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请医生说说心里话（一）：最难的永远不是技术 - 【医网情深】 - 爱爱医医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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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请医生说说心里话（一）：最难的永远不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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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游走于健康与疾患之间，体会生与死的无常，体会职业的精彩与无奈，让医生这个群体格外与众不同。从穿上白大褂的第一天起，等待他们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不可预知的职业风险。
　　这也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群体。转瞬间，毁誉就可能发生逆转。负面情绪会时常加诸其身，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成为暴力伤医事件的主角。一旦身处是非漩涡，他们的声音常常会被一些非议淹没。
　　和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白衣天使”有着自己的情感。他们渴望得到理解和关怀，他们有很多心里话要说。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一组医生自述和记者手记，让大家一起听听医生的心里话。同时在光明网社区上展开话题：“我记忆中的白衣天使”，敬请广大读者和网友积极参与跟进，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建言献策。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许多细节已不甚清晰，但有些感动我终身难忘。一个10多岁的男孩刚刚经历了母亲病故的重创，跟着父亲在北京靠卖晚报谋生。有一天，男孩突然病倒，在家坚持了整整一个月，实在扛不住了，才被父亲送到医院。入院时，他父亲身上仅有200元钱。这是他们父子进报纸的钱，就是谋生的最后一点儿本钱。
　　很快，我们诊断男孩患的是重症，吉兰-巴雷综合征，要靠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这时，钱成为最大的问题。面对这个我们不愿谈却必须谈的问题，不到40岁的父亲非常痛苦。最后，他叫来一位老乡帮忙守着儿子，然后满面愁容地回老家借钱。三天两夜后，他带着12000元钱回来了——他借遍了全村。可就是这三天两夜，孩子花掉的医药费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数。
　　两天后的一个清晨，一辆破三轮车停在了抢救室门口。我走进病房，看到男孩的父亲已经收拾好了。“我们已经没钱治了，谢谢你们的好心！趁孩子还有口气，我要把他拉回老家。”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我告别。在急诊科，这样的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把男孩的气管插管拔出来，看着男孩的氧合从100%降到92%，再降到85%……我的内心在激烈地交战：救不救？我用右手用力掐着自己的左上臂，却一点都不觉得疼，眼前只有男孩父亲的眼泪、男孩的眼泪……
　　过去了大概30秒，格外漫长的30秒，我小声说了一句：“插管！”话音未落，“啪”的一声，身后马上递过来一个喉镜。原来，护士已在我身后守候多时。她早有准备，就等着我纠结之后的这声令下。
　　两周后，男孩脱离了呼吸机。三周后，顺利出院。出院时，父子俩跟医院签署了一份长达30年的还款协议，每月还200元。即便这样，他们还是经常还不上。
　　男孩出院后，经常会在晚上溜到我们分诊台的窗前，扔下两份当天的晚报，转身就跑。每次他来，为了他的自尊，我总是假装没有看见他。当他转身飞跑出去时，我就会很享受地看着他的背影。试想：之前他连一个脚指头都动不了，甚至差点和他死去的母亲一起埋在小山村里；而今，他却能像“准刘翔”一样飞快地奔跑。作为他的医生，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这时候，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哪一种职业会有如此美妙的心灵体验呢？我做急诊医生近30年，有太多的辛苦、太多的委屈。但和这种无可比拟的幸福体验相比，那些都不足挂齿。我从来都感恩上苍给了我一个如此至真至善的职业，它固有的光芒可以令世间所有名利都黯然失色。所以，我经常问自己：即便中国医生的职业环境近似残酷，我们会轻易放弃最初的梦想吗？
　　也许有人会说，你既然被称做“白衣天使”，你就应该那么做，而且每一次都该如此决策，甚至不能允许男孩的父亲把气管插管给拔出来。在此，我可以含着眼泪回答你：“这也是我的梦想。我也希望每一次自己都能无所顾忌地选择去救人。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医生心底那异常强烈的冲突又有多少人能理解？”
　　我只想说，谁都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简单评判对错。当下我们各行各业所呈现出的某些乱象，或许只是社会转型时的一种必然经历。在种种冲突、困扰之中，我们都应该相信的是，绝大多数医生仍在竭力坚守着纯净的信仰和神圣的职业精神。此时，我想起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它。”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两年前。那天，我上急诊监护室的二线班，为一位病人忙活了一天，毫无所获。这是一位32岁的女病人，没有医保，却突发急性重症胰腺炎，病情非常严重，入院时还发生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这意味着她随时可能要上呼吸机，还需要各种昂贵的救命药物。
　　和病人的父亲谈病情时，我告诉他住院至少需要1万元押金。老人焦急地说：“钱正在路上呢。今天在急诊的治疗抢救费能不能先欠着？”中午时分，总算盼到了送钱的人——他辗转借了5个老乡的钱，只借到了3000元。我和病房联系，回复是“的确收不了”。于是，我坐到病人床边，一边紧张地观察病情，一边等着再去“找钱”的人。为保住她的肾，我要多给她输液。她没钱透析，水输多了很快就渗入腹腔，没有血滤保驾只怕会心衰……我坐在那里仔仔细细地算，一双眼盯着她的尿袋儿，心里还祈祷着“心率不能再快了”……
　　接近下午5时，病人家属满头大汗地拿来1万元钱，我没敢问是找了多少人才凑齐的。她父亲问：“够不够？”“肯定不够。”“那还需要多少？”“按照她的病情，通常会超过10万元，而且……”我说得小心翼翼，虽然明知这些话会让他很痛苦，但又不能不说。末了，还要加一句“可能人财两空”。
　　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没有催促他。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我们面对面坐着。老人强忍着，眼泪却仍然落了下来，满脸的沧桑使得泪珠拐了几个弯儿才终于汇到胡子拉碴的下巴上。他念叨着：“我怎么能不救她呢？她娘年轻时就走了，我拉扯大他们姐弟。儿子去年结婚，我借钱给他盖了房，欠了一身的债。这，我再跟谁去借呢？你容我想想……”
　　这位父亲终于慢慢起身了。他走了过来，干裂的嘴一张一合，半晌才出声：“我们不治了，我们回家。”这话并不让我觉得意外，但我却真切地感觉到了心的刺痛。后来，我们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车，我看见她在哭，无声地哭……
　　她有一个动作我至今不能忘记：抬起她时，她使劲抓住病床的栏杆不撒手。我知道，她这是在传递强烈的求生愿望。
　　像她这样的年龄是不该放弃的，这是无奈的放弃。如果你不能理解这“无奈”二字，就看看那位父亲的眼睛吧。倏忽间，这“无奈”二字就笔笔刻在你的心头了。
　　通常情况下，令我揪心的不仅是那些病情重的人，更是像这位可怜的父亲表现出来的那种难以遮盖的自责。我想对他说：“老人家，这不是您的错，不是！”那么，这是谁的错呢？谁该承担这份苦难、这份生命之重呢？退一步说，如果这位父亲不是如此善良、懦弱，如果他坚持接受治疗并最终人财两空，他会不会迁怒于医护人员呢？会不会咒骂我们医生赚了黑心钱呢？
　　对于临床医生而言，最难的部分永远不是技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原主任 陈旭岩）
　　记者手记
“我要让眼前这个生命活下来”
