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读经的讨论,自近代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显然是因为中国被迫向世界打开了大门,自己的文化与外来文化有了直接的比较和碰撞,所以才会认真地提出这个问题.否则,只有一种主导的文化和统治的意识形态,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无论落后还是先进,危机还是安定,只要正常地改朝换代,基本的中国传统会一天天地继续下去,天朝上国的美梦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一百多年来,每次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几乎都是内部危机和外来影响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洋务派的主将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恰恰就是这样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加激烈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内忧外患令中国接近崩溃之时.但新文化运动期间和之后也有比较理性的讨论,比如西化派与传统派就进行了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论战.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洞开,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更是从未停止.近几年再掀波澜,恰恰是全球化咄咄逼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 问题在于,今次讨论的总体水平不一定及得上新文化运动的那次讨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简单化地对待传统文化,一些人停留在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简单逻辑上.全有派主张全盘复古,因而有虔诚的教授主张重建古代经院,让今天的幼童从小就读中国经典,或许还能再造几个孔孟圣人.全无派则从内心深处仍然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传统一无是处,因而需要“洗清画布”,全部接受外来文化,再造中华.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赞成这两种极端,提倡批判地改造或创造性转化传统,但他们的说法大多停留在抽象层面,至于具体怎么改造和转化,则不甚了了. 我个人觉得,以纯粹复古为目的鼓吹读经和灌输传统文化,是真正的不识时务.今天的时代和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事情都国际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文化本身也已成了“不伦不类”的东西,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经济行政,今天要找到真正的国粹,已经相当困难了.现实变,思想必变,在此前提下再复制古董,至多只是博物馆里增加点供人玩赏的东西,而且是膺品.今天把幼童们关在经院里念“子曰诗去”,如果不接触外部世界尚能维持一段时日,但也产生不了古典的圣人来,因为造成圣人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具备.一旦接触五颜六色的外部世界,复古者们的无奈即刻显现.再说,你让他们读经尊圣的本来目的就是要延续传统,使之与世隔绝那就完全达不到目的.这里且不说那些复古主义的教授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拒绝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这个言行一致的问题了.至于以研究为目的而读经和学习传统文化,那是有关领域学者的责任,同样不必厚古薄今,以复古为目标.这是一个“回不去了”的世界,我们只能向前看. 那么,读经和学习传统文化究竟有无必要?当然有.但这不是以复古为目的,而是通过借鉴传统来为改造现实服务.比如,生活在网络时代的青少年对于古典文化、特别是中国经典知之甚少,尤其是一些学习理工医农和商业管理的学生,需要用一部分时间来研读古典作品,以便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从传统伦理中汲取积极的成分.我曾经与日本、韩国和我国港台的学者们进行过交流,一个普遍的看法是,目前中国大陆的实际人伦关系离东方传统最远,大概与中国大陆过去一百年里的特殊政治和社会事变及文化发展有关,西方激进思想在此的实际影响力远大于上述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阶级斗争和尖锐的社会冲突所养成的怪胎——斗争文化.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较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人伦观念,在此前提下,适当地学习传统文化,经重新解释后提倡新型的忠孝和仁义礼智信,培养新式的君子,使得现代化的新人们既重视个人自由选择,又不失其正人君子的风度和修养.这倒是需要认真做的一件工作,但必须与复古划清界限. 今天是全球化的时代,读经和继承传统文化,同样存在一个态度问题,即不能以盲目排外的方式来歌颂传统文化,或者对传统文化的落后面、阴暗面不仅不揭露,而且文过饰非,为尊者讳.相当一段时期,我们的传统文化宣传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以贬低外来文化为前提,缺少客观的理性的分析.比如认为中药没有副作用而医药全都有副作用,甚至还有像林语堂那样把层层叠穿起来的对襟袿子说得比西装还不知高明多少倍.直到今天,我们经常听到“只有在我们中国才会有这样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之类的话,以及西方只有物质文明而我们有源远流长的精神文明.这与封建专制时代把外国人都当作蛮夷而只有中国人才是最高尚的民族的说法异曲同工,是“中体西用”说的翻版,制造了不少盲目排外和崇拜传统的“愤青”.我教过的一个以高分考入南京大学的本科生,学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之后,突然发自内心地向我发问：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学习这些遥远的西方的东西?我始终看不出它跟我有什么关系?让我吃惊的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排外思想,而其根源却是可以找到的. 值此开放的时代,信息高度流通,人们生活和思想多样化,我们不需要用掩耳盗铃的方式来骗出个对传统文化的尊崇来.更不必以歌颂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名义为封建专制制度唱赞歌.近年多部帝王戏公开声言是正剧而非戏说,却把历史上的暴君描写成有人情味、天下为公的君主.甚至只字不提清王朝的几个“明君”把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也推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基本事实.以这种不顾事实掩盖真相的方式歌颂传统文化,恰恰是对传统的不负责任,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志士仁人对封建专制制度深刻反思的一种背叛.其实,向人们讲清楚专制制度的丑恶,并不意味着不爱我们传统文化的积极面,也不是卖国主义.而那种文过饰非的态度在新时代究竟是不是爱国,才值得我们打个大问号. 