破,而代之以复杂的土
地租佃关系.特别是包头城区,随着人口的增多,商 业的发展和土地的增值,土地租佃关系越来越复杂. 蒙汉民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
包头地区蒙汉问的土地租佃关系,有城乡两类. 乡村的蒙丁户,分到土地时,由于有劳力的壮汉大多
服兵役差役等,无力从事农业生产,家中的妇孺老 弱,无能力也无技术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大多不顾禁
令将大片土地租给地商,出现"永租地"的形式.为 了一次性多得租金,置地权的消失于不顾.所以,到
"咸丰年间,土默特蒙古的土地,已'多半典卖' 矣!"J(椒包头地区的蒙民户口地到清朝末年,或
永租或典卖,已所剩无几.部分永租地,每年的微薄 租金需按春秋两季挨家挨户讨要,多次讨要不耐烦
即自动放弃.到清末民初,因生活所迫,乡村的蒙古 族已逐步走上半农半牧的生活.蒙民的身份发生了
变化,由传统牧民转变为半农半牧的双重身份. 包头城区的蒙古族,也即巴姓家族,在乾隆八年 (1743 户领到户口地100多亩.这些土
地不完全坐落在城区,城区外较多.各家按照土地 的肥瘠,城内城外都有,基本公正.但随着移民的增
多,工商业的发展,土地价值越来越高,土地的租佃 关系迅速发展起来.蒙汉居民对于土地的看法有了
改变,出租土地时都有了明确的契约,写明土地的四 至界限和确切亩数.转租费用也不断提高.到清中
叶以后,巴氏蒙古族出租的户口地也均改成"永租" 的形式.巴姓蒙古族自土地全部永租后,由于地商
们的频繁转租,转租价的不断提高和地界的不断扩 充,靠土地租金维持生活绰绰有余.再加上部分巴
姓蒙古族在朝廷任职,因此巴姓蒙古族成为包头蒙 100 古族中的贵族.包头地区蒙古族内部发生了严重的 两极分化.
同样内地汉民在开垦和经营蒙民土地的进程中 也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包头地区出现了专门从 事土地贸易的大地商.大地商大多由内地旅蒙商转
化而来,他们或直接向蒙旗大片揽地,或通过向蒙旗 王公放债租得土地,变成占有巨大田产的地商.地
商是蒙旗土地的主要倒卖者,揽租者和蒙古大地主 地租的代征者. 此外,清末至民国前期放垦时期,包头地区又出
现了一种新的阶级成分即不在地主.不在地主指当 地官员和大商人利用手中权力与资金大面积承揽土
地,招佃垦种,这些地主平时住在包头城里.每年仅 在秋收时前往农场照料分租等事.这些人不劳而 获,生活却最为优越.
地商和不在地主成为汉族移民中的剥削阶级, 而广大的汉族佃农则受到蒙汉民的双重甚至是多重 剥削,因此出口外谋生并不比口内境遇好多少.更
为严重的是由于产权不归己,佃户缺少对长期回报 的预期,不愿进行建屋,植树,打井等固定投资,对于
租种的土地,土肥则耕种,贫瘠则抛弃,因此这种粗 放的耕作法并不能使垦种者有大的收益.同时这种
暂居心理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直到1930
包头一带人们还未从暂居心态中转变过来."县属农村渐趋稳固,但亦有少部分农民,仍存暂来暂往思
想,以是农村组织尚有不大健全者."_7j(n 四,推动社会风气的变化包头本为蒙古族传统游牧地,具有蒙古族的传
统风俗习惯.自清初内地人民或贸易或农垦来包头 后,五方杂处,蒙汉回满皆自成风气,语言习惯多不
相同.随着"燕鲁秦晋之富商大户接踵而来,文人 学士联翩而至",包头社会风俗呈现出形态多样和
相互融合的特征.据《包头市志?卷七?风俗志》 记载,这些特征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服饰方面
般人家穿着朴素,以布料为大宗."概用短衣"."虽婚丧嫁娶亦鲜有穿裙子者,极其简陋,有 太古之风".城内富裕人家穿麻质,绸缎等衣服,且
妇女有手镯手表金银戒指等饰品.商人多戴缎制之 小帽或皮帽,一般居民则戴毡帽.可见家境不同,生 活习惯不同,服饰有较大区别.
2.饮食方面 包头市本地居民不吃米面而喜欢吃糜米与莜 面,甚至只吃炒米干货,是受蒙古族简陋风俗影响.