　　记者采访陈旭岩时了解到，上面的故事，发生在她以前工作的单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今年5月，她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担任急重症医学部部长。工作岗位变了，但她的心始终如一。
　　“急诊室如同社会的缩影，在这里，你不仅能看到人生百态，还有太多社会伦理与现实条件间的残酷选择。”陈旭岩说，每天最折磨她的并非是专业技术问题，而是社会难题。此外，圈外人很难理解，24小时乘以365天，分分秒秒处在高度紧张的救命战役中，急诊人是如何坚守的。
　　“从不敢自称天使。”陈旭岩告诉记者，日夜心无私念与死神博弈，有时候，就祈望片刻之间自己真是天使。因为，天使可以不知疲惫，而自己实在是太累了。
　　无法成真的天使梦，并没有消磨掉陈旭岩对于临床医学最初的热忱。急诊室里，一次次创造生命奇迹的成就感，远比鲜花和掌声更受用。对她而言，这是一种内心的激励，是无怨无悔走下去的信念之源。“当你抢救急重症患者时，你就是在和死神博弈。你要时刻敬畏生命，真切体会生命对于家庭和社会是多么重要。作为施救者，你要有强烈的意愿：‘我要让眼前这个生命活下来。’然后你就会竭尽全力。你会不断完善你的技能，博大你的爱。”
　　“希望未来我能达到更高境界的职业化水平。”陈旭岩对记者说，“而在此之上，更应担当的使命是医学教育和传承。”这也是陈旭岩讲述亲历故事的初衷。陈旭岩说，很多故事，她从未提起。在北京大学医学部2013年的新生开学典礼上，她觉得自己有必要讲出这些故事来勉励年轻人，不扰于现实的喧嚣，无畏于暂时的困难，要坚守最初的梦想走下去。另外，她也想透过这样的故事，告诉年轻学子，学医不仅是积累知识、弘扬技能，更重要的是培育自己一颗爱心。
　　“真正‘以病人为中心’的大爱往往比技术层面的东西更重要。”陈旭岩认为，所有的技术，比如手术刀、高端医疗设备、药物等都是“固态的”，只有医生对病人的爱心才是“液态的”。她说：“当你用关爱把这些固态的东西融化了，才能真正让患者从技术中获益。然后，你才能偶尔感到自己离天使越来越近，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美妙！”（本报记者 田雅婷）（来源：《光明日报》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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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请医生说说心里话（二）：把座机手机都告诉患者　看了陈旭岩大夫在8月6日《光明日报》“请医生说说心里话”栏目讲述的故事，我感同身受。
　　这几天，我身体出了点毛病，就在医院的办公室里输液。
　　不少正在住院的或以前的患者来串门，他们很仔细地问我的病情，叮嘱我“多休息”。有几个患者甚至根据自己的就诊经历，给我详细地列出了“注意事项”。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出院前专门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他在青城山有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让我一定要过去住几个月，“好好调理调理”。
　　我当然不会去老人那儿住。然而，我真切地体会到，这样的关心让人的心里有多暖和。
　　这些年，内分泌疾病患者增加得特别快。有时候，门诊量在一年内就翻了一番。患者数量越多，我们“把科室做成国际一流内分泌临床和科研平台”的愿望就越强烈。白天临床坐诊，晚上搞研究，压力确实大。但无论怎样，“一切以患者为中心”这一点不能变。我们的医生和护士还是像以往坚持的那样，把自己的座机、手机都告诉患者。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我妻子也都是医生，我们都习惯24小时开着手机。晚上10点以后，亲戚朋友一般都不会再打电话了，但我们的手机铃声仍然会时常响起。电话大都是患者打来的，有些还是外地患者。当半夜或者凌晨来电话的时候，说实话我们也特别累。但有一点我们很清楚，那个时候来电话，都是要紧的事、要命的事。这样的电话就是期待，就是信任。有时候，我甚至很享受这种期待和信任。
　　2011年中秋节那天，电话铃半夜又响了，只听一位糖尿病患者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的一个亲戚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吃了甜食后病情发作，已经昏迷。我判断这是非常危急的高渗性昏迷，马上联系救护车送患者到医院抢救。这位50多岁的患者后来康复得很好，每次来就诊都特别客气地感谢我们。
　　对于医生来说，亲手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事。那一刻，我内心真的会充满自豪感和满足感。
　　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包治百病”，但我们可以让患者感觉到确实是在为他着想。内分泌疾病的患者容易并发焦虑，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他们对自己的病情有一个客观的了解，既不过分紧张，也不过于消极。
　　重庆市烟草公司一位30多岁的患者出现了甲状腺结节，自己总怀疑是肿瘤。去了几家医院，医生告诉她是甲状腺结节，她却老是问：“会不会是肿瘤？”检查结果本来很清楚，但她这么一问，医生也不敢肯定地下结论了——要是判定是甲状腺结节，万一今后恶变了，患者和家属会不会来找麻烦？医生的犹豫，让患者更紧张。到我们这儿检查的时候，她差不多已经“相信”自己得了“癌症”。心理压力这么大，对治疗是非常不利的。
　　看了检查结果，我肯定地告诉她，这是常见症状，只要配合治疗，问题不大。听到这些，患者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表情、动作全变了，连说话声音都大了。
　　客观地说，把病情说得更严重一些，可以少担很多风险。但为了让患者尽快摆脱焦虑，我愿意担这个风险。如果病情确实较重，也要如实沟通，让患者和家属知道我们是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治疗过程。从医这么多年，我感觉患者和家属大都是很通情达理的。人们不能接受的，往往是医疗之外的事情。
　　有一位40多岁的患者，去年因为糖尿病和甲状腺功能减退并发心脏疾病住院。一天傍晚，他的病情突然恶化。科室的医生护士全部冲进病房抢救，包括一些下班已经走出了住院部、一些晚上要接着上班正在抓紧吃饭的医生护士。很快，我们就知道人已经不行了。陪护的家属说，患者的其他亲人还在路上往医院赶，希望能抢救到他们来了以后。我们尊重家属的意见，一直坚持抢救到8点多。
　　亲人离世，伤心大恸是一定的。没想到在家人进病房时，陪护的家属哭着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些医生护士已经抢救了一个多小时了，人确实是已经不行了……”我们听了特别感动。这个场景也让我想到，医患沟通不畅，主要可能不是医疗上的问题，更多的也许是医生态度上的问题。
　　我刚当医生的时候，有位老太太每个月要来看一次病，每次来都会拿出一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她在一个月里自测的数据。看病时，老人一页页翻给我看，所以每次她来看门诊，都要花一个多小时。外面候诊的患者难免着急、抱怨，我就出去安慰他们，向他们保证：“我一定给你们看完了再下班。”老人过来的那天，我一般都要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下班。
　　老人现在80多岁了，状况还很不错，每次过来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不放。她听不见，只顾自己说，说完了，再让我贴在她耳边大声和她说。老人的儿女说，哪天要是来医院，老人似乎特别期待，总是起得特别早，就像小孩子盼着去走亲戚一样。
　　有人说，医生往往会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当医生。我们则不然，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也能当医生，当一名好医生。（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郑宏庭）（本报记者张国圣、通讯员曾理整理）
　　记者手记
“患者越着急，我们越不能着急”
　　约郑宏庭采访时，听说他生病了，正在输液。原以为要再等一段时间，没想到他很快回了话：“来吧！输液的时候干不了别的，正好还有点时间聊一聊。”
　　采访地点在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的郑宏庭办公室，一只手输着液的郑宏庭却总是在干别的。办公室的座机和他的手机不时响起，从对话中可以听出不少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有时正打着电话，门口又会走进来两三个住院患者和陪护的家属，也有看门诊的患者顺道过来“看看郑医生”。
　　“对不起，对不起！”每次有人进来或者有电话铃声响起，郑宏庭都会对中断采访表示歉意。但一旦和患者聊起诊疗上的事情，他又好像忽然忘了对面还坐着另外两个人。“患者和他们的家属有时会比较着急。”郑宏庭像是解释又像是道歉地说，“医生是他们的主心骨，所以他们越着急，我们越不能着急。”