中国传统文化实在太复杂,精华与糟粕并存,其形成原因也纷繁多样,至今还没有真正理出头绪.一些人从单因素决定论、简单因果性上说明其原因,但稍加分析,就足以贻笑大方.比如若干年前的所谓“超稳定结构说”,把物理学上的一种理论简单地移植到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又如,大科学家杨振宁最近把中国科技的多年落后归咎于《易经》里缺少演绎推理,同样是把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为一两个因素,不能说服人.而这恰恰又激起了对传统文化感情浓厚的人们同样简单化的抗议. 任何人对自己民族传统的感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以此为基本的出发点,尤其是在今天,理性的态度更为重要.我们与其把精力花在这些暂时争不出是非的庞大（其实也是空洞无谓）的问题上,不如认真地做些实事.比如仔细分析今天还存在哪些阻碍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社会、政治、思想方法和观念、习惯上的因素,再考虑从哪些方面来进行改造.在政治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可以继续作为经典流传于世,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高风亮节；哪些是与当今世界的潮流相悖的,比如限制人际平等和个人自由的“三纲五常”；哪些是可以作为发展民主与法治的补充或借鉴的原则,比如“君轻民贵”、“明于法度”；哪些是在经济改革中需要警惕的,比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哪些是传统所基本上缺乏的,比如尊重个人自由选择、思想宽容、民主政治,如此等等. 传统的生命力非常强大,但传统又是不断改变的.好比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仔细追究细节,甚至很难讲清楚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哪些本质特征.但是以河岸为标准,人两次踏入的仍然是同一条河流,在中国发生的变故仍然是其传统的延续.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游离于常量和变量之间的对象.有人一听说西化,就神经质地斥之为“数典忘祖”,其实,中国文化至今离西化还远得很,不必杞人忧天.当然,我不赞成提“全盘西化”这种极端的、也根本无法实现的口号. 我所强调的基本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并介绍传统、认认真真地改造传统,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新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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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创新对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
在我看来，胡总书记的这次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在四个“全面提高”中，对于大学和高等教育的使命作了新的确定，即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之外，增加并提出了“文化传承创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什么是文化传承创新？报告的表述是“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很明显，这里的文化传承创新不是泛指一切知识领域及其成果，而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换句话说，主要讲的不是科学技术，而是思想文化，是以价值体系为中心的思想文化的传承创新。要求我们把目前国家面临的重大思想文化问题强调为大学教育的基本功能。在这个提法中明显包含着如何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显示出中国文化的文、史、哲、国学的研究与创新在我们当代的高等教育战略中获得了更重要的地位。
这个提法涉及到对于大学教育的使命的理解，但它并不是一般地讨论大学功能，而是从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出发，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观的新的发展，具有纲领性、战略性的意义。
文化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切行为和结果。这个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文化包含有四个层次，即物质、制度、习俗、精神意识。我们平常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华民族从上古到清代几千年的历史实践中的物质创造、制度创造、精神创造的总和。这是广义的文化概念。除了广义的文化概念外，还有狭义的文化概念，就是专指精神文化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精神文化包括信仰、道德、艺术、知识等。我们一般用的文化概念多是这种狭义的文化概念。这个意义上的中国文化或传统文化，包括中华民族的独特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科技工艺等。文化是人之所以为人而脱离动物界的标志，没有文化就没有文明人类，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世界观和道德、审美的意识方式与框架，文化为我们提供了生存的意义、生活的规则，文化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化规定了这个民族步入文明、发展文明的特殊路径。如何在历史唯物论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和深入认识文化的意义、地位，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其有特色的文化创造。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最鲜明和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它在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从比较中鉴别的，文化传承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世界文明史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就是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它们的文明建立都在至少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它们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化的摇篮和基础。但是，在四大古国中，巴比伦在公元前6世纪被波斯所征服，公元前4世纪又被希腊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所征服。埃及的历史同样古老，但公元前300年希腊人侵占了埃及，此后埃及的宗教崇拜、法老制度等传统文化全部消失，古代语言文字完全消亡了。希腊和罗马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但希腊在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征服，而罗马帝国灭亡后希腊又成为拜占庭的一部分，中世纪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灭拜占庭，统治希腊600多年。比较这些文化古国可知，只有中国几千年来始终维持了独立的民族生命，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短暂分裂，或建立少数民族政权，但总起来看，我们的文化从夏商周以来传承连续，从未中断，在民族的融合中国家的政治统一是历史的主流。所以中华民族不仅几千年来文化传承连续不断，而且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政治实体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保持了稳定统一，这些都远不是其他民族所能相比的了。