而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和从事不同商业活动的商人 饮食方面有较大区别.如山西移来的居民有吃荞面
豆面的习惯.此外"前街左右皆晋燕商民,普通用 麦面谷米白米肉类,以猪羊为大宗.调料有葱姜蒜
香菜肉桂茴香之类,有菠菜,白菜,韭菜等蔬菜.然 夫人均欠烹调术,除家常煮粥切面之外,饺子蒸馍烩
菜为上品.""蒙古业多代县人及河北饶阳人.米面 业多山西忻(今山西忻州市)定(今山西定襄县)人.
其早饭则炒米面茶,午餐则以麦面荞面为主.钱当 业则山西太谷,祁县人,饭食稍以白面白米豆面为大
宗,每日吃猪羊肉.皮毛业,货店业更觉奢侈,除每 天肉食白米白面外还加早晚之点心,如烧卖锅贴等,
每饭必有酒.至于洋广货店瓷器钟表等行业,则来 自京津.其饮食则于山西人大异.其早饭则蒸馒头
炒菜小米稀粥.午餐则冷面饺子烙饼烩菜,每饭必 有酒肉,较奢侈也.此外有特殊习惯每日早晨到茶 馆喝茶吃烧卖及糖点心干货". 3.居住方面
"包头城乡居民所住之房屋,多半皆土坯房,房 屋后高前低,一门两轩,室内皆设土炕与灶相连,故
冬日暖和,仅铺芦席.富者加以毡毯足矣,乃朔方居 民避寒之法.夏日则用凉灶餐饮,室中不热"."不
谙卫生,居家多不洁净,空气不流通,且多人居一室. 至于父媳兄妹母子均可同炕而寝,在内地为绝无之
事"."不论认识与否,及门而入,似无自由之居住 权,并得以烟茶,供以饮食,同室而眠,略无拒绝之
意.明日别去,不酬以钱物亦不计较.盖塞外村落 稀少,尤存毡牧之风,主人留宿视为当然之事,故不
独包境为然,塞外各地均如是耳".城区内"居民多 数租房暂住一院,恒数十家不等",每月交房租和杂
捐约需三四十元.以上资料显示包头具有典型的移 民城市特征,蒙汉均定居杂处,长期民族融合已使包 头人形成民风淳朴,豪爽热情盼j
生格特征. 4.语言方面 "包市五方杂处,语言概不统一.除蒙人用蒙 语外,汉人亦有熟悉蒙语者".至于汉话则方言不
同,有山西话和东路话之区别.散居在城周围的居 民以山西河曲人为主,故河曲话最为普通.市区内
以"山西忻县(今山西忻州市)定襄祁县口音为多, 又杂以太谷府谷语言,统一诏之山西话.今则河北
满洲热河人来此,大约语音均与北京话相同,谓之东 路话,此两种话之差别"."山西话发音较轻,东路
话发音较浊".而多种方言的交融也是移民城市的 重要特征. 总之,清初至民国年间的走西口移民运动,不但
促进了包头城镇化进程,推动包头工商业的发展,而 且在推动包头社会变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使包头成为塞北地区重要的贸易口岸和商业城市. [参考文献] [1]刘忠和.西口辨[J].内蒙古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版),2007,(3). [2]潘复.调查河套报告书[Z].北京:京华印书局,1923. [3]孙斌.包头市志[z].1943
年手抄本. [4]孙广达.包头经济与社会[M].包头:中共包头市委宣传 部辑出,1987.
[5]刘春玲.论清代走西口对内蒙古西部社会发展的贡献 [J].阴山学刊,2006,(3). [6]张曾.归绥识略[M].民国刊本.