　　38岁的郑宏庭年纪轻轻就成为教授、博导和大科室主任，他有着医学专家超乎寻常的冷静，也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活泼和热情。由于在学科研究中的突出成绩，去年4月，尚未担任过硕士研究生导师的郑宏庭，直接担任了博士研究生导师。
　　“医学需要高度的理性和冷静，但医疗一定要给人温暖和希望。”郑宏庭说，自己的理想是让整个科室像一个“家”，一个医生、护士和患者、家属共同的“家”。从医以来，他一直坚持向所有患者公开自己的座机和手机，坚持手机24小时不关机。他很享受医患之间那种毫无芥蒂、嘘寒问暖的氛围。为了提高为患者服务的整体水平，郑宏庭坚持每周开展“精品课程及疑难病例讨论”活动，每周四晚上还要举行全科室人员参加的“读书会”。
　　在他的努力下，内分泌科建立了基础实验室，科室的床位也已经扩展到了120张。“我们要整合一个学科的力量，竭尽所能为患者解决问题。”郑宏庭说。（本报记者 张国圣 本报通讯员 曾理）（来源：《光明日报》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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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请医生说说心里话(三)：垫钱16年，没人不还一个即将离世的人，心中会有多少不舍和牵挂？
　　我们病房有一位尿毒症病人，因长期患病，妻子和女儿不堪重负，离他而去。那一天，是他40岁生日。经过医院反复做工作，女儿终于答应来看一看他，并一起吃顿饭。
　　他高兴得像个孩子，顾不上自己的病痛，撑起身刮了胡子，换了衣服，眼巴巴地盯着病房门外。可等了又等，直到下午2点，女儿依然没有出现。从沮丧到失望，他一个下午都没说一句话。病友们不忍心看他绝望的眼神，故意装作若无其事。
　　每当楼道里响起脚步声，他就会侧耳细听。然而，奇迹到底也没有出现。他木然地瘫在病床上，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
　　午夜，他突发脑出血，头痛，呕吐。尽管我们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他带着永远的遗憾，离开了惦念的亲人。临死，他也没有闭上双眼。
　　他的父母闻讯来到医院，哭得肝肠寸断，就是迟迟不提安葬的事儿。我征求老人的意见，老人目光黯淡：“没有钱。”
　　此情此景，让我心如刀绞。我从兜里翻出2000元钱递给老人：“快张罗办理丧事吧，让儿子入土为安。”老人含着眼泪接过钱，把儿子的遗体推出了医院。午夜的病房走廊，悠长昏暗，那“咕噜咕噜”的车轮声仿佛从我的心上碾过……
　　两个月后，二位老人再一次出现在医院走廊。我急忙迎了上去，问他们有什么事。老人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布包，里面包着皱皱巴巴的2000元钱——原来，老人是特意来还钱的。
　　接过老人还的钱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
　　20年前，我满怀喜悦，甚至可以说是骄傲地迈进了医科大学的校门。我为自己能成为一名“白衣天使”而沾沾自喜，也为自己将来悬壶济世的人生而踌躇满志。然而，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才知道理想和现实有多么大的差距。面对医学未知的领域，面对病人求生的渴望，面对时刻不约而至的死亡，我一次又一次地感觉到无奈。
　　有时候，我真的希望自己腰缠万贯。
　　记得那是一个春天，一位农村妇女走进我的办公室，用近乎哀求的口气说：“大夫，我丈夫得了尿毒症，来得急，钱没带够，能不能让咱先住上院？”
　　住院交押金，是医院的制度。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妇女绝望了，眼泪扑簌簌落下来。
　　我摸了一下衣兜，里面恰好有1000多元钱。我又跑到别的病房，找同事借了1000元，把钱递到那个中年妇女手里，说：“你快去交押金。”她愣了：“你也不认识咱，要不我给你打个借条吧？”我连连挥手说：“不用，快去吧，别耽误了治病。”妇女流着泪走出了我的办公室。
　　经过这件事，我多了个心眼，每天上班前，兜里都揣点现金，以备不时之需。遇到患者没带够钱，少则二三百，多则三两千，我从来没让他们打过欠条，也没刻意记着把钱借给了哪个患者。
　　结果怎样呢？我可以非常欣慰地告诉您：我为患者垫钱16年，从来没有人不还。有的患者病故了，没来得及还，家属也会千方百计把钱给我送来。
　　我经常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像织毛衣。编织的时候一针一线，小心而漫长。而拆除的时候，只需轻轻一拉……
　　其实，医生和患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本来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疾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医患关系紧张，有时候是因为患者和家属非常焦虑，而医生又因职业需要必须保持冷静。如果缺乏有效的沟通，这一“冷”一“热”之间，就可能产生误会、抵触甚至冲突。
　一个医生一天要看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病人，一个病人住院可能会耗尽一个家庭的所有积蓄。一些疑难病症还没有能力攻克，个别医疗事故仍然无法避免……既然选择当医生，就要准备为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承担后果。也可以说，这就是白衣天使的“使命”。（辽宁省辽阳中心医院肾内科主任 刘胜阳）（本报记者毕玉才、本报特约记者刘勇整理）
　　记者手记
把“墙”推倒便是“桥”
　　采访刘胜阳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几次电话过去，他都是婉拒。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只是垫钱，又不是捐钱”。
　　然而，把“墙”推倒便是“桥”，正是这“一借一还”，推倒了横亘在医患之间的“墙”，在二者之间搭起了一座理解、信任的桥梁。
　　憨厚的长相、微胖的体态，脖子上挂着听诊器，41岁的刘胜阳长得比实际年龄更老成，可走起路来像一阵风。采访同预约一样不顺畅。说起患者，刘胜阳侃侃而谈；说起自己，就有点守口如瓶。好在病房里还有其他医生，于是记者了解到了他的一些经历。
　　2003年SARS蔓延，刘胜阳主动请缨，在让人望而生畏的发热门诊坚守了一年。在封闭的医院里，他想妻子，想未满周岁的儿子，想父母。但是，偶尔见到他们，又不敢靠前一步，只好隔窗相望。
　　2008年汶川地震，刘胜阳连夜写下请战书，递给医院党组织。医院领导颇费踌躇：他的岳父3天前刚刚做完结肠癌手术。他征求妻子意见，妻子含着泪点了点头。在绵阳，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救治更多的伤员，挽救更多的生命。
　　“如果一个房子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刘胜阳说，从“破窗效应”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大，导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可怕后果。
　　刘胜阳认为，修补医患关系、重建医患信任，是每一个医生都必须承担的责任。他对记者说：“我愿意像织毛衣一样，一针一线地编织医患互信。”（本报记者 毕玉才 本报特约记者 刘勇）（来源：《光明日报》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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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请医生说说心里话（四）：我在乎“被许多孩子需要”的感觉　在儿科干久了，心会变得越来越柔软。
　　儿科医生里，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我们是大夫，更是母亲。病儿无助和恐惧的眼睛，让人没法无动于衷。
　　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有一次给一个6岁的女孩做腰穿麻醉。孩子孤独地躺在病床上，小小的身体竟有些微微发抖。我拿起针头，轻轻扶起她的身子，眼泪就止不住地落下来。作为一名专业医生，我竟然下不去手——我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在我们的病房里，时时都有“哇哇”大哭的孩子和焦虑万分的父母。急诊室更喧闹些，常常有家长像疯了一样闯进来，不顾一切地央求医生先救治自己的孩子。那种抓狂，是我们怎样安抚都平息不了的。每个孩子都是家长的心头肉，我能理解他们的焦急。所以，我尽力让自己做得最好，好到真的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仔细想想，我还是挺欣慰的。这些年来，我没跟家长吵过一次架。我遇到的大多数孩子家长，对医生还是挺理解、挺信任的，这种理解和信任常常让我心头一热。