应当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传承首先要归功于儒家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意识。2500年前孔子整理了三代以来的文化，确立了中国最早的经典文本，建立了中国文化的经典意识，建立起了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努力传承六经，代代传经释经；后来的儒家又形成了一种道统的意识，使得后来儒家以传承发扬中国文化的经典和维护华夏文化的生命为神圣的使命。其次，汉字虽然历经演变，但很早就成为沟通华夏文明区内各种方言的统一交流工具，这种统一的文字保证了统一的文化。再次，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注重历史的传统，很早以来历史的记述不断，而且受到珍视，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最后，很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士大夫在政治实践、地方教化和文化活动中，始终自觉传播、提倡、强调典籍中的价值观念，强化这些价值观念，使得这些价值渗透在一切文化层次和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人民大众的文化心理。
在抗战的时候，哲学家冯友兰曾说“当世列强，有今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美国的历史只有300多年，而文明古国有的夭折，有的转移；“惟我中国，有古有今”。所以他总是引用《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说明中国是文明古国，但始终在与时俱进的发展，并在这种发展中保持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中国文化依托黄河、长江为中心，在这么广大的土地上，拥有这么众多的人口，数千多年传承不断，中华民族的政治实体，基本统一，祖先创下的这份宏大的基业，这是多么难得的啊！所以，近代历史学家就中国历史文化的三大特征问三个问题：第一，地域辽阔，人口繁盛，先民何以开拓至此？第二，民族同化，世界少有，何以融合至此？第三，历史长久，连绵不断，何以延续至此？历史学家说，从这三个特征来看，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必然有一伟大的力量寓于其中。这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民族精神，它是给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内在的东西，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中华文化中的一套价值观体系。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发掘它、维护它，承担起发展中华民族生命的重大责任。所以文化传承的作用和意义一定要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才能深切了解。
毫无疑问，从我们今天来看，传统文化中有积极、先进的部分和消极、落后的部分。20世纪，从革命的立场出发，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消极的部分进行了反复的甚至是激烈的批判，但如何同时认识、肯定、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的部分，深切体认中华文化的伟大生命力的所在，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使得我们传统文化中许多好的东西流失了，我们现在从政治到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此有关。
传统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侧面，民族精神则是指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深层动力和精神气质，也可以说民族精神是体，传统文化是用。民族精神是民族智慧、民族情感和民族共同心理和思想倾向的主导方面，与一个民族的共同价值目标、共同理想、思维方式紧密连结。中国屹立与世界东方五千多年，有古有今，她的发展壮大和延续必有其能以自立的精神基础。所以，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华文化创造了哪些文化成果和奇迹，更要自觉理解她的内在生命力和精神特性。
80年代初以来，国学大师张岱年提出，《周易》的两句话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这就是“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周易》里面解释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又把这一自强不息表达为“刚健”，刚健就是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永远前进。《史记》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进取的精神状态和坚韧意志。《周易》里面解释坤卦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就是接人待物要有宽容宽和的态度，既肯定自己的主体性，也承认别人的主体性，既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也要尊重别人的尊严，在对外关系上表现为爱好和平，反对侵略。所以厚德载物又集中表达在“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崇尚和谐统一。以和为贵的和就是不同事物的统一与融合，从这里发出重视人际和谐的思想，孟子早就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的要义是和谐，它既和“同”不一样，不是单纯的同一，而是不同东西的和谐相处；也和“争”成为对比，不崇尚斗争，注重平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精神对中华一体，国家统一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对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长期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中国文化特有的“兼容并包”文化政策，使得不同宗教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不断走向互相融合，而不是诉诸宗教冲突和战争。