[7]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z].绥远省民 众教育馆,1934. (责任编辑王字]
走西口，说到底是一种农民文化，它饱含着晋陕穷苦农民一声声无奈的叹息和一把把辛酸的眼泪。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走西口实为泛化的走西口，意思是清以来,晋陕冀等省的汉族人到内蒙古西部区谋生都是走西口。有人甚至说，明代万历年间建成归化城后内地人到土默川做生意耍手b种庄稼也是走西口。
历史上的绥远地区，大致包括土默特左右两翼、伊克昭盟七旗(郡王、准格尔、达拉特、鄂托克、乌审、杭锦、札萨克)、乌兰察布盟六旗(四子王、达尔罕、茂明安、乌拉特前、中、后)，以及察哈尔右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的垦殖区域。这一地区在清初归安北将军和右卫将军管辖，乾隆四年(1739年)修起绥远城后为绥远城将军节制。绥远地区的土地最初都是蒙古族各部的牧场，自康熙年间开了边禁以后，邻近的晋陕等省的农民纷纷越过长城渡过黄河到口外谋生，使口外垦殖农业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汉族人口越聚越多，也使这一地区的行政区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口外十二厅的由来
土默特旗的札萨克早在清军入关前即被皇太极以谋反罪废掉王爵，其部众被编成左右两翼共六十佐，由清廷任命的都统、副都统分别管辖，并以“当土默特投诚时，地已非其所有”为借口赏还其土地，令其仍在原地游牧。康熙年间，清廷为了供应对准噶尔战争的军队的粮饷，用“跑马圈地”形式在黑河流域圈占了大量土地，设立了13个粮庄，俗称十三圈地。每个庄头领地18顷，后又增加至60顷。除此而外，还有大面积的代买米地、公主府地，以及驿站地、召庙地、顺治年时拨给蒙古族兵的户口地等，这些土地大都租给山西等地走西口而来的农民。为了管理这些出口外种地的“民人”，清廷于雍正元年(1723年)在土默川上设立了归化厅(今呼和浩特市)，雍正十一年(1734年)又设萨拉齐厅(今土右旗)，乾隆元年(1736年)再设清水河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
察哈尔部曾联合明朝与后金抗衡，失败后被编成札萨克旗驻牧于辽东义州。康熙十四年(1675年)该部的布尔尼、罗卜藏聚众叛清，被清廷镇压。清廷为防止察哈尔部再度叛乱，收回辽东义州，削去其“位冠四十九旗贝勒之上”的亲王爵，将其部众编成左右两翼八个旗迁至宣化、大同的边城外驻牧。各旗只有朝廷任命的总管，不再设札萨克，统由在京的蒙古都统管辖。康熙雍正时，山西的农民不顾清廷的封禁，冲破重重阻力不断地从大同县的得胜口、天镇县的新平口和右玉县的杀虎口等地拥入察哈尔右翼地区私垦，至乾隆年间，不论是垦殖的范围还是居住的民户都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清廷早在雍正年时即设了宁朔卫、怀远所和丰川卫、镇宁所等四个卫所管理右翼地区的垦民，乾隆十五年(1750年)裁去卫所，在杀虎口外的蒿儿兔村(今永兴乡)设了宁远厅(今凉城县)，在得胜口外的衙门口村(今城关镇)设了丰镇厅。
以上在土默川设的五厅加上在察哈尔右翼地面上设的二厅，起初号称口外七厅，统归山西布政使衙门的派出机构归绥道管辖。
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的十三个旗归属清朝后，清廷仍令其袭札萨克，保持其半自主的封建体制，土地和属民仍归各旗王公贵族私有。伊克昭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放开边禁后，陕北农民的足迹不断地从禁留地向草地延伸，因此靠近陕北的鄂托克旗、乌审旗、札萨克旗和郡王旗前前后后都丢失了长城脚下大量的牧地，只有靠近晋陕的准格尔旗蒙古族人很早就弃牧务农，与走西口的农民共同走出了一条以农为主、农牧互补的生存之路，他们不仅没有丢失清初放垦的禁留地，有的贵族还跑回口里买地，使旗境反倒有所扩张。光绪五年(1879年)准格尔旗开放了黑界地，彻底废除了近200年来走西口的农民必须春出秋回的旧例，并将全旗划分为13个达庆牌，由达庆管理辖区内的民蒙事务。这就意味着走西口的农民在准格尔旗可以携妻带子、筑室置地，在行政上也要接受旗衙门的管理，这在绥远地区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准格尔旗对走西口的农民们实施的优惠政策，大大促进了当地垦殖农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和推动了鄂尔多斯腹地达拉特旗和杭锦旗前山后套垦殖农业的兴起与发展，准格尔旗由此成了最为开放的地方，也成了晋陕农民走西口、上后套、上后山的大通道。