　　病房里曾经有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姓孙，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从10个月大起，她几乎每隔两个月就来住一次院。苍白的小脸、发青的嘴唇，以及她已显苍老的父母，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这种心脏病的成活率大概在三分之一。为了争取这33%的生的希望，她每天要接受十几种药物的治疗。
　　她爸妈手里有一个破旧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孩子的病情和用药的每一个细节。每次来病房，他们都会拿出那个本子，指着上面的数据说：“大夫你看，这些指标多好！说明用药有效果了，咱们有信心！”住院几年，我不知道给孩子下过多少次病危通知书。她的爸爸，一位东北汉子，从来没有掉过一滴泪，每次都干干脆脆地说：“我签！”
　　我们相互鼓励着，坚持着。可小女孩还是走了。
　　第二天，这位胡子拉碴的爸爸红肿着双眼来到病房，仍然淡定地对我们说：“孩子让你们费心了！”说着，他深吸一口气，弯下腰对我们深深鞠了一躬。我知道他在竭力克制，想安慰安慰他，可话到嘴边，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他无声地起身走出病房，我们目送着他的背影离去。走着走着，只见他一下子蹲在楼梯拐角处，肩背一耸一耸地哭起来。此时，我们每个人的眼眶都湿润了，我们知道，他的心里有多痛！
　　像他这样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还如此理性地对待医护人员的患儿家属，实在让我们感动。但也有些时候，事情往往没那么简单。
　　在每次诊断前，我都会将初步的诊断结果，以及治疗的设想、手段，原原本本向家长讲清楚。有的家长笑着说：“你们大夫说话怎么跟律师似的。”我也就跟着笑一笑。其实，我这样做一是出于医生的本分，二来，也是因为现在脆弱的医患关系。
　　医院里经常有这样的场景：有的家长拿着手机，指着“百度”出来的病状特征，与医生针锋相对，指责不休；在急诊室，有些控制不住情绪的父母，会破口大骂甚至出手动粗；在病房里，有的年轻父母拿着药单子不走，对医生露出不屑和怀疑的表情。那种时候，真是觉得心很累、很苦涩。
　　一位父亲抱着发烧的患儿在急诊室看诊，等着等着大喊起来：“你这大夫到底有没有能力啊？看病这么慢！你看我孩子都烧成什么样儿了！”而此时，我正在紧急处理眼前两个癫痫发病的孩子，忙得抬不起头。谁知道，孩子的妈妈冲进来，劈头说孩子的爸爸：“你对着大夫吵什么啊？一会儿她给咱孩子乱开药怎么办！”这话说得我血直往上涌，我一下子扭过头，涨红着脸愣了愣，但终究还是忍住了，没有作声。
　　过了一会儿，那位父亲也沉默下来，他抱着孩子坐到了我的面前，有点手足无措地赔着笑说：“大夫，您不明白，刚才我都是为了孩子。”“我明白。”我轻轻应答。他可能真不知道，每天接诊将近100个孩子的我们，有多少次顾不上吃饭，有多少回顾不上喝水。
　　这样的委屈确实令人沮丧，但并没有影响到我的职业追求。至今，我仍然超级热爱我的工作，我在乎这种“被许多孩子需要”的感觉。全国有好几亿孩子，而儿科医生只有几万人。在这样悬殊的比例下，我们每一个儿科医生都别无选择，只有拼尽全力。
　　总忘不了我曾经收治过的一个5岁小男孩，每次轮到我查房，他总是紧紧抱着我的腿，像个“小跟屁虫”似的，爸妈怎么说，他也不肯松开。每每他仰起头稚嫩地唤一声“毛大夫”，我就觉得：干这份工作，再怎么辛苦，值了。（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医生 毛莹莹）（本报记者 杨舒整理）
　　记者手记
希望更多的人来当儿科医生
　　在对记者的讲述中，毛莹莹几次红了眼眶。她私下说，其实常常觉得自己不那么适合当大夫，因为心肠太软，牵动太多情绪，常常受不住。
　　在她眼里，孩子的生命娇嫩如花，有时生死就是一个晚上的事情，没有任何征兆，没有心理准备。她还记得自己25岁时收治的那个早产男婴，由于不足月，心肺功能极度羸弱。整整一个月，她日夜泡在病房里，希望奇迹能够出现。孩子的生命一度蓬勃起来，小小的身体迸发出求生的力量，然而，最终还是没能活下来。她为此痛哭了好多天。从此之后，她早晨上班时，特别害怕听到夜班传来不好的消息。
　　也是她，向记者眉飞色舞地描述新生儿病房一个个“有爱的小生命”。她说：“看到孩子们懵懂无知却又那么用力地吸吮着乳汁，你会感到他们是那么努力地活着。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对得起孩子的这份儿努力。”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有更多的孩子在等着我们。如果能有更多的儿科医生加入进来，我们会做得更好些。”毛莹莹最后说。（本报记者 杨 舒）（来源：《光明日报》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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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请医生说说心里话（五）：没有比救活一个人更欣慰的事了“您好，‘120’。”
　　“医生，快来，有人被电晕了。”
　对于急救中心的医生来说，电话铃声就如同冲锋的号角。我立即跑向停在院子里的救护车。
　　呼救是从北京东四环一家美容院发出的。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在做“抖脂减肥”时，仪器突然漏电，强大的电流瞬间将其击倒。
　　10分钟后，我们的救护车赶到。只见窄窄的美容床上，躺着呼吸、心跳全无的女伤者，旁边是惊慌失措的年轻店员，还有好奇的顾客不时探头探脑。
　　准备心肺复苏术！胸外按压，气管插管，呼吸机通气，给予肾上腺素。突然，监护仪上出现了患者心脏室颤的波形。我大吼道：“准备除颤，调整电量200J。旁人都离开！”
　　经过大约5分钟的持续抢救后，监护仪上显示的“直线”终于恢复了规律的波形，血压也测量到了。我们马上通过“120”指挥调度，与最近的民航医院取得了联系。
　　急救持续多久，取决于多长时间到达医院。那天正下着雨，路况很差，机动车道几乎被堵死。救护车间断鸣响警报，在自行车道穿行，司机不断通过话筒提醒行人避让。我和护士则紧盯着伤者的病情变化，一刻也不敢放松。
　　过了将近一刻钟，救护车终于驶入民航医院的大门。等候在大厅的医生推着病床迎上来，呼吸机也已准备就绪。
　　把病人抬下车，推进急诊室，与接诊医生进行交接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返回急救站了。这时候，我和搭档的信息再次被更新为“站内待命”。我们要做的，是抓紧填写上一次任务的病历记录。
　　由于抢救及时，那位女士挽回了生命。出院后，她还专程送来锦旗。
　　“急”，是每个急救医生的常态。但再急也不能乱，不能惊慌失措，这就需要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作支撑。另外，非常现实的是，急救医生还需要有力气。由于急救中心担架员常年配备不足，医生经常要承担搬运患者的工作。一旦遇上“重量级人物”，急救就会难上加难。
　　有天傍晚，我们又接到关先生家属打来的呼救电话，大家的心一下揪了起来。由于过度肥胖，经常突发心衰喘憋、呼吸困难等病症，30多岁的关先生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急救站的“常客”。“120”的医务人员隔三差五要赶往他家。最让人发愁的是他那400多斤重的身体。尽管关先生的家就住在一层，但要通过狭窄的房间和楼道把他平稳地抬到救护车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甚至需要借助消防员和民警的力量，大家使出吃奶的劲，一起“托”“拿”“举”“放”，前前后后要忙活一个多小时。
　　当然，急救医生也不全是辛苦，也有突如其来的惊喜。比如当“助产士”，亲手迎接新生命。
　　那年春天，有位孕妇夜间突然肚子剧痛，凌晨1点打来电话求助。刚把孕妇抬上车，经验丰富的搭班护士柳姐就跟我说：“八成要生在路上了！”我迅速做好了接生的准备，发现胎头已经露了出来，但胎膜还没有破。进行消毒后，我们完成了一系列破膜工作，并将胎儿口鼻处的分泌物清理干净。柳姐握着产妇的手指挥产妇“使劲”。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婴儿顺利诞生了！
　　那天返回到急救站时，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但我和柳姐以及司机师傅三个人还都兴奋着，甚至还给新生儿起了好几个名字。
　　除了抢救突发疾病的患者，我们也经常到事故现场急救。2012年秋冬交接之际，因突降冻雨，京平高速发生特大事故，几十辆车撞到一起，伤情严重。正值上班高峰，高速入口处已经被完全堵死。我们只好调转车头，从辅路开到下一个入口后进入，又冒险逆行开到事故发生地附近。最后一段路，我和护士只能拎着急救设备，深一脚浅一脚在车缝中搜寻伤者。