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这就是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巨大的同化力。今天我们虽然不见得能举出很多所谓提倡凝聚力的古代提法，但中国文化的历代教育和传承，的的确确实现出了这些功能。所以从功能的角度来考察也是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重要角度。在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之下，一般来说，以国家统一为乐，以江山分裂为忧，成了中华民族的成员的天经地义的当然价值，也成为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而刚健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更成为激励人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身上体现出来，如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泣泪满衣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陆游的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读来回肠荡气的诗句，具有强烈的感召力量，无不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发挥了爱国主义的激励功能，培育了中华民族反抗压迫、维护民族文化生命的精神。
今天，传承、弘扬民族精神，就是要把那些在历史上促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体现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优秀精神文化发扬起来，并加以新时代的发展，以加速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根据胡总书记的讲话，所谓“文化传承创新”其中的“传承”指的是“优秀文化传承”。而其中的“创新”指的是“思想文化创新”。我以为，优秀文化传承不限于中华文化，但文化传承创新的主体任务，应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所谓“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就是指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对于人生价值的阐发，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合乎时代需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外围文化建设。这既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必然使命，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需要。
传承不是单纯的继承，而是有分析的继承，即用扬弃的态度，根据现实需要，有分别，有取舍。“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主要讲的是文化传承；“扬弃旧义，创立新知”主要讲的是思想创新。这个关系显示出，旧义和新知的关系是辨证的关系，没有旧义作基础去创立新知，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旧义不能加以批判继承，也就没有创新的发展，无法创立新知。这是人文思想文化发展的特性，与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有所不同。当然，文化传承自身也有其独立的意义，特别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而言，如语言、文字、文学等。在这个意义上，传承不仅仅是为了创立新知而有意义，对民族文化、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的归属是民族得以成立的基本要件，文明、文化的传承对民族的凝聚力与归属感有其独立的重要意义。
我个人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就是研究思想文化不断传承创新，不断扬弃旧义、发展新知的历史过程。中国文化一贯重视文化的传承。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中华文明历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三代的文明精华保存在《诗经》和《尚书》等“六经”之中，王官失守之后，儒家学派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使命，从汉代起，儒学以经学为平台，将华夏古文明不断传承下去；同时，儒家总结提炼了华夏古文明的价值概念，加以发展，建立了影响中国人至深的儒家价值理念。儒家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的自觉，在不断传承五经的过程中，发展新的诠释，适应时代和文化的挑战。传承和创新也体现在儒家以外其他的大的思想体系的发展历史中，可以说一部中华文化史就是不断传承和创新的历史。唐宋以来道统传承的观念日益发展，其代表为韩愈，韩愈“原道”的道，其内容就是仁、义、道、德，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概念。北宋的道学是儒家思想发展的新形态，它不仅在经典诠释方面开辟了新的维度，在思想文化上也开了新生面。宋代道学特别强调“传道”的意识，这里的“道”即是儒家学术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伦理的、人生的，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可以说儒家特别注重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在宋明道学的文化意识中，显示出对“学绝道丧”的特殊忧患，“学绝”就是学术断绝，“道丧”就是价值迷失，学绝道丧就是文化传承的中断。韩愈以传道的谱系来论证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即所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宋代还有一种关于传道谱系的表达，如孙复、石介所提出的，他们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传承之首，这种传承便不是强调核心价值的传承，而是一般地指文化的传承。无论如何，文化传承是中国文化一贯意识。
那么，文化传承创新有什么重要意义呢？中华文明是连续发展几千年的文明，但近代以来，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逼压迫之下，民族生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西方近代文化的输入，一方面促进了中国走向近代和现代化发展，并和本土文化不断结合，使得中国现代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之下，中国文化的自然传承遭遇阻断，我们自己在认识上的失误也一度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政治地位大大提升，综合国力大大提高，这使我们愈来愈意识到，今天我们身处的时代过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过程，也同时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过程，这是全国上下业已形成的共识和自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正是指向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遭遇不正常的断裂、压抑，指向中华文化生命的正常传承，求得文化生命的无碍畅通。没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成功发展，就不可能提出文化传承的问题。