其间，达拉特旗的后套涌现出西北地区农史奇杰王同春，他开渠辟地创下巨大的家业。准格尔旗和河曲、府谷一带的人纷纷奔他而去，形成西口路上空前热闹的景象。“上后套、后套好，后套养畜不用草，庄稼不靠天雨能长好，穷人揽工受苦也能过得了。”这句顺口溜在晋陕绥三省区交界地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走西口的先人便成了后来五原、固阳等地设治时的土著。几十年来，准格尔旗和河曲、府谷人真真切切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走西口的活剧，留下了许许多多蒙汉人民团结互助的佳话，同时也走出一大片吃酸粥唱山曲儿的地方，如达拉特旗、土右旗(部分地区)、固阳县、乌拉特前旗、五原县、杭锦后旗、磴口县和杭锦旗沿河一带。可以说，沿内蒙古西部的晋陕各县没有哪个县的人像河曲、府谷人走得那么远、漫得那么宽，也没有那个旗的人像准格尔旗蒙古族人分布得那么广泛，特别是1947年的北方大旱和1948年晋西北“流血的土改”，从准格尔旗或经由准格尔旗这个走西口的大通道上后套、上后山以及到包头东河的晋陕穷苦农民、逃亡大户和本地蒙古族人，简直不计其数，因此在准格尔旗有“黄河两岸尽姑舅”、“上了后山两姨多”的说法，说的就是西口路上这种割不断的亲情。
乌兰察布盟垦殖农业的发展始于雍正年后，其原因是，康熙年间清廷兵分两路出击准噶尔部的噶尔丹，乌兰察布盟六旗为支应阿拉泰等北路各处军台的大宗驼马等项要需，“积欠债累甚多”。为偿还债务“帮添军台”，经请准理藩院，乌兰察布盟六旗于乾隆年间分别开放了一部分地气较暖适宜垦殖的牧地。此后开垦之风越刮越猛，直至同治年间仍未收敛。当年，乌兰察布草原上来了许多手持银票的山西等地的地商，他们以一次性交付货银的方式租地，招引来无数走西口的农民。如光绪年间四子王旗的地商万亿号李世俊、李荣恩叔侄，他们的先人在咸丰、同治年间包租的地即有2000余顷。
除了李家，四子王旗较著名的还有举人通泰的通泰地，地商张杰、苏朗亭的巴音脑包地，车户石亮等42家的高要亥尔地，地商于延的打拉开地，面积都在千顷和数百顷以上。又如达尔罕旗的商号六合荣、公义成包租的卓克苏拉塔地，合义社、仁和社等八大社合包的察察一连地;茂明安旗的小壕、帐房塔地;乌拉特前旗的什拉胡鲁素地;乌拉特中旗的干支汗峁独地、小佘太地;乌拉特后旗的红洞湾地、地商裘世廉的巴汗脑包地，等等，面积都很惊人。至于那些从太原、祁县、太谷、平遥等县骑着驴赶着车携家带口风风光光出口外上后山谋求发财的人更不在少数。因为人们都知道后山出产的莜面白面很金贵，又比山西的小米咸菜好吃，光景还比在原籍好过，所以流传下“科布尔隆盛庄，爬场好地方”的顺口溜。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贻谷放垦时，各旗先后报垦，其中伊克昭盟的郡王旗呈报的最多，察哈尔右翼也清理出不少的私垦地亩。于是招民认垦即成了那个年月官府工作的重点，因此走西口的农民成群结队地涌进绥远地区，出现了垦地日广、垦户日众的情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贻谷奏请，在丰镇厅的东部另设了兴和厅，在宁远厅的北部另设了陶林厅(今察右中旗)，在归化厅的北部设立了武川厅，在达拉特旗的报垦地设立了五原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在郡王旗的报垦地设立了东胜厅。这五个厅连同雍正、乾隆时设立的七个厅即为名播中国北方的口外十二厅，仍归山西归绥道管理。
民国年后的设治
民国元年(1912年)口外十二厅均改厅为县，其中归化厅与绥远城理事厅合并为归绥县(今呼和浩特市)。又因宁远县的县名与别省县名重复，于1914年易名为凉城县。
进入民国年后，绥远地区的垦殖农业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1914年由内务、农商、财政三部和蒙藏院制定的《禁止私放蒙荒通则》经大总统照准颁发后，乌兰察布盟六旗和察哈尔右翼四旗的报垦非常踊跃。在农商部等部门的倡导支持下，晋陕等地的农民又掀起一次走西口的高潮。1917年茂明安旗率先报垦一万多顷的通兴功地，该旗札萨克因此由贝子衔镇国公晋封贝子并加给贝勒衔。经绥远都统呈准大总统，以此段地为主成立茂明安旗垦务分局兼固阳设治局，从1918年至1921年为设治限期，1922年1月正式改设固阳县。与茂明安旗报垦的同时，乌拉特前旗也呈报了肥沃的三湖湾中滩地。不料乌拉特中、后两旗指责前旗越界指报遂引发一场官司，后经绥远都统调解，三旗争地案和平了结，三旗札萨克同时受到大总统加官晋爵的褒奖。之后三旗争先报垦，至1926年前报垦地即达万余顷，晋陕等地走西口的农民认领的地亩也近万顷，为后来绥西各县的设治奠定了基础。
1921年10月，绥远垦务七分局请准划丰镇、凉城、兴和三县部分地区成立集宁设治局，至1924年2月改设集宁县。
1923年4月，绥远都统“划原属萨拉齐县境之阿善沟，原属五原县境之西山嘴，原属东胜县境之马厂窑子沟，原属固阳县、五原县交界之后店子”设立包头设治局，由乌拉特三公旗地亩局兼管包头行政事宜，1926年1月正式成立包头县。