　　入职10年来，诸如此类惊心动魄的事，我遇到太多太多了。守着“120”这条生命呼救专线，必须天天与紧张、压力相伴，但我不抱怨，也不后悔。因为，我们的努力关系到生命的延续。
　　在生活中，还有比救活一个人更欣慰的事吗？（北京急救中心东区分中心医生 韩鹏达）（本报记者 田雅婷整理）
　　记者手记
“我愿守着‘120’”
　　急救医生是12小时工作制，早八点至晚八点，每四天再轮值一次夜班。通常，韩鹏达会在早上7点30分到达急救站，然后换衣服，借仪器。
　　8点之前，需要把急救箱、心电图机、监控仪、氧气、便携式O-TWO呼吸器、气管插管设备等一样样搬到车上。冬天还要带上碳氧检测仪，因为这季节煤气中毒事件比较多。
　　之后就是待命。
　　一般来说，每天至少要跑六七趟，最多一次，他一天内出诊14次。“几乎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吃饭了。”韩鹏达说，任务来了，即使是刚端起盒饭，也要马上放下，出发。等救援回来，饭菜都凉了，而且通常也累得吃不下去了。
　　工作强度高、饮食没规律，但在韩鹏达的讲述中，一切却显得那么平常。眼前的他瘦弱、斯文，一副黑边眼镜架在白净的脸上，让人很难与风风火火、救人于生死之间的急救医生联系到一起。
　　当他讲到搬运超重患者时，我不由得打量了一下他的胳膊——很细。
　　工作之余，韩鹏达喜欢写博客，喜欢唱歌。他倾心于张惠妹的歌，热衷于长跑，完全是一个兴趣广泛、热爱生活的“大孩子”。
　　“我愿守着‘120’。”韩鹏达说，只有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在危急关头挽救更多的生命。如今，他又开始攻读在职研究生，并跟着导师做课题。（本报记者 田雅婷） （来源：《光明日报》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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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请医生说说心里话（六）：温暖是最好的“处方”　　被病痛折磨的人，最需要温暖。所以，从医31年，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温暖，是我开给患者最好的‘处方’。”
　　前年冬季的一天，寒风刺骨。在诊室里忙碌了一上午，外面还有许多病人在等待。这时，一位老大爷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进来说：“贾主任呐，可算见着您了。您的号可真难挂，我在这儿足足等了一宿啊！”我连忙起身，扶着老人坐下来。原来，这位刘大爷已经90岁高龄，无儿无女，又身患肺癌。为了挂号，老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忍着病痛挨了整整一夜。
　　望着他老泪纵横的面庞、佝偻的身子，抚摸着他布满老茧的手掌，我突然想到自己14岁时就已经故去的父亲。要是父亲还健在，也是这把年纪了！“刘大爷，您来找我看病就是咱爷俩儿有缘。以后只要您来，我保证第一个给您看，不用排号！”我说。从此，刘大爷每次来医院都是径直到诊室找我。一开始，别的病人还有意见，以为老人和我沾亲带故。日子久了，大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都主动让老人先看。
　　大概过了半年，刘大爷突然病情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老人没人照顾，医护人员就自发排班，帮着打水、买饭，服侍他如厕，陪着他聊天。刘大爷平日全靠zhengfu补贴过日子，我千方百计给老人降低治疗费用，医护人员还组织了捐款，为老人足足凑了5000块钱。刘大爷出院那天，我和同事们一起把他送回家，随车还拉了一大堆东西，除了全新的被褥和衣服，还有大米、油、盐等生活用品。
　　以后，每次来医院，刘大爷都要乐呵呵地到各屋转转，大声地吆喝：“我又回家了！”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从当医生起，晋代名医杨泉在《论医》中的这段话，我须臾不敢忘记。这些年我获得过许多荣誉，但最看重的，还是患者送给我的称呼——“平民专家”。
　　去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我正准备下班回家。突然，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走进来，“扑通”一下子跪在我面前，泣不成声地央求：“贾主任，求求您，救救我妈妈吧！”在姑娘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她的母亲于2001年患了卵巢癌，现在已转移到全身，已经不能下床了。
　　我的女儿像她这么大时，还常常在妈妈怀里撒娇，而这位小姑娘却承受着即将失去妈妈的痛苦。“一定要让她的妈妈多陪孩子几天！”我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小姑娘，你引路！”我立即驱车出发，两个小时后，来到天津蓟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走进卧室，只见炕上躺着一位骨瘦如柴的中年妇女。“大夫，真没想到您一个大主任，能专程来村里给我看病。”她哽咽着说，“我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只是儿女还小，舍不得他们呐！”
　　望闻问切之后，我深知已无力回天，但依然开了一副药方，希望能减轻她的痛苦。看着哭成一团的一家人，我的心像被刀子剜了一样，只恨自己没有妙手回春的法术。
　　离开之前，我仔细打量了他们的家：破旧的平房，破旧的家具……想到小姑娘将不得不辍学挑起家庭的重担，我心中一阵酸楚。我把随身带的2000多元钱全部塞给她说：“孩子，别哭，拿着这钱继续上学，以后有困难随时来找我。一定要坚强啊！”
　　不久之后，小姑娘的母亲去世了。从那时起，每到逢年过节，小姑娘都会带着自家种的果蔬来看我。我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一直在资助她完成学业。
　　作为医生，每当我面对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患者时，都会感到“性命所托”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多年来，我口袋里一直装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患者姓名、住址、电话以及治疗、检查和服药等各种情况。这是我为患者提供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处在康复期的病人经常会接到我的电话提醒：该换哪种药，要注意哪些问题。日子长了，许多患者都和我成了好朋友。
　　患者不易，我看病时总是尽量为他们节省每一分钱，从不开大处方、贵重药。我知道，我给患者开出的最好“处方”，就是让他们从心底里感到温暖，感受到你是在用真情帮助他们战胜病魔。
　　这个“处方”我要一直开下去，开给每一位病人。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主任 贾英杰）（本报记者 陈建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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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杏林春暖”的故事
　　一年半以前，记者也曾到贾英杰所在的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访，那是一个阴沉而暗冷的日子。日，一位曾在此就诊的脑血栓患者举起利斧，将针灸科主任医师康红千砍杀致死。还差一个月，这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将迎来她47岁的生日。此前，康红千医生做了乳腺癌手术，化疗后刚刚恢复工作。她期待新生，却死于凶杀。
　　那段时间，津城各家医院里都笼罩着阴郁的气氛。杀人者跳楼自杀未遂，被送医治疗，经全力抢救后脱险。一位名叫“镜湖酌茶”的网友自称是救治凶手的医生之一，他发帖道：“抢救了一名刚刚戕害自己同行的患者，内心的感受是对我所从事的职业失望透顶！”
　　在医生满腹委屈的另一面，是铺天盖地的误解与谩骂。收红包、拿回扣等行为让诸如“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这样美好的词句突然成为一种反讽。一段时间以来，医疗纠纷此起彼伏，“医患关系”成为社会关注度最高的热词。记者的一位医生朋友也说：“我的同事没有一个人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学医。”闻听此言，确实令人痛心。