今天的中华民族是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今天的成就是以几千年发展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也是以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养育起来的文化能力为基础的。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以儒家倡导的仁孝诚信、礼义廉耻、忠恕协和为中心，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一套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支配和影响了中国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建设和政策施行，支撑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主导了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支配和影响了中国历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套体系是中华民族刚健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价值基础和根源，亦即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价值内涵。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息奋斗的发展和这一套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密切相关，这些价值也构成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基本属性，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命力无不来自这些价值及其实践。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奋斗都是这些价值的充分体现。
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心的观念，个人主义的宣扬，尤其是文化革命对传统文化的全面破坏，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对功利追求的泛滥，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巨大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传承不仅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所应负担的文化使命，也同时是面对现代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社会的价值迷失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具有民族文化延续的意义，更具有满足当今社会价值重建的需要的意义。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已与古代社会根本有别，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既与古代社会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思想文化传承的时候注意创新，以适合时代的变化和要求。社会秩序和伦理价值的建立不能割断历史，也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在稳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所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以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几千年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稳定、精神向上、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传统的价值有些可以直接应用，有些则必须加以改造，并因应时代问题和需要，重新加以整理、概括，使之成为新的时代的核心价值。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度，因此，中国的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单位，从整体上必须服务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民族文化的复兴敢于担当。大学教育作为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基地，肩负重要的文化使命。一方面，大学教育以青年学生为对象，必须始终贯彻文化育人的方针，换言之，文化传承要体现在大学的文化育人的实践。简言之，大学必须以正确而丰富的价值观对学生加以引导，价值观的教化使得大学成为文化陶养和价值教化的重要场所。另一方面，大学的研究，必须把文化传承创新置于重要地位，由于优秀文化传承和思想文化创新，不是指科学技术而是指思想文化，因此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成为文化传承创新理论学术研究的主力军。大学文史哲学科研究的任务，正是“掌握前人的文化成果”，文化传承。另一方面，文化传承的学术研究需要向现实贴近，不仅要学术地掌握古人思想理论的旧义，要在批判地继承基础上，加以发展，以应用于当代社会文化的实践。反过来说，所谓扬弃、应用、转化都需要以创新的态度为其基础。
清华大学的学术传统，一贯地是主张古今融汇，中西贯通，古今融汇就是传承与创新的统一，这是清华的传统。清华的人文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其中，国学院的时代是清华文科创始的时期，清华国学研究院创造的辉煌与影响奠定了清华初期的学术声誉，也构成了清华人文学科三十至四十年代卓越发展的先导。的清华人文学科可称为“国学院的时代”，与此相对应，的清华人文学科可称为“文学院的时代”。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清华大学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都达到了当时国内的一流水平，对中国近代的学术转型与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学院时代清华文科研究属开创与奠基的时代，文学院时代的清华文科是对国学院时代的清华文科的发展和光大。相比于这两个时期，90年代以来是清华文科恢复、振兴的时代，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应该说，是清华文科振兴过程中的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举措。今天，大力发展人文社会学科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广大校友和校内外各方面的极大重视和支持。
写于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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