1924年，绥远垦务总局以后套垦地日辟，五原一县鞭长莫及，请准裁撤西盟垦务分局，另设大佘太、临河两设治局。1925年，大佘太设治局和临河设治局正式设立，其中大佘太一局到1932年时改名为安北设治局，后改设临河县、安北县(今乌拉特前旗境内)。这一年，段祺瑞执政屡次通电各省实行移民垦殖，经国务会议决议由交通部颁发《京奉、京绥、津浦、京汉四路运送大宗垦民减费规则》等广告。之后，河北、山东、湖南等地举家赴套者源源不断，后套一带人口日众。
1930年8月，绥远省在鄂托克旗的报垦地陶乐湖滩增设沃野设治局，旋因宁夏省与绥远省争界，省府饬令该局“暂缓丈放”。此地段后被马鸿逵霸占，另立陶乐县，归了宁夏。
抗战时期，绥远省政府在伊克昭盟杭锦旗和鄂托克旗交界的桃力民、木肯淖等地设立了省府驻桃力民办事处，在达拉特旗的耳字壕设立了达拉特旗民众组训处。这两个行政机构均为县级政权，只是因蒙旗反对没有设县。1942年，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在后套实行“新县制”。除五原、临河、安北三县外，另在达拉特旗、杭锦旗的后套增加了狼山(今杭锦后旗境内)、晏江(今五原县境内)、米仓(今杭锦后旗)三县和陕坝市(后改为镇)。
绥远地区于1914年改设绥远特别行政区，1929年1月建省，至日和平解放，全省的辖区包括归绥、包头二市，伊克昭盟七旗、乌兰察布盟六旗、察哈尔右翼四旗、土默特旗，共18个旗;辖区内有集宁、丰镇、凉城、兴和、陶林、包头、归绥、武川、萨拉齐、固阳、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五原、临河、安北、晏江、米仓、狼山、东胜等20个县和陕坝镇、桃力民办事处、达拉特旗民众组训处。另外，1945年10月贺龙率军攻克了卓资山，同年12月28日绥蒙政府在卓资山地区建立龙胜县。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龙胜县，其辖境又复旧制。1948年9月贺龙率军收复卓资山，绥蒙政府又恢复龙胜县建制(后因县名与广西龙胜县重名，于1952年5月改名卓资县)。之后，绥蒙政府又在武川县的东部建立了武东县(今卓资县、四子王旗境内)。这是战争年代绥蒙政府在缓远解放区建立的两个县级政权。
解放初期行政区划的调整
绥远地区从清雍正、乾隆年间设立厅治以来，即出现了在同一地域旗管蒙古族人、县管汉族人的旗县并存的局面。这既是历代反动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也有其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历史原因。为了圆满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绥远省人民政府从实际出发，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提出了“承认历史，照顾现实，解决问题，达到团结”的正确方针。1950年，绥远省人民政府根据伊克昭盟人民的强烈要求，首先撤销了桃力民办事处和达拉特旗民众组训处。
在察哈尔右翼地区，正红、正黄、镶红、镶蓝四旗一直归察哈尔都统管辖。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将绥东四旗归了绥远省东四旗办事处所辖。1950年，绥远省人民政府撤销东四旗办事处，建立中心旗制，以正红旗为中心旗，兼辖正黄旗和镶蓝镶红联合旗，属绥远省人民政府管辖。1954年3月绥远省省委政府解决旗县并存问题，决定撤销东四旗中心旗、镶红镶蓝联合旗、正黄旗和陶林县建制，改划为察哈尔右翼前、中、后三旗。其间，绥远省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指示于1952年10月将达尔罕旗和茂明安旗合并成立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1954年3月撤销晏江县，设立达拉特后旗(今五原县境内);撤销归绥县，其行政区域并入土默特旗;将米仓县改为杭锦后旗。
1954年6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撤销绥远省，其行政区域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在此之前，归绥市已更名为呼和浩特市。1957年集宁县改县设市，1958年撤销萨拉齐县、武东县、安北县、狼山县、达拉特后旗，伊克昭盟的郡王旗、札萨克旗合并成立伊金霍洛旗，县级的陕坝镇改为乡级镇;1965年3月撤销土默特旗，设立土默特左旗和土默特右旗等区划调整，均为撤销绥远省以后的事，故不详述。(文/李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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