　　毫无疑问，让医患关系回归正途，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贾英杰望闻问切，首先为医生自身开出了一剂“强筋健骨”的药方：给患者以温暖。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皆如至亲之想。”把患者视作亲人，是我国医学伦理的优秀传统。三国时期，江西名医董奉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取金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载，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并以每年所收之杏，资助求医的穷人。
　　至今医界仍流传的“杏林春暖”佳话，对于医患关系的改善应该有所启示吧。（本报记者 陈建强）（来源：《光明日报》日06版）
先做人，后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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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请医生说说心里话（七）：让我们共同面对医学的不完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从医30年，有22年都在重症监护室里奔波。这里，布满监护仪、输液泵和呼吸机，紧张、压抑的气息四处弥散——但凡被送来的患者，都已命悬一线。
　　大约一周前，晚上九点多，一位孕妇被送来抢救，因为妊娠合并大出血，生命垂危。当时，我和同事们刚刚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上一场手术留下的汗水还没来得及擦干。但大家没有任何迟疑，本能地行动起来，推着患者一路小跑奔向急救室。看着同事们被汗水浸透的白大褂，我心中不由闪过一丝怜惜——一年365天，没有白天黑夜，只要患者需要，任何时候都是工作时间。因为怕上卫生间耽误了对患者的抢救，大家平时连水都不敢喝个痛快。
　　来不及多想了。好在患者还有意识。我握住她的手说：“你一定要坚持住，要配合治疗。这样，你才能保住自己，保住孩子。”我看到，当患者听到“孩子”这个词时，眼睛里闪现出一丝光芒。我感觉到她轻轻回握了我的手，对于十分虚弱的她来说，一定是使足了气力。
　　她的信任让我感动。虽然重症监护室拥有全医院最齐全、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但遗憾的是，不是每个患者都能在这里起死回生。毕竟，医学只是一门科学，不是神学。也正因为如此，在对抗病魔甚至死神的时候，最需要医患的彼此信任，相互扶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期待生命创造出奇迹。
　　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患者始终徘徊在死亡边缘，但我们的治疗方案，始终得到了她的全力配合，这让我们能心无旁骛投入治疗。同时，我也相信，是“保住孩子”的信念，最终让这位准妈妈熬过了最危急的时刻。
　　没有医生不想把病人治好。可是有些病人和家属就是不相信——“我是花了钱的，你必须给我治好！”“你这是过度诊疗吧？”手术失败了，“是不是因为没塞红包啊？”“是没托人和院领导打招呼，病人才出现并发症的吧？”
　　面对这些怀疑，有时真是有口难辩。医疗过程本身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我们不能用结果去评判过程。更何况，生命的价值，永远无法用对与错来衡量。
　　我很怀念当年非典时期那种纯净的医患关系。
　　2003年春，非典疫情迅速扩散，传染性之强和病死率之高令人恐慌，更要命的是，起初谁也说不清它的发病原因和传染路径。社会上对非典病人避之唯恐不及，一些医院也出现了医护人员被感染甚至死亡的情况。
　　当时，我们医院是收治重症非典病人的定点医院。我记得，有位女护士要上第一线，而她还在哺乳期。在走廊拐角处，我听到她在低声啜泣。嗷嗷待哺的宝贝哪里离得开妈妈！更何况，谁知道进去了还能不能出得来！过了好一会儿，稍稍平静下来的她给家人拨通了电话，声音断断续续。我想，她一定是在拼命抑制自己的情绪，不想让家人为她担心。因为，我也刚给耄耋之年的母亲打过电话。我说：“妈，儿子要上‘战场’了！”解放战争年代曾在战场上救护伤员的母亲只轻轻说了句：“去吧，儿子，咱家没有在战场上退缩的。但是，你一定要给我好好地回来！”我的眼泪，就是那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从早春到初秋，疫情从肆虐到消散，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定点宾馆之间的小道上，我能看到隔离区外路人对我投来的目光。那是崇敬、信赖和牵挂的目光。经常，在医院的大门口，会有素昧平生的人送来鲜花和水果。有时，上面还会夹张小纸条：“白衣天使，保重身体，我们需要你们！”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死神环伺，可又算得了什么！因为，我体会到什么叫“众志成城”。
　　可现在，不少人对医生充满了怨气，近年来频发的“伤医事件”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作为医生，我们真的很痛心。
　　医学永远是不完美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坦然面对。我一直记得自己曾经收治过的一位肝癌晚期、肿瘤破裂出血的患者。虽然经过抢救，暂时稳定了他的病情，但他已经没有康复的可能。
　　病人出院那天，家属来到我办公室，眼角还残留着泪痕。在医院住着，或许还能期待奇迹；出院，就意味着等待死亡。也许明天，也许后天，转瞬间，阴阳两隔。家属哽咽着，她的嘴角抽动，一字一句地恳求我继续那令人心酸的善意谎言：“您一定告诉病人，回家要坚持服药，只要定期到医院复查，就没有大问题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天晚上，在回家途中，我一遍又一遍在心底祈祷，祈祷能有奇迹出现，让那对情深义重的夫妻欢喜地回家！
　　30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医学家林巧稚曾说的那句话：“永远走到病人床前去，面对面地工作，单纯地或仅仅依赖于检验报告做医生，是危险的。”当我们在病床前面对面时，我的医生同道，还有亲爱的患者，让我们彼此信赖，共同直面生命、直面医学、直面自然，好吗？（中日友好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李 刚）（本报记者 金振娅整理）
& & 记者手记
最怕误解和怀疑
　　初见忙碌的李刚，是在病房里。他摘下口罩，豪爽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医生也是人，不是神。”李刚坦言，医学是一个充满未知的高风险行业，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临床确诊率也仅有70%左右。尽管人类在医学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疾病谱也在快速发生变化。
　　“媒体、大众，包括患者和家属都应该认识到，医学有局限性，治疗有不确定性，患者个体有差异性。有些癌症、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病情有可能被控制，症状有可能被缓解，但是，目前不大可能被治愈。”李刚顿了顿说，“在这方面，医生真的非常需要公众的理解。公众对医学的局限性了解得多一些，对构建医患信任会大有好处。”
　　李刚说，行医30年来，他不在乎辛苦，不畏惧死亡，但最怕患者和家属的误解和怀疑。
　　在李刚看来，今天的社会特别需要一个理解与宽容的诊疗氛围。他说：“我热爱这份工作，像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我也渴望享受这份职业带给自己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本报记者 金振娅）（来源：《光明日报》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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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请医生说说心里话（八）：医生的爱可以点燃病人心中的希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人们常说，大医有魂。医生对病人发自灵魂的爱，可以点燃病人心中的希望。
　　我的家族，世代为医，三百多年十代人上百个医生，从未接到一起投诉，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医疗纠纷。过去，我觉得零投诉零纠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近年来，年轻的同行却隔三岔五问我：“这怎么可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我的祖辈行医的时候，不仅给病人诊断、开药，还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用现在的话说叫“护理”。而现在，医生和护士分工明确，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每收治一个病人，前台负责挂号，医生负责手术，护士负责病情记录，结果导致“会治病的不管病人，管病人的又不会治病”，长此以往，矛盾自然多起来。所以我一直认为，医患矛盾首先是医生的问题。我们一家十代人都是做中医肛肠的，每代人都坚持一个原则：医生要看病，也要做护理，是医生，也是护士。我经常和孩子们说：“护理是医生最基本的职责，医生千万不能把自己变成‘一把刀吃遍天’的手术匠，那个‘匠’字，就那么一斤的东西，却连自己的口都糊不住。”
　　一年前，一位中年男子叩响了我办公室的门。他推着一架轮椅，上面坐着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已有96岁高龄。
　　那男子告诉我，老父亲已经一周没大便了，而且高烧不退，去了很多家医院，都推来推去不给治。看着眼前这位老人，我想起了自己90多岁的父亲：如果他也病重，如果没人愿意医治，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当天下午，我就给老人安排手术。手术很成功，走出手术室，老人的儿子紧紧握着我的手，不停道谢，他知道，像这样的手术成功概率微乎其微。
　　古人常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生病本来就是一件不幸的事，很多人有病治不起，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住院的。廉洁是医生的本分。贪财图利，乘人之危，根本不配当医生。只有用真诚换真心，才能让医生真正成为一个救死扶伤、洗涤灵魂的职业。
　　我记得2013年秋天，有一位病人来到医院。他脾气很倔，动不动就发火。术后不久，他的患处突然开始出血。这种病术后出血的概率只有千分之几，而且与他同期的病患都未出现这种情况，他无奈地对我说：“运气太差了！”隔了几天，出血的情况并没好转。这下，他急了，朝我埋怨：“为什么又是我？”
　　于是，我立刻对他的饮食进行了排查，发现他每天都会吃蛋白粉。而术后摄入过多蛋白质，会引起大便干结，导致患处出血。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他却立刻从病床上跳起来：“怎么可能是蛋白粉的问题！”他对我的多次劝告置之不理，依然我行我素。眼见说不通，我就每天找他聊天，旁敲侧击地给他讲术后摄入蛋白粉的危害。
　　第四次出血后，倔强的他开始动摇了——病房床头的蛋白粉不见了，反而多了很多玉米、荞麦粥等粗粮。几天后，出血的症状消失了，他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丁医生，之前语气不好，您别介意，我会认真听你的建议好好养病！”很快，他便康复出院。从此以后，他只要遇到有关保健品的食用问题，就会打电话来问我。
　　前几天，刚进医院，三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桩往事浮上了我的心头。5年前，一位风华正茂的孙姓少年不幸患上高位复杂性肛瘘，4年间奔波于多家医院治疗无果。去年，少年找到了我。住院8个多月期间，喂稀饭、切水果、谈心……每天我都像照顾自己的孙子一样照顾他。可是，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他的父母亲来探病从来没有一起来过。
　　原来，他的父母亲在他生病前就离婚了。这个孩子真是太不容易了，他不仅承受着由疾病带来的身体痛苦，还承受着因家庭破碎带来的心理痛苦。一年后的今天，当我和这家人再见面时，他的父母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丁院长，我们已经复婚了，我们都爱孩子，孩子身体已经完全康复，我们不能再让孩子心灵上受伤害了。我们复婚最该感谢的人是你，是你对孩子的好打动了我们。”
　　从治愈一个人到挽救一个家庭，是多么完美，又是多么幸福。每每想起这些，我便会再次坚定地认为：医生和患者间，从来就不该存在矛盾。（南京丁义山肛肠专科医院院长 丁义山）（本报记者郑晋鸣整理）
　　记者手记
“服务到位了病人不会不讲理”
　　丁义山是丁氏痔科第九代传人。这次见面，他刚完成两场手术，手术帽都还没来得及摘。年过七旬的他依然奋战在肛肠疾病治疗第一线，为了减少病人的疼痛，他还经常徒手为他们清理患处。
　　治疗肛肠疾病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又脏又累的事，而丁家从事中医肛肠治疗三百多年，十代人、上百位医生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
　　更让记者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医患矛盾何时了”的社会之忧下，丁家人行医三百多年，竟没有一起投诉，上百位医生从未与患者发生任何医疗纠纷。
　　多次采访丁家人的过程中，记者发现，这背后，是十代人坚持着一个原则、一种理念的行医选择。
　　一个原则是：医生要看病，也要做护理。医生，也是护士。
　　很多医院一般都是医生开刀，护士换药，而丁家的传统则是谁开刀谁换药，医生在看病的同时，也悉心做着护理工作。
　　“医生对伤口的情况最了解，医生来做护理，更利于病人的康复，也最能增进与病人间的感情。不是看完病、动完手术就完了。”丁义山质朴的话语让人动容。
　　一种理念是：医患矛盾的主要责任在医生。
　　这话也许在大多数人看来有点偏颇。但从医生的口中讲出，让人肃然起敬。
　　“病人不懂医学，难免会有情绪，医生服务、沟通到位了，病人不会不讲理的。”他说，这是丁家从几百年前就认定的东西。（本报记者 郑晋鸣）（来源：《光明日报》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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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请医生说说心里话（九）：我要去社区做医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尽管毕业已经一年有余，但事实上我还没有参加工作——2013年，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完成了七年的求学生涯，但是，我还必须在一家三甲医院完成两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才能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医生。
　　说实话，和那些没有学医的同学一起聚会，我总会感到有些焦虑。他们有的本科毕业就已工作，硕士毕业的也已步入工作正轨。而我，至少还要多花两年时间，才能踏上他们的起跑点。当然，这样的焦虑也让我更加确信，要成为一名医生，就必须比同龄人付出更多、承受更多，也让我体会到，我身边那些医生们，需要经历多少磨砺才能有资格与患者面对面。
　　18岁那年，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医学专业，尽管身边有很多人反对。我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母亲是护士，姥姥、舅舅、姨妈和表姐都是医生。正因为如此，他们深知做一名医生的艰辛，所以并不赞同我的选择。但我仍然向往成为一名医生，想象着自己和他们一样，实实在在地为患者解除疾苦，体会挽救生命的成就感！
　　然而，走上学医之路后，我才意识到，“痛苦”的日子真的开始了。　　北京中医药大学对本硕连读的学生有一个要求：入学第5年时，学校会对每一个学生进行审核，如果有3门课程“挂科”，或者所有课程平均分达不到70分，将自动转为5年制，只能拿到本科学位。只有审核通过，才可以继续后两年的学业，拿到硕士学位。事实上，如果你只拿到本科学位，意味着你将很难入职医院，你的医生梦也基本走到了尽头。
　　选择学医，就必须加倍努力。谁敢逃课？谁敢像其他专业的同学那样考前背背笔记就能过关？即便这样，身边仍不时有同学“落马”。不是不努力，而是因为课程实在太难。但我告诉自己要坚持，自己也没有后悔，因为我知道，我们将来治病救人，从事的是性命攸关的工作，不容有半点闪失。
　　现在，我正在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每月在不同科室轮换，每天跟着不同的医生出门诊、学手术、收病人，也像压力测试，感受着自己未来可能承受的极限。站在出诊医生的身后，我看到了患者的焦虑，也很清楚，作为一名医生，需要在一个上午面对几十位患者，倾听他们的抱怨。每每遇到这样的时刻，我就想，医生要是会“分身术”该有多好啊！那样的话，再多再急切的患者，医生都能一一抚慰。
　　“分身术”终归只是幻想。但是，医生无法分身，患者是否可以分流呢？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产生了“去基层做一名社区医生，到距离患者需求最近的地方去”的想法。
　　在大医院，我或许可以解除一位位患者的病痛。而在社区医院，我将开启更多人的健康生活。
　　我喜欢社区里那种人们与医生之间类似朋友、邻居甚至是家人的感觉。总在你身边，随时了解你的需要，全力保障你的健康。在社区医院，我想我能成为这样一位医生。
　　再经过一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我就会去我的社区医院——北京市天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我真正的医生生涯了。虽然这个平台不如那些大医院高端，说起来身份也不如大医院的医生那样光鲜，但我一定要在那里圆我的医生梦，除一伤解一痛，做居民的自家人。（北京中医药大学2013届毕业生 王 菲） （本报记者 陈海波整理）
　　记者手记
祝她成为一名亲切可人的医生
　　“我的工作是不是挺逗的？”谈起自己当下琐碎的工作，王菲爽朗地笑着向记者调侃道。这位1988年出生的“准医生”，十分爱笑，稚气未脱。我有一种感觉：她将来一定会是一位亲切可人的医生。
　　尽管爱笑，但她也不时吐露着“心酸”。“一次回学校理发，说起我的收入，理发师都不信！他说自己每月都有上万元收入呢，你们医生应该是高收入群体啊！”她笑着，就像在讲网络段子，“可谁知道，我有个同学在天津一家医院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资半年才发一次。”
　　虽然难处不少，王菲却笑言“不会甘心逃离”。是啊，还没救治一个患者，她怎会甘心？当初她做出学医的人生选择时，可是有着义无反顾的劲头。
　　然而，在记者看来，基层社区医院所面临的压力或许比她预想的要大得多。我们祝愿她永远像今天一样乐观、坚强。
　　王菲坦言，没有想到自己也能有机会在“请医生说说心里话”这个栏目里倾吐自己的感受，“在这个栏目里，那些前辈医生的文章我都拜读过，也让我一次次感动。或许，今天的我还没有那么丰富的经历，讲不出那么多难忘的故事。但我想，经过努力，我们这一代人也一定会像他们一样，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本报记者 陈海波）（来源：《光明日报 》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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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请医生说说心里话（十）：转向人文医学是当务之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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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小儿外科之父”张金哲 郭红松绘
　　8月19日晚9时许，9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小儿外科之父”张金哲先生用电子邮件致信本报编辑部，写下了他对“请医生说说心里话”栏目的感想，并由此回溯了医改的缘由和当前医改应着力的三个方面。寥寥数言，娓娓道来，却令人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之感。所引例证，点到为止，却切中肯綮，胜似千言万语。先生殷殷之情，令人感佩。不敢私存，特与读者分享。——编者
　　光明日报《请医生说说心里话》，让人们得以了解各个行当的医生们在当下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内心感受。医患之间彼此尊重，当从了解、理解开始。同时，医生们的倾诉，也透露出一些共同性的问题。化解目前日益增多的医患矛盾，一方面需要医患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一方面也有赖于医改的持续深入。
　　医患矛盾根源是看病贵、看病难，看不好、不满意。如果看病不要钱，把病治好，什么意见都没有了。
　　然而，深奥是医学的特性，至今还搞不清为何“人有旦夕祸福”，由此造成了它的神秘性，并进一步发展为特有的强霸性——只能听大夫的，有意见也必须服从。有史以来，从巫医而发展为神秘行医模式，医生宣布诊断和医嘱，病人绝对服从。现代科学依靠实验，又把医学推向生物医学（因为不能用人做试验），使医学迅速发达，连心脏都可以换。但正因为都是动物试验，忽视了人的特点，特别是儿科，婴儿不会说话，和处理试验动物一样。由此形成的生物医学观点，统治了几百年的现代医学。
　　现在是信息时代，神秘行医模式受到冲击。医事法律明文规定了病人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医学模式向人文医学转变——人们要求循证医学和透明行医。但百年生物医学观点统治，不可能立即转变，矛盾逐渐激化，于是提出医改。
　　医改，应改革的有三个方面：医疗技术方面、医疗观点方面和医疗管理方面。
　　所谓医疗技术方面，就是要求把病治好。但可悲的是，医疗技术被垄断资本所利用，一心发展昂贵的医疗方法，借着医学的强霸性，再昂贵你也要购买，多快好省已无人提及。这是看病贵的真正根源。
　　所谓医疗观点方面，最典型的如儿科陪住问题。谁都知道孩子离不开妈妈，孩子病了更需要妈妈。但是儿科医护多不支持陪住，更反对家长参与医疗。其观点依据是，妈妈对医疗的作用，没有动物试验的根据。
　　现在，我国的医改重点在医疗管理方面。人不患寡而患不公，我国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乃至特需的猫腻，都是矛盾。香港看病一律免费，连吃饭都管。他们的医患矛盾就少，未闻有“杀医砸院”的新闻。
　　医患关系的扭曲很复杂，彻底解决需一定的时日和条件。
　　医疗是高科技、高风险、高奉献的服务行业。病人（包括儿科的患儿和妈妈）是必须尊重的服务对象。世界各国对医生也都很尊重，医生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也较高。反之，互不尊重，必然矛盾日深，甚至恶性爆发。当务之急，医生能做的是积极转向人文医学观点，检查自己的服务观、人生观、世界观，从我做起改进医患关系。（来源：《光明日报》日06版）
这就是如今医生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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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正能量的信息是永远不会进入各大门户网站的，但这些网站又是现在老百姓最常获取信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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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医生面面观！
满腔热血学术学会！
当了医生吃苦受罪！
急难险重必须到位！
上班下班终日疲惫！
工资不高还要交税！
从早到晚比牛还累！
一日三餐时间不对！
一时一刻不敢离位！
下班不休还要开会！
迎接病人让人崩溃！
天天学习不懂社会！
晋升职称回回被退！
百姓还说我们受贿！
青春年华如此狠狈！
襄中羞湿见人惭愧！
医生真的如此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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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途艰辛，跋山涉水，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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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医者我想都是想医好每个患者，再考虑经济问题，医药费用不是医生定的，社会贫富差距，病种不同，政策硬规，让医生的抉择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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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给医路一盏明灯，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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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感觉用这种方法来改变医疗环境没有大家都辞职来的快点叫不破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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